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經濟制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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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范文第1篇
國外綠色技術創新制度新趨勢
綠色技術創新是對技術創新的拓展和提升，是生態文明視域下技術創新的嶄新形態，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動力和迫切需求。
綠色技術創新需要制度的保障，它是指在全社會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鼓勵、推動和保障綠色技術創新的各種引導性、規范性和約束性規定及準則的總和。
官產學研合作創新制度更加完善。官產學研合作創新是實現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是優化配置創新資源的有力措施，是實現優勢互補、分散風險和提高研發效率的必然趨勢。
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積極推動官產學研合作，如美國的新一代汽車合作計劃、環境技術出口技術，英國的法拉第合作伙伴計劃等。
日本以搞活經濟為目標，服務于企業技術合作戰略，通過以技術突破為目標的官產學研合作來發現和確定研發課題，促進研究成果的社會轉化，采用公開招聘制和任期制選拔和吸引人才。
美國頒布的《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一個初步設計方案》，意味著美國的官產學研結合進入了新階段，加快了綠色技術創新的步伐。
綠色技術創新管理制度更加健全。為適應全球綠色新趨勢，各國紛紛加強綠色技術創新管理制度建設。綠色管理制度更加強調人性化和柔性化管理，實現組織結構扁平化，減少管理層級，把內耗降到最低，把效率提到最高。
軍民兩用技術推廣制度更加系統。部分軍用技術綠化為民用技術，不斷加強統籌協調機制和政策法規體系建設，打造軍民融合開放共享的格局，實現軍民領域技術、信息、人才、產品、標準等要素的全方位融合，提高軍民融合公共服務水平，為綠色技術創新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推動軍民融合向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發展。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的特質。概括起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體現了四個堅持。
第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第二，堅持我國社會主義社會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第四，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體現。首先，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原理應用于實踐的結果。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必須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次，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又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指導下人們認識演化的結果。
馬克思說，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改革開放以來，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內容，它源于改革開放實踐，又推動了改革開放實踐。
從本質上說，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不斷地探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歷程，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的歷程。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基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不僅需要宏觀層面的基本經濟制度，還需要充滿活力并具有競爭力的微觀基礎。
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通過改革并進行有效的制度安排、選擇適當的實現形式，形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經濟實體。
第一，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通過分類改革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第二，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的共贏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多元市場主體互相競爭、充滿活力的體制環境。
第三，在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要強調公有經濟、非公有經濟兩條腿走路，這樣才能走遠、走好。
四川要求21個市州政府駐地建立水源儲備制度
通過骨干水利工程和重點水源地建設，十三五期間，全省21個市州政府駐地要全部建立起應對特大干旱和突發水安全事件的水源儲備制度。這是1月20日記者從在成都舉行的全省水務局長工作會議上獲悉的。
十三五期間，各地要強化項目儲備、做好工程前期準備工作、落實工程質量監管，開工建設包括成都市李家巖水庫等在內的50座大中型水庫，加快武都引水工程二期灌區等68處在建大中型項目建設進度，進一步解決部分地區資源性、水質性和工程性缺水難題。
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公有制；市場經濟；效率
一、近年公有制相關理論的發展
1.公有制的基本概念
劉永佶認為公有制是勞動者生存與發展的形式，具體表現為素質技能提高了的勞動者經過斗爭實現其社會主體地位的制度，是勞動者掌握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基礎上的權利關系，所以公有制就其本質而言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經濟關系的制度形式。
他在《公有制經濟新論：主體、性質、目的、原則、機制》一文中認為公有制的內容不僅包括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更包括勞動力的所有權，所以其主體是擁有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勞動者；任何所有制的性質都是由其主體的利益決定的，公有制的性質就是在勞動者掌握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基礎上的權利體系；公有制的目的是提高和發展自由聯合的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這也是鞏固和完善公有制的內在要求；所有權主體與占有權行使機構的矛盾是公有制的主要矛盾，公有制的原則是所有權主體對占有權行使機構的民主控制，這里的關鍵就是確立并保證勞動者的民；公有制的機制是勞動社會主義法制，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何規定、實施所有權主體對占有權行使機構的選舉和控制上。
2.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
李太淼在文章《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合理性辨析》（2007）中認為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市場經濟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相反，它們還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具體表現在：限制私人壟斷，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可持續利用；克服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提供條件、創造環境；搞好宏觀調控，主導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為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和諧發展奠定體制基礎。
3.公有制經濟的效率研究
劉浩在文章《論公有制經濟效率的認識誤區》中通過理論認識和研究方法兩方面反駁了部分學術作者根據實證研究得出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的推論。他借鑒西方經濟學區分三種效率的做法，認為公有制經濟在配置效率和動態效率上有優勢，但其技術效率受知識資本的制約，所以公有制總效率的優勢可能被外資民營的技術效率優勢所掩蓋，同時由于公有制經濟內容廣泛（包括但遠遠不只公有制企業效率）、樣本偏差和研究發法的局限性，關于公有制企業效率的實證分析的數據得不出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的結論。
李濟廣在《公有制經濟的高效率研究述評》中認為不能單純以經濟效益判斷公有制效率，因為國有企業工資保險福利比重大、稅收負擔重、利息支出也多，而利潤只是增加值或總產出的一部分；社會負擔重、體制未理順、改革失誤、政府作用不力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和效率問題；公有制企業在社會貢獻率等指標上高于非公有制企業，而國有經濟的效率主要體現在宏觀效率上；公有制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強和宏觀效率高。
郝大明在《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效率與探索選擇的實證研究》中利用2001年山東省第二次基本單位普查的101886家工業企業法人數據資料進行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分類，運用投入產出效率來測定不同類型企業的效率，得出與外資合資經營企業模式和國有與集體企業聯營企業模式的效率較高的結果。經過分析，他認為在目前環境狀態下提高公有制企業的效率，首先要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 既能得到它們的支持又要擺脫其行政干預；其次是要適應市場變化， 能夠對市場變化作出靈敏的反應。
阮敏在《公有制效率：假說與經驗證據》一文中認為在承認生產力標準及其具體化的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動態效率標準和交易費用標準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一個假說：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公有制是有較高效率的；利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公有制經濟是高效率的，并且這一經驗結論不受國別變化和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的影響，因此具有統計上的穩健性。
二、對以上文章的簡要總結討論
公有制理論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在不同的學者中出現不同的解釋甚至相互矛盾的說法。對于公有制經濟效率問題無疑是大家爭論最多的領域，國有企業效率普遍低于非公有制企業是大家的一個基本共識，但很多公有制經濟的支持者也批判了以此為論據推斷出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的結論，因為其效率的衡量指標不全面、樣本有片或研究方法有局限性，有的學者利用效率的不同種類的區分從正面論證了公有制經濟的高效率，表明公有制在微宏觀層面的相對優勢，還有學者利用實證研究證明了公有制的高效率不受經濟和國別的影響。
我們要中立、客觀的看待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條件，包括公有制經濟制度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以及在消滅剝削建立和諧勞資、維持公平促進社會進步等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有制經濟的諸多問題。從理論上說，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總需求不足，而相對的，公有制經濟必然的內生總需求膨脹，公有制經濟也有可能存在經濟波動，且在公有制的經濟體制下，腐敗極易滋生；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實踐中看，國有企業的效率偏低、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腐敗橫生、壟斷企業職工工資福利待遇過高等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必須承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發揮公有制的優勢、彌補公有制的不足提供了無限的可能：（1）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保障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提供了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實現的渠道。（2）在宏觀經濟運行層面上，同時與私有制相比，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全社會范圍內自覺地科學配置資源的條件，可以集中力量發展最重要的關系全局的生產力，既發揮公有制經濟制度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所以我們應該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3）在微觀經濟運行層面上，私有制在充分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有利于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所以我們要毫不動搖的引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應統一于公平與效率，缺一不可。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如何保證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過去我們偏向于效率，強調解放生產力、“又快又好”的發展，但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公平”的缺失一方面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缺乏“公平”，整個社會的勞動積極性也大打折扣，進一步影響“效率”的提高。由此我們要深刻意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遠未完善，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采取積極的措施，保障公平與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同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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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范文第3篇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將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認為在國企改革中，股權結構的調整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部分，要將單一股東、單一國有改制成為混合所有股權結構，讓非國有資本參與進來，構建出科學規范的權力制衡治理體系。國企改革這一話題再次引發社會熱議。同時，伴隨著國企改革的進行，對“國民進退”問題的爭論也日益激烈。
正確理解不同時期國企改革的政策背景，對于準確把握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及經濟發展形勢，理解現有經濟政策的方向和目的，促進經濟長久穩定運行等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首先對國企改革的歷程進行了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礎上，對“國民進退”之爭進行簡要論述。最后，綜合考量不同經濟時期下國企改革的政策目標，對國企改革與“國民進退”的有關爭論提出相關見解。
二、國企改革歷程回顧
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極大促進作用。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企業為提升自我競爭力，不斷地滿足時展的客觀需要，要不斷地進行改革和創新。國企改革始終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成敗直接關系到經濟改革和國民經濟的命運走向（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課題組）。
改革之初，我國采取放權讓利、承包制和撥改貸等方式解決舊體制下企業缺乏積極性的弊端；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被進一步認識到，中小型國企民營化的改革得以順利實施；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中小型國企的民營化基本結束，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要內容的中大型國企改革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楊其靜，2008）。
（一）第一階段（1978―1993年）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間，國企擴權讓利階段的初步改革基本完成。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計劃統一下達，資金統貸統還，物資統一調配，產品統收統銷，就業統包統攬，盈虧均由國家負責。為消除政企不分的弊端，國企首先進行了經營權層面的改革。之后，調整國家與企業的經濟關系成為了國企改革的側重點。主要內容有擴大企業的經營自，試行經濟責任制以及利改稅等。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是促使企業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調動企業和職工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為企業順利進入市場奠定初步基礎。
國企從經營權向所有權方面的過度主要是在1987―1992年間完成的。在這期間，國有企業逐漸深化改革層次，將側重點放在國有企業所有權層面的股份制改革上。股份制改革打破了國有企業改革范圍必須固定在其原有財產關系之內的限制，是對所有權層面改革的一個推進。股份制改革打破了由國家壟斷的企業財產制度，實現了企業內部產權主體多元化，優化了國企內部治理結構，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促進了企業的縱深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課題組，2015）。
（二）第二階段1993―2003年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改革進入第二階段。這期間，國企改革通過分離企業職能，轉變企業經營機制，減少了企業發展包袱，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將國企改革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五屆四中全會之后，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戰略性改組等措施，形成了優勝劣汰的企業競爭機制，進一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10年間，我國通過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等方式，有步驟有次序地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實現了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有序進退，為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進一步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第三階段2003―至今
這個階段的國企改革主要是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主導。十六大提出了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解決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體制性矛盾。中央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使得國有資產監管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鄧榮霖，2008）。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制度在國有企業也得到了全面的實施。十七大指出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任務是深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活力、控制力及影響力。
黨的十進一步提出，要將國有資本更多的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強調將混合所有制作為一種體制突破，明確提出將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倡導將更多的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至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了國企改革的新方向。
三、“國民進退”之爭
自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和問題，有關“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的爭論不絕于耳。部分學者認為，從改革開放期初至2003年是民營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大刀闊斧的推行國企改革，個體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民營經濟逐漸成為了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有關“國退民進”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國有經濟相對民營經濟的“縮水”進行，如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之后，以“顧郎之爭”為轉折點，“國退民進”被“國進民退”取代開始主導我國經濟大局，2004年至2013年這十年，可以說是“國進民退”高歌猛進的十年（宋文閣，劉福東，2014）。這一時期，伴隨國企改革進一步的深化推進，政府對企業采取了強力的干預措施。國企借助有利的政策措施，通過重組等手段在一些重點領域不斷地鞏固其壟斷地位；反觀民企，在進入某些領域的過程中受到層層阻擾，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以及不堪承受的賦稅等也嚴重抑制了民企的發展壯大。
國民進退之爭由來已久，但我們不應片面的看待問題。我們應該跳出國民爭論的觀點圈子，關注和回歸到事實本身（朱偉，2010）。`在特定的時期，國有企業承擔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暫時性和應急性，不應視為政策導向（徐旭紅，2010）。經濟的發展水平僅僅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能力的一部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建立在均衡發展的基礎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相互協作、相互競爭中實現共贏，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深化改革最主要的目的。
四、國企混改與國民共進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允許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革。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大力發展股份制，使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之后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指出要大力發展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改革開始縱深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混合所有制提升到了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
通過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使不同性質的股權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其各自的優勢，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股權激勵與約束機制，綜合平衡各類股東的控制力，充分發揮股權之間制衡的作用，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體制，實現各類型股東合作共贏，促進經濟縱深發展，真正實現市場經濟中的國民共進。
五、評述
結合上述我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目標制定的經濟政策，我們不認為在國企改革的整體進程中存在著“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現象。在國家建設發展中，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會隨之不斷的調整變化，而隨著政策制度的調整，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也會隨之變化，因此會出現不同時期不同的經濟現象（尹國強，2013）。
目前存在的有關“國民進退”的爭議都是對我國基本經濟政策的片面理解。我們不能簡單片面的以進退來定義國民之間的關系，一方的發展并不會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兩者之間不是零和博弈，二者之間可以通過采取適當的措施實現共贏發展。在現階段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權結構的調整是其核心部分，通過將單一股東、單一國有改制成為混合所有股權結構，讓非國有資本參與進來，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活力，真正構建出科學規范的權力制衡治理體系。
綜上所述，“國民共進”才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題中要意。只有堅持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才能實現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符瑤，2013），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深化改革步伐的順利進行，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才能夠相互協作，真正服從和服務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實現國民共進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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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范文第4篇
第一，在功能定位上：《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重申“兩個毫不動搖”并賦予新的內涵，強調既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又要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體現了黨和國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堅定性，昭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絕不是可有可無，更不是權宜之計，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毫不動搖的戰略方針。我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有益補充”，到“共同發展”，再到都是“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基礎”。這次《決定》不僅再次重申了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而且第一次將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再分“老大老二”，表明我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實踐來看，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充分印證了“兩個都是”的重要論斷。目前，我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1195萬家，個體工商戶達到4312萬戶，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經超過60%，稅收超過50%，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達到63.5%，完成了65%的發明專利和75%以上的新產品開發，解決了80%的城鄉就業人口和90%的新增就業人口，在民營企業中的從業人員已近3億人。可以預見，未來民營經濟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產權保護上：《決定》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并進一步指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極大深化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直接回應了民營企業家的呼聲和訴求，解除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后顧之憂。
2013年初，全國工商聯搞了一個調研，訪談了幾百個企業家。財產保護和人身安全問題反映比較突出。一是期盼民營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保護。不少企業家認為“財產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是當前“最大的擔憂”，認為企業家移民的首要原因是“怕政策變，出于財產安全的考慮，是為自己買一份保險”，有的企業家說“兩卡在手、心中不慌”，有的反映一些涉及民營企業的案件得不到司法上的公正處理，合法權益難以維護。二是普遍期望改善政務環境。不少企業家反映“政府辦事機構難打交道”，有人認為“上面很好，下面好狠”，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不講誠信，“這一屆政府簽好的協議和項目，換了領導就不認了”，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三是普遍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一些企業家認為，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現在的社會環境不寬松、不公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社會地位不高，感覺“創業不榮耀、致富不自豪”。
民營企業雖然是企業家出資所有，但他們創造的財富大部分都是用來繼續投資、解決就業，進而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不能切實加強對個人合法財產的保護措施，不能激發人們創業創富的積極性，就很有可能對先富起來的人形成排斥，導致社會資源的流失。三中全會直面問題，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不僅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也必將在土地、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配置方面消除所有制差別帶來的“歧視”，保護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財產安全，進而激發民間投資的巨大潛力，為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不竭動力。
第三，在政策舉措上：《決定》提出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三個平等”。強調權利平等，賦予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為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和保障。強調機會平等，賦予非公有制經濟平等進入市場的機會，進一步拓寬了非公有制經濟準入領域。強調規則平等，賦予非公有制經濟參與競爭的平等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在發展環境上與公有制經濟同等對待、一視同仁，進一步創造了非公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前提和條件，要求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原則。這些彰顯了黨和國家下決心破除壟斷，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和公平開放透明市場規則的信心和魄力。
長期以來，制約民營經濟發展有兩個突出問題：一個是觀念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所有制歧視，在融資、用地、服務等方面由于是“私營企業”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應該在企業身上作政治上的區別，不能給企業插標簽，誰是公有制企業，誰是非公有制企業。因為，只要是中國公民創立的企業，實際上都是社會的企業、民族的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創造就業、繳納稅收，為社會創造財富、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社會進步，在對社會的貢獻上都是一樣的，因而必須削除對民營企業事實上存在的歧視。
另一個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這些年來，國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雖然部分被放開，但“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政策門”現象依然大量存在。導致許多民營企業家反映，現在是政策出臺一籮筐，但民營企業的意見也是一籮筐，擔心這些政策“雨過地皮濕、轉了一圈又回去”。去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有關部門限期拿出改進措施，認真落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盡快向民間資本推出項目，全面清理修訂有關民間投資的法律法規。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這些問題，從體制機制上作了重大改革。可以預期，“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各種隱性壁壘，必將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逐步打破，民營經濟將迎來長期利好。
第四，在發展方向上：《決定》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從“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允許各種所有制資本“參股”到鼓勵“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為民營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與各類資本平等競爭指明了方向，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著力點。
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重大突破；本質特征；問題根本；主線與路線圖
中圖分類號：F71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01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是市場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斷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的重大突破
從黨的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以來，在20多年時間里，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一直在根據實踐的拓展和認識的深化尋找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不斷成熟。
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這是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這將成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與黨的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具有同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也將發揮同樣的巨大作用，極大地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給我國再爭取一個更好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
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
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基本規律。“基礎性”作用給人的感覺是：在市場之上還有一種力量在配置資源，那種力量就只能是政府。同時，過去我們對宏觀調控也有擴大化的理解，仿佛宏觀調控就是政府配置資源，干預經濟活動。黨的十四大以來，對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表述上雖然有所調整，但那主要是對市場作用在范圍和程度上的加強，只是在“量”上的調整，沒有質的變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最本質的問題。“決定性”作用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只能是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不是別的，只有市場。
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還很不完善。其中核心的問題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的干預太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通過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實現的。目前我國市場體制中最主要的缺陷，集中表現在政府為主導來配置資源，政府過多而廣泛的行政干預、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及國有大企業的行政壟斷，壓制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技術創新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發展中出現的產能過剩、城市病、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破壞等，很大程度上都與政府過多干預有關，與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盲目投資有關。
國有企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不占有優勢，但是，國有企業在很多重要行業中的壟斷地位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所加強，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保持著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力，這使市場失去了充分競爭性質，難于發揮其有效配置資源和形成激勵機制的作用。要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我們已經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內涵、一般規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論障礙，在理論上承認這一規律，在實踐上遵循這一規律。“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現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經濟發展都會孤掌難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行，沒有政府的作用同樣也不行。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資源配置上，政府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
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了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
經濟體制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選擇改革的突破口、重點。人們對此曾有過很多討論，有人認為是財稅體制，有人認為是金融體制，有人認為是土地制度等等。這些改革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并據此設計各領域的經濟體制，那不可能有質的變化和飛躍。我們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市場體系的完善、政府職能的轉變，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為標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并以此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改革的原則和檢驗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