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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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村墳地；墳地征收；困境；司法路徑

中圖分類號：D90-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9-0116-03

“生養死葬”、“入土為安”、是中國千百年來廣為流傳的傳統觀念，如今土葬習俗在農村仍舊盛行。當下，由于傳統習俗的阻力和歷史遺留，公墓殯葬在農村并未得到有效實施甚至形同虛設。觀念的保守對墳地征收的阻塞和經濟發展對土地大量需求，兩者難以在實踐中找到利益平衡點，這就不可避免了在國家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雙重約束下，配合經濟發展的現行的國家政策和墳地歷史遺留問題的激烈的碰撞和矛盾激化，多方利益難以達到動態平衡。

一、農村墳地征收的困境現狀

（一）現實困境

我國是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多民族呈現大雜居小聚居態勢，城市化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潛移默化的淡化了民族多樣化的習俗，在殯葬等方面也逐步的同化從而達到統一有序的管理，但是在各少數民族在其長期的歷史傳統背景下，尤其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相應不同的喪葬習俗還部分或完整的被世代傳承和保留。

一方面，喪葬問題在農村和偏遠地區普遍呈放逐消極態勢，管理措施松懈，墳地的選擇往往是民眾們依據自身當地習俗，遵從風水原則，自主安排。有的葬在山林中，有的在自留山自留地里，甚至有的安葬在自家田或者通過協商葬在別人家的田里。具體情況形形，林林總總，多樣而復雜，難以統一和調和。而另一方面，自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和家庭聯產承包制以來，經濟發展，城建擴大，土地資源逐漸緊缺，同時隨著農村人口的增多，人均土地耕種面積銳減，各地的山地荒地逐步被農民開發耕種，可供葬墳的山地越來越少，但是安葬亡靈對于普羅大眾而言又是勢在必行不能回避的問題，因此祖墳山、墳地的祭祀、葬墳用途和經濟用途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農村墳地問題的整合規劃和征收也迫在眉睫。在此矛盾上，當下很難找到利益平衡點，以至于每每墳地征收運動都會受到百姓強烈地阻撓和抵觸，以至于雙方長期僵持，拖延公共工程進度等。為此，就會出現有些地方強征墳地的狀況，采用激進手段，以“平墳復耕”的名義制定相關政策，同時征地通知，強行遷走田間地頭的墳墓。

農村墳地糾紛，涉及的主體也很是廣泛，前文所提到，因為農村的喪葬普遍依照自身風俗，據調查了解，除去風俗之外，人們更遵從風水，因此墳地的選擇并不集中且呈現多樣復雜性。是以，在墳地征收的過程中，若葬在自留山自留地等，主體僅涉及國家和公民雙方，若是葬在他人的田地中，就會涉及多方主體，矛盾的調和難度也會加大。農村墳地糾紛案件頻頻發生，在全國范圍內屢見不鮮，處理難度的加大，有時不及時化解，更有可能引發群體性械斗事件，影響當地社會穩定。而同時涉及到的農村墳地糾紛損害賠償，現行法律制度既無法直接明確規定原告的主體資格認定，也無法支持其精神損害賠償訴求，使糾紛進入兩難境地。

（二）立法困境

目前，我國土地的所有權皆為國有或集體所有，但公民土地的使用權等相關權利仍然是值得尊重與保護的。政府為推進農村城市化發展，征收農民土地，那么農村墳地該何去何從，有沒有一個合理的安置方式與補償方式，這是我們不容小覷的一個社會問題。在殯葬方面，雖然國家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例如《殯葬管理條例》，但是對于民俗多樣、思想保守且情況復雜的的農村喪葬現狀來說，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推行實施以迅速改變的。為了因地制宜，盡管地方相關為調節墳地征收的矛盾也出臺了相應的政策和地方法規，例如：云南省在2014年5月修訂出的《云南省十五個州（市）征地補償標準》，但據了解，多數標準只包括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而在青苗物補償費、地上附著物補償費、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金等費用上的規定少之又少甚至沒有規定。由此可見，相關規定在農村墳地征收的調整上過于籠統和空泛，規定的情形有時也和司法實踐有很大的脫節，這些都是導致農村墳地喪葬亂象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改善的原因，矛盾并未得到普遍緩和，一切都在博弈。

同時，對于政府“平墳征地”行為，其合法性與合理性有待重新審視。從立法目的看，2011年國務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八條首次列舉了符合“公共利益”的六種情形，但是，該《條例》只規定對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補償，沒有規定土地使用權的補償。因此《條例》不適用于農村土地的征收，更不適用于農村墳地的征收。另一方面，土地征收補償原則是對土地所有權人因為公共利益所受損失的一種彌補，這種彌補受制于特定的規則，完全補償理念不僅是合理的補償原則，也是可具操作性的，并且一定程度上與“公正補償”原則是意義相通的。但是地方征地行為和其行為所依托的標準，并非面面俱到照顧多方利益，有失公平也時有發生，這就有悖于我國土地征收補償的原則，因此必須受到重視和進一步的商榷。

農村墳地和殯葬在管理制度也多為空白，若想調和矛盾，進行有效的管理，必須有相對應的有實行力的管理制度相配合。農村墳地登記管理制度缺失，使已有的墳地性質無法確定，使用年限無從計算，導致《殯葬管理條例》中第八條和第十一條的規定無法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很多墳墓屬于祖墳，年代久遠，根據法無溯及既往原則，所出臺的有關于年限登記法律法規也只能對現狀進行調整，不能以其年代超出法定而強行進行遷墳。然而，現有的墳地征收政策普遍呈現籠統抽象且滯后空白的形態，很多規定和實際狀況脫節，形同虛設，在現實司法實踐中很難被應用解決各類糾紛。

綜上所述，民族地方喪葬習俗與國家法律法規相關政策之間無法找到一個平衡點，官法與民俗之間的沖突亟須協調。

筆者認為，判定補償的原則不應當極端化，不能一刀切地統一全國標準，同時在具體案件的判斷標準上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地方制度的建立和法規政策的頒布，需要國家宏觀調控微觀自主，不能全部下放。因此，對于標準的制定，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地方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結合風俗，標準個體具象化，微觀自主自制來確定實體標準，適應情況發雜多樣化；另一方面國家應在地方如何制定以及制定標準范圍、程序、方式等進行框架式程序立法規制，用程序公平促進實體公平，宏觀調控，兩相促進，達到官民利益動態平衡。

此外，在補償方面，應該注重精神損害賠償。墳墓本身不同于一般的物，死者的近親屬對墳墓存在一定的精神利益。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要素對其活著的一定范圍內的近親屬仍會發生影響。對死者人格的侵害，實際上是對其活著的近親屬精神利益和人格尊嚴的直接侵害，在侵權類型上，屬于以違反公序良俗的方式致人損害，損害后果表現為使死者近親屬蒙受感情創傷、精神痛苦或人格貶損。墳墓寄托了死者近親屬的個人感情、對死者的懷念、死者和生者的尊嚴，對墳墓的侵犯，也就是對死者近親屬精神利益的侵犯。因此，國家出臺法律應該在精神損害賠償上有具體規制。

（三）結語

農村墳地是死者的靈魂所在地，寄托著生者對逝者的哀思，是農村宗教生活“慎終追遠”行為的場所，同樣也是維系農民本體性價值的重要社會空間；再者，農村墳地也是維系鄉村“文化網絡”的重要手段，是維持集體社會團結的重要載體，它更是宗族傳統觀念的延續和集體成員當前最重要的一種“隱性”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對于墳地征收的法律規制建設，可以借鑒國外法律，完善國內立法，將征墳行為納入法治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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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田地征收補償標準范文第2篇

擁有1000多口人的云南省大理市下關鎮文獻自然村位于城郊結合處。除了大理市區的不斷擴大逼近，2006年以來比鄰而居的云南紅塔集團大理卷煙廠更是把廠房建設的觸角伸入他們的土地。

由此，這些年遍及神州大地的征地拆遷“故事”再次在云南上演。

三塊土地三種價

2007年3月，已經有兩處大理卷煙廠廠房正在以前文獻村的土地上緊張建設中。而相關資料顯示，大理卷煙廠每年提供的財稅占整個大理州的30%，屬當地納稅戶之首。

“我知道村里有些人對征地是不發表意見的，但是我有話要說。”文獻村老年協會委員孫光華說，“這些土地被征走可以說是政府強迫的，我們根本不能抗拒，原來我們村里也希望自己在這些土地上建蓋農貿市場賺錢，但是政府不批準，最后把土地征給了煙廠使用。”

孫光華表示：“我是產黨員，盡管有不同意見，但還是要支持政府為發展地方經濟所做的工作，問題是最后我們發現政府在土地賠償資金上做了手腳，這樣情況就完全變了。”

村小組長李子貴則說：“文獻村此次被煙廠征用的3塊土地共計234畝（不含道路用地），據我們了解，大理卷煙廠按照每畝35萬的價格撥了賠償款到下關鎮政府，但是鎮政府卻沒有把所有的錢賠給村里，中間差不多有4000萬元不見了。”

相關資料顯示：第一塊土地110畝早在2002年就以每畝10.5萬元的價格出讓給下關鎮政府，2006年又由煙廠以每畝35萬元征用；第二塊50畝土地2006年以每畝35萬元被煙廠征用；第三塊97畝土地價格僅則為每畝13萬元。

由于煙廠和地方政府并沒有就詳細的財務收支報告進行公示，許多村民一直抱著“其中肯定有貓膩”的想法。事實上，對政府利用征地機會牟利，文獻村村民中有著廣泛的共識。

但下關鎮政府有關官員說：“234畝征地，大理卷煙廠的確全部是以每畝35萬元的價格撥付政府的，然后我們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了賠償，之所以會出現第一塊和第三塊土地價格低于35萬，是因為扣除了我們在當中的各種基礎建設、拆遷費用，以及各種必需的規費和手續費等。”他表示，下關鎮政府在此次工作中，不但沒有“賺錢”，相反“虧”了1000多萬元，平均每畝8至10萬元，“但是為了納稅大戶大理卷煙廠的工作能夠順利開展，在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政府愿意承擔這樣的虧損”。

“政府不可能虧，只可能在當中賺了錢，現在還有誰會做虧本的事情？”李子貴堅持認為，“政府必須把錢的去向說清楚，把其余的錢還給村里，既然他們做事情不透明，就無法讓我們相信。”

分析目前的征地拆遷為何會引發如此大的矛盾時，其實幾乎都可以將落腳點放在補償標準上，“農民只能將土地賣給國家，沒有別的選擇，但是補償標準又非常低”。中國各地以往大量征地事例表明：所得征地拆遷款，常常是地方財政分得一部分，政府官員從中掠走一部分，實際分到農民手中的錢非常少 ，這種土地征用、拆遷體制實際上為貪污等腐敗行為的滋生提供了空間。

針對這種情況，有村民說：“如果政策允許煙廠直接和我們談價，而不要政府參與，很多事情就會簡單明白多了，但是現在的情況是用地的人不能和賣地的人聯系，中間還隔著政府。”

政府的角色

文獻村委會主任蘇正云說：“此次征地事先已經征得村里95%以上的村民同意才進行的，可以說并沒有違反國家的政策，現在不斷向外反映的畢竟是村里少部分的人。在政府和企業需要用地，政策批準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如果要等人人都同意，那基本什么工作都無法進行了。”

至于在此次征地中出現的一些矛盾，蘇正云認為政府有自己的難處，同時政府并非沒有為村里做事，比如在村里重新建蓋的“文獻完小”就幾乎投入了200萬元。他說：“征地既是企業的需要，也是地方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們老百姓有時候是必須做出點犧牲的，否則大理就無法發展了。”

據了解，煙廠征用了文獻村的土地后，村民曾經要求把本村村民安排作為煙廠的臨時工或合同工，改善水利道路建設、資金補助等要求，但是現在也沒有落實。村民所提出的完善村民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險的條件，鎮政府和煙廠也沒有肯定答復。

下關鎮政府有關官員說：“老百姓總是有機會抱怨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夠好，賠償不夠多，我覺得除了對相關工作意義認識不足外，國務院施行的《拆遷條例》也有明顯瑕疵。比如對拆遷人義務規定了許多條，而對被拆遷人的義務僅有‘被拆遷人應當在搬遷期限內完成搬遷’半條，明顯不對稱。這樣的情況足以讓拆遷工作難以圓滿完成，而且經常發生糾紛，作為政府具體工作人員，我們也經常感到為難和困惑。”

目前，大理官民雙方明顯已經進入一種“相互不理解，互相不信任”的膠著狀態：民指責官克扣、霸占群眾利益；而官也抱怨民沒有大局和公共利益意識，甚至出現大量“依靠拆遷發財”的“刁民”。現在，大理甚至還流行著“要想富，做拆遷戶”的說法。

有意思的是，盡管是土地的最終使用者，但是幾乎沒有哪家企業愿意直接面對媒體對征地糾紛的相關詢問。例如大理卷煙廠有關人員就表示，征地工作是政府做的，他們已經按照規定支付了所有費用，產生的糾紛他們既不知道也沒有責任，那是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問題。

事實上，征地、拆遷及賠償工作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處理好相關的利益關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似乎也難以擺脫宿命。

“放魚”事件

2002年2月，云南省國土資源廳對大理市包括文獻村在內的相關征地、用地作出了“同意”的批復，2004年大理州委和州政府正式批準大理卷煙廠在文獻村的擴建工程，具體工作則由大理市下關鎮政府負責。

文獻村第三塊被征土地上還包括一個水面積約36畝的魚塘，這里原為村里用來蓄水灌溉田地的池塘，后被外來承包戶張云峰和村民孫繼忠于2002年以每年1萬元的承包價從事漁業養殖和娛樂業服務，合同期限為9年。2006年6月，為了鼓勵農民發展養殖業，下關鎮政府還給張云峰和孫繼忠的“碧波養殖園”發放了305元“燃油補貼”，并表示這樣的補貼每年都會發放。

張云峰表示，36畝的魚塘水深2.5米，共計儲水約5萬立方米，早在2002年承包以后就投放魚苗100萬尾，到2006年成品魚已經長至每條1.5~2公斤。他說：“2005年6月18日下關鎮政府就對養殖園口頭發出了停業整頓的通知，2006年9月28日又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對養殖園內21.7平方米的建筑進行了拆遷。”

孫繼忠表示，2006年12月22日他們收到一份由“大理卷煙廠改擴建工作組”發來的《大理卷煙廠用地的拆遷通知》，次日上午下關鎮數十名工作人員和幾臺挖掘機開到碧波養殖園開始拆遷工作，全部工作從上午持續到中午才完成，除相關私人物品被用卡車拉到村委會存放外，養殖園內400平方米的建筑均被夷為平地。他還說：“大理卷煙廠有專人到場負責給拆遷人員送盒飯。”

當中，拆遷人員用挖掘機在魚塘邊上挖出一條大水溝，用了兩天一夜才基本放走魚塘的水。張云峰說：“魚塘里90%的魚都順水溝沖入了下水道中，最后流入洱海，剩下的魚被圍觀的村民哄搶，現在的損失無法計算。”但當時在現場的文獻村村委會主任蘇正云說：“事實上被放走的魚很少，而被村民抓走的魚不過兩三千市斤。”

下關鎮政府有關官員則表示：“之前我們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無數次和張云峰商量拆遷、賠償的事宜，但是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他堅持認為自己的損失為400萬元以上，而我們經過專業評估后認為只是100多萬元。”

此中爭議細節不少：由于拆遷致使張云峰和孫繼忠與文獻村的承包合同無法繼續履行，張孫二人認為屬于文獻村“合同違約”，必須按照合同約定的“損失總計兩倍的賠償”。而下關鎮政府有關官員表示只能算“合同終止”，因為此次征地是政策性的行為，所以不可能進行合同約定懲罰性賠償。另外，張孫二人曾經將養殖園當中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給別人建蓋倉庫，政府拆了倉庫以后，按照相關規定把70余萬元直接賠償給后者，張孫二人認為“應該賠給自己”，而政府方面則堅持“沒有錯”。

針對此次征地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情況，下關鎮政府有關官員解釋：“政府并不是拆遷的主體，而是受大理卷煙廠的委托進行工作。大理的征地價格在全國也要算最高的，政府對老百姓已經很寬容了。”他表示，現在的行政規章制度很復雜，如果走正規渠道，起碼要耽誤半年時間，“由于企業生產需要，以及上級的工作壓力太大，我們的確少走了一些程序，比如通過法院發出‘強制拆遷令’等”。

而張云峰強調：“我就是對政府這樣不遵守相關法律程序而生氣，特別他們私自把我們養的魚放走，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如出一轍的小龍潭事件

類似文獻村的情況和故事幾乎隨時都在中國大地上上演。

就在大理文獻村的征地工作轟轟烈烈進行之時，云南省紅河州開遠市小龍潭辦事處的一些村莊里也上演了“征地沖突事件”，地處開遠市的小龍潭礦務局隸屬云南省監獄管理局，是中國第二大、云南省最大的露天煤礦，一直保障著附近發電和水泥等多家大型企業用煤。資料顯示其年產煤800多萬噸，2005年底已擁有資產總額20.94億元，累計生產褐煤1.4億噸，實現工業總產值45.46億元，而未來規劃其產煤能力將達年1400萬噸。

尤其2001年5月，由中國大唐電力集團控股（70%）、云南省投資公司（15%）、小龍潭礦務局（10%）和紅河卷煙廠（5%）投資建設了云南大唐紅河發電有限責任公司，該項目動態總投資為28.5億元，項目資本金為5.7億元，是云南大型獨立火力發電公司之一，并被列為“西電東送”云南省重點項目之一。“大唐紅河”的開遠電廠生產區建設在距離小龍潭礦務局16.5公里處，由后者全部供煤，其一、二期已建成投入正常發電。

然而企業風光的背后，在當地警方以“聚眾鬧事”、“詐騙”和“阻礙交通”等罪名對小龍潭辦事處3名拒絕配合政府征地的農民代表進行了抓捕，另外一名代表聞訊“逃走”至今都不敢回家后，紅河州政府、開遠市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冒雨派出上千名工作人員和全副武裝的警察，強行驅逐把守在田地里的數千村民，發生了雙方均有人受傷的肢體沖突，最后政府方面大獲全勝，使小龍潭礦務局五期擴建搬遷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各種施工機械也隨即進入推田挖坑，為下一步剝離土層采煤作準備。隨后開遠警方又將“逃”回昆明市躲避的又一名女村民抓回，征地工作有驚無險地進行著。

小龍潭礦務局五期擴建搬遷工程將根據電廠用煤需要推進，到2008年全部完成，屆時將有6000多村民搬離，住進政府新建的搬遷房。紅河州常務副州長蘇維凡表示：“抓經濟就是要抓工業，抓工業就是要抓項目，沒有項目就沒有發展。”他在一次會議上強調紅河州政府要重點抓好、協調好小龍潭煤礦五期技術改造擴建項目。

土地財政與民爭利

2007年3月，隨著《物權法》的最終通過，小龍潭一些村民表示樂觀：“那些當官的一怒之下就可以把我們關進監獄的情況也許將成為過去；以后，政府在采取任何征地行動前，可能會考慮一下后果了。”

事實上，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李元早在2006年1月就曾表示，對征地中補償安置爭議進行裁決，是中國的一項法律制度。近年來土地數量居高不下，且大多與征地補償安置有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規規定的征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制度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沒有建立起來。到目前為止，全國只有湖南、安徽和重慶三省市建立了征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制度。

而早在2004年11月，國土資源部就《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確定了征地補償標準。指導意見明確，省級國土資源部門要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省域內各縣（市）耕地的最低統一年產值標準，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后公布執行；制定統一年產值標準時，綜合考慮被征收耕地的類型、質量和農民對土地的投入、農產品價格及農用地等級等因素。

目前，中國各地給予被征地農民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合計均按耕地最低統一年產值標準的30倍計算。國土資源部指出：“（如此賠償）不足以使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話，當地政府將從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益中劃出一定比例給予補貼。”

但是，無論在云南省大理市還是開遠市，被征地農民都向記者表示“對這些規定聞所未聞，同時也懷疑其有效性”。有村民表示：“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和領導是好的，是為我們老百姓著想的，但是這些規定來到地方就完全變樣了，或者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什么規定。”

有學者指出，在征地拆遷和失地農民安置的實施過程中，農民始終處于被動和弱勢狀態。首先農民對征地的前期工作參與不夠，對征地、工程建設沒有發言權和知情權，被征地農民對不合理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對稱”，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農民、被拆遷人有抱怨和不滿情緒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請征地補償安置標準裁決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難以實行；最后在補償費用的分配機制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甚至鄉村干部起著決定性作用，被安置的農戶的個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證。

但是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傾向依然明顯。關于出讓土地帶來的經濟分配不均，大理市下關鎮有關官員表示“是政策制定上的問題，而不完全是個別官員或個別政府的原因，要知道在中國土地都是國有的”，“要徹底消除這些矛盾只有從政策根源上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