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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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范文第1篇

1．中國早期文明演進的模式問題

上世紀90年代，蘇秉琦先生提出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演進模式一系列理論成果，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他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將中國文明與國家的演進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隨著王權的確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及西拉木倫河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內涵是氏族組織已經松散、勞動與社會分工在家族之間展開、聚落已出現分化、祀與戎發展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并控制著社會的神權與王權，既不是奴隸制，也不是西周那樣的封建制。第二階段便是龍山時代，他對龍山時代的界定是與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及黃淮平原的龍山文化起始年代相當，內涵是包括龍山文化在內的所有與其同時的考古學文化．堯舜時代或為龍山時代，或為龍山時代的部分時期．但堯舜傳說主要同夏王朝有關，故堯舜傳說非龍山時代諸考古學文化的傳說，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頭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屬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相關的傳說。第三、四階段為夏、商和西周，可稱王國時期。雖有奴隸但并非奴隸制社會。此時期社會的基本內涵是父權家族、貴族、平民、農村公社、神權、王權、宗法制、禮制和分封制。第五個階段從秦漢王朝開始。中國古代文明進入了以對地方實行郡縣管理為特征的中央集權制的帝國時期。

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簡單多元的，而是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與文明形成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則是指文明的因素發展到足以摧毀原有的社會結構，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的產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淵源和發展譜系．并不同源。但中國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進程與途徑、環境因素在中國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課題還有待解決。

有的學者基本上接受了關于“酋邦”的理論，并用它來解釋中國前國家時期復雜政治組織的演進，認為堯、舜、禹時期“屬于酋邦性質的部落聯合體不但久已出現，其內部的運行機制已經相對穩定”。而且從唐堯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領導權交接，都不應看作是個人之間的權力轉移，而應視作是部族地位變更的反映，因此，過去那種竭力拔高由“禪讓”到“家天下”的意義，將其視為我國前國家時代與國家時代的分野的評價，也值得重新審視。同時，世襲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堯、舜、禹之間的斗爭并不如許多學者所分析的那樣，是新的王權和舊的氏族制度的斗爭，故以部落聯合體的最高首領是否世襲來作為判斷我國上古社會由前國家時期進入國家時期的分野，并不恰當。首領世襲制必須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正確判定前國家時期與國家時期分野的標志。因此，把堯舜時代看作是酋邦社會的末期，是由前國家形態向國家形態過渡的階段，而且直到有窮氏奪取有夏氏政權以后，堯、舜、禹時代那種舊有的部落聯合體最高領導權力以相對和平方式交接的機制完全被破壞，殘存的部落聯合體軀殼已徹底失去作用，中國上古社會開始進入以強大邦國間的武力爭雄為特征的早期國家時代。據此，不能以夏初作為早期國家時期的開始，而應把我國前國家時代與國家時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國以后，以部落聯合體政治功能是否完全喪失作為判斷兩者分野的依據。

2。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

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觀點主要有：(一)“滿天星斗說”，即認為我國數以千計的新石器遺址可以分為六大板塊；(二)“兩大集團說”，即前者以半坡文化為代表，屬高原山嶺型，后者以青蓮崗系統文化為代表，屬川澤湖泊型；(三)“接觸地帶說”，即主張以陰山、秦嶺、南嶺三條山脈為標志劃分出幾個接觸地帶，找出各種文化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四)“大小中心說”，仍然堅持黃河文化是一個大的文化中心，在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個小的中心；(五)“遼河流域文化中心說”，理由是赤峰的紅山文化并非受黃河仰韶文化的影響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顯的獨立特征，遠古文化北方狩獵民族文化的特點更加突出，遠古時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轉貼于

近年有的學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論”的理論。即據摩爾根的“野蠻時代三段論”，特別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論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論”，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質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總體標志國家形成期。關于物質前提奠基期，認為“農業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這三大創新分別實現了產業創新、工具創新、日常生活用具創新。從而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質技術基石。

有的學者通過中國與西亞的兩河文明的比較研究后認為，中國的兩河文明具有鮮明的不同特征，即黃河文明是連續不斷的文明，長江文明是斷而再續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內，其文明要素也顯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國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進的態勢。

有的學者則對城市與文明起源的關系提出見解，認為中國古代的城市具有明顯的政治特征，不是商業發展的產物，不是市場中心，嚴格說來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鮮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態，城的出現是英雄時代掠奪戰爭的產物，但并不意味著文明的形成。也有學者通過對牛河梁遺址的重新審視指出，牛河梁遺址至少存在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來概括全體遺存，更不能用青銅時代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來代替紅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的考古發現，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開端。因此，不同意關于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式的多元論。

有的學者認為，在運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時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點地區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視對周圍聚落及聚落群之間關系的研究，即要回答當時文明演進的程度和社會結構，單純聚落的規模并不能說明問題，還要展開微觀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沒有該起源研究便難以深入；特別是聚落和聚落群規模的差別，并非進入文明社會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環境或人口增長造成的，而進入文明社會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規模的差別才反映了社會結構上的變化。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具體時間，以往學者大多把文明的源頭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說；現也有學者根據20世紀后期中國考古發現的成果，將其上推到一萬年之前，即分為“上下兩個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過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發展過程。

3．“古國”問題

“古國”概念是由蘇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古國”理論成為近年來在中國國家起源問題上一種很有影響的解釋性框架。

有的學者認為，“古國”作為指稱前國家時期復雜政治制度的概念應有其深意，即對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的關注，特別是蘇老后來對“古國”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對長期以來人們所熟悉的對于中國國家形成和早期國家進程解釋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變”。但是應當指出，“古國”理論在考古學證據的認定上存在明顯缺陷．那就是“在作為古國理論基礎的有關考古工作中并沒有發現對于國家制度存在能夠自明的證據”，而這一缺陷是與“古國”理論在內容上的特征直接相關，即“‘古國’理論不包含關于前國家時期復雜政治組織的概念，從而放棄了對國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國家的社會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討”。特別是由“古國”理論所導致的國家起源與文明進程的多元格局也與古代文獻總體內容的“內核”相沖突。

有的學者強調要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形態，特別是三代社會性質問題，故不贊成學術界關于“古國”、“王國”、“帝國”提法。三代既不是奴隸社會，也同樣不是封建的，認為“要把三代各種族組織中的貴族與平民的關系解釋成封建主與農奴的關系，就面臨著諸多理論與史實上的困難”，而已故史家霄海宗先生的“部民社會”的提法可用來概括當時最普遍的人群結構的性質。

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三代禮樂文化；中國古代美學；文化發源

中國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時期，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的偉大意義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這三個時期產生的禮樂文化是三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中，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據著一定地位、擁有著獨特意義。如果中國古代美學探尋源頭，三代禮樂文化可視作其文化發源與萌芽。

一、禮樂的闡釋

何謂禮樂？《說文解字》解釋：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樂，五聲音總。象鼓鼙。

關于禮樂的產生，已知的文獻中有各種說法，如《大戴禮記》、《左傳》、《性自命出》、《禮記》、《史記》等，大致可分為禮樂本于神說，禮根于人類自身繁衍的欲望說，禮樂生于人情說等。

1、關于“禮”

所謂“禮”，原本是遠古時期人類的習俗系統，包括生產、生活、習慣、信仰、經驗、知識的積累。在延續與發展后，逐漸演變為文明社會系統的制度。王國維《觀堂集林》：禮為奉神人之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無文字的信條，謂之習慣。習慣之合理者，儒家命之禮。關于“禮”或可從三個維度去理解：其中源于早期社會的風俗習慣，可稱之為“禮俗”；“禮制”即周代之禮，有政治制度、社會秩序的含義；現傳禮書經典——“三禮”，即《儀禮》、《周禮》和《禮記》三書。“禮”的特征是恭敬、莊敬。《禮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左傳·僖公十一年》：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管子·五輔》：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逾越。

2、關于“樂”

古代的“樂”，包含音樂、詩歌、舞蹈，及說唱相結合的樣式，是祀教的重要內容，乃古禮的重要組成之一。《樂記·樂化篇》：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勿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樂”的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指音素上的和諧關系。《老子·第二章》：音聲相和。《荀子·樂論》、《禮記·樂記》都曾說明了這點：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老也；樂者，審一以定和也。

禮與樂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社會、國家、家庭、個體全面的協合的境界，從禮的角度講是“大順”，從樂的角度講是“大和”。禮樂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進入文明社會的獨特創造，它貫穿三代，源遠流長。

二、三代禮樂文化的內涵

根據學者的研究，不同地區的文化在走向成熟時，即逐漸形成能夠與其它文化區別的特征前，一般都會經歷一個基本相同的階段，這就是從巫術到宗教再到理性化文化的發展路徑。中國文化的發展模式就符合這種規律。中國文化在西周慢慢定型，擁有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精神氣質，達到了理性化的程度，或者說孕育出了普遍意義上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即禮樂文化。

關于夏以前文化性質的研究，因為文字資料的缺乏，所得出的結論都帶有一定的推測性。許多學者都認同文化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巫術，得出這樣的論斷是基于對大量現存的相對原始民族的調查和研究。但研究商代的文化時，因為有許多卜辭這類相對可靠的研究資料，從中顯示出了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這與巫術文化相比，具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從祭祀文化發展到禮樂文化，這其中所蘊含的進步意義更為明顯。因為在禮樂文化這個階段，人這一因素已經非常重要，在某些情況下，人的行為甚至已經可以左右天的意志了，《尚書·泰誓》曾有記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以看出，根據文化的發展，西周禮樂文化的出現是文化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三代禮樂文化的發展極致時期是在西周，這個有周公“制禮作樂”為佐證。“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禮記·禮器》），所以，三代禮樂文化是有著其內在的一致性貫通和性，它們之間損益增刪、相因沿革。禮樂文化的實質其實就在于禮是規范社會秩序的，它的實現不由強制，樂在其中處于輔助地位，通過教化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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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禮樂文化的美學意義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階級社會的開始，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源頭。三代在漫長的時間中所形成的思想觀念、文明體系，不僅成為了中國后世龐大的思維體系最原始的生長點，其文明特征也成為了中華文明后續發展的基調與導向。

關于中國的禮文化，在三代以上，還是混而為一的統一整體。但在“禮崩樂壞”的形勢下，產生了形式與內容（即禮儀與禮義）兩者的的分離。儒學的產生正是因為這點。晚清閏鎮衍在其《六典通考序》中說：“由三代以上，治與道出于一。由三代以下，治與道出于二。”這里“治”是指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所有制度和行為規范，“道”是指蘊含里面的價值系統（也就是道統）。因為中國文化整體特征就是禮，“治”即禮儀系統，“道”即禮義系統。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的區分，就在于形式與禮義內涵的不統一，而內涵不變的，可稱之為“道”，在今天就是規律的意思。這里的“道”，因為是傳承自上古一脈，也可稱為“道統”。因此，儒學所說的道統（或者說價值系統），并不是儒家的首創，而是從中國的禮文化中繼承發展出來的。

勞承萬在《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中，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是儒家哲學建構龐大體系的綱領”，而禪道兩家，雖然沒有“禮”的具體、系統的內容，但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卻不能脫離心性之“樂”。“詩—禮—樂”是一個漸次推進的有機整體，類似開端—發展—終成這樣的模式，具有中國禮樂文化獨特的生命力與獨創性。簡言之，中國人的真正心性之樂，都是由“詩”而興發其性情，由“禮”而立穩其身，由“樂”而凝聚成性。“詩—禮—樂”的發展模式，構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歷程、人生態度、審美趣味。

三代禮樂文化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三代成熟的程度，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第二，三代文化經過春秋、戰國之際諸子對其基本精神的闡發和繼承，對此后的文化的穩定特質的形成和保持起著核心的作用。重返文明源頭，三代禮樂文化一直貫穿于后世治學為政的思想當中，將其作為中國遠古從五帝到夏商周的特征，一方面為中國文化的形成建構了整體的框架，為其中的歷史演化提供了特有的演化框架，一方面也為春秋以來的文化演變提供一種邏輯前提和文化背景。從美學角度，三代禮樂文化為中國古代美學孕育了極為豐富的內容，產生了許多極富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美學概念，成為中國美學的萌芽。如夏審美視域當中的有限與無限、審美境界中之“永恒”，商審美視域中的感官之美，周審美風尚中的流與變，周“文”之美，等等，都是其中所蘊含的美學因素。三代禮樂文化因為豐富其獨到、宏大而先生的文化內蘊，為中國古代的文化美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成為了其源頭。

【參考文獻】

[1]李澤厚.華夏美學[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34.

[2]勞承萬.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56.

[3]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聯書店，1996：16.

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物形象；設計；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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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藝術設計當中，人物形象設計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漫長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中總會有各自的特點出現。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獨有的藝術表現方式，例如日本的能面，英國的騎士文化，意大利的面具狂歡節等，這些文化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被以符號的形式固定了下來，促使我國的民族文化得以豐富，而能否將傳統文化符號以現代藝術設計的手法表現出來，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話題。

一、人物形象設計概述

人物形象設計指的是在深入分析表個人外形的基礎上，抓住人物的特點展開設計。這一設計現階段可以將個性化和特殊化的服務提供給社會各階層人士人物形象設計過程中，主要是對人物的妝容、衣著以及發型等進行設計，設計師會根據客戶的個人具體特征，在考慮客戶個人意見的基礎上，通過設計促使客戶同出出席的場合以及環境呈現出和諧的狀態，為其量身打造可以選用的最優解。在符合社會常識的基礎上，最大化的強調客戶的個人外貌形象和氣質主張。

現階段，我國人物形象設計，整個行業距離成熟化和產業化還有一定距離，但這并不能作為國內人物形象設計行業一味迎合國外審美品位，缺乏本民族文化傳統底蘊，不重視本民族文化元素應用的借口，須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目前，在人物形象設計過程中，有效的將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以及藝術精華進行充分的融入至關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夠促使設計出來的人物形象呈現出獨特的藝術價值、傳統韻味和文化內涵。

二、我國人物形象設計的產生以及發展

在社會不斷進步的同時，人物形象設計這一服務行業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人物形象設計活動，可為不同的階層人士提供個性化的人物形象設計服務。每個人所從事的工作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需要通過外在形象設計來滿足崗位需求，同時還要合理地設計以及搭配服飾色彩、發型等。我國形象設計在充分吸收了國外精華的基礎上，增加了本土文化元素，使得設計技巧及其熟練程度不斷提升。然而從總體上來看，我國人物形象設計活動仍然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具體表現如下：第一，人物形象設計起步是比較晚的，基礎也比較薄弱；第二，傳統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很難形成本民族的風格。隨著全球對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不斷推廣，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的理念結合起來，可以在人物形象設計中獲得，閃爍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特征。

三、傳統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設計中的應用

（一）傳統文化元素在化妝中的應用

經過5000年的歷史文化洗禮，歷朝歷代的女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化妝風格和妝容造型特點，而這本身就是一筆偉大的財富，近些年，我國的藝術家和造型設計師也在開始試圖以古代中國美人的裝束來應用到現代人物藝術造型之中，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設計師活用中國敦煌畫壁上美人舞蹈的裝束，將現代人物設計成古代絲綢之路地區的風格，與舞蹈演員的精湛演出和燈光舞美的設計互相融合，帶給觀眾穿越時空的舞臺錯覺，讓世界各國觀眾感受到了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偉大魅力，這是一次人物形象設計中的大膽嘗試，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傳統文化元素在服裝中的應用

作為我國古代文明最具標志的載體，我國古代服飾多以圖案和顏色來顯示身份和地位，而一些經典的圖形例如祥云、龍紋、鳳紋、山水等，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符號。如果將其與西方設計文化理念進行整理與融合，再加上象征中華文化的金色、紅色等顏色元素合理搭配，很容易便能夠得到世界文化設計界的認同與追捧。事實上這樣創作方式并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2012年春節聯歡晚會，林志玲身著一款青花瓷旗袍，將十我國古代文明的色彩體系與現代時尚潮流融為一爐，讓世界各地的觀眾對中國瓷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三）傳統文化元素在發型中的應用

中國古代婦女的發式種類繁多，從遠古的披發到之后發展成梳辮、盤髻，其中髻式變化最多，也最能代表中國古代婦女特有的柔美和內斂的氣質，同時中國無論哪個朝代，女子對頭發的重視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樣，因此，各朝各代女子對于發型的設計都極為重視的重視。尤其是古代女子，發型變化種類極其繁多，表現形式也豐富多彩，再加上中國傳統女性多喜好在發型上裝飾各類材質的飾品，例如金銀等貴金屬、珍珠等貴重物品，發飾的造型進一步推進了女子發型的復雜程度與美感。而由于我國唐朝時期國力強盛，唐朝婦女常用的鸞風髻，拋云髻，反綰髻，交心髻等等發型就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在現代先進藝術設計理念的推動下進一步的走向了世界，成為了中國傳統女性的一張名片。例如參加戛納電影節的范冰冰、威尼斯電影節的李小璐、章子怡等明顯，他們有的是反綰髻，有的是墮馬髻，在加上設計師用心搭配的合理裝飾，使人物整體造型凸顯中國傳統文化之余，又與當下最流行的潮流相匹配，設計師巧妙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經典，給人中西合璧的美感。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人物形象設計之問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是我國文化的寶貴文化遺產，它以其典型的文化特征顯示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物質狀態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水平和審美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本文積極加強了人物形象設計中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研究，希望對我國人物形象設計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孫紅霞.探析人物形象設計中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J].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03）.

[2]熊娟.談傳統文化在人物形象設計上的運用[J].藝術品鑒，2016（07）.

[3]劉曉陽，許陽.人物形象設計過程中傳統文化元素的應用分析[J].戲劇之家，2015（12）.

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范文第4篇

一

古代印度文明曾經中斷的史實，是20世紀20年代起首先為西方考古學家發現并為世人所知的。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高善必在他的《印度古代文化與文明史綱》第三章第一節“印度和文明的發現”中指出：“1925年，考古學家宣布了巨大的城市遺址的空前發現，而這些城市遺址在古典文獻中沒有提到。”“這就意味著關于印度古代史的所有舊的觀點必須重新修正。印度文化的發展不是一個直線的、合乎邏輯的連續過程，而是表現出向游牧時代不開化的大倒退和無法解釋的復歸。像哈拉巴這樣的大城市表明當時存在著生產足夠余糧的供應地，這樣的城市往往成為權力的中心，這就是說，一個或更多的城市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存在。”“但是，為什么這樣的城市沒有繼承者或留下痕跡而消失了呢？它的廢墟應該意味著有些受它直接影響或者與之競爭的其它城市的興起。……但是，在印度沒有發現城市文化的這種所期望的連續性。”

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的不為人知。印度河流域文明何時消失及為何消失至今仍未能確知，這就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清晰斷點。

二

古代希臘文明曾經中斷的史實，是1900年以后首先為西方考古學家發現并為世人所知的。這次考古發現的克里特文明是古代希臘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世界考古和歷史學界是沒有爭議的。

在克里特的最重要考古發現是英國考古學家阿瑟?伊文斯的發掘，他的考古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繼續進行。從那時以后，古代希臘文明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克里特文明考古發掘出大量泥板文書上的線形文字A至今尚未被古文字學家解讀成功。這一點與古代印度文明研究的情況很相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至今也未能被古文字學家解讀成功，這也就意味著這些古代文明的大量文獻記載至今無人知曉其內容。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這次考古發現的重要意義。英國史學家伯里的《希臘史》1900年第1版中尚無克里特文明的內容，10多年后再版時他在該書新版序中說：“伊文斯爵士在諾索斯的考古發掘始于1900年，亦即這部《希臘史》第1版面市之年。他的許多令人驚嘆的發現，以及其他探索者在克里特許多史前遺址上仿效并補充了他的工作，已經改變了我們對公元前2千年時愛琴文明的知識，并將早期希臘的問題置于一種新的聚焦點中。由于這些發現，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具體書名略），本書第一章較大部分內容不得不加以重寫。”在此20世紀之前克里特文明，消失的不為人知，這就是古代希臘文明的清晰斷點。

以上知識首先見諸西方學者的考古學、古文字學和歷史學科研成果，也見諸各種有關的歷史專著。由于至今沒有更新的考古發現及其相關研究成果，也就沒有任何人能對此提出顛覆性異議。

三

古代文明發展的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陶器；泥條盤筑；平地堆燒；仿生造型

中國――世界上最早燒制和使用陶器的國家之一。制陶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手工業，陶器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一萬年前的原始社會，它于人們日常生活聯系極為密切。中國先民把黏土塑造成各種需要的造型，燒制成不同種類的生活器物，從此解決了人類的儲物問題，也記錄了古代文明的發展。

1 陶器的起源

“水火濟濟而土合”――《天工開物》

陶器的出現，在我們大多數人的眼里看來，始終是和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分不開的，甚至是伴隨著人類原始農業出現的。不過學術界一直對這點有著不同的看法和爭議，到底制陶與原始農業誰先誰后呢，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答案。考古上發現了很多的原始農業遺址，不過卻沒有發現陶器的痕跡，所以這段時間學術界稱之為前陶文化時期。

原始人類的生活方式逐步進入定居的時代，這是原始農業發展的結果。定居的生活需要很多條件，如如何貯藏食物，如何燒煮食物，這些都需要容器，而這種容器卻不是自然界現成的，他需要原始人類通過各種嘗試得來。

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類已經發明了火，在生活中，人類也熟練地掌握了泥土的特質，這些條件都為早期陶器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據考古專家推測，早期陶器的出現有可能是在炊煮食物的過程中形成的，但這只是一種猜想，陶器的產生可能還存在很多別的偶然現象，制陶工藝的成功實際上是原始人類經過漫長的時間不斷探索和嘗試的結果。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史》提出：“特別是隨著農業經濟和定居生活的發展，谷物的儲藏和飲水的搬運，都需要這種新興的容器――陶器，于是就大量出現，成為新石器時代的突出特征，在人類生活史上開辟了新的紀元。”[1]

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發現的陶器碎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陶片，距今約有在距今12000年到9000年之間，此時人類已經掌握了用火，人們在攝氏680度左右將陶坯燒制成陶器，雖然早期的陶器質地還明顯的松散，但是，它的出現成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偉大創造，它完全改變了人類茹毛飲血，懸掛燒烤的生活方式。

考古學者在佛山河灣的河宕貝丘遺址，人們在這里發現了2000年前先民們曾經使用的陶器殘片。最初產生陶器一般都是紅陶，不具備后來陶器的那種敲起來很堅硬的不滲水的特征。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層，還有一些少量的尖口圜底陶器碎片。這些陶片有著共同的特點，胎質厚重，并且非常粗糙，這顯然是人類剛學會制作陶器，火候比較低時的作品。隨著陶器的成功燒制，人類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們要用它來儲水、運水，稱為當時主要的容器，同時解決了勞動中的基本問題，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陶器是人類文明開始的標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改變物質材料的性質，是實現了“火”與“土”的神奇碰撞，它顯現出古代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并伴隨著人類的進步從遠古走來。陶器的出現，使人類開始走向定居生活，人類可以自由的支配水和食物，翻開了人類歷史文明輝煌的一頁。

2 陶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

陶器，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它是在800～1000℃高溫下焙燒而成的，坯體呈現出粗糙不透明的質感，在陶壁上有微孔，這些微孔具有吸水性，輕叩陶器會發出渾濁不清的聲音。

一般陶器可分為細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無釉或有釉；品種根據胎土的不同分別有彩陶、黑陶、灰陶、紅陶、白陶等。實驗表明，大自然中的泥土并不是都適合做陶，有一種老百姓稱之為紅黏土或紅膠土，也就是地質學上名為“第四紀紅土”的泥土，才是最好的制陶原料。陶胎是用黏土制作的，但從土到泥還需要一個復雜的工序，剛采集的泥土需要先從中篩選雜質，然后反復淘洗，最后直到沉淀出細膩粘稠的泥團，這樣才能變成真正做陶的泥料。經考古專家的不斷考古發現出土的陶器胎質細膩，質地堅實，向我們展示了原始先民熟練掌握的處理黏土的技術。

原始人類最開始制作陶器，沒有工具，只有憑借自己靈巧的雙手來完成，最早使用的方法是手制成型法。這種用手捏制的方法做出的陶器往往造型不太規整。用手直接捏制一般用來制作比較小型的器物，如吃飯的碗、盤等；而泥條盤筑可以用來制作一些比較大型的器物，如大罐、大甕、大壺等盛儲食物比較多的器物。

隨著制陶工藝的發展，慢慢人類學會了更多的制作方法，會采用慢輪和快輪來制作陶器。新的陶器加工方法的出現，大大地提高了制陶的生產力。

陶器制作出來之后接下來就是燒制了，原始人類最開始的燒陶方式很簡單，就是選擇一塊空地，將陶坯放在火上直接燒，這種燒陶方式專家稱之為平地式燒陶或平地堆燒。然而這種燒造方式有一定的缺點，由于平地堆燒時的火力難以控制，并且也沒有對其進行密封，所以燒制的陶器會出現質地松脆，顏色不勻的問題。

隨著燒陶工藝的不斷發展，原始人類發明了陶窯，陶窯是衡量陶器燒造好壞的重要標志。陶窯結構的好壞也直接影響著陶器的燒成溫度。直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將陶窯、陶輪和封窯的技術進一步提高，使得陶器的設計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時已經可以制作出造型各異的器皿。

3 陶器的分類與造型

原始陶器的造型簡單，大多數是用來盛水和儲藏糧食的。不同地區的陶器在形態上也有不同風格，有平底的，也有尖底的，陶器在汲水、燒烤、儲存食物等方面，對人類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造型各異的生活日用品之外，還有不少是原始人類用于裝飾的陶器飾品。

陶器根據其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以分為飲食器、炊煮器、盛貯器、盛酒器、工具類、雜器類等。例如，陶鼎、陶罐、陶碗、陶盆、陶缽、陶甕、陶缸等。

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以形體單純的圓形器為多，這是原始人類對自然摹擬的結果，如鳥卵、家豬、龜等動物形體，以及葫蘆、瓜形、果實等植物形；又由于圓形器制作較為方便，即使不太規整，在視覺上仍渾然一體，且使用和清洗也較為方便，以圓形器為基本形制的飲食器設計規律為后世所繼承。

陶器制作在我們今天看也都是非常先進的，造型簡練、概括，追求整個形體的一種均衡，達到一種形式美感，首先是功能決定了它的結構和形制，同時又遵循著審美的特征，按照美的規律去創造。

陶器特征是以折沿平底和三實足和圈足器為主的發展體系，陶器的質料也還是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較多。

陶器從產生，造型就在不斷的演進，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原始人們對事物認識的過程，對科學技術研究的一個過程，同時也反映出原始人們對于藝術的追求和理解，對美的向往和藝術創造的過程，充分向我們展示出了中國先民的藝術創造力，讓我們現在都不得不敬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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