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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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的危害性范文第1篇

在刑事法治視野中，能否將非法實施胎兒性別鑒定行為納入犯罪化處理呢？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是看對此種行為是否符合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

用刑法規制一種行為，意味著要動用刑罰；而刑罰作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其本身兼具積極與消極的兩重性，人們應慎之又慎。正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耶林所言：“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在刑法理論中通常認為，對某一危害社會的行為需要運用刑法的方法來進行規制時，首先必須看它是否達到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這是由犯罪本質特征所決定的。其次必須認真地考慮它是否符合刑法謙抑性原則要求，即國家只有在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才能運用刑法的方法（又稱刑罰的不可避免性），否則將會陷入迷信刑罰威懾力的泥潭中，使國家和個人都深受其害。按照這一理論要求，筆者認為，對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行為入刑問題務必作上述兩方面的考察。

■這一行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

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上看，目前在中國這樣一個因傳統或因客觀現實決定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持有“重男輕女”思想的國度，當個人可以輕易地憑借技術手段實現按自己意愿選擇生育胎兒的性別時，新生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調也就不足為怪。然而日益嚴重的人為改變新生兒性別比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不單單是造成男性婚姻競爭加劇，出現人們所擔心的“將有多少萬光棍漢找不到老婆”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病態的人口結構比還會引發其他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拐賣婦女、性犯罪增多、泛濫、家庭不穩定、抑郁人群增多等，嚴重影響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而日益突出的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實質是對控制人口政策的一種變異抗制，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規制，將嚴重影響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的目標實現。因為在不能有效地規制非法鑒定胎兒性別行為情況下，即使可以實現控制人口總量的增長，這種病態的男女人口結構比最終仍將影響到國家和整個社會的總體發展。可見在目前的國情下，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行為已達到具有犯罪程度的嚴重社會危害性。

■這一行為只能動用刑罰遏制

如何檢驗對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行為動用刑罰具有不可避免性，從而達到刑法的謙抑性呢？刑法理論界通常認為，如果存在以下三種情形，則可以用刑法進行規制。一是其他社會措施或者其他法律手段無法替代刑罰手段，二是只有動用刑罰手段才能預防與抗制該行為，三是通過刑罰所得到的效益要大于其所產生的消極作用。

以此為參照，筆者認為應當動用刑罰懲治目前盛行的非法鑒定胎兒性別行為。

第一，運用刑罰以外其他社會規范手段來規制這一危害行為難以完全奏效。近年來計劃生育部門聯合衛生行政等相關部門，按照《母嬰保健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法律的規定，多次專門發文，聯合行動，進行專項治理，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并對違反者給予一定的行政和經濟處罰，甚至吊銷違規者行醫資格。就在此種行政手段與經濟處罰并用的嚴厲打擊下，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現象仍屢禁不止，男女人口比例失調反而在近年來進一步擴大。

第二，動用刑罰懲治這一危害行為，能起到有效的預防與抗制之效果。首先從刑罰功能上看，刑罰作為一種剝奪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措施，具有最為嚴厲的強制性。它的適用，對犯罪人來說，能起到限制或消滅其再犯的功能，同時對社會其他成員來說，能起到威懾和教育功能，從而實現其一般預防的目的。其次從實證上看，1993年經國家計生委建議和協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制定了《關于依法嚴懲破壞計劃生育犯罪活動的通知》，其中包括打擊非法實施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終止妊娠手術的規定。當時一些省份據此處理了一些案件，起到震懾作用，效果良好。但1997年刑法修改后，隨著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確立，“兩高”的決定失效，對這類案件不再有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

第三，動用刑罰懲治這一危害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效益，要大于其所產生的消極作用。當前查處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完全可以采用以衛生行政部門與計生部門行政執法中發現而移送到司法機關為主的方式，因此并不會過多增加司法成本。同時對罪犯的改造成本，筆者認為通過科學、合理地配置刑罰，可以有效地減少因適用刑罰而給犯罪人以及給社會所帶來的消極與負面的效益。并且將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犯罪化處理只不過是實現其他法律與刑法之間更好地協調銜接而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為他人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者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的；……情節嚴重的，由原發證機關吊銷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可見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立法機關已經將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行為作為犯罪處理，只不過是缺乏在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下的具體的罪刑匹配與實施條件而已。

綜上所析，將非法實施胎兒性別鑒定行為納入刑法中規制作犯罪化處理，是十分必要與及時的，符合我國目前國情。

■刑法應如何規制這一行為

筆者認為，根據立法簡約性、體系性以及侵犯的客體相似性，可在現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款（非法進行節育手術罪）之后，增修一款：

違反國家對胎兒進行性別鑒定和對胎兒引產的嚴格醫療準許制度，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為他人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者為他人實現選擇胎兒性別而實施人工終止妊娠行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對上述法條設計，筆者認為有三個問題須補充說明：

一是在犯罪主體上，將刑法的打擊矛頭直指非法胎兒性別鑒定的提供方，既包括不具備行醫資格或診斷資格的非法從醫人員，也包括具備行醫資格和診斷資格的合法從醫人員；而將胎兒性別鑒定的需求方——懷孕方排除在外，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對于非法從醫人員來說，此種打擊是其意志選擇的結果；對于合法的從醫人員來說，承擔此種責任實際上是其從事特定職業的特定要求，其進行胎兒性別鑒定或者幫他人實施人工終止妊娠行為時，必須要遵循有關的計生法規，否則，就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將需求方排除在刑事責任之外，是市民社會中國民與國家之間應有的一種維度，體現了法律的人道性及對人的基本幸福的必要尊重，也反映了刑法對從屬于人性的基本需求（如生兒育女的需要）與非從屬于人性的基本需求（如為他人提供胎兒性別選擇而獲利或滿足其他需要）不同的態度。此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有效約束胎兒性別選擇的提供者，可以實現有效抑制胎兒性別選擇的需求者需求行為的實際發生。

二是在法定刑設置上，主要參照了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款“非法進行節育手術罪”，這是因為其危害的實質仍是國家計劃生育制度，它們之間的社會危害性相似，具有可比性。同時又根據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設置了三個不同的刑罰幅度，有利于實現和滿足罪刑均衡的要求。

計劃生育的危害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侗族；婚姻習俗；現行婚姻法；沖突

侗族聚居地大都地處偏僻的山村，交通信息閉塞，文化教育落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以致這些傳統的、落后的，甚至與現行法律(主要是婚姻法)、法規具有明顯沖突的婚姻習俗至今仍舊不衰，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侗族傳統婚姻習俗與我國現行婚姻法相抵觸的主要方面有：

一、結婚年齡大大提前

我國現行婚姻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公布，1981年1月1日施行)第六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22周歲，女不得早于20周歲。晚婚晚育應予以鼓勵。”《婚姻法》對結婚年齡的規定，是從我國國情出發，并考慮結婚者的生理、心理發育和健康狀況，婚后能否承擔家庭責任，以及社會能否和諧發展等綜合因素而作出的，也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因此，是具有科學性的。這里所說的“男子不得早于22周歲，女子不得早于20周歲”，并非說男子年齡屆滿22周歲，女子年齡屆滿20周歲必須結婚，而是具備此條件才可以結婚。從現行婚姻法的規定來看，男子年滿22周歲，女子年滿20周歲，只是結婚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另外，國家從控制人口增長，為使社會各方面和諧穩步發展的角度出發，還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從長遠和大局來看，這于國于民均是有利無弊的。但是，侗族青年(特別是在偏僻落后的農村)一般結婚年齡都大大超前，不僅“意識超前”，且“行動也超前”。“意識超前”指訂婚、指腹婚等(下文將另論)。“行動超前”指男青年十七、八歲，女青年十六、七歲(甚至更早)就婚嫁者大有人在，可謂“年輕化”了。在侗族聚居地(特別是偏僻落后的山區)年滿二十二、三歲尚未完婚者，便被人們視為大齡青年而歧視之，分別稱這種人為“漢行”(男光棍、單身漢)、“棉行”(老處女)，充滿著歧視味。

近些年來由于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在全國貫徹實施，原先相對被法制冷落的偏僻侗族聚居地也加大了計劃生育的力度。由于計劃生育工作抓得緊，相應地結婚登記手續也嚴了一些，強調必須達到法定婚齡。但是人們為了早結婚，又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手段：一是以虛歲充實歲，用這種方法可以把實際年齡多報一兩歲。侗族傳統只講虛歲，不講實歲；另外，在農村只用農歷(即陰歷)，不用陽歷。因此，侗族人家所報的歲數比實際周歲大一兩歲是很常見的。二是虛報歲數，侗族農村戶口登記觀念十分淡薄，基層鄉、鎮政府對戶口登記也抓得不緊。嬰孩出生后，一般都不及時上戶，而是不定期得隔幾年才統一進行上戶。這樣，為了達到早婚早育、早娶媳婦、早嫁女兒、早抱孫子的目的，父母們給孩子上戶口時往往多報年齡。此外，為了達到早結婚的目的，有的不惜以財物賄賂拉攏婚姻登記機關的工作員。加上鄉、鎮婚姻登記機關管理不健全，部分工作人員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不高，也助長了侗家人的早婚風。

侗族崇尚早婚早育，一方面是受傳統婚姻習俗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在其深層次的經濟生活原因。侗族大都地處偏僻山區，自然條件惡劣，交通信息閉塞，生產方式十分落后，生產力極其低下。至今很多地方的侗族同胞還在溫飽線上掙扎，更不要說受教育了，整體文化素質低下。為了生存，養家糊口，人們不得不從事全部是體力消耗巨大的簡單體力勞動。刀耕火種，肩挑背扛，加上營養不足，醫療衛生條件極差，人們是未老先衰。四、五十歲的人往往就如夕陽西下，體衰多病，平均壽命也短，無法勝任繁重的體力勞動和養家糊口的重任。特別是農村實行后，土地承包經營的情況下，農民迫切希望增加家庭勞動力，再加上“多子多福”、“早生兒子早享福”的思想的影響，所以都希望早點生子，在父親還健壯時培養出“接班人”，希望“接班人”盡快“子承父業”，接過養家的重擔。

二、近親結婚

計劃生育的危害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刑罰；社會危害性；虐童行為

過去的一年中媒體曝光了諸多虐童事件，引起了社會對幼教以至教育行業的關注和焦慮。眾多的虐童事件均在群情激憤中悄然處理。典型的如浙江溫嶺虐童事件以撤銷刑事案件、處當事人顏某行政拘留十五日而終結。生而平等之人類內部之所以劃分出部分人必須接受刑罰制裁，其合理性就在于特定行為中蘊含著的社會危害性。貝卡利亞早在兩百多年前就指出了這條“顯而易見的真理”，而將“犯罪對社會的危害”作為“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也就是說，只有當行為涉及對法律保護的他人利益加以侵害時，法律才有介入個人行為的可能性。因此，在探求行為是否入罪時，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這一判斷標準又是要結合主客觀方面綜合考慮的，只有在犯罪思想支配下的危害行為才構成犯罪。同時，這是一種對特定行為所做的相對靜止的價值判斷：即社會危害性作為行為的社會屬性，不依判斷主體或行為主體的變化而變化，并且其本身的有無及程度會因周圍因子的改變而變化。

首先，虐童行為本身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毋庸置疑，虐童行為不僅僅會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而且在新時代的具體環境下具有值得刑法處罰的嚴重社會危害性。依據我國根本大法《憲法》的規定，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未成年人保護法》也規定了，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教職員工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另外，我國還加入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如《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都體現了保障人權、保護兒童的法律姿態，尤其是《兒童權利公約》更是將矛頭直指對兒童的暴力行為。

時至當代，尤其是在中國本土語境下，法律對虐待兒童的社會危害性亦應給予不同的評價。我國現行刑法中雖然規定了虐待罪，但并未將教師虐待兒童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控范圍。這表明，在立法者看來，家庭成員以外的人虐待兒童的行為并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不需要以刑罰規制。但是，一方面，虐童行為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巨大摧殘正得到認知：在保障人權和追求尊嚴在社會觀念中不可或缺的當代，虐童事件體現出的是對兒童心理健康的漠視及積極的損害；據兒童心理學和犯罪學研究表明，心理的易極端化或行為的犯罪化是長期受虐兒童成人后的消極反映。另一方面，虐童行為在中國語境之下產生的社會恐懼更深：傳統儒家思想道德觀念影響之下，自孔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對后代的高度重視一直是未曾改變的社會風氣；再加上，計劃生育國策指引下“只生一個好”，到2010年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從1973年的4.5降到了1.18，家庭的重心或呵護的核心都轉移到新生代身上。虐童行為傷害著不特定人群的“小皇帝”“小太陽”，輻射的是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的目標，挑戰大眾的生存底線，必定引起全民關注的。

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信任的委托履行家庭義務關系具有普遍性；虐待行為對該制度信任的破壞，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市場經濟和互聯網技術等的日益發達提供了生活快節奏、高效率的技術基礎和物質保障，在正視這些社會正功能的同時，也要看到私人生活多元化后在高速軌道上運行的公民往往無法抽身親自履行撫養或照顧義務、或者產生將個人義務委予社會集體服務的需求；公共領域不斷涉入私人領域，家庭成員之間義務的履行主體開始逐漸超出家庭成員的范圍，如傳統婚姻家庭中的“頂梁柱”雇傭保姆照顧年長者或年幼者。同時，伴隨著“鄉土社會”的褪去，人口遷徙頻繁、流動性增加，人們聯絡的對象大大超出鄰居的范圍，傳統倫理在陌生人社會中無法有力提供道德支持與道德保護，此時制度信任反而是社會形態之下最適宜的規則，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而虐待行為中的行為人正是怠于行使或積極破壞這種人格信任，嚴重違背制度設計的目的，是對社會管理的巨大沖擊，從而影響正式阻止的功能。更為嚴重的是，還會引發社會心理恐慌，破壞整個社會風氣；而依據邊沁的功利主義觀點，越可能引發社會恐慌的行為，越有刑法處罰的必要性。

再次，我國社會服務行業的滯后，更增加了虐待行為的范圍和程度。社會服務產品的無形性和消費供給同時性，決定了在服務交易過程中，需求方既無法在交易之前對服務產品質量進行檢驗，又很難在時候對其質量進行有效的評估，因而多數服務產品屬于“信任品”的范疇。再加上，我國市場經濟轉型自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復雜的轉軌過程中忽視或者說未能兼顧勞動力平等的市場理念，在三六九等的職業劃分中服務業被視為地位低下。服務的特性與我國的特色行情直接決定了交易雙方需要在服務的生產和交易中遵守復雜的契約安排，否則二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就越頻繁，制度維護之下的服務質量就越差。從目前來看，正是由于缺少了制度的，服務業缺乏或者沒有完善的資格培訓、選拔程序，專業知識與愛心儲備更是極度缺乏。這就形成“大而全”的服務業結構下的低效能，尤其是在涉及委托履行家庭成員義務的活動中，制度規范匱乏背景下，服務者“有義務無責任”，顧客這種更為個性化的消費追求更易得不到滿足，并伴隨著制度懲罰不利的結局，這時，怠于履行服務義務甚至發生虐待服務對象的“風險”就大大降低了。但這些案例的負面影響是強烈的，引致的是各行業公民憤怒情緒的聚集。

最后，虐童行為情節嚴重，為社會所不容許。“情節惡劣”是刑法中的虐待罪區別于一般虐待行為的關鍵。至于認定行為是否具有惡劣情節，刑法中并未做明確規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情節惡劣”作為定罪不可或缺的節點，不能簡單的歸于犯罪構成中要件中的某一個要件，而是需要綜合把握和理解。通常的考慮要素主要有行為手段、行為的動機和目的、行為持續時間、行為針對的對象以及行為導致的后果。在溫嶺虐童事件中，行為人在一時好玩”的動機驅使下，毫不顧忌可能會給兒童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帶來的消極影響，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以膠帶封口、擰耳朵等多種手段對待兒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虐待行為手段多種多樣，持續時間長，專門針對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兒童，暴露了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社會的基本情感具有對自然生命的充分關懷之時，這樣的行為就是在挑戰一種社會集體情感；虐童行為在中國現行的法律上沒有禁止性規定，公眾的情感自然就受到壓抑，因此，不斷發出虐童行為入罪的聲音。溫嶺虐童事件發生后，無論是公民社會還是網絡社區均掀起千層浪，截至21日，百度搜索“溫嶺虐童事件”的直接回復有305萬個；公民對虐童行為一致提出入罪呼聲，并對具體的法律規制路徑獻計獻策。

可見，虐童行為嚴重挑戰了公民的家庭道德和公眾情感，尤其在中國的本土資源中更凸顯了社會危害的嚴重性，這就呼吁司法的規范性制約。

參考文獻：

[1][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2]馬克昌.《刑罰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3]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

[4]趙秉志.《刑法新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5]陳興良.《社會危害性理論：進一步的批判性清理》，《中國法學》，2006（4）.

[6]姜雯.《風險社會中“社會危害性”的新解讀》，《河北法學》，2011（2）.

[7]張紅艷.《法律透視：婚姻家庭暴力》，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

計劃生育的危害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流產后； 年輕女性； 優質服務干預

大量研究表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性觀念和婚育觀念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避孕知識的缺乏而未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失敗，使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面臨著意外妊娠和流產的危險，表現為非意愿妊娠率和人工流產率，特別是未婚流產、重復流產率的明顯上升，嚴重影響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我們于2005年8月～2006年12月對來到深圳市南山區醫療機構尋求早期流產服務的女青年進行流產后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干預，目的是探索一條為流產婦女提供流產后宣傳教育、咨詢、避孕指導、選擇有效避孕方法、提高避孕藥具的可及性等綜合干預措施的有效途徑，共同提高人類的生殖健康水平。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05年8月～2006年12月，我們對來到深圳市南山區三家區級醫院和一家區級計劃生育服務機構，自愿要求進行早期流產的1818例年齡≤25歲的女青年隨機分成三組，A組600例進行流產后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全面干預，B組600例進行流產后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基本干預，C組618例不進行流產后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干預；以自填式問卷進行相關知識調查比較。

1．2研究方法

由經過統一培訓的婦產科醫生或護士向調查對象說明調查目的和意義，在自愿的前提下，調查對象簽署知情同意書，并以自填式完成問卷調查。問卷由“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提供，調查內容包括社會人口學特征、避孕措施使用情況、生育史、性生活、避孕知識、態度及接受宣教和咨詢服務情況等。

1．3統計學分析

采用EPI DATA3．0進行數據錄入和核對，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結果

2．1社會人口學特征

平均年齡21．62±1．91歲，最小17歲，最大25歲，小于20歲者占7．12％。未婚占73．0％，已婚26．9％。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初中及以下占33．0％，高中26．4％，中專技校27．4％，大專9．8％，本科及以上7．5％。目前職業以公司職員居多（51．6％），其次是商業服務人員和工人，分別占22．6％和13．4％，無業者7．6％，個體經營者4．8％。

2．2避孕知識及方法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流產女青年的避孕知識及避孕方法知曉，A組與B組及A組、B組與C組之間具顯著性差異，A組知道避孕失敗可用緊急避孕作為后備方法的占89．5％、B組占69．17％、C組占26．05％；A組、B組與C組知曉緊急避孕藥服用時間的分別占90．5％、68．5%和15．17%；A組、B組與C組知曉人工流產術后是否要避孕分別占86．5%、64．33%和10．84%。見表1。

2.3性生活和流產史

被調查的女青年第一次性生活平均年齡為20．43±3．52歲，最小15歲，最大25歲；本次為第1次妊娠者占66%，曾有過1次流產史占27．4%，有過2次流產史占8．6%，3次及以上占1．5%。

2．4避孕措施使用情況

在本次懷孕前3個月內使用過避孕措施的占75．2％，其中使用的占56．1％，但每次同房均使用的僅為12．2％。使用體外和安全期的分別為28．5％和27．5％。在最近3個月內使用過緊急避孕藥的占29．3%。

3討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性觀念和婚育觀念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避孕知識的缺乏而未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失敗使越來越多的育齡婦女面臨著意外妊娠和流產的危險，表現為非意愿妊娠率和人工流產率，特別是未婚流產、重復流產率的明顯上升，嚴重影響了育齡婦女的生殖健康。據統計，在所有妊娠中有20%～40％的妊娠是非意愿妊娠或不適宜的非意愿妊娠，給婦女家庭和社會帶來不良甚至嚴重的后果。

人工流產只是作為意外妊娠和避孕失敗后終止妊娠的補救措施[1]，人工流產率的不斷上升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提示計生部門和各醫院的流產門診，應該為流產婦女提供更廣泛的和不斷完善的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在流產后，立即為流產婦女提供流產后咨詢、宣教和計劃生育服務，普及生殖健康知識，提高避孕節育服務的覆蓋性和可得性，滿足流動人口、未婚青年等邊緣人群對避孕的需求，使她們增加對避孕措施的使用，以降低育齡婦女尤其是流動人口年輕女性的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產率，提高育齡婦女生殖健康水平，同時也降低了衛生保健方面的費用。作為歐盟-中國流產后計劃生育服務項目合作點，引入優質的流產后計劃生育服務，增加年輕流產婦女堅持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增加流產婦女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識，降低流動人口年輕女性非意愿妊娠和重復流產率。

本研究結果顯示，流產女青年的避孕知識和生殖健康知識及緊急避孕藥使用、避孕藥具知識等方面比較，A組與B組及A組、B組與C組之間具顯著性差異。A組知道避孕失敗可用緊急避孕作為后備方法的占89．5％、B組占69．17％、C組占26．05％。A組、B組與C組知曉緊急避孕藥服用時間的分別占90．5％、68．5%和15．17%．A組、B組與C組知曉人工流產術后是否要避孕分別占86．5%、64．33%和10．84%。當前，應加強對這些因意外妊娠而導致流產的女青年開展流產后的宣傳教育，并提供全面的避孕方法指導、生殖健康知識等咨詢服務。尤其要加強有關緊急避孕知識方面的教育，在無保護后立即采取補救措施，提高她們對意外妊娠風險的防范與及時采取終止妊娠方法的知識。還要加強她們對人工流產危害性以及并發癥的認識，提高她們的健康保護意識，降低意外妊娠的風險，盡量避免重復流產的發生[2]。

近年來，隨著避孕節育優質服務的開展，避孕節育、生殖健康等科普知識有所普及，通過該項目的實施，探索一條為流產婦女提供流產后宣傳教育等綜合干預措施的有效途徑，共同提高人類的生殖健康水平，提高避孕藥具的使用率。

參考文獻

1 樂杰，等．婦產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398.

計劃生育的危害性范文第5篇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資料來源于鐘祥市各級醫療單位性病疫情報告卡及收審所的、性犯罪等高危人群的性病主動監測資料。

1.2發病情況 2010年1月～12月共計報告349例性病，其中非淋菌性尿道炎257例、占78.8%，淋病32例、占9.71%，尖銳濕疣27例、占7.74%，梅毒占4.3%。

1.3人群分布 男196例、占56.61%，女性153例、占43.84%，男女之比為1.28∶1。

1.4年齡分布 20～30歲組296例占84.81%，其它年齡組占15.19%。

1.5職業分布 以駕駛員、工人、供銷、農民、無業人員、干部居多，依次占25.21%、15.19%、14.89%、14.61%、12.61%和11.75%，其它占20例，占5.73%。

1.6文化程度 小學39例占11.17%，中學305例占87.39%，大專以上5例占1.43%。

1.7婚姻情況 已婚262例、占75.07%，未婚87例、占24.93%。

1.8患者素質 本市313例占89.61%，外地36例占10.32%。

1.9傳染來源 非婚性接觸270例占77.30%，配偶58例占16.62%，母嬰19例占5.44%，間接2例占0.57%。

2流行特點

2.1非淋菌性尿道炎總的年發病率為35.22/10萬，居首位為7.75/10萬，其次為淋病為3.23/10萬，尖銳濕疣2.72/10萬，梅毒1.51/10萬，梅毒危害性最大，當前主要流行的是一期和二期梅毒，由于早期梅毒傳染性強，如不及時、規則、足量的治療，將對周圍人群構成巨大威脅，出現病例，以致危害家庭和社會。

2.2干部、職工發病率增加57.14%，占發病總數的12.61%，說明該人群應切實加強反腐，加大打擊力度和宣傳教育力度。

2.3性傳播傳染病占93.98%，其中非婚性接觸傳染占77.36%，配偶傳染占6.62%，其他傳染占6.0%，這說明婚前和婚外性亂情況嚴重，是造成性病傳播的主要途徑。

3防治措施

3.1加強政治承諾，建立專門機構，初步形成了各部門合作的工作格局。要提高防治效果，必須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相關部門密切配合，加大反腐倡廉，嚴厲打擊、吸毒、販毒等丑惡活動，消除性病的蔓延，對廣大市民開展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識的普及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防患意識，倡導潔身自愛，加強性病的監督、監測；取締游醫藥販，規范性病診療市場，引導性病患者到正規的醫院接受規范、足量的治療，達到控制性病傳播的目的。

3.2性病防治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遵循依法防治、科學管理、分級負責、專業指導、部門合作、社會參與的原則， 性病防治工作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相結合，將性病防治工作納入各級艾滋病防治工作協調機制，整合防治資源，實行性病艾滋病綜合防治。

3.3 1994年，中國政府簽署"巴黎宣言"，顯示了中國政府控制和預防性病的決心。1996年建立了由34個部委組成的"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制度"，明確部門職責分工，加強性病控制和預防的領導和協調。1998年，中國政府成立了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主要指導全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并在全國各省建立了防治艾滋病的疾病控制中心；同年國務院印發了《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計劃（1998-2010）》，為預防和控制艾滋病制定了長遠目標。

3.4加強健康教育，普及性病防治及相關知識。利用一切傳播手段開展宣傳教育，社區、基層人口學校普遍開展了有關宣傳教育活動。開展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教育，動員男性參與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活動。計劃生育服務網絡開展的生殖健康促進活動，將對減少性傳播發生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3.5加強對血液及其制品安全性的管理，阻斷性病經采供血渠道的傳播蔓延。加強了采供血機構建設，對臨床用血進行梅毒等性病檢測；對采供血人員進行培訓、考核，實行采供血人員職業資格制度；對血液制品的數量和質量加強控制和監管；加強對輸液器具的生產、流通、使用和使用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