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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 社會經濟 協調發展
一、引言
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科學發展觀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問題,但是已經隱含或涵蓋了這一點,這是區域內部第二層次的協調問題。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這一層次的協調中,教育作為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區域社會發展,還影響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教育影響觀念的形成和轉變,影響人力資源的形成,從而影響區域的制度變遷。實踐證明,教育發達和適應的地方,相應地是社會和經濟較發達;相反,社會經濟欠發展的區域,凸顯教育的落后與不協調,并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不協調的問題,已經成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引起區域的足夠認識。目前,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定義區域教育的發展方向、結構和體系。區域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的表現
這里的“欠發展”是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意思,不同于“欠發達”,欠發達是不夠發達,但含有發達的成分,而“欠發展”是一個更普遍而沉重的現實。這里的“區域”更多是指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因此,“欠發展區域”的定義是指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即一個以上的欠發展縣或欠發展地區,是以發展地區作為參照物。“欠發展”區域教育的不適應主要表現在:
1.區域教育的方向性偏離
在欠發展區域,基礎教育是教育的主體。由于基礎教育的特征是應試教育,忽視職業技能培養,嚴格與高考對接,為高等教育輸送人才,也幾乎是在為城市培養人才,城市有更強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較低,教育對區域社會經濟的貢獻率很低。二元的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與人才結構,欠發展地區人才嚴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約了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觀念的落后與經濟發展的滯后形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
2.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的嚴重缺失
目前區域教育體系基本以基礎教育為主,區域發展所需的職業技能教育發展很慢,而且很不規范。職教的目標也是為了勞務輸出,為地區培養技能型勞動者;農民科普與素質教育幾乎被荒廢;區域黨政決策者及各層次干部的管理與決策教育沒有列入區域教育體系,而他們擔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決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于繼續教育的程度與有效性;企業家隊伍和企業家精神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業家的培養與教育完全被忽視,依賴土生土長。應按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要求,以區域發展為目標,建立完整的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特別重視決策者教育、企業家教育、職業教育和農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農村和農民。為什么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長期解決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現有的義務教育經費分配格局嚴重不利于農民和農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現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既然是實行義務教育,就應該是城鄉一體的,都應該由國家來承擔,或主要由省級財政來承擔,不能往下壓。國家每年的衛生經費支出是幾千個億,但是85%給城市,只有15%給農村。這種文教衛生的二元投資結構,嚴重地制約了教育的發展,區域的財力只能勉強支撐基礎教育的發展,根本無力發展區域所需的教育,無法完善區域教育體系。
三、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的措施
1.調整教育方向
從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高度,重新認識教育的功能與作用,把握區域教育發展的方向,教育的結構、質量和數量必須滿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區域的發展為依歸和出發點。
2.完善教育的結構與體系
按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組織的要求,逐步完善區域教育的結構和體系,以基礎教育為重點發展,完善各層次教育,尤其是決策者教育和企業家培養。在為城市和發展地區培養人才的同時,立足區域,培養人才。
3.改變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在改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對區域教育的投資,有效改變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
4.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
人力資源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區域黨政應建立這一共識,從區域長遠發展出發,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在經濟改善的同時,改善人才就業環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業家和投資者。
5.改革區域教育體制
把教育看作是區域發展的重要工作,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重視;致力于改善區域教育體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質量與活力。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市場化,充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會資本,擴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來辦好區域教育是不現實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現有投入渠道潛力的同時,使教育投入結構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會資本,而要完成社會資本與區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須改革辦學體制和產權制度,促進辦學模式的多元化。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發展
和諧社會作為多方面、多層次與廣范圍的系統工程,無疑需要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協調與深入發展。要保持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為基點,妥善協調好經濟社會結構變動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社會矛盾,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一個長期穩定和諧的環境。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保證,二者是具有內在聯系的統一整體。
一、和諧社會的內涵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和諧”由“和”與“諧”兩字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濟之意;諧者,相合也,強調順和、協調,力避抵觸、沖突。所謂“和諧”,就是配合得適當和勻稱。和諧具有協調、融洽、合作等意義,不是普遍性的統一,而是多樣性的有機統一。不同時代的中國人對理想中的和諧社會做過很美好的描繪。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放到了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相并列的突出位置,號召全國人民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這是一個與時俱進,具有時代性、戰略性的重大決策。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涵十分豐富。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豐富內涵進行了科學的闡述:“根據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內容十分豐富,既為我們描繪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又給我們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共同揭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內涵。
二、經濟發展與和諧社會
1 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和諧因素及其危害
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重復建設、盲目投資、片面追求速度的現象,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蔓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加劇了社會不和諧。這一方面是因為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社會投資明顯增加,投資主題越來越趨向社會化;另一方面,隨著行政體制的改革,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過分的投資熱情往往形成一種沖動,擴大了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社會性影響。
時至今日,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了經濟發展帶來的人與自然不和諧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工業排放與生活污染疊加,復合性環境污染加劇,環境污染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從地表水蔓延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發展到有害、有毒物污染,從一次污染蔓延到二次、三次甚至多次污染,于是空中、水中、土地都在被污染中。污染環境所造成的結果是間接或直接傷害人類自己。現在呼吸道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增加。據調查,近年來,在我國11個大城市中每年有5萬人死于該病,有40萬人感染上該病。2000年,我國北方某城市40%的兒童血鉛含量超標,持久性的有機污染物導致癌癥、畸型的發病率提高和生殖能力下降。
2 構建和諧社會與發展經濟的關系
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更好的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同時,和諧的社會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它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進而推動經濟建設更快更好地發展。
(1)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必須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強大的物質經濟基礎。我國告別了短缺經濟,其經濟總體規模的擴大和國民財富普遍增加,使得我們有條件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構建和諧社會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同樣也要落到經濟發展上。沒有經濟發展來支撐,和諧社會就等于空中樓閣,無本之木。
從經濟發展來看,隨著經濟總量增加,由短缺經濟轉向相對過剩經濟,經濟發展從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給,轉向更大程度地滿足需求,著力于實現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諧發展。從社會基礎來看,由于個人財富的增加和私人財產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護,以財產為基礎的社會訴求更傾向于經濟穩定與社會和諧。要真正實現和諧,必須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生產決定分配與消費,發展是硬道理,這是的最基本原理。只有進一步發展,增大生產力總量,才能給解決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2)構建和諧社會決定經濟發展的總體進程。和諧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深化,會從較低層次發展到較高層次,從較低水平發展到較高水平。構建和諧社會對于經濟發展而言,既提升了經濟發展的層次和水平,同時也明確了經濟發展的目標,體現了追求“和諧的發展與發展的和諧”的境界,即在發展中尋求和諧,在和諧中實現發展。
如果社會不和諧,人們就會感到不公平,就會產生不滿情緒,社會就不會安定。就會像中國歷史上不斷上演的通過暴力對抗的形式來實現對存量的重新劃分,從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巨大的破壞。顯然,和諧社會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社會的秩序才可能穩定。也只有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發展。
要想繼續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社會不和諧問題,想方設法協調各種社會矛盾,平衡利益關系,使社會絕大多數成員普遍地享受發展的成果,愉快地創造和生活,共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可以說和諧社會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社會的和諧,也談不上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同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首先國家、政府、職能部門要齊抓共管。國家在制定發展計劃時,要堅持發展更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執行發展計劃過程中,要不斷建立,建全并且落實、貫徹《環境保護法》以及其它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國家還應加大對科學技術的投入,提高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和提高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提高對污染處理的能力,從而達到保護自然環境的目的。其次,就是要以身作責,從我做起。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必須采取必要措施,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1 建立衡量市場經濟走向的理論與原則
市場經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保障,但市場經濟不會自動導致社會和諧,在堅持市場化改革走向中,必須逐步建立衡量真正市場經濟走向的理論與原則,避免改革中的非市場走向的異化與成本代價,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基本制度中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
2 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
經濟增長質量既包括經濟效益、供求關系的改善,也包括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來看,如果不能至少保持7%的經濟增長速度,只依靠經濟結構的調整,解決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是難以想象的,也不可能滿足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需要。
近年來,江浙粵等經濟發達地區,以鄉鎮駐地等小城鎮為載體,以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為主體的鎮域經濟迅速崛起,產業聚集產生的規模效應日益凸顯。可以說,勢頭強勁的鎮域經濟已成為區域經濟新活力的來源。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鎮域經濟持續增長,社會與經濟結構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區域發展特征。本文以浙江省慈溪市經濟重鎮――周巷鎮為例,從三個方面探討當前浙江省鎮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階段以及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為明晰今后發展的思路以及路徑選擇提供依據。
城鎮化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鎮區面積不斷擴大,在周巷鎮的城鎮建設方面,如下問題日益凸顯:第一,城鎮建設標準較低。周巷鎮當前城鎮建設標準離余慈中心城區的要求有一定距離,無法承擔大規模吸引人口集聚的功能;第二,工業企業在空間上的集聚度不足,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大,效益發揮不充分;也使城市化動力明顯不足,城鎮發展處于土地利用粗放階段,土地集約利用率低下,建成區內零碎空置土地較多;第三,城鎮向外“攤大餅”式地蔓延,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水平低下,用地功能相互沖突,工業區與居住區、商業公建區犬牙交錯,沒有足夠的綠色開敞空間;第四,農居點量大面廣,布局松散,“城中村”“園中村”現象較為突出;第五,周巷鎮的城鎮建設與天元、長河與姚北跨行政區協調有一定難度。第六,土地利用有待科學規劃和有效控制和實施。周巷鎮域行政區域內城鄉總建設用地面積20.29平方公里,占土地總面積的28.2%,其中城鎮建成區5.70平方公里,村莊建設用地14.59平方公里,表現現狀鎮域內以村莊建設形態為主。按常住人口132123人計算,人均城鎮建設用地153.6平方米,大大超過了人均120平方米的國家標準。此外,2005年末實有耕地面積3689.1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51.2%,人均耕地面積390.5平方米,合0.59畝,為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的2/5,超過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人均耕地面積0.05公頃的警戒線。
從周巷鎮用地結構分析,現狀居住用地比例較大,達到了55.9%,大大超過了國家標準規定的20~32%。這主要是由于城鎮中農居院落比較多,包括9.39平方公里的村居用地。現狀工業用地比例為16.5%,不包括與村居混雜的工業用地。而現狀城市綠地比例只有0.9%,遠遠低于國家標準的要求。居住用地、工業、道路廣場和綠地四大類用地總和占建設用地比例達到92.3%,也大大超過了國家標準規定的60~75%。由此可見,現狀建設用地比例結構不盡合理,居住和工業用地比例偏大,綠地和市政公用設施用地的比例偏小。這表明現階段城鎮發展建設的模式是以規模擴張和依靠土地投入量的增加為主,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發展,而與城鎮質量的提高密切相關的公共設施用地、綠地以及其它配套設施用地的建設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由此可見,現狀周巷鎮建設用地處于粗放利用階段。
鎮域常住人口平穩增長,出現人口規模與經濟總量增長之間的矛盾。統計資料分析表明,周巷鎮的人口發展趨勢總體上呈現三個特點:其一,戶籍人口呈現負增長態勢,自然增長率近年徘徊在-2‰左右;其二,外來人口呈現快速增長態勢,成為周巷鎮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其三,受外來人口增長的影響,鎮區內總人口和常住人口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周巷鎮人口變動趨勢和人口結構的統計分析表明,在外來人口為鎮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從區域經濟發展和全社會福利水平增進的角度考慮,它要求區域為了提高居民(包括外來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需要更大的經濟規模。如果經濟規模不能相應地擴大,就意味著人均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的下降。其經濟社會含義是,在技術和生產效率不變情況下,一個鎮的經濟需要在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情況下,才能得到維持和發展;一個鎮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福利水平需要在經濟成果分配給所有的常住居民才能得以改善和增進,而不僅僅是以本地居民來衡量。
城鎮化進程加快,但城鎮空間及居民住所呈現散狀格局。城鎮化一方面是人口由農村向城市遷移聚集的過程,同時又表現為地域景觀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動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是人口、地域、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由傳統落后的鄉村型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轉化的多方面內容綜合統一的過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標志。
如果用“城鎮化率1”的指標來看,周巷鎮城鎮化率已達到較高水平,為62.3%。但如果用“城鎮化率2”指標來看,則周巷鎮城鎮化率還不是很高,只達到44.5%(圖1)。從統計分析中知,周巷鎮的勞動力總量呈不斷上升趨勢,其主要原因是外來勞動力的增加。從圖1.3中可知,1992年至2005年,周巷鎮勞動力在60000萬人左右徘徊,而外來勞動力人數卻從1992年的2100人增加到2005年的30340人,外來勞動力由1992年占總勞動力的比重3.3%升至2005年占總勞動力的比重35.2%。
勞動力總量持續增加,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就業于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比重持續上升,從1992年占總勞動力的38%上升到2005年的80%。其中外來勞動力基本上從事非農產業,周巷鎮的戶籍勞動力也不斷地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但在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同時,與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不同,鎮域內人口仍處于分散居住狀態,特別是外來勞動力散居于農村村落。由此形成了散狀的鎮區發展格局,難以有效地進行城鎮規劃和城市基礎實施的建設。
行業演變
該鎮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產業集群的效應比較明顯。該鎮工業生產總值保持高速增長,從1997年到2006年10年間,工業生產總值由1996年的279011萬元增長到2006年的1800753萬元,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0.69%。在工業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家電制造業、機械軸承業、紡織化纖業、休閑食品業和文體用品業為主要產業的產業集群,具體的工業結構如圖2。根據我們的調查,周巷鎮形成的產業集群,不僅促進了工業企業的發展,降低了創業成本,同時也擴大了區域市場規模,外部經濟效應逐漸增加。特別是工業產業集群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但周巷鎮的工業發展中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其一,行業發展不均衡。五大主導行業中,只有家電行業達到一定的行業聚集度,其他行業工業企業普遍是只有一家大型企業,該企業在行業產值中占到很高的比重,其下缺乏一定數量的具有相當實力的中型企業,造成行業發展態勢對該大企業依賴度過大,行業底子較為單薄。其二,新項目用地供給不足,而現存的一些企業單位面積土地的產出較低。目前制約周巷鎮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周巷鎮工業用地供給不足,新項目和企業擴大生產用地普遍得不到滿足,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工業用地資源緊缺,出現了個別企業被迫外流的現象。但同時,一些企業占地較大,單位面積土地的產出較低,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其三,高科技項目和高附加值產品較少。周巷鎮的工業主導行業都是傳統行業,高新科技項目、高附加值產品較少。雖以現有的周巷鎮企業的技術和人才力量,不宜盲目發展高科技產業,但就完善周巷鎮產業結構,提升周巷鎮產業檔次,為周巷鎮工業長遠發展預留空間的角度而言,應該適時引進高科技產業的加工配套企業或鼓勵企業開發一些高科技項目,為周巷鎮工業長遠發展尋找新一輪的動力。
該鎮的工業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開拓、營銷能力和管理能力,但資本運作能力弱,技術創新能力差,普遍缺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近年來一些企業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增加了設備和技術改造的投資,2005年技術改造費達到6.6億元,為1992年0.3億元的22倍。一些重點企業的新產品開發能力也逐步提升。截止2006年底,全鎮開發新產品300多只,其中申報寧波市級新產品30只,獲準立項15只,新產品產值達40.5億元,占全鎮規模以上企業總量的38.6%。獲準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1項,國家級重點新產品項目1項。全鎮獲專利授權375件,占全市總量的1/5。全鎮的品牌建設也發揮成效。奇迪飲水機獲“中國名牌”稱號,“恒康”、“奇迪”兩只商標被列為“中國馳名商標”。2006年底止,全鎮累計擁有中國名牌1只,中國馳名商標3只,省名牌8只,省著名商標8只,寧波名牌18只,寧波知名商標19只,慈溪名牌4只,慈溪知名商標5只。
周巷鎮工業企業除少數幾家大中型企業外,一般規模較小,它是在缺乏產業、技術和市場基礎的情況下快速發展起來的,企業具有不畏風險和積極進取的精神,特點在于以市場為導向、產品項目上馬快、轉換也快的靈活經營方式。這種企業經營方式帶有很強的商業貿易性質,注重于生產和銷售的貿易條件,忽略產品研發、技術創新、品牌培育和企業長期發展的戰略。同時,周巷鎮企業的治理結構大部分以家族制為主,這保證了中小型企業的決策效率,減少了管理摩擦和成本,但也限制了企業規模擴大、優秀管理人才引進和現代企業管理方式的采用,特別是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戰略決策能力,缺乏積極利用市場資源(如資金市場資源)不斷擴大經營規模的能力,也缺乏培育和積累企業文化、知識產權、人力資本等核心競爭力的意識和能力。產品名牌效應不足。周巷鎮的3A、恒康、惠康等大型企業在本行業內都取得了比較重要的地位,有的企業按照產銷量也是行業老大或三強之列,它們的品牌雖然在浙江是名牌,但是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影響力還不夠,產品的名牌效應發揮不足,對企業穩固行業地位和參與行業競爭的促進作用還不夠強。高素質人才短缺。周巷鎮大中型企業缺乏能忠心于企業,具有高素質的管理人才。由于周巷鎮目前小城鎮的地位等種種原因,對高素質人才的吸引還不夠強。傳統的家族制企業管理方式有待向現代家族制企業管理方式轉變。周巷鎮的企業大都是本地民間資本興辦,絕大多數采用家族制的股權結構和管理機制。企業發展到較大規模時,傳統的家族制企業就會表現出與企業規模不相適應,以及企業對創始人過度依賴等問題,從而可能形成企業升級壯大的一個障礙。
傳統的商業貿易市場和聲譽使得現代商業服務業在鎮域經濟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但第三產業發展也存在許多問題。歷史上,周巷鎮作為姚北商業中心或準集散市場,對鎮域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解放后,這種貿易和市場的作用明顯弱化。改革開放后,隨著周巷鎮經濟的發展,商業貿易和整個第三產業得到恢復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上升趨勢。周巷鎮2000年以來,三次產業比重結構總體呈現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基本保持不變,第三產業比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第二,大型專業化市場的發展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目前,周巷鎮形成了4個專業市場,分別是副食品市場、農貿市場、木材市場和農產品批發市場,其中“中國食品城”曾為輻射華東地區重要的專業市場。市政府的“兩店一場”建設有了新的拓展,其中4家農貿市場通過了規范化農貿市場驗收;杭州灣裝飾材料市場被評為寧波市二星市場,成為慈溪西部和姚北地區最大的建材交易市場。越來越多的連鎖和品牌專賣店在周巷鎮落戶,創造了更為良好的休閑購物環境。第三,第三產業領域不斷得到拓寬。金融服務業、貨運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發展迅速,家政服務、醫療服務展露新貌。全鎮今年還加大了旅游產品開發和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推出了黃花梨之旅活動,開發海灘涂資源,開展海灘涂觀光、餐飲等濱海旅游項目。
周巷鎮第三產業發展的總體格局及結構方面也存在著一些發展中的問題:其一,第三產業比重偏低,發展的層次不夠高,服務領域不寬,發展速度不快,發展潛力需要進一步挖掘;其二,工業品和農產品專業市場波動較大,規模較小。在專業市場建設方面,專業市場經營的品種種類還不夠豐富,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市場體系。圍繞專業市場配置的各種服務業不夠完善,專業市場對當地產品加工業的帶動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其三,貿工農、產供銷一體化進度緩慢,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不高,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商業服務業企業經濟實力需進一步提高。
經濟、社會與政府
該鎮的鎮域經濟發展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問題開始凸顯。2006年周巷鎮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410455萬元,比上年增長18.0%。2006年周巷全鎮年末常住人口128569人,其中戶籍人口為94869人。按周巷戶籍人口計的人均GDP為43265元,按現行匯率折算達到5760美元。按照錢納里的標準,周巷鎮已步入經濟發達初期的水平。同樣,按世界銀行的統計分類,已超過了世界上中等收入5500美元的水平。但按常住人口(包括常住外來人口)計的人均GDP為31924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4245美元,按錢納里的標準,周巷只進入工業化后期。同樣,按世界銀行的統計分類,周巷僅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從產業結構看,該鎮第一產業增加值28964萬元,比上年增加7.3%;第二產業增加值263140萬元,比上年增長18.0%;第三產業增加值118351萬元,比上年增長21.0%,三次產業構成為7:64:29,第二產業的比重較高。從產業變動的趨勢分析,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第一階段已經基本完成,盡管農業中就業的比重相對還比較高,但其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已下降到工業化后期的水平。與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一樣,盡管最近幾年第三產業的增速明顯快于一、二產業,但第三產業的比重相對仍較低。這種產業格局既使周巷鎮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區位,轉變為以工業為主,商業和農業為輔的經濟區位;也使周巷鎮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比較倚重于工業,受工業行業景氣度的影響較大,商業和服務業對鎮級經濟的支撐力不夠強大。
從發展趨勢看,按照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時,是一個國家或區域的“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周巷鎮經濟發展既具備了較為充足的資本和基礎設施,但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換、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化都已到了關鍵的時期,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和環境保護、社會經濟制度與新利益團體等之間的矛盾也逐步顯現,并有時會激化。
周巷鎮經濟呈現外向型經濟的特征,但經濟發展的政府主導性越來越強。如圖2所示,周巷鎮實際利用外資和外貿出貨值呈逐年上升趨勢。從2002年至2006年,外貿出貨值年均增長29.72%、自營出口年均增長41.50%。這一方面表明周巷的工業品市場的國際性特征;另一方面意味著國際經濟景氣度和市場波動與鎮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已較高,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匯率變動趨勢已較高程度地影響了企業的經營狀況。尤其是周巷鎮經濟發展主要依托工業的增長,而工業在近年來出口導向性越來越強的背景下,周巷受國內外貿易政策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外商在周巷鎮的直接投資歷年較少,從1992年至2005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僅3770萬美元,外資對鎮的經濟沒有產生大的影響。
周巷鎮經濟增長中,私人資本有比較大的貢獻度。但政府起著主導的作用,特別是在土地資源配置、城鎮規劃、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公共產品供給以及社會管理等方面,作用非常明顯。特別是近10年來,周巷鎮的財政收入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圖3),使政府在經濟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2006年財政收入為45542萬元,是1992年2227萬元的20倍。與此相應,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扶農中的財政支出也在不斷提高。2005年,農業支出3600.07萬元、教育支出4767.73萬元、醫療衛生支出741.51萬元;2006年農業支出3636.60萬元、教育支出5004.20萬元、醫療衛生支出990.80萬元。
[關鍵詞]語境 語體 正式 非正式 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H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034-02
引言
傳統的語言學把語言看做是具有劃一的語音、語法、詞匯規則的符號系統。享有“現代語言學之父”稱號的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曾經區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兩個概念。語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抽象、籠統的概念,它是通過各種言語表示出來的。而言語其本質的功能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化的傳播,及各種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談到社會功能,我們不得不涉及到另外一個詞語,即“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不同的社會功能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得以實現,而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人們用來交際的言語也是大相徑庭的,以實現不同的交際目的,完成不同的社會功能。本文從什么是語境、語體著手,通過分析語體的類型以及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表現,來探討其實現的不同的社會功能。
一、什么是語境
Context在語言學界一般被稱翻譯為語境。語境這一概念在語義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學科的研究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一般而言,英語中的context既指語言環境中的上下文,又指使話語得以進行,文句賴以存在的情境。context可以分為兩大類:語言語境(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語言語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
語言語境指的便是語言因素構成的上下文,它是狹義上的語境,其范圍較小。非語言語境,也可以稱之為社會語境。非語言語境實際上指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多元化的,總的來說,非語言語境由兩大因素構成:客觀語境因素與主觀語境因素。客觀語境因素包括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因素;主觀語境因素包括使用語言的人及其身份、性格、職業、修養、處境、心情等因素。離開具體的語言環境,哪怕是最簡單的句子,也不能確定其真實性的條件。
的確,語境對于語言的理解有著極為重要和關鍵的作用,不僅如此,語境對于語言的使用也有重要的制約作用。不同的語境下,人們用來交際的言語方式也不盡相同,以達到不同的交際目的或完成不同的社會功能。這里的語境主要指的是非語言語境,在特定的語境使用相應合體的語言才能使交際活動順利進行,才能履行不同的社會功能。那么,使用什么樣的語言或是什么方式的語言才算是合體的或是適合于一定語境的呢?這便涉及到另外一個概念——語體。
二、語體及語體的類型
語體(style)是語言的功能變體。一個人說話時的情景,包括說話的內容、對象、場合以及說話的目的和動機都可能影響語體的使用。
語體和語境是相互關聯的有機體,在特定的環境里,人們選擇了相應的語體來實現不同的社會功能。這里說的語境主要是指非語言語境或社會語境,包括交際對象、交際的客觀環境和交際雙方的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等方面的因素。不同的人會使用不同的語體,不同場合使用的語體也不盡相同,即使是同一個人說話也可能因對象不同、情景不同、題材的差異而使用不同的語體。
朱司(Martin Joos)(1962)將英語的語體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即莊重語體(the frozen style)、正式語體(the formal style)、商議語體(the consultative style)、隨便語體(the casual style)以及親切語體(the intimate style)。
1.莊重語體也可以稱為禮儀語體(the etiquette style)。這種語體非常正式,言詞嚴謹甚至刻板,大多被采用于重要的政府文件、法律條款、歷史文獻、重大國際會議文件以及各種盛大典禮。
2.正式語體通常是書面體。這種語體主要用于比較重要的場合和比較嚴肅的主題中。按照擬就的書面講稿演說或發言,下級對上級或權威人士交談,與陌生人相見或向陌生人詢問事宜,對申請工作的人進行面試以及就比較嚴肅的議題進行談判或書信往來等情況下,人們常使用這種語體。正式語體的特點是句子較長,文法規范,包含各種子句,慣用被動語態和排比手法,語序顛倒等。
3.商議語體是一種半正式的語體,它介于正式語體與隨便語體之間,所以也被稱為中間語體(the neutral style)。使用這種語體的對象往往是不熟悉的人,說話用商議的口吻,使對方也能參與到談話中來,提供反饋。它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見的一種語體。
4.隨便語體是在非正式場合交談時使用的語體,多半用于同學、朋友等熟人之間。一般在這種非正式場合下,參加者彼此之間都比較熟悉,談論的話題也與日常生活有關,因而,談話常常是隨意的,不拘禮節的。在詞匯選擇上,隨便語體多采用口語化的詞匯。
5.親切語體是用在關系親密的人之間的一種語體,如在家庭成員之間或是親密的朋友之間。由于關系的親密,雙方彼此對交談的內容背景都非常熟悉,因而在交談中往往心領神會。親切語體是這五種語體中最簡單、最不經意的一種語體。
三、語境對語體的制約以及語體的社會功能
在第一部分里我們提到,語境可以分為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而在這一部分里,我們主要探討非語言語境(以下均稱為語境)對語體的制約作用以及不同語體所實現的不同社會功能。
從第二部分語體的分類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場合下,與不同的對象交談,談話者所用的語體是不同的。朱司(1962)對語體的五種分類便是語境對語體制約作用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體現,語境對語體的制約作用主要體現在不同的言語場合及談話對象對不同語體的選擇。
以上闡述的語體的五種類型也可大致分為三種,即正式的語體、非正式的語體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體。在正式的場合,譬如重大會議、大型典禮、制定官方文書或法律條款等情形下,必須使用正式的語體,這樣才能形成嚴肅、認真甚至莊嚴、神圣的氣氛,從而很好地發揮語體的功能與作用。否則,如果在正式的場合下使用非正式的語體,會給人一種啼笑皆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覺,那便使得言語交際失敗,從而失去了語體的作用與意義。
不同的交際對象對語體的選擇也具有很重要的制約作用。例如,面對億萬聽眾演講,對上級或長輩講話都需要用正式的語體;反之,同學、朋友及親密伙伴之間的對話就使用非正式的語體來拉近彼此的距離,顯得自然、親切而隨意。中間體是介于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它是日常交際的一種語體,如用在購物時售貨員與顧客之間,旅游的游客與導游之間,以及辦公室同事之間的談話等。
不同的語體有其不同的社會功能。每一種語體在其相應的語境下所達到的交際目的就是其社會功能的一種體現,除此之外,某些特定的語體在特定的語境下還可以實現某些特定的社會功能。正式的語體應用在制定法律條款、商務合同等方面可以使條款用詞嚴謹,內容明確,避免產生爭議。
非正式語體在英語廣告中的使用,使得廣告具有簡短精悍、幽默詼諧、生動活潑、親和力強、容易記憶等特點。
總之,語境制約對不同語體的選擇,而選擇適當的語體可以幫助達到不同的社交目的,實現不同的社會功能。
四、結論
語境是話語得以進行、文句賴以存在的情境,語境又可以分為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本文主要探討了在非語言語境即社會語境下,語體的分類及其作用與功能。非語言語境是指用語言表達某種意義時所依賴的時間、地點、場合、話題、交際對象、交際目的等因素構成的情境。根據場合的不同,語體可以分為五種,即莊重語體、正式語體、商議語體、隨便語體及親切語體。它們的文體特征不同,在不同的語境下分別發揮不同的作用。語境,包括話語進行的場合以及話語涉及的對象,對語體的選擇有制約作用。在特定的語境下選擇相應的語體,才會使話語交際成功地進行,從而實現不同的社會功能。
【參考文獻】
[1]Joos,M.The Five Clocks.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2.
[2]Hudson,R.A.Socio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關鍵詞】經濟消耗;社會構建;親屬關系
【作 者】鄭宇,博士,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民族研究院講師;譚本玲,云南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碩士。昆明,650091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040-007
Economic Expendi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alysis of Qingkou Hani People’ Funeral
Zheng Yu,Tan BenLing
Abstract:The funeral is the grandest and most expending ritual in private life area of Hani people. The analysis of Qingkou’s funeral economic expenditure shows that it has those reasonable characteristics:actual flexible expenditures by the general same proportion,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the lease an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It is one special kind of food storage,redistribution and extraction phases system. The furthermore analysis of gifts’ presenting and distributing tells us that the essentials of the funeral is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economy to reproduc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which is built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latives and non-relatives.
Key words:economic expenditure;social construction;kinship;gift
哈尼族的喪禮早已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總體來看,以往的研究已經認識到它具有如下一些顯著特征:第一,這種哈尼族最為隆重的人生過渡儀式是由摩匹主持,①并通過喪禮中的歌舞等表現出歡愉的一面。第二,喪禮按不同社會地位、年齡與婚否來區分等級,通常是按直(頭人)、批(摩匹)、級(工匠)、悍(成年已婚者)、儂(未婚者)五種身份來區分的。第三,喪禮耗費巨大,特別是為“善終”的老人舉行的喪禮,動輒花費數萬元,并會先后動員近千人參與其中。第四,喪禮儀式是哈尼族傳統文化體現最為集中、最為充分的儀式之一,它展現了哈尼族經濟、社會、宗教、歷史、文學、音樂、舞蹈等方面的文化特征,特別是與該民族獨特的靈魂觀念緊密相關。②
但是,視野的局限,使得既有研究的深入受到了限制。特別是對喪禮中引人注目的龐大的物質消耗,既有研究或者批評這種“非理性”活動帶給當地人經濟生活的負面影響,或者簡單強調這些活動體現的合作、互助的道德倫理,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整合功能。然而,對其中最為核心和層次分明的大量禮物交換,以及它們的原因、方式、特征、社會基礎等的探討,總體來看卻是極為不足的。對箐口村一次較有代表性的喪禮中的經濟消耗的細致調查和分析,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哈尼族喪禮中大量消耗的實質,更可能對我們認識其他民族此類儀式的本質意義有所啟發。
一、喪禮中的大量消耗
箐口村位于哈尼族主要聚居區的云南省紅河州元陽縣新街鎮南部,是隸屬于土鍋寨村委會的自然村。現有178戶,865人,98%以上的村民屬哈尼族昂倮支系。它與黃草嶺、大魚塘、全福莊等哈尼族村寨相連,是一個既保留了大量哈尼族傳統文化,又因為是旅游村而處于快速變遷中的村寨。而箐口村的喪禮,便仍是依照傳統的方式來進行的,并且在該區域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2007年7月16日至20日共五天時間,我全程追蹤觀察和調查了箐口村張氏家族中一戶家庭的完整喪禮。亡者張田前,男,62歲,因病醫治無效于2007年7月16日去世。③亡者有兩個兄弟、妻子、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其中,妻子來自墮腳村。大兒子已經結婚,兒媳婦來自陳安村。小兒子只有十七八歲,未婚。兩個兒子常年在外打工。大女兒嫁到全福莊村,二女兒就嫁在箐口村。本次喪禮參與人數共約700人左右,時間大約為5天,這將是一次中等規模的喪禮。
整個喪禮的基本過程,可以概況為第一天的接氣、凈身、制作棺木、殺豬、入棺、請舅舅、獻祭和守靈等;第二天的報喪、接待奔喪隊伍、歌手演唱等;第三天之后的“斯哈多”(seheiqdov)儀式,包括制作和布置祭祀用具、獻祭、“摩匹突”(摩匹祭祀)、歌手演唱等;出殯前一天的“保扎”(baoqzaq)儀式,包括交柴火、殺牛、分肉、獻祭、迎接和感謝奔喪隊伍、“摩匹突”(念誦“父子連名”與“指路經”等)、歌手演唱等;送殯當天的“聰斯把”(colsiilbavq)儀式,包括挖墓穴、送摩匹祖師、“阿威謝”(aqwyusil,即感謝舅舅)儀式、送殯、婦女繞墳、入葬等;送殯后一天的事務,包括親戚和村民湊錢、當事人家請所有人吃飯,以及十多天后摩匹還要舉行的一個專門儀式等。
在這次喪禮中,尤其讓人驚訝的,便是其中動員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它們可以分為當事人家庭的消耗,依據與當事人家庭的親疏關系所劃分的姻親、家族親戚以及其他家庭的消耗。
(一)當事人家庭的消耗
當事人家庭的消耗,主要包括圍繞亡者所進行的接氣儀式、準備壽服、制作棺木、獻祭犧牲、招待奔喪隊伍等方面。④
2007年7月16日凌晨3點,在老人去世前,他的大兒子要進行接氣儀式。他們在老人的嘴里放入一塊銀子。大兒子象征性地完成接氣后,老人離去了。傷心的家人們為老人穿上了土布制作的全套壽服。
從中午開始,當事人家便請來了本村的木匠師傅制作棺材。其中,木材是自家的,但要送給木匠師傅一些禮物表示感謝。制作棺木的時候,先后約有十個本家族的人來幫忙。為了招待來幫忙的人們,當事人家宰殺了自己家養的一頭300多斤的豬。
因為還需要獻祭亡者和招待將要到來的親戚朋友,17日一早,當事人家又購買了8頭小豬,用去約2000元。這些豬肉中的一部分,便用來招待這一天來奔喪的13支隊伍(每支隊伍平均約20人),當天一共擺了45桌。
18日要舉行“斯哈多”儀式,祭祀犧牲至少要有一頭豬、兩只公雞、兩只母雞。一早,家人便買來了一頭約200斤,價值2000多元的豬,中午時進行了獻祭。
19日的“保扎”儀式,核心內容是殺牛獻祭。其中的第一頭中等大小的牛,是亡者生前自己飼養的。獻祭完成后,牛頭被放置在屋外,其他部分的則按以下方式進行了分配:舅舅得到四條肋骨;大女兒得到一條牛腿;當事人的妻子家、大媳婦家,以及小女兒家分別得到3條肋骨。剩下的牛肉則用來招待參加喪禮的人們。
20日舉行的是出殯的“聰斯把”儀式。其間,當事人家庭要舉行專門的感謝舅舅的“阿威謝”儀式,在儀式中,他們要象征性地給舅舅幾十塊錢。21日,當事人家要請所有來幫忙的親戚朋友吃飯,感謝他們的幫助。這一天共來了200多戶600多人,他們家擺了50多桌。依據當時的物價,當事人家庭的全部支出換算為現金的話,大約為9000元左右。
(二)姻親的消耗
除了當事人家庭外,姻親的消耗是最大的,他們的消耗主要表現在禮物贈與方面。在姻親中最為特殊的,就是亡者的舅舅。在哈尼族傳統喪禮中,這個社會角色的地位是最高的。舅舅送來了一頭小豬,并在“阿威謝”儀式中得到感謝。
此外,在17日奔喪時,亡者妻子娘家、大兒媳婦娘家、大女兒夫家、二女兒的夫家,他們分別率領各村的奔喪隊伍,每支隊伍至少帶來了一只雞,以及米、面等食物。盡管這是“他們自己吃的東西”,但這些東西依然被當事人家庭馬上記錄下來了。用記錄人的話來說,“這些都是債,將來是要還的”。
姻親們贈送的最為貴重的禮物,便是19日贈送的牛了。這次喪禮中送牛的,包括了亡者妻子娘家、大兒媳婦娘家、二女兒的夫家。他們分別牽來了三頭中等偏小的,每頭約200公斤價值約3000多元的牛。當然,這些贈送的禮物也是要還的。大女兒正是“為了避免給自己兄弟增加負擔”,便只送來了一頭小豬。
17日至19日的晚上,分別由大女兒、大兒媳婦請來了歌手,在當事人家的二樓演唱哈尼族的“哈巴”古歌。歌手每晚的演唱需要支付三五十元的辛苦費。此外,18日晚上的時候,大女兒還用買來的幾大箱薄餅向當時所有在場的約300多人分發。從以上主要方面來看,姻親們的消耗換算為現金約為1萬元。
(三)家族親戚的消耗
家族親戚又分為本村與外村家族親戚。本村家族親戚的禮物,主要是一塊土布,19日送給當事人家的兩升米、一斤黃豆。而外村家族親戚,則主要是19日送給當事人家的約30斤米和一些糕點等。其中部分關系較為親密的,還另外贈送了小豬。這些消耗換算為現金,約為1000元左右。
當然,家族親戚特別是本村家族親戚的主要負擔,更多的是以幫忙即人力的方式體現的。喪禮開始后,家族本村家族親戚能趕回來的都趕回來了。本村25戶張氏親戚,幾乎都派出了人來幫忙。從第二天開始,他們便要到各村寨報喪。之后的每一天,男性按年齡進行分工,分別負責制作棺木、制作墓碑、砍柴、燒火、宰殺和清理獻祭犧牲、煮肉、在自己家中接待奔喪隊伍,以及挖掘墓穴、送葬和埋葬等繁重工作。婦女們則主要負擔起了做飯、做菜、招呼客人等工作。
(四)其他家庭的消耗
這部分主要是本村張氏家族以外的其他家庭,以及村外當事人家庭成員的朋友等的消耗。本村的其他家庭,需要在19日早上每戶交來了一捆約5公斤左右的柴火,以及部分關系親密的家庭送來的小豬。此外,所有參加喪禮的家庭,還要在21日的時候,送給當事人家庭5~10元錢。如果不出錢的話,送1斗谷子或1斗大米也可以。這些消耗換算為現金,共2000元左右。此外,其他家庭的成員們,需要在喪禮期間來看望當事人家庭。他們可以不幫忙,但必須要來看看,不然的話“以后遇到事情就沒人會幫忙了”。
這次喪禮包含了哈尼族喪禮的重要環節,并且,無論從經濟消耗、參與人數、持續時間,還是從儀式程序等方面來說,在哈尼族喪禮中都是極具代表性的。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哈尼族喪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動員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特別是極大的經濟消耗。
二、“理性”的經濟消耗
哈尼族喪禮中的巨大耗費是否導致了類似“波特拉赤”的“在物質方式中的顫抖的手”呢?⑥以張氏本次中等規模的喪禮來看,包括現金和實物兩項支出在內,計算當事人家庭的經濟消耗以及親戚朋友贈禮等,那么,整個喪禮的全部花費換算成現金為22000元左右。這樣的花費對當地年均現金收入只有800多元的普通家庭而言,顯然是難以承受的。然而,事實上,當事人自己家的主要消耗,只是一頭牛、兩頭中等大小的豬和八頭小豬,以及用于購買其他東西的現金支出。這部分支出換算為現金,大約為9000元左右。當然,除了當事人家自己所飼養的牛和豬外,真正的現金消耗約為4500元。而此外的13000元,則都可以歸入因“禮物”贈予產生的消耗。
而這些消耗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其中大量的用于獻祭的犧牲。對此的解釋,村民們認為那是對亡者在另一世界繼續“正常”生活的必要保證。它表達了這樣的觀念,即亡者作為自然生物體的生命結束了,但他的靈魂卻仍將在另一世界繼續“活著”,他仍需要后人通過獻祭的牲畜、食物等才能繼續“生活”。但這只是觀念層面的解釋,而經濟的認識需要從經濟本身的分析開始。所以,我們將首先考察這部分消耗的產生及其轉化。
以亡者大兒子的“負債”情況為例。因為兩個兒子打工有一些積蓄,他們家沒有另外借錢籌辦喪禮。因此,大兒子將來需要償還的便只是喪禮禮物,包括父親的這次喪禮,以及將來母親喪禮中必然的幾乎相同的以獻祭犧牲為主的所受之禮。也就是說,他需要還禮的數量,包括父親喪禮中的3頭牛,以及將來母親喪禮中的約3頭牛,其他親戚、朋友贈送的小豬共約60多頭,以及共約400多戶的2000多元錢。即便將來他的兄弟可以幫助他分擔其中的一半,即他需要負擔的為約3頭牛、30頭小豬和1000多元錢,這樣支出乍看起來也還是較大的。
然而,禮物贈予總是與回收相對的。大兒子將來回贈的禮物,同樣會在更遠的將來逐漸收回。如果從這樣的過程的、“主位”的視角出發,那么,以上僅從一次喪禮便得出的經濟大量“浪費”的通常的粗略結論,就值得我們反思了。以下關于喪禮次數的測算及禮物回收的探討,將有助于我們發現喪禮消耗的合理性的一面。
箐口村2007年戶數為178戶,人口865人(近10年僅增加了約50人)。從死亡人口來看(除去18歲以下夭折人數),近十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數約為5.7人。⑦再考慮到其中50歲以下死者的喪禮從簡,也就是說,僅箐口村平均每年就要舉行約5次左右的中等規模的喪禮。如果再拓展到周圍聯系極為緊密的黃草嶺、大魚塘、全福莊等親屬關系緊密的約七八個哈尼族村寨,那么,箐口村每個村民每年參加的喪禮便達到了約15次之多。對該村近30名村民的訪談,證實了這一測算結果是基本準確的。
再從個體參與喪禮次數來看,根據1992年至2004年的統計數字計算,箐口村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52.5歲。以一個人參與當地喪禮的時間為40年,每年15次測算,那么,一個人一生參與的喪禮理論上就達到平均600次之多,平均每月為1.25次。按一個人一生贈送的約3頭牛、30頭小豬的實物支出,并按照牛每頭約200公斤、小豬每頭約10公斤來計算,那么,每個家庭在每次喪禮中消耗的肉量約為:(200×3+30×10)/600=900/600=1.5公斤。這個結果與本次喪禮的實際觀察也是基本符合的。由此來看,喪禮中的大量消耗便不再是簡單的“浪費”。所有一次性贈予的牛和豬,其實是在多達約600次的喪禮中,全部由自己和家庭成員逐步“收回”了。因而,從長期對比來看,每個家庭贈予和分配的食物是基本均衡的。
可見,喪禮中的禮物贈予及其分配方式,事實上構成了一種“一次給予,長期回收”的食物儲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制度。它顯然發揮著定期營養補給的重要功能。進一步來看,這樣的儲存和回收,如果僅僅從物質層面來說,就是基本等值而沒有增值的,其中的贈予與歸還當然也就沒有“利息”可言了。這種儀式性的禮物贈予,因而實質上是一種無息的長期借貸活動,它通過將財富在親屬之間進行不斷轉移,從而實現了剩余產品的儲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
當然,這樣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對當事人家庭長期而深刻的經濟影響。以本次喪禮為例,對于亡者的大兒子而言,換算為現金,他平均每年在喪禮中大約需要支出225元左右,其中的現金支出每年約為100元。與當地每戶每年只有800多元的現金收入相比,這仍是一筆不消的支出。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喪禮對于當地一個一般家庭的經濟影響呢?
首先,對于當地一個中等經濟水平的家庭而言,喪禮基本是“收支平衡”的。以本次喪禮來看,其耗費主要包括當事人家的牛和豬,買來的八頭小豬,以及購買蔬菜、米、煙、酒等必要支出。其中,牛和一頭豬“是老人自己養的”,其他全部支出換算為現金約為4500元左右。而最后一天的參與喪禮的家庭共湊錢1000多元,也就是說,他們家的實際現金支出為3000多元。這對于當地大多數家庭還是能承受的。這就避免了當事人家庭被這樣的事件拋入突然貧困,保證了喪禮不至于從經濟上擊潰大部分家庭。
其次,喪禮事實上是反對過度消耗的。喪禮過程中殺的牛的大小,可以按自己家的實際經濟情況來調整,“有錢的殺大牛,沒有錢的殺小牛”,需要的豬和雞的大小和數量也同樣如此。并且,當事人家庭還可以主動拒絕難以承受的過度禮物贈予。例如,本次喪禮中就有外村的遠房親戚表達了“牽牛”的意愿,但遭到了當事人家的婉言謝絕。
最后,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實物收入的話,其實喪禮的支出在一個一般家庭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非常大。從對該村經濟狀況的長期調查來看,如果計算實物收入(種植業、家庭飼養業、漁業等)以及打工經濟的收入,結合2007年經濟統計年表中人均862元的數據來看,當地家庭目前的平均年收入達到了約3000元左右。對于大部分家庭而言,除了當年造成的直接較大影響外,平均每年換算為現金200多元的,占全年總收入7%左右的支出,除了對最為貧困的七八戶家庭影響較為明顯外,對大部分一般家庭還是能夠承受的。
哈尼族喪禮中的經濟消耗,因而是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經濟運行方式。它是一種通過食物的儲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的方式,實現共同體內部處理剩余產品、相互分擔經濟壓力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有效制度。它也許是對以往共同體應對生存危機、共同分擔風險的慣性表達。在此意義上,它不僅是一種長期的無息信貸制度,還是一種社會保險制度。我們從中不僅看到了經濟的復雜運行,更可以體會到社會關系所具有的經濟功能,特別是在此過程中社會關系的不斷“增值”。
三、禮物的流動與社會的構建
每一種經濟的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的現象。⑧特別是對于禮物而言,它的核心意義,就在于經濟表象背后所產生的某種社會權利與人的流通。⑨哈尼族喪禮中的消耗同樣并不限于食物借貸的經濟功能,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背后的社會關系的聯結。正如當地人對該現象的認識一樣,對于喪禮中的財富和禮物流動,大家都毫無例外地明確反對這是一種“經濟關系”,而認為這是親戚朋友相互幫助的必要方式。得到他們公認的表述是“有借有還,互相幫助”。對喪禮禮物的分類及其與社會關系的對應充分表明了,其中的禮物流動絕不限于經濟目的,其根本目標是指向社會構建的。
從贈予者與亡者的關系、禮物贈予的時間、種類和數量出發,我們可以對此次喪禮禮物贈予情況進行如下總結:
一、舅舅(第一代姻親):16日雞一只、銀制挖耳勺一只;19日小豬一頭;
二、妻子娘家(第二代姻親):17日雞一只;19日牛一頭;
三、大兒媳婦(第三代姻親):17日雞一只;19日牛一頭;
四、大女兒夫家(第三代姻親):17日雞一只;18日小豬一頭,大量薄餅等;
五、小女兒夫家(第三代姻親):17日雞一只;19日牛一頭;
六、本村張氏家族家庭(家族親戚):19日送給當事人家兩升米、一斤黃豆;
七、外村張氏家族親戚(家族親戚):19日每支隊伍送給當事人家約30斤米;21日每戶湊給當事人家5~10元錢;
八、非本家族家庭(本村或外村非本家族家庭):19日本村非本家族家庭每戶送給當事人家5斤柴火;21日每戶送5~10元。另外,村寨內外親戚朋友共約30多戶贈送約10公斤的小豬30多頭。
如上所示,禮物的分類實質上是與社會關系的分類相互對應的。禮物的不同類型,勾勒了一幅以當事人家庭為中心展開的層次清晰的社會關系圖示,而其中最首要的便是親屬與非親屬的不同。
對于非親屬來說,他們只需要在喪禮最后贈送柴火和一些錢即可。而且,他們并不參與喪禮具體事務。如大李家族的一位老人就告訴我們,“這是他們張家的事情,我們不好插手”。當然,喪禮并非就此把非親屬完全排除在外。特別是如果當事人家殺自己飼養的第二頭牛的話,這頭牛的肉是要專門分給參與喪禮的其他家族的人員的。而即便不殺第二頭牛,也還要在出殯時專門為其他家族的成員煮一鍋叫做“雅剎伊”的肉來感謝他們的幫助。
在親屬內部,禮物的不同性質和數量,進一步展現了哈尼族基于血親、姻親、其他家族親屬區分的不同層次的親疏關系。如牛對應的是姻親(姻親中的舅親是特殊的⑩),小豬則主要是家族親戚和其他朋友。禮物數量進一步表明了其間的差異,即姻親的禮物最多也最為貴重,其他家族親屬、朋友則逐漸次之。
其中,直系血親包括了亡者的兒子們,以及亡者的兄弟及其兒子們。他們因為是“一家人”而不必相互贈禮。但需要說明的是,他們內部其實也是有區分的。如喪禮中涉及用錢、收禮等重要事務,便只是由當事人的兒子來處理。
與之相對,贈牛的各代姻親的禮物卻是最為豐厚的,約占整個喪禮消耗的45%。如上所示,依據不同輩分,姻親從上至下還可以細分為由亡者的母親、妻子和女兒所依次形成的亡者的舅親、亡者妻子的娘家和亡者女兒的夫家三代姻親。姻親團體通常限定在三代以內。三代以后,兩個家庭間的第一代姻親關系才結束。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之間諸如喪禮、婚禮等產生的禮物交換也是要連續維持三代的,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交換關系視為一種契約式的代際轉移。
而本家族其他親戚,他們的經濟消耗并不大,但他們投入的人力卻是最大的。另外,其他非親屬的消耗約占整個喪禮的十分之一。它們在整個喪禮中的投入無疑是最小的。
可見,喪禮中展現了哈尼族社會的以血緣為根基,同時充分重視婚姻關系的基本社會規則。它表現為以家庭為中心的,依循血緣和地緣關系逐漸向外擴展的基本社會結構,即按“直系血親―姻親―家族親屬―非親屬”來決定親疏關系的逐層向外擴展的同心圓結構。[11]這也就使喪禮禮物交換具備了有等級差異的社會性消耗的基本特征。
喪禮中的禮物表明,獲取使用價值只是禮物交換的表面目標,其根本卻是指向禮物背后社會關系和結構的再生產。借助禮物的流動,喪禮實現了社會團體之間邊界的區分,特別是他們內部社會關系的強化。它因而是一種借助于物的經濟價值的消耗,來構建、鞏固社會關系的特殊方式。它說明了“物品的流動與人際關系之間的緊密聯系”,進而,“不僅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能決定物品的既定運動,同樣,某種特殊的交換也能產生特定的社會關系”。[12]
但必須說明的是,通過禮物所描繪和再生產的社會結構,應當被視為哈尼族文化的一種“理想類型”,它同現實是有差異的。例如,表親、鄰居或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有時就比姻親還要親密和重要得多。舅舅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喪禮對舅舅這個角色的重要性給予了毫不掩飾甚至略顯夸張的強調。他在從始至終的喪禮中得到了不同尋常的最尊貴待遇,特別是“阿威謝”中,舅舅要接受當事人家的“付款”這一極具戲劇表演性質的儀式,集中地表明了舅舅社會角色的特殊性。[13]這同哈尼族普遍流行著“舅舅最大”、舅舅要“叫三代”(維持三代關系)等說法是相吻合的。[14]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少量村民同他們的舅舅關系卻并不是最親密的。甚至還有極端的相互不來往的案例。
綜上所述,哈尼族喪禮中的經濟運行方式特別是禮物交換,并不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它精巧的運作過程、復雜的交換流程、層次分明的結構特征、多樣化的功能和意義等都表明了,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適應當地現實狀況的一種合理安排。它是一種食物的儲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制度,具備按大致同等比例靈活決定實際支出、契約式的代際轉移有、等級差異的社會性消耗等主要特征。它因而是一種“嵌入”于當地社會結構的經濟方式。[15]它服從于共同體穩定和延續的首要訴求,是當地人保障自身社會延續、實現社會再生產的一種基本機制。[16]我們可以推想,在當地社會沒有發生結構性的重大改變之前,它還將延續下去。
注釋:
①摩匹是哈尼族基于家族區分的神職人員。
②遵循當地哈尼族避諱亡者姓名,以及相關親屬姓名的規則,該個案中出現的相關人名均使用化名。其中的部分重要儀式名稱用哈尼語進行了標注。
③“當事人家庭”是指,除了亡者的妻子、兒子、兒媳外,還包括了直系血親,即亡者的兄弟及其兒子們。他們作為一個“家庭”負責整個喪禮。
④相關基本數據由村委會提供,并結合實地調查進行了修正。
⑤有一些區域的哈尼族,亡者的舅舅在喪禮中需要贈送羊。但據箐口村老人回憶,在他們還很小的時候,本地就很少養羊,也許因此,這里的舅舅也就沒有喪禮中“牽羊”的規定。
⑥亡者的兒子和侄兒們身著華麗的衣服在舅舅面前跪好,舅舅幫他們纏上包頭后,由大兒子拿出了一疊零錢,總共大約四十元交給舅舅。舅舅慢慢地一張一張地數,最后還要把錢放在秤上象征性地稱稱重量。就在舅舅表示錢“太輕了”的時候,周圍本村的村民們一起高呼“太多啦,太多啦”。就在大家的歡笑聲中,舅舅“被迫”抽出其中的七八元零錢,把它們還給了當事人的兒子和侄子們。
⑦史軍超.哈尼族文化大觀[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226-249;李克忠. 寨神――哈尼族文化實證研究[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387-436;陶貴學. 新平哈尼族的喪葬習俗及其靈魂觀念[A].李子賢、李期博. 首屆哈尼族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361―372. 何作慶. 哈尼族喪葬習俗中的人際關系[J]. 云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7.4;甘俊琳. 西雙版納哈尼族喪禮芻議[ A]. 李期博. 第四屆哈尼/阿卡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320-327等.
⑧李克忠. 寨神――哈尼族文化實證研究[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387-436
⑨Snyder,S. Quest for the Northern Puget Sound:An Interpretation of Potlatch[J]. In Ethnology 14:(2) (April,1975) . 154-156.
⑩Parsons. T,Smelser,N. J. Economy and Society-A Study in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M]. 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ress. 1984. 306-307.
[11][法]馬賽爾?莫斯. 禮物[M]. 汲?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1.
[12]鄭宇.哈尼族宗教組織與雙重性社會結構――以箐口村“摩匹―咪谷”為例[J]. 民族研究. 2007.4.
[13]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M]. Aldine de Gruyter press. 1972. 186.
[14]李云霞. 哈尼族喪葬禮儀中的舅權――以元陽縣水溝腳村哈尼族多尼人為例[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