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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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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范文第1篇

      根據局里統一安排部署,我中隊對2019年春節期間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加強作風建設情況進行了自查。現將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一、加大教育力度,積極營造廉潔過節氛圍

      節前,我中隊召開會議,認真學習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提前打招呼、敲警鐘,教育引導隊員遵紀守法、廉潔自律,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同時,大力宣傳禁止收送禮金、禮卡,嚴禁吃請、請吃,反對奢侈浪費的有關規定,做到及時提醒,警鐘長鳴,防范于未然,積極營造崇尚廉潔、反對腐敗的良好氛圍。

      二、提高思想認識,嚴格遵守廉潔自律規定

      中隊從深化廉潔自律工作的角度出發,針對“春節”期間不正之風易發、多發的特點,認真落實廉潔自律有關規定,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做到“四個不許”:一是不許違反規定收送禮金、禮卡和有價證券等;二是不許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政策的宴請、旅游活動;三是不許參加任何高消費活動;四是不許參與賭博。

      三、反對奢侈浪費,切實轉變工作作風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范文第2篇

      一、統一認識,認真動員部署

      按照市優化辦、市糾風辦印發的《市清理規范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局一是成立了以分管副局長為組長,具體工作部門公證律管理科為主要成員的清理規范工作領導小組負責落實;二是組織行業協會負責人和各法律服務機構負責人認真學習市優化辦、市糾風辦印發的《市清理規范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工作實施方案》學習動員;三是轉發兩辦文件,并要求各單位突出重點集中整治辦事程序、執業行為及收費中存在的問題,認真開展自查自糾工作。

      二、開展自查自糾,規范服務和收費

      為扎實做好清理規范工作,我們一是做好自查自糾,查找問題和不足。6月25日前,我局所屬行業協會和法律服務機構均按要求自查了兩年內在執業中有無影響企業發展和違規、違紀、違法情況,并上報了自查自糾情況表和整改報告。從上報情況來看,全市法律服務行業的總體情況是好的,沒有違規、違紀、違法情況發生。二是認真開展核查檢查。7月4號至8號,我局組織公管科同志,由分管副局長帶隊,對行業協會及全市法律服務機構自查工作進行了核查和檢查。重點檢查幾個方面情況:一是內部管理,主要檢查內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內部運行機制是否健全、有無違規、違紀、違法情況發生及投訴發生。從檢查來看,全市法律服務機構均建立健全了政治學習、業務學習制度、重大案件處理報告制度、“三統一制度”、利益沖突審查制度等,沒有違規、違紀、違法情況發生。二是收費,主要檢查收費是否執行國家、省收費規定、是否統一收費、是否公示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和收費依據、是否收費統一入帳等情況。從檢查來看,我市法律服務機構絕大多數都能認真執行收費標準,沒有擅自提高收費標準或自立名目亂收費,收費項目和標準做到了上墻公示。1家法律服務所沒有公示收費項目和標準,我局已要求該所整改。三是檢查執業行為是否規范。通過近幾年組織的專項學習及教育整頓,絕大部分法律服務人員執業思想較端正,沒有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能夠為當事人熱情服務,近2年沒有接到這方面的投訴。三是檢查有無指定服務。經檢查,全市法律服務機構沒有與任何部門聯合下文,強制進行法律服務。

      三、加強行業監管、促進健康發展

      近兩年來,我市法律服務行業監督管理工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依法、規范、有序”的日常管理工作目標,認真貫徹落實上級文件精神,在維護法律尊嚴,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各所內部管理逐步規范,隊伍整體素質明顯提高,服務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目前,全市有律師事務所2家,有5家法律服務所,共有律師20人,法律服務人員25人。

      1、抓隊伍建設,整體素質得到提高。一是不斷加強律師行業隊伍黨建工作。組建了1個律師黨支部,充分發揮黨員律師在法律服務工作中的先鋒模范作用。二是開展系列教育活動。年以來,先后開展了執業誠信教育、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等主題教育活動,組織廣大法律服務人員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實踐、參與接待、參與法制宣傳、參與城建拆遷等活動,加深律師群體對社會的關注,增強他們的大局觀和政治觀。三是進行正反典型教育。開展警示教育活動,強化紀律意識、服務意識,增強法律服務群體干事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2、抓監督管理,服務行為得到規范。定期和不定期對內部管理制度、日常執業行為、案件辦理質量、辦案卷宗進行日常檢查和抽查,對出現的問題及時糾正和處理。通過走訪群眾、電話咨詢、當事人回訪和聘請監督員等形式,對行風建設進行監督,使法律服務行為得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秩序得到維護。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范文第3篇

      一、制定相關制度。先后召開部門負責人院務會和全體干警大會,分層次集中學習“三個規定”內容,引導干警深刻領會精神實質,并結合工作實際,進行了學習討論,交流了學習心得。“三個規定”出臺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了制度保障, 建立起了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墻”,檢察人員執法辦案中能夠做到有法可依,杜絕請托說情,防止辦理權力案、人情案、金錢案。同時該院健全完善通報制度,按照上級要求,每季度向政法委、市檢察院報告“三個規定”落實情況,形成制度約束合力,確保鐵規發力、制度生威。

      二、注重記錄報告,確保執行到位。要求全院人員在辦案中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的情況和本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情況要進行全面、如實的記錄,做到“一案一記錄”,對辦案人員不記錄或不如實記錄的予以警告、通報批評,要求案件承辦人、審批人對執法辦案活動是否存在違法干預、插手、過問案件的情形(包括拒絕情況)進行如實登記,實現對案件辦理各個環節發生的違法干預、插手、過問司法活動的監管監控,做到全程留痕、有據可查。

      三、強化監督檢查,確保制度執行到位。全面開展自查自糾。我院紀檢監察部門于8月30日把從2012年以來執行貫徹落實“三個規定”情況進行全方位、無死角的檢查,通過向辦案人員了解及查閱業務科室執行“三個規定”記錄檔案,未發現存在領導干部、檢察人員違反“三個規定”的情形,為公正司法提供了紀律作風保障。同時,在監督檢查過程中,密切關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求在執法辦案中,抵住誘惑、守住底線、經得起考驗,切實防止司法干預。

      四、加強紀檢監察,守住規定紅線。一方面,從我院內部、從干警自身做起,加強司法作風建設,持續開展正風肅紀活動,真正做到“講紀律、守規矩”,不折不扣地抓好“三個規定”中各項具體措施的落實,不違規講人情、干預辦案,更不能向其他政法部門的辦案人員講人情干預辦案。另一方面,充分發揮紀檢監察部門作用,加強內部監督和紀律約束,摸排干警辦案過程中插手辦案等違反“三個規定”的情形,一經查實,將依照規定嚴肅追責,強化干警紅線底線意識。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范文第4篇

      一年來,我能夠認真學習黨的綱領、文件。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政治立場堅定。黨的十七大召開后,我能夠認真學習黨的十七大報告,并能夠深切領會其精神內涵。平時能夠認真學習和貫徹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注重提高政治思想素養。面對當前的新形勢、新要求和新挑戰,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突破。今年下半年,我區開展的基層執法評議工作開始以來,我能夠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在行動上積極予以配合。我庭對全院的績效考評結果在網上公布,對錯案追究制度、網上流程管理、案件質量評查等工作全面開展,使我院的審判質效每月在中級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市審判質量效率指標數據排名中有所進步。

      二、能夠自覺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廉潔自律

      我能夠自覺遵守市中院制定的“五條禁令”、省高院制訂的“六條禁令”、最高院的“十三條不準”,平時能夠嚴格要求自己,時刻反省自己,進行自查自糾。通過教育學習和整頓,充分認識到法官應當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高尚的精神情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思想。在八小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能夠做到能夠嚴格自律,行為檢點,謹慎出行,謹慎交友,謹慎對待律師與當事人,遵守社會公德,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清廉公正,努力樹立良好形象。我和我庭人員沒有貪贓枉法的案件,沒有超審限的案件,沒有錯案的發生。

      三、深化審判方式改革,提高辦案水平

      我能夠自己并帶領全庭同志認真完成領導交給我庭的各項工作,工作認真負責,嚴把案件質量關。工作中,能夠充分發揮合議庭職能,強化庭審功能,使全庭的各項綜合指標位于全市法院前列。近三年,我庭共受理各類申請再審、再審案件70余件,全部已審結。再審改判20余件。已審結的案件無一被發回或改判。未發生一起上訪事件。由于申請再審、再審案件具有當事人矛盾尖銳、案情復雜、社會影響大的特點,我庭全體干警慎重審理每個申請再審、再審案件,采取調判結合的審理手段,公正及時地審理每一件案件,維護了法院裁判的即判力和法律權威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如劉建華訴豐縣鳳城鎮政府建設工程合同糾紛再審案,由于涉案工程建于1994年,后又經多次改造,而雙方當事人對工程造價存在重大爭議,導致矛盾激化,原告多次上訪、。為查明案件事實,確定工程原始狀態,該庭審判人員前后5次下豐縣調查取證。案件進入鑒定階段后,我到工程現場主持,由鑒定機構及雙方當事人對實地進行了測量,最終確定工程造價。遂作出豐縣鳳城鎮政府給付劉建華工程款15萬元的再審判決,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平息了一件老上訪案件。又如在我擔任審判長的陳靜訴韋根離婚申請再審案中,由于原審判決對房屋分割不明,致使當事人在離婚后,經常發生摩擦和沖突,經常鬧到當地的派出所,申請再審人更是以死相逼。在詳細了解案情后,我耐心地對雙方當事人進行疏導,并到實地進行勘驗,先做通雙方家人的工作,并借助雙方的家人又現場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最終使得雙方的糾紛得以化解,避免了惡性案件的發生。

      在審理好每一件案件的同時,我庭還肩負著對全院已審結案件的質量評查工作。今年1-9月份,我院共審、執結案件1600余件,我庭共評查各類案件681件,約占總結案件的42.5。重點評查12件。我庭全年共開展案件抽查活動4次、專項評查3次,法律文書專項評查1次,并對被評案件進行了等次評定。形成通報向全院公布。我還參與并組織了審判委員會成員對全院法官的庭審能力進行考評的活動,為全院的法官審判業績考核提供了翔實的數據和材料;還積極完成了院里組織的優秀法律文書的評查評選工作。另外,我庭還建立了對二審和再審改判發回案件逐案分析制度。對改判和發回重審案件進行個案分析,并按季度以通報的形式向全院予以公布。

      四、加強業務學習,努力提高業務水平

      審判管理辦公室負責對全院審結案件的案件質量監督評查、案件流程管理、審判質量效率指標體系、法官審判業績考核等多方面工作,集審判、監督和管理等職能于一身。審判管理工作是由我們審監庭兼職完成。2009年,我們在司法統計、審判質效統計、“四項”案件流程管理、扎口結案等方面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取得了一些成績。司法統計及審判質效統計工作中,我們確保全院數據的完整性、真實性、及時性,為院領導的科學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為上級法院提供了真實的數據信息來源。

      律師自查自糾報告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 名譽權 實名制 匿名制 侵權行為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網民通過新生的眾多網絡社交平臺和軟件進行社交和娛樂,網絡名譽侵權糾紛也層出不窮,司法實踐必然與時俱進地將傳統的名譽權立法保護引申到虛擬的網絡中來。出于對公民名譽權保護的目的,網絡實名制的出現和發展,世界各國的進程多表現為猶豫不定,一路上伴隨著不小的爭議。韓國是最早通過立法推行網絡實名制的國家,早在2003年,為解決網絡上的人權侵害問題,提出了網絡實名制的方案以減少名譽侵權的發生,但一路上充滿崎嶇。在實名制實行兩個月后,由韓國網絡振興院和信息通信部聯合進行的調查顯示,惡意攻擊他人名譽權的網帖僅減少了2.2%。2010年4月,也就是在其網絡實名制實行3年后,首爾大學行政大學院的研究團體對外公布了他們的《對互聯網實名制的實證研究》,數據顯示,網絡上的誹謗跟帖數量僅從原先的13.9%減少到12.2%,下降幅度并不樂觀。由此可見,實名制并未管住網民的“惡意”。直到2012年8月,韓國憲法委員會裁定該制度違憲并廢除了網絡實名制。那么,從韓國整個網絡實名制由興到廢的過程不難看出,網絡實名制并沒有對公民名譽權的保護帶來預期的積極意義,反而由于實名制下公民個人信息的不慎外泄,招致更大的網絡暴力。

      在中國,2002 年,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時,提出“人大應該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網上發表言論”,一語激起千層浪,引起了民間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隨后,網絡實名制加快推行。2005年,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校園網 BBS 納入學校校內平臺,學生實名登記不對外公開;緊接著騰訊 QQ 開始推行實名制,很快網店實名、網游實名、版主實名也隨之實行。2011年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對用戶的姓名實行“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注冊方式。網絡微博用戶必須使用真實的身份完成微博賬號的主次,但其用戶昵稱可自愿選擇,無需實名。緊接著,我國的新浪、網易、騰訊、搜狐、等各大網站微博都在2012年3月16日全部實行了這種實名制,“微博實名”是中國推行網絡實名制的一大重要舉措。除了微博之外,人人網、豆瓣網、微信朋友圈等廣泛使用、侵權行為易發生的大型網絡社交平臺現都已實行實名制。但這些實名化的網絡平臺漸漸不能滿足網民們傾訴欲望的實現,為切合人們渴望隱秘地宣泄情緒的心理,以“秘密”為代表的一系列匿名社交平臺逐漸流行起來,大量涉及別人名譽和人身攻擊的內容也隨著軟件的普及而普及。事實證明,無論是實名制的微博,還是匿名制的“秘密”都會不同程度地對公民的名譽權造成侵害,雖有共性,但兩者也各有特點和規制困境,無論是網絡平臺的管理者還是立法者,都應當“因地制宜”地制定方案,最大程度地減少網絡這個“虛擬社會”中名譽侵權現象的發生,并完善救濟措施。

      一、 實名制微博時代下公民名譽權現狀及特征

      (一)微博名譽侵權形式多樣、審核制不完善

      2010年7月頒布的《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本條將傳統名譽權延伸至網絡,首次明確網絡侵權者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但是,通常情況下,名譽侵權行為在微博上這個虛擬平臺上的表現是多樣化的,以微博界的“份額領跑者”新浪微博為例,《2014年中國社交類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顯示:80.3%的新浪微博用戶通過新浪微博關注新聞/熱點話題,可見新浪微博已經成為一個大眾輿論平臺,成為人們了解時下熱點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新浪微博的“實時熱搜榜”每十分鐘更新一次,熱搜榜的排名以網友的搜索次數為標準,直接導致新聞和話題“蒲公英式”傳播,其中涉及名譽侵權的話題也隨之迅速傳播,與此相比,新浪微博的官方審核與刪除功能卻往往表現出滯后性,被侵權人只可能通過事后救濟的方式追責。因此可以看出,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物,為達到新聞快速傳播的目的,新浪微博用“網民互動”的方式反而為侵權行為危害的擴大提供了“溫床”。

      (二)侵權信息傳播隱蔽性強,“傳謠”難追責

      實名制下的微博,雖對侵權行為后的追責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在“全民轉發”的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的傳播者,每個人都是“侵權者”。以2014年曾經在微博上轟動一時的“浙江官員開件”為例,2014年7月,黃某、繆某等人制造局長開房200多次的消息,是因為其行政申報未獲批準而懷恨在心,意圖報復“從中作梗”的工程師王某。他們不僅非法獲得了王某開房的記錄,甚至還獲得了王某住址、房產等相關個人信息。為了一解心頭之恨,將“官員開房”的帖子在網上進行傳播,該信息很快被轉發到微博上,關注人數更是爆炸式增長,最終被誣陷的局長由于心理壓力過大,臥軌自殺。黃某和繆某最終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接受審判。然而反思該案例,在該虛假信息迅速傳播的過程中,該局長的名譽權受到侵害,那么參與這場“全民討伐”的廣大網民以及在傳播過程中主觀夸大信息的網民是否應當追究民事責任?

      2014年10月,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人民法院認定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轉載網絡信息行為的過錯及其程度,應當綜合以下因素:轉載主體所承擔的與其性質、影響范圍相適應的注意義務;所轉載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權益的明顯程度;對所轉載信息是否作出實質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標題,導致其與內容嚴重不符以及誤導公眾的可能性”。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法官結合證據、結合客觀事實作出裁量和判斷,但浩大的轉發網民數量給法院的調查取證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一旦侵權行為被注意,在網絡上消除傳播痕跡也十分容易,證據的“易逝性”也是執法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被追責的大多數微博侵權者也是匿名人群,使實名制失去了應有的作用,這也是“法不責眾”的無奈。

      另一方面,前有菲律賓《防治互聯網犯罪法案》的頒布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隨后由于許多民眾不滿該法案動則便將網絡名譽侵權上升到刑事追究的高度,總統和政府的網站不斷遭到黑客的攻擊,認為嚴重阻礙了網民的自由表達,同時也阻礙輿論監督。因此,如何界定名譽侵權與網民言論自由權的界限,防止某些“矯枉過正”的刑事責任追究,也是我國立法應當明確的問題,也需要更多的司法實踐作為裁判的標準。參考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曾對于界定網民微博轉發行為是否侵犯著作權做出的認定標準,對于網民轉發可能侵害他人名譽權的網絡信息,也可用在“轉發者在主觀上應當具有“顯而易見”的惡意”和“轉發行為應當發生了“顯而易見”的后果”來界定應擔承擔責任的名譽侵權和免責的網絡言論自由。

      二、新生匿名社交軟件與網絡名譽侵權

      (一)匿名類軟件名譽侵權現狀

      近年來,一些匿名社交軟件闖入了國人的視野,和其他實名制社交軟件不同的是,這些社交軟件提供了一個完全匿名的私密傾訴社區,不會留下任何個人身份的痕跡。由于完全匿名化和操作簡單的特征,該類軟件在網民中被廣泛使用,大量的情感宣泄、告白、爆料類內容時時刷新著頁面,因此該類軟件業成為名譽侵權的重災區。更嚴重的是,其應用開發團隊宣稱使用了“單向加密”等特定算法來維系“完全匿名”,這使得追責變得很難。美國最火爆的一款匿名社交軟件App“Secret”,該軟件抓住了人的求知欲和窺探隱私的心理,參與討論者與信息者都不必擔心自己會被問責,因此該軟件充斥著謾罵發泄、曝光他人私生活、歪曲他人形象等人身攻擊的內容。針對這種現象,美國的“secret”官方對匿名言論有嚴格監管,只要有兩個人對一條“secret”進行舉報,這條秘密就會被自動屏蔽,除了者,他人不得瀏覽,我國有的匿名社交軟件也逐漸開發了舉報的功能進行管制。但是,借助廣大的人際關系網,侵權的內容會在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的傳播,軟件本身的自查自糾功能短期內無法發揮效用,“白百合訴‘秘密APP’及舜網名譽侵權糾紛”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侵權信息在“秘密”上并迅速傳播,法院最后雖然因“秘密”及時刪除了匿名者的誹謗信息而未追究其責任,但作為侵權行為發生地,這類軟件的危害卻不容忽視。

      (二)匿名軟件的發展前景及規制建議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此類匿名式軟件的開發目的似乎與名譽權與隱私權的保護相沖突,一旦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對其傳播的內容加以規制,從民事侵權擴展到類似于公安部《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互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甚至《刑法》的監督規范,使用者的好奇心和窺探欲便難以從此類軟件中得以滿足,那么該類匿名軟件的“價值”便也走到了盡頭。

      在筆者看來,盡管匿名軟件有著諸多名譽侵權的危害,但卻不能被完全禁止,因為保障和促進表達的自由是匿名信息最大的價值,使人們在較為安全的空間下發表自己對事物最真實的看法,一旦網絡全部實行了實名化,勢必會引發“寒蟬效應”,壓制頗值得珍視的表達自由。

      如果人的劣根性無法摒棄,那么作為匿名平臺的提供者即網絡服務提供商(ISP ,以下簡稱“服務商”)的責任就應該加大,應該通過立法的方式促進服務商加大對本平臺上涉及名譽侵權行為的監督并采取有效手段及時制止。對于服務商應在網絡名譽侵權糾紛中承擔何種責任,學界主要爭議三種觀點:其中,第一種觀點認為,網絡服務內容提供商應采用嚴格責任或者無過錯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該采用過錯責任;第三種觀點認為,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責任應介于過錯責任與嚴格責任之間的一種“適度責任”,要求的是ISP在提供中介服務時履行合理注意或常規監察義務。

      首先,平臺的管理者要對的信息進行嚴格的審核,對于有“人身攻擊嫌疑”的關鍵詞要進行暫時性屏蔽,并由系統向該者及時告知《侵權責任法》、《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公民名譽權的相關規定作為提示,并由系統將選擇繼續者的IP地址、時間等加以記錄,當侵權行為發生時,也可為受害人的維權提供有力的證據。

      除了上述的預防式措施之外,在網絡匿名制下名譽侵權的案件中,我國應借鑒美國的立法模式,明確服務商的信息披露義務。對于服務商的信息披露,實際上是被侵權人的事后救濟途徑,相比于2001年日本頒布的《電信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法》第4條的規定的“如果受害人所受損害顯然是由于有關信息的傳播所造成,受害人為了追究侵權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有權要求服務商提供侵權行為人的相關資料(姓名或名稱、地址、電子郵箱、IP地址等),倘若服務商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拒絕提供,則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美國式名譽侵權救濟途徑并沒有規定服務商向受害人提供侵權人信息的義務,因為這樣會使服務商承擔過重的責任去判斷侵權行為是否存在,也會加重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導致服務商與受害人之間的尷尬,一旦受害人要求服務商披露信息的權利被濫用,會直接導致匿名制網站大量者的個人信息外流。相反,美國式的信息披露制度更為妥當,它將判定是否名譽侵權、服務商是否有義務披露侵權人的相關信息的選擇權交給了法院,通常是在“法院作出相關裁判之后,服務商才有義務披露自己所掌握的有關匿名網絡用戶身份的資料”。這就減輕了服務商的負擔,以免其承擔披露不當所帶來的法律責任。

      但將此制度引進我國時,還應做出民事訴訟制度的相應完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時必須有“明確的被告”,這就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和住所地等具體信息,但這對于匿名制的網絡環境下是十分困難的,在我國的“網絡虛擬人格”還沒有在訴訟程序上得到明確承認的今天,筆者了解到,在司法實踐中,受侵權人通常以服務商為被告,請求法院判令服務商承擔披露網絡用戶真實身份的義務,并以此方式作為變通。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是被侵權人在短時間內迅速進入訴訟程序最為有效的方式。

      三、實名制與匿名制網絡環境下名譽侵權救濟的共同難點及立法建議

      (一)在法律上,“虛擬人格”之名譽權缺失

      《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使用侮辱等方式損害公民和法人的名譽。”可見,傳統立法中,名譽權的主體包括公民和法人,是專屬于人的特定權利。但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及網絡名譽侵權之訴的增多,虛擬人格未被立法納入所造成的司法實踐上常遇見的尷尬是,網絡上的被侵權者需要在起訴時證明自己就是“被害人”,還需要透過網絡查出侵權者真實的主體身份才能符合《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條件,著名的“孔慶東罵網友被判賠200元”一案的原告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在校生關凱元便遇到了這種尷尬,雖然最終贏得了訴訟,但在法院的判決書中法官卻是運用自由裁量權,回避了孔慶東的律師“任何人不知道該用戶名背后是誰,由于沒有相應的人格權,故無法對原告造成影響”的答辯意見,“模糊地認定被告對使用網名的原告的言論會導致原告本人的社會評價降低”,還是有些漏洞的。

      原告對于訴訟主體的舉證困難,大大增加了訴訟成本,因此,我國亟待通過立法確定“網絡虛擬主體”的名譽權。每個現實主體都對于自己的網絡ID有著完全地支配權,在沒有侵犯他人權利的情況下,網絡的管理者也沒有權利支配用戶的ID,因此,民事主體對于ID 的權利近似于現實生活中民事主體的身體權。這也為“虛擬主體”在訴訟程序中的主體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原告只需要舉證在侵權行為發生時,侵權人和本人是網絡ID的支配者即可。對于原告無法查證侵權人真實身份的,則可以通過上文提到的對網絡平臺的服務商提起訴訟已達到目的。

      (二)名譽侵權損害舉證難,需要更多的司法判例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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