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第1篇

關鍵詞：教育正義；改革；挑戰；建構；路徑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0-0196-02

正義(justice)，歷來就是一個眾說紛紜、各執一端的價值理念。在早前的文字記錄中，正義包括全部的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為模式。亞里士多德相信正義就是平等，他將正義主要用于人的行為研究上；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城邦國中不同等級的人各司其職；休謨則把公共福利看做是正義的唯一源泉。隨著近代西方思想的發展，正義被用做一種道德標準來評價社會制度。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1]。教育是現代人成功走向社會的起點，寄托著人們美好的社會理想。教育制度作為社會制度中一個獨特的實踐領域，它的正義一方面體現著社會的正義，另一方面又促進著社會的正義。所以，要將教育變革的根本原則確立為教育正義，否則沒有教育正義的教育變革就是不合理的。

一、教育正義論的基本價值內涵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主體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就是正義。更準確地來講，就是主要的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和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他將影響西方社會的正義理論分為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和直覺主義的正義觀。很明顯，這兩種正義觀存在明顯的差別，即一種是以功利為依據，一種則以直覺為依據。從另一角度可以將正義劃分為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那么以上羅爾斯所研究的正義主要是指社會正義，也就是社會制度的正義。羅爾斯將正義理解為“公平的正義”，他也尤其反對功利主義，他認為道德哲學是社會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礎之一，在現代道德哲學的許多理論中，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總是占據上風，而不改變這個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哲學，則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體制，則很難達到社會制度正義。他指出：“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從這里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出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反功利主義。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含義是指社會的每一個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這種正義包括前提的公平和目標的公平，這要求正義原則不僅在最初的原狀態下要被一致同意，而且這種正義最終也要產生一個公平的結果，從而達到公平的目的[2]。

教育正義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教育從制度、機構到具體的人的行動，不僅涉及制度與人的具體行動的正當性問題，還有受教育機會，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因為教育的對象直接指向人，所以與社會正義相比，更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教育中的正義，是把教育自身作為一個基本結構來看待，教育正義指向的是教育向著善的方向的改進和建構，即使得教育更為合乎道德，合乎倫理。所以，正義主要指向的是教育中基本制度是否符合正義，是否受正義價值的規范。教育正義如何解決教育權利與義務的問題，是否正義的保障了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以及培育人的完整性，還有教育中利益與負擔的分配是否合乎正義目的，合乎價值倫理標準，從而實現教育內部秩序的和諧以及整個社會的和諧。

二、施行教育正義所面臨的挑戰

教育問題一直是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而對于我國來說，公眾關注的焦點以及教育改革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好教育中的不公平問題。目前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城鄉發展不均衡，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同一地區會有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發展的不均衡。其次還有部分地區教育亂收費的現象，近幾年更是有擇校問題愈演愈烈。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則缺乏正義性，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教育不公平現象是因為缺乏教育正義。因此，僅僅通過均衡發展不同地區、城鄉、學校等方法無法解決教育中的不正義問題，因為如果教育中沒有正義，則根本不可能實現公平。我國的社會制度的價值取向是兼顧公平、效率優先，由此決定教育過度強調效率而忽視了公正。在教育改革中，也沒有把對教育制度的批判上升到倫理的高度，嚴重地忽視了對公正以及正義的追求。目前，我國教育存在和表現突出的不正義問題有以下三點。

第一，教育未能充分尊重學生的個人權利。我國的教育制度在整體設計上不能平等地尊重和關懷每一個學生，學校以及教育者也未能走出這樣的局限，學生的健康和生命權利被侵犯的現象屢見不鮮，教育制度中顯而易見地存在地域差異所帶來的歧視，對學習中的所謂高分群體與低分群體的區別對待以及另眼相看。

第二，教育腐敗問題未能根除。很多地區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亂收費問題屢禁不止，巨額的擇校費問題從幼兒園開始上演，實際上一些是地方教育部門的操作。因為教育不公的問題，學校之間的差距拉大，家長為了讓孩子進入所謂好的學校，對擇校費只能逆來順受,而一些地方和學校的教育部門趁此機會占有這種極其不正義的利益，從而滋生教育腐敗。

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第2篇

某種程度上，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財富觀念的變革有著深層關聯。因此，有必要在時代語境下對財富觀念予以重新定位與思考。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中文和英文的詞典中對于“財富”(wealth)概念的日常語言的理解符合當今主流經濟學中對于財富的一般解釋，基本鎖定在有價值的物質資料上。但是還要看到，在詞源學上，財富(wealth)由單詞weal（康樂）和th（情形）兩個詞組合而成，表示“康樂的情形”或“幸福和繁榮的情形”。而在希臘文中，財富這個詞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兩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也就是說，財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詞源學的解釋，對當今財富的精神現象學有很好的啟示意義：不要倒置在財富問題上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不要忽視對于財富增長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訴求的思考。

在弄清楚財富本源意義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厘清財富的社會內蘊。其實，財富作為社會分工所積累，是剩余產品積累形式的兩極分化而導致的社會不公和財產稀缺性的認定，也是人類由無意識的交換行為向自覺的交換行為過渡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出，財富的積累過程其實就是財富及其財富觀念形成的過程。在私有制社會，剝奪與被剝奪、占有與被占有、平等與不平等乃是其間過程的歷史特征。正是基于對“剩余產品”的產權化、私有化的確認，“剩余產品”才獲得社會制度框架內所能定義的“財富”概念的內涵。因此，在私有制社會，財富的社會本質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對待剩余產品，才會使得具有私有產權性質和社會屬性的財富得以誕生；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平等，才使得財富的意識形態變成等級社會制度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重要證明；更是因為這種不平等，財富才成為少數人持有的“財富幻象”、社會兩極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財富體系的三次變革

迄今，人類已經實現了三次財富體系的變革：第一次發生在大約一萬年前，人類發明了農業，這是“創造財富的一種具有革命意義的新方法”。人類不再靠大自然恩賜，而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讓自然界按照我們的意愿去做了。在這次財富浪潮中，大多數農業社會里以數代同堂的大家庭為生產單位創造了我們所稱謂的農業文明。第性財富體系和社會（即工業主義）出現于17世紀的晚期，在地球的許多地區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劇變的浪潮，這次財富浪潮是基于標準化生產流水線的制造技術，按照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權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設起來的，所帶來的是工業一體化。第三次浪潮大概肇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因為在這一年，美國的白領和服務行業的就業人員人數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人數。這種勞動力結構上的巨大變化說明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工業經濟開始過渡到了以知識或者腦力勞動為基礎的產業經濟。

其實，財富體系的建立不是神秘秩序的顯現，也不是某個天才人物的偉大杰作，而是“大自然的隱秘過程”的必然。透過歷史我們發現，財富體系的建立需要三個因素：其一，信仰動力論向財富動力論的坐標轉換。隨著貨幣向資本的轉換，貨幣配置社會資源的意義被發現，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驅動下，西方進入了財富體系擴張的時代，西方政治譜系由信仰動力論向財富動力論的坐標轉換，神性的人逐漸向俗性的人轉換，使以資本為軸心的社會制度得以發育。其二，財富體系的政治制度設計與說明。從財富擴張的哲學教條與政治譜系的同構來說，通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設計，使資本主義財富擴張的哲學教條與政治譜系獲得同構，從而為財富的擴張提供制度設計與支持。在制度設計中，國家的本性與人的貪婪性兩極相通，“惡的人性”被假設為國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體、由僵死轉為活力的重要視點。其三，財富心理的培養和財富精神的張揚。財富擴張的哲學教條與政治譜系的同構，既是財富精神的歷史積淀，也是財富精神張揚的內在需求。因為，該設計契合了三個重要理念：首先，貪欲作為人性之本，在金錢的法則下，驅動人類社會發生了一種“原子化的裂變”，并使人的社會性轉換為一種市場的物性。其次，追求財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礎，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應更加權重追逐財富的原則。追逐私利與合理性地混合應成為一切行為的典范。最后，政治被市場經濟加以通約的價值取向應當是：用欲望來馴服和制衡欲望。這三種財富擴張的哲學理念與政治譜系的同構，乃是西方資本制度發育的重要“理論基因”。

三、財富擴張及分配邏輯與金融危機的內在關聯

財富邏輯是一個包括財富繁榮、危機、蕭條、復蘇等多環節的完整鏈條。擴張與繁榮，危機與蕭條，都是財富邏輯過程性展開的表現形式。在金融資本主義社會，金融危機的爆發是財富擴張及分配邏輯的必然。歷史上，社會財富分配經歷了三個階段，有三種類型。

第一個階段直接分配使用價值，也就是用倫理的概念，或者等級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為代表的官僚階層占有了社會的全部剩余財富，使生活系統維持在緊張的狀態，所以這種使社會發展很慢。

第二個階段分配方式是資本的分配方式。不再直接的分配作為物資資料的財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種瓜分財富的權益――價值。價值是分配財富的一種市場權利，本身不是財富，但是用來分配財富。這個價值能擴張人的欲望――占用全社會財富份額的欲望。

第三個階段分配方式是資產證券化這一特殊的財富分配方式。就是把一切預期能夠生產出社會權益的資產，統統進行證券化。證券化后產生的虛擬經濟體，使實體經濟的生產關系延伸為虛擬經濟中“社會金融關系”，而具有杠桿效應的金融衍生工具，則將這個金融關系網絡的觸角深入于全社會各個角落，形成了無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實體經濟的財富邏輯也由此延伸到虛擬經濟領域而不斷積累，并且最終被倍數地放大而表現出來，最后爆發為金融危機。由此可以看出，資產證券化使資本變異為虛擬資本，財富變異為虛擬財富，在增進社會財富的同時又在不斷地轉移和積累財富擴張風險，這就是金融危機的深層根源所在。

四、財富觀的變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爆發于西方的金融危機給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運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創新財富新源泉，增加社會財富，這是一個時代的難題，也是一個關乎民族和國家命運的重要問題。在構建我國的財富觀念和財富體系的時候，理應注意以下三個方面，（1）自覺把握世界財富革命進程，創新財富新源泉。（2）深刻把握財富原理，促進財富創造。（3）完善財富體系，增進人民福祉。

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離群青少年；網絡；社會排斥

一、離群青少年的出現和現狀

所謂離群青少年，是指沉溺于家中的自由安逸而不愿與外界接觸的青少年，他們夜以繼夜地躲在家中，并形成了依賴電腦和網絡、與現實隔離的生活方式——“能不出門就不出門，送飯上門管飽就成”。據中國青年報社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合作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的4 610人中，有56.9%的人認為自己身邊存在宅男宅女。不可否認，這個群體已經成為我國青少年群體中一支“頗有實力”的亞文化力量，深深地影響著中國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首先，離群青少年涵蓋的意義較為廣泛，包括瘋狂迷戀動畫、漫畫和游戲的“御宅族”，害怕與社會接觸的“繭居族”等單純以某一原因閉門不出的青少年族群，大多數在社會上飽受挫折并渴求家中安寧的青年人都可以用一個網絡新詞來形象概括——“宅青”。其次，中國目前正處于轉型期，許多社會問題相繼顯現，如激烈的社會競爭導致人際關系淡漠，不完善的社會制度導致社會不公正以及巨大的社會壓力導致個人幸福感下降等，都使得社會地位相對邊緣化的離群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感到沉重、壓抑，而筑起自我孤島的方式無疑是這個稚嫩的社會群體的一種避難策略。第三，離群青少年雖然是一個剛剛崛起的族群，但其影響力和帶動力卻十分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離群”的問題不僅是個人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需要引起社會足夠的重視。

二、社會排斥：青少年離群現象的根源

筆者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這一現象的成因。

1974年，法國學者勒內·拉諾Rene Lenoir）首次提出“社會排斥”的概念。這種偏見和歧視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別人分享之”。意指主導群體在社會意識和政策法規等不同層面上對邊緣化的貧弱群體的社會排斥，社會排斥有很多不同面向，但若以青少年為出發點，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別，即制度性排斥、文化排斥及人際交往排斥。

1.制度性排斥迫使青少年自我隔離。一方面，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舊的社會制度也處于不斷地變革和重建過程中，一套科學完善的社會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于是，在主導群體握有社會權力的前提下，處于邊緣地位的青年人被排斥在各個社會制度（如教育、訓練、就業及社會福利等）的“門檻”之外，造成了社會對青少年的顯性制度排斥。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正處于獨立意識不斷增強、渴望擺脫束縛的人生階段，具有特立獨行和反叛性的特征，因而往往被視為各種和不合社會規則的始作俑者和問題制造者。

2.文化排斥導致青少年自我排斥

美國社會學家莫頓認為，個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標以及社會所認可的手段，那么就會產生退縮的心理，導致個^躲避任何與現實生活世界接觸的機會，拒絕任何與社會做互動的平臺。這便是一種文化自我排斥的狀態。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道德規范體系逐漸消解，新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社會沒有一套科學明確的價值體系可以為人們所接納和內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信仰缺失的危機。

3.人際排斥將青少年推向自我封閉

面對現代社會陜節奏、高壓力的工作和學習環境，每個人都忙于競爭、疏于溝通，人際間的關系越發淡漠和隔離，越來越趨向表面化和事本主義。一些青少年由于自身的性格特點，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往往會在交往中遭受人際排斥和孤立，從而感到沉重、壓抑，內心深處產生了矛盾。

三、對青少年離群"現象的理性思考

“離群”處于一種脫離社會的非正常狀態，給青少年自身以及整個社會都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理性地分析“宅青”造成的負面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幫助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的途徑。

1.“離群”給個人及社會帶來的影響其一，“離群”造成青少年的社會焦慮，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長發展。當青少年習慣于這種離群索居并且自我封閉的調節方式后，加上缺乏有效的社會援助，他們的社會真實感就會減弱，社會適應力也隨之下降，與他人建立社交關系的能力就會減弱。其二，“離群”現象不利于社會整合，最終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Durkheim，1858—1917）基于當時歐洲發生社會革命和動蕩的背景提出了“社會整合”的概念。通俗地講，社會整合是指按照某種規則或規范調整或協調社會上各自獨立又有一定內在聯系的要素，使之成為統一體的過程或結果。

2.“離群”問題需要青少年個體與社會共同解決

“離群”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會排斥。“解鈴還須系鈴人”，因此，只有社會加強對青少年的支持和關懷，以寬容的態度接納這些“宅男”、“宅女”重返社會，他們才能走上健康、積極的生活道路。首先，要打破社會對青少年的標簽化認識，如“垮掉的一代”、“草莓族”、“問題青少年”等，應當認識到社會環境對青少年所產生的影響，增強學校、家庭、社區等對青少年的關懷，使他們對外界產生信任感和歸屬感。其次，教育者和社會工作者進行引導時要以這類青少年的興趣、愛好為切人點，進一步挖掘他們的優點，通過不斷的鼓勵來降低其自卑心理，幫助他們找回重新走向社會的信心和勇氣。第三，要盡量暢通離群青少年與外界接觸的渠道，提供相應的環境，讓有著相同經歷和感受的同輩群體走到一起進行交流和互動，以引起相互之間的精神共鳴，認識彼此的個人素質和價值等，在提高他們的社會交往能力的基礎上，再逐步擴大其交際圈。

參考文獻：

[1]網癮本質是強迫癥，社會應創造更多“宣泄”渠道.廣州日報，2007—03—13.

[2]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10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999：245.

[3]安東尼·奧勒姆.政治社會學導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

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史、經濟制度、制度變遷、經濟學說史、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6-0244-02

古典經濟學較早的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學分析，而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分析最完美的理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馬克思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原理，對當代經濟仍有巨大解釋能力。經濟學方法邊際革命后，新古典經濟學占據了統治地位，馬歇爾和瓦爾拉斯認為經濟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點，經濟制度是外生變量，生產和生產率是資源和邊際收益相結合的函數，科斯認為制度運行存在交易成本，諾斯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為核心，運用歷史分析方法對制度變遷作了合理解釋。

一、經濟史和經濟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馬克思經濟理論認為，制度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馬克思認為歷史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辨證關系的不斷運動過程。而將理論體系建立在“經濟人”假定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社會制度因素。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行為完全理性，市場通過完全競爭可解決一切問題，使社會各方利益得到滿足。隨著社會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經濟人”行為有限理性假定、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諾斯認為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為協調人們的相互關系人為設定的制約，包括正規約束和非正規約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內部和外部兩種強制力來約束人的行為，防止交易中機會主義行為以減少交易后果的不確定性，幫助交易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而減少交易成本。諾斯認為歷史表現為制度變遷，即制度創立、變更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還包括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則、準則和實施組合的邊際調整。因此馬克思和諾斯都認為歷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歷史表現為制度變遷，制度變遷和生產力又密切結合在一起，盡管馬克思和諾斯對兩者間的關系解釋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對歷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經濟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馬克思和諾斯都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分析。他們都認為作為歷史的制度變遷和生產力之間有著某種聯系，都把制度因素作為分析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進步的主要因素。馬克思認為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必然產生與物質生a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其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其上為上層建筑，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社會經濟的技術進步是人類社會在探索自然奧秘和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科學和技術知識存量，科學和技術知識存量的增長是個自然歷史過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證關系。當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也適合生產力時就會為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應用和發展提供可能性空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其次，諾思對馬克思制度演進模型的悖論。馬克思制度演進模型：技術改良和發明導致新工具出現及協作、分工等生產技術組織形式產生變化，從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發生變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發生變化。新的上層建筑為科學和技術知識在經濟中的應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間，刺激新的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發明的出現，形成一個循環往復不斷進步的過程。諾斯用事實批評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間世界海運業并沒發生輪船代替帆船之類的重大技術進步，但海洋運輸力卻有了提高。盡管海運成本沒大的變化，但因海洋運輸變得更完善和市場經濟的擴展，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變化，從而降低了海運成本，最終使海運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諾斯得出結論：在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可提高生產力實現經濟進步。這與馬克思模型相悖。諾斯還用實事反駁馬克思模型：14世紀上半葉因人口增加推動了歐洲邊疆拓殖運動導致貿易的發展、需求的擴大、土地相對價格的上升，使土地專一所有權和土地轉讓權得以確立；14世紀中葉發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劇減少，勞動的相對價格上漲，使勞動者在契約談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農奴制解體，自由勞動權得以確立，從而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證，導致了產業革命。所以諾斯認為制度和制度變遷是生產力發展的原因，生產力發展是制度變遷的結果。再次，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用交易成本理論概括了制度變遷的過程：某種模型外生變量的改變如人口的增長帶來相對價格（包括要素價格比率、信息成本、技術的變化等）或偏好的變化（來自觀念、宗教教義及其他意識形態的變化），由此引起精神結構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原制度框架內發生潛在獲利機會，但因交易成本較高，社會上存在軍事、經濟、政治組織及其他行為在原制度框架內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則，無法實現這些潛在利潤。在原制度框架內總會有人為獲取潛在利益來克服這些制度障礙。當潛在利潤大于制度障礙所造成的成本時新的制度安排就會出現，降低制度帶來的交易成本讓各個行為主體推動技術變革，社會生產力就會發展。馬克思和諾斯的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不同，都從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歷史，但他們卻得出不同的結論，關鍵在于他們對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側重點不同。

三、經濟制度的歷史分析

馬克思把邏輯分析和歷史分析統一起來，歷史是實際的存在，邏輯是主觀的過程，兩者之間不可能絕對統一，歷史的運動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邏輯所把握。邏輯用高度概括的方式從現象中揭示其本質，有很大的能動性和相對獨立性。 首先，諾斯用歷史分析方法解釋制度變遷時，沒有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和信條，只對基本假定進行了修正，即經濟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等。他認為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認知能力有限又總是處于信息不完全環境中，在交易中會發生欺騙、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增加交易成本，最終損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們為了防止機會主義而締結的契約。從而得出兩個假設成立的前提：一是發生欺騙或偷懶或搭便車的當事人，必須有能力承擔被發現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雙方都有離開對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場交易雙方沒有離開對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會有欺騙、偷懶或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的意識。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脫離“現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實中不存在經濟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場競爭。修訂的基本假定，雖然更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變遷的歷史，而是用一種靜止眼光去分析動態歷史。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是歷史發展的起點，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而是生產發展的前提。其次，馬克思的歷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會制度變遷模型，科學技術決定了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性就在生產關系中得到體現。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人性也不斷發展。邏輯和歷史在人性的發展變化中得到了統一。諾斯認為技術變化不能解釋制度的邊際調整，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釋制度的質變，也不能解釋制度的量變。因此制度不具有技術的自然歷史性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根據減少交易成本的規則發生變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不是生產力決定了制度，而是制度決定了生產力。這就是馬克思和諾斯在制度涵義上的差別。諾斯說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人為設定的契約；制度變遷是制度創立、變更及隨時間變化被打破的方式。諾斯的定義既包括制度質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馬克思的制度是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相互聯系的層次，更強調質的方面。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時，不是只有單向的決定關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力水平只是決定了生產關系以至上層建筑的基本形態即質的方面，并不決定制度的具體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層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態中必然殘留著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態上進行制度的邊際調整。伴隨著制度的邊際調整，生產力會有或大或小的進步。漸進式的中國改革實踐更能理解馬克思反作用的涵義。

四、制度變遷對科技和生產力具有促進作用

第一，經濟制度分析無法撇開歷史分析。運用歷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分析經濟，能尋找人類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兩種分析方法不能分割，歷史總是以制度變遷來表現，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歷史離不開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邏輯必須和歷史相一致，制度分析離不開歷史分析。第二，馬克思和諾斯的理論分析各有優勢。馬克思更強調生產力，著眼于社會制度變遷大的結構，注重質變，以變化來分析變化；諾斯更強調制度，把大的框架和邊際變化結合在一起，注重量變，以不變去分析變化。從分析的角度看，馬克思的分析比諾斯更為一致、更為完美，諾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變遷，對制度的歷史分析無法和馬克思相比。第三、理論對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更強調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發展，需要重視制度變遷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制度變遷不僅是制度框架的變革，而且還是制度的邊際調整，高效率的制度對技術充分發揮潛能、提高生產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楊瑞龍.論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與制度選擇目標的沖突及其協調[J].經濟研究，1994（5）.

[2] 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

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便士報革命；民主市場社會理論；述評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7-000-01

一、便士報革命的原因：民主市場社會崛起

19世紀30年代出現了勇于打破傳統并成為后來報業典范的“便士報”，這種報紙最具開創性的特征就是售價為1便士，這次變革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商業革命”。便士報革命的原因與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民主市場社會”崛起相關。

1.經營方式的改變

1830年以前的商業化報紙和黨報的情況是：內容上以政治內容為主，有部分廣告，財源來源于政黨；價格一般是六美分，發行量低；報道的相關立場并非中立，讀者群多為商界和政界的精英；報紙的作用是商業信息，成為黨派宣傳的工具；辦報極端個人化，一人身兼數職。

便士報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經營上大量發行吸引廣告，不依賴社會關系和政黨關系辦報，這使美國新聞業的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價格上售價一便士，發行量大；內容上迎合廣大民眾，逐漸關注崛起的貿易運輸制造行業的中產階級；新聞來源上新聞成為報紙的重心，開始聘用記者。

2.科技的作用

對于便士報出現的原因許多學者分別提出了“科技論”、“識字率論”、“自然史論”等觀點，試圖探討這場變革產生的原因。新聞業的發展推動了科技的革新，科技的進步為這場新聞業革命提供了條件，但并不是產生的原因。識字率是報紙發行量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人類是受制于特定的社會條件，但同時又創造出自己的歷史，有時甚至還打破了塑造自身的條件和限制。

3.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

便士報革命的原因與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相關。關于現代新聞業的起源，習慣上一致追溯到便士報，現代新聞業是隨著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而誕生的。“民主”是指貴族統治的政治文化被大眾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所取代。由于杰克遜時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使普通人獲得了選舉權，政黨體系取代了立法預備會議，越來越多的人以從政為業，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化”的影響超出了政治的范疇，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影響。愈來愈多的美國人參與市場活動，市場上出現了品種繁多的貨物，而且市場文化也滲透到美國人的社會意識中，這種文化是民主的文化。

二、便士報革命帶來的變化

1.城市中產階級對社會平等的追求

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向前，形成便士報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和新興資產階級這一全新的信息消費需求群體，而民主化的浪潮使人們趨于追求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包括追求信息的客觀及信息獲得渠道的平等，加之經濟發展造成傳統社區瓦解形成現代社會、對公眾或他人信息的大量需求，以上種種催生了便士報，引發了這場新聞業的革命。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呼吁著政治平等和經濟機遇的平等。在這期間，便士報便在提倡民主的社會環境中樹立自己中立的形象。因為只有在立場中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談到客觀性的存在。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新聞客觀性還并不是新聞人的專業核心理念和本身的做事原則，而僅僅只是一種能在社會上立足和生存的方式而已。

2.社會概念的形成

“社會”是由城市、陌生人和個體構成的冷漠世界。人們獲得自由，煥然一新，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時又要承受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賦予的重負，人們一面想了解陌生人的故事，一面又要竭力避開公眾，保護自己的私人空間。城市中產階級在那時興起，他們多為熟練的工匠、大大小小的商戶和三教九流的零售商，這些人有能力跨入政界、商界，并推動相關領域的變革。

三、便士報對新聞和現代社會互動關系的評論

1.便士報對現代新聞的意義

便士報作為現代新聞業的起源，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運用民主市場社會理論分析便士報革命的原因，可以讓受眾通過宏觀的視角看清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對新聞業的作用，反過來新聞業的發展也反作用于社會生活。這與19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關系密切，理解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框架，能幫助我們解讀便士報，而便士報也解釋了社會結構。

2.便士報對現代社會互動關系的意義

通過解讀便士報崛起的原因，我們看到現代新聞的起源離不開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社會生力產的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同時也是推動新聞業前進的力量。

通過對便士報革命的民主市場社會理論的述評，我們看到在“民主市場社會”文化的土壤下，才能產生相信“事實”而不是相信“現實”或者價值的“客觀性”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