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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如果有人要你評論一下TCL與明基這兩個企業,你可以用歌德的這句詩來做一個非常恰當傳神的表述。
11月中旬,TCL集團公告稱,將結束公司品牌彩電在歐洲市場的銷售。TCL的歐洲經營上半年出現了7.63億元人民幣巨虧,虧損源自并購湯姆遜后的TCL多媒體(TMT)在歐洲彩電市場的慘敗。
而此前不久的9月28日,臺灣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突然在臺北宣布,不再繼續投資明基德國手機公司,并向當地法院申請無力清償保護。明基在并購西門子的項目上總計已經虧損了6億歐元。
33個月前,TCL收購法國湯姆遜彩電業務的交易被視為中國企業進軍海外市場的重要一步。16個月前,明基收購德國西門子手機被稱為“完美收購”。事實再一次證實,海外收購看上去很美,實則遍布陷阱。
跨國并購的失敗案例屢見不鮮,并購的風險對企業家們來說應該是一種常識,但為什么失敗者前仆后繼?
教科書上的總結不外乎是準備不足、經驗缺乏、文化差異、團隊水平等。但實際的情況遠比這復雜,不幸的企業各有各的不幸。
對于TCL來說,致命的危機并非出現在企業整合方面,而是因為它在歐洲的產品出了問題,TCL沒有切中歐洲近兩年的彩電走勢,沒有想到平板電視就在這一兩年內取代CRT彩電成為新主流。TCL在這方面缺少技術儲備,而湯姆遜的優勢主要集中在背投電視上。如果說TCL當初并購的是在平板電視上有充足技術儲備的外國公司,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種結果了。
而明基是一個有相當深厚的國際化運作經驗的團隊,在語言方面、在文化方面,明基團隊對歐洲并不陌生,李耀更是親歷了宏基時代的幾次跨國并購,對于收購公司的整合管理更有一份心得。連毫無經驗可言的TCL都能搞定湯姆遜,明基整合西門子應該不成問題。但明基恰恰就失敗在對西門子的整合上,涉及到企業文化、技術轉讓、德國工會、政府、社會、司法等多方面的重重阻礙,讓明基焦頭爛額。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為主線,以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重點,以貫徹落實“自治區實施勞動合同三年行動計劃”為目標,以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為目的,提高用人單位勞動管理水平和樹立用人單位誠信形象,依法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加注重各類社會群體利益關系的協調平衡,為維護我區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推動經濟協調發展,構建和諧___創造良好環境。
二、創建目標
通過在全區各類企業中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活動,在工業園區包括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信息產業園區、科技園區和產業聚集區等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活動,達到落實政策法規、完善規章制度、健全協調機能、嚴格勞動標準、規范用工機制、提高管理水平、保障合法權益、促進企業發展的目的,形成維護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長效機制。
三、創建標準
(一)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創建標準
1、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及自治區《勞動法》、《工會法》、《自治區勞動合同管理辦法》、《自治區集體合同條例》等法律、法規。企業制定的規章制度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
2、全面執行勞動合同制度,勞動用工行為規范,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100。依法履行勞動合同,簽訂、變更、續簽、解除、終止勞動合同程序合法。同時,按規定向當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辦理勞動合同用工登記手續和按時報送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統計報表。
3、嚴格執行國家勞動工時、休息休假制度以及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勞動保護規定,對實行特殊工時制度依法進行年檢審批,沒有違法使用童工和不依法支付加班加點工資現象。
4、按國家和自治區工資支付規定,依法建立健全內部工資支付制度,并按時足額支付職工工資。依法為職工參加各種社會保險,并按時足額繳納,無拖欠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現象。
5、勞動保護措施和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建立了安全生產群眾監督網絡。內部安全生產管理制度健全、措施有序、落實到位,無重大傷亡和職業病危害事故發生。
6、依法建立工會組織,支持工會開展工作,保證工會依法履行維權的基本職責。
7、建立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按照《自治區集體合同條例》和《自治區工資集體協商指導意見》,在保證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簽訂、續訂內容具體、標準量化、秩序規范、操作性強的集體合同和專項工資集體協議,保證職工工資收入隨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
8、建立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職代會各項職責落實。企業規章制度必須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并向全體職工公示。實行廠務公開制度,廠務公開工作及時、全面、真實。公司制企業董事會、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能夠較好地履行職責,發揮作用。
9、工會教育職工遵守企業規章制度,保障企業正常運營秩序;引導職工愛崗敬業,積極參與企業
文化建設并認同企業文化。通過組織職工開展勞動競賽、合理化建議等經濟技術創新活動,為促進企業發展獻技出力。
10、建立健全企業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有效預防和調解勞動爭議,沒有發生因勞動保障問題引發的。
(二)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創建標準
1、園區內企業全面達到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的創建標準。對不具備單獨開展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條件的小企業,通過簽訂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加以覆蓋。
2、園區建立三方協調機制和勞動爭議調解機制。對園區內企業調整勞動關系帶有普遍性、傾向性問題開展協商,預防和調解勞動糾紛,及時化解矛盾,園區內沒有發生重大群體性、突發性事件。
四、活動內容
(一)開展《勞動法》、《集體合同規定》和《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全面推進勞動合同制度實施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辦法》等勞動關系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宣傳活動。利用各種媒體,對勞動關系法律法規知識進行宣傳,通過法律法規的宣傳,使廣大職工群眾、勞動者及用人單位了解掌握有關法律法規,增強法律意識。
(二)建立指導督促企業簽訂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工作目標責任制。鞏固和完善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規范勞動關系雙方權利和義務。重點是推動改制重組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簽訂工作。
(三)督促、引導建筑、商貿、餐飲、服務等行業的用人單位合法用工。依法與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
(四)加強勞動合同基礎管理,建立健全規章制度。要將勞動合同管理作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督促用人單位建立健全勞動合同管理制度。從現在起到20__年上半年,對用人單位建立勞動合同管理制度情況進行清理規范,建立勞動合同管理臺帳。強化勞動合同制度運行的日常管理工作,加強對勞動合同簽訂、變更、續簽、解除和終止登記及備案等各個環節的管理,并及時辦理相關手續。
(五)積極促進企業按規定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及時簽訂、續簽、重簽綜合集體合同或以工資分配為主要內容的經過工資集體協商簽訂的專項集體合同。通過進一步推進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提高企業集體合同簽訂率。
(六)加強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管理的監督工作。促進企業的工會組織和職代會,積極參與本單位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建立和管理工作;監督本單位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履行情況,對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履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及時提出意見和建議。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要做好本單位的勞動爭議調解工作,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以保持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的平穩履行。
五、組織實施
(一)開展創建活動的組織領導。
開展“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創建活動,是加強和推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管理工作,落實勞動合同制度實施三年行動計劃,維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一項重要舉措,各地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已成立了創建活動領導小組,負責全區創建活動的組織領導,并將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辦公室,負責創建活動的具體實施。各級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也應成立相應的工作機構,負責本地區的創建工作。
(二)開展創建活動的總體安排和評審程序
創建活動由各地、州、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創建活動從20__年下半年開始,每兩年組織一次評選。在評選新的自治區“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的同時,對已經榮獲稱號的單位進行一次復驗。
評選“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由用人單位注冊地的地、州、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辦公室負責;評選“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由工業園區所在地的地、州、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辦公室負責;自治區直屬企業由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辦公室負責。經各級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確定的“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候選單位名單,上報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由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聯合公示,表彰決定,頒發榮譽證書和牌匾,并通過新聞媒體予以公布。
評審程序包括自查、申報、審查、評審、公示、命名、表彰、復查八個步驟。
1、自查。申報企業和園區應對照創建標準和條件進行自查、自評,發現問題,找出差距,及時整改完善。自查、自評情況向職工(代表)大會報告,經無記名投票,職工(代表)綜合滿意率達80以上視為自查、自評合格。
2、申報。申報企業和工業園區在自評合格基礎上向地、州、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提出申請,報送自評報告。具體為職工(代表)民主測評情況,經職代會審議通過情況,勞動合同簽訂、履行情況和集體合同文本審批情況等材料。
3、審查。各地、州、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采取一定形式對申報單位進行審查考核。主要審查考核情況是否屬實,制度是否健全,運作是否規范。各地、州、市的審查情況,應書面報自治區創建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
4、評審。考核后,由辦公室提出初審名單,交領導小組審核,初步確定命名企業與工業園區。
5、公示。將初步確定的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名單通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公示。
6、命名。經公示未發現問題,頒發“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牌匾,并予以命名。
7、表彰。按照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表彰獎勵的具體辦法,對獲得“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稱號的企業和工業園區進行表彰。
8、復查。被命名的“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在創建中存在弄虛作假的現象或經復查不符合標準的,經各級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審核后,報自治區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批準撤銷其榮譽稱號,收回牌匾,并向社會公布。
六、方法、步驟
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活動分四個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20__年11月15日前):制定方案,分解目標任務。根據本方案的總體要求,各地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相應的具體實施方案,各項目標要量化,具體內容要明確,實施方案要有操作性。
(二)第二階段(20__年11月至20__年2月):宣傳發動,組織實施。各地要充分利用新聞媒體,采取多種形式廣泛宣傳,可開設專欄、專題,進行系列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有關勞動關系法律、法規知識,報道活動的進展情況以及各方面的典型。各地要抓好本地典型的培養、總
結、推廣工作,大造輿論聲勢,通過宣傳更新職工群眾和用人單位的觀念,吸引社會各方面都來關心、支持和參與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活動,推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簽訂和履行,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
(三)第三階段(20__年3月至20__年12月):進行試點,以點帶面。各地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要根據本地實際,先選擇一個縣(市、區)和工業園區進行試點,通過總結試點經驗,實現以點帶面。
(四)第四階段(20__年12月至20__年2月):檢查驗收,總結表彰。在這項活動的后期,要采取自查、互檢和考核評比等形式,對各地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活動情況進行評估驗收。通過深入企業查看有關材料,實地考察等,了解掌握活動開展情況。對達到創建標準的單位,按規定給予表彰,對工作開展不利的給予通報批評。
七、表彰激勵
(一)被評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和“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內的用人單位,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可據此作為勞動保障監察年審的重要資料,對年內無群眾舉報的,可直接發放年審合格證。
(二)凡沒有被評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和“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的,企業不得評為全國“五一勞動獎狀”和“開發建設___獎狀”。企業經營者不得評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開發建設___獎章”。
(三)凡沒有被評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和“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的,企業經營者不得評為各級勞動模范、優秀企業家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好領導。
(四)凡沒有被評為選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和“勞動關系和諧工業園區”的,企業工會不得評選為“模范職工之家”,不得參加各類先進工會的考核。
八、幾點要求
(一)加強領導。各級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要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高度重視此項工作,把“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的創建活動作為協調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的重點工作來抓,切實履行各自職責,共同做好創建評選工作。
(二)突出重點。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活動要抓重點、促全面、求突破。各地在創建活動中要緊緊抓住進一步貫徹落實《勞動法》、《全面推進勞動合同制度實施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辦法》這一主題,通過加強和推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管理工作,推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與工業園區”活動的全面開展。
[關鍵詞] 后危機時代;礦業企業;成長模式;TFI模型
[中圖分類號]F40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3-5595(2013)01-0012-05
礦產資源全球化一直是全球礦業發展的主要趨勢。從美、日等國的資源國際化進程來看,近年來礦業并購加劇,全球礦業集中度提高,重要資源的壟斷格局已經形成,中國“走出去”的礦業企業面臨復雜、動蕩的國際形勢。一些國家出于對自身資源的考慮,開始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其資源開發方面(在資質條件、企業設立、股權轉讓等方面)設置了苛刻的條件,加之國際金融形勢的動蕩、國際市場復雜的多元化利益博弈、中國經濟工業化增長的壓力和預期的資源稀缺、日趨激烈和嚴峻的礦產資源國際競爭、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抗拒等,使未來中國礦業企業在境外礦產資源的投資和發展面臨種種挑戰。
目前,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有很多問題和矛盾亟待解決,如經驗、人才、資金缺乏,國際管理水平欠缺,政策支持跟不上,礦業企業體制變革等。自中國實施礦產資源“走出去”戰略以來,海外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投資問題的研究倍受關注,有關礦產資源境外投資理論、開發模式、具體策略等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對礦業企業的海外成長模式進行分析和探討尚顯得不足。企業的發展依賴于正確的企業成長模式的選擇,礦業企業作為中國的支柱性企業,其在“走出去”過程中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正確的成長模式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主要是在全球后危機時代和復雜的經濟背景下,從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的現狀出發,分析并探討影響礦業企業“走出去”發展的主要因素。通過選取技術能力(Technical capability)、融資能力(Financing ability)和國際資源整合能力(Integration ability)建立TFI模型,劃分出9種典型礦業企業并對其“走出去”成長模式進行分析和探討,對于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采取什么樣的戰略和發展模式、如何發展和壯大自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有利于中國資源型企業準確把握復雜時期國際資源市場的運行規律,把握不同模式的投資選擇與運作規則,提高國際化經營的決策和管理水平。這對于促進中國礦業企業國際化理論的發展和應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礦業企業境外投資現狀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境外礦業投資的步伐明顯加快,企業海外礦業并購較為活躍。據公開信息統計,從2008年1月到2009年上半年,中國礦業企業境外并購案80多例,涉及金額近300億美元(不包括石油天然氣等油氣類并購案)。自2009年5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中國礦業聯合會共受理中國企業境外礦產資源投資項目483例,其中2009年5月至12月底受理項目155例,2010年受理179例,2011年上半年149例。項目地點分布在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歐洲的57個國家,項目涉及石油、煤、黑色金屬、有色金屬、貴金屬、稀有金屬、放射性、化工、建材等36個礦種,投資方式主要是合資合作勘查開發、獨資勘查開發、純股權投資等。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215.23億美元。
(一)投資礦種呈現相對集中化
從不同礦種項目數量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礦業境外投資項目數量位列前3位的是銅礦、金礦和鐵礦,項目數量分別有111例、89例、78例;鎳礦、鉻礦、煤礦分列第4、5、6位,項目數量分別為29例、27例、25例。從不同礦種的中方投資額度來看,投資金額前3位的礦種為煤礦(54億美元)、銅礦(38.5億美元)、鐵礦(37億美元);煤礦、鉀鹽的平均單項投資金額較大。
因此,無論從不同礦種項目數量方面,還是投資額度方面上看,銅礦、鐵礦為中國礦業企業近兩年境外礦業投資的重點礦種。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鐘紅艷,等:后危機時代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成長模式研究(二)重點投資目的國
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自2009年5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中國企業赴境外投資礦產資源集中在以下國家: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贊比亞、加拿大、蒙古、菲律賓、剛果(金)、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等。從投資項目數量上看,其中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贊比亞分列前3位,項目數量分別為53例、52例、30例。從投資金額上看,中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主要目的國家為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贊比亞、蒙古、菲律賓,其中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尼西亞分列前3位,投資金額分別為71.20億美元、17.93億美元、6.33億美元。由此可見,近兩年來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為中國境外礦業投資熱點國家。
(三)國內投資主體分布相對集中
從地域上看,北京、山西、湖北、江西、新疆、甘肅、廣東、山東、湖南、河南屬于境外礦業投資比較活躍的省市。這些省市項目數合計259例,中方協議投資額合計162.30億美元,分別占2009年5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項目總數和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的53.62%和75.41%。
(四)投資類型
項目涉及風險勘查、勘探、開采選冶、資本運作、設立服務公司等不同類型,其中投資項目有向上游的地質勘查延伸的趨勢。
從項目數量看,風險勘查項目159例,占項目總數的32.92%;勘探及勘探開發綜合類項目161例,占項目總數的33.33%;開采選冶類項目134例,占27.74%;資本運作類項目12例,占2.48%;設立服務公司類項目9例,占1.86%;其他類項目8例,占項目總數的1.66%。從投資金額看,風險勘查類項目投資金額18.32億美元、勘探及勘探開發綜合類項目101.13億美元、開采加工類項目84.48億美元、資本運作類項目投資10.47億美元、設立服務公司類項目0.77億美元、其他類項目投資金額0.06億美元,分別占投資總額的8.51%、46.99%、39.25%、4.86%、0.36%、0.03%。①
二、影響礦業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因素
目前國內學者對礦業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因素的研究已比較系統。一般認為,礦業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資源開發,需具備礦冶技術能力、融資能力、資本經營能力、國際商務能力、跨文化管理能力以及國際資源整合能力等6個方面的能力。林平認為,目前從總體上講,中國對外開發利用國外礦產資源進展緩慢,中國礦業對外投資的制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礦業企業自身的原因,如礦業企業的素質和機制的欠缺,也有政府管理不善、扶持不力的因素,還受到國際外部環境的影響[1]。何臘柏對中國礦業企業境外資源開發核心能力的內涵進行了界定,他運用矩陣圖法對中國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核心能力進行了定位,提出國際資源整合能力是中國礦業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核心能力,并進行了實證分析[2]。程春等認為,影響中國企業開發國際礦產資源的主要因素包括項目所在國資源/儲量標準、法律法規、許可獲得、地方關系等,而且這些因素影響從項目定義、預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工程設計、項目實施到生產運營的整個過程[3]。筆者認為,影響礦業企業境外礦產資源開發與投資的主要因素分為以下兩大類:
(一)企業內部因素
1.企業能力
公司能力理論(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認為,企業本質上是一個能力體系[4]。礦業企業要想“走出去”,成為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礦業公司,就必須具備企業核心能力,包括經營能力、技術水平、融資能力、營銷能力、文化和資源整合能力等等。具有這些能力,并購方才能將自己的優勢資源向目標企業輸出,從而使并購活動達到1+1>2的效果。
2.人才儲備
礦業企業要走向國際化、要進行海外投資和開發、要融入經濟全球化,人才是極其重要的支柱。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戰略正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缺乏具有國際化視野和管理經驗的人才是中國礦業企業海外發展的瓶頸之一。如何培養和儲存具有國際視野和管理才能的人才是中國礦企境外發展必須重視的問題。
(二)企業外部因素
1.項目的地質條件
地質條件是影響礦產企業“走出去”投資決策的主要條件。富礦可以提供礦山生產的超額利潤,賦存富礦的地質條件是最有吸引力的。因為品位富能產生高利潤,可以化解許多投資的負面影響。此外,地質資料的可得性也是礦業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地質資料的可得性好,可以提高找礦開發的成功率,吸引礦產企業“走出去”。
2.政治和政策環境
由于礦業投資規模大,大型礦業項目的生命期可達數十年。因此,到海外投資礦業,必須要研究政治環境,考慮政治風險。主要體現在:一是國家和政府的穩定性、安全性,它直接影響政策的連續性。二是工會組織。一個頻繁發生罷工的地方,說明工會組織過于強大,會對礦業項目順利完成有一定負面影響。三是程序效率和透明度。礦業投資者非常關心政府的程序效率和透明度。能否及時批準礦權申請,及時處理關鍵文件,是投資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此外,政治風險還包括目標國的市場開放程度、相關利益集團干預、第三國的干預等等。而政策環境主要是指投資與被投資國的礦業法律法規。
三、礦業企業“走出去”成長模式選擇
(一)因素選取
筆者欲通過選取影響礦業企業“走出去”的3個最主要的因素建立三維模型,模型有針對性地把各個不同的礦業企業歸類整理,找出該企業在三維模型中的具置,根據該位置提出該企業境外發展的成長模式及戰略選擇的方向。
本文將選取何臘柏2010年在《礦業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核心能力》一文中實證出的3個因素作為三維模型的基礎,3個因素分別是礦冶技術能力(Technical capability)、融資能力(Financing ability)和國際資源整合能力(Integration ability)。他認為,這3個能力符合內生性、主營性、結構化、穩定性等4個必要條件特征,由此建立TFI三維模型。其中,技術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地位,它是礦業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成功的核心要素,涉及技術選擇中技術的適用性、價值鏈中的應用和產品中的應用[5],在技術價值鏈上礦業企業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而融資能力是企業持續獲取長期優質資本的能力,是企業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融資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企業要能多渠道、低成本融資,要能從國內、國外融資。國際資源整合能力是中國礦業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核心能力,是礦業企業最重要的軟實力,它實際上由國際融資能力、國際融智能力、國際商務能力以及跨文化管理能力等多種能力集合而成,即中國資源開發企業基于境外資源開發戰略意志有效融合國際金融資源、國際智力資源以及東道國社會文化資源的能力,其具有珍貴、稀缺、難以模仿、不可替代的特征。
至于礦業企業“走出去”采取何種成長模式和戰略還受到企業不同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為提高研究的嚴謹性,本文存在一個假設條件,即“走出去”的礦業企業面臨相同的政治環境和法律法規條件,同時地質條件的吸引程度也相同。
(二)基于TFI模型的成長模式選擇
筆者按照礦業企業的技術水平、融資能力及國際資源整合能力的強弱劃分出9個戰略模塊,見圖1。根據高、中、低分別定位礦業企業的技術、融資、整合能力為(3,2,1),這樣構造出一個(3×3×3)的正方體。因此,“走出去”的礦業企業在不同技術、融資、整合能力狀況下,企業成長模式的戰略選擇亦不相同。在給定技術、融資、資源整合能力的情況下,進行海外礦業投資與開發的企業的典型類型有以下9種,見表1。
合作開發模式是指礦業企業在境外資源開發與投資活動中,尋求與國內其他“走出去”的有實力的礦企合作,或者與資源東道國的相關企業進行合作,合作各方共同出資,在東道國注冊成立礦產資源公司,基于公司制的運作規范,合作開發當地礦產資源。這種模式可以調動合作雙方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降低風險,比較適合沒有足夠境外資源開發實力和經驗的企業采用。
處于模塊1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走出去”所具備的礦冶技術水平、融資能力以及國際資源整合能力都比較低,在整個模型中屬于最沒有實力的礦業企業,整體水平低,缺乏境外生存能力。該類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努力尋求與其他有實力的企業合作,否則應采取謹慎退卻的戰略,退出國際資源市場。
2.現貨貿易模式
現貨貿易模式又稱為購買礦模式,屬于獲取境外礦產資源的低端模式。它的好處是能夠在國際礦產市場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以比較低的價格獲取較多資源,但是在國際礦產市場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只能以較高價格獲取較少資源,也就是說,這種模式受國際礦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大[6]。這種方式對資源控制弱,大多數國家和企業將其作為一種輔助手段。
處于模塊2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技術水平和國際資源整合能力都相對較弱,但具有較強的融資能力,企業能夠持續獲取長期優質的資本。財大氣粗型企業,可以采取從國外直接購買的方式,同時也可以尋求與其他礦業企業進行技術合作,實現資金與技術的優勢互補。
3.參股入股模式
參股入股模式是通過資本市場或者協議方式購買境外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權,實現中國企業境外資源合作的戰略。其特點是省去了礦業項目勘探、論證、設計、施工、試運行等高風險環節。這種方式較直接并購方式來說較為委婉平和,不易引起資源國的警惕和排斥。
處于模塊3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具有較高的融資能力和國際資源整合能力,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去購買境外目標公司的部分股權,由于參股方式省去了礦業項目勘探、論證、設計、施工、試運行等環節,技術水平的短板影響就相對較弱。而且該類型礦業企業有較強的人力資源和文化整合能力,參股后可以很快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4.戰略聯盟模式
該模式是由美國DEC公司總裁簡·霍普蘭德(J.Hopland)和管理學家羅杰·奈格爾(R.Nigel)提出的。戰略聯盟指的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有著共同戰略利益和對等經營實力的企業,為達到共同擁有市場、共同使用資源等戰略目標,通過各種協議、契約而結成的優勢互補或優勢相長、風險共擔、生產要素水平式雙向或多向流動的一種松散的合作模式。戰略聯盟模式不同于簡單的合作開發模式,合作雙方必須是經營實力相當的企業且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否則難以形成戰略聯盟。
處于模塊4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具有較強的國際融資融智能力、國際商務能力以及跨文化管理能力,但技術水平欠佳??梢耘c處于模塊6的礦業企業形成戰略聯盟,優勢互補,積極向高技術、高融資、高整合能力企業轉變。處于模塊5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具有穩健和均衡的特征,技術、融資、整合能力雖均未達到最高水平,但是企業可以平衡發展。該類型企業需要建立戰略同盟提升技術水平,多渠道融資,構筑進入和退出壁壘,防止在競爭中出現雙方俱損的局面。
5.風險勘探模式
礦業發達國家通常采取風險勘探模式獲取境外礦產資源,即通過協議以風險投資獲取東道國礦產資源勘探權及其開采權和收益權[7],實現境外資源合作與利用的目的。風險勘探模式投資相對較少,回報可能很高,但要求勘探技術水平高,風險也較高,實力弱或進入風險勘查資本市場有難度的初級公司難以獨自承擔風險。
處于模塊6和模塊8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都具有較高的礦冶技術水平,達到了風險勘查要求的技術水平。而且,屬于模塊6的礦業企業同時擁有較強的融資能力,模塊8的礦業企業擁有較強的國際金融資源整合能力,具有國外融資的實力,因此,即使風險勘查失敗也不至于陷入破產的境地。
6.項目換資源模式
項目換資源模式,是指中國企業對東道國的資源項目進行工程總承包,提供技術進行開發并墊資建設,東道國將礦產品銷售給中方,以礦產品償還工程款,以此達到雙方互惠互利的目的。中國有不少大型建筑工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如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公司等,這些企業可以通過項目換資源模式積極開展境外資源合作。
處于模塊9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不具備較強的融資和整合能力,但具有較高的礦冶技術水平。該類型企業可以通過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為經濟技術不發達但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項目提供技術支持,幫助它們開發資源以換取資源,保證其市場地位。
7.市場并購的高端模式
跨國礦業企業通過市場并購控制海外礦產資源,從而保證穩定的原料供應和收益水平,迅速造就大型國際礦業航母,取得國際上礦業產業的部分壟斷權,同時可獲取國際礦業運營經驗,獲取礦業新技術。缺點是投資大、風險高,對企業國際化運作水平要求高,如果處理不當,將給企業背上沉重包袱[8]。
處于模塊7的境外礦產資源開發企業,是礦業企業境外成長的典范。該類企業技術能力居行業領先地位,融資及國際資源整合能力強,盈利能力強,具有強大的現金流支撐企業成長,在“走出去”成長過程中適于采取市場并購的高端模式。此外,為加強對資源的控制力,可考慮建立戰略資源儲備。市場并購方式應成為中國企業獲取海外礦產資源的主要方式。
四、結語
境外發展的中國礦業企業在當前復雜的經濟環境下的成長模式戰略選擇,要綜合考慮技術狀態、融資能力和國際資源整合能力,制定自己獨特的競爭戰略。筆者通過對“走出去”礦業企業成長的TFI模型分析,總結出9種典型礦業企業的7種境外成長模式。中國礦業企業可以通過TFI模型分析來定位企業成長的要素分布,從而擬訂企業境外成長的戰略,推動礦業企業的可持續成長。但同時也應認識到,模式的選擇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企業都會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隨時根據實際情況對參數進行調整和修正,根據新參數選擇新的模式。企業成長模式只有一直和企業狀況保持一致,才能夠真正促進企業的發展。
注釋:
① 本章節數據均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專職副會長崔德文在中國企業礦業國際合作研討會(2011年4月28日北京召開)上的報告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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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并購;風險;知識產權評估;資源整合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1-0293-03
一、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概述
自中國加入WTO后,跨國并購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方式。根據商務部提供的有關資料顯示,近些年來,境外并購類投資占同期國內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逐漸提高,中國企業以并購方式對外投資的數量也不斷增長。在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人民幣持續升值等新背景下,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1.金融危機后并購的總額上升。近年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總額和成交案例個數大幅度增長。根據“清科集團”的統計報告顯示:2007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總額為187億美元,2008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總額為87億美元,2009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總額為161億美元,2010年跨國并購總額為154億美元,2011年跨國并購總額達到了350億美元,2012年跨國并購總額為335億美元,2013年上半年海外并購總額為276億美元。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明顯看出,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國外企業受到較大的沖擊,生產經營活動放緩,資金運作發生困難。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受到的影響較小,資金相對充足,加之目標資產大幅貶值,于是中國企業尋求海外并購的熱情開始高漲,每個企業都想抓住機遇,通過并購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與壯大。
2.并購的方式以橫向并購為主。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絕大部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相對較少。以橫向并購為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從西方國家五次并購浪潮來看,橫向并購效益要高于其他形式的并購;二是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企業專業化經營的效率要高于其他經營戰略,因此中國企業在并購時也會遵循這一原理;三是海外并購對中國企業來講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如果進行縱向或混合并購,會因為缺乏對行業的了解而加大并購風險。因此,從總體上來看,中國企業仍以橫向并購為海外并購的主要方式。
3.并購的主體呈現多元化。隨著中國企業主體不斷多元化,海外并購中的主體也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德隆、吉利、TCL、盛大、阿里巴巴、聯想等著名的民營企業也加入到海外并購的浪潮中來。如2011年2月1日,總部位于杭州蕭山的富麗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斥巨資2.53億美元成功收購了加拿大紐西爾特種纖維素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
4.并購支付的手段逐漸多樣化。隨著中國企業日益成熟及國際化速度的加快,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手段也逐漸多樣化。從原來單純的現金支付,發展到現在的現金、股票、債券等多種支付手段。如聯想并購IBMPC業務的支付即呈現出與國際接軌的特點。聯想收購IBMPC業務的實際交易價格是17.5億美元,聯想需要支付6.5億美元現金、價值6億美元的股票以及承擔5億美元債務。為了完成這一支付,聯想以私募的方式向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泛大西洋集團及美國新橋投資集團發行股份,獲得總計3.5億美元的戰略投資。并在高盛的協助下,從巴黎銀行、荷蘭銀行、渣打銀行和工商銀行獲得6億美元的國際銀團貸款。這些支付手段的共同使用大大降低了企業的資金壓力,有效規避了企業并購的財務風險。
5.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中對于知識產權的重視將成為新一輪并購的焦點。知識經濟時代,除了某些資源性企業,中國企業并購的重心已不再是自然資源、實物資產等生產要素,而是被并購方所具有的獨特的知識產權。因為被并購企業的知識產權往往和企業其他資產同時被轉移到并購企業手中,而對并購企業而言,隨著規模經濟和市場份額的增長,知識產權往往成為其并購的主要動機,并且加入到傳統因素中成為合并與收購的動力。特別是對主要以知識產權立足的目標企業(如高新技術企業)來說,企業并購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知識產權的投資。企業通過直接購買知識產權增強自己的競爭地位,這在近些年來的跨國集團之間的并購案中不斷體現。雖然,當前因專利而展開的合并、收購和出售主要集中在競爭激烈的技術密集領域,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企業在全球經濟中尋找相對優勢的需要日益密切,知識產權定會在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對合資與收購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知識產權評估的經驗和教訓
由于起步較晚,缺乏經驗以及在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與國外公司存在較大的差距,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在整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并購戰略經常取決于公司高層的主觀認知,在對企業并購條件以及并購對象的認識上還停留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判斷階段,專業人士的決策參與度不高,或完全缺乏專業人士的參與。同時,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過程中由于對國際競爭環境的不適應,缺乏風險防范機制,往往導致企業出現利益失衡現象。特別當并購活動涉及到知識產權時,在評估、運作、整合等方面遇到很多難題。
1.由于中國并購對象多為市場弱勢企業,所以難以獲得最領先的知識產權。現階段,中國多數企業是以并購境外中小企業或大型企業的部分業務為主,即中國企業的并購對象往往是被國外競爭舍棄的、對其不具有戰略意義的業務單元,因此面臨的競爭較小,并購的成功率較高,但相應的,通過此類并購所獲取的知識性資產并不具有很重要的戰略意義,并購后績效的提升往往來自于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而并非來自知識資產的協同效應。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當前中國企業在初級發展階段,受自身規模和管理水平上的限制,中國尚未形成一批在行業內位居全球龍頭地位的重量級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中的談判力度不夠,同時由于企業購并動因的差異,融資條件限制等因素,實現戰略意義的大規??鐕①彽默F實可能性不大。
2.東道國的市場和法律環境提高了中國企業評估和并購知識產權的風險。在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過程中,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較大,企業面臨各種各樣難以預料的風險因素,包括法律風險、政治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認識風險、機會風險、運營風險、客戶風險、戰略風險等。環境的動蕩性與復雜性要求企業必須具備科學的風險管理計劃和風險控制機制,根據并購戰略的分析與制定、評價與選擇、實施與控制這三者,通過風險識別、評估和監控,妥善處理風險所導致損失的后果,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
在跨國并購的諸多風險中,最突出的是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財務風險。其中,政治風險與東道國的政府政策變化等行為有關,包括征收、國有化、戰爭以及恐怖活動等政治暴力事件。五礦集團對諾蘭達公司的收購案,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司的經濟利益明顯,但是東道國處于政治考慮,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最終導致了項目中止或無法順利進行。
在法律風險方面,盡管中國民商經濟領域有依照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模式和WTO各項承諾制訂的支架性法律體系,但當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入法律比較健全、依法維護權益意識比較強的發達國家運作并購事宜時,對所在國法律環境了解程度不足往往成為國際并購的額外風險。當前,中國企業境外收購遇到最多的問題基本都圍繞監管和競爭展開。在監管方面,中國企業要特別考察投資國中受監管和限制的行業,特別是電信、銀行、證券、國防、廣播等涉及較多知識產權的行業,并應將外商持股量限度和外匯管制問題考慮在內。
3.在并購知識產權過程中忽視與并購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根據經濟學和戰略管理的理論,任何一次并購都是通過利益的再分配,達到帕累托最優,提升企業的績效和市場表現。作為理性企業的戰略行為,并購過程中不可能存在任何一方不獲益的情況。雖然收購表現為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和競爭行為,但從其本質來講,正是由于并購雙方資源上的互補性或相似性導致了雙方的合作行為,實現了資源在市場化并購過程中的增值,促進了并購的順利實現。財務性投資只是并購實施的手段,其目的是通過資源的積聚或互補提高增值能力,通過整合創造協同效應。
并購之前雙方管理層之間的互動及匹配成為并購能否進行下去的前提條件,因為作為外來投資者,管理輸出在收購之前無法實現,要達到海外并購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離不開當地人所了解和掌握的本土知識,因此并購對象中知識資產與并購方的匹配將成為最終并購實現的基礎。
4.對于知識產權的評估缺乏其戰略意義的思考和評估。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知識產權的評估不是單純的評估,而應該結合企業自身競爭力考慮現在和未來的價值。戰略投資者需要對目標企業和自身各自的優劣勢以及雙方企業未來能夠成功整合從而實現更快發展等戰略方面的因素做出通盤的考慮。事實上,在諸多“走出去”的案例中,中國企業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盲目行動,其初衷是想盡快抓住稍縱即逝的市場機會,但沒有充分準確的事前判斷往往導致結果適得其反。除了少數出于獲取資源、搶占市場等因素發生的并購行為外,大多數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對于知識產權的并購,這一點在電子產品和IT高科技產品的并購過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三、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過程中的知識產權評估問題的建議
如前所述,在越來越多的戰略并購中,知識產權類資產評估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充滿挑戰性和技術性,需要企業在整個過程中做出全方位的努力。為了有效地提高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知識產權的評估效率和效果,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供參考。
1.在以知識產權為目標的并購中,應當以國際領先技術或知名品牌為目標,準確識別并購中的技術陷阱。從實用角度而言,并購小規模企業固然較為容易,短期內見效快,但從長期而言與企業的整體國際化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不符,并不能帶來長期持續的學習型改進,因此對于企業創造核心競爭力并無顯著提升作用。雖然并購國外某一行業內的優勢企業較為困難,但在某一局部專業領域有所突破,從而實現知識產權方面的提升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在并購實施的過程中,還應當對目標企業的技術進行細致的評估,防止出現下列情況:企業看中的技術不一定是企業最后真正買到的技術,買到的技術不一定是能帶來實際利益的技術。這就要求企業或其評估人具有專業知識,能夠對作為并購標的知識產權進行準確識別和價值判斷。
2.聘用相關專業機構,進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在公司購并之前,收購方獲得完整、準確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關于知識產權的盡職調查是保證跨國并購順利實施的必要條件,其過程牽涉面廣,情況復雜同時又極具個性化。作為跨國并購主體的中國企業,可能不能同時了解國內市場的狀況和國際大趨勢,不能將自己的行業法律法規與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制度結合。此外,中國長期以來缺乏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和保護的現實,也造成了并購主體對知識產權評估的盡職調查難以有一個清晰、客觀的了解。因此,在跨國并購中,聘請相關專業評估機構進行知識產權的評估是絕對必要的。
3.加強所并購知識產權與企業目前和未來業務、資產的整合。一旦一項購并業務及其所包含的知識產權已經簽署收購協議,下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迅速地整合所獲得的有關品牌和技術等知識產權資產,這是成功并購的重要因素。許多中國企業往往只有正確的并購戰略,卻沒有成功的整合戰略。除非收購方在功能上、財務上和管理上成功的整合,否則,收購所創造的股東財富會非常小。整合不成功的極端結果就是很有可能會毀掉被收購部門的優質文化、技術優勢,導致丟失市場份額。知識產權整合就是要把收購進來的知識產權與以前擁有的知識產權有效組合起來,提高其價值創造和市場競爭力。
4.注重與并購利益方的合作,降低并購中的抵制情緒。在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國家中,工會力量都比較強,導致談判過程非常艱難,這是很多中國企業始料未及的。時間上的滯后導致了評估價值的不可靠性,并購執行時的市場價值已遠遠低于前期的評估價值,特別是對于知識產權類資產,由于其時效性強的特點,長期的談判會導致其價值的大幅貶值,在并購后已無法實現并購之初所預計的協同效應。對于這種情況,文化上的整合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在并購的過程中,應適當注重引入國外相關的利益群體,提高潛在反對者的相關利益,如保障工人的就業機會,提高職工福利等。此外,通過合資的方式,利用當地的商業關系和組織結構實施并購,如聘用當地知名的評估機構進行無形資產的評估,可以降低并購中的抵制情緒。
5.知識產權評估應該根源于企業整體發展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無論是國內并購還是跨國并購,進行知識產權評估的出發點都是公司的發展戰略,以公司的整體發展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為出發點,慎重選擇評估方法,選擇目標企業。
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普遍將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列入其競爭戰略的整體,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已成為全球競爭的新戰場。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國家中從事跨國經營業務的企業不同,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推進國際戰略的過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特征就是逐步形成了以知識產權為基礎,融技術發展戰略、組織管理戰略、知識資產經營戰略、國際化發展戰略、訴訟和風險管理戰略為一體的跨國經營戰略??鐕緡H戰略的這一特征在它們拓展中國市場的過程中早已顯現。從理論上講,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應當成為其全球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鑒于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在現代企業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有效的知識產權戰略和管理應當是企業行為選擇的重中之重,也應當是跨國并購資產評估的重要內容。然而,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對于知識產權工具的嫻熟運用,中國企業目前知識產權戰略的建立狀況不容樂觀。知識產權戰略規劃不力,必然造成企業并購中在知識產權方面思路不清,缺乏長期基礎,從而評估的成功也是缺乏保障的。
另外,建立與政府等機構的互動關系也是并購中的必要環節。政府的支持是跨國并購中的關鍵力量,對于部分關鍵性知識產權的取得,與政府的溝通不可或缺。一方面,要勤于向政府有關機構反映情況,取得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政府的渠道獲得國外相關領域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最優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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