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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意義;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結構
【中圖分類號】G64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2)12-0075-02
1學習《資本論》的意義
《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經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經濟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它是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經濟理論成果,特別是古典經濟學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作的。學習和研究《資本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1研究與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 《資本論》對早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生產方式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研究。從商品的二重屬性入手,運用科學抽象法,逐漸深入到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本質,進而論述了勞動價值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和階級對立展現在讀者面前。再通過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還原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指出平均利潤、生產價格、利息等式怎樣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的。
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一些經濟現象,而資本主義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已經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認為《資本論》已經過時了。但最近幾年,特別是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學者和政府重新開始重視對《資本論》的研究,認識到馬克思所闡述的基本理論和原理對于研究和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2進行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 從事經濟學研究,分析解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離不開深刻的經濟學觀察力。要取得這種觀察力需要經歷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1]學習《資本論》,我們不僅是要學習其中的理論知識,更是要訓練經濟學思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經濟理論的過程中,運用了大量的邏輯和數學推導,通過對《資本論》的學習,讀者跟隨作者的思維,會使我們逐漸養成這種嚴密的思維習慣,對于我們學習其它的經濟學知識和進行經濟學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2.1馬克思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2.2學術界的不同理解: 對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沒有取得統一的看法。主要的爭議來自對“生產方式”的理解。通常我們講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但《資本論》中用的“生產方式”的概念,與通常意義的生產方式并不一致。這里的“生產方式”,可以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也可以是生產的社會方式。基于此,學術界對生產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1)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礎性的生產關系,是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即狹義的生產關系;(3)它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如胡鈞認為應把《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屬于生產方式范疇的勞動方式、生產方法……恰恰是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獨立經濟范疇。
對于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很多者認為:著重研究了經濟的一些本質的關系,而所謂正統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的一些現象形態,即層次不同論。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研究的是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發展變化的規律,而正統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市場經濟的日常運行機制。對于這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經濟活動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質生產問題,二是社會交往或經濟關系問題。樊綱認為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對這兩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們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西方經濟學重點研究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生產問題,即如何對有限的資源進行配置以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經濟學重點研究經濟關系問題,即經濟活動中人們相互間歷史地發生的社會關系及其發展演變的原因和規律。
3《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4現實意義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增長,不僅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論證,而且對經濟現象背后人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資產階級經濟學逐漸傾向于對經濟現象的論證,對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本質問題卻不做分析。從W.S.杰文斯開始,逐漸用“經濟學”來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這樣更符合學科的對象和主旨。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回歸,使經濟學理論重新回到研究經濟關系本質上來。《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經濟關系的分析,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看到了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必然規律。雖然在解決一些具體的經濟問題時,應著重對經濟變量的數量關系進行論證,但是要把握經濟活動的發展規律,就必須分析經濟活動的本質。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也是為何馬克思要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張銜:《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專題研究講義綱要.2007年
注釋: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定義 特點 區別 聯系
微觀與宏觀,顧名思義,宏觀就是指從大的方面去觀察,微觀就是指從小的方面去觀察。世界存在宏觀與微觀,當然,在經濟學中也會存在宏觀與微觀。從整體上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我們稱之為宏觀經濟學;而從局部的深層次上研究某種經濟現象的科學,我們則稱之為微觀經濟學。
具體的來說,微觀經濟學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的生產者、單個的消費者、單個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單個生產者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在各種商品的生產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潤;單個消費者如何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種商品的消費上以獲得最大的滿足。它闡述經濟社會中的經濟個體根據什么和什么樣做出經濟決策,例如:消費者怎樣做出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決策;企業針對消費者需求、收益與成本的比較關系怎樣作出的決策;勞動力所有者怎樣決定勞動流向與勞動流量等等。
而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各種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動,以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變動、國際收支等問題,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它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研究社會總體經濟行為就是研究國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國民收入穩定地(沒有通脹和縮退)以較合適的速度增長。這表明,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有:經濟波動及與此相聯系的就業與失業問題;價格水平及與此相聯系的通脹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等。
當然,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都是研究市場經濟中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及其后果的,而市場經濟中所有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都是一定意義上的供給和需求行為,因此,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相同之處就在于都是通過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決定價格和產量,并且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需求曲線一般來說都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價格下降,需求量會增加,而它們的供給曲線都是向右上方傾斜的,即價格上升,供給量會增加。這就是說 。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著相同的供求曲線形狀,它們的交點決定著價格和產量。
但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體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及其后果,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這就決定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是,微觀經濟學中的供給和需求曲線都是個體經濟的供求曲線,因而由此決定的成交價格和成交量也是個體商品(包括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和成交量。不僅如此,而且微觀經濟學中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一般形態,看起來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總需求曲線和短期供給曲線的形態都差不多地向下傾斜和向上傾斜。
其中,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相比較,它在理論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點:1.以個量分析為基本方法、2.以邊際分析為主要工具、3.以均衡狀態為分析依托、4.以實證分析為主要手段、5.以個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6.以理論多元化為發展特色。而宏觀經濟學也有如下幾個特點:1.研究對象是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論是收入決定理論或就業理論、3.其研究方法是總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與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個體理性與總體非理性的矛盾、5.宏觀經濟學的內容層次包括國民收入的核算指標、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開放經濟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
作為一門理論學科,微觀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對于微觀經濟現象的眾多說明和對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闡述無疑是有價值的。在解釋微觀經濟現象或偷襲微觀經濟問題過程中,人們沒有必要實際上也不可能繞過人類已存的思想認識或研究成果。當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邏輯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對問題的解決。如果說微觀經濟學提供的是理論基礎,那么,宏觀經濟學則是為了找出辦法,讓經濟社會運行得更加穩定,發展得更快。
而兩者之間,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互為補充的,其次,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簡單加總或重復,兩者共同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整體。而對于區別,1.它們各自的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或規律,從總量上分析問題。2.其次,它們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3.當然,它們的研究方法與基本假設也不同,微觀經濟學用個例分析,研究經濟變量的單個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采用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4.對于基本假設,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觀經濟學則假定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通過“看得見的手”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5.最后,它們的中心理論和基本內容也是不同的。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還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等。而宏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則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還包括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等等。
參考文獻: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