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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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范文第1篇
[關健詞] 經濟犯罪 經濟糾紛 財產犯罪 辨析
女企業家蘭州贏得官司青島被判無期引發爭論。四五年前簽下幾份合同，甘肅女子喬紅霞在甘肅兩級法院打贏了與青島澳柯瑪公司間的經濟糾紛案，爭到了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然而兩年后，喬紅霞在青島中級法院被指控變造、偽造這些合同，以刑事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筆者下文將予以探討：
一、經濟犯罪概念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我國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活動或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行為，或表現為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行為。總之，經濟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是狹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就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商品的生活、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上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權限，違反所有直接與間接調整經濟活動的法規，危害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秩序的行為。”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筆者贊同馬克昌教授的觀點，即“經濟犯罪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運行領域中，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國家法規規定，嚴重侵犯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經濟糾紛概念和財產犯罪概念
經濟糾紛是指經濟活動中，各民商事主體由于各種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因而經濟糾紛承擔責任的方式主要是賠償責任，經濟犯罪是須要制裁的犯罪行為，旨在預防和抑止犯罪，故責任是懲罰的承擔，而是損失的賠償；經濟糾紛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如當事人不愿提訟，法院都不得主動介入。這與經濟犯罪案件存在著最大差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立案偵查，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報案、控告、舉報、扭送、自首等多種受案渠道，而且還明確了不允許有不作為及放縱犯罪瀆職行為發生。由于刑法規定的刑罰具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作為民法我們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有刑法保護，于是刑法具有補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補充性。
財產犯罪指侵犯財產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毀滅公私財產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侵犯財產罪的構成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主要有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活經營罪的概念、構成特征、認定這些罪時注意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被罪的界限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三、經濟犯罪區別于經濟糾紛、財產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1)該類犯罪的侵害的客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該類犯罪顯要的特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關鍵要件，是劃分經濟違法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種行為雖然違反了國家經濟管理法規，但還沒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那就不構成犯罪。
(2)該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3)該類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大部分是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
(4)該類犯罪的主觀方面，絕大多數都表現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還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區別及相關案件探討
實踐中某種行為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區分的事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解決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情況時有發生。為此公安部曾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過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那么如何來區分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首先要從概念中把握準確，緊扣民事刑事實體法，這是我們區別二者的基礎。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以達到欺詐目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經濟欺詐應當說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并不是一種非法占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濟欺騙。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騙取錢財為簽訂假合同，錢款都手后，毫無履行職意，這是合同欺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他活動，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他方面盈利后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本是一起民商事糾紛案件，受害方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損失，不惜違背案件的事實，想方設法將案件當作刑事案件來報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保護意識方法的匱乏，可能當作民商事糾紛案件來提訟。
例:喬紅霞案件：喬紅霞，今年37歲，甘肅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間，喬紅霞以甘肅海欣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數份購銷合同，為澳柯瑪集團在蘭州、秦安等地銷售家電。合作過程中，雙方因貨款及返利問題產生糾紛。1999年10月，澳柯瑪集團向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喬紅霞償付貨款600余萬元。后該案轉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00年3月，喬紅霞以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欠其返利款為由，向蘭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同年5月，蘭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判令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償還喬紅霞多付的貨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計1557萬元。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青島中院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發現，喬紅霞向該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編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將案件移交青島市公安局展開刑事偵查。2002年11月5日，喬紅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以欺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并處罰金500萬元。喬紅霞不服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院。此案經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銷青島中院對喬紅霞的有罪判決，發回青島市中院重申。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護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喬紅霞案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喬紅霞不構成犯罪，不符合條件，將案件退回青島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喬紅霞被青島警方從天津押回青島。同年12月14日，青島公安局對喬紅霞的強制措施變更為監視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將監視居住變更為取保候審。
喬案引起了包括法學專家在內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專家認為，同一事實，不可能既屬于民事糾紛，又屬刑事犯罪。這是百姓看來都極為簡單的道理，而在一些權力機關卻成了不解的難題。這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公權的濫用。個別權力機關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無限放大；二是一些執法者把法律當成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護根深蒂固；四是權力機關拒絕接受各方監督；五是不尊重人權。專家還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曾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也明確指出：“該問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經明確。該答復在起草過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見。你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此后發生的有關案件時可參酌適用該《答復》的規定。”對此，專家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并指出：最高人員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認為當前我國對訴訟詐騙不宜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在當前我國的司法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還比較嚴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事實上也很擔心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濫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決，從而進一步給地方保護主義可乘之機。
直到2008年初記者才獲悉，備受全國關注的“喬紅霞案”有了新進展，青島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對喬紅霞的取保候審，羈押5年之久的喬紅霞終于重獲自由。
行為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如普通欺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需要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還是在侵犯的客體和客觀行為表現方面不同。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經濟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勞務詐騙雖然也簽訂了勞務合同，從客體和客觀方面去分析，應定詐騙犯罪而不是合同詐騙罪。當然經濟糾紛與財產犯罪的區別也是通過客體和客觀方面進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張某購買了李某的水泥，張以水泥質量問題為由，欠下李某水泥貨款14.2萬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時許，雙方在某茶樓協商未成，李某不顧張某阻攔將張某本田轎車開走。該案應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公安機關應做出不予立案決定，并建議報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搶劫罪必須要具備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統一，債權人占據債務人的汽車，其目的是為了索債，其客觀目的不是為了占有其財產。實踐中同類事情很多，債權人往往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維護自身權益。對此，一些基層辦案單位在接到報案后，對其應如何處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認為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屬于民事案件，公安機關應不予立案，有的卻立了案。
當然實踐中有許多經濟糾紛案件同時涉嫌經濟犯罪，也就是常說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那么就能夠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2]高銘喧 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經濟犯罪和侵犯人身權利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
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范文第2篇
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和規律
·案件數量急增，借款規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經濟糾紛案件，其中民間借貸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總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遠遠超過買賣合同、借款合同、農村承包合同等傳統經濟糾紛案件，總體上表現出民間借貸案件急增的態勢。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貸案件，訴訟標的總金額達2.12億元，同比上升了444%，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規模都很大。其中，被執行人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中，涉執行標的3000多萬元。再如龔某民間借貸糾紛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計標的達3500余萬元。
國家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利率不得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銀行貸款年利率7.5%計算，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約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間，有的甚至出現日息1%的約定，部分案件還出現逾期歸還則每日借款總額1%的違約金這種變相高利貸的現象。
·借貸行為中違法、非法情況突出
部分當事人是為了賭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條中不會注明，庭審又拿不出證據，因此法院也很難查明。民間借貸的違法性主要體現在高利貸上，幾乎所有的借貸都是超過國家規定的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有的還會再約定高額違約金。這類違約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幾來計算，與利息無異，實際上是變相高利貸。還有，很多借條上只寫明借款數額，沒有寫明利率，訴訟時當事人也不主張利息，只要本金，但實際上貸款人在給付現金時已經將利息扣除，這也是違法的，違反了民間借貸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規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從本金中扣除。
討債中的違法現象更是普遍而觸目驚心。部分擔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與黑社會勢力有聯系，因索取債務而導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質甚至綁架案件增多，成為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民間借貸形式下，還隱藏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金融犯罪活動。
·涉訴的瀕臨停產倒閉企業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間借貸而瀕臨停產倒閉的有8家企業共164件訴訟案件，涉案標的達7954萬元。具體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802萬元，上虞市輝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212萬元，上虞市恒迪光電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200萬元，上虞市五車堰紙箱廠涉案標的605萬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廠涉案標的485萬元，上虞市崧廈吉利羊毛衫廠涉案標的達335萬元，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90萬元，上虞市崧廈龍凱傘廠涉案標的125萬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國際、國內兩個因素。國際上，全球經濟不景氣，美國的金融危機產生全球性經濟危機，更使中國今年出口貿易量大幅下降，嚴重影響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營企業，很多企業因產品銷路問題而停產倒閉。在國內，我國經濟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中小企業的生存日益艱難，以致出現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甚至停產倒閉的現象。
·案件送達難，被告多不出庭
借貸案件多是貸款人多次催討無著、借款人債務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債才進入訴訟程序的，這時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產生很多不利影響。
在程序上，因為被告外出逃債，直接送達和郵寄送達往往失敗，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達。由于我國法律規定，公告送達的時間為兩個月，這樣再加上案件的審理時間，一個民間借貸案件最少需要兩個半月才能審結，這在如今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環境下，占用了很多審判資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審限，這正是造成法院現在 “三多”局面中“未結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實體上，因為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影響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審中質證、辯論兩階段原告方一方主導，具體可能會產生以下不利影響：借款是否用于賭博等非法活動難以查清；只寫明借款數額未約定利息的借條難以認定貸款人是否已將利息從中扣除；是否為“陰陽借條”也不易認定；對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歸還難以認定。
應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筆者針對民間借貸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認為當前應在把現有審判制度用好、用盡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創新和審判思路創新，具體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強學習和調研，深入研究新類型、復合型案件。
首先，著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引導審判人員牢固樹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訴訟案件，著力促進社會穩定。
其次，大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業務能力，練就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火眼金睛。通過召開庭務會，組織干警調查研究、交流經驗，共同提高業務能力；認真學習法條和法律精神，保證法律準繩的公正性；同時在細節上下功夫，深入調查，增強對借條、當事人陳述真假的辨別能力，針對被告不到庭、難以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必要時主動調查取證，堅決查清是否為高利貸、資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動。
·充分運用調解制度、簡易程序，最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
大多數民間借貸案件本身屬于鄰里糾紛，適用調解能讓這種糾紛化解于和氣之中，大大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建設和諧社會，而且有利于節約審判資源。針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我們應在立案、審理、執行的各個階段，都積極主動適用調解制度，同時，與指導民間調解有機結合，與人民調解室形成互動，拓寬調解輻射面。實踐證明，運用調解制度解決民間借貸糾紛十分有效。
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事實清楚，標的也小，在不影響案件公正的情況下，我們提倡與訴訟機制相結合，積極擴大簡易程序審理范圍，最大限度促成當事人對話和溝通，節約司法資源，這樣也能大大提高審判效率。
·注重社會效果，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案件
鑒于這些企業在市民就業、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響公正司法的情況下，發揮能動司法作用，對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予以適當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對涉及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的借貸案件，我們在依法審理和執行的前提下，應慎重采用財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采用調解方式化解糾紛，盡可能減少有挽救希望企業的關門倒閉，盡可能適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動司法，積極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
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范文第3篇
一、以社會矛盾化解為目標，妥善審理各類民商事案件
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審案件2件，二審案件37件），與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數量增加了5件，增幅為14.7%。訴訟標的金額4.31億元，去年同期（5.62億）相比有小幅度下降，與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較大，減幅達57.7%。連同去年舊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辦理一、二審案件50件，已審結34件，結案率為68%。未結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達和司法鑒定期間，部分案件在做雙方調解工作。在已結的33件二審案件中，維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發回重審的2件。二審案件維持率為48.5%，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個百分點。二審案件改判率為24.2%，與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調解、撤訴案件共7件，占21.2%，與去年基本持平，相比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從受理的案件類型來看，公司股權轉讓、股東內部糾紛和傳統借款擔保糾紛仍為我庭主要案件類型，分別受理了12件和18件。從上訴案件原審法院分布情況看，南昌中院上訴10件，上饒中院上訴8件，景德鎮、贛州、宜春、撫州、九江中院分別上訴3件，新余、萍鄉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審理中，我庭始終以服務經濟發展大局為中心，堅持公正、高效、和諧司法理念，通過處理好商事糾紛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一是審慎處理涉國有企業糾紛。隨著我省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推進，涉國有企業主要案件類型由企業改制糾紛，包括因改制行為效力產生的糾紛和改制后因對外債務的承擔而引起的糾紛，轉變為不良金融債權的借貸糾紛和國有企業破產案件。涉國有企業的不良金融債權借貸案件數量雖呈下降趨勢，但各方利益沖突加劇，利益平衡難度加大，特別是在債權轉讓程序被認定合法的情況下，各方利益更是難以協調。我庭始終以支持國有企業改革大局為重，在強調對不良金融債權轉讓相關程序進行嚴格審查的同時加大運用調解、協調、和解等多種措施的力度，從源頭上化解糾紛，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良好的資產環境。對國有企業破產案件，我庭通過對不服破產裁定申訴案件的審查和對具體案件的協調加強對下級法院審理此類案件的指導和監督，在案件審理中要加強與政府部門協調配合，要指導企業依法依規變現資產，積極預防破產中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維護企業的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從維護穩定角度出發審理好各類公司訴訟糾紛案件。公司訴訟糾紛案件主要表現為公司股東內部之間糾紛、中小股東訴訟、公司解散訴訟等，這類糾紛處理不好很容易影響公司的穩定和生存發展，進而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市場秩序的穩定。在處理公司內部糾紛時我庭堅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謹慎干預的審判理念，對中小股東提起的知情權、盈余分配等訴訟，我們既注重協調司法介入與公司自治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東合法權益之間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審理的秦玉林與九江星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權糾紛中，小股東秦玉林因不滿公司不分配利潤，在與其他股東協商無果的情況下向法院訴訟主張分配公司利潤。由于公司股東會未形成利潤分配決議，直接判決分配利潤可能會造成司法過度干預公司自治權，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是否分配利潤是公司股東大會的職權。如果判決駁回訴請又不利于對中小股東合法權益的保護。合議庭通過提出其他救濟途徑的調解方案反復做股東之間調解工作，庭領導也多次參與協調，最終以其他股東收購該小股東股份形式調解結案，既保護了中小股東權益、維護了公司的穩定和正常經營，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與公司自治之間的矛盾沖突。三是以平等保護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權，公平審理違約責任糾紛。在審理各種類型合同違約糾紛中，我庭嚴格適用合同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和最高法院指導意見的規定，以促進交易、規范市場秩序為指導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銷、變更或解除的訴訟中審慎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對合同成立后客觀情況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依據公平原則，同時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在主張違約損失賠償的訴訟中，我們依法分配舉證責任，嚴格依據違約事實和違約責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公平認定違約金數額。
二、能動司法，服務大局，推動社會管理創新
一是緊跟省委決策部署，助推全省七個系統國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點工作任務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為為七個系統國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務工作的牽頭部門，在征求本院相關部門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發揮司法的能動性，依法為全省七個系統國有企業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實施方案》，明確了工作的宗旨、內容、任務分工、工作步驟和工作要求。按照實施方案的工作步驟，我庭走訪了七個系統的相關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召開專題座談會廣泛聽取了有關推進七個系統國企改革的意見建議，及時摸清了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法律問題以及七個系統國有企業對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確了為國有企業提供法律服務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對全省推進七個系統國有企業改革進行動員部署后，我庭及時起草并報經院領導批準后下發了本院《關于為七個系統國有企業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務工作的通知》，對全省法院為七個系統國企改革服務提出了具體要求。二是加強溝通協作，融入大局，共同推進全省經濟發展。我庭緊緊圍繞全省進位趕超、跨越發展的目標，在充分發揮民商事審判職能服務經濟發展大局的同時，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務全局，更加注重與省國資委、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保監局等部門的溝通協作，共同推動全省經濟跨越發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國企改革問題加強與省國資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相互支持；繼續配合支持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開展小額擔保逾期貸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進我省小額擔保貸款在推動創業、帶動就業中發揮積極作用；充分發揮司法裁判對保險市場規則建設的引導作用，加強與保監局、保險行業協會的聯系溝通，促進我省保險行業健康、規范發展。在我庭推動下，我院于今年2月與省保監局簽訂了加強合作交流機制的《備忘錄》，明確了三方建立聯系人制度、開展業務培訓研討交流、聯合開展調研、建立聯合調解機制、建立案件辦理協助機制等事宜。為積極落實《備忘錄》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與省保監局共同組織先后召開了二級法院與當地各保險公司聯合座談會，就保險合同糾紛案件中保險人的說明義務、投保人的告知義務、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行使等熱點難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就法院與保險行業如何共同服務全省經濟發展進行了廣泛交流。三是發揮商事審判庭特點，支持和推動企業創業投資。商事審判工作與經濟形勢、經濟建設的發展息息相關，商事審判更多的是解決企業、公司法人經濟糾紛。我庭一方面結合全省法院開展的“創業服務年”活動，充分運用商事審判把握的經濟形式和規律，通過依法平等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為企業自主創新和引進戰略投資者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法治環境。另一方面，我庭結合審判實踐中發現的法律問題，發現的糾紛多發點，深入企業，走訪座談，幫助企業把握經營規律，指導企業依法回避經濟糾紛，切實擔負起為企業創業、經營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務的職能作用。
三、注重實效，圍繞審判實踐開展調研工作
年初我庭針對審判實踐反映出來的問題確定了以下幾個調研任務：（1）保險合同糾紛中關于保險人是否告知義務的認定和交通事故責任險中在盜竊、醉酒駕駛和無證駕駛三種情形下保險公司對人身傷亡是否承擔賠償責任，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爭取出臺保險糾紛審理相關指導意見；（2）為配合省委關于國企改革的決策部署，針對法院受理國有企業破產案件數量劇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組織開展的破產案件審理情況調研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深入調研，出臺案件審理的具體指導意見，統一全省法院審判思路；（3）針對銀行卡被盜取存款而引發的金融機構與儲戶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日益增多，我們組織開展了ATM機銀行卡存款糾紛中存在的問題調研，在調研基礎上，出臺審理相關案件的指導意見。從上半年完成的情況看，三項調研前期任務均基本完成，保險合同糾紛的調研已經完成資料收集工作；ATM機銀行卡存款糾紛調研報告已完成；國有企業破產案件審理指導意見已基本(資/料來.源,于:gzu521學;習/網]gzu521.com成形，將于近期下發全省法院和本院相關部門征求意見。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幾項調研任務：（1）對《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進行調研，向最高法院反饋了相關意見和建議；（2）向最高法院報送了2005年至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審結金融糾紛案件數量統計和審理情況；（3）向最高法院報送了年以來民商事審判工作相關情況，詳細反映了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并相應的提出了加強和改進民商事審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議。（4）針對最高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開展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報最高法院，為完善相關司法解釋提供素材和資料。
四、加強審判管理，嚴抓隊伍建設，保障公正廉潔執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項審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審判各項工作有章可循。為強化審判管理，我庭進一步修訂了《民二庭審判管理細則》，完善了從收案到結案過程中每一個步驟的程序要求和時限要求，對每一個階段工作嚴格控制時間進度，提高案件審判各環節的運轉效率。其次為保證庭務工作能得到及時部署，有序開展，有效落實，我們制定了《民二庭庭長辦公會規則》，明確了庭長辦公會的任務和主要職責，明晰了內部任務分工和決策程序。再次為確保案件的審判質量，我庭繼續堅持并完善庭務會疑難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長指導監督制度。充分發揮庭務會的作用，集中的智慧，為合議庭處理案件提供參考。同時通過庭長親自擔任審判長審理重大疑難復雜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評議，及時指導和監督合議庭審判，強化管理。二是加強學習培訓，全面提高審判人員綜合素質。一方面我庭結合院機關開展的“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加強了政治理論學習，進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爭議、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了同志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為民意識和法律意識。另一方面，我庭通過選派人員參加最高法院和國家法官學院業務培訓，提升審判人員的業務素質，開闊視野，更新商事審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選派了1名同志參加國家法官學院與美國天普大學司法培訓合作項目的學習；2名同志參加全國法院民事證據實務培訓班；1名同志參加破產法論壇研討；1名同志參加全國商事審判研討會。三是加強廉政建設，提高防腐拒變的意識。隨著社會利益關系的深刻變化，商事審判工作的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商事法官處于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的第一線，容易受到各種消極因素的影響和侵蝕。我庭特別注重抓好法官隊伍的紀律作風和廉政建設，不斷加大教育力度，引導人員加強自我約束，從思想上、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規范司法行為，拒絕貪婪之心、不伸貪婪之手、不做貪婪之事，固守淡泊，嚴格自律。
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司僵局；非訴解決機制
一、公司僵局概述
新《公司法》將公司司法解散，作為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濟措施。它又被稱為法院勒令公司解散，是指公司的目的和行為違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可通過法院判決其解散；或者當公司經營出現顯著困難、重大損害，或董事、股東之間出現僵局導致公司無法繼續經營時，依據股東的申請裁判解散公司。[1]法院將陷入僵局的公司強制解散是司法權介入商法領域，通過強制拆分的方式解決公司內部利益糾紛的終局性救濟方式。
公司司法解散是法院運用公權力，從外部強制拆分公司實體，消滅公司人格，以外部意志取代公司機構的意思表示，解決由于無法形成有效決議而形成的公司僵局。但這一訴訟程序涉及眾多利害相關人的利益，需要有更具針對性的訴訟程序相協調配合。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濟的弊端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并為當事人啟動司法解散程序規定了限制條件。
（一）利益相關人的保護
在具體案件中，提起公司強制解散訴訟，往往會導致公司解散，不僅陷入僵局的各方利益受損，也會損害公司的利益相關人的權益。如何協調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是現在《公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一方面對于某些"無可救藥"的公司僵局，只能通過公司司法解散才能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公司解散給債權人、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保護中小股東利益。在這兩難局面中如何選擇平衡點，如何分配利益，是當前所面臨的突出問題。
（二）主體資格的界定
《公司法》對提起公司解散訴訟的主體做出了明確限制，即"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這使得公司解散訴訟只能由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決權的大股東提起。對于中小股東在公司經營中受困于公司僵局，是不能提起公司訴訟。立法者在解釋這一標準時，強調避免惡意訴訟、保護多數人利益的立足點。但在公司經營過程中，每一位股東的合法權利都應到得到法律保障，僅僅因為表決權的"多"與"少"而區分對待股東權益，勢必會導致公司中大股東踐踏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如果將希望全部寄托于司法解散以解決公司僵局問題，那么就會存在利益主體在保護上的漏洞，小股東將失去法律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勢必會尋求司法訴訟之外的替代性救濟措施，保護少數者的利益。
（三）司法救濟措施單一
與《公司法》立法較為成熟的美國等國相比，我國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濟措施非常單一。《美國示范公司法》在規定公司解散的救濟措施同時，還規定了強制股權置換等二十七種救濟措施。[2]美國《公司法》為陷入僵局的公司提供多種救濟措施，這是因為公司僵局的類型與成因是多種多樣的，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濟措施也應當考慮到不同類型與成因，而不是將陷入僵局的公司一概通過司法救濟措施強制解散。公司自成立以來，遵循"企業維持"原則經營運轉，在這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可以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用腳投票"，或者其他類型公司訴訟方式維護股東合法權益。公司僵局一概做司法強制解散處理，并不能夠實現平衡各方利益，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反而可能造成股東利益得不償失的困境。
（四）訴訟成本高昂
僵局的公司股東提起公司解散訴訟，常常需要面對漫長的周期、高昂的訴訟成本、以及復雜的訴訟程序。一系列障礙使得這一救濟措施無法真正保護訴訟當事人的權益。訴訟獲勝方在訴訟中投入的時間、資金等等成本往往抵消獲勝而取得的實質利益。這也正是很多民事糾紛當中受害人出于對成本考慮而將訴訟途徑列為最后選擇方式，造成自身權益得不到維護的原因。相比而言，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突顯出形式靈活、成本低廉的特點。僵局各方當事人可以在中間人的調和下，權衡利害關系、成本、未來合作機會等因素，做出妥協，達成協議，從而降低了時間與金錢的浪費。
（五）公司解散救濟措施失敗
法官依"自由心證"而做出的判決都是依靠提交到法庭的法律事實，一般情況下，當事由于欠缺法律知識素養，不懂得提取證據與保存證據。在影響法官判斷的事實發生時往往忽視了對證據的保護或者由于遺忘而無法在訴訟中提供有利的證據，無法證明己方提出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由于待證事實不清，必須承擔證明不能的責任，吞下敗訴的苦果。公司僵局糾紛也不例外。我國公司法并未對公司強制解散做出詳細而明確的界定，僅一概描述為"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這種含糊不清的表述無疑增加了當事人的證明困難和負擔。法官的個人經驗也對公司僵局案件起到重要影響。
三、非訴救濟機制的可行性論證
現代社會創設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分為私力救濟、社會救濟和公力救濟。其中前兩類可稱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也被稱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主要形態包括和解、調節、仲裁。[3]
從本質上來說，公司僵局同其它社會糾紛一樣。通常來說，當事人之間的協商、第三方介入調解、糾紛各方將矛盾提交給仲裁機構予以仲裁等幾種方式是解決社會糾紛常用的非訴機制。公司僵局實質上屬于社會糾紛，因此，上述幾種糾紛解決機制可以主動介入公司僵局，作為解決公司僵局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
（一）規避訴訟方式的固有缺陷
公司僵局屬于商業糾紛的一種。在公司僵局中，各方當事人在滿足各自利益訴求的前提下，更多注重解決糾紛的效率、各方繼續商業合作的可能、糾紛解決過程的私密性等因素。這些因素都體現出商業活動的特點，而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諸多優勢恰恰貼合了商業活動的要求。
1、經濟、安全
相對于公司司法解散，非訴程序本身可以節省當事人的成本。長時間、高成本的復雜訴訟程序給股東投資經營帶來諸多負擔，勝訴方也面臨著執行難的困境。出于以上考慮，當事人更愿意通過非訴糾紛解決機制解決公司僵局問題。同時，非訴措施如仲裁和調解的過程，由于其過程本身是在較為私密的環境中進行，避免因糾紛公之于眾，損害企業與投資者的形象，保護公司利益與相關者利益，為各方股東長遠利益提供了安全保障。僵局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圍內充分協商，達成合意，減少費用支出實現利益的最優化配置。這樣一方面解決了造成僵局的主要矛盾，同時也可以協調各方，妥善處理好在糾紛中激化的其他矛盾。
2、靈活、高效
公司陷入僵局時，公司主要經營活動也無法正常運轉。"公司在經營中的活力慢慢流失，公司似乎變成鐵板一塊"[4]，此時求助于法院通過司法解散公司，強制拆散公司架構，不僅對僵局各方當事人的利益產生極大損害，也會對公司的利益相關人產生不利影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靈活性。非訴訟方式中的各方可以在各自的利益范圍內充分協商，達成合意，減少費用支出實現利益的最優化配置。在僵局問題中非訴解決方式能快速化解糾紛，不像訴訟受到訴訟時限的牢牢限制。非訴訟方式能迅速找到各自的利益共同點，達成共識化解矛盾，實現各方期望獲得的效果。
（二）協調各方利益
陷入公司僵局的各個股東都希望能夠盡早調和矛盾，保護自身利益。在眾多因素中起著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利益分配。公司中股東地位平等，公司決策按照"資本多數決"原則，任何股東都不能將自己利益凌駕于其他股東之上。公司僵局出現，往往是股東之間的利益訴訟求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司法救濟只能被動接受當事人請求。法院運用司法機救濟措施應對公司僵局問題，通常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公司解散，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均受到損失。而非訴糾紛解決機制可以主動介入公司僵局，根據不同的利益沖突，當事人之間可以相互協商，做出妥協、讓步，尋求相同利益，打破僵局，維持相互之間的關系。在解決公司僵局的同時，協調各方利益，避免公司僵局再次出現。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給予僵局各方比訴訟更多的選擇空間與機會，使多方共同參與化解僵局的進程中，在這進程中，由于各方地位平等，取得多贏的機會更大。也能夠維系當事人之間繼續合作的情感與經濟基礎。
（三）當事人的接受程度
與現實中訴訟案件量爆炸的趨勢相反，中國百姓的心理對訴訟持否定的態度，非常排斥訴訟。對簿公堂對于雙方來說都是一件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選擇的策略。與訴訟方式相比起來，非訴方式的群眾基礎更加深厚。在平和地表達意見、陳述觀點的友好氛圍中，雙方可以充分溝通，更加能夠促進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和體諒。如此達成的共識更有利于糾紛的有力有效解決。
四、實現民事訴訟與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有效對接
非訴措施解決公司僵局，主要是在不同情況之下靈活處理各種類型的公司僵局，協調各方利益，以取得共贏的結果，穩定社會秩序。[5]在當前國民經濟面臨結構調整，而各種社會矛盾慢慢浮現。經濟糾紛將會凸顯，隨著人們維權意識的提高，僅靠訴訟程序應對商業糾紛，很難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立法目的。由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缺乏國家強制力的特征所決定，它需要與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訴訟程序相銜接，才能應對層出不窮的公司僵局，并能對癥下藥，從根本上化解矛盾。非訴訟方式與訴訟方式的優劣之處相互彌補，從整體完善公司僵局救濟機制。非訴訟方式由于其獨有的優勢，對于當事人是解決糾紛的首選，矛盾雙方都希望通過簡易方式，高效、經濟、便捷地化解糾紛，維持公司經營，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時，訴訟方式是公司僵局解決的"安全帶"，在雙方無法達成合意，公司僵局無法通過非訴方式得以解決時，法院成為最終裁決者，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裁決案件。
但是制度設計無論多么理想，都會經歷現實的打磨。在實踐中，必須依據每一件公司僵局案件的實際情況，決定采用何種解決機制。非訴糾紛解決機制已經在法治發展歷程中被證明是未來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法治社會的必然產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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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佳.論建立和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D].遼寧師范大學，2009.
[4]侯曉琴.我國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D].湖南大學，2006.
[5]孫育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借鑒與融合[J].學習與探索，2009，（1）.
[6]沙季超.論公司司法解散訴訟基本法律問題[D].華東政法大學，2011.
[7]何欣.公司訴訟糾紛實證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11.
公司之間的經濟糾紛范文第5篇
一、加大法制宣傳教育力度,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群眾基礎
樹立全民法治理念。普法教育的對象是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全體公民,重點對象是領導干部、行政執法人員、農民和青少年學生,而農村農民又是普法教育的“難點”和“大頭”。因此,廣泛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充分發揮各種傳媒的宣傳教育作用,重點利用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各種渠道和途徑,采用“送法下鄉”、法律咨詢、法律知識競賽、巡回講座等靈活多樣的方式,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法治思想、普及法律知識,在全社會要大力營造學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法不斷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不斷改善全社會的法治氛圍,引導群眾、依靠群眾和融洽群眾。培養全民法律文化理念。法律文化既包含著法律思想、制度、設施,人們行為模式,心理習慣等內容,也包含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設施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他們的一些觀念、原則和價值體系,是人們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會正義的本質表達,人們有什么樣的法制觀念,習慣上表現出何種行為方式,都有賴于法律文化的培養和支撐,開展廣泛深入的法制宣傳教育,公眾可以從思想上把握對法律知識的理解、法律精神的認知,進一步理解法治社會的建立與自身利益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逐步接受法制思維方式和文化的感染,養成崇尚法治的行為習慣,進而為構建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扎實推進依法治理。普法是基礎,治理是重點,和諧是目標。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一年,開好頭、起好步,推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的深入開展。特別要注重堅持普法與法治實踐相結合,開展多層次多領域的依法治理。目前,全市開展了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鎮)的地方依法治理工程,開展了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區、法治校園和依法治企等全方位的基層依法治理工程。既增強了各級黨委、政府帶領廣大人民依法管理、科學管理、民主管理社會各項事務的能力和水平,又增強了各級黨委、政府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提高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法治化管理水平。
二、加強人民調解,為構建和諧社會構筑平安防線
人民調解有利于解決經濟糾紛、促進經濟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后盾。近年來,人民調解工作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在三峽庫區移民、農民土地承包、礦產資源開發、土地征用補償、企業停產破產和職工下崗待業、城市拆遷改造、為農民工追討工資等方面積極參與矛盾糾紛的調解,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為重慶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條件。2005年全市共受理調解糾紛將近15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7%,其中絕大部分是經濟糾紛。事實證明,人民調解對化解經濟矛盾、解決經濟糾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調解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防止違法犯罪。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所遺留和產生的一些問題和矛盾,人們日常生活中產生的一些紛爭,都急需人民調解工作加以解決。人民調解,在看似“和風細雨”的勸說中化解即將涌來的“狂風暴雨”,使得大量民事糾紛無需對簿公堂,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道獨特風景線。據統計,全市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去年共防止民間糾紛引起自殺632起,涉及867人;防止民事案件轉化為刑事案件2152起,涉及4718人;防止群體性上訪1278起;防止群眾性械斗1139起,基本上做到了“小糾紛不出社,大糾紛不出村,疑難糾紛不出鄉鎮,矛盾不上交,糾紛無積壓”。人民調解化解了大量的民間糾紛,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的作用。人民調解有利于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加強人民調解工作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客觀要求是一致的,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人民調解已經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擴大黨的影響力、凝聚力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方法。因此,抓好人民調解工作,有利于黨更加廣泛地團結社會各個階層、各種成份的社會主義建設力量,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有利于黨引導好、保護好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社會基礎;有利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三、規范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行為,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法律保障
律師作為法律的宣傳者、維護者、實施者,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大有可為。一是律師是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進程的重要力量。在人大政協的會議上,律師運用法律專長和廣泛接觸人民群眾的優勢,建言獻策,反映民意,積極參政議政;在司法活動中,律師通過依法辯護和,有效地維護廣大公民的合法權益;在中,通過擔任政府法律顧問,參與行政法律事務,推動政府依法行政。二是律師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律師通過專業服務滿足社會主體的法律需求,積極宣傳法律法規,幫助政府依法行政、科學決策,幫助企業依法經營、依法管理,協調處理好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糾紛,保障社會生活的有序化、規范化。三是律師為社會政治穩定貢獻力量。目前我國正處于“矛盾多發期”,廣大律師以維護穩定為己任,運用法律專長和職業優勢,積極參與疏導和化解社會矛盾,引導群眾依法維護合法權益,為黨委和政府分憂,為人民群眾解難,盡可能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讓所有群眾都平等地享受到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公證機構及人員通過依法行使國家證明權,營造和諧社會誠信友愛的良好氛圍。一是通過公證行使預防糾紛,減少訴訟的基本職能,調整公民之間、公民法人之間的關系,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公證實踐證明,大量的社會矛盾和可能發生的糾紛可以通過公證得到預防和化解,防止了因民事糾紛可能引發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二是通過公證行使服務、溝通、證明、監督的市場中介職能,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從公證實踐看,公證處和公證人員通過辦理企業改革,招標投標,公司股權轉讓以及農村承包經營等經濟方面的公證業務,在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促進非公經濟的發展,保護合法經營和公平競爭,化解金融風險,規范房產地市場,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法律保障作用。三是通過履行公證職責,在政治、社會生活中起到了法律監督的作用。對面向社會開展的一些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是公證的一項重要職責。公證的介入,可以有效地維護這些活動的正常秩序和社會公眾利益。從公證實踐看,公證處和公證人員通過辦理面向社會公開招考領導干部的面試、政府采購的招標、彩票的發售開獎等現場監督公證,增強了這些活動的社會透明度和信譽,在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基層法律服務發揮保護和服務功能作用,為廣大農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法律保障。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要面向農村,面向群眾,以提供法律咨詢、擔任法律顧問、法律文書、辦理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以及協辦公證等服務手段為主,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能夠對經濟交往和社會生活中的矛盾進行事前預防,把矛盾和沖突消除在萌芽狀態;在發生矛盾糾紛時,通過提供法律服務,可以將矛盾糾紛納入法律渠道,依法規范有序地解決,避免矛盾激化,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作為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諧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好契合了這種需求,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地位將更加突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要進一步強化服務功能,轉變服務方式,拓展服務范圍,為廣大農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法律保障。
四、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為構建和諧社會搭建公平正義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