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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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任務范文第1篇
中國地大物博，而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還是其他社會生產生活正常運行的重要載體，更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助推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人們越來越重視土地的重要性所在，因此，諸多土地政策出臺，為土地的使用、運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不得不重視的是土地政策逐漸開始以宏觀調控的手段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換句話說，土地政策已經成為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并重的宏觀調控手段，因此，加強對土地政策宏觀調控進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只有不斷強化其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作用，不斷加強其相關機制的完善和協調，注重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才能使得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一、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主要任務
1、確保經濟增長
作為宏觀調控手段之一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與任務就是確保經濟的不斷增長，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同時還應該有效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和運行。如此一來，就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合理控制建設用地總量與建設速度，而且還要注重土地利用結構的合理性，同時還要確保其能夠與其他行業用地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性。第二，做到“四個平衡”。具體包括土地供與求的平衡、土地供應和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之間的平衡、土地供求空間布局的平衡、土地價值和社會經濟總量的平衡，確保土地資產價格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
2、保護耕地與集約用地
當前土地利用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說有些地方仍然沿用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土地粗放利用現象頻發，從而導致耕地的資源數量與質量大幅度下降，而建設用地卻快速增加，甚至出現不合理用地現象，使得耕地遭到嚴重破壞。土地政策的出臺對于耕地的保護作用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土地的使用也有著相關的規定，對于土地的發展有著借鑒性的意義。
3、公平發展
當前，公平發展問題受到人們的進一步重視，社會發展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現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城鄉發展相差大；農民征地權益缺乏有效保障；中低收人階層的住房保障得不到有效解決。而土地政策的出臺能夠有效提升社會發展的公平性，主要表現在它可以針對土地供應、開發整理以及收益分配等內容，為其提供具有保障性的優惠政策，對于維護農民權益的長效機制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分析，增加對于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供應量，從而有效營造社會發展的公平環境，為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4、統籌區域土地利用
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其基本任務就是需要將區域土地統籌利用，并且注重土地利用內部結構的優化，與該區域的相關發展政策實現進一步的配合，同時還要確保土地政策對于特殊區域的調控能力得到有效發揮，比如說對于重點發展區、限制發展區或是優先發展區的調控；通過土地政策實現宏觀調控能夠有效加強區域土地的協調利用，有效避免了惡性競爭現象，而且對于重復建設的問題也會有極大的改善，注重徒弟的置換與調整，不斷優化土地利用結構，進而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和土地經濟的發展和進步。
二、強化土地政策宏觀調控的措施
1、進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宏觀調控的長效機制
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想要做的更好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其長效機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應該加強土地管理與耕地保護長效機制的建立。當前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在于其投資規模過大，違法違規用地現象嚴重，耕地保護不力，所以就應該加強對土地的整頓和治理，逐漸建立起有關土地保護的長效機制。其次，還應該研究制定一系列相關的土地稅收政策，逐漸建立起完善統一的土地市場。再者，建立完善的規劃體系，確保其層次的分明性，邊界要保持清晰，而且銜接協調要到位，進一步完善土地規劃的宏觀調控作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工作具有一定的長遠性和戰略性，需要一個完善的規劃系統進行指導，只有這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土地政策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
2、完善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績效評價
當前，作為宏觀調控手段之一的土地政策，主要還是傾向于文字層面，缺乏具體的實踐活動，只有落于實踐，才能更好地實現其宏觀調控功能。因此，在具體的工作中，要從實際出發，充分了解到土地管理相關工作指標和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以及其與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產業結構、房地產業發展等指標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內容。所以進一步加強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對于其后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3、加強土地宏觀調控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發展
現階段，土地政策已經成為我國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之一，對于其的重視度也在不斷提高，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隨著該政策的不斷成熟發展，其功能職責也趨向于明確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并不是獨一存在的，只有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相協調，其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地發揮和完善。除了土地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都是進行宏觀調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機制，只有將上述政策進行結合，使其能夠協調發展，充分把握住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進一步分析當前所有政策的具體內容，讓其充分協同起來，才能確保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只有如此，作為我國宏觀調控手段的土地政策的重要作用與功能才能夠有效發揮出來，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條件支持。
結束語
綜上所述，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一種方式手段，對于經濟的發展以及土地的使用有著重要的作用，筆者主要針對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措施進行了分析研究，對于后期進一步強化土地管理以及經濟的全面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侯飛.發揮土地政策宏觀調控作用的對策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2013.
宏觀調控的任務范文第2篇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30年來，“宏觀調控”日益成為“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的關鍵在于制度建設與創新。績效評估、法制建設、行政問責是宏觀調控制度建設與創新的主要任務。績效評估應以政策程序為評估內容、以程序成本為評估方法、以地方政府為評估對象；法制建設應從宏觀調控法和績效管理法兩個進路出發；行政問責應以科學評估和法治調控為前提。由此形成的“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仍要以宏觀調控法治化為終極取向。
面對國內經濟在通脹與增長之間的艱難徘徊、以及國際金融風暴的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毅然啟動了新世紀以來的第二輪宏觀調控。相對于2003一2004年首輪調控而言，本輪所處的環境更為復雜、條件更為困難、爭議更為激烈。從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經驗來看，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不僅在于政策的選擇、更在于政策的施行。本文試圖就宏觀調控的績效評估、法制建設、行政問責等問題展開討論，相信此種討論既可為當下調控建言獻策，亦可為“中國模式”拾薪添火。
一、宏觀調控的績效評估
作為典型的中國化國民經濟管理術語，“宏觀調控”有別于日常的政府經濟管理行為[1]，對其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然也應與一般意義上的政府績效評估相區別。關于政府績效評估的理論與實踐不勝枚舉，但迄今為止尚未有直接針對宏觀調控進行的績效評估，此中難處一方面在于作為“例外行動”的宏觀調控自身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則在于評估內容、方法與對象的模糊性。
（一）評估內容：實體與程序之辨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行為當然具備實體與程序的雙重屬性，調控實體主要指具體的政策選擇，調控程序主要指具體的政策實施。關于調控實體的績效評估本質上屬于目標績效評估，也即對政策目標與政策結果之間關系的考察[2]，經濟學界對此已經有著較為充分的討論，例如丁伯根法則、政策損失函數等政策評價的技術方法[3]。暫時不考慮評價技術設計的目標選擇問題，對調控實體績效評估的理解并不困難，而且基本屬于學院派的理論討論和政策爭議，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績效評估范疇。
相比之下，調控程序績效更應成為評估的核心內容，一是因為調控程序較之調控實體更充分地表現了政府公共管理和危機管理的基本能力；二是由于宏觀調控的高度專業性與臨時性使得實體評價的成本過高、風險過大，而歷次調控的基本程序卻相對穩定；三是源于政府集體決策的“公共負擔原則”，對調控程序的問責比對調控實體的問責更有意義。
（二）評估方法：成本與收益之議
經典的績效評估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績效評估的大多數類型也屬于此，西方國家近年來盛行的標桿管理、全面質量管理、平衡計分卡等技術方法均深刻體現了這一思想。但是，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直接引人政府經濟管理、進而是宏觀調控領域，則會出現一系列困難和悖論。例如，宏觀調控引致的全社會福利水平的變化可能并不會在短期內得到完全體現，也即所謂的“管理時滯現象”，再加之收益的無法完全貨幣量化的特點，使得績效評價至少在理論上是難以操作的[4]。
客觀地講，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等經濟管理工作確實要占用一定的社會資源，無論是物質的、貨幣化的，還是非物質的、非貨幣化社會資源，都是調控成本的必要組成，績效評估目的之一就在于逐步降低“成本/收益”比率，但問題依舊在于比率量化的困難。此外，由于‘快策黑箱”的存在，使得實體績效較之程序績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更為困難，而行政程序實施成本相對容易把握，那么關鍵就在于調控程序收益的技術處理。考慮到調控中政府自身限制因素的影響[5]，調控收益可以量化為包括政策實施時間、政策分解效果、政策執行程序以及主要實體指標及其改進情況在內的一整套指標體系[6]。
（三）評估對象：中央與地方之爭
在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的理論體系中，主要矛盾體現為政府與企業間關系，那么評估對象自然為克服市場失靈的政府主體。但是，從歷次宏觀調控實踐來看，我國矛盾主要體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而且調控程序的實施成本也主要來自省級政府的“政策化解”，由此導致了宏觀調控績效評估對象問題的復雜化：調控實體的問題主要出現在中央層面、調控程序的問題主要出現在地方層面。
宏觀調控的任務范文第3篇
2004年，在宏觀調控作用下中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的良好勢頭。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經濟沒有出現大的起落。那么，如何評價這一輪宏觀調控的效果？下一步宏觀調控將會怎么走？從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提交的提案、議案中，我們已經感覺到了這些將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
宏觀調控的復雜性
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應該說有其客觀必然性。主要是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社會投資增多并趨于活躍，加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外一些產業加速向我國轉移，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上升期。但是在經濟快速增長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
一是糧食問題。糧食供求關系趨緊的問題逐步凸顯。糧食播種面積連年減少，糧食產量連續下降，人均糧食占有量大幅度減少。
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猛，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過大，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更為嚴重的是，在總量擴張的同時，結構并沒有改善。不僅已經關閉的小鋼廠恢復生產，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資源消耗大、技術水平低、污染嚴重的項目。
由于投資增長過猛，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一是投資膨脹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二是投資膨脹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三是投資膨脹、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必然拉動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這一背景下，進行宏觀調控是我們的必然抉擇，只有這樣，我國經濟才能實現平穩過渡。
與已往不同的是，這次宏觀調控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經濟全面過熱，而是局部過熱；不是投資與消費雙膨脹，而是有冷有熱，結構失衡。主要表現：一是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等行業過熱，農業、服務業等偏冷；二是投資偏熱，消費偏冷。
而這也正是宏觀調控的復雜之處。從宏觀調控的執行過程來看，近年來民間投資在整個社會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單純利用行政辦法進行調控難以奏效；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大量介入和參與微觀經濟活動，程度不同地影響與削弱了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國有商業銀行還沒有成為真正的金融企業和市場競爭主體，宏觀調控手段不力。這些問題的存在，給宏觀調控帶來一定難度和困難。隨著宏觀調控各項措施的落實，投資偏熱與消費偏冷的狀況正在出現積極的變化。而固定資產投資的降溫，必然影響到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農民工的收入，反過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的增長。這一矛盾的存在給宏觀調控增加了新的難度。
這就要求在政策的具體執行中區別對待，有保有壓，不急剎車，不能“一刀切”。既要防止經濟“大起”，又要防止經濟“大落”，使經濟增長能夠以“軟著陸”的方式適度降溫。
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
可以說，這次宏觀調控打的是“組合拳”，既運用了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之所以還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有的是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過多干預的結果。對于企業經營行為，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來規范和引導；對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預企業活動，助長重復建設的行為，既要運用經濟和法律的手段，又必須運用行政手段來加以約束和糾正，確保宏觀調控有力有效。
但對于這一輪宏觀調控中更多地使用了行政干預措施，有人還是提出了疑問。認為宏觀調控采用行政手段，一是會使民企更脆弱，因為沒有權利背景的企業最易受到損害。進行行政干預，一般情況下都是朝有權利背景的企業傾斜，總體上民企權利背景都較弱，因此受損害也就最大。二是市場基礎性作用遭到削弱。由行政機關來作出該“保”還是該“壓”的判斷，難免造成資源的錯誤配置。這將直接導致效率的下降，從中長期來看，效率的下降恰好強化了經濟過熱的根源，而用降低效率的方法來實現穩定，得不償失。三是當行政措施不得不減弱的時候，容易出現反彈。比如去年8月份投資增速反彈就值得警惕。
仔細梳理近一年來宏觀調控的脈絡和走向，我們也會發現，在對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兩者的選擇上，正明顯呈現出由側重前者轉向倚重后者的跡象。2003年6月份，中國人民銀行出臺“121號文件”，大幅度提高了房地產行業的貸款門檻；同年8月，央行又首次宣布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1個百分點，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內連續三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一系列貨幣政策的實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運用行政手段進行調控方面，盡管清理和控制建設項目等政策舉措早在上年已有先兆，但真正形成“急風驟雨”的聲勢是在去年上半年，特別是4月份，國務院以罕見的嚴厲姿態查處“江蘇鐵本案”，明確昭示了中央遏制投資過熱的堅定決心。
對此，有代表、委員指出，以“管住土地、管緊信貸”為主要政策線索開始的宏觀調控帶有明顯行政色彩，這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有其必然性，同時也具有見效快的優點；但亦有明顯的缺陷，例如導致經濟過熱的體制性缺陷并沒有根除，建立在管制和審批基礎上的宏觀緊縮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地方政府的游說下效力會逐步下降。所以，宏觀調控的成果目前還是階段性的，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雖有所緩解，但基礎還不穩固。
下一步宏觀調控怎么走
2005年，擺在中國經濟面前的考驗，仍然是如何解決經濟增長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擺脫粗放的格局，結構調整的任務還相當繁重。特別是當前宏觀調控正處在關鍵時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復，甚至前功盡棄。因此，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仍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必須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雖然農業和農村的好形勢對去年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國農業基礎薄弱的局面并沒有改變。今年糧食再增產面臨著面積擴大、單產提高、財力支持、價格上調四方面空間有限和氣候條件不確定的制約，農民增收也面臨著缺乏新的增收渠道等問題。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反彈壓力仍然很大。目前形成投資擴張沖動的機制還在，投資需求有再度膨脹的壓力。前三季度，在建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32.1%，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25.4%。投資的攤子鋪開后，運行的慣性很大，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的任務還很艱巨。
宏觀調控的任務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階段 稅制改革 取向與方略
黨的十六大繪制了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對稅制建設和稅收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新要求和新任務。為落實黨的十六大賦予稅收工作的重大使命，全面改革我國稅制已是勢在必行。這些年來為完善我國稅制，政府有關當局和廣大財稅理論工作者，已就各主要稅種的缺欠和改革對策做出多方面的研究，不少問題已基本取得共識，但從總體上，對我國現行稅制的缺欠和改革方略的探索尚有不足，本文試圖結合十六大報告精神，對此作進一步探索。
一、現行稅制總體的缺欠
1994年建立的新稅制，經過10年的實踐表明，是非常成功的，既構建了能夠確保稅收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的機制，也發揮了應有的宏觀調控作用。稅制是十分優化的，這一點必須給予充分的肯定。然而理論與實踐都表明，一勞永逸的、永恒優化的稅制是不存在的。稅制建設從來都只能是為一定時期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稅制建設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需要。因此，一個國家的稅制，只有依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態勢和所面臨的政治經濟任務，不斷地加以改革才能持續地保持其優化狀態，才能充分、高質量地發揮其效能。1994年至今10年來，無論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或是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現行稅制與之已有諸多的不適應之處，特別是對照黨的十六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的戰略部署，對稅收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現行稅制的不適應就更加突出。現行稅制的不適應，從宏觀總體上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稅費配比不協調，以費代稅、費擠稅情況嚴重，稅收發展的空間被嚴重壓縮
這種情況與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需要強化稅收宏觀調控的目標不相適應。2000年全國預算內財政收入總額為13395億元，其中稅收收入是12581億元。從表面上看，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93% ，并不算低，稅收活動空間并沒有被擠壓，可是從政府支配的財政性資金全局來看，則不然。據不完全統計，2000年各種行政事業收費及各類政府基金，即預算外財政收入高達4000億元，如果把預算外財政收入與預算內財政收入加總計算，則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65%，顯然稅收活動空間被嚴重擠壓了。稅費配比結構呈這種狀態，在國際上是十分罕見的。特別在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還遠沒有完成，政府的宏觀調控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這種稅費制度安排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更是與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充分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的要求相背離的。
（二） 主體稅種的稅制要素配置過于中性化，與稅收承擔的繁重宏觀調控任務不相適應
主體稅種過于中性化造成稅制宏觀調控機制弱化和丟失。面對這種情況政府有關當局為滿足繁重的宏觀調控需要，就不得不頻繁采用行政制度等手段，出臺諸如稅收減免等政策措施。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補救了稅制調控機制之不足，但也帶來了諸多的弊端，降低了稅收政策的規范性、穩定性和透明度，增加了稅收調控的成本，導致實施稅收調控與保證財政收入之間出現不應有的矛盾。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學者極力實施和推崇增值稅的中性化，他們是以堅持主體稅種，即所得稅的調控功能為前題的，故在他們的稅制建設中增值稅中性與所得稅非中性化是相得益彰的。特別是在他們那里，市場機制完善，結構調控等任務較輕，宏觀調控任務的重點在總量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在我國則不然，雖然我國的稅制模式號稱是雙主體，而實際上只有流轉稅才稱得上是主體稅種，2001年我國流轉稅的收入總額占稅收收入總量比重是59.7%，而企業所得稅只占13.8%，個人所得稅的比重更低，只有6.5%，并且兩稅也存在中性化傾向。這樣在事實上就造成稅制總體的中性化，導致稅收宏觀調控功能弱化和短缺，從而極大的妨礙了稅制內生調控體系的形成。這就是我國有關政府部門需要在稅法之外，頻頻作出行政制度性的稅收調控政策補充規定的根本原因。
（三）稅種間的稅制要素配置不協調，時時產生稅種之間調節功能對沖和異化的不良后果
這種情況可以從以下幾組稅種之間關系上得到說明，例如土地增值稅與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占用稅三稅之間，前者是為了規范房地產市場交易秩序，扼制土地市場過分投機，也是為了調節土地增值收益而設，后兩者是為了促進合理的使用土地和保護耕地而設。從三個稅種設置的初衷看，都是必要的，其要素配置也沒有什么不妥。但把三者的作用聯系起來分析，從土地調節的總體看，不僅三稅設置目的模糊，三稅之間調節作用也發生了扭曲。土地增值稅稅率畸高，城市土地使用稅與耕地占用稅兩稅稅率畸低，前者適用的是4級超率累進稅率，最低檔稅率是30%，最高檔稅率達60%，而后兩稅適用的是定額稅率，最低稅率為0.2元，最高是大城市土地也不過10元。三個稅種的稅率這樣搭配的結果，除了對財政收入有其積極意義外，在宏觀調控作用上，卻發生了三稅的調節作用對沖和扭曲的弊端。一是由于土地增值稅的稅率畸高，拉高了二手土地市場交換的價格，政府批租的一手土地價格低，就促使人們盡可能去爭取占用耕地和購買政府第一手出讓的土地，導致不利于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和保護耕地的后果；二是由于耕地占用稅等稅率畸低，在土地增值稅拉大了土地流通成本之后，其結果就扼制了土地正常流通，在比較利益下，暫時持有多余土地者，寧愿使自己占有的土地暫時閑置待用，也不愿轉讓出去。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圈地運動迭起，一方面又出現土地拍賣市場不火的重要原因。再比如企業所得稅與增值稅也存在調節功能對沖的情況。企業所得稅在稅制要素配置上，設置了不少促進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而增值稅卻采用了生產型，要素配置上采取了不利于鼓勵投資的政策，這就極大地抵消了所得稅促進投資的積極作用。
（四）稅制內生調控機制殘缺不全
當今世界運用稅收手段實施宏觀經濟調控，通常是采取兩種具體操作方式來實施。一是靠稅制內生調控功能，通過稅收立法方式，在稅制建設中依一定的調控需要科學的搭配稅種和稅制要素，構造起內生的稅式宏觀調控體系來實現，通常包括促進經濟增長體系、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體系等等措施。二是在稅法之外，用行政制度手段，相機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的補充規定來實現。在法治國家中，多以前者為主要方式，后者只做補充手段。因為前種辦法不僅有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穩定性，增強稅收調控作用，更是確保依法治稅的落實、防治稅收腐敗之必需。
一個國家在稅制建設中應當構造起哪些宏觀調控體系，并沒有統一的模式。由于國情不同和各個經濟發展階段任務不同，所需要構造的調控體系數量和性質也不同。就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及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從黨的十六大關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的戰略部署需要來看，在稅制建設中構造起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促進西部大開發，促進科技進步經濟結構升級，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等幾個宏觀調控體系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現行的稅收制度體系中，這些調控體系除了促進經濟發展的調控體系比較完整外，其他的都遠沒有形成。
1.調節收入分配體系方面。這個體系通常是要由個人所得稅、消費稅、不動產稅、遺產稅與贈與稅等幾個稅種協調配置，方能完整建立起來的。在我國現行稅制中這個體系從表面上看，除了缺少遺產稅與贈與稅兩稅外，稅種已基本齊全，但從實際功能來看，還很不完善，不僅調節作用還不能覆蓋個人收入運行的全過程，已有的幾種稅也存在稅基覆蓋不全，調節要素配置不合理等問題。
（1） 個人所得稅制采用的是綜合和分項混合型的征收制度，綜合征收僅限于工薪和工資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其余收入都按單項征收，適用單一的比例稅率。這種制度安排，不僅難以充分有效的發揮促進收入公平的作用，而且還會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呈一種逆向調節的態勢。比如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不論存款多少，也不分存款人是貧或是富，一律適用20%稅率，這基本是一種逆向調節安排。因為每人的稅收負擔能力是很不相同的，困難者與富裕者之間一元錢的效用差別極大。對困難者來說，缺少一元錢可能就會降低生活水平，甚至溫飽受到威脅，而多一元錢就可能基本達到溫飽；而對富者來說，多一元錢少一元錢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所以不分貧富、不分實際情況按一個比例征收，不僅違背稅收能力原則，更與黨的十六大關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調節收入分配宗旨不符。
（2） 消費稅作為收入分配調節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對個人收入處置過程不可缺少的調節手段，按理該稅設置不應把增加財政收入放在首位，而應著重調節收入分配，把征收重點放在富裕階層的消費上，而現行的消費稅卻面對生產，只設11個稅目，許多富裕者才有條件享受的高檔消費，如高級夜總會、五星級飯店、高級的會員俱樂部、高爾夫球等等，并沒有納入征收視野。并且僅有的幾個稅目中的稅率配置、具體品目的列舉等等，所表現出的調節目的也很模糊，諸如普通老百姓使用的香皂、花露水等與只有富有者才能消費的、價值幾十萬元的鉆石首飾同樣適用5%的稅率，小轎車的稅率低的只有3%.這種稅率配置不但發揮不了促進公平作用，反而會起到逆向調節作用。
（3） 不動產稅，是對個人收入轉化為財產時進行調節的基本手段，現行稅制對不動產征收的僅有房產稅一個稅種，覆蓋范圍很不齊全。僅就現行的房產稅來看，不僅難以促進個人財富占有公平，比起消費稅更有逆向調節的缺欠。房產稅適用的是單一比例稅率，并且規定了個人所有的非營業用房一律免稅的優惠政策，這種不分占有用房多少，也不分占有用房的質量，占有高級別墅乃至多套豪華住宅者同占有一套普通住宅者一律免稅的做法，不僅不利于公平，更不利于愛惜每寸土地，合理使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之落實。
2.可持續發展的稅收調控體系方面，在現行稅制中基本屬于空白。可持續發展的稅制調控體系通常包括兩大子系統，即資源合理與有效利用調節體系和環境保護調控體系。現行稅制中涉及調控資源利用的稅種，有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三稅。從表面看，似乎調控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其實相差甚遠。這三稅不僅調控范圍覆蓋有限，各稅種調控功能也存在嚴重弊端。其中土地兩稅的缺欠前邊已有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僅就資源稅而言，其調節范圍極狹窄，僅限于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其他諸多資源，如森林、草原、水源、海洋資源等等，都在調節范圍之外。對礦產資源的調節，也僅限于級差收益的調節，并沒有把調節的重點放在合理利用的方向上來。至于環境保護稅收調控體系則更是一片空白。當前對環境保護的調節，基本上是借助收費來實施，處于以費代稅的狀態。用收費替代稅收調節的功能不僅作用有限，其弊端也是明顯的。
3.促進科技創新和開發利用的調節體系方面，雖然由于它涉及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宜采用設立專門稅收加以調節，須通過稅制體系中相關稅種綜合運用來實現。但現行稅制體系中關于促進科教興國戰略落實的稅式調節，其規定還處于零散狀態，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體系。
總之，宏觀調控功能不全，調控功能弱化和扭曲，是我國現行稅制最為突出的缺欠，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強化宏觀調控的需要，為落實黨的十六大對稅收提出的諸多新任務和新要求，對現行稅制進行一次全面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二、關于稅制改革的總體思路
（一）改革取向的思考
新一輪的稅制改革，應以什么為取向？基于黨的十六大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戰略部署，及落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需要，基于前邊關于我國現行稅制總體缺欠的分析，筆者認為，新階段的稅制改革應以強化和健全稅制的內生宏觀調控機制為取向。因為，10年來實踐已證明，我國稅制的收入功能較為強勁，而調節功能卻很不健全。只有盡快糾正稅制的兩種功能不對稱狀態，才能滿足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需要。才能繼1994年稅制改革之后再創稅收工作的新輝煌。事實上黨的十六大已為新階段稅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六大依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在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戰略部署，突出強調了稅收調節作用，其中有六項部署都直接、明確地規定了稅收的調控任務。特別是還專門的部署了深化財稅等體制改革，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建設的重任。要落實黨的十六大對稅收提出的新任務和新要求，只有在稅收工作中，把強化和健全稅制內在宏觀調控功能放到突出位置上才能實現。所以稅制改革只能以強化和健全宏觀調控功能為取向。當然以強化和健全宏觀調控功能為新階段稅制改革的取向，并不意味著改革可以不顧稅收收入功能的進一步完善，更不意味著可以不要保障稅收收入的必要規模。在現行稅制的收入功能已基本健全的條件下，新階段的改革方針應當是調節功能優先兼顧收入功能。在改革中調整稅種結構和稅制要素配置時，首先要保障建立完整強健的稅制內生宏觀調控體系的需要，在此前提下，來確保稅收收入必要規模和增長的需要。這樣才能確保稅制改革順利的達到預期目標，才能繼1994年稅制改革之后，再創新的輝煌。
（二）改革方略的抉擇
改革方向確定之后，改革方略就成為決定性的，如何改革才能保障建立與完善稅制內生宏觀調控體系目標的實現，對此存在兩種改革方略可供選擇：一是局部完善和調整，一是制度全面創新，即實施一次新的稅制改革。這兩者孰為佳？基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稅收面臨的任務，以及現行稅制的諸多不適應的實際狀況；基于近些年完善稅制的經驗，看來應以后者為佳。因為：
1.造成現行稅制的宏觀調控功能的諸多弊端，并不僅僅是一部分稅種的缺欠所致，主要是由于稅種結構及稅制總體上的要素配置不協調所致。這種情況表明，只有對現行稅制從總體上并結合費改稅的需要，依稅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綜合研究改革方案，統一實施，方能達到目的。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的稅制改革研究中，把稅制改革與費改稅分割開來的傾向是不妥的。費改稅雖然是理順公共分配關系，規范公共分配秩序的一項特殊改革，但它也是解決費擠稅的一項稅制改革，它是與稅制改革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費改稅決不可僅限于將收費形式變為稅收形式，必須把費改稅納入稅制改革總體之中，依稅制改革的取向統籌安排，才能保障費改稅與稅制改革協調進行。此外，稅制改革不把費改稅納入其中，僅就預算內稅收部分研究稅制改革方案，也難以正確地估量宏觀稅負水平之科學性，勢必給稅制設計帶來盲區，帶來消極因素。因此，在新一輪稅制改革中把費改稅排除在視野之外是不可取的。
2.稅制改革采取局部調整方式來實施，雖然有簡便易行、震動小、改革成本低的長處，但在以強化和健全稅制的宏觀調控功能體系為改革取向的條件下，局部調整方法不僅滿足不了改革需要，也會在改革中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特別是當某個稅種的調整會造成財政收入大幅度減收時，改革就會因保障財政收入需要之考慮而卻步不前。近些年來曾試圖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卻由于影響財政收入過大而不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但如果采取制度全面創新方法，增值稅轉型影響財政收入之類的問題，就可以在稅制總體設計中順利解決。
3.各個稅種的調控功能的實現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著的，稅種之間這種功能實現上的關系，可以發揮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作用，也可以是相互矛盾，起著相互排斥，甚至導致對方功能異化的不良作用。各稅種調控功能實現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在稅收制度改革上要建立起完整的強健的宏觀調控體系，只有從稅制總體上，以實現改革目標的需要，綜合考慮稅種結構和要素的配置，方能取得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金人慶著《中國當代稅收要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宏觀調控的任務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改革開放 經濟 宏觀調控 歷史演進 有效性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經濟增長9.7%。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也經歷了幾次明顯的波動，現今的宏觀調控體系正是在治理經濟波動的政策實踐基礎上不斷演進的。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演進歷程
1.行政和計劃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階段（1978年～1986年）。這一階段，“”剛結束不久，我國百業待興，正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但隨著計劃控制的松動和價格改革的推進，原來隱藏的隱性通貨膨脹壓力逐漸釋放出來。對此，我國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計劃調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財政政策和行政性貨幣政策。表現在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引導上，就是對經營不善、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停止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對落后的中小企業進行強制性整頓和關停并轉等。由于調控手段較為單一，在復雜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往往使得政策變化過快、調整過于頻繁，缺乏必要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2.嘗試性引入現代意義上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階段（1987年～1991年）。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政府開始引進財政、貨幣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嘗試性地進行財政、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來調控經濟，但由于缺乏市場經濟調控機制可應用的經驗，仍以直接調控為主，很少用財政和金融等中間變量來間接影響經濟主體。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下手段多樣的宏觀調控階段（1992年～1997年）。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開始迅速提高，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微觀經濟主體的活躍程度也在提高，我國已開始告別短缺經濟時代。但同時，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大背景下，經濟過熱也導致通貨膨脹的風險積累。
此時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過程中，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并重的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政府開始注重運用經濟和法律等間接手段來管理經濟活動，注重不同政策間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但同時卻又缺乏必要的應變性、靈活性，在亞洲金融危機這樣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沖擊面前，就顯得無所適從。
4.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組合使用的宏觀調控階段（1998年～2003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通貨緊縮，從1998年開始，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啟動國內需求。針對具體經濟形勢，政府靈活調整既定政策，并注重運用各種可以運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間的矛盾卻又減弱了合力，比如 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側重于增發國債與增加支出，在稅收方面執行的實際上卻是一種增稅政策，這對經濟具有潛在的長期慢性緊縮影響，與擴大內需的目標相矛盾，從而減弱了政策組合使用的預期效果。
5.財政、貨幣政策“雙穩健”的宏觀調控階段（2004年～現在）。2003年以來，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在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后不久，又出現了煤電油運緊張、部分地區和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以及外資流入偏多等“局部過熱”的苗頭。對此，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及時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在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態勢的同時，政府在2005年宣布財政政策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特征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從而實行財政、貨幣“雙穩健”政策。
但2007年以來的宏觀調控較為特殊。為了應對2006年出現的經濟局部過熱問題，從2007年開始，宏觀調控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調整為“適度從緊”，年內曾10次調高存款準備金，4次提高人民幣基準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雙防”調控目標，最終將宏觀調控的取向由“雙穩健”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進入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雖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運行。從總體上看，2008年宏觀調控將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但在調控目標上，“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對比2007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雙防”目標，顯然又增加了新的難度。
二、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觀調控經濟，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綜觀30年來的宏觀調控歷程，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調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響實際調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調控過度。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經濟波動時往往用力過猛。這種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急剎車”，就是典型的調控過度，它所引起的經濟劇烈波動，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熨平”。其次是調控不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國民經濟進入持續擴張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開始加快，投資率迅速回升，從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對投資增長過快,調控政策沒有及時有力地干預,最終引發了經濟的局部過熱。
2.經濟轉型期投資體制的缺陷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深層次原因。首先,在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擴張的目標往往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服務于一定的社會政治目標。結果是全國各地爭上周期短、見效快的投資項目,造成產業結構趨同化；而一些建設周期長、見效慢、投資風險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卻發展緩慢,成為制約經濟健康發展的瓶頸。
其次,在投資決策的主體上,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高指標而產生投資沖動,結果造成投資規模的過度擴張。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績”，扮演經濟主體角色，最終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業傾斜，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資金轉入投資領域，必然帶來投資過快增長。
3.宏觀調控運行機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機制缺陷和觀念轉變不及時，我國當前的宏觀調控政策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全球化需要，不能準確把握國際形勢變化并對其做出適時反應，結果延誤了最佳調控時機，這就降低了調控的有效性，使我們的經濟發展要為國際市場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
有效的宏觀調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雖然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政府工作報告一直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重，但在實際運用中，卻存在著“一頭重，一頭輕”的情況，兩大政策在配合運用、相輔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觀調控政策
1.進一步改進宏觀調控方式，建立健全預調微調機制。科學的調控方式是一國宏觀調控政策趨于成熟的標志。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建立一種預調微調機制。進行預調，是要防止調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經濟運行中的“急剎車”。進行微調，主要是注意調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經濟運行偏離正常軌道。這就要求我們敏銳地觀察經濟形勢的細微變化，分析這些變化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并以此來選擇時機，及時調控經濟運行。在經濟周期變化的各個不同階段，要特別注意各主要經濟指標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的趨勢和程度，以確定預調措施在什么時機出臺。
2.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由于宏觀調控的對象、環境越來越復雜，特別是一些投機者，往往利用調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時，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復雜因素，并提出相應的防范措施，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例如當前實行的“從緊的貨幣政策”，不僅要關注總量問題，而且更要注意優化結構，關鍵是要“實行更加有針對性的信貸政策”，“實現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金融機構的貨幣差別供給，滿足產業政策對貨幣的不同需求。”加大對“三農”、服務業、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貸款支持。
3.財政、貨幣政策與相關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短期措施與中長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關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各職能部門在出臺政策時不能相互掣肘，而應該彼此配套、相互協調。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組合使用問題。有學者認為，這種“組合”是我國轉軌時期經濟運行狀況和市場體制發育的階段性產物，它能夠完成僅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調控經濟運行的任務，但它也強化了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舊體制的回歸，這種為調控經濟付出的體制成本應盡量減少。
調控政策的選取一定要有長遠考慮，短期措施只能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況和現象，要治本，還得從中長期政策著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來的通脹壓力問題，并非單純的貨幣總量問題，而是長期以來資本邊際報酬率過高、勞動和土地的邊際報酬率過低的失衡結果，它不會簡單地因貨幣緊縮而終止。如果不輔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頻繁動用單一的貨幣政策，將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還會改變消費者的心理預期。
參考文獻:
[1]本文涉及的有關數據，均根據相關年份的《國家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計算得來
[2]《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2008年3月26日國務院第2次常務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