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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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第1篇

盡管去年火電企業的利潤因為燃料成本下降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好轉，但多年累積的煤電矛盾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不久前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取消重點合同，取消電煤價格雙軌制，試圖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困擾能源界多年的矛盾。

為什么中國計劃經濟年代沒有煤電矛盾？為什么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煤電矛盾？原因在于計劃經濟年代的煤價、電價都是政府定價，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都是收支兩條線，企業不存在盈虧問題。而市場經濟國家煤價、電價都隨行就市，不管是煤炭企業或者電力企業都有合理的價格和合理的利潤，石油、天然氣、煤炭也會漲價，但沒有油電矛盾、氣電矛盾和煤電矛盾。

經濟規律為何失靈？

煤電矛盾明明是個定價問題，可這幾年都說是個體制問題，把它說成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似乎是煤炭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趨勢，已經改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業，而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滯后，還停留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行業。

既然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總不能把已經前進了的煤炭行業拉回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適應電力行業的落后狀況，只能是電力行業加快改革趕上煤炭行業。但是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就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已經十年了，市場化改革的進展很慢，似乎短期內煤電矛盾是無法解決的了。

實際上中國的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市場化程度相差無幾，都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之中，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都是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價格具有調節市場供求的作用，通過價格信號能夠有效地引導資源配置，即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然后企業擴大生產增加供應，同時需求相應下降，供求達到平衡；供過于求時，價格就會下跌，然后需求就會增加，供應相應減少，最終達到供求平衡。

現在看來，這一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在我國電煤市場上“失靈”了，前幾年煤炭價格連續多年上漲，價格甚至超過市場經濟國家，供應增加相對有限，發電企業嚴重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由于承擔著保障電力連續供應的社會責任，不能因為虧損而停止發電，煤價雖高，但是電力企業不可能棄煤而去選擇石油、天然氣，因為油氣的價格更高，所以在煤價高企時電煤需求不能減少，煤炭供求始終保持了“緊平衡”甚至十分緊張的狀態。

當前我國煤炭、電力、運輸都還存在計劃與市場雙軌制，市場機制，價格機制在生產經營中的自動調節作用受到抑制的情況下，單方面放開煤價、運價，對燃煤發電企業是極不公平的，從煤炭企業放開煤價來看，重點電煤合同、電煤價格雙軌制是不合理的，但是煤價放開，電價管住，比重點電煤合同更加不合理。

正如五大電力集團公司對電價并軌的意見是，“重點合同電煤價格并軌，將進一步加重發電企業的經營負擔”。從解決煤電矛盾來說，應當是解決好煤電價格不同步的矛盾，使燃煤電廠有一條生路，再去解決電煤價格并軌。電煤價格并軌只會激化煤電矛盾。

再談煤電聯動

自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活動中資源約束矛盾加劇，煤炭、電力供應緊張時，價格矛盾突出。國家發改委為理順煤電價格關系，促進煤炭、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經國務院批準，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

應該說煤電價格聯動是個好辦法，至少在計劃向市場過渡時期是個好辦法，而且這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還包含著適當調控電煤價格和電煤價格的監督檢測。

可惜煤電價格聯動辦法中存在明顯的缺點，主要問題有四個：一是不以到廠煤價實行煤電價格聯動，而是以電煤綜合出礦價格（車板價）為基礎進行聯動，因為車板價不包括中間環節的各項基金和收費，與實際到廠煤價差距較大；二是要求電力企業消化30%的煤價上漲因素，對電力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太苛刻，發電企業負擔太重。

三是要求各類用戶中，居民電價、農業電價、中小化肥電價，一年最多調整一次，而在實際執行中對這幾類用戶往往不調整，結果是在原來交叉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交叉補貼使電價扭曲更加嚴重。四是聯動機制中規定要確定聯動周期。原則上以不少于6個月為一個聯動周期，而且變化幅度要超過5%，這個規定又要求發電企業承擔相當數量的漲價因素。

香港實行的煤電聯動，建立了一種煤電聯動基金，燃料漲價時，發電企業可以隨時從基金中得到補償，燃料減價時，發電企業應當把多得的燃料費退回基金，這樣發電企業可以實時得到補償，而用戶的電費只須每年調整一次。

煤電價格聯動辦法出臺后，出現了各種意見，一種意見以為煤電價格聯動是計劃經濟的辦法，市場經濟辦法應當是在電力行業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競爭確定發電廠的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輸配電價由政府按市場經濟規律核定價格。要知道靠競爭性電力市場定價不是件容易的事，拿最早進行電力競爭性市場改革的英國來說，在第一階段用強制電力庫模式，沒有成功，第二階段用以合約交易為主，輔以不平衡電量交易即NETA模式，也有不少問題；在第三階段將NETA模式推廣到電力市場進程緩慢的蘇格蘭地區，建立統一的電力交易與電力輸運制度，也被否定了；第四階段要徹底轉向低碳綠色的智能電網，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老牌的市場經濟國家進行競爭性電力市場改革還這么難，從計劃經濟轉型的中國電力工業的競爭性市場化改革更難，要等電力競爭性市場化改革來解決煤電矛盾，是不可想象的。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制度變遷　轉型國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方面的因素大大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是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廣泛地實行市場化改革，從經濟體制上消除了與以市場經濟為本質特點的世界經濟的差距；二是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了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從發展政策上減少了國家對涉外經濟活動的干預。這兩方面的變化使得世界經濟在空間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在20世紀末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本身既是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的表現，又是經濟全球化逐步推動的結果，同時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基礎條件。歐洲和亞洲一共有30多個國家，占全人類1／4的人口，卷入了這場壯觀的變革。這些國家，就是我們所謂的轉型國家。

理論上，經濟轉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轉換，即從一種制度狀態進入另一種制度狀態；另一種則特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遷，即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實踐中傳統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日益暴露，東歐國家率先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正是改革的實踐，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約作用，開始把體制因素納入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理論研究之中。經濟轉軌是一個制度重新設計的過程，轉軌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發展的能力。由于轉軌的途徑和步伐各有不同，轉軌的方式有好幾種。其中，有的國家只是在社會主義經濟范圍內進行改革，如中國；有的國家則完全放棄了社會主義，如俄羅斯。轉軌是一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從基于國家控制產權的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轉軌意味著實質性的改變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這是一個以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另一次嘗試。所以，對轉型國家而言，轉軌取得最終成功的機會就在于恰當的制度設計能否有效運行。如果對制度安排沒有足夠的關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無法帶來社會預期的經濟的效益；如果對實現新體制沒有明確的規劃，或者對新體制的運作一無所知，就無從談起及時完好地實現轉型。因此，轉型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設計。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關轉型國家改革成敗的關鍵，好的制度建設對其經濟表現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廣泛的認同。

談及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會有很多諸如原因、影響因素、機制及其路徑依賴等問題吸引我們的視線。但這里，筆者想另辟蹊徑，以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探討其對轉型國家制度變遷的影響及其互動關系。

經濟全球化促進制度安排的借鑒與趨同

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指全球所有國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經濟大潮中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始點可視為15世紀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甚至更早。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已經很少有國家仍然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現代世界經濟中，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日趨加強，以貿易、金融和國際化生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目前已經發展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步。現在，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越廣越深的國家，它的增長就越會按照全球經濟增長趨勢發展。由于轉軌經濟完全可以以一種追趕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經濟，所以它們應該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在這種背景下，顯然，經濟系統的開放性成為了引發其制度變遷的誘因之一。越是開放的經濟系統，就越有可能通過與其他經濟系統的交流來獲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識，從而擴大可供其選擇的制度集合。事實上，如同通過技術的引進可以有效降低獨立開發新技術的成本一樣，通過借鑒別國的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經驗，也可以大大節約一國用于制度設計與創新的研究費用，大大降低其對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試驗成本。對于轉型國家來說，新的制度設置必須建立在計劃經濟中并不存在的新組織的基礎上(因為那時不需要它們)。經濟轉軌不但呼喚新的法律體系和經濟制度，而且需要對新的行為模式加以學習。企業、銀行、公務員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須改變原有的行為方式，并盡快學會新的模式。所以，筆者認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以及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階段表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正為各個轉型國家的經濟開放和制度借鑒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機。

首先，轉型國家的經濟轉軌既是經濟全球化進程表現之一，又是經濟全球化推而廣之的結果，此外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前提條件。轉型國家之所以會在20世紀末紛紛向市場經濟轉軌，除了中央計劃經濟本身的一些弊端導致國家經濟效率極低，國民生活水準下降，從而從內部產生制度變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轉型國家突破冷戰時期兩大對立陣營的限制，開始與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恢復經濟往來，從而親眼目睹和親身體驗了其制度效率也不無關系。

其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擴展對轉型國家制度變遷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現狀的一種客觀描述，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的滲透，未來的最終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進程中，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則是必經的一個階段。這些集團以其顯著的經濟成效吸引著各一體化組織外圍的轉型國家，因此，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僅是轉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的絕好機遇，同時一體化組織制度趨同的要求，無形當中也為各個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提供了可選擇的模式。

目前，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在轉軌經濟體中，有許多國家正在與更多的發達國家開展各種交往活動，轉型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積極性很高。對于某些東歐國家來說，為了轉軌的成功，他們期望加入歐盟。這當然是一個困難而長期的過程，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整個經濟和政治轉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夠順利地加入歐盟組織，那么歐盟的經濟制度就會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的影響。也正是這種加入歐盟的期望，成為了中、東歐轉型國家努力進行政治和經濟體系轉軌的動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個轉型國家——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開始與歐盟進行合作。加入歐盟的先決條件包括具備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數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務等等。為了實現加入的目的，它們必須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達到歐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歐盟的過程中，東歐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會以歐盟的制度安排為路徑，逐步與之趨同。

1997年的馬德里峰會，捷克、匈牙利、波蘭被正式邀請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關于成員國資格的重要決定是由美國參議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雖然北約成員國資格只是嚴格的政治決定，比歐盟成員國資格的獲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約將有利于這3個國家加快與歐盟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同時有助于加強外界對這些國家經濟狀況的信心，并加強外資的進入。

相似的努力，亞洲的轉型國家也在進行著。這一地區的目標集團首先是東盟。越南在1995年成為東盟的成員國，老撾則于1997年加入東盟。柬埔寨的加入因為1997年夏天的政治動亂而被拖延了。東盟成員國資格對這些轉型國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在考慮到它們與其他東盟發達成員國的巨大發展差距時更是如此。區域一體化是唯一可以使欠發達的轉型國家保持比富裕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小經濟差距的方式。這取決于，第一，是否東盟擴張的過程有利于轉型國家市場改革的進程，并且最終使其真正轉型成為成熟的市場經濟；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可以使轉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毋庸置疑，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經可以觀察到這種態勢，價格和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監管都有利于資本市場和外商直接投資，所有這些都因為加入東盟而得以催化加強。不過，東盟成員國資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條件，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適當時刻按集團所建議或期望的方式進行改革。這樣，就有時間來支持轉型國家所進行的必要的改革與調整，這可能會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轉轉型國家之間很可能會產生某些以國際合作和經濟增長為宗旨的新區域組織。在蘇聯解體和經互會解體之后不久，就發生了新地區之間的重新一體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區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資格絕對可以推動轉型國家經濟結構和制度的變化。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第3篇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國家是唯一的社會扣除主體，所以社會總產品價值C＋V＋M全部都成為財政扣除的對象，財政收入占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的比重較高；實行市場經濟，C＋V以及M的一部分，應作為企業和和家庭進行社會扣除的對象，以使企業和家庭成為生產經營主體、投資主體，有能力維持簡單再生產，實現擴大再生產，財政扣除的對象主要是一部分M，以維持社會公共消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第三，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進行社會扣除的雙重依據…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混而不分因而財政籌集資金的兩種形式…稅和利也是混而不分；實行市場經濟，則要求國家職能“政”“資”分離，財政收入形式稅利分流。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商品信用關系進一步向國家領域滲透，要求突破財政分配無償性的界限，實行無償籌資與有償籌資相結合，強化國債功能。

2.供給資金職能。這是籌集資金功能的延伸和歸宿，即把籌集的財政資金按照一定的原則向國民經濟各有關部門和方面供給，以滿足國家實現職能的需要，包括國家自身的需要…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社會的共同需要…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的有益需要…調節私人需要的需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國家幾乎統包一切社會扣除，實行統收，因而幾乎統包一切社會返回，實行統支，財政供給資金缺乏明確的范圍和量度限制，負擔很重。實行市場經濟，財政打破了統包社會扣除和統收的格局，因而也應該打破統包社會返回和統支的格局，因此，必須明確界定財政供給資金的范圍和限度。財政供給資金的范圍，取決于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第一，為滿足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及鞏固，完善人民·民主的需要，財政必須保證供給行政管理費、國防費、公安司法等經費。與國家政權職能無關的社會團體所需經費則不應由財政供給，而應由社團自籌。第二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經費也應由財政供給。基礎設施中，只有那些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由于受益面廣、投資大、部份社會成員不應單獨承擔或無力承擔，才需由政府興辦，由財政供給資金，而對于大量的一般性基礎建設，則應根據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由各方承擔。科學事業大體上可分為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服務性研究三大類，只有前者才屬于社會共同需要的事務，應由財政供給資金，而后兩類研究成果則可直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通過收費補償成本，無需財政撥款。教育事業具有兩重性，即屬于社會共同需要（關系到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國家的振興），又屬于企業和家庭的智力投資（勞動力再生產）范疇，所以應由財政、企業和家庭共同承擔。財政主要承擔基礎教育和對殘疾人進行的特殊教育投資，而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資則主要由企業和家庭承擔。文化事業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和弘揚民族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社會公益事業，或稱高雅文化，如文物古跡整理和保護等；一類是商品勞務經營性事業，如劇團、劇場事業等，或稱通俗文化，前者應由財政保障供給，后者則應轉向企業化管理，走向市場。我國財政供給的衛生式業經費包括兩部份：一部份是各衛生保健醫療機構的經費；另一部份是職工公費醫療經費。前者除社會防疫、保健事業屬社會共同事務，應由財政供給經費外，其余乃屬于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經營性事業；后者屬于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組成部分，應納入職工工資給予補償。當然，為了更有效地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政府可以組織實施醫療保險制度，但也無需由財政統包供給。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有必要適當收縮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領域里的資金供給范圍。此外，諸如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生態環境保護等，也屬于社會共同需要的事務，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第三，市場分配在滿足不同社會成員的私人需要方面難以顧及公平，這就要由政府調節。財政為了滿足這種調節私人需要的需要…社會的有益需要，就必須安排一部分轉移性支出，用于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價格補貼、財政補助等。財政供給資金的限度，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集中性財力的可能。在我國當前生產力不夠發達、國家財力不夠充裕的情況下，即使是屬于財政供給范圍內的經費，也受到量入為出原則的制約而不能由財政統包。例如，行政管理費的增長必須受到嚴格控制；科教文衛事業必須多渠道籌集資金；社會保障費用必須由國家、企業（單位）、個人共同承擔，等等。

3、調節控制職能。財政不僅是國家籌集資金和供給資金的工具，也是國家作用于其經濟基礎的杠桿。換言之，任何社會形態的國家財政都具有調節控制職能。在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財政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強化調控職能。這是因為：第一，我國市場機制的發育還很不成熟，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推動，其中包括強化財政的調控職能，以便為之創造一系列的有利條件。第二，市場機制也不是萬能的，它有著自身固有的缺陷，需要借助政府干預，包括強化財政調控職能，加以彌補和修正。

第三，實行市場經濟，在很多領域直接的計劃調控已力不從心，難以奏效，這就需要強化財政調控職能，更多地運用財政政策和經濟手段，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決策，有效實現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間接調控，從而有效實現國家的宏觀經濟目標。財政調控職能主要表現在：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實現兩者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運用財政政策和財政投融資，與產業政策相接合，調節經濟結構，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運用預算和稅收等手段，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組織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公平于社會穩定，其中后兩者是財政調控職能的重點。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不僅需要強化財政調控職能，更需要轉化財政調控職能。一是從主要調控國有經濟轉向調控全社會經濟。二是從主要調控中央與地方、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轉向調控國民收入分配的全局。三是從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四是從行政手段調控為主，轉向運用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調控為主。五是從中央一級財政調控轉向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調控。

4、監督管理職能。財政的籌集資金職能、供給資金職能、調控職能實際上已暗含了監督管理職能，但由于監督管理職能運行方式的特殊性，它是前三大職能實行的保障，所以，又必須將其從前三大職能中分離出來，單獨加以考察。特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性、經濟決策的分散性、市場競爭的自發性和排他性，更需要加強財政的監督管理職能。一是加強財政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跟蹤、監測宏觀經濟運行指標，及時反饋信息，發出預警信號，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謀意見，從而為國民經濟的運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搞好對微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財政法規，為市場競爭提供競爭規則，當好市場裁判，保護企業之間的正當競爭，同時嚴肅財經紀律，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三是加強對國有資產營運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價值形式的監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國有企業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促進國家財力的壯大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四是加強對財政工作自身的監督管理，不斷提高財政分配效益和財政管理水平。

[1]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能是分配職能，財政的重要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宏觀調控職能基于分配職能，是分配職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突出表現，反映了政府運用財政的客觀要求。分配職能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也是財政固有的功能。因為財政屬于分配范疇，它是由剩余產品的出現和國家或社會公共需要的產生而從一般經濟分配中獨立分化出來的特出分配，即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和分配關系。通過財政分配職能，使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在國家于企業、集體經濟組織、事業行政單位以及居民個人之間；在積累于消費的各種用途之間進行分割。

分配職能可分籌集資金職能和供應資金職能。實際工作表現為組織財政收入和安排、或一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的職能和任務可能有所變化，財政的職能也會隨著有所側重，或表現、表述不同，但財政的基本職能仍然是分配職能。由于財政職能同財政政策的制定，財政工作范圍和工作任務的明確有直接關系。為使財政分配職能有效應，必須制定適當的財政政策，確定適當的財政分配規模、形式、渠道，使財政的一收一支體現公平與效率，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使財政分配職能更好的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服務和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務。宏觀調控職能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重要職能。這里應說明的是，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產生的新職能，它是財政固有的功能。

因為，財政分配不同于分散在企業內部進行的企業財務分配，它是在全社會進行的集中性分配，是宏觀分配，國家通過財政分配可對社會再生產的各環節和各個方面進行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是從分配范圍或分配的作用面的角度來表現分配職能。因此，只要行使財政分配職能，必然同時行使了財政宏觀調控職能。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有意識利用財政來干預經濟，這就是發揮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作用。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有意無意的運用財政宏觀調控職能，確切地說有意無意的利用財政分配職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計劃和市場兩個作用，并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要求借助和依靠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黨的十四大文件明確規定財政是政府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不言而喻，在社會主義市場下，宏觀調控職能是財政的重要職能。也就是說，政府強調要通過財政分配職能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引導投資流向，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是由盈利大小所支配的，為使資源合理配置，政府必須通過財政分配，一方面使國家掌握一部分社會資源或資金，直接配置到市場顧及不到或不愿顧及的領域，如國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普及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衛生保健、生態環境及基礎工業、基礎設施，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和為發展經濟建創造社會條件：另一方面利用稅收等各種財政分配杠桿，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和流量，間接促進和調整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調整產業結構。通過財政分配避免市場配置的盲目性、片面性、滯后性，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二是促進收入公平分配，調節分配關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國家為了使各種所有制、各部門、各企業、單位及個人都能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以及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必須通過財政分配進行宏觀調控。例如，通過財政政策、財政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等，一方面從縱向調節國家、企業、經濟組織、個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另一方面從橫向調節企業間、行業間、部門間、地區間、個人間的收入水平，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協調各分配主體間的物質利益關系。三是通過財政監督管理，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由于財政分配涉及國民經濟各部門、各領域，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狀況都能通制財政收支計劃（國家預算），從國家掌握的總財力的分配方面來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總規模和速度，避免搞國民收入超分配，避免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農輕重等比例失調，影響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政策法令、制度規定，對微觀經濟（各企業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從而達到對社會生產和流通的全面監督，保證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財政宏觀調控職能的目標，主要是為了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以達到社會總供求的基本平衡。通過緊縮性財政政策，或膨脹性財政政策，或緊松結合的財政政策，調節社會總供求的矛盾。

當前我國經濟生活處于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狀況，應當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即減少支出或增加稅收，或二者同時并舉的財政分配活動，減少政府需求和非政府需求，從而壓縮社會總需求。

[2]第三種觀點認為：過渡時期財政職能的特點是由過渡時期的經濟特點所決定。我國目前處于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不發達的傳統經濟向現代較發達的經濟過渡。主要體現在這么幾個方面：1.在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上，我國現階段財政職能的過渡特征表現出明顯錯位，即越位和缺位并存。在一些不應該由財政配置資源的領域，財政參與了資源的配置，根據統計資料，財政支出的30％用于經濟建設，國家依舊是競爭性領域里一個重要的投資主體。特別是我國的公共生產的范圍仍然過于龐大。

聯系到我國目前的實際似應這樣來設計財政發揮資源配置職能的思路。首先，對于純公共產品或某些特殊行業生產的產品完全由財政來提供。例如國防、航天、造幣、政策性銀行等，生產的組織形式宜采用公共生產并由國家所有和經營。這些行業或企業自身不一定有好的經濟效益，有的可能必定是“政策性虧損”的，但由于其特殊性質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的社會效益，所以成為國有經濟首造和必保的目標，也就自然成為財政發揮資源配置職能的重要領域。其次，明確財政在資源配置時應該不介入的領域。

這些領域中的行業或企業主要是從事私人產品的生產，通常規模不大，技術含量低，沒有自然壟斷和顯著外部性因素，按照效率原則，這些領域內的資源配置應完全讓市場去調節，財政沒有介入的理由。在過渡時期，國有經濟必須完全退出這個領域，財政除了按照規范化的稅收籌措財政收入外，一般不在該領域發揮其資源配置職能。再次，對處于前面兩種情況之間的相當寬的中間地帶，我們認為，市場配置應該作為這塊中間地帶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政府財政的配置職能只能是一種補充形式。從嚴格規范的角度上講，對從事私人產品的企業，不管是大還是小，國家都應該從中退出，讓市場去調節，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經濟轉軌的特殊階段，國有經濟還難以一下子從生產駐人產品的領域中全部退出來，特別是大中型企業。抓放小的改革思路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是有其缺陷的。因為政府資源配置職能的體現不應該簡單的以企業的規模作為標準，政府應該抓什么樣的企業應以企業所從事的行業或生產的產品的性質來確定。盡管，需要政府來管的企業都是規模較大的大中型企業，但并不是所有大中型企業都應該抓住不放。

和財政在競爭性領域中的配置職能嚴重越位成鮮明對比的是財政職能在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成為阻礙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桎梏已是有目共睹的客觀事實。從1981－1995年，基礎建設支出只增長了3倍，基建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得逐年下降，目前只占11％左右。而地方財政預算內安排的基建經費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地方比重不足0.5％。在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公共生產的比重在過渡時期仍然很高，而且在許多競爭性行業都有公共生產，涉及到大量的國有資產。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財政職能只提到資源配置職能。但在我國，僅用資源配置似乎已難以概括全貌，我們認為在過渡時期財政在其資源配置職能上已衍生出一個新的職能。這就是對國有資產的有效配置和價值管理職能。

2、在收入分配職能方面，過渡時期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也不完全等于市場體制比較完善時期的情況。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地方財政在發揮收入分配職能上的作用非常大。過渡時期雖然阻止生產要素跨地區自由流動的障礙和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相比，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消除，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別是在我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政企不分和地方財政承包體制的結合，曾使我國諸侯經濟林立，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受到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戶籍制度的存在、有些地方設置的城市增容費、對外來人員在打工就業方面的歧視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礙了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因此如果說中央政府執行財政收入分配職能有效與地方政府執行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無效是以生產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的話，那么，當這個前提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時，地方財政發揮收入再分配職能還是有余地的，其在這方面的作用大小視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的難易程度。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的障礙越少，流動性越大，地方政府發揮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的可能性和空間范圍就越小，反之這則越大。

財政發揮收入分配職能的一個重要手段是通過稅收調節。特別是通過能適用累進稅率的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來調節。從所得稅的再分配功能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該稅收的歸屬應該是中央稅，即使地方也參與分享，使之成為共享稅，但大頭應歸中央。因為如果把所得稅劃為地方稅，各地會由于稅收競爭而減少稅收收入，弱化所得稅所特有的調節收入再分配的職能。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劃歸為地方稅，企業所得稅按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分屬于不同級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從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來看，這樣的劃分顯然是不合理的。現在隨著企業改革的加快，企業所得稅必將首先要進行，調整的方向應該是在不區分企業的隸屬關系的基礎上，把企業所得稅劃成中央稅，或者是中央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稅。至于個人所得稅，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國外大部分國家的實踐來看，都是屬于中央稅，地方最多以較低稅率進行分率計征，使之成為一種中央稅為主的中央地方共享稅。

從財政支出的角度看，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觀要求，而這項重任也唯有政府來承擔。社會保障包括兩大內容：社會援助（或叫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險。社會援助主要是針對赤貧者和社會上的一部分特殊人群。社會保險是政府通過財政機制利用一般保險方式把現在就業的人的一些收入轉移給退休、失業、傷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區分社會保障中的社會援助和社會保險的意義在于說明不同內容的社會保障其資金的來源中的社會援助和社會可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辦法。社會救濟資金的來源應完全由國家財政提供，而社會保險應該是自我融資性的。因此，財政在這方面的功能首先是實行社會救濟計劃，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費。在包括養老、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方面，應實行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保險制度。同時，在資金的管理和運行中，國家還可以把私人參與和競爭引入到以前由公共壟斷企業把持的保險系統中來。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經濟文化的落后，不僅使我們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而且存在著體制落后與人的發展水平低下這一根本矛盾。在我國的舊體制下，個人的價值觀被極度扭曲，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極度否定和壓抑，人們在活動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表現為極強的依賴性，主要是依賴外界標準調節自身行為，缺乏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和獨立選擇的能力。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舉進人，使人們的思想空前的活躍，并且面臨著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強烈沖擊，當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實踐主體尚未形成時，面對社會的多元狀態，個人難免無所適從，容易做出多元選擇，甚至與現代化目標相背離。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首先是對獨立、自覺、成熟的現代化主體的呼喚和塑造，在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推動下，促使人們擺脫各種人身依附和權力依附，向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獨立個人轉化。然而轉型時期理論準備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設的滯后，致使人們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則面前，極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尋求自我價值，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過程中，從過去個性與需求被極度壓抑，轉至對個性的追求極度膨脹。個性的過分張揚導致了個人難以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標的關系，從而迷失了個人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和社會利益之上、為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的現象。此時，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個體的主動性變成了隨意性，積極性變成了破壞性，“一只看不見的手”失靈了。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目標設定更偏重于經濟的合理性而非社會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對市場機制倫理目標的審視、規范和修正，市場經濟活動的結果可能會使其內在的社會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標的反面。單純的市場目標容易導致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豐富的關系簡化為單純的商品交換關系或世俗的功利關系，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時候，容易使人在擺脫了舊體制下“人的依賴關系”的同時，又陷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之中，從而產生一種人的創造物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的“異化”現象，使人們喪失對終極理想和目標的追求。

因而，在我國的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由于舊體制的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人們還缺乏對自己行為的合理化判斷，另一方面由于新體制對人們潛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強烈激發已超越了現有體制文化建設對其中消極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轉型時期，社會個體的素質和狀況在總體水平上不會超越對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對功利的過分迷戀，反而成為支配個體行為的一種強大異已力量，于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論準備的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就是有了其歷史特殊性。由此導致唯利是圖，欺詐、腐敗等為了個人利益而違背良知，無情踐踏他人、社會利益的不道德現象比比皆是，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變成為部分經濟主體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已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機會主義”的盲從。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及應注意的問題

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必然產生并要求一定的經濟體制，一定的經濟體制，必然產生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結構和道德結構，道德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反映，而且是經濟體制建立、發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條件和重要因素。中國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場經濟邁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市場經濟時代要求法治、提倡個體創造的同時，同樣需要與之相適應、能促進其健康發展的完善的道德體系。

社會轉型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就中國而言，當前正處在二十世紀以來一次最為深刻的社會轉型期，這種社會轉型突出表現在經濟體制、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這一深刻的社會轉型賦予了人們更為廣泛的社會道德價值選擇空間，給予人們的道德行為選擇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這樣，就必然會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個體道德自律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能成為目前人類社會所出現的雖然并非最好但卻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并通過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驅動，促使人們的才能和創造性得以充分的發揮，由此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這種以價值為中心的經濟活動，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運作，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礎。它要求每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在其所從事或參與的經濟活動中都應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個體道德修養，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就是每個經濟主體應遵循的最起碼的道德規范。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中葉，在論述市場機制作用時， 就曾經把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亞當·斯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這至少反映出了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會利益的增進，還必須是某種程度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而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法律和規則的框架外，還需要有能實現公平競爭的道德環境作支持，兩者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機制正常健康運行的重要外部條件。由此亦說明，真正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的統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趨利動機是無可厚非的，而這也正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效率的動力源。但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趨利動機的實現方式是怎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不僅不應當限制人們的趨利動機，相反，應鼓勵人們趨利動機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實現方式上，則應該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規范。如果說法律的規范是在特定場合對規范個體行為發揮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話，道德的規范則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從而保證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與道德理想統一起來的自律因素。兩者發揮作用的區別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則作用于無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維護市場正常有序健康運行的無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行為。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用以維持市場經濟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基本的內在道德信念，決定了人們評價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構成了人們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為人們在與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行為規范可以保證個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時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會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傷及他人和社會利益前提下的趨利動機和行為。這有助于減少在外部市場上進行交易時由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確保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和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交易行為中產生的各種契約關系，其履行與否及其實現程度不僅要依靠外在經濟法律制度的保障，還要依靠當事人之間最起碼的誠信去維護。當一種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建立起來以后，合同或契約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會大大提高，從而可以大大減少因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義務而帶來的損失，對法律的需求也會降低，這樣就節約了交易成本，保證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由此可見，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的人，也必定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

就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道德秩序建設而言，最尖銳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們市場每個角落的大量假冒偽劣、偷漏騙稅、騙匯、走私、商業欺詐、逃廢債務、財務失真、招投標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頻發等各種丑惡現象，無不是缺乏誠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滅的結果，這不僅直接危及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它將破壞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健康發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從而阻礙我們國家社會轉型的成功進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不是純粹的物質利益關系，只有為社會提供有效產品和服務，經濟主體才能達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這種符合集體、社會利益的逐利行為才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允許的，這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產生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前提。當前我們社會中存在的無論“失信”行為，還是置法律于不顧、“有法不依”、鉆現行體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都與道德建設的某些胭如和失誤有關系。對一些已出現的消極現象，僅僅依靠法律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尚且不說有的問題是現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觸及不到的真空地帶。因此，當前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在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將會受到多元化的挑戰，人們的理想、觀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針對這樣的情況，在進行道德建設時，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對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來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實現方式或途徑，也即市場經濟在鼓勵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利益的經濟人存在的同時，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第5篇

摘要：

    我國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成功地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系正在逐步完善。現階段，在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的過程中，經濟活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相當突出，其中的是非曲直能否澄清，將影響到

 三、義和利的關系問題

    道德所追求的，與其說是“德”，不如說是如何把“得”與“德”相結合，從根本上說，道德就是如何達到“義利合一”、“德得相通”的智慧。道德的真諦，不是要人們不要“得”，否則便與人類生活相悖，而是解決“如何獲得”的問題。“義利合一”、“德得相通”才體現了道德的精髓。

 的確，在市場經濟中，利益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個人有個人的利益，集體有集體的利益，國家有國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利益深透了社會的每一根“神經”。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f2l市場經濟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原則將經濟主體的利益動力充分釋放出來，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是積極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容易自然而然地用金錢來作為獲得利益的標準，把金錢作為萬能的流通手段，能夠買一切商品;在特殊條件下，還能夠買到名譽、地位、官職乃至人的靈魂。因此，人們為了追求金錢最大化，常常見利忘義，利欲熏心。當然，這樣的價值觀是不文明的，不值得提倡的。我們必須要建立以“義”來調節“利”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利益的社會道德觀。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社會的利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承認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也要求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這個“義”，道德是維持市場經濟秩序所必需的。因此，只有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個人、集體、社會才能持續的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