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出口貿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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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出口貿易論文范文第1篇

(一)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關系研究國外學者對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Stern等(1981)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現出口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術的影響[1]；Wakelin（1998）研究發現，國際貿易與技術的關聯性較為顯著，技術能夠極大地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2]；RoperS等（2002）研究了英國制造業中技術創新與出口競爭的關系，發現技術創新對產業的出口貿易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3]；Montobbio等(2005)對出口貿易與創造力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現創造力能夠顯著地促進出口貿易的增加[4]。國內對于出口貿易與企業創新產出的研究也不少。劉仁平（2006）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與產業結構的升級都得益于技術創新的發展，技術創新對兩者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5]；鄒武鷹等（2008）認為，出口貿易能夠顯著影響技術創新并對地區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6]；王華等（2010）認為，就培育中國企業的自生能力來說，國際貿易以及國際技術許可都會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7]；鄭義等（2011）對外資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技術研發的投入是技術創新的基礎和源泉，國家經濟的增長必須要靠技術進步[8]；徐二明與楊正沛等（2011）實證研究發現，技術創新能夠顯著影響出口績效[9]；趙偉等（2012）認為，政府對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支持程度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具有密切的聯系，出口貿易能夠有效提升各類企業的創新傾向[10]。

（二）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研究國內外學者對制度創新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存在較大爭議，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制度決定論以及技術決定論，前者認為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后者認為技術創新決定制度創新[11]。馬克思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對兩者關系進行了闡述，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促進、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在國內，杜偉（2004）通過研究發現，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聯系緊密，兩者相互促進[12]；蔡烏趕（2012）認為，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協同演化關系[13]。

（三）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關系研究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關系較為密切。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的運行效率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14]。在國內，金祥榮、茹玉驄等（2008）利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構架兩國三地區的壟斷競爭開放模型，并利用1998—2004年的非連續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通過改善企業生存的制度環境有助于緩解地區出口差異，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15]；張杰等（2009）發現出口貿易對于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改善企業的外部制度環境方面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6]。

二、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的協同演化關系分析

如前所述，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三者緊密相關，既相互促進、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為了更好地協調三者之間的發展，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有必要對三者的協同演化關系進行研究，了解其動態互動關系及作用機理。

（一）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的互動關系企業技術創新是進行出口貿易的原動力，技術創新加快了企業技術進步的步伐，能夠為企業提供新產品或服務，同時對原有產品及服務進行升級，而新產品則可以加強企業競爭力，使得企業在國際上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從而有效地提高出口貿易額。反過來，出口貿易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反作用。首先，企業要想維持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并保證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就必須加大技術研發的力度。其次，出口貿易取得的收入及資源有相當一部分被投入到企業技術創新里面，這就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企業技術創新為出口貿易提供了原動力，并有效地促進了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反過來，出口貿易使得企業可以利用自身技術優勢獲得巨額利潤，并維持企業在國際同行業的競爭地位。因此，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

（二）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協同關系已有的研究以及實踐表明，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密切聯系、相互促進、動態發展。企業在技術創新上的迫切要求決定了企業必須在制度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變。企業技術創新同時降低了制度安排的成本，如信息技術的使用及辦公自動化大大降低了組織形式上的成本。企業技術創新為制度創新提供了原動力，使得那些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制度逐漸發生改變，以適應企業的發展。反過來，制度創新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支撐與保障。其次，制度創新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必要的外在條件，同時也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綜上所述，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雖然各有特點，但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推動和影響企業的發展。企業技術創新要求與其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并為制度創新提供了基礎；反過來，制度創新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便利條件，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重要作用。總之，二者之間相互協同演化。

（三）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的互動關系在國際貿易過程中，企業的最終目標就是奠定自己的國際地位并獲得足夠的利潤。企業進行出口貿易必須要遵守一定的規則，企業內部的、企業外部的、國內的抑或國外的制度，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進行貿易，才能保證出口貿易的有序進行，良好的制度能夠保證企業進行出口貿易的效率。因此，可以認為制度創新為出口貿易提供了適合的制度保障。制度創新包括國家宏觀經濟制度創新與企業微觀經濟制度創新。企業微觀制度創新包括組織制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國家宏觀經濟制度創新包括經濟體制、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創新。企業對自身制度進行創新，形成適合于企業進行出口貿易的經營制度，可以有效提高企業出口貿易的效率。政府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對經濟體制進行創新，可以為企業的出口貿易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反過來，企業出口貿易額的不斷增加，能夠為制度創新提供物質條件，并檢驗制度創新是否有效。綜上所述，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三者之間協同演化。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為出口貿易提供了技術與制度支持，使得企業在進行出口貿易的過程中更具有競爭優勢，而企業的出口貿易又為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提供了物質條件，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以及制度創新。

三、協同演化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分析，制度創新、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三個子系統通過相互作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復雜系統。本文采用徐向藝、徐英吉（2008）[17]建立的復合系統協同度模型，來研究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的協同度。

（一）概念界定“協同”指事物間相互匹配的關系；協同度，是用來衡量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和諧與匹配的程度。協同度的取值范圍為[-1,1]。

（二）模型構建1.子系統有序度模型假設復合系統由若干子系統或要素構成，即：Z=（Z1，Z2，Z3……Z），其中Zi為第i個子系統或基本要素。考慮子系統Zi，i∈[1,m],設其在發展成長過程中的序變量為xi=(xi1,xi2……,xin)，其中n≥1,βij≤xij≤αij,j∈[1,n]。通常，系統的有序度有兩種。一種假定xi1,xi2,…xin取值越大，系統的有序度越高；取值越小，系統的有序度越低，如投資回報率、資產收益率等等。另一種情況假定xi1,xi2,…xin的取值越小，系統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大，系統的有序度越低，如負的外部性。

四、實證研究與結果分析

（一）實證研究據前面的分析可知，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三者之間關系緊密、協同演化，下面利用上文所建立的協同演化模型來研究三者之間的協同度。本文選取比較有代表性的國有高新技術企業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考慮到國有企業內部制度的復雜性，在考慮制度創新指標時僅考慮外部指標。1.指標確定首先需要確定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出口貿易的度量指標。指標的選擇必須遵循科學性與易操作性的原則，使得指標的科學性與操作性達到較好的平衡。參考《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以及其他文獻，本文將指標設立如下（見表1）。2.數據采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同時也是中國進行出口貿易的主要施行者，因此對其進行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為了更好地研究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本文在進行數據采集時，選擇比較有代表性的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對于各項數據的具體數值、技術創新以及出口貿易測度指標值通過查閱《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13》獲得。對于如何將制度創新進行量化，不同的文獻給出了不同的方法，在此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并綜合各類文獻，本文選取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指標：市場化指數與對外開放程度。其中，市場化指數通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獲得；參考《中國統計年鑒2012》、《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13》、《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3》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計算得到中國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的相關數據，如表2所示。3.權重的確定對于權重的確定，本文采用相關矩陣賦權法，具體操作步驟如下：設包含有n個指標的指標體系，其相關矩陣為。為了更直觀地呈現出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三者之間的協同度，構建三者的折線圖，如圖3所示。

（二）結果分析通過對2008—2012年我國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復合系統協同度計算分析發現：（1）技術創新有序度大體呈上升趨勢，并有輕微波動。國有高新技術企業不斷提高對技術創新的投入，這對于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2）制度創新有序度總體呈上升趨勢，但2012年略有下降。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國家在制度創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以期有利于企業的出口貿易。（3）出口貿易有序度在2009年以前逐漸遞增，在2009—2011年間呈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是2009年前得益于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中國國有高新技術企業以低成本優勢在出口貿易中占據有利地位。然而2009年后隨著國外對中國的技術壁壘的設置，以及中國勞動力成本的逐漸增加，國有高新技術企業的出口貿易額有所下降。然而近些年來，國外尤其是美國與歐洲經濟相對來說較為不景氣，中國內部由于特殊的制度受國外經濟影響相對較小，這使得中國企業的出口貿易額得到顯著提升。（4）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協同度在區間[-0.8,0.5]，協同度整體偏低，表明出口貿易與制度創新良性協同發展機制尚未形成，宏觀經濟制度有待于進一步改革，以便適應中國企業不斷的出口貿易需求。（5）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協同度維持在區間[-0.4,0.3]之間，由圖2看出，其協同度逐漸趨于平穩，這表明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協同發展機制有待于進一步完善。（6）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協同度在2008—2011年間較平穩，自2011年后協同度得到較大提高，表明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的協同發展機制發展良好。綜上所述，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以及企業技術創新與出口貿易的協同度是密切相關的，三者協同演化發展，這種協同演化發展的趨勢將促使中國國有高新技術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并影響中國的制度創新，同時其出口貿易額也將不斷增加，進而提升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在國際上的優勢競爭地位。

五、結論、政策建議與展望

（一）結論本文在對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三者相互作用分析的基礎上，根據協同演化理論，并通過對2008—2012年國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進行實證研究，確立了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協同發展模型，揭示了三者之間的協同演化關系。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都是影響企業出口貿易的重要因素，企業技術創新可以為企業進行出口貿易提供原動力，制度創新為企業出口貿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反過來，出口貿易為企業技術創新以及制度創新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檢驗了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成果。綜合來看，企業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協同演化關系，三者相輔相成，每一個方面的改變都將對其他兩者產生重要作用。總之，企業要想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樹立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地位，就必須注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以及出口貿易三者的協同關系。

企業出口貿易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FDI，貿易結構，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貿易結構的決定是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從古典比較優勢理論誕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決定貿易結構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了闡述，而較為著名的是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雁行”理論。維農把國際貿易與FDI產生的原因統一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方式選擇聯系起來，并證明了投資是在貿易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優勢轉換的結果。而“雁行”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而且對外開放的國家，某一產業可以通過吸收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獲得發展。近幾年，國內學者關于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也做了許多研究，江錦帆（2004）發現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兩方面的作用協整檢驗，外溢效應對出口貿易有積極影響。江小娟（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錄。她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劉重力（2000）比較研究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國外出口商品結構，發現FDI促進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已有的文獻上看，這些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上來研究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而對于浙江省這樣一個出口大省來說，研究FDI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浙江省貿易結構的現狀

（一）、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可以看出其對浙江省貿易的影響，我們用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貢獻度來衡量其對浙江省出口的影響；“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的貢獻度”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整個浙江省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資對其出口貿易貢獻度

 

年份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浙江省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貢獻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5426543

企業出口貿易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采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統計的我國貿易出口額的相關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產品的出口規模、匯率與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做出了定量回歸分析。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分析結果表明，出口額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額的迅速增長的確明顯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FDI改善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最后提出了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貿易效應,促進結構優化的建議。

關鍵詞：FDI;出口;匯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成品的出口貿易額和利用FDI都取得了蓬勃的發展。據海關統計：2005年我國制成品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2 251.6億美元，其中：出口7 129.2億美元，是1985年的53倍，出口額排名由世界第26位提升到第4位。與此同時，出口商品結構也在不斷地優化。我國在吸收FDI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05年12月底，全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260 000個，合同FDI為1 925.93億美元，實際使用FDI為638.05億美元，是1985年的13倍。本文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對FDI績效進行了初步分析與評價，并著重分析了FDI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制成品的出口貿易額。

一、研究現狀

FDI會對東道國的出口貿易產生四個方面影響：一是貿易替代效應,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或投資方式進入一國市場選擇了投資, 便會替代貿易。二是貿易創造效應，FDI可以在東道國和母國之間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使貿易在更大的規模上進行;三是貿易補充效應，FDI往往帶來維修等支持性活動的發展，增加了貿易機會;四是市場擴張效應，FDI會進一步拓展第三國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FDI的數量逐年上升，FDI成為促進我國出口的重要力量，關于FDI與我國出口貿易額國內外專家已經做了大量研究。

國外主要研究。拿卡穆勒(Nakamura)對FDI 與國際商品貿易間的關系進行了經濟計量檢驗，結果認為兩者呈互補關系。易通(Eaton)和塔姆勒(Tamura)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日本商品進出口的相關關系進行了計量研究，發現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進出口起到促進作用。隨后，金德伯格(Goldberg)和克雷(KlEin)于1998年采用引力模型進行研究，結果也證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進出口起到了促進作用。盡管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FDI 對國際商品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是,金德伯格(Goldberg)和克雷(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減少了雙邊貿易額, 兩者呈替代關系。此例說明FDI 與國際商品貿易間的關系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是相異的。

國內主要研究。劉恩專(1999)通過回歸分析指出FDI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楊迤(2000)、許和連和賴明勇(2001)、丁文麗(2001)分別使用相關系數檢驗、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回歸分析方法,均指出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影響要顯著大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影響,FDI改善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雖然國內外已有大量專家對FDI與我國出口額之間做了大量的分析，但是，對于FDI與制成品之間的貿易額并為涉及，本文借鑒以上研究方法，對FDI與制成品的出口額做出了定量的分析，并且指出了FDI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制成品的出口額。

二、數據的引進與模型的建立

(一)搜集數據

本文所用時間段是從1986—2005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其計量結果使用Eviews3.1軟件得到。

一般經驗認為，FDI流入量的增加并不會立即引起當年的出口增加。外資的引入，通過投資辦廠基本建設，引進設備安裝到員工培訓，再到產品的出口需要一個滯后的過程，應該采取滯后一期。而僅僅考慮FDI與出口的關系實際上是不夠全面和不實際的，如果假定國外的收入水平一定，則決定出口效應的主要因素：出口商品的價格主要受匯率的影響。

(二)相關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文中的中國出口貿易額，實際利用的FDI額，匯率以及制成品出口占全國出口比重數據均使用其對數形式建立模型。其中EX代表中國出口貿易額，FDI代表實際利用的FDI額，RA代表匯率，PR代表制成品出口額占全國出口額比重。

首先用所查數據對模型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結果如下,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額，匯率以及制成品出口占全國出口比重與當年的出口貿易額呈現顯著的相關關系,也使得以下的回歸分析更有意義。

(三)回歸分析

使用1986—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和進出口貿易的數據通過Eviews3.1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下分析結果:(括號內的數字為t統計值)

上述回歸分析可以發現，實際利用的滯后一期FDI額，制成品出口占全國出口比重以及匯率均與中國出口貿易額呈現出高度相關。以上述三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以中國出口貿易額為被解釋變量，使用其對數形式建立模型如下。處理結果見上表所示：

LNEX=-33.73305+0.426917LNFDI(-1)-9.847543LNRA+9.8

47543LNPRR=0.928786

(-4.263131) (2.232639)(-3.410683) (4.896722) F=65.21114

從回歸結果來看，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928786,F統計值65.2114大于F0.05(316)即3.24說明方程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整體檢驗。從個體檢驗來看，LNFDI(-1)的t統計值2.232639遠大于t0.05(16)即2.1199通過個體的顯著性檢驗。LNRA 的t統計值的絕對值3.410683遠大于t0.05(16)即2.1199通過個體的顯著性檢驗。LNPR 的t統計值4.896722遠大于t0.05(16)即2.1199通過個體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上述模型模擬的很好。

分析結果表明，FDI額的迅速增長的確明顯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

三、提高貿易額增長的政策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FDI 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數量促進效應是比較明顯的。但從長期看, 要繼續保持出口貿易高速、穩定的增長, 關鍵在于提高其出口質量, 即增加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 同時要對其進口實施更為有效的管理。旨在提高FDI 貿易效應,以促進結構優化。為此, 試提出以下若干建議：

第一，吸引大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提高FDI的技術含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作為載體的跨國公司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高技術創新行業，外資企業通過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更是明顯，因為大型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市場上往往是實力雄厚的主導廠商，因而對外投資的技術含量較高，幾乎所有的大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都與某種形式的技術轉移相聯系。

第二，通過競爭效應來提升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可以集中國內產業優勢、政策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各企業的生產、技術、管理、人才優勢組建企業集團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促使其提高對華投資的技術含量，同時通過激烈的競爭，激活我國企業的市場生存本能，從而不斷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另外，在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的基礎上要加強合作，特別是在技術上的合作，通過共同研發決定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性技術，逐步形成自主性的知識產權，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第三，通過關聯效應來提高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激勵跨國公司與內資企業建立分包商或供應商關系，加強兩者之間的前后向關聯，以實現跨國公司對內資企業的人員培訓和技術轉讓。同時，鼓勵內資企業加大技術方面的投資，開展研究與開發活動，加強企業的技術學習與吸收能力。

參考文獻：

[1]史小龍，張峰.FDI對我國進出口影響的協整分析[J].亞太經濟，2004，(3).

[2]王洪慶.FDI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5，(10).

[3]李慶.FDI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探析[J].現代管理科學，2005，(12).

企業出口貿易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銀行 貿易融資 現狀 情況

一、我國貿易融資現狀

國際貿易融資是外匯銀行圍繞著國際結算的各個環節為進出口商提供的資金便利的總和。與其它業務不同的是，國際貿易融資業務集中間業務與資產業務于一身，無論對銀行還是對進出口企業均有著積極的影響，已成為許多國際性銀行的主要業務之一。有的銀行設在國外的分支機構，主要的業務就是開展國際貿易結算與融資，其業務收入可占到銀行總收入的八成。此項業務的發達程度與否，已被視為銀行國際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在我國，90％以上的企業是中小企業。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發展前景，銀行對風險的控制能力較弱，資金扶持和貸款投向普遍向大企業傾斜，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著融資難、擔保難的發展困境。由于受到人才、資金等方面的制約，中小企業希望銀行能夠提供一條龍式專業化貿易結算和融資服務。華夏銀行就推出了這樣的一系列創新產品。比如針對臺資企業推出的兩岸匯劃直通車、美元匯款全額到帳和去年推出的出口票證通等等。其中，出口票證通是以出口收匯權為擔保，為客戶提供銀行承兌匯票和進日開證服務，組成以應收帳款權益為保證手段、還款來源的業務，也就是說基于應收帳款基礎上的貿易金融服務，這是在物權法基礎上的一個業務創新，也體現了進出口貿易的自償性特點。還有近幾年推出的華夏貿易寶是為解決中小企業出口結算環節融資難，擔保難等問題而推出的出口押匯、出口貼現、福費廷和信保融資四種出口貿易融資產品的組合套餐，這是第一期，第二期還要推出進口產品的服務組合就是在進口環節對進口商進行金融產品組合，進口商可以從產品組合的籃子里選擇能夠適合他們需要的服務以及產品組合和打包。

眾所周知，中間業務與資產業務、負債業務一起被稱為現代商業銀行業務的三大支柱，中間業務的發展是商業銀行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國內各商業銀行都把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列入重要發展內容。據統計，股份制商業銀行近50％的中間收入是國際業務帶來的。而貿易融資業務能促進國際貿易結算業務的開展，進而拉動中間業務的快速增長。貿易融資以其在風險資本占用和交叉銷售等方薅的優勢，正日漸成為各家銀行競相發展的業務重點之一，已成為各銀行競爭的重要領域。外資銀行首先是在中國開展跨國公司的國際結算，然后是做所有外幣的貿易結算，接著是傲中國公司的本外幣貿易結算，現在才開始人民幣零售業務。外資銀行在國際業務方面有相當的市場實力和產品優勢，比如在上海地區，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國際業務是被外資銀行瓜分的。

中資銀行在國際業務方面很早就和外資銀行直接競爭，在競爭過程中，中資銀行逐漸提高了能力，外資銀行也了解了中國。不過由于中國市場潛力巨大，整個盤子也越做越大，所以中外資銀行更多的是處于發展狀態。并沒有太多的激烈競爭。

二、我國銀行在貿易融資方面反映的情況及對我國銀行貿易融資的建議

企業出口貿易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外貿增長；外貿總量；環境成本

論文摘要：我國外貿總量的飛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質量為代價的，分析我國進出口貿易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可以看出我國貿易與環境沖突的根本原因是粗放式的外貿增長方式、落后的科技水平及制度的欠缺乏等，改變此種局面，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技術進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建立并強化進出口的環境準入制度；加強環保國際合作等政策是當前切實可行的。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飛速發展，貿易與環境的沖突日趨激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貿易與環境問題成為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我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在“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指出：“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一、我國外貿增長對環境的影響分析

（一）出口方面

1．我國出口總量增速對環境的影響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對外貿易獲得了迅猛發展。對外貿易額從1978年的206．38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17606．9億美元，而2007年前10月便已達到了17593．2億美元。其中出口額從97．5億美元增長到了2006年的9690．8億美元。我國外貿不僅總量大而且增速驚人，特別是2003—2006年，我國外貿年均增長29．9％，其中出口年均增長31．4％，這種高速增長大大拉動了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發展。根據估算，“十五”期間，如果忽略生產結構與出口結構的差異性，出口總量增速對SO2排放的貢獻占20％左右，而出口結構變化的貢獻為5．5％，但生產效率提高貢獻了－5％，即只有生產效率的提高減少了SO2排放。可見，我國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國環境質量為代價的。

2．我國出口結構對環境的影響

在我國現行粗放式的貿易增長方式下，出口結構存在著諸多不合理，對我國環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

（1）從出口商品結構分析

首先，我國出口中工業制成品比重已遠遠高于初級產品比重，2006年兩者比重分別為94．5％和5．5％，盡管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但可能也意味著更多的環境成本留在我國。這里的環境成本是指生產和制造工業產品過程中產生和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成為出口這類產品的環境成本和環境負擔。工業制成品出口相對于初級產品出口而言，環境成本更大，因為它的環境成本包括了對原材料開采和加工的環境成本。所以，在欣喜于工業制成品出口急速增長的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其背后的環境代價。

其次，在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中，具有優勢的多為污染密集型行業，而對環境影響較小、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品、環境友好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較低。由我國歷年的進出口商品分類金額可以得出，我國出口比重最大的五個工業部門依次為紡織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及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其中以紡織業產品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品所占比例最大。而這五個工業部門也正是我國污染密集型行業。吳蕾、吳國蔚（2007）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化學工業的凈進口幫助我國轉移了最多的污染物，而紡織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凈出口則給我國帶來了最多的污染物負擔和成本。這就意味著，這兩個行業的產品出口越多，對我國環境的危害就越大。如此的出口結構不利于我國外貿的可持續發展。

（2）從出口的企業結構分析

2006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94．68億美元，我國外資企業出口額在我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為58％，外資企業對我國外貿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但由于我國的環境標準較低，使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據統計，1999年外商在我國設立的生產企業中，污染密集型企業占總數的30％左右，而在污染密集型企業中，嚴重污染密集型企業占40％以上。在流入我國的FDI中，有近1／4的資金投向了污染型產業；同時，一些外商還將母國淘汰的、嚴重污染環境、禁止使用的產品、技術和設備通過投資的方式轉移到我國，嚴重影響我國的環境。

3．出口貿易方式對我國環境的影響

我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方式壓倒了一般貿易方式，2006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額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為53％。而在加工貿易方式下，進口的中間品在國內加工成最終產品再出口，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也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程度。可以說，我國在全球生產鏈中承接了更多的污染密集性生產環節。

（二）進口方面

我國進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進口廢棄物對我國環境的危害。我國廢物入境數量巨大，而且增速驚人，1990年進口量99萬噸，進口額2．6億美元；1993年進口量828．5萬噸，進口額15．75億美元；1997年進口量1078萬噸，進口額29．5億美元；而2001年這一數字為1119萬噸，達到了歷史最高，占當年全年進口額的2．07％。洋垃圾的大量進口加劇了對生態環境的危害，對危險廢棄物的堆放、拆解、處置等過程嚴重污染了當地的水質、大氣、耕地并危及人類的健康和安全。

（三）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看到了我國外貿發展與環境沖突的嚴峻現實。在我國外貿迅速增長的同時，確實給我國的資源和環境帶來不利影響。究其原因，乃是由我國粗放式的數量擴張型的外貿增長方式、落后的科學技術水平及相關制度的欠缺造成的。而我們所要做的，便是找到一條貿易增長與環境優化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二、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對我國外貿發展與環境沖突的分析，針對其原因，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一）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技術進步提升出口商品結構

我國長期粗放式的、數量擴張型的外貿增長方式和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結構使我國在外貿總量增長的同時，并未獲得很大的貿易利益，相反卻付出了資源流失與環境惡化的巨大代價。因此，要緩解我國貿易與環境的沖突，首先必須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升出口商品結構。根據動態比較優勢模型，一國比較優勢的演進和貿易結構的變動主要取決于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由于我國要素稟賦在短期內無法改變，因此技術進步是提升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根本途徑。國家可利用當前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機遇，有選擇有重點地引進先進技術；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注重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運用財政手段鼓勵企業進行研發創新；保護知識產權等方式促進技術進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降低出口產品的能源與原材料消耗，使外貿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二）實現出口產品環境成本內部化

低廉的價格一直是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但那是以犧牲我國環境為代價的，因為其中并未包括環境成本。也就是說，我國環境的惡化沒有通過轉移環境成本給國外消費者而獲得補償。國外消費者免費享受了我國的水、空氣和生態環境，而我國人民卻得承受環境惡化的后果。因此，國家應采取措施盡快實現出口產品環境成本內部化。可綜合運用排污收費、環境稅收、排污許可證交易、押金、環境損害責任保險等經濟調節手段，促使企業改變其污染環境的行為，降低成本，提高環境競爭力，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三）建立并強化進出口貿易的環境準入制度

通過提高環保意識，制定相關環保法規和標準，建立并強化進出口貿易的環境準入制度。在出口方面，應當對“兩高一資”的出口行業實行環境準入制度，通過設立較高環境和資源耗用標準及進一步擴大出口征稅范圍等措施，減少新增產能，達不到標準的企業應予以關閉，同時也可將污染企業的信息公諸于眾，通過公布環保黑名單等形式，使國外進口商獲知污染企業的不良行為，停止進口其產品。這樣的措施不僅有利于國內環境保護，也有助于樹立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良好的環境形象，減輕國際輿論的壓力。在進口方面，應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產品和資本準入的環保標準。正確引導外資投向，鼓勵外資投向無污染或少污染的行業，同時對達到環保標準的外資企業予以獎勵，不達標的則要采取懲罰措施直到達標為止；建立自己的綠色保護屏障，防止污染廢棄物的流入，不做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確保國家環境安全。但同時，我們必須鼓勵進口那些對自然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的產品，優化進口商品結構，從而實現環境成本向國外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