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機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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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論文范文第1篇
1.1通過價格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1.1價格機制的概念。價格機制的概念是，市場上的某一類商品在市場競爭中，其市場價格和商品供求變化形成的一種有機聯系。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價格來映射出供求關系，并根據價格變化對生產、流通作出合理、及時的調整，從而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中，價格機制是其中最為有效和敏感的調節機制，價格的變化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經濟活動。因此價格機制在郵電通信經濟市場中具有導向作用，通過供求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制約關系，可以有效調節郵電通信經濟的杠桿。
1.1.2具體實踐策略
1.1.2.1通過價格機制提升質量、控制成本。對于郵電通信的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機制可以作為一種市場競爭的有效工具。為了占據更高的市場經濟份額，郵電通信經營者和生產者應以廉價作為自身優勢，盡可能控制成本，為價格調節提供出足夠的波動空間，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應當注意的是，經營者和生產者在盡最大努力壓低生產成本的同時，還應當保證郵電通信服務的質量，這樣才有利于郵電通信的長久發展。
1.1.2.2通過價格機制調整郵電通信生產結構。海面上細小波紋往往暗示著水下的巨大漩渦，在市場經濟中也是如此。價格上的微小波動看似平常，但是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對其掉以輕心，因為價格上的變化可以映射出整個行業的更深層次的生產結構變化趨勢。對于郵電通信經營者、生產者來說，價格波動是調整生產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和生產規模的信號，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衡量郵政業務或通信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最佳參照。如果某種郵電通信產品不被受眾所認可，經營者和生產者首先能夠從價格變化情況中得到反饋信息，從而對郵電通信生產結構做出及時調整。
1.1.2.3通過價格機制反映郵電通信市場變化趨勢。當一種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逐漸被受眾淘汰，其市場價格也會受到影響，因而不同的郵電通信產品或業務的市場價格變化可以反映出郵電通信市場的發展趨勢，這也為經營者和生產者開發產品和服務類型提供了有利參考。例如，過去幾年固定電話市場的繁榮與當前固定電話市場的衰敗就是很好的例子，郵電通信業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機通信中，這體現了價格機制的作用。
1.2通過競爭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2.1競爭機制的概念。競爭機制的概念是，各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以自身經濟利益為基本目標展開激烈競爭，并因此形成了經濟市場的優勝劣汰。這種市場機制使市場具有一定的自凈功能，從而能夠保持市場良性發展。
1.2.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是其內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結果，經營者和生產者與其消極等待或隨波逐流，不如加強自身競爭意識，牢牢把握住時代脈搏，在競爭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及時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作出調整，適應市場規律。
1.3通過供求機制促進郵電通信經濟發展
1.3.1供求機制的概念。供求機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發揮作用的現象。供求關系是市場內部矛盾的核心，會受到競爭和價格這兩方面的影響，相應地，也對競爭和價格造成影響。供求關系與市場中各個環節都有著緊密的聯系，能夠最直觀地反映出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聯系。
1.3.2具體實踐策略。郵電通信領域的經營者和生產者應充分利用供求機制來合理調節生產、經營策略，抓住機遇，改變營銷手段，推廣新型產品和業務。沒有供求關系就無法產生市場，在郵電通信經濟中，當通信能力超過市場的需求，即供過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降低，并且延緩郵電通信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應突出自身產品特色，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如果通信能力滯后于市場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場價格就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控制成本，通過價格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郵電通信行業的經營者和生產者不能把市場供求機制簡單地、人為地固定化，一定要結合所處地區實際的通信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等制定自身發展戰略。
2結束語
市場機制論文范文第2篇
一、戰略成本意識觀念
戰略成本意識見指企業管理人員對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夠的重視，充分認識到企業成本降低的潛力是無窮無盡的。這種無窮無盡降低成本的思想必須依靠組織措施的配合才能形成現代完整意義上的戰略成本意識。表現為：
①把降低成本的工作從管理部門擴展到供應、生產和設計等各個部門，形成全廠全員式的降低成本格局，形成縱橫貫穿企業內部各部門的“組織化成本意識”。
②將降低成本從戰略布局的高度加以定位，即從選擇開發項目種類、規模起就注入成本思想，確立具有長期發展現的“戰略性成本意識”。
二、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觀念
筆者認為，成本管理的環境是成本管理研究的邏輯起點，從目前市場環境來說，幣場已明顯進入了“微利”時期。因此，企業幾乎不可能依靠高價格獲取利潤。計劃體制下的“節能降耗”和單項成本管理等簡單的管理模式已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因此，應樹立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觀念，其主要特征表現為：
1.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成本管理方法。傳統成本管理注重視有產品的節能降耗，成本下降空間極為有限。成本和利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常常是老產品虧本促銷、新產品高價難銷，不利于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重點是通過新產品開發、成熟產品的優化設計、新材料的運用、工藝技術的創新、設備技術的改進、員工素質的提高和采用計算機管理等措施，實現管理手段、方法的科學化，進而將降低成本與技術進步有機結合起來，由此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系統的企業成本管理框架體系。
2.更加注重科技在擴大利潤空間的作用。科技進步和創新是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為增強競爭力，企業必須加快產品創新步伐，提升企業技術水平。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產品創新在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創新所帶來的產出必須大于對創新活動的投入。為此，企業在實施成本管理時，特別強調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以市場為導向，實行科學的產品開發規劃和預算制度，通過優化企業資源配置，運用現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建立以科技驅動為核心的成本管理體系。
3.使企業生產組織更趨現代化，資源配置更加合理。科技驅動型成本管理很重要的特點在于，把企業的各種生產要素有機結合在一起，加快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型轉變；從注重物流管理向注重信息管理，按照信息化組織生產經營轉變；從“產—供—銷”的傳統管理模式向“營銷—開發—制造—銷售”的現代管理模式轉變，確定合理的組織結構和責任制以及完善的激勵管理機制。
三、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觀念
傳統的成本管理方法主要是以“重獎重罰”為主，它只強調管理企業的目的，而不注重達到目標的過程，忽視了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及作為一個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因此，樹立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觀念，建立成本管理文化，仍有重要意義。其內容包括：
1.樹立全員成本意識。向全體職工進行成本意識的宣傳教育，培養全員成本意識，變少數人的成本管理為全員的參與管理。
2.調動職工成本管理的積極性。
①抓干部廉潔奉公，帶頭厲行節約，為職工辦實事，使職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②抓精神獎勵，使人本特色的成本管理中的優秀職工獲得耀眼的來譽。
③抓物質鼓勵，建立職工和企業的命運共同體。
3.開發職工成本管理的能力。
①建設人才成長環境。一是心理環境建設，提高全體職工對“搞好成本管理，人才是關鍵”的認識。二是政策環境建設，企業在實行技術研究開發和管理創新中，出了問題應由領導承擔失誤責任，而取得成績時，榮譽、獎勵、署名權都屬于科技人員。三是物質環境建設，改善人才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保證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②建立人才培訓體系。一是設立專職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制定以崗位培訓為主，以脫產培訓、專題進修為輔的教育培訓計劃制度等。二是在崗鍛煉，迅速提高職工成本管理的理論認識和技能。
4.滿足員工不同層次的需求，創造一個各盡所能的氛圍，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四、成本系統管理觀念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應樹立成本的系統管理觀念，將企業的成本管理視為一項系統工程，強調整體與全局，對企業成本管理的對象、內容、方法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
首先，為使企業產品在市場上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成本管理就不能局限于產品的生產（制造）過程，而應延伸到產品的市場需求分析，相關技術的發展態勢分析，產品的設計，顧客的使用、維修及處置。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對產品的信息來源成本、技術成本、后勤成本、生產成本、庫存成本、銷售成本，以及對顧客的維修成本、處置成本等應以嚴格、細致的科學手段進行管理。如在產品設計階段推行價值分析，就是一種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成本管理手段。
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非物質產品日趨商品化。與此相適應，成本管理的內涵也應由物質產品成本擴展到非物質產品成本，如人力資源成本、服務成本、產權成本、環境成本等。
最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管理的重心應由企業內部轉向外部，由重生產管理轉向重經營決策管理，研究分析各種決策成本也就成為企業成本管理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內容，如相關成本、差量成本、機會成本、邊際成本、未來成本等。
市場機制論文范文第3篇
一、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
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國家在出現后，它并不進行生產。然而，為了維持它自身的存在和運轉，國家又必須從國民收入中分到一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國家不進行生產，它不可能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獲取它所需的社會產品，它所擁有并能加以運用的，只有強制性政治權力。國家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參加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稅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存在和運轉消耗社會產品的過程，就是財政支出。因此，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財政的存在，只需要國家這個唯一的前提。可以說，財政是國家內生的一種東西。從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到現代的計劃經濟國家，無不如此。在執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國家仍然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與財政的這種存在必要性相關的是財政籌集收入的職能。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擴展。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財政的作用就應該只限于籌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國家的存在。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并不是這么理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認識還應該更進一步。問題主要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具備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全部條件。而只要有某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現失靈。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如實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具體來說，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
1、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指的是這樣的物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物品或勞務消費的減少。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總結了公共產品相對于私人產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場對公共產品的生產進行資源配置時，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一般來說，由于“免費搭車”現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公共產品的生產量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設法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
2、外部效應
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之間或私人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效益之間的非一致性。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私人經濟主體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有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外部效應除了影響社會經濟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應導致的成本或報酬分擔不合理，它也會妨礙社會的公平。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將外部的成本或報酬內部化，使帶有外部效應的產品的生產數量改變到合理的水平。
3、壟斷
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產品的供給，使其產品的售價高于邊際生產成本時，就形成了壟斷。由于壟斷者能夠操縱市場價格，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產品邊際效益等于邊際生產成本的水平上。結果是造成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量不足，價格偏高，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對此，政府部門應該進行干預，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強迫或鼓勵壟斷者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該產品的售價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還有一些行業的規模效應很明顯，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就會自然形成壟斷。對這種自然壟斷行業，政府也應該及時加以干預，也可以劃歸政府來經營。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要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尋”成本；此外，市場在交易中總是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方總是比另一方有著更多的信息或有著更低的信息搜尋成本。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在交易中總是根據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作出決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偏離帕雷托最優。
5、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在微觀經濟中表現為上述偏離帕雷托最優的情況，市場失靈同樣也反映在宏觀經濟領域中。對宏觀經濟領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就業水平、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狀況。但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與失衡。為此，政府也必須對經濟進行調控。
但在現實中，市場失靈并沒有使市場經濟制度崩潰，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在現實中應該有一條挽救市場失靈的途徑。其中，除了認為應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觀點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擴大市場覆蓋面（即市場完全化）和提高市場效率來挽救市場失靈，但在實踐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對多種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要優化資源配置，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體現。
于其他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具有以下優勢：
1、財政手段比較靈活，稅率和補貼額可以根據外部性情況及時加以調整。
2、財政手段的管理費用低，避免了產權界定和市場交易的巨大費用。
3、財政手段在技術上比界定產權、擴大市場覆蓋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所應具有的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調節應以市場機制為主，在市場機制能夠完成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介入。只有發生市場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財政作為政
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它的職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職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配置職能。
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只能有財政來進行供給。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還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并解決壟斷的問題。
2、收入分配職能。
我們在前面提到，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所決定的初次分配狀況極不公平。這樣客觀上就要求社會有一種有助于實現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市場本身不能提供這種再分配機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場的財政手段來完成這一任務。在這一點上，財政可以說天然地具有作為進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條件——強制課稅權。這使得財政可以大規模地介入國民收入分配，通過稅制設計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進的所得稅，把資金從那些收入偏高的人們手中征集上來，然后，再通過各種類型的轉移性支出項目，如醫療保險、食品券補貼等，把資金轉移給那些收入偏低的人們。
市場機制論文范文第4篇
一、會計舞弊行為的理論基礎
美國注冊舞弊審核師協會的創始人艾伯倫奇特（W.SteveAlbrecht）提出的企業舞弊三角理論，是對舞弊行為進行分析的一個代表理論。他認為，企業舞弊的產生需要三個條件；壓力（Pressure）、機會（Opportunity）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這三個條件具體表現為：
第一，壓力。壓力是企業舞弊者的行為動機，是直接的利益驅動。事實上，任何類型的企業舞弊行為都源于壓力，只是具體形式不同而已。企業舞弊的壓力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經濟壓力、工作壓力。其中，經濟壓力是指企業管理當局或者個人為了達到特定的經濟目標或是為了掩蓋某些經濟事實而產生的舞弊動機；工作壓力包括失去工作的威脅、提升受阻、對領導不滿等，它也會促使當事人通過舞弊的手段來應付考核或者從公司的資產中進行補償。
第二，機會。機會要素是指舞弊者進行企業舞弊，而不被發現，或者能夠逃避懲罰的條件。機會要素的存在，使得舞弊動機的實現成為可能。它主要有六種表現形成：內部控制的缺乏或低效、信息不對稱、會計和審計制度不健全、缺乏懲罰措施、無法評價工作質量績效以及無能力察覺舞弊行為。
第三，合理化。合理化實質上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人們總是通過自己的意圖來判斷自己，而通過行為來判斷他人，對于自身而言，意圖總是比行為要好得多，因此為舞弊行為為尋找借口就非常容易。企業舞弊者常用的理由主要有：別人都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筆損失；我只是暫時借用這筆資金，肯定會歸還的；這是公司欠我的；我會通過其他方面予以更多的回報等等。
二、會計舞弊的理論分析
（一）面臨的壓力。壓力要素是任何舞弊行為的直接驅動力，會計舞弊也不例外。對于會計舞弊而言，它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工作壓力有其特殊之處。
1.經濟壓力在我國資本市場上主要表現為籌資壓力。
在許多企業、許多人看來，發行股票實質上是“圈錢”，而公司股票上市往往又會給個人帶來極大的好處，所以許多企業股票發行和上市動機十分強烈。然而并不是任何一個企業都是可以發行和上市股票的。根據證券法規的規定，發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須連續三年盈利，但在近幾年經濟效益整體滑坡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連續三年盈利的企業很少，于是許多企業為了發行和上市股票，便通過各種舞弊手段進行會計處理，以確保公司連續三年盈利。如四川紅光在發行上市材料中，將1996年的虧損1.03億元做到盈利5400萬元。
新股發行公司除了存在“圈錢”的想法外，還面對著“圈錢”多少的壓力。一家公司能夠募集資金的多少是由股票發行額度和股票發行價格決定的，其中股票發行額度受公司的影響較少，能做手腳的只有股票發行價格了。在我國，1996年12月26日以前，股票發行價格是根據發行當年預測的每股收益和發行市盈率計算的，由于市盈率同樣是證券主管部門所確定的，所以，許多公司就高估盈利預測，而實際完成數遠遠低于預測數。1996年12月26日，中國證監會對股票發行價格做出調整，按照發行新股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和發行市盈率計算，于是，為了獲取理想的募集資金，許多公司便在以前年度會計報表上做文章。1997年9月10日，中國證監會又將新股發行價格改為：股票發行價格＝每股稅后利潤×市盈率，其中每股稅后利潤＝發行前一年每股稅后利潤×70%＋發行當年攤薄后的預測每股稅后利潤×30%.在這種發行價格的定價模式下，新股發行公司們又在上年會計報表和盈利預測報表上同時做文章了。在這些以利潤數為基礎的定價模式下，公司為了緩解圈錢思想帶來的壓力，必然會以各種舞弊手段虛增利潤數，以期達到抬高發行價，圈入更多資金的目的。
除了IPO外，配股或增發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再籌資工具。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上市公司要求在股票市場上再籌資的欲望更加強烈。然而，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配股或增發有嚴格的要求。例如1999年以前，根據有關法規的規定，上市公司配股，在其申請配股的前3年，每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必須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不低于6%.為了滿足該要求，以保持可能的配股資格，上市公司大都需要在會計年度行將結束時測算本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是否達到10%.如果本年度凈資產收益率低于10%，則在配股壓力的驅使下，會采取各種舞弊手段來提高本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
2.工作壓力源于上市公司的處罰機制。
公司上市后可能受到的處罰包括各種原因引起的批評、譴責以及因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惡化而被特別處理、停牌等等。例如，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做好1997年股票發行工作的通知》，“凡年度報告的利潤實現數低于預測數20%以上的，除要公開做出解釋和道歉外，將停止發行公司兩年內的配股資格。中國證監會還將視情況實行事后審查，如果發行公司有意出具虛假性盈利預測報告，誤導投資者，將依據有關法規予以處罰。”基于這一規定，以及前述企業多募集資金的動機，一方面公司在上市時高估預測期間的利潤，在預測期間利潤無法實現時，又不得不對粉飾其會計報表，以避免公司上市頭一年就受到處罰，進而喪失以后配股的資格。
同時，根據滬深兩地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規則》，如果上市公司連續兩年出現虧損或者有一年的股東權益低于注冊資本，公司將被處以特別處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如果上市公司連續三年出現虧損，公司將被處以暫停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一旦因虧損而被特別處理、暫停上市乃至終止上市，公司以及其管理人員、投資者、債權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都將受到損失，這顯然是公司及相關利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出于逃避懲罰，一些處于盈虧臨界點附近的公司不得不用舞弊手段粉飾其會計報表。（二）存在的機會。機會是舞弊動機實現的前提條件。會計舞弊的機會主要體現為：缺乏內部控制制度、信息不對稱、會計政策的缺陷、審計的不足和缺乏適當的懲罰機制。
1.缺乏內部控制制度
制定嚴格的內部控制制度，對會計統計和其他經濟業務的核算做出較為合理的規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范錯誤和舞弊，提高會計憑證、賬簿、報表及產品產量與工時等信息資料的可靠性。因此，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可以確保各種信息的記錄、歸類和匯總等過程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實際情況，并能夠及時發現和糾正各種錯弊，從而保證各種信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基礎十分薄弱。目前相當一部分公司的管理當局對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不夠重視：有的并未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有的內部控制制度殘缺不全。即使建立了相關的內部控制制度，從總體上來看，仍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一是內部控制制度組織不健全，把執行了業務規章制度完全等同于加強了內部控制制度。一些公司受利益驅動，重經營，輕管理，自我防范、自我約束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內部控制的組織網絡不健全，控制制度的健全讓位于業務的發展，以致于既定的內部控制失控。二是偏重事后控制。內部控制有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之分。目前我國企業的內部控制從總體上來看，基本-上屬于以補救為主的事后控制。實際工作中，通常是待違規違紀行為發生后才設法堵塞或予以進行懲處，這樣導致內控成本較高、收效甚微，使內部控制失去效力，無法有效地防止舞弊行為的發生。
2.信息不對稱
公司管理者實施會計舞弊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流失”，實質上是公司在委托——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內生交易費用。由于內生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來源是欺騙的可能性，而只有在信息不對稱時才有可能欺騙。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委托——契約中的“局外人”之間自利行為無疑包含有管理者可能實施的會計舞弊行為。管理者會計舞弊既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委托人——所有者（公司董事會）的“欺騙”與直接撒謊，當然也是所有者因為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逆向選擇”和不可避免的內生交易費用。
在知識差別的情況下，授權者和被授權者在行動信息上處于非對稱狀態，授權者很難對公司的經營目標提出確切的要求。即便授權者有可能對被授權者提出盡可能確切的經營目標，但因管理信息非對稱分布，管理者憑借自己對公司的管理權威，即因為擁有對公司經營管理的特殊專門知識從而在有關信息的不對稱公布上處于有利地位。管理者披露信息時，會有選擇地提供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隱藏不利信息——逆向選擇；在管理過程中，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福利而不是最有利于投資者福利的行為——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管理者具有借助于會計舞弊實現自己機會主義的動機和欲望，會計舞弊就會發生。
3.會計政策的缺陷
任何一個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不可能盡善盡美、涵蓋一切，它們只是對會計工作提出基本的原則和規范，而且大多數只是對以往會計實踐的總結，每當許多新情況、新領域、新行業出現的時候，總是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會計準則作為會計操作的依據。也就是說法定會計政策往往滯后于會計實踐的發展，這就使得公司在處理新業務時按照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目標為標準隨意的進行會計處理，滋生了舞弊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面，由于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一般都是原則性的規定，在指導實際工作時，需要會計人員的專業理解和職業判斷。當會計人員存在舞弊的沖動時，就會利用對會計政策的不同理解，做出貌似正確實則錯誤的會計處理，這樣的會計舞弊行為更具有隱蔽性。
4.審計的不足
首先是審計的獨立性不足。獨立性是審計人員職業道德的核心，也是審計的一個重要特征，它是審計結果得到社會公眾依賴的基礎，但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卻遠未達到市場經濟發展的規范要求。這體現在：第一，公司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失效，委托人與被審計人具有合一傾向，由此制約著審計獨立性。在我國股份有限公司中，一方面，國家作為大股東占絕對優勢，但其往往存有多個部門代行職權，結果造成所有者實質上缺位；另一方面，中小股東因為缺乏影響力而忽視自身投票權的使用。由此使得股東大會職權不能有效行使。與此同時，公司董事個人持股量一般很有限，作為公司所有者而能獲取的剩余報酬微不足道，在既缺乏約束機制又缺乏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公司董事缺乏維護股東利益的動力，他們在價值取向上反而與同為人的公司經理人員更為一致。可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人員三者之間的制衡機制名存實亡，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失效，董事與經理人員往往同屬內部人。在此情況下，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實際上由內部人決定，股東大會的批準只是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內部人委托事務所審查自身，這無疑易使審計人員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第二，事務所的規模偏小導致其在經濟上對客戶的依賴。由于事務所規模偏小，不僅正常的審計業務難以規范，而且，由小規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大公司，在經濟上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大客戶產生依賴，它們也就很容易被由內部人控制的客戶所收買，從而導致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缺失，致使其難以獨立、客觀、公正的發表審計意見。
其次，收費制度不科學。在審計工作中，一般而言，所費時間與執業質量呈正相關性，因此，為保證執業質量，國際通行的作法是按審計時間收取審計費用。但我國目前盛行的收費制度則非如此，審計收費往往是與公司資產或凈資產總額相掛鉤、而與審計時間相脫鉤，甚至在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對資產龐大的上市公司收取極低的審計費用。在此情況下，為了平衡自身的成本效益，審計人員往往存有不合理縮短審計時間的傾向，有時還會減少必要的審計程序，以犧牲執業質量為代價換取自身經濟利益的增加。
最后，審計人員業務素質欠佳。合格人才的短缺已經成為當前制約我國民間審計事業發展的一大“瓶頸”，盡管目前國內確實存在一些業務素質過硬的注冊會計師，構成了審計職業界的中堅力量。但從審計執業人員的整體素質來看，則不容樂觀。國內不少審計執業人員在指導思想上往往過分偏重實務操作，忽視自身理論涵養的培養。與此同時，各事務所對后續教育又往往重視不夠，培訓資金投入不足，從而使得不少審計執業人員理論基礎不扎實，知識結構較為單一，職業勝任能力不足。
5.缺乏適當的懲罰機制
目前我國的一些罰則措施有等商榷。例如，按照現行法規規定，如果上市公司的操縱行為造成了公布的信息虛假，最終導致投資者受損，處理方案往往是對上市公司及其負責人道義上的譴責或行政處分或罰款，極少數人被處以刑事懲罰，還沒有發生民事賠償。這種處罰的方式存在弊端，有罪罰不當之嫌。公司被證監會查處、罰款，罰的是公司的錢，而公司的錢是股東投入的資金；而且，公司舞弊行為一旦東窗事發，股價下跌使股東利益在二級市場受損。在這一過程中，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其實遭受了雙重損失。而對于真正舞弊的管理層或大股東而言，這一微弱的懲罰措施與巨大的非法利益相比，根本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只會加劇他們舞弊的動機。
市場機制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WTO；國際直接投資；以市場換技術
通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引入世界先進技術進而提高我國整體技術水平即“以市場換技術”是20世紀中后期以來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目標之一。目前學術界對“以市場換技術”尚未有規范的界定，從字面意義上看，所謂“以市場換技術”是指通過向外國產品出讓國內市場份額以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從而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策略。此處所指外國產品既可以指進口的國外產品，又可以指在國內生產的外國品牌的產品。這樣，“以市場換技術”可以分為兩種形式：進口商品或產品銷售方式、外國直接投資(FDI)方式。在進口商品或產品銷售方式下，由于進口商品中固化和隱含著國外先進技術，進口能引起對進口商品的逆向工程和仿制，產品銷售能夠獲得外國企業在售后服務、技術等方面的培訓支持，從而使得制造該商品的技術得以在國內生成和發展起來。在國際直接投資方式下，東道國可以從三個方面獲得技術：跨國公司為追求利潤最大化，會將先進技術轉移給東道國的分支機構；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會將技術轉移給東道國獨立的分包商；外國直接投資還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從而提高東道國生產相似產品的競爭力乃至整個產業的技術水平。通常所說的“以市場換技術”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資方式的“以市場換技術”，本文分析的重點也在于此。
一、對加入WT0前“以市場換技術”的簡要回顧
為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我國一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許多政策優惠，例如，在部分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外資企業可以享受15%的公司所得稅(同期國內企業稅率為33%)，對于投資高新技術行業，或者出口產品占全部產品70%以上的外資企業，在上述政策到期后的3年里繼續享受減半征收公司所得稅的優惠。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對外資給予一定限制，而這些限制措施往往又是給予優惠待遇的前提條件。這些限制措施主要包括當地含量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外匯平衡要求、國內銷售要求、技術轉讓要求、匯款限制要求以及當地股份要求等。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確規定，設立外資企業，必須采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或者產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再以汽車產業為例，1994年《汽車工業產業政策》明確規定了產品的國產化要求，并將國產化進度作為發展第二車型的條件；嚴禁以SKD(散件組裝)、CKD(整件裝配)方式組織生產；為提高國產化率，制定了分級關稅優惠稅率，外國投資的整車國產化率必須至少達到40%，才能享受關稅減免待遇；為了保證中方在合資企業和汽車行業中的控制力，《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規定，合資、合作企業的中方所占股比不得低于50%，外國(或地區)企業同一類整車產品不得在中國建立兩家以上的合資、合作企業。對技術轉讓的強制要求能夠直接促進跨國公司向國內轉移先進技術，而股權比例、當地成分、外匯平衡、貿易平衡等規定則能夠促進跨國公司的技術向國內合作方以及上下游配套企業的轉移和擴散。
“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是與東道國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狀況密切相關的，國內市場競爭越激烈，外資越有可能轉移先進技術(王洛林等，2000)。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政府開始注意引導外資企業形成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局面，并收到較好的成效。例如，90年代中期之前，我國汽車行業的外資企業很少，國內少數幾家合資汽車廠商幾乎處于壟斷地位，跨國公司利用比較落后的技術即獲得可觀利潤。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7年以來，國外著名汽車公司幾乎都進入我國，為了維持和獲得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跨國公司加快了在中國技術更新的步伐，紛紛將最先進的車型向我國轉移，例如，在引入上海別克、廣州本田雅閣后，原一枝獨秀的德國大眾迅速將先進的奧迪A6引入一汽大眾，將帕薩特引入上海大眾，技術水平從B2級的桑塔納一下躍升三個等級。
此外，我國政府對國內企業的創新活動給予了大力支持。近20年來，我國人大、國務院及有關部門了115項有關技術創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其中與產業技術創新支持政策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共15項，為企業的研發活動從財政撥款、稅收減免、貼息貸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于國內技術水平越高，外資越有可能轉移先進技術，因此，這些研發支持措施客觀上也起到促進外資向國內轉移先進技術的效果。
二、加入WT0后“以市場換技術”環境的變化
l政策環境發生變化
(1)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發生變化。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對東道國在對外國投資者在投資方面所采取的各種政策措施進行了規定：凡不符合關貿總協定的國民待遇原則或禁止數量限制原則的投資措施，各成員國應禁止使用。這樣，加入WTO前在引進外資時附加的當地含量要求、貿易平衡要求、外匯平衡要求、國內銷售要求、技術轉讓要求、匯款限制要求以及當地股份要求等限制措施必須予以取消。按照WTO規則和“入世”承諾，2001年以來，我國對外商投資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清理，主要包括：①對外商投資法律法規中不符合WTO規則的內容進行了修訂，先后修訂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經營企業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或實施條例，取消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平衡條款、“當地含量”條款、出口業績要求和企業生產計劃備案條款等。②2002年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新《目錄》明顯加大了對外商投資的開放程度，例如，鼓勵類由186條增加到262條，限制類由112條減少到75條；放寬外商投資的股權比例限制。③出臺和完善了《關于設立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的暫行規定》、《關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若干意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與處置的暫行規定》等一系列外商投資政策和法律法規，為外資企業購并內資企業和上市公司掃除了政策障礙。
(2)技術創新支持政策發生變化。WTO《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議》對WTO成員國產業R&D所允許補貼的范圍、強度和合法成本類型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從性質、目標和數量上是否具有貿易扭曲效應出發，將政府補貼分為被禁止的補貼、可的補貼和不可的補貼三大類，又稱為“紅燈”、“黃燈”和“綠燈”條款。綠燈范圍包括對落后地區和環境問題的資助、基礎研究、資助比例小于50%的前競爭開發活動和產業研究(俞文華，2001)。加入WTO后，我國政府必須對技術研究開發活動的補貼的范圍、方式、強度做出重大調整以符合綠燈條款要求。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要減少對自主研發活動的支持范圍，從而可能削弱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以競爭換技術”的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2.跨國公司行為發生變化
(1)獨資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獨資企業新設數量和投資額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1997年中國新批準外資項目中獨資項目數量就開始超過合資項目數量；從1998年起合同外資金額中外商獨資企業一直多于合資企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則從2000年起獨資企業超過合資企業。獨資企業項目數、合同金額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從1994年的27.4%、26.5%1-升到2002年的64.9%、69.2%；實際使用金額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從1997年的35.8%上升到2002年的60.2%。2002年，獨資企業項目數是合資企業項目數的2.5倍，獨資企業合同金額是合資企業合同金額的3.1倍，獨資企業實際使用金額是合資企業實際使用金額的2.1倍。獨資企業已經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
(2)增資擴股和并購增加。《關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若干意見》、《關于向外商轉讓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政策法規的出臺為外商購并內資企業亮起綠燈。2001年以后，不少跨國公司開始采用收購合資企業的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資企業轉變為獨資企業。例如，寶潔公司2000年先后中止與廣州浪奇、北京日化二廠的合作，將合資企業轉為外商獨資企業；2001年10月23日，阿爾卡特通過收購中方股份，擁有股份達到50%+1股，從而獲得上海貝爾的控制權；2002年7月，東芝公司收購東芝與無錫華品合資的“無錫華芝”中方股份，并對完成收購后的公司追加4300多萬美元投資，由此建立日方獨資的東芝半導體無錫有限公司。另外，外國直接投資以前以綠地投資為主，近年來通過并購國內企業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有增加的趨勢，例如，愛默生電氣斥資7.5億美元購買了華為的電氣業務部門安圣電氣。
(3)加大研發投資。加入WTO以來，跨國公司在華設立R&D機構的數量迅速增加。1987年外資在我國成立第一家研發機構，1987—1993年平均每年建立不到一家，1994—1997年平均每年建立5家，1998年建立了11家，而2001和2002兩年間建立了19家。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國公司在華設立了82家R&D機構，其中31家公司曾入選美國《財富》雜志評選出的1998—2002年財富全球500家公司，它們在華建立了55家R&D機構。我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接受跨國研發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英特爾、NEC、松下電器、SUN、安捷倫、施樂、德州儀器、富士通、北電網絡、朗訊、愛立信、諾基亞、三菱電機、阿爾卡特等著名跨國公司均在中國建立了獨立的研發機構。
跨國公司投資的獨資化、實施并購與加大研發力度是密切聯系的。技術的保密性是跨國公司最關心的問題，其競爭優勢特別是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優勢都與此相關。跨國公司向全資子公司可以轉讓處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術，可以轉讓高新技術，而向合資企業和非附屬企業只轉讓一般性技術和陳舊技術(王允貴，1998)。隨著在華跨國公司對合資企業控制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他們對技術的控制更為牢固，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更愿意向中國轉讓新技術或在中國研發新技術。
3.國際產業發展呈現新趨勢
(1)全球分工和價值鏈競爭。一方面，分工越來越細化，企業越來越沒有必要也越來越沒有可能固守“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產方式，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將其生產過程分解成具體的生產活動(如，融資、R&D、會計、培訓、零部件生產和分銷)或分解成生產活動的不同環節，并通過業務重組將資源集中于價值鏈中最具競爭力的部分。產業結構呈現出“微笑曲線””化，制造環節的重要性下降，而研發、營銷成為產品價值增值的主要環節。例如，在目前的汽車工業全球化分工體系中，整車制造公司大都將零部件公司從母體中分離。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跨越國界，將分離之后的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區位進行配置。從總體上看，研發等“腦袋產業”集中于發達國家，而制造等“軀體產業”則集中于發展中國家(李海艦等，2002)。
(2)研發全球化。雖然研發活動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但隨著海外擴展和國際競爭加劇，以及為了獲得低成本的研發資源，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某些具有重要市場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設立地區性的研發中心，從而技術與跨國公司R&D活動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研發全球化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在國外的R&D機構數量增加、在國外的R&D投資在其R&D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上升、雇傭越來越多的國外高科技人才以及國外研發成果所占比例的提高(邱立成，2001)。中國國內巨大的市場容量、豐富的工資水平低廉的技術人員，都是吸引跨國公司設立R&D機構的有利因素。
(3)制造和設計模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模塊化成為以盯業為代表的許多產業的發展趨勢。模塊化之所以倍受關注，是由于今天的產品日趨復雜且速度成為影響企業競爭成敗的重要因素，而模塊化恰恰能幫助我們處理更為復雜的事務、使平行操作成為可能，并有利于對付子系統的不確定性(青木昌彥等，2003)。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模塊化僅僅局限于生產過程中，供應商幾乎或根本沒有參與過零部件的設計。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設計過程的模塊化顯得更為重要，大公司作為系統的總設計師，而將各模塊的設計交給其供應商來進行。在模塊戰略中，模塊之間的規則是確定的，而模塊內部留有很大的創新空間。這就為參與模塊內部設計的供應商提供了接觸新技術并進行創新的機會。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模塊制造也跨出國界而呈現出全球性。
(4)戰略聯盟發展迅速。戰略聯盟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有共同戰略利益或資源互補的公司為達到共同拓展市場、共同承擔風險和共同使用資源等戰略目標，通過各種形式而結成的優勢互補或優勢相長、生產要素互相流動以及利益共享的合作聯盟(肖靜華，2001)。由于技術變革速度加快、技術和產品周期迅速縮短以及研發投資額日益增高，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通過建立戰略聯盟來共同承擔研發費用、分散技術發展不確定性的風險，并且戰略聯盟還有利于跨國公司共同建立行業標準以及適應研發本地化的需要。戰略聯盟主要是集中于技術變化快、競爭激烈的半導體、通信、汽車、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的R&D聯盟。企業間的戰略聯盟大多數是在一些跨國公司之間進行的，多為強強聯合，聯盟各方的企業一般都具有某個方面的比較優勢，有可相互利用之處。
三、利用FDI提高國內技術水平的對策建議
跨國公司在華行為的變化以及國際產業發展所呈現的新趨勢，對我國“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既有威脅，也是機遇。本文認為，要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不但要求政府繼續發揮積極作用，而且要求國內企業在價值鏈的某些關鍵環節有所突破。
第一，突破“以市場換技術”的傳統思維。外資對華技術轉移有兩個層面的含義：技術轉移到子公司和技術轉移到東道國企業。“以市場換技術”追求的是后一層面的效果。但是，技術是跨國公司最核心的壟斷優勢，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一般要對先進技術進行控制，技術控制主要體現在一般僅轉讓處于成熟階段的技術而不轉讓處于創新階段或處于優勢的技術，并且往往把最新技術轉移給它們的分支機構，而把較陳舊的技術轉移給合資公司。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中國政府難以通過一些限制性措施要求外資向中國轉移技術，對國內企業的研發支持也有所削弱；另一方面，處于控股乃至獨資地位的跨國公司對技術的控制更為嚴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突破對技術只有轉移到中國企業才是轉移的傳統認識。首先，從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的實際過程來看，技術一般是沿著“跨國公司—寸合資企業—合資企業的中方合作者其他企業”的方向流動的，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我們以市場換來的技術也是先換到合資企業的。其次，只要轉移到中國的技術，就會促進中國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技術轉移到中國，就可以認為是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換”。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如果僅靜態地看，加入WTO后更多的先進技術將被控制在外商獨資企業，但是如果動態地看，則這些技術會以種種方式轉移和溢出到國內企業，最終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因此，新時期的“以市場換技術”，應當在追求外資向國內轉移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再追求先進技術向國內企業的轉移。
第二，以優惠換技術。給予外資優惠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些優惠措施一般可以分為財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類型。WTO的國民待遇原則要求外資要享受與內資相當的“政策待遇”，但是并未規定外資享受的優惠政策內資是否能享受。因此，對外資實施超國民待遇與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國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的義務是并行不悖的。當然，“超國民待遇”不應給予所有外資企業或所有行業的外資企業，而應把優惠措施給予那些我國急需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外資的研發部門，以此促進現有外資建立研發機構，提高在華企業的技術水平。
第三，以競爭換技術。我國的實踐經驗表明，提高市場競爭強度是促使跨國公司轉移先進技術的有效手段。在外資企業數量少、國內企業競爭力差、市場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即使采用一般的技術仍然可以獲得可觀利潤，因此，沒有動力把先進技術向中國轉移。反之，有了足夠強的競爭環境，外資企業為保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會引進相對先進的技術，從而形成有利于我國技術發展的博弈局面。因此，在引進外資時，應在每一產業領域都吸引多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形成跨國公司之間相互競爭的格局。同時要促進內資企業快速成長，形成對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為此，一方面應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把他們徹底推向市場參與競爭；另一方面，要給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使其能夠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
第四，以技術換技術。發達國家政府出于國家安全和保護國內產業競爭力的目的，會對技術轉讓進行控制；跨國公司一般也是首先將最先進的技術轉讓給技術水平相近的發達國家以加強對技術的壟斷。由于中國具有龐大的市場，中國在掌握某種技術后很容易形成規模化生產，跨國公司如果不及時提高在中國的技術水平則可能喪失在中國的市場地位，因此，我國技術水平提高對跨國公司是一種潛在競爭威脅。同時，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也會促使發達國家放松對相應技術管制。因此國內企業在尖端技術領域的突破可以增強在引進先進技術時與跨國公司的討價還價的能力，促使跨國公司將比較先進的技術轉移到國內。例如，如果中國掌握了0.18微米的芯片技術，則跨國公司由于出口管制放松和出于競爭的考慮很可能會將0.18微米的技術和生產線向國內轉移，甚至會轉移0.13微米的技術。為此，應加大對符合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綠燈條款”的研究開發階段R&D投入支持，促進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當然，在分工國際化和產業模塊化的趨勢下，沒有必要追求在所有領域做到技術領先，國家可以重點資助某些關鍵產業和領域的技術發展，爭取在重點領域實現技術突破，在局部實現技術趕超。
第五，企業層面的思考。跨國公司全球分工、聯合研發、研發外包等發展趨勢為我國企業提供從跨國公司獲得技術的難得機遇。但是應該看到，只有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價值鏈的某個關鍵環節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時，跨國公司才有可能轉讓最先進的技術。從我國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大致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