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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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碩士論文范文第1篇

論《木蘭辭》的影視改編

一、課題任務與目的

論文題目：論《木蘭辭》的影視改編

主要任務：本文主要分析對樂府民歌《木蘭辭》的影視改編，選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影響較大的兩部作品，即：美國迪士尼公司的動畫片《花木蘭》（1998）以及由馬楚成導演的《花木蘭》（2019）。本文將通過對兩部不同版本的影視作品的情節(jié)改編、主人公形象塑造、設置配角形象以及主題設置上反映出改編者各自不同的民族烙印這四個方面進行詳細對比分析。

研究目的：通過對兩部《花木蘭》的影視改編作品的對比分析，來研究中西方不同改編者究竟有何審美傾向及價值取向。

二、調(diào)研資料情況

1．謝孟，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415－417

2.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0－101

3. 李婉，穿比基尼的“花木蘭”——從敘事學角度看迪斯尼影片《木蘭》對中國《木蘭詩》的改編，《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4）

4. 李曉慶，試論中西合璧的動畫《花木蘭》，《文學教育(上)》， 2019（1）

5. 孫連琦，漫談《木蘭詩》[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0（1）

6. 楊開達，談《木蘭詩》的修辭藝術，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5）

7. 秦志希、翟晶，從迪斯尼《花木蘭》看全球化語境下的跨文化傳播，《當代傳播》，2019（2）

8. 梁靜璧，意識形態(tài)對迪士尼電影《花木蘭》字幕翻譯中歸化策略的操縱[D]，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2019年

9.畢耕、李冬青，《花木蘭》：迪斯尼演繹的東方傳奇，《中州大學學報》，2019（2）

10. 陳韜文，《文化轉(zhuǎn)換:中國花木蘭傳奇的迪斯尼化與全球化 》[A]，第六屆全國傳播學會議論文[C]，1999年

11. 塞繆爾亨廷頓，張立平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M]， 新華出版社，2019

12.宣菁，從女權主義視角解讀“中國文化”[D]，碩士論文，西北大學，2019，中國期刊網(wǎng)

13.李希光,新媒體挑戰(zhàn)舊宣傳——劉康、李希光對談錄 [J].國際新聞界,2019(2)， 第5--10頁.

三、實施方案

主要從對原作品的改編的四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這四個方面均采用：“先總述概況進行對比然后再舉具體的例子”的方法進行分析說明：

一、情節(jié)改編的異同

同：1、愛情友情一個都不能少；

2、都在戰(zhàn)爭未結束時就發(fā)現(xiàn)了木蘭女兒身的秘密

異：中：對戰(zhàn)爭的思考，上升到國家的層面；

西：對中國文化的想象；沒有上升到國家的層面上

二、木蘭作為主人公形象塑造的異同異：

異：1、娛樂化的角度：中：女人在戰(zhàn)爭中的形象，娛樂化程度不高；

西：加入幽默的元素，形象設置夸張；娛樂化程度高，沖淡了戰(zhàn)爭的嚴肅性；

2、對女性的解讀：中：人物中綜合了猶豫、婦人之仁、愛情、理智等，將木蘭的形象立體化，符合現(xiàn)代社會對女性的解讀；

西：突出一個普通女孩的個性形象，突出強調(diào)個人主義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帶有西方的色彩，強調(diào)女性的獨立，自由；

三、配角形象設置的異同：

同：都成功設置了“配角”形象；

異：中：以戰(zhàn)爭中的真實存在的人物為配角，表現(xiàn)了兄弟間的感情；

西：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影片中加入了“中國龍”作為配角，認為“龍”是中國的象征，是吉祥物；

四、主題設置上的不同，反映出改編者各自的民族烙印的異同：

異：中：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將人性放在國家利益面前進行拷問；宣揚集體主義的愛國精神；

西：西方文化的烙印：強調(diào)個人主義，宣揚女性的自由、獨立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

四、預期結果

課題任務： 論文選取對詩歌《木蘭辭》的典型改編影片，通過對兩部影片中的“情節(jié)改編、主人公形象塑造、設置配角形象以及主題設置上反映出改編者各自不同的民族烙印”這四個方面進行詳細對比分析，反映出東西方文化的差別。

預期結果：通過對兩部《花木蘭》改編影片的詳細分析研究，來揭示出中西方不同的審美傾向以及價值取向。

結果形式：以不少于8000字的畢業(yè)論文完成。

五、進度計劃（請依照學校要求的當期論文進度填充）

2019年11月16日—11月30日：聯(lián)系指導教師查閱資料，擬定選題

2019年12月1日—12月31日：確定選題

2019年1月1日—1月15日：在教師指導下撰寫開題報告

2019年1月16日：參加開題報告答辯會

2019年1月17日 —2月28日：在教師指導下修改開題報告，擬定論文大綱

2019年3月1日—3月31日：在教師指導下撰寫論文初稿

2019年4月1日—4月9日：中期檢查，修改初稿，形成二稿

古代文學碩士論文范文第2篇

山西大學對國學如此感興趣，并不是追逐時下的“復古風”，而是因為山西大學有著悠久的國學研究傳統(tǒng)和厚實的學術基礎。原來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兩大弟子黃侃、李亮工（時稱“北李南黃”）都曾在山西大學執(zhí)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屆研究生7人中的兩人柏逸蓀與姚奠中也曾同時執(zhí)教于此。特別是姚奠中，為章太炎的關門弟子，在此執(zhí)教達半個世紀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學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劉毓慶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長。他的再傳弟子郭萬金則為現(xiàn)任文學院院長。

章門晉脈，薪火相傳。正是他們幾代人的堅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傳、發(fā)揚與光大。

國學大師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黃”

余杭章太炎繼承了顧炎武“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與理想，在國勢傾頹之下高呼“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扛起了“復壯”華夏文化學統(tǒng)的使命，即使于獄中也仍不忘繼任學統(tǒng)，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堅定，“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tǒng)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蘇州等地講學，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xù)發(fā)展盡其畢生之力，把這種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學術上要求嚴格、實事求是。他強調(diào)自己的治學思想是“樸國學以《說文》《爾雅》為根柢”，即以小學為基礎，又強調(diào)讀經(jīng)，“今日讀經(jīng)之要，又過往昔”，讀經(jīng)史之效在于“鞏固國本”。并說，小學是管鑰，諸子是堂奧，要以諸子為歸，在傳道授業(yè)解惑之時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治學方法上講究“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情感”“汰華詞”6條規(guī)則，他認為，只有“精研訓詁”“博考事實”才能“每一下義，泰山不移”。其《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shù)之巨制，開辟了漢語言文字學、經(jīng)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xiàn)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學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黃侃、錢玄同、沈兼士等在語言文字音韻方面成了大家，劉文典在治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歷史學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繼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則是魯迅。可見章太炎教澤之博，門廡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執(zhí)教于山西大學，解放前主要是黃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蓀、姚奠中。

湖北的黃侃留學日本時，在東京師事章太炎，受小學、經(jīng)學，為章氏門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學任教，講授《說文》。黃侃在經(jīng)學、文學、哲學各個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尤其在傳統(tǒng)“小學”的音韻、文字、訓詁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張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應以《說文》和《廣韻》兩書為基礎，重視系統(tǒng)和條理，強調(diào)從形、音、義三者的關系中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學，以音韻貫穿文字和訓詁。

李亮工，山西運城河津人。他對章太炎十分欽佩，不離左右，謙虛而真誠地向大師請教，與黃侃同時成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學問大有長進，名聲大振，時稱“北李南黃”。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學校長，他雖與閻錫山同為赴日留學生，但對閻在山西的作為有諸多不滿。不久憤然辭去山大校長職務，回家鄉(xiāng)籌資辦學。由于山西大學師生懇切敦請，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學，后來兼任國文系主任，潛心講授《說文》《爾雅》《音韻學》等，深居簡出，再不過問校政。平時，他只與山大校長王猷丞、文科院長張貫三、教授張靜山、馮次經(jīng)等少數(shù)友人來往，課余惟閉戶研讀。李亮工博聞強識，精于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堅持“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樸學”原則，直接章門薪傳。其著作甚豐、作風樸實，對后世影響比較深遠。

柏逸蓀曾在貴陽師范學院任副教授，后又轉(zhuǎn)任山西大學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還有景梅九、景耀月、劉景新、鄭云飛、劉一化等，他們對國學的承傳都有一定的影響。

姚奠中―劉毓慶―郭萬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關門弟子，今年已98歲，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學問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詩書畫印，無一不精，是我國著名的學者、詩人、書法家、畫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繼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與理想，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并且全面繼承了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他強調(diào)：以小學為基礎，以經(jīng)史為根柢，以諸子為歸宿。認為諸子是要解決現(xiàn)實問題，因此要以它為歸結點。

姚奠中先在“無錫國學專修班”學習，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學行，遂轉(zhuǎn)入“章太炎國學講習班”，接著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錄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歲。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開始了教書生涯。時值，他不得不輾轉(zhuǎn)于安徽、貴州、云南等地。在顛沛流離中，教育救國的理念一直伴隨著他。

1951年，姚奠中從貴陽回到太原，任職于山西大學。除擔任教授、系主任等職務外，還參加多重政治、社會團體的活動。從20世紀80年代起，曾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山西省政協(xié)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元好問學會會長等職，還在山西省文聯(lián)、作協(xié)擔任著會長、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國優(yōu)秀教師，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被收入英國和美國的國際名人傳。

姚奠中執(zhí)教半個多世紀，轉(zhuǎn)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劉毓慶。

劉毓慶，山西洪洞縣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齡最小的一位，現(xiàn)在為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齡上限規(guī)定在40歲，而劉毓慶當時大學剛畢業(yè)，只有24歲。他以第二名的成績被錄取。同班11人，平均年齡是37歲。因為有年齡優(yōu)勢，姚奠中指導他與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礎，從小學入手，而后讀經(jīng)史著作。

1981年，劉毓慶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任教。1986年，劉毓慶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初露鋒芒，被破格評為副教授，當時僅32歲，是山西省最年輕的副教授。河北大學教授、著名學者魏際昌在他申請職稱的論文評閱書上就毫不諱言地說：“此人應徑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劉毓慶晉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師從褚斌杰攻讀博士，1999年畢業(yè)，獲博士學位，返回山西大學執(zhí)教，任中國古代文學所所長。2001年，任山西大學文學院院長。

古代文學碩士論文范文第3篇

隨著計算機語料庫技術的發(fā)展，語料庫語言學已經(jīng)從方法論和語言研究手段成長為一門完整的學科，既有純理論研究，也有應用研究（Laviosa，2002）。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我們可稱為語料庫翻譯學，其主要含義是：以語言理論和翻譯理論為指導，以概率和統(tǒng)計為手段，以大規(guī)模雙語真實語料為對象，采用語內(nèi)對比與語際對比相結合的方法，對翻譯現(xiàn)象進行歷時或共時的描述和解釋，探索翻譯的本質(zhì)（王克非、黃立波，2007）。可以說，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的出現(xiàn)為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體驗。

《論語》作為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闡釋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論語》核心詞在英譯本中的翻譯對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極具意義。《論語》整體圍繞著“仁”“義”“禮”“智”“信”這五個重要的哲學術語。隨著翻譯研究方法的日趨多元化，翻譯研究也越來越注重文化傳承和弘揚。而語料庫方法的應用就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翻譯研究。

本文主要基于平行語料庫，針對《論語》中的核心哲學術語在理雅各、韋利以及許淵沖這三個英譯本中的翻譯，對研究對象進行定量與定性研究。以三者作為比較對象，指出他們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處，探究這些翻譯差異出現(xiàn)的原因。

兩千多年來，《論語》不斷向周邊地區(qū)傳播，在亞洲形成了一個儒家文化的擴散地。17世紀的來華傳教士曾將《論語》《大學》等譯為拉丁文并在歐洲出版，為儒家思想在歐美等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流傳奠定了基礎，東西方文明開始碰撞出火花。《論語》開始被譯為英語，在此期間涌現(xiàn)出許多漢學家，他們的譯著對歐美國家認識、了解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19世紀起，中國漸漸打開國門，《論語》成為文學和翻譯研究的焦點。迄今為止共產(chǎn)生了約六十個《論語》英語全譯本或節(jié)譯本，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1861）、辜鴻銘（1989）、韋利（1938/1998/2005）、龐德（1951）等人的譯本。從譯本的翻譯風格、翻譯策略、譯者動機、讀者對象和譯本質(zhì)量來看，譯界對各譯本的評價一直褒貶不一。（陳?D，2009）

二、《論語》英譯本研究現(xiàn)狀簡述

（一）《論語》英譯本研究主要趨勢

通過查閱知網(wǎng)收集的大量資料來看，關于《論語》英譯研究的碩士論文有96篇，博士論文7篇，收集到的期刊文章有150篇，會議論文4篇。其中對《論語》英譯本的研究主要以理雅各、韋利和辜鴻銘的英譯本研究為主，研究內(nèi)容主要是翻譯理論研究和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對譯本是否真實反映原文的思想和精神關注不多。

《論語》英譯研究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國內(nèi)外學者研究的方法和主題各不相同。國內(nèi)偏重語言方面的研究，而國外側(cè)重多層面論述《論語》的思想詮釋。綜合來說，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譯本研究（主要有單個譯本的研究、兩個譯本的研究和三個及以上譯本的研究）；2.譯者及其翻譯特色的研究；3.《論語》翻譯及其傳播歷史的研究；4.《論語》關鍵詞的研究。（劉文娜，2012）

（二）《論語》英譯本的選取

本文選用眾多譯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個譯本：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理雅各（James Legge）和許淵沖的譯本，對其進行頻次及意義分析，發(fā)現(xiàn)他們的譯本表現(xiàn)了不同的文化層次。理雅各（1815-1897），英國傳教士，于1861年出版《中國經(jīng)典》第一卷，其中包含《論語》，在譯文下進行了大量的注釋和解說，這是為了讓其他傳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以便于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實現(xiàn)他們的宗教殖民目的。理雅各的翻譯反映了外國傳教士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及其評價。亞瑟?韋利（1889-1966）是英國著名的漢學家、文學翻譯家，曾就讀于劍橋大學并擔任圖書管理員，在此期間進行漢語研究。亞瑟?韋利的《論語》英譯本是目前世界上比較通行的版本，因其文字簡練，通俗易懂，在國內(nèi)也很受歡迎。從他的翻譯中我們可以了解外國人眼中的孔子形象。許淵沖（1921-），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在翻譯《論語》時，查閱了大量的典籍，對孔子及其思想進行了大量考證和研究，并在譯文中盡量說明，附有前言、譯注以及注釋和評論。許淵沖的譯本可以稱得上是《論語》譯本在新時期的代表作，從他的譯本中，我們既可以看到翻譯理論的發(fā)展，也可以感受到人們對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上的變化。

三、核心術語的翻譯分析對比及譯者身份的探究

《論語》英譯本數(shù)量眾多，筆者從中篩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三本進行分析。現(xiàn)將這三個譯本中的五個哲學術語的譯文翻譯及其頻次列入表1～表5。

（一）?g語“仁”的譯文

1.“仁”的基本釋義

“仁”在《論語》中出現(xiàn)109次。歷來研究《論語》的學者多認為《論語》主要是講“仁”的。楊伯峻先生認為《論語》的核心是“仁”。他做了一個統(tǒng)計：《左傳》中“禮”字出現(xiàn)了462次，“仁”字只出現(xiàn)了33次；而《論語》中“禮”字出現(xiàn)75次（《論語詞典》統(tǒng)計“禮”字出現(xiàn)了74次，見《論語譯注》第311頁），“仁”字出現(xiàn)了109次（《論語譯注?試論孔子》第16頁）。筆者認為，《論語》的核心思想確實是“仁”。《論語》中“仁”的詞義不能一概而論。從大的方面說，它指在天下范圍內(nèi)行仁政；從小的方面說，它指“愛人”，指忠恕，指做人的根本――孝悌。要做一個真正的“仁人”很難，但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一點一滴地行善，踐履仁德。

2.“仁”在三種譯本中的英譯及其對比分析

“仁”字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意義，正是因為如此，“仁”字的翻譯增加了難度。對于許多西方譯者來說，英語中很難找到與“仁”準確對應的單詞。因此，每個譯者都會有他自己對“仁”的理解以及表達。

理雅各把“仁”譯為“virtue、virtuous、perfect virtue、benevolent”等。由表1可知，譯為“virtue”“perfectly virtuous”的頻率最高。不過，許多學者并不贊同這種譯法。對于處于傳教士翻譯時代（1691年～1895年）的基督教傳教士理雅各來說，他的譯本本身帶有一種基督教色彩，他始終站在宗教立場上審視“儒教”。比如同一個核心術語“仁”在不同文本、不同語境之中的釋義和詞性可能會發(fā)生很大變化，而理雅各卻不加區(qū)分地譯為同一個單詞“virtue”，這不能說明“仁”的全部含義。

（1）觀過，斯知仁矣。

理雅各將例（1）譯為：By observing a man's faults，it may be known that he is virtuous.但是，此處“仁”為通假字，通“人”。這句話的意思為：觀察某人犯的錯誤，就知道他是什么樣的人了。理雅各采用一貫的直譯法，就會將該句中“仁”的含義曲解。

韋利則通篇用“goodness”或“good”來解釋“仁”。這種譯法雖然看上去包含了仁愛、愛護和幫助別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卻擴大了“仁”在《論語》中的含義。其實，孔子所提倡的為人之道并非簡單地做個好人（“to be good”）。對于西方讀者而言，譯者若把“仁”單純地翻譯為“goodness”，“人道”的基本含義將無法傳遞，“仁”所蘊含的本質(zhì)含義無法被讀者理解。

許淵沖作為國內(nèi)翻譯界比較有名氣的華人譯者，比國外的漢學家更具地域優(yōu)勢，對本國以及本土文化的理解會更加精準，同時他又擅長英語翻譯，這就是許譯的優(yōu)勢所在。盡管筆者不能斷言本土譯者一定比西方學者理解的更到位，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無論是從地域還是從文化角度來看，本土譯者更占優(yōu)勢。所以，通過三個譯本的對比，許淵沖譯本對于“仁”的英譯顯得更為靈活而不單一，對原文的意義表達更為貼切、到位。

（二）術語“義”的譯文

1.“義”的基本釋義

“義”作為儒家倫理學范疇之一，常與“仁”字組合為“仁義”一詞。《論語》一書中，直接論及“義”的共20章，但沒有對它進行明確或直接的釋義。《禮記?中庸》：“義者，宜也。”以“宜”釋義，久已公認。《說文》段注：“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朱貽庭（2003）認為“義者宜也”的含義在春秋時期已經(jīng)比較明確。“義作為適宜于禮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義就是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制，達到‘義節(jié)則度’。”因此，“義”字一般作“適宜、適度、適當”解，是一種衡量君子的道德標準，也是對君子的道德要求。但也有其他拓展性解釋，如李澤厚將其釋為“正義、正當”，張岱年將其釋為“應當、當然”。

2.“義”在三種譯本中的英譯及其對比分析

由表2可知，三位譯者都側(cè)重把“義”譯為“right”。根據(jù)朗文詞典“right”有以下三?N基本釋義：①正當?shù)模虎谡_的；③恰當?shù)摹Ｆ渲小罢數(shù)摹⑶‘數(shù)摹迸c其基本釋義相符，可見三種譯本沒有違背“義”的基本含義。在理雅各和許淵沖譯本中還出現(xiàn)了“duty”的釋義。“duty”有“義務、責任”義。

（2）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理譯：A superior man takes office，and performs the righteous duties belonging to it.

韋譯：A gentleman’s service to his country consists in doing such right thing as he can.

許譯：If a cultured man serves his state，he is only doing his duty，though he knows he cannot put his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此句原義本是君子出來做官，只盡應盡之責。理雅各和許淵沖譯本中都將“義”譯為“duty”，充分表達了為官者承擔責任、服務國家的含義。相比之下，理雅各在“duty”前還加上了修飾詞“righteous”（正當?shù)模c原義“應盡”相對應，更接近原文。而韋利直譯為“right”，根據(jù)前文分析，“right”的三種基本釋義中不包含“責任”這一含義。由此可見，韋譯對于本句“義”的理解存在偏差，欠缺上下語境考慮，忽略了其內(nèi)涵。通過比較、分析三者譯文，理雅各對“義”的理解更為精準，在“義”的譯文選詞上更加合理，值得借鑒。

（三）術語“禮”的譯文

1.“禮”的基本釋義

“禮”在《論語》中出現(xiàn)70多次。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可謂是僅次于“仁”的重要概念。“禮”的本義是“求神賜福的祭祀活動”。安樂哲和羅斯文在研究《論語》時說：“古漢語的施事功能大于描述功能，《論語》中的語言是規(guī)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因此，孔子在談論‘禮’時，并沒有說‘禮’究竟是什么，而是規(guī)勸我們要‘依禮而行’。”因此，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禮”的本義漸漸被引申為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

2.“禮”在三種譯本中的英譯及其對比分析

對于“禮”的英譯，韋利側(cè)重于使用“ritual”（52次），這種譯法忽略了“禮”的內(nèi)涵，僅僅作為一種儀式，有失穩(wěn)妥。在西方讀者的理解下，“禮”只是一種繁雜的禮儀、儀式，而不知道“禮”所蘊含的倫理道德這一內(nèi)在本質(zhì)。所以，韋利的譯法并不可取。

理雅各用“the rules of propriety，propriety，ceremonies”等來解釋“禮”。他自己也認為，英語中很難找到與之相匹配的單詞，所以嘗試交換單詞來表達出“禮”的真實含義。他的譯法得到了不少學者的支持。因為“propriety，the rules of propriety”不僅表現(xiàn)了“禮”外在的規(guī)章制度，也包含了它內(nèi)在的“公正、正直”之義。同樣，許淵沖用“rites”（24次）和“ritual”（22次）跟韋利的翻譯一樣遺漏了“禮”的內(nèi)在含義。

（四）術語“知”的譯文

1.“知”的基本釋義

“智”，古代作“知”。《說文解字》：“知，詩詞也。從口從矢。”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對“知”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有116次之多，并指出“知”有三種解釋：①名詞：知識（2次）；②動詞：知道，曉得（89次）；③同“智”：聰明，有智慧（25次）。

2.“知”在三種譯本中的英譯及其對比分析

由表4可知，理雅各側(cè)重采用“wise”“knowledge”和“wisdom”這三個詞解釋“知”。

（3）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理譯：There is the love of knowing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Cthe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dissipation of mind.

對例（3）這句話進行翻譯處理時，理雅各將“知”譯為“knowing”，指“會意的、心照不宣的、知情的”。而《論語通解》中對這句話的解釋則是“愛好聰明而不愛好學習，其弊病是使人放蕩”。“knowing”不包含“天性”義，因此，它無法將這句話的本義傳達出來，可能導致西方讀者的誤解。

與傳教士譯者相比，韋利譯本的優(yōu)勢在于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視角看《論語》，對中國文化多了一份包容，從學術研究角度盡量公正、客觀地還原《論語》的本色，去除了宗教色彩。作為詩人的韋利，其譯本也蘊含了詩的韻味。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韋譯：To prefer it is better than only to know it.To delight in it is better than merely to prefer it.

韋利運用層層遞進的修辭手法，使文字具有清新典雅的風格，達到了翻譯中“雅”的原則。在翻譯核心術語“知”時，多傾向于書面語，使其不失原意。處于《論語》翻譯新階段（1898～1979年）的詩人兼學者韋利，既不受理雅各等傳教士英譯的影響，也不受中國儒學傳統(tǒng)研究模式的影響，而是以他獨有的詩人氣質(zhì)去看待孔子的觀點。卞之琳曾經(jīng)贊揚他“擅用半自由體翻譯”。崔永祿曾說：“韋利的譯本盡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風貌，注意細節(jié)的傳譯，尤其宜于學者進行研究使用。”

與其他兩位譯者不同的是，許淵沖的譯本更加注重文學效果，喜用意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思想也與時俱進。在許淵沖看來，《論語》放在當代語境下翻譯有其現(xiàn)實意義。他在譯本前言中說道：“儒學應該進行現(xiàn)代化，以使人們更聰明、更向善、更英勇，這樣人類在21世紀才能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

許譯在給讀者傳輸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帶給人們美的享受。

（5）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許譯：The wise，said the Master，are free from doubts；the good，from worry；and the brave，from fear.

許淵沖將該排比句式中“……者不……”的四字結構均譯成“the…（are free）from…”的英?Z短語，使人感覺譯文一氣呵成，不失原文排比的氣勢，展現(xiàn)了句式的形美。

（6）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許譯：The wise，said the Master，delight in water while the good delight inmountains.The wise love mobility while the good love tranquility.The wise livehappy while the good live long.

譯文尊重源文，對仗工整，讀起來瑯瑯上口。許淵沖通過《論語》這一平臺積極參與到西方世界對中國儒家經(jīng)典的討論之中，意欲和其他中國學者一起構建一個和諧的儒學研究的國際環(huán)境。

（五）術語“信”的譯文

1.“信”的基本釋義

在《論語》中有38處地方出現(xiàn)了“信”。《說文解字》中對“信”的解釋為：“誠也，從人從言，會意。”本義為“誠實、講信用”，這也是《論語》中“信”所使用的核心義項。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目的是希望人們按照“禮”的規(guī)定互守信用，借以調(diào)和統(tǒng)治階級之間以及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從而實現(xiàn)“克己復禮”的理想。在儒家傳統(tǒng)文化中，“信”被看作是立國之本，也是衡量君子的標準。

2.“信”在三種譯本中的英譯及其對比分析

由表5可知，三種譯本中對“信”的翻譯大致包括“sincerity，sincere，promises，faith，faithful，trustworthy”。

（7）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理譯：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whether，in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韋譯：Master Zeng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peat6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許譯：I ask myself，said Master Zeng，three questions every day.In dealing with others，have I not thought of their interests？In making friends，have my deeds not agreed with my words？In teaching students，have I not put into practice what I teach them？

理雅各譯本中把“信”譯為“sincere”，“sincere”在朗文詞典中的翻譯為“真誠的”。韋利選擇“true to my word”，“true to”的意思是“忠實于”，即可理解為“忠實于我所說的話”。許淵沖把“信”譯為“agree with my words”，理解為“與我所說的一致”。從原文結構和語義表達上看，理譯略勝一籌，“sincere”不僅與原文結構對等，而且表達了原文“信”為“誠實”的含義。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理雅各對該句中“信”的翻譯更為恰當。但從表5整體來看，諸如“fulfill your word，keep his word，believe”（韋譯）和“agree with my words，make a promise”（許譯）將“信”行為化，表達出“說話算數(shù)”的意思，這是理譯沒有考慮到的，也是它所欠缺的細節(jié)。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