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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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第1篇
【關鍵詞】非遺文化；傳統傳承；媒介融合；黃酒技藝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40-03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媒介融合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熱點與前沿課題。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及其對內對外傳播過程中，在口頭傳承、實物展示、親身實踐和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傳播技術與媒介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協同的傳播效應。為此，本文將選取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非遺文化傳播中的傳統傳承與媒介融合的理論問題。
一、黃酒技藝：作為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活體媒介，中國憑借其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浙江省人杰地靈，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浙江省的項目數量位居榜首。近年來，浙江省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被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酒文化無疑具有較高的世界公共認可度，而產自中國的黃酒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在黃酒當中，以紹興產的黃酒最為悠久有名，不僅具有廣泛的市場認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藝，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續的技藝傳承。其中，“紹興黃酒釀制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紹興花雕制作工藝”則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前者系黃酒本身的釀造技藝，而后者主要表現在黃酒外包裝上的繪畫雕刻設計等工藝，這表明紹興黃酒不僅有內涵之質，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傳統傳承：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日常形態與媒介影響
在國內外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紹興黃酒文化得以傳承傳播，其實與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方式息息相關，也與傳統媒介的傳播有著密切關系。紹興黃酒技藝能夠得以保護、流傳和不斷優化改進，不僅由于它的產品本身深受消費者的喜愛，還與黃酒傳統的廣泛的傳播方式有著深切的聯系。與黃酒技藝有關的宣傳、普及融合了各種傳播媒介，形成隱性傳播與顯性宣傳互相作用的傳播模式，使得黃酒為中國百姓所熟知，黃酒文化、黃酒技藝也借此得以傳承傳播。經過考察分析，其傳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傳統酒俗與日常生活消費進行傳播。紹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古老城市，它的風俗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這種地方特色的重要內容。在紹興，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與酒發生聯系，寄托著當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頭酒的傳統習俗。當孩子滿月時，要剃頭，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擺酒宴請，還要向鄰里親友分送染成紅色的“紅雞蛋”等。在拜過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發師用一盅酒代水，給嬰孩潤發，然后剃“瓦片頭”。接著就是親友輪流抱過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頭酒”。與此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得周酒”，即孩子長到一周歲，同樣得辦酒席，以款待親朋好友。還有壽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紹興酒俗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女兒酒”，又名“花雕酒”。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女兒酒為舊時富家生女、嫁女必備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兒時，就釀酒埋藏，嫁女時就掘酒請客，形成風俗。到后來，生男孩子時，也照樣釀酒埋酒，盼兒子中狀元時慶賀飲用，又叫“狀元紅”。可見，在紹興，酒俗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黃酒成為當地人的日常消費品，其傳播的主要方式為人際傳播、口碑傳播和群體傳播。
（二）借助言傳身教的知識傳承與親身實踐。“紹興黃酒釀制技藝”主要是借助師傅帶徒弟式的言傳身教進行知識傳承。根據2010年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專訪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省級傳承人潘興祥的解說介紹，盡管目前已經有了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是在釀制過程中，還需要有經驗的師傅把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所謂的“開耙”，他反復演示和操作，初看起來很輕松，但是經由潘師傅現場講解起來，開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別細膩，不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點，還有手感溫度、抓握起來的粘度等，都需要師傅的準確把握，一個酒廠里面，往往僅有少數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訣。另據2011年12月9日《紹興縣報》頭版報道，當年87歲高齡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被譽為中國“黃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紹興酒有限公司的釀酒車間，為新釀手工黃酒開耙，并向釀酒師傅們傳授開耙技藝。這說明傳統的手把手傳授，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傳統價值。學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脫離長期的親身實踐和持續的熏陶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隱秘的傳播方式，還是心口相傳和體驗學習過程。當然，現代的傳播媒介已經可以將影像完整記錄下來，但可記錄的形態并不一定都可復制、可實用，內在的精髓難以僅僅借助媒介傳播而完全傳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傳統媒介的信息傳遞與文化傳播。在新媒體和融合媒體出現之前，黃酒文化必然借助傳統媒介進行傳播，在當今，這種傳統媒介依然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書籍對酒文化的傳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國有著獨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國人對酒的熱愛與講究，各種與酒相關的書籍、書中與酒相關的橋段不勝枚舉，黃酒文化得以在各類書籍中散發魅力，而其背后的黃酒釀造技藝、花雕制作工藝也得到無形的傳播。對酒文化的介紹比較有意趣的書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攜楊早博士編選的《酒人酒事》[1]，書中有多篇涉及黃酒文化的記錄，多為文人軼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發二級傳播，從而形成較好的口碑效應和文化影響，同時此類作品適于對黃酒品牌進行二次傳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對于黃酒文化傳播起到重要影響的是報刊，作為傳統的大眾媒介，報刊的文字圖片傳播具有便于閱讀檢索和便于攜帶投送等特點，是酒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載體。例如，《錢江晚報》《紹興日報》《紹興晚報》《華夏酒報》等報紙長期以來持續關注紹興黃酒文化的各類活動，關于紹興黃酒本身的介紹有文章《持蟹飲酒，紹興黃酒是絕配》等；關于黃酒文化活動介紹方面則涵蓋黃酒節開幕、黃酒博物館開放等；關于黃酒產銷方面則有《紹興黃酒戀上“創新營銷”》等。除此之外，這些傳統媒體還致力于保護黃酒品牌，澄清輿論，在黃酒釀造用水遭受公眾質疑時，《浙江日報》等主流媒體發文《紹興黃酒可放心飲用》以撫人心。再如，一些黃酒生產企業也辦有自己的企業報刊，具有傳播黃酒文化和提升黃酒制作技藝的潛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獻文檔價值。中國紹興黃酒集團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龍山）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家黃酒生產經營企業，該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為一個月，發放方式為在固定的高消費酒店進行免費發放；該公司還出版《古越龍山報》和《古越龍山》電子雜志，該雜志的封面口號即“讓世人了解黃酒，讓黃酒走向世界”，這恰恰體現了一種傳承傳播黃酒文化的使命與責任。
三、媒介融合：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數字化、參與性及產業化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中，當前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了數字化的新媒體傳播手段，例如運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可以獲取與傳播相關的歷史資料和數據信息，運用影像技術、動漫藝術可以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細節和工藝過程等，可以給人以惟妙惟肖、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研究者在借鑒國內外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從“產業化、數字化、規范化、傳承化”四個方面提出了“構建出科學、可行性較強的紹興黃酒釀制技藝傳承與發展模式”[2]，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過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發展趨勢。
所謂媒介融合，其實它作為新聞傳播學和媒介研究的一個學術術語，主要是指“在數字技術推動下，不同媒介生產者、內容、渠道、接受終端之間，傳統邊界日漸模糊、趨于融合的軌跡日益清晰的現象和過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類型包括：“媒介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4]（P5-6），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當中，由于越來越多地采納新技術，事實上也呈現出媒介融合傳播的趨勢，為了便于討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互相關聯的三個層面。
（一）數字化與影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基礎。數字化，實際上將各種信息資料都變成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在計算機中進行制作交換的基礎信息，不論是文字、圖片、符號還是影像、音響、音樂、動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這其實也是媒介內容融合的一個基礎。數字化傳播技術意味著傳受雙方可以清晰地傳遞各類精準信息，在內容平臺上達到了某種融合共通。對于黃酒技藝方面的信息，數字化記錄可以做到將非遺文化傳承人的各種動作、形象、語言及姿態等都保留下來，還可以通過動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識點，讓人們易學易記，獲得直觀印象。
對于黃酒文化的各種儀式和相關釀制活動，也可以通過數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記錄保護，或者制作成紀錄片，拍攝成電視劇、電影引起大眾的關注、了解、喜愛乃至吸引后繼者的努力學習傳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國》中就有拍攝到黃酒釀制技藝在食物轉化過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說辭寫道：“立冬的清晨，紹興的天空開始下起小雨，這對釀酒師傅們來說是個好征兆。酵母菌喜歡江南冬季，這種綿長而又不劇烈的冷……每一年的儀式都是釀酒師們對自然表達的一種尊重。紹興的黃酒冬釀即將開始。”這里面就有種文字之美與影像之美的內在融合。此外，還有浙江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千年陳酒》，著名編導劉郎在片中根據紹興黃酒的釀造工藝流程，精心設置一條明晰的主線：原料糯米經過篩選、浸米、蒸飯、攤冷、落作（加麥曲、淋飯、鑒湖水）、主發酵、開耙、灌壇后發酵、榨酒、澄清、勾兌、煎酒、灌壇陳釀（3年以上），即為成品酒；同時他又將紹興黃酒文化作為一條副線，依次展開敘述紹興千年的歷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勵軍士的越王，有蘭亭的“曲水流觴”，有沈園的借酒澆愁，還有當地酒俗、紹劇風韻，以及魯迅、秋瑾、徐錫麟等人的典故。這也是在內容層面的傳播融合，即將工藝技藝與歷史文化的貫穿融合。
（二）參與性與儀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動力。參與性是指在內容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要讓廣大的受眾、消費者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在互聯網上有著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原創內容，就體現了廣大網民的參與性，這種自主自在的表達，所創造出來的內容，可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介融合傳播創造價值。第一，用戶可以將其參與（包括飲酒、自釀酒、學習體驗釀酒技藝、學習體驗花雕工藝）的內在體驗進行充分的表達，這樣，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與文化的傳承傳播，讓更多的人獲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對具有某種隱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更大開放度的接觸，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間得以親自體驗。例如，在中國黃酒博物館中，據筆者訪談，相關負責人說，目前已經在博物館中展示紹興花雕制作工藝過程，游客可以近距離親身感觸到工人在繪制雕刻的細節，看到灰壇、瀝粉、油泥堆塑、彩繪裝飾等工藝環節。同時，黃酒博物館還將增加具有吸納游客體驗參與的傳統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的生產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撲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產過程；第三，營造儀式化的傳播空間，形成更為鮮活生動的傳播場域，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際，15家紹興黃酒企業代表舉行盛大儀式共慶冬釀，按傳統之儀恭請酒神，誦讀祭文，上香祭拜，其辭曰：“……稽山青青，朝暉夕映，三十六源，萬壑歸流。良心釀酒，神靈昭鑒，團結攜手，黃土變金……”在這個過程中，媒介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也產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儀式與盛大集聚的戶外場景在更高層面和更大空間形成了文化意義的融合升華。
（三）產業化與互聯網+――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當然，最為重要的且能將技術技藝完全落到實處的是產業化，即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當作一項可以贏利、可以創造新價值的產業活動，將其納入到健康有序的經濟軌道當中，使其通過商業化運作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電視劇《女兒紅》2015年9月在紹興開機拍攝，希望或許能帶來如同韓劇帶動韓國飲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應，帶動酒文化和黃酒飲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為火熱的“互聯網+”概念也將助力黃酒文化產業化。例如，可以通過“眾籌”和互聯網金融的方式，獲得民間資本的青睞，從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項目當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設“特色小鎮”的戰略規劃，“以新理念、新機制、新載體推進產業集聚、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第一批37個小鎮名單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黃酒小鎮”，即紹興東浦鎮。這將為黃酒文化產業化帶來新的契機，不僅包括黃酒酒業本身的發展，還有以黃酒文化為引領的旅游、休閑、養生、健康、創意、設計等多方位的協同發展創新，這就可能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即綠色、生態、共享、融合的文化傳播與社會創新。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黃酒技藝的傳承傳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深刻辯證關系，即一方面傳統文化禮俗、日常生活生產方式和傳統媒介傳播依然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數字化、影像化、動漫化等新技術又不斷滲透到非遺文化傳播過程當中，在內容生產、渠道建設和終端呈現中形成不斷的媒介融合趨勢，并且在文化產業化過程中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傳承傳播形態，同時吸引更多的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從而在更大的社會空間中創造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黃酒文化和黃酒技藝的傳承保護，一旦能夠在浙江省政府引領的特色小鎮或者創意文化小鎮的建設中，得到落地開花，則有可能形成新的傳播媒介空間形態和創意文化產業形態，這一點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觀察研究。無論如何，在非遺文化傳播中，多種媒介的融合發展，傳統傳承與時代創新密切結合，必將開辟出越來越寬廣的發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參考文獻：
[1]夏曉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鄭燕飛，沈磊，李博，孫東芳.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模式――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J].現代商業，2014（36）.
[3]邵鵬.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生產[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
[4]蔡雯.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廖衛民（1971-），男，浙江平陽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傳播理論、新媒體、網絡傳播、文化產業等；
高 晶，張澤茜，景 歌，均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傳播系本科學生。
基金項目：2014年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新苗人才計劃）項目“非遺文化傳承保護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傳播影響：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編號：2014R406065）；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第2篇
[1]1.1藝術魅力感召作用
作為文化藝術展演策劃的一種，非遺文化藝術文化遺產展演策劃，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在展現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時，實現這類珍貴文化藝術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結合。體現在兩個方面：特色藝術魅力整合策劃感召。即把某種非遺文化藝術遺產項目中所蘊含的各種特色，經過現代化的編排整合，使其具有現代社會的時尚氣息，在引發人們關注的同時，感召人們積極地嘗試以豐富個人與所在區域的文化生活。如針對蒙古族長調民歌專項展演的策劃，把長調在蒙古族歌曲中運用的優點都用起來，讓人們充分見識其形式與內涵豐富性等，推動人們積極地模仿、學習與創新等。特色藝術魅力拓展策劃感召。即針對某種非遺文化藝術遺產項目的某一種或某一個魅力元素等，進行內容豐富性展演策劃，實現創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們積極地欣賞與學習。如針對皮影戲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讓人們對充滿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過程有著更加詳細地認識，如選皮、制皮、畫稿、鏤刻與敷彩等過程，驅動自己從個人知識與技能出發加強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專項功能群眾需求性滿足吸引
由于非遺文化藝術遺產是特定地域的人們智慧與文化的傳承和積累，其得以產生和豐富發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種功能對群眾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滿足意義。在實際的展演策劃中，可以抓住兩個要點切入：群眾健身滿足策劃。即充分開發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的表演性，尤其運用其表演的美與魅力，讓人們積極地加入與行動起來，實現對某項技能的學習，達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滿足。如通過井陘拉花的展演，引導人們“把井陘拉花改編為大眾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疇之中”[1]，則具有傳承、保護與促進參與者身心健康發展的多重功效。群眾娛樂滿足策劃。即在展現策劃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娛樂元素，實現人們在欣賞與學習中的身心放松。如針對鳳陽花鼓的展演策劃，就可以充分運用動感的氛圍，策劃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戲謔性的擊打動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員表演等，達成人們欣賞過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適應性熏陶
根據文化藝術展演服務的對象性，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的展演策劃就要首先在確保文化適應性的基礎上，來完成對受眾的教育與引導。在實際的策劃實踐中，有兩種路徑：地域文化特色適應性策劃。即在展演策劃中盡可能地發現與創造非遺文化藝術遺產與受眾所在地域文化的結合點，從文化藝術遺產自身的親和性出發，吸引更多的群眾關注，激活更多的參與與創造。如黃梅戲在蒙古族馬頭琴音樂故鄉展演時，可以在黃梅戲戲曲中加入馬頭琴的元素等，以此實現不同文化遺產之間的交流和碰撞，激發創新的靈感。群眾文化心理適應性策劃。即在展演策劃之初，就首先從群眾對非遺文化藝術遺產興趣需求、個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發，做出具有針對性的策劃，實現非遺文化藝術遺產對群眾最直接地滿足。如非遺聊齋俚曲進鄉村的展演策劃等。
2非遺文化藝術遺產展演策劃類型
作為一種展演，既具有非遺文化藝術的傳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遺文化藝術為載體的表演，讓人們通過直觀的視覺、聽覺與其他的具象共鳴，實現人們內驅性地學習、活動參與及創造性豐富。
2.1非遺文藝展演
根據當前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的性質不同，演出組織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兩類：單項非遺文化藝術遺產專項展演。主要指那些無論從外在形態、內容與發展都比較成熟的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種類。在當前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有戲曲類、樂器演奏類、舞蹈類與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質的活動（如舞獅舞龍等），他們都能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在特定的主題下對群眾開展相關的文化藝術教育，如昆曲的專項演出，讓群眾在欣賞活動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術，以及其中曲詞和行腔，并會根據自己對其他戲曲種類的了解，展開對比性地學習，實現展演傳播的目的。多種非遺文化藝術遺產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種科學性的程序，把多種非遺文化遺產組合起來，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與傳播的功能。如把貴州侗族大歌、廣東粵劇、剪紙、皮影戲與朝鮮族農樂舞等，按照某種內容主題編排成一場文藝演出，實現對群眾全面性教育與非遺文化藝術傳播。
2.2非遺大眾性推廣
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的大眾化推廣，其以常態性展演為基本的路徑。因而，在實際的策劃中有兩種常見的形式：非遺文化藝術旅游對接。即“與地方旅游業進行有效對接”[2]，把各地非遺文化藝術遺產創作成某種可以循環展演的旅游產品，開展常態性的演出活動，讓所有的游客通過觀賞等活動，都能接受到這種文化藝術的教育與學習相關知識。如貴州旅游可以欣賞到侗族大歌等。非遺文化藝術傳媒制作。即把各種非遺文化藝術遺產統一整合起來，運用一定的科學順序進行編輯性再創作，或制作電視記錄節目，或“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信息平臺”[2]，讓人們根據自己的喜好等，自由地開展此類知識的學習與文化藝術的欣賞等。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遺產網的創辦等。通過這些常態性且喜聞樂見的展演形式，且進行不同創意的策劃，會以更多創新的形式出現，實現傳播、教育與創新的內驅作用。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第3篇
一、移動學習時代下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的新變化
(一)移動學習的內涵
當前圖情節對于移動學習的概念尚未有統一的界定，但從相關學者的研究與實踐中可以總結出移動學習的內涵:其一，突破時間與空間的新型學習模式。在我國社會步入移動學習時代以前，圖書館就已經開展了讀者教育培訓服務，但需要讀者共處于圖書館所創設的現實性學習空間之中，一方面，傳統的學習模式不能保證讀者的全員參與，部分讀者可能在路程、時間等多因素的限制下缺席線下學習;另一方面，此種傳統的教育培訓模式具有時間限制性，讀者錯過此次學習機會后就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等待下次學習機會。由此可見，傳統圖書館教育培訓具有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性。而移動學習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形成教育培訓“擬態空間”，讀者僅憑借一部手機、一臺電腦即可完成學習，因此移動學習一種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的新型學習模式;其二，可滿足讀者個性化學習需求的學習平臺。學習資源數據庫、網絡系統、多功能教育培訓模塊構成了移動學習平臺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可滿足讀者多元化學習需求;其三，可幫助讀者達到預期學習目標的多元化服務。圖書館通過多元化服務促進讀者與信息之間的交互，繼而幫助讀者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二)移動學習時代對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的新要求由上述內容可知，移動學習是對圖書館提供的傳統教育培訓服務截然不同的讀者自主學習模式。基于此，移動學習時代必然會為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帶了深刻的變革。其一，讀者信息獲取形式變化對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空間的新要求。移動學習時代，讀者傾向于在網絡上獲取學習資源，這就要求圖書館加快數字化資源的轉化速度，搶先占領網絡教育培訓高地;其二，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對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方式的新要求。移動學習時代下，便攜、容量大、支持多類型資源播放的iPad、kindle等移動閱讀設備改變了讀者的閱讀習慣，這就要求圖書館豐富教育培訓服務方式，滿足讀者多元化學習需求;其三，讀者知識更新速度的提升對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理念的新要求。移動學習時代加快了讀者知識的更新速度，為此，圖書館需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將教育培訓延伸至讀者觸手可及的地方，并為其提供更為豐富的學習資源，繼而實現圖書館教育培訓服務的泛在化。
二、移動學習時代下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的創新途徑
(一)提高圖書館館員服務意識及能力
移動學習時代對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范圍、內容、方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圖書館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的執行者，圖書館館員的職業態度、精神、綜合素質、信息素養、互聯網及大數據思維將會直接影響讀者教育培訓服務質效。為此，圖書館要加強對館員的培訓，提高其服務意識與能力。例如針對當前的媒介融合發展形勢，圖書館可以開展“新媒體信息制播”專題培訓活動，請新媒體平臺上的“大V”講解新媒體信息傳播的特點、新媒體信息制作的技術等，并構建理論+實踐培訓模式，請館員結合所學知識與技能嘗試將其所錄制的讀者培訓講座視頻上傳至新媒體平臺，培訓教師從該新媒體作品的標題、內容等各個方面對其作品進行分析，以加深館員對新媒體的認知，繼而提高其利用新媒體創新讀者教育培訓服務的技能。同時，圖書館要注重對館員職業道德的培養，繼而構建一支高素質、高技能的讀者教育培訓隊伍。
(二)以讀者需求為核心開發數字化文獻資源
讀者需求是創新圖書館教育培訓服務的最大驅動力。移動學習時代下，圖書館要致力于為讀者提供全面化、個性化的教育培訓服務。為此，圖書館首先要全面整理當前現的教育培訓文獻資源，并做好分類與研究工作，已明確自身的資源優勢。其次，整理移動學習平臺上登記的讀者信息，了解其年齡、職業特征、所瀏覽及檢索的文獻，利用大數據進行讀者教育培訓服務需求“畫像”，初步掌握讀者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技能、閱讀方式習慣、閱讀實踐等，通過對比現有文獻資料及讀者“畫像”了解館內資源的不足之處。最后，以上述分析結果為基礎構建圖書館教育培訓資料數據庫，將館內檢索、閱讀數量最多的紙質資料轉化為數字及電子資料，針對館內資料不足的問題采用線上+線下融合方式廣泛開發文獻資源，將圖書館打造為“地面+云端”立體化資源平臺，并將資料管理系統與數據庫系統相連，管理人員可實時了解讀者對數字化文獻資源的使用情況，繼而為其補充、更新、整理教育培訓資料提供真實的數據基礎。
(三)以移動學習平臺為依托提高服務質量
當前大部分圖書館都構建了移動學習平臺，但其中存在功能設計不完善、內容龐雜且檢索困難、互動性較差的問題。為了提高讀者教育培訓服務質量，建議圖書館改進現有移動學習平臺。首先，在移動學習平臺中嵌入學習指導模塊，清晰列出移動學習平臺使用方法、圖書館功能分布和利用、圖書館資源查詢及檢索方式、計算機操作與設備使用方法等;其次，利用虛擬現實技術拓寬教育培訓服務范圍。通過設置虛擬館員實時在線解答讀者的問題，并智能化生成讀者學習需求文獻清單，例如讀者想要了解“PLC技術”相關知識，“虛擬館員”系統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列出讀者可能需要的數字化文獻:PLC自動控制技術、PLC自控技術與變頻器、PLC網絡構建等，以縮短讀者檢索文獻的時間。圖書館也可根據對讀者需求的調查設置平臺功能模塊，核心目標在于應用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顛覆性技術增強讀者的學習體驗，繼而提高讀者對圖書館的依賴程度。
(四)借助新媒體平臺構建圖書館宣傳矩陣
新媒體自誕生以來，憑借其信息內容的豐富性、信息傳播的實效性、信息形式的創新性迅速占據媒介市場大量份額，獲得極強的競爭優勢。圖書館可以借助新媒體平臺的影響力構建宣傳矩陣。利用新媒體的前提為了解不同類型新媒體的特點。例如“抖音”平臺信息傳播以短視頻為主，圖書館可以館內環境為主題制作“快閃”視頻，在僅一分鐘的視頻中彰顯圖書館的時代性特征，以環境吸引讀者的關注;“微博”平臺具有互動性的特征，支持讀者的評論、發表觀點，為此，圖書館可借助微博超話向讀者提問:“說說你對當代圖書館的‘不滿’”，讀者在該微博下放的評論即體現出其對圖書館服務的新要求，圖書館可整合讀者評論并結合自身發展實際情況對館內各個方面進行優化;“微信”平臺信息以圖文為主，圖書館可制作“圖書館發展史”圖文作品，以向公眾宣傳圖書館一直以來“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繼而增強讀者對圖書館的認同感、信任感。除此之外，圖書館也要充分發揮文化育人價值，通過與當地文物所、博物館合作開展豐富多彩的線下文化活動，例如在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圖書館可向當地文物所了解當前所內已立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并從博物館獲取手工制品、舞蹈、歌曲等照片，通過在室外搭建展臺，在館內擺放非遺文化陳設營造出濃厚的文化氛圍，并以非遺文化冊、各類文化的介紹書籍吸引讀者，使讀者切實感受到非遺文化的魅力，繼而形成保護、傳承非遺文化的意識。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第4篇
一、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檔案特性
1. 原始真實性。民間文學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種由勞動人民口頭創作，在民間廣泛流傳，反映勞動人民社會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頭語言藝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文學，是需要保護和傳承的文學藝術，它蘊含著真實的社會生活內容，積淀著不同時代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如《白蛇傳傳說》、《董永傳說》、《孟姜女傳說》、《梁祝傳說》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也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起源于唐人傳奇的《白蛇傳傳說》它不僅是遠古神話的投影，更蘊育著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號，真實地融入了封建時代社會民俗信仰，圖騰崇拜，也真實地反映了老百姓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和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這種民間文學具有典型的民間地方特色和時代烙印，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封建社會生活形態的重要依據。
2. 藝術形象性。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都是通過某種特定的人、物或事來傳遞思想感情，通過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意識形態。藝術形象也是民間文學傳承下來的一種重要載體。通過對形象的塑造，人們可以傳遞各種形式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各行各業的民間藝人，更是愿意借助這種文化故事，表現出藝人的技藝和精神世界。如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以民間故事為藍本的藝術品，如清康熙年間的《白蛇傳》五彩盤，浙江省工藝美術大師羅啟松的翻簧竹雕《盜仙草》等。這些工藝珍品傳遞的不僅僅是藝術美感，更多的是一種文化信息。
3. 成套性。圍繞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產出一系列的記錄，這些記錄在檔案學范疇中，可以稱為檔案文獻。檔案文獻可以是與主題直接關聯產生的，如文本、手稿、影視、形象藝術品等，如天津楊柳青年畫《白蛇傳》、惠山泥人《斷橋》、淮劇《白蛇后傳》唱片等；可以是與主題間接影響形成的，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民間藝術大師資料；也可以是開展一項主題活動形成的，如申報的文字材料、研討會資料、活動過程的照片視頻等資料。這些檔案文獻可以系統地收集，形成成套的檔案。
二、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檔案管理
1. 思想重視，經費保障。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離不開政策的扶持。近幾年，國家文化部門非常重視對民間優秀文化藝術的保護，當然也包括民間文學，尤其是將一些民間優秀的、歷史的、凝結民眾智慧的詩歌、傳說等民間文學囊入非物質文化保護行列，為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了堅實的后盾。在保護的過程中，離不開經費的保障。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有相關的各類檔案文獻遺產需要有庫房的存管，需要展覽空間的展示等。從事檔案文獻遺產保護的人員需要經費開支。對民間文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類研究，展開一項主題文藝創作，亦或是一次主題展覽都需要充足的經費保障。
2. 建立檔案文獻保護組織。民間文學發生地、發展地、傳承地往往多地分布，或由于文化趨向性不同，同一民間文學所產生的檔案文獻可能也分散于各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館、檔案館等不同的文化部門。如《白蛇傳》起源于杭州西湖，發展于江蘇鎮江，很多珍貴的資料散存于江蘇、杭州的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等文化部門。這種分散性不利于民間文學的傳承和保護，所以需要建立專門的保護組織。可以進行系統的管理，開展科研、交流活動，為民間文學保護提供有效的決策服務。
3. 加強宣傳，穩固群眾基礎。在市場經濟體制主導的今天，任何事物的發展如果不為大眾所知，在歷史的洪流下，遲早會被淹沒消殆。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不僅需要通過各種精湛形式表現出來，更需要加強宣傳，讓這些民間優美的傳說故事走進千家萬戶，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宣傳的方式可以多元化，如創作影視劇就是非遺文化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自1926年第一部上海天一電影公司出品的《義妖白蛇傳》出品以來，歷年來各種版本的與白蛇傳相關的影視劇多達十幾部。除早期版本由于歷史原因已很難尋覓，大多經典的影視劇深受老百姓喜愛，可以通過反復的展示這些經典影視作品，將這些民間文學所蘊含的文化精髓傳承下去。
4. 加強文化藝術交流。開展文化藝術交流，是促進文化藝術發展和提高文化藝術水平、活躍群眾文化生活的一種重要手段。交流形式有舉辦文化藝術展覽，舉行文藝演出，舉辦研討會等。2012年，由杭州市和鎮江市兩地合作，在西湖博物館舉辦“千年等一回白蛇傳民間藝術精品展”，借助這次展覽活動，在媒體上征集有關的文化遺存，征集了大量相關的珍品，如民國的義妖傳讀本、火花、唱片等。通過征集、展覽形式，進一步促進非遺文化互動，強化《白蛇傳傳說》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5. 建立檔案數字庫。根據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套性特點，可以對每一項民間文學建立一個獨立的數字庫。一方面任何文化遺產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都需要借助載體才能被記錄下來即檔案文獻。檔案文獻由于載體本身材質的限制，想要永久保存是很難滿足的。這就需要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將這些檔案文獻轉化為數字形式，以滿足長久保存的要求。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數字庫，將成套的數字化檔案文獻分門別類地儲存于同一數字庫系統中，可以更系統、更直觀多維地獲得文化信息。
參考文獻：
[1]陳華文.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集刊. 學苑出版社2011.
[2]周耀林. 檔案文獻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非遺文化數字化傳播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館 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
一、文化館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現狀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要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包括：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傳統體育和游藝;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①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客觀認識歷史、開展文化創新、保護文化多樣性等有重要意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以及人民意識形態和觀念的轉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正受到威脅，大批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遭受破壞，甚至瀕臨滅絕，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刻不容緩。
（二）文化館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要內容
文化館主要圍繞國家提出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工作方針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1、普查與申報。普查摸底是開展非遺保護的基礎性工作，主要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進行調查，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并建立完善的檔案和數據庫。在此基礎上，通過整理、撰寫資料，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傳承人進行申遺。
2、搶救與保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研究員劉錫誠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歸根到底，是對傳承制度、傳承環境和傳承人的保護”②。對于瀕臨失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開展搶救性保護工作。通過開展科學記錄、鼓勵傳承人帶徒傳藝、舉辦非遺文化表演、展覽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3、傳承與發展。文化館主要采取開展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舉辦各類活動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研究等手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工作。在尊重非遺文化的自然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科學合理有效開發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文化館在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一）保護意識不強
當前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人絕大多數是老一輩觀念保守的老人，他們對政府對非遺文化保護政策不了解，對非遺文化保護缺乏深刻認識，思想上顧慮重重，難以將技藝發揚光大。另外，人們普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淡薄，忽視對非遺文化管理和傳承的現象嚴重，使得文化館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困難重重。
（二）專業人員缺乏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非常復雜繁瑣，加上非遺文化自身的復雜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人為損壞，挖掘、收集、建檔、開發保護等工作均需由專門機構和專業人員完成。雖然很多地方已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但專業人員非常少。如河源市多個縣區設立了非遺保護中心，但均僅有一名編制，非遺保護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館臨時負責保護和實施工作，且多數文化館業務干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為半路出家，缺少專業的知識和專業水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
（三）缺乏經費支持
由于歷史原因，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分布在農村地區，對它們的普查、建檔、保護、傳承以及研究、開發都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經費欠缺嚴重制約了普查和保護工作的開展。如河源市和平縣由于非遺保護經費欠缺，自2007年至今只有21個非遺項目成功錄用為市級非遺保護項目，其中貓頭獅等2個項目錄用為省級非遺保護項目。
（四）傳承工作不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后繼乏人，一些傳統技藝面臨滅絕。當前傳承非物質文化的方式基本都是師傅傳徒弟的形式，傳承形式單一、范圍狹窄。在不能獲得國家足夠投資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項目傳承人對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動力不足。③
三、文化館如何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發揮作用
（一）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非遺保護環境
1、運用新聞媒體和自媒體進行非遺宣傳推廣。運用報紙、電視臺等新聞媒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進行宣傳，如2014年河源市和平縣文化館通過邀請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文明密碼》欄目組拍攝《席床生日節》、《貓頭獅》、《全牛宴》三個非遺專題節目，廣泛推廣了該縣代表性非遺項目，凝聚了社會保護非遺共識。同時，充分利用自媒體，通過建立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站、公眾微信、微博等普及非遺知識，提高群眾保護非遺意識。
2、積極組織非遺展演、展覽和交流學習活動。及時公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展覽、積極舉辦和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表演賽、文博會等活動，向群眾展現民間非遺的魅力，營造良好的文化遺產保護氛圍。
3、在開展挖掘、普查工作中進行非遺保護宣講。在開展挖掘、摸底普查工作的同時開展非遺文化保護意義和價值的宣講活動，讓傳承人和廣大群眾形成保護意識。
（二）加強隊伍建設，強化非遺保護工作基礎
1、建立保護機構，配置專業人員。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爭取地方黨委支持配置足夠專業人員，形成責任明確、運轉協調的工作機制。
2、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素質和能力。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和工作能力，有力推動保護工作的開展。
（三）加大經費投入，確保保護工作順利開展
1、加大資金投入。積極爭取政府和上級單位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資金投入，建議和爭取政府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納入財政預算。
2、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多渠道籌集資金，爭取政府支持，通過政策引導等措施，鼓勵個人、企業和社會團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行資助。
（四）建立傳承機制，形成規范非遺傳承體系
1、積極申報非遺項目和傳承人。認真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挖掘、普查和建檔工作，全和完善非遺項目傳承人的管理工作，積極申報國家、省、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和傳承人，確保各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薪火相傳。
2、組織幫助培養傳承人。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校園，把具有民間特色的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編入相關教材，邀請傳承人到學校開展教學活動，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學校教育是全民參與保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④另外，鼓勵和支持傳承人通過開展培訓班或興趣班等形式帶徒講習、傳授技藝，舉辦各類展覽、演出活動為他們提供展演平臺。為避免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斷層，建立一支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專業隊伍，使瀕臨滅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至于消亡，為傳承起過渡作用。
3、完善傳承人激勵機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根據需要，要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提供必要的傳承場所和經費。每年可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突出貢獻的傳承人給予適當獎勵。另外，我們可借鑒國外的做法，對具有重要價值的無形文化遺產的傳承者或保持團體授予“人間國寶”榮譽稱號并確定其責任和義務，獲得認證后，可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護和財政支持。⑤
（五）合理開發利用，促非遺文化可持續發展
1、發展“綠色產業”。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開發其潛能，發展“綠色”旅游產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包裝成體驗性、參與性和觀賞性的旅游項目，如河源地區可將客家山歌表演、特定節日的民俗表演等穿插在旅游景點中。
2、向知識產權轉化。通過對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入研究，編輯成冊，出版書籍。對歷史文化意義重大、代表性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戲劇、電影等拍攝，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成知識產權。
結語
我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國，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弱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任重道遠。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攻堅克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保護和傳承好非物質文化遺產。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條;
[2]張麗.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論文摘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2009（12）;
[3]王天祥，劉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策略和困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4）：P13;
[4]春潮.中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吉林體育學院報，2010（6）：P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