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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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第1篇
（1）轉型早期：計劃經濟時期（1978年-1991年）1978年黨的制定的經濟轉型方案，轉型以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起點。路徑是先農村再城市；先針對體制外部再針對體制內部；先對國有企業進行經濟機制的改革，再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革。這是我國獨有的改革路徑，后來證明這種漸進式轉型的方式奠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基礎，為轉型的成功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這一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內容是轉換企業經營理念和機制，推行承包責任制，以解決兩權分離為核心目的，重新塑造微觀經濟。
（2）轉型中期：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確立(1992年-2001年)1992年黨的十四大會議正式確立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的經濟體制，從此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由計劃經濟體制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轉型取得里程碑意義的成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隨著計劃、外貿、金融、投資、財稅五大體制改革的完成，我國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起來。
（3）轉型深化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時期（2002至今）2002年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年，在全球貿易的助力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經濟轉經進度逐漸加快，形成國際化競爭，國家對企業的發展和定位作出相關調整和要求，主要以國有控股，進行國企法人治理建設和多元化產權改革，擔負起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使得我國市場經濟進入成熟階段。
二、國有企業管理創新特征
我國企業管理特征比較鮮明，不同地區的企業管理模式差別非常大，而且國家與企業在管理創新上發揮的作用也有差別，總體上講，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創新過程也大相徑庭，但是我國改革創新的方向始終是以市場經濟作為主導方向
。（一）企業管理創新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
企業管理制度創新和改革應該服從市場經濟目標，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管理創新的形式應該向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管理創新多元化會成為我國經濟朝著多元化和多樣化方向發展的體現。
（1）由于我國地大物博，在歷史和自然環境等因素作用下，我國不同的經濟地理區域會形成產業結構上的區別，這樣的差異會帶來生產工藝和資源組成的不同，面對不同產品帶來的市場結構和環境，不同企業對產品組合和產品價格的制定也會有很大差別，導致企業管理的方法和目標不一樣。比如，生產工藝繁瑣的企業都重視技術層面的創新，市場競爭力大的企業會根據收益情況，在節約成本上進行創新。
（2）不同行業根據自身生產規模、技術層面和綜合實力，在管理創新上也有很大差異。概括來講，資本密集的企業把企業管理的中心放在財務管理上，通過提高收益率、降低投資風險實現企業管理制度的改革。勞動力密集的企業通常會以勞動雇傭和規范員工管理制度為核心，通過對員工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手段當作企業管理創新的出發點。技術密集的企業會把重點放在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來增加企業實力，與金融業類似但性質不一樣，金融業是以引進先進現代化電子商務平臺來降低投資風險和投資成本。因此，不同行業形成的管理創新的重點都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成本結構。
（3）企業管理制度創新根據企業的所有制不同，創新方面也有所不同。大中型國企在創新制度過程中注重于處理經營者和所有者間的關系，增強所有者監督力量，以防出現產權虛置，作為國企創新目標，公有產權具有分散性，公有制的企業產權不可分，在這個背景下，產權容易發生虛置的問題，內部人逐步會控制整個企業，所以這個問題是當下創新制度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民企通常都是依靠家族力量維護和運營，科學化建設不到位，存在權責不清的可能性，所以有限責任很難確立，導致許多民企形成效益低和管理亂的局面。所以，我國家族制企業的管理創新應該以適應我國社會結構、以市場為導向進行改革創新。
（二）企業管理創新具有漸發性特征
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漸進改革和創新。宏觀上，我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很漫長；微觀上，企業管理創新必須存在這樣的內在特質。隨著經濟社會的漸進性發展，我國企業管理創新隨之穩步進行。我國企業管理制度曾經歷過放權讓利改革、承包責任制改革、稅務改革和產權改革等各個階段。在改革開放社會轉型初期階段，國家宏觀提出計劃經濟的概念，承認企業是商品獨立生產者，否定超前經濟理論。隨后，我國企業管理制度由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逐漸轉變為獨立、自負盈虧的經濟管理模式，企業的經營權力依然很小。隨著人們思想認識的逐漸提高，認識到了市場因素的重要性，價格機制成為了經濟轉型的核心問題，怎樣可以將國家統一產品價值轉變為受供求影響配置產品價值成為當時經濟改革的主要問題。緊接著，價格機制逐漸的改變了企業管理模式，內容主要是以收益機制為核心，以市場為主導方向，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國有企業管理改革的新趨勢。為了企業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模式，我國實行承包制和利改稅務的措施，其目的是價格機制和成本收益機制可以對企業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使企業有活力，可以帶動地區進而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發展。現如今，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和轉型工作仍然是以企業產權改革為主導，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其核心目標是以產權關系來進行資源配置。
（三）企業管理創新具有自發性的特性
我國的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特點比較明顯，所謂的自發性是以個體需要為主體導向，行為上不完全迎合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一種特性。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是我國單獨的企業對國家法律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開發道路上表現的比較突出，我國企業管理創新自發性最好的表述就是先改革，再探究改革方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完善，方向也不明確。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改革當中已經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轉變。我國曾經在學術界也討論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因我國企業總是遵循陳舊的教條，當時沒有明確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發展不斷探索的道路上，我國企業管理人員突破了陳舊的管理模式，進行大膽創新，逐步脫離國家直接進行行政控制，以利潤和價格作為經營方向的杠桿。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在沒有把企業當作獨立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需要重視市場的價格、利潤、供求規律，而不是直接等待上級指令，每次突破原有體制都會給改革增加一份動力。我國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內在特色就在于改革過程中管理人員首創主觀上的能動性，在改革過程中不斷的完善和修正，國家在認可的同時也在完善相關的政策。
三、國有企業管理動力機制
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首先應當考慮的因素是利潤，因為企業就是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來運營的經濟組織。我國擁有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背景，導致國企管理創新具有相對復雜的動力機制。國企開展管理創新的動力與市場環境和體制環境息息相關，不同轉型時期的體制環境、市場環境、國家政策影響了企業管理創新的動力機制。
（一）轉型早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
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早期主要由國企改革因素、體制因素、市場調節因素以及國企自身因素等構成。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不但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生成機理的基本因素，而且決定了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這一時期的基本屬性。這一時期，我國經濟轉型處于起步階段，宏觀經濟體制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這樣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和管理方式，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國家行政力量。在這種體制和格局下，國企在管理創新上主要是典型的以服從和響應為主，從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源考慮，雖然是計劃經濟體制內部改革，畢竟從體制上引入了商品經濟，這在客觀上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向，明確了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目標。先后國企經歷了兩次帶有市場化取向重大意義的改革：承包責任制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這兩個機制形成了國企管理創新機制的雛形，為企業管理創新的啟動和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企的基本屬性是國家行政的附屬物，國企內部的管理創新機制是次要的存在，只能從屬和響應，而存在于國企之上的政府才是支配管理創新重要推動的力量。所以，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主導是政府的強力推動，這是轉型早期企業管理創新的顯著特征。
（二）轉型中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發展
由于這一時期宏觀經濟體制發生質的變化以及國企改革政策的逐漸成熟和深化，國企管理創新系統發生了巨大變化，將市場化管理作為國企管理創新的主要方向。國企管理創新系統在轉型中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創新系統構成要素和創新系統組成結構。這一時期的國企創新系統由創新環境和創新實施主體兩個部分組成，其中，創新環境的改變主要是初期的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政策成熟，市場競爭力的出現等；創新實施主體指的是開展管理創新的國企，從創新動力機制上分析，可以細分為多個要素的組合體，這些要素包括開展創新國企的身份、數量、管理水平、經營狀況、未來發展愿景等，與轉型早期比較，企業管理創新系統構成的要素明顯增加了。不僅如此，創新系統構成的性質和組成也產生了質的變化，先經歷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隨后經過金融、投資、計劃、外貿和財稅五項改革使得我國完善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徹底的改變了國企的生存環境和地位，國企經營活動轉變為以市場交換作為活動方式。經過這次質變的轉型，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的發展，打破了國企壟斷的格局，出現外資、非公有制和國企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對國企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促進和推動的作用，為了占據市場影響力在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重大突破。這一時期起，以政府推動和市場驅動雙層導向為主題，是國企為利益越來越自覺的進行管理創新，這種成熟的創新動力機制使市場化管理徹底的進化，成為了現國企的基本范式。
（三）轉型深化期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的突破
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進入了完善和深化階段。雖然國企創立創新環境要素和組成要素沒有太大變化，但還是從內涵上改變了很多，從調查情況來看，新時期的國企管理創新動力機制是外部環境和國企自身相互結合產生的，其發展方向也是互相影響和作用的。首先，國企的創新方式和指導思想明確，并確立了科學發展觀，將發展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可持續發展作為創新主要任務。其次，政府極力推進的國企戰略目標很強，管理思想先進，發展理念比較明確，在財力和行政的支撐援助下，為管理機制的創新建立雄厚的力量，促成了國企管理創新由自覺主動創新轉變為自主深度創新。最后，國企在創新過程中，不斷發現自身的矛盾和問題，追趕國際水平的同時展開攻守兼備的理念，盡早解決漏洞也是為了將來不會出現更嚴重的失誤，為企業管理創新的穩步深入奠定基礎，將國企管理創新的愿望演變成管理創新的深化活動。總而言之，國有企業通過管理創新帶來的動力機制，不論是在管理運作特征上，還是組織結構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這些變化為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四、結束語
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第2篇
INEXDesign主席兼設計總監
請推薦當地幾家生意比較火的知名餐廳。
在首爾有許多火爆的餐廳。曾幾何時,大型連鎖餐廳頗受歡迎。然而如今,中小型餐廳以及特色餐廳卻吸引了大眾的眼球。比如意式、法式、中式還有來自第三世界國家風味的餐廳都很受歡迎。這些餐廳除了供應特色菜肴之外,還提供各式的軟飲料和酒類。每一家火爆的餐廳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一面。
這幾家生意比較火爆的餐廳中,你覺得室內設計促進經營盈利的成分有多大?
餐飲空間的設計對經營盈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餐廳里的每一道菜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和獨特的文化底蘊。因此,餐廳的設計應從菜式的內涵中提取精華部分融入到設計之中,創造與佳肴相呼應的用餐環境。餐廳應被設計成這樣一個地方:顧客可以調動五官感覺,圍坐在一起,一邊享用美食,一邊陶醉在空間之中。
以您的實際經驗,請談談在餐飲設計中如何在設計中幫助甲方創造更大商業價值。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客戶最注重的是能設計出一個在經營中能獲得最大化盈利的餐廳。為此他們投入了大量金錢和精力。因此,設計師也要把焦點放在創造最大化商業價值之上。要達到這一點,設計上既要能留給顧客深刻的印象,又要能觸動他們的情感。這樣的商業友好型設計才可能使顧客滿意。
從心理角度上來說,在高級餐廳中,顧客更希望能夠在高雅的環境中用餐,因此這類餐廳的設計應著眼于使顧客感到舒適和優雅;在公共餐廳用餐時,顧客則更傾向于明亮而動感的環境,那么在功能布局方面設計師應深入研究顧客的各種需求、行為和心理。比如我之前設計的櫸樹餐廳是一個融合型餐廳,兼有不同類型與風格的菜品,它與傳統的餐廳就很不同。以燈為例,燈的布置與燈光效果在表達空間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個人會比較注重“分區”以及設計“核心吸引力”。分區,比如功能區和動線,對于引導顧客的行為可謂立竿見影。要表達出餐廳獨特的氣質,核心吸引力必不可少――在櫸樹餐廳這個項目中,樓梯間的金屬雕塑以及paper3服裝連鎖店中的金屬通道,都是為創造核心吸引力的實例。
其它方面,拿員工設施設置來說,很自然地是由“顧客第一”來決定的。室內設計師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關注員工用客戶需求,這也是在設計商業空間時最需要斟酌的地方之一。
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第3篇
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則，能夠對規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過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現代演化經濟學發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生”。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2、堅決捍衛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轉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展戰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第4篇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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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計劃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第5篇
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來我又要班門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國家治理？剛才燕繼榮教授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我很贊同。什么叫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就是擺正官民之間的關系。請問在座的當官的人有沒有被稱作父母官的時候？請問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有沒有被稱作升斗小民的時候？這些詞在我們的歷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請問這個關系對嗎？我們用錢“養”了官員，他們怎么成了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覺得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一定要擺正這個關系，讓納稅人成為父母，讓官成為子女，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我是一個記者，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講這句話。我覺得當有一天領導心里面充分想著我們小民的時候，這個國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話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誰是皮？人民是皮。誰是毛？官員才是毛。沒有人民，官員、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覺得說到底治理就是服務，有了服務意識才有服務目標，人民群眾才是服務對象。把這個關系解決好，把這個目標認定好，把這個定位給擺好，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關鍵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為誰服務。
好，接下來我們就有請幾位嘉賓，他們是：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衛興華
國防大學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宋洪遠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張杰
人民日報社理論部主任 張首映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多年來所講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顯然強化和擴大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條件已成熟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可以說，由“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是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必然。過去我們一直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有個條件成熟因素。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多年來，一直只提“基礎性”作用。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備提出的成熟條件。其一是認識上的條件；其二是實踐所提供的條件。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從歷史事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都一直實行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曾一直踐行計劃經濟。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經歷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同階段。大體上有：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更大范圍發揮市場作用）；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相結合；最后統一了認識，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逐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也是逐步推進思想解放的過程。在新的條件下，黨和政府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市場的能力不斷提高。因此，從理論認識和實踐過程兩方面看，提高和擴大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主客觀條件都已成熟。主觀條件是理論認識條件；客觀條件是現實實踐條件。據此，可以和有必要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強調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雖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存在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利用市場經濟謀取不正當利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利用市場運行不規范、市場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某些廠商謀取不正當利益；另一種是一些政府人員為謀取某種利益，不當干預微觀經濟，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規律，是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并指出這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適用于一切市場經濟體制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認識上的三個問題：其一，認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事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應如此；其二，誤以為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全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解讀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場作用，否定政府調控功能。
首先，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作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無疑貫穿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全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也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實，講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與經濟學講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流通，是一樣的道理。在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就是通過價格在價值基礎上隨著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動而漲落，自發地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門。因此，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也就是決定作用。這里，價值規律的決定作用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涉及三個方面的“決定”事項：一是價格不由政府決定，而是在價值基礎上由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決定；二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其生產規模與結構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計劃決定，而是由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市場信號決定；三是消費需求的選擇，不再是“短缺經濟”和“賣方市場”下的憑票供應，購買者沒有選擇權和決定權的狀況，而是消費者有權決定自己的需求選擇，也就是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弄清這些方面的理論與實際情況，弄清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意，就不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論與實踐產生質疑。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包括決定現存企業的生產與銷售活動，也包括新建企業的投資方向和戰略安排。
其次，為了準確解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內涵。第一，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決定作用。例如，建設和發展國防軍事工業，無論投資新工程，還是已有企業的生產規模與結構，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而主要是由黨和政府決定。再如，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開創和發展航天工程事業，以及搞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工業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給市場去決定，而主要是由政府決定。
第二，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諸領域的改革要起“牽引作用”。同志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要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如經營性文化領域的演藝、影視等行業要受市場制約。字畫、古董、名人信札等，其價格高低完全由市場決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圖書館、博物館乃至義務教育和一切公辦教育事業等，不能由市場決定其建設與發展。當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會影響到其他領域。注意，是“影響”而不是“決定”。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就要轉變政府職能，不去干預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各個領域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利于推進而不是妨礙經濟體制的改革，要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提供有利條件和起推進作用，“要使各方面的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應該明確，三中全會《決定》與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六個領域的改革相聯系，提出六個“緊緊圍繞”。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推進，其他領域的改革有各自“緊緊圍繞”的內容，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沒有直接關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黨的建設，要駕馭市場規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設不能引進市場規律，更不能由市場決定。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強化和擴大了市場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開“看不見的手”，而捆死“看得見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當干預、過多干預，而不否定正當干預、必要干預。應是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的結合，而不是強化市場、弱化政府的結合。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又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不能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來實現，而是需要黨和政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引導與推進。
《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這一總目標，離開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推進，不可能實現。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市場監管。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越大，范圍越廣，政府監管市場的職責也越大，越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又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問題。解決后兩方面的問題，正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和宏觀調控的任務。“過多的干預”是不當干預，不是政府職責所在，也不是宏觀調控任務。政府監管職責主要是針對不正當的市場行為，諸如制假售假、生產和銷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資和傳銷、黃賭毒市場、欺行霸市、市場壟斷、不正當競爭、虛假廣告、環境污染、損害生態平衡，等等。這種干預是必要的。政府還要監管企業生產與經營安全和職工權益保障。
政府還有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職責。要統一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消除市場封鎖與割據，打破市場壟斷，建設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還要運用經濟手段，影響和調節市場，引導企業科學發展，并以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理念與相關政策引導企業縮小收入分配過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