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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闡述我國竟技體育職業化、院校化發展的動因,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發展,促使現代職業體育俱樂部的快速發展,競技體育的職業化發展使得竟技體育自身價值進一步提高,竟技體育又逐漸滲透到國家普通高校和專業體育院校中,得到蓬勃的發展。隨之出現了不同類型的競技體育管理主體,改變了過去由政府部門單一管理主體的模式,出現了職業化、院校化等共同發展的竟技體育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與完善。體育體制,尤其是競技體育體制由原有政府型逐步向“政府一社會”型發展,最終將轉變為完全由社會力量辦體育的一種模式。近年來,我國高水平競技體育出現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之勢,出現了多種不同高水平競技體育隊伍及相應的多元管理主體。筆者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一現象,以此對我國競技體育發展趨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社會學依據。
1、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的動因
1.1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
首先,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我國加人WTO,對外開放進人新階段,表現為由政策性開放走向制度性開放;由局部的開放走向全方位的開放;由一般競爭性領域的開放走向以服務業為重點的全面的產業開放。體育事業在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中屬于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范疇,那么在這種改革趨勢中,對我國體育體制中原有的一些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體制就必定也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具體到現行競技體育體制而言,只有對其進行改革才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選擇,并將為我國的競技體育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鋪平道路。
其次,從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來看,我國的體育事業長久以來一直是“政府管理型”體制,順應政府職能轉變,近年來體育系統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嚴格地說,在競技體育體制改革方面,改革的力度、深度還未能觸及競技體育體制的根本。從長遠看,為了我國的競技體育事業能夠盡快地走出改革帶來的負面震蕩,作為主管體育的政府部門,就應盡早地讓競技者事業的相關資源進人市場,只有這些資源在市場的運動時間越長,才越有可能實現均衡、合理的配置;而體育主管部門則需為這種競技體育市場化發展制定規則,并為之服務。
1.2商品經濟體制下人們體育觀念的轉變
中國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政府逐漸意識到了單一的奧運會已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出現了許多單項體育項目逐漸向職業化、市場化、商業化的發展趨勢,足球世界杯賽、國際汽車一級方程式大賽都已成為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運動。國家于1995年6月20日頒布實施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政府導向作用、各種媒介的廣泛宣傳,使人們逐漸改變了以往體育就是競技的單一觀念,將競技與休閑、娛樂、健身有機結合,使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中去,將體育的競技、娛樂、健身等多種功能融為一體,已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需求和社會時尚。因此,競技體育發展的社會化,競技體育隊伍的職業化,管理主體的多元化,競賽組織運營的市場化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和社會現實。
1.3人們體育消費意識與能力的提高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前2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主流目標,已進人了迅速提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生產活動方式的變革將使體育的功能、形式和內容都隨之發生變化。體育的性質發生改變,各國都提供了相應的政策以促進休閑運動的發展。我國近年來開始了5天工作制,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兩個長假都有利地推動體育消費的發展。
我國城鎮居民收人的迅速增長,使城鎮居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鎮居民擺脫了以生存資料為目的的生活理念,群眾體育活動得到廣泛開展,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以及體育服務的需求明顯增強。城市居民家庭體育消費增長率隨家庭收人、個人收人的增長呈總體上升趨勢,表明我國城鎮居民體育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為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開發集聚了經濟能量和社會消費的基礎。
1.4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逐步開發
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娛樂、休閑形式越來越受到人民的喜愛,隨著體育產業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體育市場的主客體出現,體育健身、競賽表演、體育無形資產、體育用品等體育市場應運而生,其中與競技體育發展密切相關的體育競賽表演市場已形成一定規模的觀眾和球迷群體,競技體育的巨大市場和經濟價值正在被開發和利用。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等項目的高水平運動隊,也通過市場開發不同程度地獲得了政府之外的發展資金,緩解了發展資金短缺的矛盾。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不斷開發亦將進一步鞏固和推動了職業俱樂部管理主體的發展。
2、競技體育院校化發展的動因
2.1“院校化”是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的目標之一
競技體育與高等教育結合有著歷史淵源,現代奧運會的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體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將體育與教育結合在一起。縱觀世界體育運動發展的歷史,競技體育運動的發展和提高必須同經濟、文化、科技、民族素質(包括體質)等相關因素的普遍發展相協調。競技體育不斷向高、精、尖方向發展,客觀上要求競技體育應以經濟、科技、文化為基礎,走科學化、社會化、產業化、實體化的道路,將競技體育的發展建立在融體育文化、體育教育、體育科技、體育產業、體育普及為一體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實現競技體育“院校化”。
2.1.1“院校化”是實施“科技興體”的一項具體措施
長期以來,出于我國體育科研機構分散、重復建設問題嚴重,導致科學技術與體育運動實踐難以緊密結合,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貢獻率不高。充分發揮我國普通高等院校和體育院校在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作用,建立科訓一體化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可以有效解決優秀運動隊科學訓練的集約化管理問題;體育技術市場培育問題;重點訓練基地和優秀運動隊的科技建設問題;高水平、適用性強的科技成果開發和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問題;以及提高教練員、運動員的科學文化水平問題。因此,競技體育向“院校化”的戰略轉移,將會極大地調動普通高校和體育院校的科研力量投人到競技體育戰場,并會給高等院校各學科教師帶來更多的直接為運動實踐服務的機會,切實解決和突破一些運動訓練實踐中的關鍵問題。
2.1.2院校運動員已成為競技體育領域的生力軍
我國改革開放初始的1978年,國家為探索一條培養有文化的高水平運動員之路,加速奧運競技后備人才的培養,同時解決在役和退役運動員文化學習的問題,決定在原國家體委直屬的6所體育院校創辦附屬競技體育學校,實施“亦讀亦訓”的培養方針。隨后經原國家體委和國家教委科學論證,將運動訓練學專業列為我國高等體育院校的本科教育正式專業,實行全國招生。各體育院校根據國家的要求和形勢的發展,迅速組建了競技體校和運動訓練學系,將競技體校的專項訓練與運動訓練學專業辦學進行了有機結合與銜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小學、初中、高中、本科一條龍的“亦讀亦訓”的競技人才培養體系。在此后的20多年,各體育院校競技體育和運動訓練學專業得到迅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競技運動項群,同時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北京體育大學的田徑、重競技項目,上海體育學院的摔跤、拳擊、武術、擊劍等項目,武漢體育學院的水上、武術項目,沈陽體育學院和哈爾濱體育學院的冰雪項目發展迅速,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運動員,在亞運會、奧運會等重大國際比賽取得了優異成績,為國爭光。
1987年國家教育委員會決定在全國57所高等院校內試辦高水平競技體育運動隊以來,到1990年已正式成立了田徑、乒乓球、籃球、排球、足球5個單項體育協會。CUBA聯賽在我國競技體育領域內已形成巨大的影響,近一兩年來,大學生足球聯賽也在迅速推進,其它項目如跳水、藝術體操、拳擊、健美操等也發展迅速,影響不斷擴大、水平逐步提高,發展前景廣闊。另外,一直以來作為奧運金牌榜上金牌大戶的中國跳水隊同清華大學的聯姻,成為高校建設高水平運動隊的代表。
2.1.3“院校化”可為運動員“二次就業”打下擇業基拙
競技體育“院校化”是專業運動員退役后再就業工程的需要。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省、市運動隊的專業運動員退役后,大多數由勞動部門分配到企事業單位,從事非體育性質的工作。隨著我國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人,企事業單位的用人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才競爭日趨激烈,使得大批退役運動員長期滯留在運動隊,成為運動隊在編制、資金、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包袱。面對已走到盡頭的統分政策和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專業運動員就業前景不容樂觀。盡管一些優秀運動員退役成為名牌大學的學生,但在人數眾多的運動員隊伍中只是鳳毛麟角。同時,競技體育向“院校化”戰略轉移,也可為廣大現役運動員獲得學歷教育和文化知識提供了機會,使運動員在從事專業訓練的同時接受較系統的高等教育、獲得專業知識和技能,退役后可在較寬范圍內就業,不僅解決了運動員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改善優秀運動員的知識結構,提高心理素質和思想修養,對提高運動訓練水平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
2.2競技體育的社會價值推動高校管理主體的發展
2.2.1高校進入高水平競技體育行列的主客觀條件
由于國家的長期投資,高校積累了開展競技體育訓練所需的包括體育場地設施和具有一定理論與實踐水平的體育教師兩種資源要素,使高校承擔一部分競技體育訓練任務成為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對外交流的層面趨于豐富,國際間的交流增多。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重返奧運會,體育作為一種文化交流手段,更廣泛參與到國際競技大舞臺上。然而,繁重的競技任務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產生的財政壓力,使得體育部門單獨承擔國家競技體育任務的困難程度加大。與此同時,教育部門本身也面臨著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各種國際高校競技體育交流的需要,這種形勢也促使了教育部門應盡快發展高校競技體育,參與國際競爭。
從1986年4月一1987年,原國家體委陸續下發了《關于開展課余體育訓練,提高學校體育運動技術水平的規劃》的4個有關普通高等學校試行招收高水平運動隊的法規文件,并正式批復了清華大學等51所高校作為培養高水平運動隊的試點院校,把培養高水平的運動人才,組隊參與國際競賽和體育交流,提到了高校體育工作的議事日程上。《規劃》頒布后,使我國高校競技體育的目標明確針對奧運爭光戰略和世界大學生運動會。2002年3月教育部又給6所大學下放專業設置權力,這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均給大學競技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法規的保證和寬松的環境。
2.2.2高水平競技體育文化價值增強了高校參與競技體育的積極性
競技體育引導高校校園文化健康發展。校園體育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推動校園文化發展的最有效的催化劑,校園體育文化是社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縮影,也是社會大文化中一個具體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文化是體育文化的核心,代表著積極向上的體育文化精神,通過開展競技體育活動,使學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體育運動項目的學習、比賽當中,學生對體育運動的喜愛,極大地豐富了校園體育文化的發展。而競技體育文化的精神能夠在校園體育活動中體現出來,正確地引導體育文化活動,以使校園文化向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
競技體育同時又是提高大學知名度的一種手段。競技體育管理走向多元化是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國家政府積極支持、鼓勵普通高等院校以自身實力建立相應的競技體育項目。在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普通高等院校競技體育得到充分的發展,水平也隨之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況下,普通高等院校所承辦的CUBA聯賽、大學生女足聯賽、清華大學跳水隊等競技體育得到社會媒體以及政府的廣泛關注。同時眾多商家對CUBA聯賽的贊助也充分體現了其商業價值增強。社會各界對高校競技體育的廣泛關注,無疑是對競技體育的又一管理主體—高校加大體育工作力度注人了活力。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高校之間也產生了從生源到就業各個環節的激烈競爭,各高校生存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此各高校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實力,廣泛宣傳自身的辦學理念,提高社會知名度,因此,競技體育給高校提供了一個媒介和一個充分展示、宣傳自己的舞臺。
2.3體育院校的管理主體多元角色地位
2.3.1辦學職能的逐步轉變
高等體育院校是我國高等院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高等體育專業教育為主要辦學職能的教育機構。體育院校調整為以培養體育師資為主的單一系科院校,1980年全國體工會提出“創造條件,把體育學院辦成教學、訓練、科研三結合的中心”的辦學指導思想后,原國家體委直屬體育院校先后成立了附屬競技體育學校,作為高等教育體系與競技體育體系相結合的試驗田和三結合基地的試點。各體育院校積極探索“亦讀亦訓”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20年來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高水平運動人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與完善的環境下,2001年國家體育總局進行體制改革,對原屬體育院校只保留1所,其他院校下放到地方,實行國家體育總局與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政府管理為主的辦學管理體制。各體育院校為適應不同階段的生存與發展需要,確立了以體育教育為基礎,競技體育為特色,服務全國,服務地方的辦學指導思想。
2.3.2發展競技體育是突出辦學特色的要求
2001年國家體育總局對直屬體育院校進行體制改革,已下放的原直屬體育院校面臨著全國體育教育市場的激烈競爭形勢,又要面臨國際體育教育機構進軍國內市場的競爭環境。我國體育院校由于發展基礎的原因,過去更多地強調和突出教育的特點和要求,對行業專業性特點重視不夠,而與師范類院校培養師資的辦學力量相比又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國體育院校要跨出以師范教育為基礎的辦學模式,把體育院校辦學與體育事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突出自己在體育領域的主力軍作用,《奧運爭光計劃綱要》的頒布實施,給體育院校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突出以體為本、辦出競技體育特色,是體育院校發展的需求。
2.3.3發展競技體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
目前我國的體育院校僅有北京體育大學是部屬院校,而其它院校均為地方所管轄或以地方為主的共建院校。因此,體育院校面臨著既要承擔國家奧運任務又要為地方體育事業服務的要求。從體育院校競技項目設置目標重要性的調查可以看出,體育院校運動隊項目的設置,主要考慮因素是以奧運會為最高目標,并圍繞這一最高目標制定和實施全運會及大運會目標。
在普通高校競技體育強勁發展形勢面前,體育院校事業發展面臨著強有力的市場競爭與挑戰。因此,從體育院校事業發展的需要來看,在加強體育教育、體育科技、體育產業、群眾體育人才培養的同時,體育院校應十分強化其競技體育功能,加強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為提升所在省、市競技體育競爭實力作出貢獻。以爭取地方政府和社會對體育院校辦學的支持,同時瞄準奧運會這一最高目標,強化造就“國字號”高水平運動員的培養和輸送力度,進人國際競技舞臺和競技市場,提高國家投人比重,在認真履行既為地方服務又為國家作貢獻雙重職能的作用下,充分體現體育院校的辦學性質與特色,促進體育院校整個事業的發展。
3、結論
關鍵詞 機電一體化;電機;控制
中圖分類號:TP2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7597(2013)022-015-2
1 概述
1.1 機電一體化簡述
機電一體化技術即結合應用機械技術和電子技術于一體的技術。隨著現在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領域的普及,機電一體化技術已經由原來的單一技術逐步發展到自動控制技術、信息技術、傳感檢測技術、伺服傳動技術和機械技術等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與原有的體系有所區別。尤其是計算機的使用更是使這一領域的發展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撐。隨著科技的不斷的進步,社會經濟的不斷擴大,機電一體化已經深入到了各個行業之中,創造出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機電一體化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將計算機技術、電子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等技術有機的相結合在一起,通過這些技術的運用將生產的工作有效的分配到各個需要的工作崗位上,通過機電一體化的使用,提高了原來的工作效率,并且在生產過程中更是降低了能耗,提高了安全性,生產出的產品質量也有進一步的提升。
1.2 機電一體化的發展歷史
機電一體化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的60年代,發展過程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階段。
1)原始階段:電子技術的應用到機械裝置中的生產中來,從電子技術的最初的發展就是建立在機械設備的技術改造上的,隨著電子技術的不斷發展,促進了兩者的結合。
2)初級發展階段;計算機的使用,使得機械的電子化控制進一步的得到了加強。計算機在電子控制方面的介入,為機電一體化控制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3)蓬勃發展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個科學領域都影響到了機電一體化的發展,例如,光纖技術、數碼技術、智能技術等等應用,使機電一體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以后也將有更多的新技術會應用到其中來。
1.3 機電一體化的應用領域
經過近50年的發展,機電一體化取得的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應用的范圍上還是主要應用在自動生產線和數控機床方面。機床從最早的手動車床發展到現在數控機床,無論在功能上、操作上、效率上都比原來的機床有了顯著的提高,數控機床可以根據加工的產品的參數來進行精確的操作,數控機床的另一特點是通過電腦來進行控制的,在對相同的產品進行重復的加工的時候,工作人員只需要根據事先設計好的參數進行選擇,剩下的就可以在由數控機床自己來進行加工了,一個人工作人員可以同時操作多臺數控機床來進行生產。
2 機電一體化中電機控制技術現況
我國的工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發展到現階段,比起最初的起步階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某些的技術上與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電機的控制技術。電機控制技術是機電一體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工業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國家大力發展的一個目標,電機的運行在整個的工業設備生產中屬于重中之重。電機的運用到生產中來,可以有效的降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由于電機設備是機電一體化生產中的關鍵部件,機電設備的出現問題的地方,多數是在電機控制保護裝置中,所以電機必須要有堅硬的電機保護外殼,同時還要有良好的絕緣性。隨著機械的自動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很多需要工作人員操作的地方都由機械設備所取代,隨著自動化程度的越來越高,生產的效率越來越高,但是時間長了,機械的工作和電機設備的長時間運轉,都會造成磨損,由于長期處于高溫、高壓、電壓不穩定、酸腐等惡劣環境下,很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造成機電設備的老化,降低了機器的使用壽命。為了能夠及時有效的了解機電設備的運行情況,這就需要我們的技術人員長時間的測試和試驗,以便對機電設備做出合理的維護和檢修。
3 未來機電一體化電機控制發展和展望
從以上的情況中,我們不難看出阻礙機電一體化發展的問題所在。只有在機電設備這個重要環節上下工夫,才能解決問題,但這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需要大量的相關專業技術人員通過各種實驗和測試加以解決,其中在涉及到控制部分的專業就有單片機、整流模塊、輸入、輸出、數據轉化、報警電路等多個相關的工程學科,就拿其中的單片機來講,單片機的應用領域非常廣闊,從我們生活中的遙控器中到天上的無人偵察的控制,都有單片機的身影,單片機為了滿足機電一體化控制的需求,就需要專業的人員來對單片機進行數據編程,然后再將所編寫的程序固定到單片機的芯片中去。其中的一個環節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的科學知識,將其中的各個技術環節都拆開來進行研究可見是一項相當浩大的工程。它需要經過多個領域的技術人員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
在未來的機電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中,必將涉及到更多的科學領域,這些科學領域的新技術,都為機電一體化控制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撐,這些技術的使用,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資源的浪費、降低人們的成本、產品的成本并提高產品的質量,為社會創造大量的財富,還可以極大的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增強國家的實力,為我國的發展盡一份力。
4 結束語
將機械設備與電子設備有機的組合到一起,就是機電一體化控制。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隨著越來越多的新技術的使用,機電一體化控制的發展前途光明,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對生活的要求人們也在不斷的提高,這就對各種生活資料提出了更多需求,為了滿足這些需求,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領域采用機電一體化控制技術來進行生產。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計算機、互聯網、數字化技術、虛擬技術等等新技術的不斷更新換代,必將對機電一體化控制技術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技術的提升同時,也必將會為機電一體化的發展帶來更美好的前景。
參考文獻
[1]程顯敏.機電一體化的發展趨勢[J].黑龍江交通科技,2011(08).
關鍵詞:文化產業 總體經濟 互動中介 格雷欣法則 可持續發展
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高收入國家,經濟和文化有明顯的收斂趨勢,即經濟與文化的融合。現代經濟充滿豐富的文化內容,文化也在以各種形式被企業所生產和交換以創造價值,這種趨勢可被描述為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市場已趨于全球化,音樂、書籍、工藝品、電影和其他文化產品已跨出國界,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流,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在全球經濟中開始占據重要地位。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2005)統計,文化產品的全球市場價值大約為1.3萬億美元,文化產品的貿易額也從1994年的393億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92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自2000年,文化產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大約占全球GDP的7%(世界銀行,2003)。從1999年到2003年,世界文化產業的平均增長率明顯超過冶金、航空、種植、機械、化工、采礦、食品等傳統行業的增長率,也超過了一般服務業的增長率(花建等,2005)。
作為新的財富形態,文化產業創造了大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形成日益擴大的文化市場,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文化產業還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資源,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可觀的附加值,并在國際市場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爭取廣泛的國際認同和合作(左學金,2004)。所以,在全球范圍內,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經濟形態,對世界市場格局、經濟發展趨勢和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培育創新能力、增強地區、國家和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已成為各國競相爭搶的焦點。
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
(一)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增長
文化增長也稱為文化總量的增長,指一國綜合文化國力的增長,包括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文化消費水平及其他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增長具雙重屬性,既是文化概念,又是經濟概念,“既是關于文化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是關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當代轉變”(胡惠林、李康化,2003),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大生產條件下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文化增長是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自我發育現象,是一定社會、一定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綜合國力的體現,主要通過經濟和文化總量增長體現。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增強綜合國力,不僅要大力提升經濟實力,還要提高和發展文化實力,要提高文化增長在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長同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經濟增長也稱為經濟總量的增長,指國民財富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增強。無論文化建設規模、文化消費水平,還是文化發展水準,都直接反映了經濟總量增長及文化投入狀況。因此,在一國文化水平和文化資源量不變的條件下,經濟增長水平決定了文化投資總量和文化消費水平,經濟總量增長制約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呈同步趨勢,當一國(地區)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時,經濟增長與文化產業便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文化增長與文化政策有一定關系。我國沒把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僅把文化作為消耗國家資金的部門。加之文化產業屬于第三產業,不是經濟發展的重點,無論在產業結構還是在投資規模上,文化產業都遠低于第一、二產業的增長。因此,國家財政對文化的投入,既影響了文化發展的速度和結構,也制約了文化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文化產業發展是文化增長的一部分。文化部門是以特殊的方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部門。在經濟意義上,文化增長指以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產業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在遞升過程中所反映的數量關系。這種數量關系反映的是文化經濟增長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這種數量關系所揭示的文化經濟發展趨勢。
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都揭示了這樣的現實:知識可以提高投資回報,反過來又可以增進知識積累。知識可通過溢出效應,在幾乎不增加額外投資時反復利用,以緩解資缺對經濟增長的壓力。而文化經濟無論作為技術樣式的存在(數字藝術),還是作為知識形態的存在,都顯示出其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特殊地位。文化附加值在產品價值中的增加,以及文化產業占國民經濟總量比重的增加,都反映了并推動著經濟增長方式由外延增長為主向內涵增長為主轉化。
(二)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中介
本文認為,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是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文化產業正是通過上述中介與總體經濟進行互動。同時,總體經濟又通過經濟的質量與數量對文化產業產生作用。其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
其一,經濟貢獻。文化產業作為重要的產業門類,必然會有一定的經濟貢獻。文化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微觀上表現為單位產品的價值構成中,物質、能源消耗的比重減少而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比重增加;在宏觀上表現為文化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從事文化工作的勞動者在全社會從業人員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其二,文化觀念。具有特殊性質的文化產業能夠傳承、改變、重塑,甚至創造新的文化觀念,而文化觀念將直接刺激和引導個人、群體、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影響個人、群體、社會的興趣偏好、消費觀念、消費傾向,進而影響總體經濟。“絕大多數商品交易在建立起某種社會關系前是不可能成交的,要想讓對方接受自己的商品,首先要讓人們接受自己的觀念”(尹永波,2004)。
其三,關聯帶動。“關聯帶動”是指文化產業通過為其它產業提供文化附加值,并與其他產業的關聯作用來影響總體經濟。文化一旦成為充滿活力的經濟因素,便不可阻擋地通過縱向關聯和橫向關聯兩條路徑,向一切可能的產業滲透,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壯大了自己,也大大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延伸和升級。
其四,人力提升。人是經濟活動中核心的、最具能動性的要素,物質資料、科學技術、價值觀念、管理調控等都需要通過人來實現。人力素質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文化產業能夠通過提升人力素質來影響總體經濟。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無論是投入還是產出,文化都是從精神的角度“生產”和“再生產”人。文化培訓的投入,是為了再生產出具有新文化和掌握新科技的勞動力;文學藝術活動的消費,是為了通過鑒賞性的休息,解除疲勞,調節人體生理機制,以再生產出精神充沛的勞動力。文化消費是人自身的內含或擴大再生產的主要動力。文化產品能夠作用于人的智力、觀念、思想、能力,并能從整體、根本上引導、培育人力素質。通過提高全體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就為總體經濟的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力和各類人才。因此,健康的文化產業不僅能夠通過直接的經濟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還能夠通過文化、教育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
(三)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
文化產業從產業文化化與文化產業化兩方面,通過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等中介,支撐、帶動、促進總體經濟的成長。
第一,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許多西方國家,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的產值已超過第一、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已成為后工業社會即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美、日、英等國的文化產業已成為最大產業,一個國際傳媒公司的產值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GDP。中國專家預計,2050年以后,文化產業將超過信息產業和自動化、機器人、計算機輔助組織管理而占產業結構的70%-80%(王哲平,2003)。文化產業需要的自然資源不多,主要依賴智慧創造,故而信息時代文化產業占據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份額。
第二,文化產業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了就業率。文化產業主要屬于第三產業,除創意過程外,生產、銷售過程對從業人員的要求不是太高,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低,具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特點,從而成為許多地區主要的就業產業。此外,還提供更多的臨時就業機會。
第三,文化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具體表現為:一是文化產業內部及其與其他產業的聯盟、融合或重組的趨勢出現,促進產業整合。二是文化產業在特定地區形成高度的產業集聚。如文化創意產業最發達的地區集中在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這些城市既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區域乃至世界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三是文化產業以其強大的乘數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第四,文化產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國產業結構重心開始從工業化轉移到信息化,與此相適應,產業競爭也從規模經濟的制造工作轉移到創意競爭的知識型現代服務業,經濟增長方式開始依靠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和企業自主創新。以創新為基本特征的文化產業不僅可將現有的文化資源和創意資源轉化為經濟成就,提高產業經濟的附加值,還會通過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再利用及激發來提升整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文化產業對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獨立的產業形式存在,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二是通過產業滲透的方式對傳統產業加以改造,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長產業價值鏈。好的創意,可以大幅度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占有率,并使傳統產業和產品煥發新的生機。
第五,文化產業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價值支撐。主要表現在:
一是文化的導向賦予經濟發展以價值意義。經濟制度的選擇、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政策的制定,無不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以及決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約。文化給物質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思想、理論、輿論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文化能夠促進社會主體間相互溝通,保證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在一定的組織內有序開展。三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經濟活動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厚重,其產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帶來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場中實現的經濟價值也就越大。日本汽車制造業每年販賣新型車的收入達4萬億日元,其中有一半屬于出售“文化符號”的收入,另一半才屬于銷售汽車的純收入。同樣在日本,如果印上一個“G”字,原本價值700日元的女式布制提包可以賣到7萬日元,增值100倍(日下公人,1989)。因為“G”是表示有米開朗琪羅、羅西尼創造的意大利超級流行文化符號。四是傳播價值觀念,形成價值和形象認同,進而形成文化產品和非文化產品認同。以韓劇《大長今》為例,它不僅引發了國人的韓劇熱,大大推動了韓國文化制品的出口,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還帶動了韓國旅游、美容、餐飲、服裝、化妝品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并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韓國懷有好感。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
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需求互相創造、彼此推動的機制,在低俗文化產品長期成為主流產品的情況下,會促使消費群體產生對低俗文化產品的偏好甚至癡迷,促使低俗文化產品消費群體不斷擴大。消費者文化素質下滑的結果是:一方面,低俗文化產品的暢銷和市場份額的畸形擴張,另一方面,優質文化產品的市場份額日益縮小。上述現象是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可稱為“庸品排斥良品的趨勢”,體現了文化生產中的“市場失靈”,意味著文化低、劣品的重復生產和占領市場。文化生產中的上述“市場失靈”,在實行文化生產自由放任的國家,表現得極其鮮明。其深層根源在于文化產品的內在矛盾:藝術、社會價值與商品價值的矛盾。表現為消費偏好與生產的偏離。文化生產中一些創作者往往會產生將商業價值追求超越和脫離藝術、社會價值創造的非理,這種現象表明,文化生產偏離了藝術、社會價值創造這一精神生產的本質,而從屬于對商業價值的追逐;文化工作者陷入“市場陷阱”,將嚴肅的精神生產變成了一般的營利活動。文化生產由此出現“畸化”,偏離了正軌(劉詩白,2005)。
(二)文化生產與需求的兩種循環
文化生產的良性循環模式:在優良文化、藝術品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良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健康的文化心態,引起對文化良品需求擴大,由此又促進文化良品生產擴大。這就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良性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和藝術、社會效益的并進,這是文化生產健康發展的路徑。
文化生產的不良循環模式:在文化次、劣品成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次、劣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畸形的文化心態與不良偏好,引起對文化次、劣品生產進一步擴大,形成次劣品的重復生產,這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 不良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正增長而文化藝術、社會效益零增長或負增長,這種情況表明次劣品的大肆泛濫和文化生產偏離正軌。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實行商品性文化生產中,應該自覺用生產與需求的互相創造和互相促進以及文化市場主流產品形成的規律,構建良性的文化與經濟互動機制。
(三)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推動力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指文化產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產業利益最大化以及不斷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內涵是公平,既包括代際公平,也包括地區公平。任何文化產業的發展有橫向縱向兩條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李康化、王一儂,2003)。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不損害后代利益和其他地區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市場機制適度開發各種文化資源,滿足當代人對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需求。如果說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是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產業的發展強調的就是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文化發展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心之間、民族之間的和諧發展。
文化產業并不是一個自我維持、獨立運轉的封閉系統,它要不斷獲取信息、智能、技術、資金、自然資源等,避免過多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而通過智能資源等的不斷投入與優化整合,推動文化產業實現擴大再生產。文化產業是國民經濟系統的一部分,更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民經濟系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系統構成了文化產業系統的外部環境。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各種生產要素、文化需求、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企業治理結構、政府政策和法律狀況、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都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首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提高文化產業競爭力具有基礎性作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該國文化需求狀況。而一個國家公眾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需求內容和需求程度,對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其次,一個國家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也與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關。包括人力資源、資本、文化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方式,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流通情況等。第三,競爭機制對提高文化競爭力尤為重要。文化產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發展,離開了競爭也就沒有競爭力可言。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文化企業必須不斷推出新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市場競爭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動力。第四,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一個國家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是構成文化產業發展外部環境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否、支持與否對一個產業的初期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政府管理體制、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投融資政策、行政效率,以及法制健全程度等,直接影響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第五,文化傳統。與其他產業相比,一個國家文化傳統與文化產業有著更為深厚的聯系,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著更為深刻的影響。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良好的產業內運行機制和良好的外部環境。文化產業與其它產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平等互利、和諧共生的產業經濟關系,并與總體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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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計劃經濟下重復建設的不可能性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現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完美的計劃經濟與現實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投資而言都有抑制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一致傾向。無怪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通過壟斷形式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實的計劃經濟(或不完全的計劃經濟)與完美的市場經濟都會形成并要求重復投資,在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盡管在不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復投資主要是由各級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場經濟的重復投資則是建立在眾多非政府市場參與者參與的前提之下。
關鍵詞:麗江攀枝花 經濟一體化 宏觀分析
在麗江攀枝花經濟一體化的初期,是需要通過兩地政府間的緊密合作來推進的,因為按照區域能力結構理論,如果兩地的綜合發展能力差距太大的話,那么兩地之間的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有必要對麗江攀枝花經濟一體化的宏觀層面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兩地政府有著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便實行了地方經濟分權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安排促使每一個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政績以及地方經濟的發展而竭盡全力的競爭。麗江和攀枝花都處在我國西部地區,總的來說,與東部發達的地區相比還需要大力發展經濟。加快推進麗江攀枝花的經濟一體化,對麗江而言,將有利于其融入攀西經濟圈,實現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以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對于攀枝花而言,也十分有利于其融入滇西經濟圈,成為四川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前沿陣地。隨著兩地合作的不斷深入,兩地政府都意識到了與對方加強合作的重要性。
二、兩地兩種資源優化配置
(一)模型假定 1、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麗江和攀枝花兩地經濟發展主要來自于兩種資源:政策資源(行政管理的強度和方式、上級政府政策的供給等)和市場資源(要素的豐裕程度、市場容量與自由度等); 2、麗江和攀枝花兩地政府對上述兩種資源的偏好具有完備性、反省性、傳遞性、連續性、單調性和嚴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假定在經濟一體化時政策資源和市場資源的總量是既定的,政策資源為P,市場資源為M,麗江和攀枝花兩個行政區分別記為1和2,資源分配滿足下列條件:
P1+P2=P------------------------------(1)
M1+M2=M---------------------------(2)
在圖1里,假設兩種資源初始分配處于兩地的效用水平Ⅰ2和Ⅱ1的交點a,此時并沒有到達帕累托最優。這是因為,通過改變這一初始分配狀態,例如從a點移動到b點,則麗江的效用水平從Ⅱ1提高到了Ⅲ1,而攀枝花的效用水平并沒有發生變化,仍然還是Ⅰ2,所以在a點上仍然存在帕累托改進的余地。同樣,a點移動到d點也是一樣的。點b、d、f都是無差異曲線的切點,在這些點上則到達了帕累托最優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存在任何的帕累托改進的余地。這些切點有無數個,它們的集合構成了效率曲線VV′,是帕累托最優的集合。此時,市場和政策兩種資源的邊際替代率是相等的。
圖1 兩地兩種資源配置的埃奇沃思盒狀圖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兩地的雙贏,即一個地區效用水平的增進是不能以
另一個地區效用水平的降低為前提的,至少也要維持現有的效用水平,否則一體化將難以推進。例如,從初始狀態a點移動到e點,兩地的效用水平仍然是Ⅰ2和Ⅱ1,但是麗江政策資源的使用水平降低了,市場資源的利用水平則提高了,而為了維持兩地現有的效用水平,就必須允許攀枝花增加政策資源的供給來替代市場資源的減少。
無論麗江市還是攀枝花市政府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在短期內偏好于使用政策資源,適度的使用政策資源是合理的,特別是在推進一體化的初期,但是過度的使用政策資源將帶來兩個消極的結果:第一,政策資源的邊際效用遞減,并使其逐步演變成了保護內部市場的行政壁壘;第二,由于政策資源總量P的既定和公式(1),造成了兩地為了爭奪有限的政策資源而相互抵制、惡性競爭,進而制約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三、兩地間政府行為的博弈分析
我們通過兩地兩種資源模型分析了麗江攀枝花兩地政策和市場兩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下面,我們以行政壁壘引發的市場保護與開放的問題為例,進一步對兩地政府行為進行博弈分析,以求解答上述問題的深層次原因。
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們做如下的假設:⑴本區域有兩個利益主體,分別為麗江(地區1)和攀枝花(地區2);⑵將1和2看作是有理性的參與者同時也是決策的主體,即他們將根據自身區域利益的要求來決定自己的行為;⑶參與者1和2的決策分為兩種純策略是市場開放和市場保護;⑷在初始狀態下,地區1和2的收益分別為I1和I2;(5)地區1進行市場保護,其保護成本為C1,地區2進行市場保護,其保護成本為C2;(6)地區2的某一產業競爭力要強于地區1,如果地區1采用市場開放的策略則地區1的一部分市場份額將被地區2所奪取,其比例為K(0
根據以上假設,我們可以構建如圖2所示的博弈模型:
圖2 地區1和2市場開放與保護博弈模型
我們可以從圖2看出,博弈的精煉納什均衡是({市場開放,市場保護},市場開放)。先考慮地區2的戰略,對于每一個地區1給定的戰略,找出地區2的最優戰略,當地區1的給定的戰略為“市場保護”時,因為I2-C2
因此,擁有競爭優勢的一方始終都會采用市場開放的戰略,而不具有競爭優勢的一方,選擇什么戰略,則取決于保護市場的成本與市場開放帶來的收益損失的大小,保護成本大于收益損失則會選擇市場開放戰略,保護成本小于收益損失時則會選擇市場保護戰略。K值越大,地方政府選擇市場保護戰略的動機就越強,而C值越小,地方政府執行市場保護戰略的難度就越小。進一步講,K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地要素稟賦、產業發展程度和水平所決定的,一時間是很難改變的,而C值則是可以通過剛性的約束機制的建立來加大保護成本來加以改變。
四、結論與討論
以保護內部市場為主要內容的行政壁壘的形成,將嚴重的制約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從長期來看,兩地間實現市場的一體化,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將有利于兩地發揮各自優勢實現雙贏發展,但從短期來看,一體化將毫無疑問的對競爭優勢較弱的一方產生很大的沖擊,所以也可以考慮實施在一體化的初始階段,由競爭力強的一方給予競爭力較弱的一方以補償,直到產業在整個區域內實現地域內的分工和充分整合為止的戰略。另外,也可以建立剛性的約束機制,加大實行市場保護戰略的成本,以期達到合作雙方合作、開放、共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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