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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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馬來西亞，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轉型，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一。自1977年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馬來西亞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始終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線。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下，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自主創新能力缺失、人力資源發展遲緩、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等問題凸顯，“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為束縛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來，以新總理納吉布為首的新一屆政府采取措施積極，力圖重燃馬來西亞經濟活力，突破經濟發展瓶頸。
一、馬來西亞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二戰之后，世界上許多國家經過努力，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先后從低收入國家行列成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由于絕大多數國家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過程中，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原有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機制，增長陷入停滯狀態，人均GNI難以突破，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包括：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貧富分化嚴重；產業結構未能成功轉型升級，技術和知識貢獻率很低；金融體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場波動能力差；城市化問題嚴重；民主進程緩慢；腐敗滋長和權利尋租現象橫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國際公認成功跨越的國家和地區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而大多數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馬來西亞就是東亞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曾是東亞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甚至要比韓國更早一些。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資和技術發展勞動密集性產業，迅速走向工業化。1977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I就已經達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同期韓國人均GNI為930美元，屬于低收入國家。1995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4010美元，經濟發展進入中等偏上水平，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但由于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金融體系脆弱等因素，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緩慢。1998-2010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只有2.07%。21 世紀初馬來西亞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但只實現了經濟的溫和增長。200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韓國人均GNI的34.5%。 201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已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韓國人均GNI高達 19890美元，遠遠超過馬來西亞。
二、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在于經濟體經濟發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轉換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馬來西亞現行經濟發展中，收入分配結構、人力資源發展和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轉型形成了極大的掣肘，不消除這些掣肘因素，馬來西亞就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
（一）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導致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致使國內經濟轉型乏力
從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看，一國經濟起飛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當經濟發展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驅動力，擴大內需成為支持經濟增長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資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整個變化過程類似一條馬鞍型曲線，而消費率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演變過程，呈現出倒馬鞍型曲線。比如，1970-1990年，韓國投資率從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費率從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韓國投資率從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費率75.4%從上升到83.5%左右。從總體上看，亞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過程中，都伴隨著投資率的下降和消費率的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居民消費率普遍達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率僅維持在60%左右，仍未達到亞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費率水平。此外，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結構也不盡合理，馬來西亞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高達20%左右，而日韓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13%左右，和日韓消費結構相比，馬來西亞明顯是一個生存型的消費結構。
馬來西亞經濟增長未能成功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很大程度是因為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國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9年馬來西亞基尼系數為0.462，已經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是亞洲財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15%最富有的階層掌握了80%的社會財富，而85%的社會大眾僅僅掌握了20%的社會財富。15%最富有階層人均收入為36784美元，85%的社會大眾人均收入為 1623美元，兩個階層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馬來西亞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貧困線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之下，8.2%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農村貧困線以下。這種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容易激發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是社會不穩的根源，威脅馬來西亞經濟平穩快速增長。近年來馬來西亞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向高收入群體傾斜的趨勢，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例不斷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4-2009年馬來西亞20%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間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所以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上升所帶來的消費增加不足于彌補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下降所帶來的消費下降，結果導致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難以發展壯大，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缺乏驅動力。
（二）人力資源發展滯后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制約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馬來西亞曾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迅速走向工業化。隨著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馬來西亞國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勞動力成本也隨之上漲。在與中國、越南等低生產成本國家競爭中，馬來西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其產業國際競爭力也隨之下降。由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持續下降，馬來西亞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越來越困難。面對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和歐美國家的需求疲軟，馬來西亞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戰，由此馬來西亞進入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階段。
由于馬來西亞大部分企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長期被鎖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在技術研發和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缺乏比較優勢，使得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重重困難。目前馬來西亞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現行教育體制僵化過時，國內高端技術人才嚴重缺失。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馬來西亞人約為150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5.3%。這些移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人才流失。雖然馬來西亞對教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入，但馬來西亞教育體制僵化過時，被馬來西亞企業界批評教育內容嚴重脫離生產實際，產學脫鉤嚴重，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無法為市場提供所需要的技術人才和專業人員。馬來西亞現有人力資本已經到了極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馬來西亞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372人和44人，遠遠低于日韓研發人員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韓國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馬來西亞美國電子工業（MAEI）稱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面臨著工程師和技術員嚴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許繼續雇傭外籍員工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承認馬來西亞擁有嚴重的人力資本赤字。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研發投入不足，企業自主創新動力匱乏，研發能力薄弱。根據世界競爭力年鑒，2009年馬來西亞研發經費投入（R&D投入）約為11億美元，只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0.64%，遠遠低于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對RSLD的投入。2009年馬來西亞獲得美國專利和商標局（USPTO）授予的專利數僅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韓國獲得的專利數分別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馬來西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企業的技術自給率很低。馬來西亞的高新技術多半是由外資和合資公司掌握，而本土企業維持經營多是依靠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政策紅利，而不是依靠技術和研發水平的提高。高端技術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發能力嚴重損害了馬來西亞移動產業價值鏈的動力，嚴重影響了馬來西亞經濟結構升級轉換。
總體來說，馬來西亞如今在低端產業和初級產品生產加工方面，面臨著中國、越南等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受到了這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低端擠出效應。在高端產業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上，馬來西亞又難以在人力資本、產品質量、技術研發上和發達國家競爭。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瓶頸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經濟進一步增長，是馬來西亞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體制改革滯后和腐敗問題制約馬來西亞經濟增長
戰后馬來西亞的政治進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戰后到新經濟政策實施前（1971年）；新經濟政策實施（1971年）到改革運動興起（1999 年）；改革運動興起（1999年）至今。戰后到1999年是馬來西亞威權政體的形成階段，1999年改革運動興起標志著馬來西亞威權政治開始面臨轉型壓力。馬來西亞曾通過威權政體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完成國民經濟起飛。但當經濟發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馬來西亞仍繼續沿用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腐敗問題、權力尋租、市場行為扭曲現象大量浮現，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同時，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義和種族文化影響。這種族群主義對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十分明顯，因為這一主義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適時凌駕于其他族群之上，這嚴重破壞馬來西亞的社會民主和社會安定。比如，1971年頒布的新經濟政策就帶有明顯的種族傾向，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原住民優先政策。依照新經濟政策規定，銀行貸款、商業經營許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馬來人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國人的經濟比率調整目標。這項政策嚴重打擊了馬來西亞非馬來資本的生產積極性，造成馬來西亞大量私人資本出逃，嚴重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由于政府直接參與到微觀經濟運作上，導致馬來西亞出現金錢政治。
由于馬來西亞國內對權力缺乏堅強有效的監督機制，馬來西亞權力泛化濫用現象嚴重。腐敗掠奪和破壞馬來西亞的公共財富，使馬來西亞公眾利益直接遭受損失。在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敗印象指數排名中，馬來西亞腐敗印象指數（CPI）為4.3，世界排名第60，這是1995年以來馬來西亞貪污指數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稱，馬來西亞是除了中東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輸出國之外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統計，2000-2009年年間馬來西亞人均外流贓款為5320美元。同時，在馬來西亞權力作為要素流入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惡化馬來西亞整體經濟環境，嚴重妨礙馬來西亞私人資本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1-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其中，2010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私人部門投資水平的1／3，也是亞洲私人部門投資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馬來西亞工業化發展和城市化發展失衡，城市化問題凸顯
馬來西亞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馬來西亞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造成馬來西亞過度城市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城市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199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906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49.8%。200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145l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高達2051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亞洲開發銀行（ADB）預測2030年馬來西亞城市化水平將達到77.6%。過度城市化導致馬來西亞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撐，馬來西亞城市化過程中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收入問題以及住房問題凸顯。此外，過度城市化會導致城市發展與工業發展爭奪資源，反過來制約了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 三、馬來西亞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家的共同遠景指導下，馬來西亞采取一系列積極應對措施，試圖為馬來西亞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有利的制度條件。
（一）馬來西亞推出經濟、政治與社會轉型方案
為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經濟結構轉型，2009年以來馬來西亞政府相繼制定新經濟模式方案、政府轉型計劃，提出一個馬來西亞概念，試圖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結構轉換的因素。
在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為系統的當屬2010年3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的新經濟模式方案（NEM）。它集中體現了馬來西亞新一屆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針和經濟發展思路，并將成為指導未來10年馬來西亞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NEM的主體框架分為：三大發展優勢、三個階段目標、四種動力和八項戰略改革措施。其中，三個階段目標分別為：2020年人均GDP達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國家財富增長；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四種動力分別為：堅定的領導和政治意志力；動員人民群眾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動的推動力；在政策執行中不斷改進和提高政策的適應力。八項戰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營部門活力、培養高素質人力資源、提高國內經濟的競爭力、強化公共部門、實施透明和市場友好型的平權政策、知識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增長源泉和確保可持續發展。
2010年1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政府轉型計劃（GTP），GTP的宗旨及目標：公平對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權益將受到保護；以民為先，關注人民的需求；通過透明化與責任制，以績效為先。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個關鍵成果領域，即打擊腐敗，減低犯罪，減少貧困，提高教育，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領域。
2010年9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了一個馬來西亞概念，一個馬來西亞的宗旨是維護及鞏固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團結以面對各種危機及挑戰，這預示著馬來西亞政府將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團結和消除種族歧視，為新經濟模式方案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群眾基礎。
（二）重視人力資本發展，注重培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鼓勵技術研發
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在一個馬來西亞概念、政府轉型計劃和新經濟模式的基礎上推出了第十個大馬計劃。第十個大馬計劃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個理念是需要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作為支持的。新經濟模式中提出的12個國家重點經濟領域中，七個是高度依賴熟練勞動力的領域，如信息和通信技術、金融服務和電子電器產業。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過教育、富有創造性和創新精神的勞動力隊伍已迫在眉睫。馬來西亞政府提出未來將重點提高馬來西亞的勞動力質量。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將成為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重要辦法。為了吸引外國人才和扭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2011年1月，馬來西亞“人才公司”成立。該公司將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共同籌劃全國人才的藍圖，并且負責從學校教育到勞動力培訓的所有人才問題。這一舉措將提高馬來西亞經濟競爭力，幫助馬來西亞向高收入國家轉型。
馬來西亞在科技創新和研發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進展，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制約著馬來西亞經濟轉型。政府已經承諾將促進科技創新，鼓勵研發和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1992年馬來西亞成立科技發展公司，科技發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進馬來西亞國內對新企業進行投資，并且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研發。 2009年科技發展公司撥款1.43億馬元給95家企業，同時用3.50億馬元參股50多家企業幫助企業進行研發創新。另外，馬來西亞通過產業集群的方式鼓勵技術創新和研發。2007年開始，馬來西亞將生物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海洋和空間研究和科學技術服務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
（三）發揮私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步放寬對外國資本的限制
近年來，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不斷下降，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專注于為私人部門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發揮私人資本對馬來西亞經濟轉型的推動作用。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由馬華公會和戰略分析與政策研究學會合辦的華人經濟大會上說：“私人部門對2020年遠景規劃的項目和投資是必不可少的，第十個大馬計劃每年6%的增長目標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來推動，其中大部分資金將來自于一個更加有活力的私營部門。”2001年至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馬來西亞尋求在未來10年實現私人投資翻一番。馬來西亞政府智囊機構宣布政府核準的131個項目所需4440億美元總投資，其中的60%將來自私人公司，32%來自于政府相關公司和8%來自于州。和過去10年政府投資主導社會總投資，私人投資僅占總投資10%左右的情況相比，這將在根本上改變馬來西亞的投資格局。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馬來西亞近來放寬對外國投資的種種限制。2009年6月，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權出售給馬來人，但這不適用于戰略性產業如電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權給民眾，而其中的一半必須出售給馬來民眾。政府允許股票經紀及單位信托公司外資持股由原來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持股可達100%。同時，馬來西亞政府收回了馬來西亞外國投資委員會（FIC）的大部分權力。馬來西亞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曾包攬馬來西亞一切外資相關事務，經常無端對外國資本施加各種限制和阻攔，被外國投資者諷刺為馬來西亞競爭力提升的障礙。為了鼓勵外國投資，馬來西亞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并與40多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與大部分主要工業化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定。
參考文獻
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金融格局調整 國家政策調整 金融改革創新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現多年未有的同步衰退。本文擬從國際金融格局調整和國家政策調整兩個層面，分析新形勢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的機遇，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新形勢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機遇
（一）國際金融格局調整層面
從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法蘭克福、東京、迪拜等國際金融中心的逐次崛起可以看到，國際金融格局調整常常產生新的國際金融中心。20世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使得華爾街迅速崛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70年代美元衰敗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得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中心崛起，而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等亞太國家經濟興起導致的國際金融格局變化，產生了東京、漢城等亞洲金融中心。同樣，此次金融危機中世界金融格局雖不可能發生根本性變化，但世界金融格局會進行調整，國際金融市場調整、國際資金流向的調整、國際金融和實業資本轉移、國際金融巨頭區域戰略布局調整、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國際金融人才的遷移等都將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帶來新機遇。
1.國際資金流向調整帶來的機遇。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金融市場進入調整期，撤離美國市場資金需要尋求新的安全投資地，可能出現資金轉移流入中國情況。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月度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見圖1），國際資本凈流入在2007年11月達該年最高水平1354億美元之后，開始下滑，到2008年3月因股市大跌降到最低點-520億美元，出現凈流出，其后緩慢回升，7月份又因股市波動凈流出250億美元，其后快速回升，到2008年10月國際資本凈流入達到2863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了近兩年國際資金受到美國金融市場波動影響總體表現外流跡象。
在美國金融市場進入調整時期，中國經濟受到沖擊小，相對安全，撤離美國市場資金可能流入中國，這對加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資金集聚提供了新的機會。但是，還應關注國際金融機構出于自救而撤離部分資金情況的發生。
國家外匯儲備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國際資本流動在中國的總體態勢。2008年中國國際資本流動以7月份美元開始升值為界，表現出“冷暖兩重天”的態勢。2008年上半年延續著2007年外匯儲備快速增長趨勢，下半年增長趨勢明顯放慢，甚至出現自2003年12月份以來首次的負增長，這種趨勢正好與8月后美國國際資本快速回流相吻合，反映了國際金融機構出于自救而從中國撤離部分資金。
2.國際資本轉移帶來的機遇。由于國外經濟陷入衰退，實業投資需求降低，迫使大量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需要找到新的資金出口。中國經濟相對發展較快，可能成為產業和金融資本轉移目的地，這為加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集聚提供了新的機會。2002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一直保持增長態勢，2008年全球資本流動規模達到16773億美元，但是，全球經濟面臨重大下滑，國際資本流動將受到較大影響。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全球資本流動2009年總體規模將回落至14861億。國際資本流動主要渠道是國際直接投資（包括創辦新企業、直接收購、國外企業股票購買、利潤再投資四種主要形式），國際證券投資（主要包括國際債券投資和股票投資）和國際借貸。近年來，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的跨境投資發展迅速，成為一種國際資本流動新渠道，其投資方式包括風險投資、私人股權投資和收購三種形式。然而，我國資本項目沒有完全開放，國外資本進入方式和渠道受到限制，因此，為抓住機遇，可以考慮以金融改革創新試點疏通國際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進入中國的渠道。
3.國際金融巨頭區域戰略布局調整帶來的機遇。歐美經濟的衰退迫使國際性金融機構加大其在亞太地區的業務投資，這就為上海國際金融機構進一步集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帶來機遇。目前，國際金融巨頭的收入來源基本已經全球化，收入來源區域分布相對平衡。在新的經濟和國際市場形勢下，國際金融巨頭可能調整區域戰略布局，將亞太地區作為新的業績增長點，加大投資，提升在亞太地區機構的層次和能級，調整內部功能和職能部門區域布局，這將為加速高能級機構和功能性部門集聚浦東提供新的機會。
4.國際金融人才的遷移。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首先依賴的是具有全球視角的國際金融人才。美國金融人才市場在金融危機下產生巨大的人才溢出效應，這可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金融人才的集聚帶來積極影響。
5.國際貨幣體系調整帶來的機遇。國際貨幣體系調整中，人民幣國際地位得到加強，國際化可能加快，人民幣國際結算業務改革步伐加快，市場開放加速，離岸金融業務發展前景可待。這些將為上海作為外匯改革試點提供新的機會，也為提升上海國際化水平提供了機會。
（二）國家政策調整層面
金融危機以來，為保經濟增長，國家密集出臺新的經濟政策，先后出臺了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九條政策措施和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新經濟政策的出臺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希望以金融發展和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國家政策調整為上海金融改革創新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環境和相對寬松的創新環境。因此，上海應抓住國家政策面調整機遇，積極實施金融改革創新，加快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1.貨幣政策的調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外部環境有利于金融發展和創新。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九條政策措施中第一條就提出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資金供給增加，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可能因資金供給增加，規模得到擴大，有利于上海金融發展。其次，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金融創新，資金成本過高可能會抑制金融創新積極性。
2.財政政策的調整。國家制定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國家投資項目興建將推動融資需求擴張，推進融資模式和產品創新。首先，國家投資項目的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資金來源將是多樣化和多渠道的，這將有利于融資規模擴大和金融市場發展。其次，創新融資模式和產品也將得到利用。例如以涉農貸款、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貸款等為標的資產的信用風險管理工具試點。這些措施的實施將推動上海債券、股票等各類金融市場發展，推進金融市場產品創新，為國家投融資體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3.外匯政策的調整。近期，面對出口快速下滑，國家推出了一系列針對出口企業的外匯改革政策，同時也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境外機構和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在港人民幣債券、人民幣國際結算業務發展、人民幣出口買方信貸業務等業務試點開辦，將提升上海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上海可爭取作為試點，發揮先行先試優勢。
4.金融改革創新的政策調整。在《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顯透露出加快金融改革創新的信號。農產品期貨、延遲納稅型養老保險、項目收益債券、并購貸款、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保險公司對基礎設施和國有大型龍頭企業股權投資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創新措施將在2009年實行或試點，可見這次金融改革力度之大。國家金融改革步伐的提速和逐漸寬松的金融環境將為上海金融改革創新提供廣闊的空間，為新的金融市場組織形式、新興金融機構、創新型產品集聚上海發展提供更好的機會。
加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抓住政策調整機遇且加大金融改革創新力度
上海應借助國家金融改革創新提速和金融經濟政策調整的有利時機，發揮浦東“先行先試”優勢，實施地方政府參與推進型金融改革創新，加速上海金融改革創新。這里有四層含義：
一是金融改革創新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最重要的核心手段之一。雖然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展是明顯的，但還有不足。比如金融市場規模能級不夠；金融國際化程度偏低；金融人才嚴重不足；金融創新相對抑制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金融改革創新。而在目前的國內外環境下，更需要加大金融改革創新力度，破除各種難題，開創新的局面。
二是充分抓住有利時機，利用國家經濟政策相對寬松、金融審批管理相對寬松、試點工作積極推進的便利，加大上海金融改革和創新力度，實現轉“危”為“機”。
三是利用地方政府在金融改革創新中的能動性，發揮“先行先試”的政策效應，做金融改革創新的推手。在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進程中，地方政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樣，在近幾年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中，地方政府也起著推動作用。因此，在中國現階段體制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參與和推動是金融改革創新的重要動力。
四是以重點創新項目和金融改革措施落實為契機，積極而富有成效的推進上海金融改革創新。根據國家金融改革方案和上海市政府安排，考慮抓好重點創新項目和改革措施落實，使金融改革創新得到穩步推進。例如區域OTC市場、金融租賃業務、全國性信托登記中心、REITs試點、外資PE法人化、政府融資模式創新、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期貨保稅交割試點、并購貸款試點、資產證券化等改革創新項目和措施。金融改革創新是長期的工作，但是金融改革創新項目和措施的成功實施有助于開創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新局面。
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廣西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現為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綠色采購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協同欠缺、手段運用不充分、綠色采購無法落實等不足。因此，筆者認為需從提高政策措施協同性、豐富政策手段、加強政府綠色采購等方面進行完善。
關鍵詞：低碳經濟 公共財政 政策 廣西
廣西與發展低碳經濟相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現狀
（一）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
1.廣西支持節能減排的財政預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節能減排的財政支出、整合現有涉及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創新財政補貼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節能減排財政支出。自治區本級財政用于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2008年2.1億，2009年達到3.5億，增幅66.7%；二是整合有關專項資金向節能減排傾斜。廣西整合自治區本級預算內基本建設資金、環保專項資金、節能減排專項資金、城鎮建設專項資金、生態廣西建設引導資金、水資源費等各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節能減排資金重點支持工業企業技改節能、淘汰落后產能、建筑節能、二氧化硫減排、化學需氧量減排以及節能減排監測能力建設等；三是創新財政補貼方式。2008年，自治區財政廳積極創新財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獎代補，實行財政獎勵資金量與節能減排量掛鉤的方式。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的2.1億元節能減排獎勵資金與全區當年的節能減排目標掛鉤，重點支持60個節能技術改造項目和317個主要污染物減排項目建設。對部分節能減排項目，采取貸款貼息或前期經費補助方式予以支持。
2.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廣西新能源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 2020年要實現新能源產業銷售收入超過620億元，建設全國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區）。為支持新能源發展，廣西自治區積極爭取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同時，積極出臺扶持性優惠政策，增加政府資金投入，重點支持新能源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支持能源清潔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等關鍵技術，以及核能等前沿技術的研發；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示范工程、農村清潔能源工程、城市太陽能利用工程建設的支持等。具體財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農村沼氣建設財政投資和補助。2001-2006年，廣西自治區財政安排用于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每年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幅達到14.7%。2006年廣西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用于農村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達9800萬元。2008年又投入資金1.1億元，新建20萬座沼氣池；對非糧燃料乙醇的生產原料―木薯生產，依照國家有關原料基地補貼和示范基地補貼的規定每畝補貼180元。
（二）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
2010年，廣西自治區地方稅務局了《關于加強和改進稅收征管促進節能減排工作的通知》，明確了下列稅收優惠：對自治區級以上（含本級）主管部門確認為資源綜合利用的企業，經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開發國家鼓勵類稅收優惠政策；對納稅人為節能減排而調整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運用高新技術和環保技術、推廣節能設備和產品等原因，導致自用房產應繳納的房產稅和自用土地應繳納的城鎮土地使用稅確有困難的，按照稅收管理權限，經地方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可酌情給予減免照顧。另外，為支持新能源發展，自治區積極向國家申請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糧作物木薯為原料生產的燃料乙醇經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批準，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稅收優惠：免征消費稅，已征的消費稅予以退還；增值稅實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綠色采購政策
2004年底，財政部與國家發改委出臺了《節能環保政府采購實施意見》，成為我國第一個政府采購促進節能與環保的具體政策規定。廣西也出臺了一系列政府綠色采購的地方政策，自治區政府采購中心內部制定了鼓勵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政策，從招標文件的制定以及評標環節對產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勵采購人購買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為了規范節能產品采購，廣西還實施了一系列地方節能標準，如《通風與空調系統性能檢測規范》、《路燈節能裝置標準》、《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等。
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成效與不足
（一）支持廣西低碳經濟發展的成效
廣西自治區財政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上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支持節能減排與新能源發展，包括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兩高一次”落后產能、推進城鄉建筑節能、鼓勵高效節能產品使用、加快環境保護設施建設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財政政策與資金的支持，近年來廣西發展低碳經濟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節能減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廣西單位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標的89.1%；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累計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標的130%；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累計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標的72.1%，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標任務打下了較好基礎。2010年10月29日，廣西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消息，2010年1-9月，廣西規模以上工業萬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區年耗能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416戶重點耗能企業，萬元工業總產值能耗為1.238噸標準煤，同比下降3.93%，累計節約能源116.89萬噸標準煤。自治區財政2010年安排節能、清潔生產專項獎勵資金9500萬元，支持了全區實施重點工程的節能、清潔生產項目124項，這些項目和去年項目的建成投產，為廣西自治區重點耗能企業萬元產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二是新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目前沼氣池入戶率已超過40%，為全國沼氣池入戶率最高的省區；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區規劃風電裝機容量達到200多萬千瓦，太陽能熱水器利用面積達到20萬平方米以上；核電開發也進入實施階段。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建設年產20萬噸燃料乙醇項目已經投產。三是政府綠色采購方面，通過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采購占到同類產品采購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政府采購規模為770萬，僅占到同類產品采購金額的13%，節能空調占同類產品采購金額比重僅為2%，只有5.4萬元。
（二）與低碳經濟有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協同性欠缺。使公共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成效最大化的關鍵是最大化相關政策的協同作用，最小化相關政策的制約作用。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運用公共財政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經驗欠缺，沒有形成全面系統的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從廣西當前采取的一些支持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來看，各項政策措施相對孤立，措施間缺乏相應的協同促進能力，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發展低碳經濟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導致政策措施結構斷層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經濟政策整體功能的發揮，難以實現“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運用不充分。我國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類的行政手段為主，與發達國家以市場為主的政策工具有較大的區別。這也造成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時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財稅政策運用較單一。廣西同樣也存在財政政策手段較單一的問題。譬如，對新能源的稅收優惠形式過于單一，以減稅和免稅為主，沒有將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應用于新能源稅收優惠中。
3.政府綠色采購無法真正落實。雖然廣西制訂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對節能環保產品采購的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因為綠色采購成本過高、采購人員綠色采購意識不到位，以及采購人員不能有效的獲取環保產品的信息等原因，無法做到真正的綠色采購。
優化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提高公共財政政策措施協同性
低碳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爭取全球新一輪經濟增長點的必然選擇。低碳經濟模式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具有經濟形態的網絡性和發展的互動性。因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也必須適應這種新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縱向上下銜接、橫向相互協調。
從廣西當前公共財政政策情況來看，要提高政策協調性，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開征企業排碳費。碳稅是國外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約束性財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開征碳稅，建議先開征企業排碳費，對高耗能企業征收排碳費，如高耗能企業能完成規定的節能減排任務則對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稅對GDP的影響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樣，開征企業排碳費對GDP影響也是有限的。但對“高耗能、高排放”的企業發展會形成制約，對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用較明顯。二是完善低碳財政補貼結構，增加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為促進低碳消費，國外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較普遍。廣西應采取對居民低碳消費財政補貼的方式，來鼓勵節能環保產品使用和消費。可以對居民安裝太陽能設備等低碳消費給予適度的地方財政直接補貼。三是加大專項資金整合力度。通過上述措施提高廣西公共財政政策協調性，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效用。
（二）豐富公共財政政策手段
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預算政策手段，如預算撥款、政府投資、財政補貼等；稅收政策手段，碳稅或類似稅收、低碳稅收優惠等；基金收費政策手段，如專項基金、排放費等。豐富廣西發展低碳經濟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應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設立支持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財政專項資金。建議在整合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的基礎上，專門設置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項目，各級財政應當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專門立項，并且要保證每年一定的增長速度。在具體預算安排過程中，應當將每年財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該項目。該項目資金具體用于：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研發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推廣應用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宣傳與服務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開發、節能減排技術開發應用和節能服務產業發展。二是擴大低碳地方稅收優惠。對從事低碳技術開發的企業，除享受自治區高科技企業所享受的全部稅收減免優惠之外，還應允許這些企業按技術開發費實際發生額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對企業用于購置低碳設備的投資，可按一定比例實行稅額抵免，并對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低碳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另外，對低碳技術開發投資實行投資退稅。對于節能服務產業，要落實2010年4月發改委等印發了《關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進節能服務產業發展的意見》中規定的稅收扶持政策，暫免征收營業稅、減免所得稅。另外，還應將節能服務企業認定為高科技企業，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區政府投資的碳金融公司，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為低碳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三）加強政府綠色采購
首先，要嚴格執行國家《節能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等綠色采購相關文件精神，提高采購人員環保意識；其次，要落實好優購政策、首購政策和訂購政策，敦促采購人采購節能環保產品。應建全綠色采購標準，建立節能產品政府采購統計體系，綠色采購清單，公開綠色采購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區應采取一些減稅措施來降低“綠色產品”采購成本，各級政府應支持建立采購信息數據庫，成立綠色采購網絡組織，推動成立各地綠色采購團。
參考文獻：
1.王金南等.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研究[J].中國環境科學，2009，29（1）
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第4篇
新聞思維是一種職業思維習慣,具有這種思維習慣的人,在知識概念上,他能夠抽象出受眾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點、社會效果、記者報道能力等諸多共性問題,并知道新聞報道操作流程上各個環節的規律。在新聞實踐上,面對任何一次具體的報道活動,他都能把這些知識轉化為指導實踐的“方向盤”,憑借思維習慣就可運用自如。
經濟新聞報道更需要新聞從業者具備較高的新聞思維能力。經濟新聞報道一般涵蓋工業經濟、財政金融、商貿市場、交通城建、農業農村、房地產、企業改革等宏觀經濟領域,特別是在當今社會日新月異、經濟現象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更需要新聞從業者具備新思維,從“大財經”入手,以“人本化”的視角,實現新聞的創新與,爭取大傳媒時代競爭的優勢。
尋求“思維能力”突破
思維能力的大小是新聞從業者能否勝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維能力功底,是成就優秀記者的入門功課。
記者思維具有反應快速、探索求證、求新求異、視野開闊以及思維的整體性和選擇性等特點。記者思維是根據新聞事實的特點和新聞報道的目的,運用新聞原則和規律,去發掘新聞信息,表現新聞價值的一種職業思維。它要求記者對事物本身及其相關情況的掌握要盡量詳細。同時,記者思維方式不能背離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
思維的整體性使記者能夠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錄。從根本上來說,記者對信息的選材和處理,都不能離開真實這一基本要求。因此記者有責任對掌握的素材和信息進行核實。在實際工作中,需要記者衡量和選擇,即善于選擇采訪對象和選擇合適的主題、題材,善于創造性地獨立思考,去辨別是非和評價事物,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和尋找事物的本質,找到新聞點,寫出角度新穎的報道。
造就優秀的記者,養成良好的思維方式、實現創造性思維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記者工作時間緊,自我學習往往難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組織的在職繼續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這種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記者的綜合素質,可采用以老帶新的方法,也可與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課計劃,讓記者再次走進課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記者的思維培養應講究學以致用,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之中。正確的思維方式的形成需要豐富的知識支撐。除了學習掌握新聞專業知識外,還可以進行包括文學、史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培訓,其目的就是為自己的思維提供源泉。
新聞工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新聞學習也是創造性的,有意識地根據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綜合素質為目的而進
行的學習。還應注意總結經驗,實現經驗超越和知識提升的創造性思維,以實現新的發現和突破。
瞄準“人本化”定位
科學是指揮員,實踐是戰斗員。記者是否具備一定的新聞思維能力,就要看其在具體工作中的實踐能力。作為從事經濟領域報道的黨報記者,怎樣從改進和創新經濟報道著手,采寫出讓讀者共鳴的經濟新聞報道來呢?
毋庸諱言,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比,當前經濟新聞報道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諸如新聞性不強、思想性不足、現代味不濃、鮮活味不夠、定位不明確、重物不重人、新聞源狹隘、報道欠平衡、“搶”新聞不力和評論類“短腿”等。我們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改革創新,努力踐行“三貼近”,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不斷增強經濟報道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應從“人本”的角度出發,不妨“大題小做”反映民生。經濟報道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是重大經濟題材也不例外。這就需要報道經濟新聞的記者用平視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狀況、真實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用體驗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經濟新聞富有人情味,體現出媒體濃濃的人文關懷。
其次,關注民生,聚焦經濟生活熱點難點,比如,房價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就業再就業難題如何破解?農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樣享受低保?大量農民工能否實現病有所醫、傷有所治?作為經濟新聞記者,如果能把這些民生報道列入議事日程,尤其關注與百姓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正確引導經濟發展走向,幫助人們釋疑解惑,這樣經濟報道就會逐步確立在讀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從關注人性的角度出發,又不失經濟報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經濟活動的主體,理應成為經濟報道中的主角。小到一個社區、城市,大到一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活動最終還是要“落腳”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來。經濟報道在關注人的生存狀況、歷史環境變遷、社會價值取向等深層的問題時,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報道思路和寫作方式,尤其在深度報道中注意拓寬人文視角。有了這樣的視角,報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靈魂。
一些人往往認為,經濟報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關懷”,但事實證明,充滿感情的經濟報道更容易吸引受眾。比如在兩會的報道中,報道一件提案的通過,慣常的報道是某某次會議通過了某某提案,內容是什么。但讀者更希望了解的是,這件和生活密切相關提案的前因后果,這樣富有內涵話題的經濟報道形式,更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第四,從社會化的角度,提升經濟報道的服務性和針對性。從經濟角度報道一些社會生活領域的現象,不僅能滿足正日漸細分的讀者的多層需求,而且對經濟報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經濟新聞絕不是簡單的行業經濟和工作報道,還應當包括社會文化生活等綜合范疇。對涉及讀者利益、與經濟相關的教育、體育、文化、休閑等領域進行深入報道,并在深度和廣度上很好地結合起來,可起到服務百姓的積極作用。
要以經濟視角關注政策措施的變化并加以解讀和詮釋,用經濟眼光分析社會生活領域現象,使經濟新聞報道手法豐富多彩。當然,經濟新聞社會化的手法也對我們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學會運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識,調查、透析新聞背后的東西,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才能作出有價值的判斷和報道。
著眼“大財經”視角
進入21世紀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公眾對經濟生活中諸如住房、汽車和股票等關注度不斷提高。如何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做好財經新聞報道工作,已成為省級黨報等綜合類媒體的一項現實課題。
要從關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讓財經新聞生動化。為了吸引大眾的眼球,改變黨報財經新聞的生硬面孔,還需要我們在挖掘經濟信息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力求以情節化的形式提供各種經濟信息,闡述各種經濟關系。也就是說,財經新聞應當更多地從大眾身邊的經濟生活入手,采用個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來講述新聞內容,盡量拉近與普通讀者的距離。
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任何硬性的宏觀經濟態勢或調控措施,都可能對人們日常的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反過來,財政新聞的報道從微觀角度入手,從人們身邊的故事入手,闡釋宏觀的經濟態勢變化或調控措施產生的影響,既可增加新聞的可讀性,又能使問題變得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甚至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思考。
要克服財經新聞“專精深”的弊端,達到通俗解讀的目的。作為綜合類媒體,其報道定位應當在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尋求一種相對的平衡,對專業問題進行大眾化解讀,只有讓受眾“讀得明白”,才能吸引讀者的眼球。現實情況卻是,許多綜合類新聞媒體的財經報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內行不屑看,群眾不愿看等現象。比如,報道經濟增長不外乎GDP增長多少,比往年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提到企業發展,就是創造了多少利稅,在同行業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讀,忽視了廣大讀者的實際需要,使得財經新聞距離老百姓越來越遠。在新聞領域中,財經新聞屬于專業性和技術性較強的,涉及金融保險、資本市場和產業經濟、公司新聞等等。如何把專業性較強的財經事實表現得富有說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聞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為財經新聞從業人員的題中應有之義。
要摒棄財經新聞的生硬面孔,增強親和力。財政新聞要摒棄教條式專業說教,或者簡單羅列數字,必須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眾關注財經新聞,不只是從專業性的角度,如行業發展等,更重要的是貼近現實生活中的經濟變化,比如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等。財經新聞的報道應當更多地從讀者的視角出發,從讀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發展的實質。當前,各大綜合性媒體紛紛增加滿足普通大眾對日常經濟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強財經新聞的服務性,就是明顯例證。
當然,財經新聞的軟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實不等于媚俗。在報道財經事件和經濟政策時,除了從平民的視角著眼,也應當提供業內專家的闡釋和意見,補充相關的資料鏈接,這樣更能充分發揮黨報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第5篇
世貿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為各成員制定國際貿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規則，用來規范和約束成員的政府行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員政府對跨國（境）貿易的干預。由于WTO規則絕大多數都與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有關，幾乎影響到成員方經濟管理的各個層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輪沖擊和挑戰的是政府而不是企業。WTO各項原則都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每個成員國政府都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管理經濟，做到政企分開，政府決策和執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規范化、法律化。可見，WTO對政府的要求涉及經濟管理和經濟體制方面的根本問題，由此給政府帶來的挑戰也是全方面、深層次的。
二、我國政府目前的經濟規制有待改革
經過十多年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中國已不是原來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計劃的范圍、程序、方法等許多方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1994年以來，根據十四大精神，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中國全面推進了經濟貿易體制的改革，使其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適應性有了進一步增強。可以說，我國政府經濟規制已有較大轉變，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與不足，主要表現如下：
1.經濟法律還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經濟管理中無法可依或法律依據不足的現象相當普遍，法律法規內容含糊不清，規定過于籠統，解釋空間過大，造成執法難，隨意性大，存在以部門、地方條規否定國家法律的現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依然存在。
2.透明度與政策的可預見性較差。目前還普遍存在政府部門主要以內部文件和規定作為管理依據，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執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經濟政策統一性、穩定性、連續性不夠，影響中國履行WTO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義務。如一些部門和地方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統一協調，導致涉外經濟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國統一大市場尚不完善，地區封鎖和行業割據時有發生，各自為政、政出多門，影響中央政府統一對外履行承諾的能力。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的是一個新的環境，需要接受世貿組織已經制定好的游戲規則，我們不能擅自改變它，而只能遵守、支持這些規則。入世是推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歷史契機，將為我國各方面的改革開放提供新的動力。因此，政府部門只有積極迎接挑戰，在WTO的框架下主動改革，才能確保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從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維護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國政府經濟規制變革的原則性要求
由于WTO規則總體上體現了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加入WTO對中國政府經濟管理變革提出了某些原則性、方向性要求，這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概括說明：
第一、規范。它表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和行為首先要符合國家法律規定，要求經濟貿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經濟規制不得與WTO基本規則和中國承諾的義務相沖突，符合國際通行做法。
第二、統一。為了統一履行對WTO承諾的義務，在涉及WTO多邊規則的領域我們必須保證經濟貿易法律和政策的統一實施，確保地方政府職能與中央的一致性，避免執法和行政過程中的隨意性。WTO補貼與反補貼協議還對各國經濟、貿易、財政、金融、科教、環保、地區和產業政策等提出了廣泛的約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經濟管理要更新理念，從重審批轉向審批與管理并重、管理與服務并重，要從全面監管轉向以重點監管為主；改運動式、間歇式大檢查大清理為常規的間接監管，顯著提高政府監管水平，改進管理規則，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個案處理，方便大多數守法企業，嚴厲處罰個別違法違規者。
第四、服務。市場經濟是親商經濟，政府重要職能之一是為企業參與國內外競爭創造良好條件、提供服務。政府經濟管理寓于服務之中，服務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別是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是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經濟活動的服務體系，是中國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機遇的重要條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穩定性，特別是在涉外經濟活動中，所有政策法規要在指定媒體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與執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實行聽證制度，避免立策的隨意性與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建立統一的法律咨詢機構，統一對外解釋法律與政策的具體內涵，保證企業能夠隨時了解政策變動。
四、WTO背景下我國政府經濟規制改革具體措施建議
從形式上看，中國入世后政府所面臨的挑戰，較多地表現在涉外經濟管理體制上，但進一步分析，則不難發現問題更源于經濟體制本身。或者說，涉外管理的問題只是經濟體制問題在一個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國“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對不適應世貿規則的涉外體制、法規和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關重要，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政府、市場與企業的關系。在新的開放格局下，特別是經過亞洲過金融危機以后，對于政府強力干預扶持部分企業和產業發展的做法，必須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相比之下，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礎意義。因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立足點是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比較優勢要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特別需要有效率的市場環境的支撐。體制轉軌和市場環境不會自然形成，因此，強調市場起作用，并不否認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點和方式應根本性的轉變。政府應當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發揮作用的基本點明確無誤地放到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上來。
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存在很大差異。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經濟轉軌過程中。這些特點決定了在現階段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從對企業的直接干預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與市場的“培育”和“完善”。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領域要多一些。顯而易見，此時政府的作用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圍”的合理性。
在明確政府作用的方向、重點和方式的基礎上，今后一個時期應當選擇若干重要而條件成熟的領域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具體而言，我國政府經濟規制改革有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政府職能和行為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中國加入WTO后履行相應義務和對外承諾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內容。按照“規范、統一、精簡、透明、服務、效能”的原則，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經濟管理體系，減少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和爭端，同時也為各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務；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簡化審批程序，變微觀直接管理為宏觀間接管理，強化服務意識，健全服務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國已經頒布的經濟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規則的經濟法律體系，強化依法行政的意識，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加強執法的監督檢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復議對執法進行監督；要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新形勢，盡快建立參與WTO多邊貿易體系活動的協調機制和對各國經濟貿易法律政策的評審機制。
2.改善宏觀經濟管理，妥善應對市場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沖擊
加入WTO以后，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妥善應對市場開放和更高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各種沖擊，維持經濟穩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場開放的過渡期，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防止經濟過熱或過冷，是我們應對外部沖擊的基礎條件。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針對市場開放帶來的宏觀經濟影響實行瞬時調節，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發大的問題，影響經濟穩定。其次，加入WTO將進一步加快中國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中國必須建立健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利率、匯率和其他經濟參數的市場化，形成以市場調節機制為基礎的高效的開放型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增強其應變和防范風險能力。第三，面對更加頻繁的資本流動和與國際金融市場更緊密的聯系，必須改善金融調控，加強金融監管，強化對短期國際資本出入和大規模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防范經濟、金融全球化風險，避免感染國際金融危機，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3.確立開放的產業發展模式，調整產業政策實施機制
加入WTO以后，中國產業的發展環境和機制都將發生重大轉變。為了提高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適應參與更加激烈的國內外競爭的需要，必須調整中國現有的產業發展模式，規范產業政策手段，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首先，必須確立面向全球的產業發展模式，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堅持產業發展的高起點，以國際競爭力為產業發展優先考慮目標，發揮大國經濟效應，注重培養中國產業的動態比較優勢，以一定的跨越式發展取代等距離追趕。其次，適應新經濟和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在抓住機遇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針對加入WTO對中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挑戰和壓力，加快新興產業的培育和整體產業升級，高度重視發展高科技產業，逐步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爭取更多的貿易利益。第三，按WTO規則要求規范產業政策手段。選擇具有非專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寬市場準入、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基礎研究、競爭政策、加強政府規劃指導和市場信息服務等，來促進重點產業的發展。第四，產業管理模式需要調整，政府職能的重點將由直接管項目、管資金轉向產業發展規劃指導和服務，行業管理部門的作用將大大弱化，中介機構的作用將會大大增強，市場機制將在產業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
加入WTO以后，國際收支調節復雜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國應按照市場開放的步驟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第一，在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和經常項目有條件自由兌換的基礎上，逐步放寬匯率浮動的范圍，根據中國主要經貿伙伴的經濟、外匯情況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狀況，形成以市場為基礎、比照一攬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匯率逐步成為調節中國國際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國際金融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加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促進中國對外開放和發展。第二，配合國內金融改革、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積極、穩妥、有步驟地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加強和完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監測國家外債規模和期限結構，避免大的外債風險，建立防范機制，完備必要的干預手段，保障中國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必須做好與國內經貿政策的有效銜接。
5.建立健全產業救濟保障機制，減緩市場開放的沖擊
WTO允許各國建立產業救濟安全保障機制，減緩開放市場對國內產業造成的沖擊，確保產業調整的平穩進行。要抓緊建立進口產品監控體系和預警、保障機制，加強對進口的動態監測。完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盡快制定《保障措施條例》，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設立專門機構和培養專門人才；加緊出臺《反壟斷法》，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防止外國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明確規定對壟斷行為的認定、處罰、執法程序和執法機構；在對明顯不符合WTO規則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進行修訂和調整的同時，組織力量加強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國的技術標準體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規則和國際通行做法的外經貿促進體系
清理并及時調整規范現行促進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貸和信用保險制度、調整外貿發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業擴大出口；加強外經貿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提供高效的現代化信息服務；加快電子商務的推廣和運用，研究制定相應的管理規章制度，鼓勵中國企業積極參與電子商務；大力培育和促進中介機構的發展，使商會、協會等成為中國加入WTO后處理涉外經濟活動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廣泛開展WTO知識的普及和人員培訓，使全民熟悉WTO有關規則，從而在制定有關法規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覺遵守和利用WTO規則為中國服務；加緊培訓一批WTO談判專家人才，積極參與WTO規則談判，更好地維護中國經濟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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