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規貨幣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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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規貨幣論文范文第1篇

因此，經濟學家對中央銀行究竟該“有所為”還是“有所不為”一直存在較大爭議，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央銀行應尊重經濟周期，克制自身行為，嚴守通脹目標，遵從單一規則，將自身對實體經濟的干擾程度降到最低。這種潔身自好的建議從理論層面尚不足以說服所有同行，更關鍵的是，它不符合危機時期的政治需要和民眾訴求。因此，更多的人傾向于認為，中央銀行相機抉擇，在危機時積極行動是有益的。

事實上，這種理念已被全球主要央行付諸行動。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各主要央行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工具創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聯儲推出了三輪QE。從結果來看，QE使美國經濟走出衰退，并呈現出加速復蘇的態勢。但是，經濟學家很難確定這種強勢復蘇是經濟自身韌性使然，還是歸因于美聯儲的有所作為。

答案十分重要，因為這一方面將對未來各國貨幣政策在危機中的反應提供借鑒，另一方面也決定了2013年末開啟的QE退出對2014年美國經濟走向產生何種影響。遺憾的是，正如美聯儲三號人物Dudley在2014年初美國經濟學會/美國社會科學聯合會（AEA/ASSA）年會上所言：“經濟學家們還不完全了解QE如何奏效。”

雖然沒有形成統一、確定的答案，但還是有經濟學家對QE的作用機制進行了細致研究，西北大學Arvind Krishnamurthy教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說到Krishnamurthy教授，他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的研究已經受到廣泛重視，在著名的2013年度Jackson Hole會議上，組織者就把最重要的環節設置為他的發言。

那么，Krishnamurthy教授到底做了什么研究？為擯除新聞的干擾，筆者仔細研讀了Krishnamurthy及其合作者Annette Vissing-Jorgensen的重要論文《QE政策對利率的影響：渠道和政策含義》。這篇論文結合諸多經濟學家的前期研究和QE1與QE2的實際經驗，詳細剖析了QE政策的傳導機制。

在論文中，Krishnamurthy教授發現，由于QE1和QE2資產購買的結構不一樣，其對利率下行的作用機制也不盡相同。有三種機制同時作用于QE1和QE2：一是信號渠道（Signaling Channel），不管QE是否包含購買高風險債券的內容，QE本身都會被視作未來基準利率下降或維持低位的“信號”；二是安全溢價渠道（Safety Premium Channel），央行的購買會減少國債的有效供應，在市場主體對無風險資產存在習慣性偏好的背景下，國債收益率的相對降幅會更大；三是通脹渠道（Inflation Channel），QE推升通脹預期，進而導致實際利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名義利率。此外，另有三種機制單獨作用于QE1，分別是風險溢價渠道（Risk Premium Channel）、違約風險渠道（Default Risk Channel）和流動性渠道（Liquidity Channel），和QE2只有純粹的國債購買不同，QE1包含了高風險債券購買的內容，進而產生了降低違約風險、深層改善市場流動性的額外作用。

非常規貨幣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刑事特情 偵查 刑事責任 價值

一、我國刑事特情制度的概況

（一）刑事特情概念

刑事特情，又稱線人、耳目或者秘密力量，是指在偵查活動中，偵查主體選擇具有能接觸犯罪組織或犯罪人員并且原意為偵查工作服務的特殊人員。刑事特情的使用是一種為了發現犯罪線索、收集犯罪證據、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偵查措施。

刑事特情制度的形成，其依據就是公安部于1984年8月制定并下發的《刑事特情工作細則》。按照公安部教育局編寫的《刑事偵查學教程》，“特情是我國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內部對執行特殊任務的秘密情報人員的通稱；刑事特情是由公安機關刑事偵查部門領導指揮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動情報、進行專案偵查、發現和控制犯罪活動的一支秘密力量。刑事特情不是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

（二）刑事特情的意義

1．使偵查更主動

偵查活動一般情況下是在犯罪事實已經發生后啟動偵查程序，也有一定的偵查活動是在犯罪行為發生之前或過程中采取的行動。但是，這有一個犯罪行為發生的過程，犯罪事實已經發生時，加大了偵查難度；犯罪行為發生之前或者過程中的偵查活動，是很難做到預估的。所以偵查活動相對犯罪活動是相對被動的。刑事特情是偵查機關的秘密力量，從刑事特情的活動中，偵查機關很多時候能在犯罪事實尚未發生之前就掌握大量的犯罪證據，做到提前打擊；刑事特情提供及時的情報，能讓偵查機關在犯罪正在發生時就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做到人贓歸案；即使犯罪事實已經發生，再啟動偵查程序，由于刑事特情和犯罪分子之間已經保持了一定聯系，對于收集證據和抓獲犯罪分子也是很有效的。所以刑事特情的協助使偵查活動更加的主動。

2．節約偵查成本

刑事特情的使用涉及一定管理和經濟方面的理念。刑事特情是偵查機關覺得必要時才會使用的，這種必要性體現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管理等內涵。偵查機關往往在評估偵查成本時，出現招募刑事特情出現正效益時才會使用刑事特情。表現在，刑事特情能夠迅速的偵破案件，使偵查消費的時間、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會太大；刑事特情所取得回報相對偵破案件所帶來的偵查價值來說較低。在很多涉及交易犯罪中，刑事特情的使用往往能迅速的破案，使十分小的成本帶來十分大的偵查價值。

3．提供有效情報和證據

當今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分子的智能化和專業化不斷提高，給偵查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犯罪分子手段多樣、隱蔽、狡猾，使得偵查機關在活動中一些常規偵查措施時常很難奏效。而刑事特情能夠出入任何場所，能夠進入任何組織，對于打入犯罪集團內部的刑事特情來說，收集犯罪情報就相對比較容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二、刑事特情制度在我國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刑事特情的司法適用

目前我國對于“刑事特情”的管理，主要依據是1984年公安部制定的內部規范文件《刑事特情偵查工作細則》。這一部二十年前的文件在很多地方都不能體現當今時代對刑事特情這一制度的完善和規范的要求，所以對刑事特情很多行為的約束存在很大爭議。一般而言，刑事特情只是監視偵查對象、了解犯罪信息，以提供給偵查機關，促進案件的偵破。然而，在酬金的激勵下，刑事特情“極易跨越純粹被動的監視與煽動犯罪之間的界限”，誘使他人犯罪。同時，在緊急情況下，“刑事特情”為避免身份泄露或者取信于犯罪組織，會參加偵查對象的犯罪活動。但是刑事特情在很多時候要得到犯罪組織的信任，就必須采取非常行動，表面上對于犯罪人和犯罪活動進行適當的配合。那么，刑事特情到底能不能實施犯罪，在我國現行法律來看，就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

（二）我國刑事特情困難的處境

在我國，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刑事特情的概念比較模糊，沒有明確的管理辦法和法律規則，所以導致目前我國刑事特情及其制度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

首先，刑事特情身心得不到保護。刑事特情為偵查機關獲取情報的方式是欺騙犯罪分子，這是難度和危險并存的工作，同時刑事特情也要“雙向工作”，既要嚴格履行偵查機關的指令，也要在犯罪分子面前保持一定的警覺和附庸。

其次，刑事特情經濟得不到保障。刑事特情的定位本質就是為公安機關提供犯罪情報從而獲得報酬，但是報酬這一點很難的到保障，現實來看有如下問題。一般來說，刑事特情在犯罪集團“工作”所獲取的非法報酬，是不能占為己有的，要依法向公安機關繳納，但是刑事特情長期和犯罪分子生活在一起，這種非法財物的流失會會影響刑事特情經濟的平衡（跟不上犯罪分子的消費、財產流失會被懷疑或刑事特情心理失衡）；再者，由于公安機關預算和財政的不足的問題，很多刑事特情在冒著“高風險”的同時得不到“高回報”；同時，由于很多刑事特情身份的問題，有犯罪前科，或者被公安機關掌握了犯罪證據，時長低回報甚至零回報也受迫擔任刑事特情的工作。

最后，刑事特情的活動范圍收到爭議。一般來說，刑事特情只擔任為偵查機關收集犯罪情報和證據的任務，但是“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在很多犯罪暴利和警方酬金的誘惑下，很多刑事特情鋌而走險，超出自己的規定范圍進行活動，在司法中遇到很多問題和爭議。關于司法實踐的問題，下一節著重討論。

三、刑事特情制度在我國構建的設想

（一）刑事特情的管理

刑事特情的管理應從三個方面做好工作。刑事特情的建檔，刑事特情的契約，刑事特情的領導。

1．刑事特情的建檔

刑事特情的建檔在于使用任何一名刑事特情必須建立十分完善的檔案，對刑事特情之前的人生所有信息都應徹底查清，也要根據刑事特情的人生經歷來判斷刑事特情的可靠性，一定要避免出現“雙面刑事特情”的情況出現。同時也應該適當的給刑事特情更換身份信息，使刑事特情在工作的時候能以沒有壓力的身份去工作。

刑事特情的契約我認為是刑事特情制度中最核心的東西。刑事特情本身就是一種和警方的契約形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服務性的交易，所以契約是穩定這關系的重要憑證。契約中應該注明的問題：刑事特情工作的具體目的；刑事特情的工作時間；刑事特情匯報工作和犯罪情報的方式；刑事特情可以活動的范圍；刑事特情可以使用的手段；刑事特情的人身保障；刑事特情的報酬；刑事特情的法律救濟；刑事特情終止的方式等等。刑事特情的契約應以類似合同的形式制定，同時涉及的相關司法概念都要得到對應司法部門的授權和審批，目的在于防止刑事特情工作終止時發生法律和經濟的矛盾。這樣有利于掌控刑事特情的活動主動權和提高司法部門的權威和公信。

2．刑事特情的使用

刑事特情畢竟是一項非常規的秘密偵查措施。容易傷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應嚴格限制其適用范圍。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刑事特情偵查應主要使用于無被害人犯罪的案件，具體包含以下幾類犯罪：走私、販賣的有組織犯罪；武器交易犯罪；重大的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案件；危害國家特殊保護利益的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及其他形式的有組織犯罪。在運用刑事特情偵查時，為了防止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還必須有嚴格充分的程序保障。然而，目前作為刑事特情偵查主要適用依據的《刑事特情工作細則》對刑事特情偵查的審查批準、實施與指揮均規定的較為籠統。應該規定偵查機關必須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和可資信賴的證據才可申請啟動刑事特情偵查程序，由人民檢察院對該申請進行審批并對刑事特情偵查的全過程實施監督，以防止偵查機關濫用權力。

3．刑事特情的考核

一般來說．刑事特情業績考核主要涉及以下內容：刑事特情涉及的案件數量：刑事特情識別的犯罪嫌疑人數量：警察運用刑事特情提供情報信息抓捕人員數或搜查數量：刑事特情提供的情報信息破獲財產案件的涉案值：通過刑事特情提供的情報信息破獲的案件數等等。警方要對刑事特情進行定期考核．以評價刑事特情完成工作的能力和情況。準確的業線考評制度可以為政府部門核算刑事特情經費提供幫助。

（二）刑事特情的救濟

刑事特情同偵查機關之間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偵查機關以提供賞金或者減免刑罰作為酬勞．刑事特情為之提供犯罪線索。因此，必須由公安機關內部的監督以確保契約權利的實現，或者另設可靠的外部救濟方式。

1．刑事特情的社會救濟

在刑事特情與警方確定合作關系之前，警方要保證刑事特情的基本安全。對于想改過自新的刑事特情，警方要進行一定的協助和教育，指引刑事特情走上正確的社會道路；對于害怕被流竄分子報復的刑事特情，警方要進行適當的轉移，從時間和空間上避開刑事特情以前的活動范圍；對于生活十分困難的刑事特情，提供基本的保障，避免讓刑事特情因為生活困難的問題而踏上犯罪的道路。

2．刑事特情的契約救濟

刑事特情契約基于雙方的合意而達成．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民法精神，產生糾紛的成因也很有可能包括合同的誠實信用、不可預見、不可抗力等因素，而且刑事特情獲得救濟的形式主要是損害賠償。如果是發生此類糾紛，雙方完全可以先通過協商解決．這樣既可以使偵查機關圓滿完成簽訂契約的目的即執行國家公務。又可以最大限度保護刑事特情的正當利益。從契約救濟的方式來看是最穩定最直接的，契約規定的內容是雙方都認可簽訂的，是比較可取的救濟方式。

非常規貨幣論文范文第3篇

一、新刑事訴訟法對誘惑偵查方式的規制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1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所謂“隱匿身份實施偵查”，是指“以人力為載體的、以欺騙為主要表現特征的各種秘密偵查方法，包括線人（在中國的語境中經常被稱之為特情）、臥底、誘惑偵查，因為此類手段通常表現為改變身份進行偵查，學術界也將其稱為喬裝偵查。”②由此可見，“隱匿身份”的字樣代表了各種喬裝偵查手段，因此，刑訴法修正案對隱匿身份實施偵查的法律規定，同樣適用于誘惑偵查方式，具體而論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適用原則。

誘惑偵查只能服務于查明案情的目的需要，基于必要性原則實施。也就是說，只有在其他偵查方法獲取證據或偵破案件的希望渺茫或十分困難時，才能使用誘惑偵查的方式。誘惑偵查是利用人性弱點達到目的的偵查措施，有“骯臟手段”之稱。其本身的構造方式決定了它有侵害人權，淪為犯罪制造工具的可能性。如果其他常規性偵查方法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不應貿然采用誘惑偵查的方法。

2.適用主體。

新刑訴法僅將實施誘惑偵查的權利授予了公安機關，排除了檢查機關進行誘惑偵查的可能性。雖然在實踐中，有些地方的檢察機關已開始在自偵案件中使用誘惑偵查的方式，③但是此次立法并未對之加以確認。由于誘惑偵查是偵查主體有組織的行為，反映的是作為一級偵查部門的組織的意志④，誘惑偵查的實施主體通常被限定在“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人”的范圍之內。因此，第151條中規定的“相關人員”主要是指偵查人員，即在公安機關從事偵查等活動的公安人員。當然，基于偵查工作的需要，在公安機關的組織和指導下，也可安排非公安人員實施偵查行為，但是未經授權的人員不得自行進行誘惑偵查。

3.審批程序。

誘惑偵查的啟動采取內部審批機制，經由公安機關的負責人決定即可適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內部尚無統一的規范性文件對喬裝偵查使用的審批權作出明確規定，但從整體來看，是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修正案中的規定對現行做法給予了確認、肯定，與實踐中的審批權設置保持一致。因此，當偵查人員認為有必要采用誘惑偵查的方式時，應當以書面形式向公安機關負責人提出申請，說明根據、理由，由公安機關負責人進行審查、批準。

4.行為限制。

隱匿身份實施偵查是以人力欺騙為原理的秘密偵查方式，參與實施秘密偵查的人員的人身安全以及不當偵查行為誘發犯罪的可能性均是不容忽視的風險。為此，修正案對秘密偵查方式進行了限定。一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事實上，這是針對實施誘惑偵查行為作出的一個原則性規定。所謂“誘使他人犯罪”，通常是指對本沒有犯罪意圖的人加以引誘，使之產生犯罪意念，進而實施犯罪的行為，包括“渲染犯罪的益處、打消對方的顧慮、為對方提供犯罪條件等，使沒有犯罪意圖的人產生犯罪意圖”⑤。這是在偵查活動中所不允許的。國家的職責在于打擊、控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因此必須將誘惑手段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堅持適度性、相應性原則，禁止過度誘惑。由此可見，“不得誘使他人犯罪”同時是判斷合法誘惑偵查與非法誘惑偵查的基本界限。二是“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這里強調的是可能，也就是說，如果實施誘惑偵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可能性，就不能采取此種方式。

二、誘惑偵查方式法律規制的不足

刑訴法的修訂將誘惑偵查方式納入法制軌道，使得實施誘惑偵查行為有法可依，是立法上的一個進步。但是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法律對權力的規制不應僅是“授權性規范”，更應是“限權性規范”。正如美國著名的法理學家博登海默所言：“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約束和限制權力，而不論這種權力是私人權力還是政府權力。在法律統治的地方，權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規則的阻礙，這些規則迫使掌權者按一定的行為方式行事。”⑥然而，目前的立法對誘惑偵查行為的限制過于概況化、原則化，尚不能對其形成切實有效的規制。

1.有效的司法審查機制缺失。

新刑事訴訟法將行使誘惑偵查方式的決定權賦予公安機關，依舊遵循我國自偵自監的審批程序。誘惑偵查合法地位的確立，本就是立法者在權衡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使用欺騙性偵查手段的負面價值后做出的政策選擇，如果“從決定到具體實施誘惑偵查的整個過程都由公安機關負責，其中沒有一個為法律認可的‘第三者’的介入和制約，其程序的公正性值得質疑”⑦。由于我國刑事偵查程序不具備控、辯、審三方構造，對偵查權的制約以行政手段為主，缺乏相應的司法控制機制，既沒有中立的裁判者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也沒有檢察官對偵查進行全面的指揮和控制。檢察權和審判權很難對偵查權形成實質的監督。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在運用誘惑偵查手段時，基于案件順利偵破和保障誘惑者安全的考慮，均會采用秘密進行以及事后保密的做法。由于誘惑偵查始終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不易了解到偵查過程以及相關行為，為此也就很難對其正當性作出判斷，而誘惑偵查的存在與否很多時候會關系到證據采信，并最終影響定罪、量刑。因此，誘惑偵查的審查監督機制亟待完善。

2.“誘發犯罪”的判斷標準不明。

誘惑偵查通常被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論文格式即偵查機關對原無犯罪傾向的人實施誘惑，引誘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諸實施。二是“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即被誘惑者已有犯罪意圖或傾向，誘惑偵查行為只是使這種主觀意圖及傾向暴露出來，或者只是強化其固有的犯罪傾向，促使其實施具體的犯罪行為⑧。誘惑偵查的本質決定了無論是犯意誘發型還是機會提供型，都具有誘發犯罪的作用。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制造犯罪”，以積極、主動的行為激發本不存在的犯意，從而使犯罪發生；后者是“促成犯罪”，為已有的主觀犯罪傾向提供一個實施犯罪的機會，充其量也就是強化犯意，但不引誘犯罪。由于“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有政府制造犯罪之嫌，故為大多數國家所否定，而“機會提供型的誘惑偵查”則獲得了肯定和支持。因此，新刑訴法中規定的“不得誘使他人犯罪”同樣應當是指禁止“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發生，以此作為區分合法的誘惑偵查行為與非法的誘惑偵查行為的界限。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大連紀要”）已明確了對“犯意誘發性誘惑偵查”的態度，即認為“犯意誘惑”和“數量誘惑”⑨是非法的偵查方式，應當予以禁止。對存在這兩種非法引誘情形的案件，量刑應當從輕，且不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從理論、概念上判別誘惑偵查合法與否并不困難，但在司法實踐中具體以何種標準去區分“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與“機會提供型的誘惑偵查”卻并非易事。誘惑偵查中存在兩個基本因素：政府的誘導行為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圖。基于不同的審查側重點，有主、客觀判斷標準之分。主觀標準以犯罪嫌疑人的犯意有無為依據，客觀標準則強調對政府行為的審查。二者各有利弊，各國并未達成統一的適用標準，而這也是我國在對誘惑偵查進行法律規范的過程中應當明確的問題。

3.違法誘惑偵查的法律后果不明。

違法誘惑偵查通常是指，偵查人員超越法律的界限實施誘惑偵查，包括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以及具有違法性因素的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為保證誘惑偵查方式的依法實施，法律應當明確違法進行誘惑偵查的后果以及救濟措施。只有建立相應的制裁措施，才能真正遏制實踐中誘惑偵查權的濫用和不當的誘惑偵查行為。違法誘惑偵查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被誘惑者的法律責任；二是證據采信；三是違法實施誘惑偵查者的責任。新刑訴法對此均未作出規定，而否定性評價的缺失無疑會使誘惑偵查行為的法律規制流于形式。

三、誘惑偵查方式法律規制之完善

與從既有犯罪結果出發，追溯原因的傳統偵查方式不同，誘惑偵查是對尚未發生或正在進行的犯罪作出的積極防衛。就其本質而言，誘惑偵查有違反法治背景下司法權保守性之特征。也就是說，偵查機關只能“制止和追究正在進行中或者已然的犯罪，而不能憑想象和猜測去偵破案件，追究犯罪。”⑩因此，誘惑偵查方式只能作為一種非常規的、輔助偵查方式存在。為避免純屬憑空啟動誘惑偵查程序，逾越被普遍認可的國家機關道德責任界限，應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嚴格規制誘惑偵查方式。

1.嚴格適用條件。

由于誘惑偵查方式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使用這種方法時應遵循嚴格的條件，禁止以普通公民為對象，隨機考驗其抵制犯罪誘惑的能力。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10條規定：“在有足夠的事實依據，表明由團伙成員或者以其他方式有組織地實施了重大犯罪行為的時候，允許派遣秘密偵查員偵查犯罪行為。”因此，在誘惑偵查行動開始之前，必須存在基于“足夠的事實根據”的合理懷疑，表明偵查對象意欲實施某種嚴重犯罪，不得僅憑主觀好惡或者空想臆斷啟動誘惑偵查程序。所謂“足夠的事實根據”，并非是指可供起訴、定罪之用的充分犯罪證據，而是指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情報信息，表明有重大犯罪行為的存在。

2.完善監督機制。

誘惑偵查具有隱蔽性，僅以內部監督規制偵查行為，其正當性難以令人信服。為此有必要盡快完善檢察機關對誘惑偵查的監督職能。公安機關決定實施誘惑偵查后，應在法定期限內報檢察機關備案，以便其對啟動誘惑偵查的事實根據以及實施方案進行全面的審查。此外，檢察機關有權對適用誘惑偵查的整個過程進行監督，有權制止和糾正不當的誘惑偵查行為。

3.確立違法誘惑偵查的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