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遺產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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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遺產定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財產;《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國際法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以后有關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又擴展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本文旨在通過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遺產的內涵及其與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這將有助于我們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理解和認識。

一、文化遺產概念的確立與發展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它將文化遺產定義為:“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所確立的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

隨著國際社會對于文化遺產認識的加深,文化遺產的概念不斷發展。其中《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大大地發展了文化遺產概念,擴大了文化遺產的內涵。

(一)《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補充性文件,它規定了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1975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首次頒布了《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規定了收錄《世界遺產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又頒布了新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于原來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進行修改,制定了六條新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條標準中,第1條強調藝術成就,第2條強調重大影響,第3條強調的是文明或傳統的見證,第4條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條的中心是關于人類的居住文明,第六條是強調與具有普遍重要意義的事件、生活傳統、信仰、文學藝術作品有著直接或明顯的聯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對于1975年的六條標準做了較大的修改,擴大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的主要變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 “技術類”遺產。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1994年第4條標準中新增加了“技術類”遺產,規定文化遺產“可作為一種建筑或建筑群或技術或景觀的最具代表性的實例”。“技術類”遺產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20世紀科技革命的人類歷史,同時表明了文化遺產逐步脫離了“藝術性文化遺產”觀念,反映了人們對人類非藝術性創作活動的重視。可見,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忽視了對于對非藝術性人類活動成果的關注。1994年標準關于“技術類”遺產的規定,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擴大了文化遺產的范圍[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現存文化”的保護要求。1975年的各條標準都指向某個過去的歷史階段和文明,體現出一種紀念性的文化遺產觀念。1994標準第3條中加入了“現存文化”二字,入選的文化遺產應“能對現存的或是已經消逝的某個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一種獨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1994年標準中“現存文化”的加入明確地表明:文化遺產不僅包括紀念性文化殘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證。

綜上所述,文化遺產入選標準的變化,反映了文化遺產概念的不斷擴展。

(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之前的文化遺產指的是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被稱之為狹義的文化遺產。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根據公約第2條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即無形文化載體,“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一般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包括:(1)口頭傳說和表述。(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和文化創造形式。(5)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確立,使得文化遺產的內涵大大擴展,標志著文化遺產概念的重大發展。

二、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遺產。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2條將自然遺產定義為:“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

從定義上看,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差異比較大。首先,自然遺產由自然界的長期演變形成,而文化遺產則是由于人類活動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遺產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區域、動物和植物生境區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只有遺址與地域相關。

其實,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聯系也是比較緊密的[2]。其一,從理論上講,自然和人文環境之間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慮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遺址、文化景觀就不能被理解,因為文化在過去形成了它們并在今天繼續形成它們。這促使國際知名的環境法學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將“環境”重新定義為某些事物,這些事物包括:人類生活、健康、社會幸福;動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態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景觀和文化遺產;自然資源。其二,從實踐上講,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往往是結合的。在歐洲,人們已經在許多風景區密集居住好幾百年了,這導致了很多風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關系已導致了整個歐洲自然風光與豐富的人文資源重疊區域的出現。在歐洲,保護自然其實經常與保護文化遺產交織在一起。實際上,許多國家已開始建立一種新的保護區,被稱為生物圈保護區。教科文組織創造了生物圈保護區這一概念作為保護陸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種方式。“生物圈保護區”這一術語是指盡可能使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相結合的一個甚至更多的被保護區域及其周圍區域。根據教科文組織的標準,“生物圈保護區”必須具有文化和生態意義。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上,將人文與自然環境截然分開的傳統觀念已經為反映二者協調的、相互依賴的觀念所代替。

豐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地區大量存在。在現有的文化遺產和環境保護文獻中,它們通常被稱為“風景”區或“文化景觀”區。美國哈佛學院將“文化景觀”定義為人們已創造、使用、改良或保護的區域,它包括歷史園林、城市公園、保護區、或鄰近農場和森林。文化景觀這一概念體現了人們努力保護它們創造或影響的地理區域。文化景觀這一概念對于理解人類怎樣形成周圍的環境以及人類改良的環境進而怎樣影響人類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意義。

三、文化遺產與文化財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財產。從有關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看,文化財產通常是指藝術品。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正式確立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進一步明確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加強了對于文化財產的保護。

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這兩個概念的聯系表現為:其一,二者的含義相似。基本含義都是指具有重要歷史、文學、藝術或科學價值的財產。其二,文化遺產由文化財產發展而來。其三,文化財產屬于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將文化財產定義為“對于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的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的財產”。可見,文化財產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這兩概念的區別表現為:其一,二者是否體現社會共享性不同。文化財產這一概念沒有體現社會共享性。而文化遺產這一概念體現了文化遺產的社會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屬性不同。文化財產具有財產權屬性,而文化遺產這則具有文化權、財產權、知識產權等多種屬性。其三,二者的范圍不同。文化遺產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還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文化財產僅僅是指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3]。

總之,把握文化遺產的內涵和特性,對于理解和認識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發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遺產的鮮明特性,表現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必要性;文化遺產概念內涵的擴展,表明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范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加強。

參考文獻:

[1]廖菲. “文化遺產” 概念發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26.

自然遺產定義范文第2篇

中國自1985年11月22日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并成為締約國以來，截止到2016年12月，中國的世界遺產共有50項，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特有的世界遺產旅游資源吸引著大批的跨文化旅游者前來中國觀光。但由于不同的地理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傳承的差異勢必會造成中西方旅游文化的差異。因此，要想更好地傳播中國世界遺產的內涵與價值，必須考慮兩種文化之間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方方面面的差異。

一、相關概念辨析

遺產的文化政治價值一直是國際遺產界公認的和極為重視的。遺產不僅對于國家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民族精神的建設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思想文化的傳播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也有非凡意義。遺產旅游在世界旅游業中獨占鰲頭。就本文而言，相關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更好地闡釋跨文化交際在遺產旅游中的作用。

（一）文化與遺產旅游

有關文化（culture）的論述有400多種，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有廣義的，也有狹義的。南大的賀云翱教授將其定義為“人類的第二生存系統”（相對于第一生存系統即自然系統而言）。張岱年先生認為“凡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都屬于文化；或者說‘自然的人化’即文化”。就本論題的中心觀點來論，筆者更傾向于張先生的認識。從這一概念來看，盡管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但有意識的到另一目的地以滿足物質或精神的某種需求應該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概括地說，遺產旅游是一種文化活動。

20世紀50年代以來，旅游因其獨特的內涵價值與方式領跑在世界各個產業的前列。世界遺產更是給旅游業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遺產旅游（heritage tourism）是指以遺產旅游（目前主要是世界級遺產）為旅游吸引物，到遺產所在地欣賞遺產景觀，體驗遺產文化氛圍的一種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動，使旅游者獲得一種文化上的體驗。隨著社會的進步，遺產旅游成為一種熱門活動，不僅旅游方式呈現出多樣性，旅游需求也是多元化的。

遺產旅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在傳播遺產價值中就會產生跨文化之間的交際。那什么是跨文化交際和跨文化旅游呢？

（二）跨文化旅游與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旅游”（cross-culture tourism）指的是暫時離開一種文化的根源地，到另外一種不同文化地的人類活動，重點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比，是有著顯著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所進行的具體的交際過程，是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是人們對陌生文化的體驗。田穗文將其定義為“荷載著至少一種文化的旅游者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從事旅游活動所引起的現象與關系的總和”。簡單地說，跨文化旅游就是附加在跨文化活動上的旅游行為關系的總和。

跨文化交際（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始于上個世紀60年代，是二戰后關于世界格局的變化所呈現出的文化多元性的表現，屬于社會學的范疇。有人認為跨文化交際是泛指一切在語言文化背景有差異的人們之間的交際。林紅梅認為跨文化交際是指具有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民族成員相互間進行交往的活動，也指同一語言的不同民族成員之間的交際。胡文仲教授將其定義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交際的過程就是跨文化交際”。從上述定義中大致可以總結出兩個要點，第一：交際雙方必須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二：交際雙方必須有言語上的交際，而不是簡單的指手畫腳的比較。

但是事物通常具有兩面性。異域文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旅游者也會觸動異域文化，那么異域文化沖突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跨文化旅游中。因此對于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為當今時代遺產旅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二、東西方的文化差異

一個民族因在長期的社會生活與社會實踐中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語言習慣以及個性心理等。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會受到政治、地域、宗教以及歷史等因素的影響，因而呈現出文化獨特性。比如說到中國，大家首先就會想到雄偉壯闊的萬里長城；說到埃及，金字塔則是人人都想探尋的寶藏。然而為什么人們會有這樣的思維定性？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深厚的歷史淵源，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民族特性，是一種“傳統”。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歷史背景的不同以及每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獨有的社會風俗，因而文化是多元的，異彩紛呈。在跨文化交際中，想要有效地消除誤解與摩擦，尤其是遺產旅游中更有效地傳播遺產的內涵，我們需要深入了解與分析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

（一）文化背景

東西方的文化背景自古以來就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文化受到傳統的儒家思想以及佛道文化的影響，使得中國文化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既有對宇宙、人類博大的仁愛，又有囤于自身的自持；既有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又崇尚歸隱自然超脫的精神追求。中國文化既有“仁”的思想作為核心，又是“天人合一”的和諧。西方文化的源頭可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歐洲的文藝復興則打開了近代文明曙光照射進來的大門，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影響西方文化至深的還有基督教。與中國的追求虛無縹緲意境的佛道不同，基督教教誨民眾“人人生而平等”，特別注重自身的權利和自由。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西方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最難解決的。但也正是這種差異引起的碰撞，才可以讓不同的文化共同體之間相互學習、欣賞，進而生發出相互尊重、理解、分享、共榮的美好情感。

自然遺產定義范文第3篇

本文通過ICOMOS、UNESCO等官方網站及國內相關的法規選編書籍，搜集了近百年來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文獻，在對法規原文及國內相關譯文加以比較與理解的基礎上，將其中涉及的旅游開發活動、游客活動、社區等相關內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關鍵詞“旅游”(tourism)、“游客/參觀者”(tourist/visitor)、“社區/當地”(community/local)、“設施”(infrastructure)、“環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闡釋”(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與篩選，然后對選中本文所直接參考引用的文獻內容進行概述。《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①是第一部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規，它規定了古代建筑保護與修復的基本原則，并成為后來被ICOMOS大會所采納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下簡稱《威尼斯》)②的基礎。該重點闡述了如何通過行政和立法措施、現代材料與技術資源以及國際協作來實現歷史紀念物的保護。《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③、《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④、《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⑤及《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以下簡稱《內羅畢建議》)①等文獻主要為本文提供了關于設施建設與環境影響方面的內容。《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最早注意到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舊城更新等給文化遺產帶來的“建設性破壞”，并就此提出積極保護景觀與特征、保護歷史地區等相關措施建議。其后的幾個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遺產正遭受由迅猛的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巨大壓力與破壞威脅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具有深遠意義。《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旨在“建立一個依據現代科學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來，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這一問題才受到各國政府和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逐步重視。《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③為各遺產公約國提供了具體操作規范的文件，該操作指南據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發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張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歷史園林(佛羅倫薩)》(下簡稱《佛羅倫薩》)⑤、《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下簡稱《華盛頓》)⑥《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⑦和《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⑧等文件是對具有國際古跡保護權威性文件《威尼斯》的重要補充。《佛羅倫薩》是關于歷史園林與景觀保護的，它對歷史園林的定義與目標、維護與保護、修復與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護等進行了具體的規定。《華盛頓》針對歷史城鎮與街區的保護詳細規定了保護歷史城鎮和城區的原則、目標和方法，該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重視社區的參與和發展，影響著以后的國際法文獻對遺產地社區的關注，如《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就把當地人民的遺產保護參與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納入到整體性保護的政策中，進一步擴展了文化遺產完整性保護的概念;《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根據時展變化的要求對關于歷史城鎮的保護與管理的定義與方法做了新的詮釋，它進一步要求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必須以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與環境質量作為目標，并闡述了旅游發展在其中充當的角色與作用。《文化旅游》①與《國際文化旅游》②是ICOMOS頒布的關于文化旅游的兩個重要文件。《文化旅游》是在文化遺產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壞威脅同時旅游利用又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初步表達了早期國際法對旅游利用的態度。1999年的《國際文化旅游》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重新闡述了旅游和文化遺產之間的作用與關系，并強調東道主社區的文化個性和文化遺跡與國內外游客的興趣、期望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與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相比，《國際文化旅游》鼓勵保護組織與旅游業的積極對話，不再將旅游簡單地視為“被迫容忍的業務”，對推進國際法的旅游利用認識發展進程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文化遺產地的闡釋和展示》③是ICOMOS2008年頒布的，它進一步闡述了文化遺產的“闡釋”(interpretation)④與“展示”(presentation)定義與目標。《國際文化旅游》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視文化遺產地的“闡釋”活動，認為遺產闡釋是同時滿足游客體驗與提高公眾意識的根本途徑。《文化遺產地的闡釋和展示》則進一步豐富了闡釋活動的內涵，對文化遺產地的旅游闡釋和展示活動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2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認識過程

2．1從關注環境影響到關注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變，首先表現在從主要關注旅游環境影響到對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影響共同關注的過程。旅游開發作為文化遺產地的主要利用與發展方式，對遺產地所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大體可以分為經濟影響、社會文化影響以及環境影響⑤。其中，旅游環境影響是國際法關注較多的一個方面，而旅游對遺產地東道主社區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與經濟影響是國際法較晚與較少關注的內容，但是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東道主社區在遺產保護中的地位作用，國際法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各種保護措施與旅游利用對社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文化影響。(1)對旅游環境影響的關注關注旅游開發建設活動帶來的環境影響。早期的國際法，如《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和《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強調各類工程與修建活動對遺產地景觀及其環境的影響。《內羅畢建議》則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業的過分開發而造成的危害”(第31條)等。其后的《佛羅倫薩》與《華盛頓》同樣強調，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如交通設施、停車場等要加以控制。《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1997起還要求申報遺產的提名報告要提供遺產地的環境壓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條)①。關注游客壓力及不恰當行為造成的環境影響。早在1931年的《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就開始意識到游客行為對文物古跡的影響，建議“教育工作者應勸阻孩子和年輕人做出污損各類紀念物外觀的行為”(第7條)，而其后的多數國際法均強調通過恰當的教育手段提高公眾的遺產保護意識以及引導恰當的保護的行為，如《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建議“締約國應使公眾廣泛了解對這類遺產造成威脅的危險和根據本公約進行的活動”(第27條)。《佛羅倫薩》、《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遺產地的闡釋與展示》還考慮到了游客的數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對古跡環境承載力的影響。可見，從早期到近期的國際法，在文化遺產地所進行的包括旅游在內的各種開發利用活動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始終是國際法關注的重點內容。(2)對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影響的關注《內羅畢建議》是相對較早關注社區的社會文化與經濟變化的文獻之一，它認為，“保護措施不應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第46條)。其后，《華盛頓》提出，“為了保護這一遺產并為了居民的安全與安居樂業，應保護歷史城鎮免受自然災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條);《國際文化旅游》序言③指出，“過度的或沒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東道主社區的生態、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提到，“為了遺產和當地居民的利益，保護與管理計劃應該要考慮到旅游所帶來的預期影響”(第4條g)。這些都表明了國際法越來越認識到各種保護措施及旅游開發利用所導致的負面社會文化與經濟影響。同時，國際法還認識到旅游利用可以帶來的正面影響。如《國際文化旅游》序言指出，“旅游可以為文化遺產創造經濟利益，并通過創造資金、教育社區和影響政策來實現以保護為目的的管理”等;《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指出，“旅游業可以在歷史城鎮地區的發展振興中發揮積極的角色”(第4條g)。由此可見，國際法在對待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影響問題上，已經從主要關注旅游環境影響過渡到對環境、社會文化與經濟影響的共同關注了。2．2從關注遺產保護需要到關注社區發展與游客體驗需要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進還表現在從對遺產本體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需要的認識到對社區發展與游客精神體驗需要的認識過程。對遺產本體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一直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的主旨與核心內容，其近百年的發展歷程是對文化遺產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的認識逐漸完善的過程(劉愛河，2009;張朝枝，2008;張成渝，2010;張松，鎮雪峰，2007)，也表明了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需要認識越來越深刻與完善。而國際法對東道主社區發展需要的關注以及對游客精神體驗需要的關注在近幾十年的國際法文獻中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體現。(1)對東道主社區發展需要的關注隨著國際法越來越認識到東道主社區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來越關注東道主社區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地位與作用，并強調實現東道主社區的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如《華盛頓》在其原則與目標中指出，“歷史城鎮和城區的保護首先關系到他們周邊的居民”，“居民的參與對保護計劃的成功起著重大作用，應加以鼓勵”(第3條);《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序言表明，考古遺產的其他構成部分是當地人民生活習慣的組成部分，對于這類遺址和古跡，當地文化團體參與其保護和保存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繼《華盛頓》后的許多國際法也開始認識到東道主社區的保護參與需要，但對于社區具體如何參與遺產保護與發展計劃則缺乏明確的引導;直至1999年《國際文化旅游》，才將如何滿足東道主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以及政治參與需要的內容具體化。《國際文化旅游》將東道主社區的需求作為整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發展原則中，有兩大原則強調東道主社區和原住民的參與需要(原則四)和發展需要(原則五)。《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序言則明確要求，“對歷史城鎮地區的任何干預都必須以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與環境質量為目標”;“可以通過信息、增強意識和培訓等方式來幫助居民參與”(第3條h);“歷史城鎮的旅游發展應該基于對當地社區身份及其文化和傳統活動的尊重與支持”(第4條g);“旅游活動必須尊重并不妨礙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條g)。可見，東道主社區的保護參與和發展需要已經成為國際法中關于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重要內容。(2)對游客體驗需要的關注游客體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國際法最關注的常常是對游客的遺產教育。從最早的《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起，遺產教育計劃就被寫進各種國際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詞較早就是以承擔公共教育任務的功能出現在國際法文件中的。然而，這些教育計劃并不是以滿足游客體驗需要為主要目的，而是強調這種公眾教育在遺產保護中的必要性，實際上也是從遺產本體保護的需要為出發點的。真正對游客體驗需要給予較多關注的是《國際文化旅游》。的一大原則就是，要“確保帶給游客一段有價值的經歷”，提出，“古跡保護和旅游的計劃應該提供游客高質量的信息，以確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遺產的重要特征和保護其需要”，“旅游者應該能夠以他們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覽古跡遺址”，“提供恰當的設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適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見《》原則三)等，強調從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與舒適、娛樂等多方面滿足游客文化遺產旅游體驗的需求。從對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需要認識到對社區發展與游客體驗的需要認識過程，體現了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2．3從被動、消極到主動、積極的旅游利用態度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問題的態度上，是一個從被動、消極地限制旅游開發利用活動，到主動、積極地鼓勵制定合理的旅游發展目標與管理規劃的過程。早期的國際法文獻大多只是為了盡可能地確保遺產本體的安全而對各種開發建設活動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對環境的影響，相關的國際法文獻對設施建設問題的處理，大多表現為通過“禁止”、“限制”、“監督”的手段來“控制”和“預防”可能威脅遺產本體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的影響;在對待游客的態度上，則希望通過“勸阻”“教育”等手段來減少游客的不恰當行為對遺產物的污損;在對待東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國際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識到社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經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提出相關的建議，較少考慮到社區居民的參與保護和發展需要等。早期關于文化旅游的《文化旅游》把旅游業看作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社會、人文、經濟和文化的事實”(基本立場第1條)，認為“旅游將對人類的一般環境特別是文化遺址產生重要的影響”(基本立場第2條)，因此，“必須認真研究這種影響，使這些影響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圍內”(基本立場第2條)等。由此可見，早期的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問題上處于被動與消極的態度。《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從1997年就提出了關于旅游發展規劃與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體現國際法對旅游利用態度的積極轉變的是《國際文化旅游》。該序言將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護的積極力量”。與《文化旅游》相比，《國際文化旅游》不再將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業務，轉而更關注旅游發展的正面影響，并以“促進和鼓勵旅游業”、“促進和鼓勵保護文物各方和旅游業之間的對話”等作為的目標，體現了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態度上的一個巨大轉變。在處理旅游利用與遺產保護的矛盾問題上，與過去的“禁止”、“限制”、“監督”、“預防”等手段相比，《國際文化旅游》更注重可持續的“計劃”、“管理”和負責任的“推廣”。在對待游客方面，與單純的“勸阻”和“教育”相比，《國際文化旅游》提出通過“闡釋”與“演示”等適當的、啟發性的計劃促進和鼓勵高度的公眾意識。在處理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矛盾問題上，《國際文化旅游》不僅提出要讓東道主社區和原住民共同參與保護古跡和旅游的規劃中來，還關注東道主社區在旅游和保護活動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礎上，《文化遺產地的闡釋與展示》又進一步為具體的闡釋與展示活動提出具體的指導原則，使旅游利用活動更切合文化遺產地的保護。最近的《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是關于歷史城鎮保護與管理的，它也將“旅游”作為獨立的條目進行了相關的闡述，認同“旅游業可以在歷史城鎮地區的發展振興中發揮積極的角色”(第4條g)，警惕大量游客給歷史城鎮地區帶來的危險，要求“保護與管理規劃必須考慮到旅游所帶來的預期影響并控制這個過程”(第4條g)。可見，與過去被動、消極的“應對式”態度相比，國際法如今采取了更為主動、積極的態度來充分“利用”和“發揮”旅游業在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動“控制”負面的影響，這顯示了國際法在認識旅游利用的進程中態度的積極轉變。

3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認識發展對我國相關立法的啟示

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進過程，實際上反映了國際法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日益全面與完善。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態度的積極變化顯示，國際法支持并鼓勵制定合理的旅游發展目標與管理規劃來盡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鼓勵發揮其對于遺產保護和社區發展的積極力量。這一積極變化，對我國協調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首先，應充分認識與理解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影響及其現實意義，既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充分利用和發揮旅游業在遺產保護和社區發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業所可能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其次，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應該重視社區旅游參與和發展，既要尊重當地社區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又要將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需要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發揮社區及其居民在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中的積極力量。最后，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應該重視游客的精神體驗，從游客體驗需求的角度制定相應的“闡釋”計劃，通過滿足游客的體驗需要來實現文化遺產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國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實踐中，相關的立法引導與規范仍然處于缺位的狀態。雖然目前我國已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簡稱《文物保護法》)為核心，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為骨干的文物保護法規體系(葉秋華，孔德超，2008)，但現行的《文物保護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護法規體系，多側重于明確保護對象、保護內容和保護方法(葉秋華，孔德超，2011)，卻忽視了針對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實踐的引導與規范;對于社區與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與尊重理解(葉秋華，孔德超，2011)更是嚴重缺失。與社區及其居民利益最為密切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國務院令第524號2008．04．22)，同樣也只側重于遺產本體的保護內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內容則完全缺失，社區及其居民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視。縱使是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04第二版，以下簡稱《準則》)①也側重于遺產本體的保護原則、程序與工程。雖然《準則》支持“文物古跡應當得到合理的利用”(見第4條)，但對于保護與利用所產生的社會與文化影響以及如何發揮和保障社區及其居民在保護和利用過程的作用與發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應有的關注。此外，盡管《文物保護法》與《準則》均提及文物古跡的展示，并以其作為公眾教育的宣傳手段，但只是強調遺產價值展示與再現(張朝枝，2010)，卻忽視了游客實際的遺產體驗需要。由此可見，我國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立法和實踐尚未體現出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應有的認識和重視，也沒有體現出其對當地社區及其傳統文化價值應有的認識和尊重理解(葉秋華，孔德超，2011)，這與我國當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實踐完全脫節。缺乏相應的法律引導與規范，這就使得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往往變成了純粹的商業化運作，文化遺產面臨過度開發的危險(胡紅梅，2010;葉秋華，孔德超，2011)，并且頻頻出現游客與遺產地景區、游客與居民、居民與政府、居民與開發商等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盧松，等，2010)。文化遺產本體非但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文化遺產地內還出現了各種負面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問題(胡紅梅，2010)，這不僅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的規定不相符合，也違背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續發展。

4結語

自然遺產定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遺產地； 遺產旅游； 世界遺產

近年來，隨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加大，遺產保護的話題也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遺產旅游研究也成為熱門話題之一。但縱觀過去十多年國內關于遺產旅游的研究，發現更多的是“遺產地的旅游研究”，對遺產的特殊性、遺產的本質等問題則凸顯不夠。本文擬在回顧過去“遺產旅游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國內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熱潮，對遺產旅游研究的核心議題進行思考與討論。

1 國內的“遺產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學術期刊遺產相關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關生態旅游的闡述中首次提出“遺產旅游”的概念，他認為，“遺產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兩個方面的遺產資源，生態旅游處于遺產旅游之下的半個級別，強調自然資源的屬性”（王大悟，1999）。此后，隨著遺產旅游的興起，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據向嵐麟（2009）的總結，遺產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4個階段（見表1）：（1） 基礎階段（1985～1991），該階段主要以具體遺產地為研究對象，研究熱點包括旅游開發、遺產美學、歷史、科學價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為主，重在對遺產地本身特點的描述；（2） 過渡階段（1993～1996），這個階段的研究仍以具體遺產地為研究對象，研究熱點在旅游開發、遺產價值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對遺產保護和遺產監測的關注，簡單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強調旅游開發和環境科學價值研究；（3） 發展階段（1997～2001），該階段研究熱點包括旅游開發、遺產價值、遺產可持續發展等，研究方法開始逐漸強調計量模型的運用，注重遺產保護的整體環境觀；（4） 全面提升階段（2002～2006），該階段以整體遺產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在數量和比例上極大增加，研究熱點包括旅游開發、可持續性、經營管理、遺產保護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結合為主，問題導向型的實證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遺產旅游的研究呈現大發展的態勢。近年來，中國遺產旅游研究對象趨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等傳統類型以外，以城鎮遺產、工業遺產等為代表的細分遺產類型也逐步得到重視；在研究方法上，實證研究方法得到重視，研究主題雖在逐步擴展，但仍以價值屬性、旅游發展、產業經濟、游客及社區和保護管理五大內容為主（戴湘毅，等，2014）。

從研究主題來看，以往的“遺產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類別：

一是根據遺產旅游的主體和客體關系進行分類（向嵐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為：（1） 遺產地本體研究，即對遺產地自身特點及價值的分析評價，包括價值特色、歷時研究、環境科學、現存狀態和資源評價；（2） 遺產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時空規律、行為特征等方面；（3） 遺產地的社區、政府/組織、媒體等利益相關者研究；（4） 遺產地旅游活動研究，是基于對遺產的本體價值及特點分析的基礎上，人們對遺產的保護、利用、開發、管理等各種措施活動。

二是根據遺產地的相關要素進行分類（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張鐵生，2009；陳蓓蕾，2012；喬恩鳳，朱江群，2010；鄒統釬，等，2009），大致可以分為：（1） 世界遺產地旅游的內涵研究，即對遺產旅游的概念及基礎理論的研究；（2） 世界遺產地價值研究，包括對遺產的歷史、藝術、科學、技術、建筑、美學、景觀、生態、哲學等多方面的價值分析；（3） 世界遺產地旅游開發研究，主要是指在遺產地上進行的旅游開發活動及其影響的研究；（4） 世界遺產地旅游營銷研究，主要包括對遺產地旅游市場與產品營銷研究；（5） 遺產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對遺產地旅游研究方法的總結；（6） 世界遺產地保護研究，主要是對遺產地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的保護問題進行的研究。

三是根據遺產地的類型進行分類（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為：（1） 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研究；（2） 古村、古鎮、古城類遺產旅游研究；（3） 山岳自然遺產旅游研究；（4） 農業遺產研究；（5）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6） 工業遺產研究；（7） 鄉土遺產研究等。

不難看出，研究中，傾向于將所有遺產地特別是世界遺產地上發生的旅游活動，界定為“遺產旅游”；把遺產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遺產地旅游開發、管理與影響相關的研究，則稱之為“遺產旅游研究”。但這種界定與分類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還有什么不是遺產旅游？遺產旅游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1.2 國家基金資助的遺產相關旅游研究

一般來講，學界認為，得到國家基金資助的學術研究代表了該領域最前沿、最緊迫的研究選題，因此，從國家基金資助的角度來分析遺產旅游的研究內容與主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國內遺產旅游研究的進展。

通過檢索2005～2015年間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遺產地旅游研究相關項目發現，近年來國家基金對遺產研究的資助不斷加強，從2010年起，每年遺產旅游方面的立項都在5項以上。從研究主題來看，2011年以前的國家基金主要資助遺產資源的價值研究，2012以來的資助項目開始強調社區利益分配與遺產的可持續性；而2015年，重點開始偏向于研究遺產地的保護及遺產價值的評估，研究熱點又開始回歸到理解遺產旅游的價值屬性及本質特征。

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關注點不同，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始終是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重點，但關注的遺產類型在不斷變化，2007年以前多關注世界文化遺產，此后開始關注多元化的遺產如工業遺產、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資源的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問題。

總體上來看，近年來國家基金資助的遺產地旅游相關研究以應用性研究為主，主要包括遺產保護、旅游開發、經營管理、價值屬性4個方面，只有2.27%的項目主要針對遺產旅游的概念性問題進行研究。但從這些研究主題與內容來看，“遺產旅游”所反映的問題與之前熱門話題如生態旅游的研究內容差異不大，所研究的問題實質其實相同（見表2）。

表2 國家基金的遺產旅游研究主題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經營管理旅游開發遺產保護遺產地社區研究價值屬性可持續概念性分析

頻數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資料來源：作者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官方網址項目檢索整理。

2 遺產與遺產旅游的核心問題

2.1 遺產的核心問題：誰選擇與決定遺產

據考，我國“遺產”一詞最早出現在《后漢書》卷五十七，原句為“（郭）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其含義可以理解為“亡者留下的財產”見《二十五史全文閱讀檢索系統》，南開大學組合教學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軟件技術有限公司聯合開發。，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質財產。這一本義至今仍在使用，如《新華詞典》將“遺產”解釋為：公民死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及歷史上遺留、累積的精神財富。在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領域廣泛使用的“遺產”一詞，經歷了從“寶物”“古玩”“文物”“文化遺產”“文化與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階段，其蘊藏的內涵與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斷變化（張朝枝，2008）。

一般認為，英文“遺產”（heritage）一詞源于拉丁語，指父親留下的財產。幾經滄海桑田，“遺產”一詞的內涵沒有根本性改變。但也有學者認為，heritage一詞大約產生于1970年代的歐洲，其涵義與古漢語中“遺產”的涵義基本相當，通常指從祖先繼承下來的東西（Prentice，1993）。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遺產”的含義開始被不斷引申，地方文脈、歷史人物等被都認作是一種遺產，并越來越多地被用作商業用途（張朝枝，2008）。

總的看來，遺產的概念從“祖輩傳下來的”財產發展到“與個性概念密切相關的”象征性遺產，從物質遺產向非物質遺產發展，從國有遺產向社會、民族和社區擁有的遺產發展（張朝枝，2008）。換言之，遺產的概念經歷了從“特殊的”遺產系統走向“一般的”遺產系統、從作為歷史的遺產時代走向了作為紀念的遺產時代的過程（皮埃爾，1997）。遺產概念作為20世紀末最有影響的文化現象（洛文塔爾，2006），其概念與內涵的演變也反映了不同時代文化與自然觀念的變化及其社會行動影響。從本質上講，遺產是人們根據當前的目的與價值觀對歷史的選擇性再現（Olsen，Timothy，2002），它是“遺產”的現象環境經過文化與社會篩選，再經過行為世界的經濟篩選才成為“具有價值的遺產”（Timothy，Boyd，2003），在這個過程中，由誰以及用什么標準來決定“遺產”是遺產，這個選擇過程是“遺產”成為遺產的關鍵所在。由此可見，遺產概念的核心問題與“選擇”相關，即“誰”選擇或者決定了它是“遺產”？它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2.2 遺產旅游核心問題：誰展示與為誰闡釋

早期關于遺產旅游的定義，是從需求與供給兩方面綜合角度出發的。從供給角度而言，一般認為，遺產旅游是“關注我們所繼承的一切能夠反映這種繼承的物質與現象，從歷史建筑到藝術工藝、優美的風景等的一種旅游活動”（Yale，1991）。但這種定義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認為這樣是混淆了遺產旅游與歷史文化旅游。從需求角度而言，有學者認為，遺產旅游是“旅游的一種，這種旅游的主要動機是基于對目的地的個人遺產歸屬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這種定義的問題在于缺乏可操作性，無法進行統計。實際上，兩種定義的核心問題都是“這個遺產屬于誰”？

遺產資源變成遺產旅游資源或產品，關鍵在于怎樣“解釋”（interpretation）遺產，即：怎樣給遺產講故事，由誰來講故事，講給誰聽，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講故事者變成了權威、商業機構，講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經濟利益，聽者成為了大眾消費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實是一種“權力話語”（彭兆榮，鄭向春，2008）。當遺產地不斷被游客訪問時，遺產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旅游資源或者說旅游吸引物。此時，人們不可否認地賦予文化與自然遺產以一定的經濟價值，使遺產成為人們“消費”的對象。但其實遺產本身并不是旅游資源，它們只是被人們建構成為了旅游資源。旅游把遺產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內形成了消費資本，它既是文化的資本化過程，同時也是遺產作為歷史的物質載體向消費者傳達其文化價值，提示和強化人類個體或群體的存在意義，喚醒和強化個體和群體的認同感，因此又是資源的文化化過程（蒂莫西，等，2007）。而遺產旅游地則是遺產與旅游活動共生的空間和產生意義的地方，從地理學的視角而言，是旅游活動使遺產“空間”變成遺產“地方”。可見，說遺產通過旅游活動來闡釋其意義與價值，其核心問題是向誰展示或怎樣闡釋，展示或闡釋的主體與目標對象不一樣，遺產旅游的形式與內容就會發生變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轉向

3.1 本體論變化：邊緣性研究對象受到關注

隨著經濟的發展及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學術界的交流日漸加強，多元化的經濟體世界導致了本體論的變化。這種社會背景的變化具體表現在3個方面：（1） 交易方式變化，非市場交易的交易活動越來越重要，如無論是在貧困的還是富裕的國家，女性的非市場交易和無償家務勞動構成了國家經濟活動的30%～50%；（2） 勞動力活動變化，人們的工作方式開始由有穩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轉變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 經濟組織變化，目前世界是多種政體共同存在的形式（見表3）。

社會背景的變化，導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導致了人們文化價值觀的改變，人們不能再用一種標準來衡量全球變化，這要求人們開始關注一種新的經濟本體論，并認識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邊緣化”的經濟現象的重要地位，人們需要關注展示和記載構成了全球社會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經濟交易、勞力活動和經濟組織（GibsonGraham，2008）。與此相對應，學術研究也開始向表演性本體論（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發生轉變，這種本體論是帶來新的經濟體，而不只是關注和評定已有的物體的現實主義認識論。因此，去挖掘邊緣化、隱蔽性和替代性的經濟活動會使研究變得更加真實和可信，對政策也更具指導意義（GibsonGraham，2008；張朝枝，2014），一些原來被認為邊緣的群體、現象在研究領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如對少數裔、另類文化等現象的研究越來越受重視。

3.2 認識論變化：研究視角超越傳統時空觀

在國內研究還在模仿西方國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西方科學哲學的主流已經由實證主義轉向實在論，進而發展為建構實在論（黃光國，2006）。且由于社會物質實質的巨變、全球的時間與空間感關系的快速變化，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體驗方式實現了革命性轉變，先前所認定的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品質已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對時間的加速和空間的縮小的深刻體悟（哈維，2003；馮建輝，2010）。由此，人們的認識論，即獲取知識的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旅游研究上來看，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認識尺度的變化所導致的學者格局觀的改變。旅游研究，從內容上經歷了20世紀50、60年代以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環境及生態等方面影響的功能主義研究，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從全球化視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發展時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經歷了老一代以其他學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學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論背景研究旅游的學者，直至現在的新一代學習西方的研究規范，以全球化的視角來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張朝枝，2014a）。種種現象表明，現在的旅游研究學者獲取知識的方式不僅限于本國的知識范圍，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來談問題，其對旅游的認識尺度發生了變化。二是游客流動性導致傳統理論的適用性受到挑戰。隨著超音速大型客機和互聯網的覆蓋，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全球同時性進一步加強，自然的空間距離和障礙已經微不足道，故在時間圖景上，人們對時間距離的感知比對空間距離的感知更為重要（黃光國，2006）。游客的流動性不斷增強，旅游方式也越來越靈活化，人們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覽各類高級別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傾向于在短時間內游覽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競爭開始趨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競爭（Hall，2015）。此外，新技術、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現又迅速過時，于是各種形象工業、一次性的服務、表演、象征性產品占據了生產的主導地位，由此構成了整個生產過程在快速流變的革命性時空圖景中展開。也正因為生產過程中，符號和形象的受重視，商品生產完全和文化聯結在了一起，文化的產業化和文化生產、文化消費成為后現代文化的特征（哈維，2003）。游客流動性的增強及文化認識的轉變導致現有理論無法完整的解釋研究的現象，傳統理論的適用性下降。在這種背景下，一些超越傳統時空觀，如從現實空間到虛擬空間、從中小尺度研究視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視角的相關研究，開始備受關注。

3.3 弱理論時代：陷入“找理論”的困境

以往的學術訓練是要求學者是具有辨識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問題，要求學者能深入問題的內部，看到問題的本質，學者們對理論構建的過程類似于偏執狂的心態（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經濟體時代的到來，導致了學者本體論開始向表演性本體論轉變，并認為理論的目標不是通過證實我們已知的東西來擴展我們的知識，而是將獲取理論視為是為了讓理論產出新的東西的一種工具，這就要求學者發現被邊緣化的經濟現象，鍛煉一種“弱理論”的思維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時空觀的改變使學者們的格局觀及研究尺度開始趨向全球化的視角，傳統理論對現有研究現象來說具有局限性，這些理論有效性邊界受到局限，學術研究進入“弱理論”的時代。

此外，學術發表競爭使數據分析工具與技術特別是計量技術被神圣化，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顯得更加“科學化”，學術的競爭淪為技術與工具的競爭；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論創新，對研究問題變量之間的關系依賴于復雜的技術手段來測量，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往往是一種“弱關系”，其研究理論也往往是“弱理論”（張朝枝，2014）。在近幾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進步。回顧這些年的研究可以發現：旅游研究的內容和話題都有擴展，研究方法和途徑也更加精密，研究結果也更加多樣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僅僅限于對現象的描述，進行案例的重復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許旅游研究理論多源自其他學科領域，而這些理論的前提假設卻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為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論”的困境，為了用理論而用理論，而對問題的實質觸及不深。

3.4 集體反思熱潮：批判性研究受歡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學者開始逐漸認識和反思旅游學科發展與學術貢獻、實用價值的關系，積極回顧和評價學科發展問題（保繼剛，等，2011），近年來，受到社會科學中文化轉型及旅游與休閑研究中不斷增加的后結構主義的影響，旅游研究已經開始進行“批判性”轉型，它尋求挑戰該領域主導的論述，反擊所謂的旅游研究是“產品化”的研究的偏見，鼓勵一系列對旅游的權力、論述和表現形式的本質的批判性的話語、討論及爭論，并強調旅游和休閑作為主要的文化現象的存在，被譽為是旅游產業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國內學者也開始對我國的旅游研究進行反思（保繼剛，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認為研究表明，我國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個方面的問題。

（1） 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強。雖然我國旅游研究的學術規范問題已經得到普遍重視，但研究的問題意識仍亟待加強，學術規范不僅要追求形式上的“規范”，更要重視實質上“規范”（保繼剛，等，2011）。旅游學科發展面臨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這就需要研究者認真考慮和追求學術成果對構建旅游理論體系、推動旅游學科發展所能作出的學術貢獻（朱峰，等，2011；馮凌，等，2011）。

（2） 旅游研究的學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認為，目前我國旅游研究的基金項目的選題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現象，即旅游現象僅成為其他學科的剖析對象，研究貢獻表現在驗證、完善、補充已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論的提出或完善，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間的對話與交流更加困難，旅游研究者學術身份認同面臨困境，旅游學術共同體難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學科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主要處于從其他學科汲取理論養分的階段，基本上是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一系列其他學科應用研究的綜合，從相關學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學科發展參差不齊，總體水平偏低且支離破碎、缺乏系統性（馮凌，等，2011）。

（3） 在研究技術與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國的旅游研究經歷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到開始出現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斷增長，發展到了現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續增長且占主導地位的過程。目前，我國旅游研究高度重視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術呈現多樣化和現代化，高新技術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運用（汪德根，等，2011）。這說明，我國的旅游研究漸漸在研究技術與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結果，若要在邏輯上沒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語言加以描述和解釋，故旅游研究方法應該實現定性回歸，注重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汪德根，等，2011）。

這些反思進一步喚起了青年學者對現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歡迎，近年來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學術共同體正逐步形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4 遺產旅游研究的核心議題

如前所述，遺產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們需要反思，之前的“遺產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遺產地上的所有旅游現象？還是在討論具有遺產本質屬性的核心問題？如果只是發生在遺產地上的所有旅游現象，那遺產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遺產旅游研究的哪些議題才能更加突出地顯示遺產的本質屬性？

遺產的本質是人們根據當前的目的與價值觀對歷史的選擇性再現（Olsen，Timothy，2002），遺產的認定和選擇的過程是權力博弈的結果（張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差異所產生的矛盾沖突也就自然成了遺產旅游的核心問題（Dahcr，2000；Richter，1997），這種矛盾的沖突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遺產產業迅猛發展而日益明顯（胡志毅，2011）。遺產從生產到消費的內生矛盾注定了遺產的復雜性（胡志毅，2011），這種復雜的內生矛盾關系可以總結為三大核心問題：“什么是遺產（who）”“象征什么價值（what）”“如何再現價值（how）”（張朝枝，2014）。圍繞遺產的三大核心問題，可以展開遺產旅游研究的核心議題。

（1） 與“什么是遺產”“誰的遺產”相關的議題。“什么是遺產”議題，包括“誰決定什么是遺產”“用什么標準選擇遺產”等關鍵問題。從生產過程來說，遺產的生產過程即遺產的申報與認定的過程，實際上國際價值取向與國內專家的話語權很大程度上影響遺產價值的認定（戴湘毅，闕維民，2012）；從消費過程來看，消費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遺產的內容體系和再現方式（胡志毅，2011）。“誰的遺產”“什么是遺產”問題，實際上是不同利益相關者在遺產認同上的不同價值觀的沖突問題。在遺產旅游研究中，應重點探討，旅游作為外生變量如何影響遺產的選擇與生產、旅游如何影響利益相關者的遺產認同、這種認同反過來又是否會影響旅游與遺產的關系等問題。同時，從研究對象上講，需要對更多邊緣性遺產進行關注，關注的遺產類型也可以從世界遺產擴展到多層次、多類型的遺產，如工業遺產、農業遺產或者鄉村遺產、社區遺產等類似的主體，能夠更好地豐富遺產旅游研究體系。

（2） 與“象征什么價值”相關的議題。“象征什么價值”議題，主要包括對遺產經濟文化雙重屬性的討論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誰的價值進行表征與闡釋”“展示與闡釋給誰看（聽）”等關鍵問題。遺產本身具有多重屬性特征（張朝枝，2014b）。在展示與闡釋過程中，遺產代表什么價值，傳播什么價值，傳播對象是誰，這一系列問題都是關鍵問題。作為遺產展示與闡釋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構遺產價值，如何傳播遺產中承載的價值觀，游客、居民、遺產權力話語者如何通過互動而不斷重構遺產的價值等等，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在這些問題研究的視角選擇中，可以超越傳統時空觀，對遺產價值表征與傳播相關的變量進行關注，比如對空間再生產、遺產集體記憶、文化公民身份等問題進行研究。

（3） 與“如何再現遺產”相關的議題。“如何再現遺產”主要是指“怎樣闡釋”的問題，包括采用何種方式、選擇何種價值進行遺產消費或生產。這一問題主要是將無意義的遺產物質實體賦予意義以及傳播，這與遺產“作者權”緊密聯系，而遺產作者權取決于行政地位、產權狀態、學術權威和經濟資本等諸多要素（胡志毅，2011）。這一過程的關鍵在于怎么“解釋”遺產，即：怎樣給遺產講故事、由誰來講故事、講給誰聽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講故事者變成了權威、商業機構，講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經濟利益，聽者成為了大眾消費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實是一種“權力話語”（彭兆榮，鄭向春，2008）。針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重點要關注遺產解說與建構、旅游如何影響遺產等。在這樣的研究中，一些邊緣性群體，如以前比較少關注的少數民族社區、或者社區內的群體差異、或者一些以往被認為“另類”“與遺產不相關”的群體可能需要進行深度關注。

當然，正如遺產概念本身一樣，遺產旅游的研究也會不斷地變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強調批判性反思、關注邊緣性群體和另類現象的今天，遺產旅游研究也應該超越傳統時空觀，圍繞遺產的核心問題展開研究，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回答遺產的本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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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From Tourismin Heritage

Sites to Heritage Tourism

ZHANG Chaozhi， LI Wenj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flection about heritage related research in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so called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es are actually tourism in heritage sites，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has not been touched. With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and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scie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s the core research issues about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 what is heritage”， “whose is heritage”， “ how to represent heritage”etc.

自然遺產定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世界公園；評價指標體系

Abstract：World-renowned parks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are explored and the core famous elements of world-famous parks are extracted, namel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natural resources, flowers &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area & faciliti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 and grea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World Park is analyzed deeply.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 well-arranged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 are followed in establishing 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World Park and the relevant indexes of Yangzhou Shugang Slim West Lake Scenic Spot is analyzed on the basis.

Key words：World Park；assessment index system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2）-09-34（5）

1　世界公園的概念界定

世界上不少園林、公園景觀在全球范圍內享有聲譽，有的以優質卓越的自然資源著稱，如美國的黃石公園，被譽為“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奇樂園”；有的以悠久的文化歷史享譽全球，如英國的海德公園，是英國最大的皇家園林；還有的以遼闊的地理面積為世人知曉，如阿姆斯特丹Bos公園，是20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園[1]……鑒于它們在世界范圍內的高知名度與高美譽度，我們稱其為世界公園。

關于世界公園官方沒有統一的定義，只有一些名詞和概念與其相關。分別是國家公園、地質公園、世界遺產。

“國家公園”的概念源自美國，譯自英文的“ National Park”，最早由美國藝術家喬治·卡特林提出，他認為“它們可以被保護起來，只要政府通過一些保護政策設立一個大公園——一個國家公園，其中有人也有野獸，所有的一切都處于原生狀態，體現著自然之美”[2]。國家公園的標準主要體現在面積、生態體系、管理機構、游客準入制度幾個方面。

國內與國家公園相當的概念是風景名勝區，指風景資源集中、環境優美、具有一定規模、知名度和游覽條件，可供人們游覽欣賞、休憩娛樂或進行科學文化活動的地域[3]。根據資源品質等將風景名勝區分為省級和國家級兩類。

地質公園是以其地質科學意義、珍奇秀麗和獨特的地質景觀為主，融合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自然公園[4]。地質公園有較高的歷史、考古、美學等價值，地質公園的定義別指出其始終處于所在國獨立司法權的管轄之下。

世界遺產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人類罕見的、目前無法替代的財富，是全人類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及自然景觀。主要分為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復合遺產和文化景觀。[5]

對上述四類公園進行綜合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官方的園林、景觀公園主要是從公園的資源品性上進行分類，該分類方式較為單一，但也說明資源屬性在公園建設中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即使是目前發展迅猛的游樂型主題公園，游樂設施也是自身成功的關鍵。

本文目前所指的世界公園，將超越原有的定義，不再從公園本身屬性出發，而是從其產生的影響力出發。影響力的來源可以是資源屬性、品牌營銷、管理模式、國際事件等等，我們對此不做限定。只要其在世界上具有高知名度，具有國際影響力，能夠提升所在城市整體品位，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提升國家整體形象，即稱之為世界公園。

世界公園至少擁有以下兩種價值：

1．經濟價值:帶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增加就業崗位，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同時，世界公園的知名度可以為城市品牌的營銷提供有力地支持，進而打造國際旅游城市。

2．文化精神價值：世界公園在不同程度上承擔了傳承文明的重任。世界公園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提升城市生活品味的同時，或保護了歷史遺跡、或展示了人類文明藝術史、或保存了大自然的原始風味，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傳播與傳承。

2　世界公園的主要特征分析及分類

公園的分類又是另一個復雜的體系。各國公園分類的基準點也不盡相同。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不同類別的公園體系也有自身獨特的分類標準。如日本在公園的分類體系中，先根據資源屬性將公園分為自然公園、城市公園兩類。又根據面積、服務對象、功能進行了細分，種類紛繁復雜[6]，而國內的分類體系更是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