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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的電子信息技術開始推動一場新的傳播革命,實現了兒童文學由紙質媒介向動漫、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的轉型。與此同時,許多兒童刊物的發行量大幅度下降。但電子媒介又以多種形式豐富了兒童文學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兒童文學的傳播渠道,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多元的傳播平臺。在這之前,兒童文學主要通過插圖和連環畫等圖像形式豐富自身的傳播渠道,這對受眾兒童來說無疑是影響巨大的。但從整體上看,文字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圖像只是對文字的一種補充或說明,而且在呈現方式上也較為平面和單一。有了電子媒介后,通過廣播有了聽覺上的享受;視覺上,無論中央臺還是地方臺都設有兒童頻道,即便是綜合頻道,也會根據兒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兒童節目時間。這些兒童節目無疑是傳媒的一個縮影。以中國之聲的兒童節目“小喇叭廣播”為例,以聲音的形式傳播著國內外兒童文學;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很大一部分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動漫、電視劇、電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時期,媒介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已經不止停留在兒童文學呈現的形式上。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組織,就其性質而言,跟其經營目標、宣傳目標和公共性與公益性密切相關,因而對兒童文學的傳播必須面對市場,其中包含兒童文學的生產、流通、消費等諸多層面。
二、新媒介時代下兒童文學傳播的轉變
近年來,新媒介的飛速發展及其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新媒介永遠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涉及的領域寬廣,但無疑網絡技術給兒童文學帶來了新變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技術飛速發展,人類步入網絡時代,有了新的語境。面對各種新型媒介的興起,受眾的選擇不再單一化,進而對兒童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發展。兒童文學通過網絡等新媒介把紙質生產的兒童文學作品電子化處理,用網絡的渠道進行傳播,受眾的獲取方式從而變得更為快捷、簡易,即在網上便可閱讀或下載。對兒童文學的不同呈現形式也是新媒介傳播有別于大眾傳媒傳播的主要表現。此外,新媒介傳播更注重與受眾的互動。在一個虛擬、巨大的平臺上,傳播者即作家可以通過文學創作和傳播活動來實現與讀者互動。眼下最為流行的非微博莫屬,很多兒童文學作家開通了博客及微博,與讀者進行互動交流。除此之外,兒童文學網站以及論壇也成了互動陣地,如“中國兒童文學網”、“小飛魚兒童文學網”、“太陽鳥兒童文學沙龍”、“純真年代論壇”等。相對于大眾傳媒平臺對兒童文學的傳播,網絡平臺對兒童文學傳播方式的改變有著更為積極的作用。除了網絡兒童文學這一新的藝術形式之外,通過傳統紙質兒童文學的電子轉化,兒童文學的傳播進入更多元共享的廣闊傳播空間。電子閱讀也成為兒童文學的一種新潮流,通過網絡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而且“各類兒童文學的編輯出版機構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網站、網頁各類出版信息、圖書資訊,促進創作、出版、發行、銷售等環節的信息溝通”。當下,對于兒童文學傳播來說,網絡已經成為兒童文學圖書銷售的重要渠道,京東商城、當當網、卓越網、燈光網站已經成為圖書銷售的重要陣地,很多兒童文學的銷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說,兒童文學是凈化兒童身心、培養兒童健康成長的“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高度繁榮,兒童文學傳播滯障越來越多,優秀的兒童文學越來越少,傳播環境越來越差,導致當下兒童“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越來越匱乏,理論界甚至傳出兒童文學即將消逝的聲音。如何改善兒童文學傳播環境,為新媒體環境下的“花朵們”提供更多更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改善“祖國未來”的精神“營養”,是具有重大意義和現實關懷的一個命題。
三、兒童文學傳播趨勢產業發展經驗
以往,傳播兒童文學主要以書籍、雜志、報紙等形式出現,隨著媒介的發展,兒童文學的傳播開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說,當下的兒童文學在媒介時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傳播趨勢產業發展經驗。首先,兒童文學實現了跨媒介傳播,越來越多的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影視作品。通過改編的方式,兒童文學的影視化不僅優化了兒童文學的影響力,更成為推動兒童文學發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現代受眾了解文學作品的途徑調查’,調查者曾挑選了100部中外文學名著。結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從電視、電影、廣播、戲劇等非文字傳播渠道了解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視等媒體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視、戲劇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庇纱丝梢?,當代社會,報刊、書籍等紙質媒介的主導優勢已不在,而影視等媒介形態更受青睞。盡管紙質媒介的兒童文學受到如此大的沖擊,但這并沒有使兒童文學的傳播就此止步,更多的傳播者或傳播組織積極應對,力求為兒童文學尋求生存路徑,以在市場上打開兒童文學的突破口。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影視作品更進一步促進了兒童文學書籍的熱銷??v觀當下市場,可以說每一部由兒童文學改編成的電影都有著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納尼亞傳奇》、《愛麗絲漫游奇境》等,對兒童文學的改編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價值觀的打造。以《愛麗絲漫游奇境》為例,影片熱映后帶動了相應的兒童文學暢銷,甚至各網站、各書店一時出現了缺貨、補貨現象。目前,在一系列網站上其銷售總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國家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動漫及動畫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國的《神筆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青蛙王子》、《長發公主》。在西方,則更偏向以童話及其民間故事為藍本進行影視創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鏡魔鏡》、《白雪公主與獵人》以及同樣由童話改編的電視連續劇《童話鎮》。不可避免的是,在這樣的大眾文化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漸漸失落,并向著成人化發展。兒童文學影視終究逃離不了商業市場,它需要更多的受眾。
“所謂兒童文學者,即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組成之文學,由兒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訴于其精神的堂奧者。換言之即明白淺近,饒有趣味,一方面投兒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兒童可以欣賞的文學”,這是對兒童文學最早的定義。但當下的兒童文學影視的主題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兒童世界為中心的文學作品,在影視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愛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韓劇《秘密花園》和《清潭洞愛麗絲》中,都對兒童文學《愛麗絲漫游奇境》進行了改編:帶領愛麗絲進入樹洞的懷表兔子在電視劇中變為引領女主角進入富人區的一個工具;《白雪公主與獵人》里充滿歡樂的森林變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個電影圍繞復仇、戰爭展開。再看人物形象,變得更為復雜化。如今,兒童文學的受眾不僅僅只限于兒童,更多的成人也成為受眾之一。但不能否認,兒童文學影視成人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其次,在傳媒時代下,兒童文學產業拓寬了其傳播范圍。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指出,現代科技的發展,縮小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時空距離。在原始社會,人們主要靠語言進行傳播,廣范圍的傳播需花較長時間,在文字和印刷媒介產生之后,尤其是隨著電子媒介的普及,人與人之間距離大大縮小,傳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兒童文學傳播而言,偏遠地區的小孩也能閱讀到自己喜歡的讀物,看到喜歡的動畫片;有條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帶小孩出門也能觀賞到兒童文學影片。當然,兒童文學的傳播已經不再局限于本國,在中國,很多外國兒童文學也是家喻戶曉,如《安徒生童話》、《小王子》、《窗邊的小豆豆》、《時代廣場的蟋蟀》等。同時,兒童文學電影的改編也有了國界的跨越,宮崎駿的動漫《借東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編自英國作家瑪麗諾頓《借東西的地下小人》,中國的《花木蘭》、《梁山伯與祝英臺》都被迪士尼改編成了同名電影,最近很火熱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國作家凱特•迪卡米洛的《愛德華的奇妙之旅》。電子傳媒改變了整個社會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時空帶來的傳播局限,讓人們無論身處何方、有無閱讀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種信息。最后,兒童文學相關產業傳播不再使用單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過媒介的相互融合。傳統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單一的,例如,報紙僅供閱讀,廣播僅供收聽,電視雖然可以聲像文字并茂,但人卻不能用它進行信息傳輸或處理。關于媒介融合,人們最初的定位是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而當下多媒體技術的產生,實現了豐富多樣且將傳播功能融于一個系統。根據最新的定義,“所謂多媒體,指的是使用數字壓縮和網絡技術將廣播、電視、電話、傳真、電子出版、計算機通信等各種信息媒介連成一體,對聲音、影像、文字、數據等進行一元化高速處理并提供給用戶的雙向信息系統”。可以說,媒介的融合對兒童文學的傳播方式的變革更為深遠。在媒介融合的趨勢下兒童文學傳播不得不呈現向數字化整合的趨勢,可以在各種不同媒介形態下輕松實現轉換,從而滿足受眾的多元化選擇。
四、結語
關鍵詞:斯圖亞特?霍爾;大眾文化;編碼/解碼;意識形態;文化政治學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作為伯明翰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識形態理論構成了其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從霍爾解構“大眾”,編碼懈碼,媒體、政治與意識形態三方面論述霍爾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貢獻。
一、霍爾解構“大眾”
在霍爾看來,“大眾”往往成為社會“改革”的對象,要求其符合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霍爾圍繞“大眾”一詞,對“大眾文化”的不同定義進行了三個層次的解構:其一,是大眾文化的市場或商業定義,即成群的人聽它們,買它們,讀它們,消費它們,似乎也盡情地享受它們。霍爾認為,這一定義與對民眾的操縱和貶低聯系在一起,民眾無異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虛假意識”中的文化傻瓜。其二,大眾文化是指大眾在做或者曾經做過的一切事情,這接近于大眾的“人類學”概念――大眾的文化、社會習慣、風俗和民風,即標志特殊生活方式的東西。第三,霍爾指出,建構“大眾”所依據的原則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導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張力和對立,這種張力和對立區分“大眾文化”和“非大眾文化”。他在考察大眾文化時,主要關注的是文化間的關系和霸權問題。
霍爾自覺地堅持用的方法來定義大眾文化,強調文化霸權控制和反控制的雙向運作。霍爾認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權力和統治關系網之中,與商業亦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
霍爾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階段理論: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再生產。這四個環節是信息傳播的循環過程,各環節均有聯系,但又保持著相對自治。霍爾認為,信息在流通過程中是以符號為載體形式傳播意義,這一過程既有賴于技術和物質工具,也取決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會關系。事實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會特征、知識背景不同,他們在接收信息時必定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魻栆詮V播為例來說明“信息來源”和“接收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稱,廣播員往往關注的是觀眾未能按他們(廣播員)的意愿理解意義。他們真正想說的是電視觀眾沒有在主導的所選的或符碼范圍內活動,他們期待完全清晰的傳播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系統地被扭曲的傳播碼與解碼之間符碼的不對稱,根源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關系、社會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結構性差異,其中包蘊著意識形態運作和媒體文化霸權。
三、傳媒、政治與意識形態
關鍵詞: 大眾傳媒 網絡信息 形勢與政策 實效性
根據2004年、教育部13號文件,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是每個學校的必修課程,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著重要使命,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一般認為,大眾傳媒包括報紙、期刊、書籍、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當今世界大眾傳媒發展異常迅猛,由此對大學生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如何應對大眾傳媒的沖擊,是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工作面臨的一大課題。
1.大眾傳媒對形勢與政策教育提出的挑戰
如今的信息時代,大眾傳媒已經與大學生生活密不可分。根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課題組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西安6個城市開展的問卷調查,大學生每天接觸網絡的時間最長(平均時長達到了1小時43分鐘),其次是網絡電視(近40分鐘),其他依次是雜志、傳統電視、報紙、廣播。[1]87由此可見,大學生通過大眾傳媒了解了大量的信息,特別是通過網絡來獲取信息,大學生已經成為“網絡一族”。
1.1從教學內容來看
通過大眾傳媒,大學生可以了解到“國內新聞”、“本地新聞”、“國際新聞”及“熱點報道”、“新聞分析”等。高校食堂都裝上了電視播放中央電視臺當天的新聞節目,如“朝聞天下”、“新聞30分”,保證學生能了解到最新的新聞事件。另外,網絡電視已經在高校普及。通過網絡電視,大學生還可以收看各個電視臺的節目,如“有報天天讀”“鳳凰大視野”,獲得豐富的資訊。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一定的動態性,使用的講授材料大部分是從網上下載得來的,有的甚至是直接使用網上現成的材料。大學生收集信息、獲取信息的能力很強,老師講的一些信息學生可能已經知道。因而,一些大學生認為既然校園電視、網絡電視、校園網、報紙等觸手可及,看看報紙、瀏覽網上信息,就可以了解到不少時事,似乎用不著上形勢與政策課。
1.2從教學方法來看
目前形勢與政策課都采用了多媒體的教學手段,在課堂教學中老師把與教學內容相關的新聞報道、電視節目、歷史資料等文字、圖片、音像材料通過PPT形象地展示給學生,大大增強該課程的趣味性。由于該課程大多數學校都是實行一人備課,集體上課的教學模式,而少數老師拿到講稿和PPT后,沒有時間認真備課,因而教學效果不理想,學生不滿意甚至認為這樣的課程上不上無所謂。
另外,一些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在日常教學中,例如《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論》也開辟了學生“一周要聞”、“每周時政”等欄目作為學生的課堂實踐活動,計入學生平時成績。安排課前10—15分鐘作為學生時政點評時間,要求學生先講述一段新聞或政策,再由其他學生結合所學知識進行點評。在《基本原理概論》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學生通過上網查找資料、閱讀新聞分析能夠把熱點事件及時地反映出來并加以評論,有些學生的PPT制作得很精美,還能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不僅引起其他同學的掌聲,還使老師受益不少。這對形勢與政策課本身提出了一定的挑戰。
1.3從考核方式來看
根據13號文件,形勢與政策課實行學年考核制,每學年都考核一次。考核方法要靈活,可采用開卷考試、寫論文等形式。我院以往主要采取寫心得體會或者感想、論文的方式進行考核。但是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這兩種考核方式都流于形式。由于網絡媒體易于復制、檢索,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復制、下載信息。如若要求學生寫心得體會或者感想,學生一般就選取上課所講的專題,考前從網上下載資料,寫學習體會變成了介紹事件的內容;如若要求寫篇論文,絕大多數學生就事先從網上下載或者從報刊中摘抄幾段文字,甚至考試時通過手機下載,呈現考試“一大抄”的不良現象。那些沒有抄的學生也覺得考核方式不公平,這些都導致了形勢與政策教學效率的低下。
2.加強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大眾傳媒對形勢與政策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大眾傳媒的普及無法代替形勢與政策課。這是由大眾傳媒本身存在的負面因素及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決定的。
2.1大眾媒體的負面因素
2.1.1新聞傳播失實問題。
真實性是一切新聞的生命力,無論新聞的傳播途徑怎樣變化,真實性都應該是新聞長久不變的特征,網絡新聞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網絡傳播的交互性、實時性等特點,在實際傳播中,網絡新聞的真實性確實受到了嚴峻挑戰,甚至個別時候出現嚴重的失實,給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2]30
目前我國青少年對社會的基本認識和對社會游戲規則的把握及其人生價值觀的形成,90%以上的內容是通過傳媒獲得的。[3]12互聯網上人們可以自由獲取信息,但是網絡信息的自由直接傳播,有時難免“泥沙俱下”,一些新聞從業者甚至人為地歪曲報道,使一些虛假信息、不良信息趁機傳播,導致青年學生產生錯誤思想和行為。
2.1.2容易使大學生價值觀念非主流化。
【關鍵詞】體育人口曲靖教師人群
教師傳道授業解惑,其職業所要求的付出超出常人的想象。21世紀的老師還需要面臨不斷的知識更新,承受著來自社會、工作、家庭……各方面的壓力,教師的身體健康是影響學校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很多教師都處于亞健康甚至疾病狀態。因此,提高教師人群的體育認知水平、有計劃的引導他們的體育鍛煉行為,對增進教師整體健康狀況,從而更好地發揮他們科技生產力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體育人口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口現象和體育現象。體育人口是一項重要的社會體育指標,它反映了人們對體育的參與程度及親和程度,它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它是制定社會體育發展規劃與進行體育發展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依據。
不同國家對體育人口的判定標準有較大差異,我國對體育人口的判定標準為:每周活動頻度3次(含3次)以上;每次活動時間30分鐘以上;每次活動強度中等強度及以上。此判定標準符合我國多數居民的實際情況,是可行的。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曲靖市城區部分學校的在職教師(包括體育教師)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從圖書館和中國知網,進行資料收集,并在中國知網上進行文獻檢索。根據本論文研究的需要,查閱有關體育鍛煉、體育人口的碩士論文和數十篇期刊論文。
1.2.2問卷調查法
遵循社會學關于問卷設計的基本要求,根據教師的特點,設計了《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現狀調查分析》問卷。樣本為隨機抽取,一共發放問卷420份,收回402份,有效問卷382份,有效率90.9。
1.2.3數理統計法
對曲靖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現狀調查表,運用excel以及卡方檢驗對有效問卷的數據進行輸入、統計、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7影響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因素分析
2.7.1余暇時間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影響
余暇時間也叫閑暇時間,是工作或學習之外的空閑時間。指人們在勞動時間之外,除去滿足生理需要和家庭勞動需要等生活支出后,剩余下來的時間可由個人自由支配。[2]在被調查的382位教師中認為余暇時間非常少和比較少的教師,占總人數的45.1,接近半數。
2.7.2體育態度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影響
人們通過模仿報刊、廣播、電視、電影等媒介所展示的榜樣來形成自己的體育態度和行為;體育態度是對體育活動的客觀要求在心理的反映。[3]
影響體育態度轉變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家庭、社會、單位、同事、朋友等自身之外的因素,以及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心理認知等自身的一些因素。要轉變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的體育態度所依賴的主要條件是:
1.說服教育與說服者的態度。將正確的體育觀念內化到自己的價值體系之中是體育態度轉變的最終目的,需要進行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當然,說服者本身對體育的態度是能否改變被說服者的關鍵所在。
2.對體育活動價值、意義的宣傳。在宣傳體育活動的價值、意義時,宣傳方的態度是否誠懇、堅定,影響著教師體育態度轉變的效果。
3.教師的體育活動實踐。組織教師喜歡的體育活動項目讓教師體驗過去沒有感受到的體育情感,在體育活動中獲得他們原先沒有認識到的體育活動的價值。讓實踐影響態度的轉變。
2.7.3學校體育教育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影響
在對學生時代是否有體育鍛煉的習慣進行調查,在被調查的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382人中,自認為有鍛煉習慣的329人,占總人數的86.1。但是有一點不能忽視的,那就是絕大多數人在學校都是被動參與體育者,即處于某種壓力下被迫進入或在特定的環境下被卷入體育中來的參與者。[4]一旦壓力消失和特定的環境發生改變,這些人就可能退出體育鍛煉的群體。因此,學校體育如何為社會體育打基礎,社會體育如何與學校體育相銜接,使被動參與變為主動參與,成為終身體育者,最終成為終身體育人口,是值得我們全社會關注的。
2.7.4大眾傳媒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影響
大眾傳媒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簡稱。是新聞傳播工具;傳遞新聞信息的載體;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視、新聞紀錄影片和新聞性期刊的總稱,西方稱為新聞媒介或大眾傳播媒介。[5]
體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與大眾傳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體育離不開大眾傳媒,大眾傳媒也離不開體育。隨著科技的進步,傳播業的迅速發展,大眾傳媒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人們的體育態度、體育行為的影響。[6]調查得知,11.5的教師認為大眾傳媒使自己對體育鍛煉產生濃厚興趣,50.8的教師認為大眾傳媒使自己增加了對體育鍛煉的興趣,說明大眾傳媒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中的大部分教師產生了積極地影響。
因此,充分利用大眾傳媒的力量,正確地引導曲靖市城區教師的體育態度和體育行為,能夠為其養成良好的體育鍛煉的習慣,培養終身體育意識打下堅實的基礎。
3結論
3.1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的體育人口比例較低。男性體育人口數量遠遠高于女性體育人口數量。體育人口在31-40歲年齡段的比例最大。參加體育鍛煉的主要場所是單位體育設施。與朋友、同事一起鍛煉是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的首選形式。參與的項目多種多樣,而投入少、簡單易行、對場地器材要求不高的項目受到青睞,參與率較高。
3.2曲靖市城區教師體育人口的運動動機多種多樣,因人而異各不相同,促使教師運動的動機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動機同時發揮作用,其中又有一種或幾種動機占主導地位。
3.3影響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余暇時間、體育態度、學校體育教育、大眾傳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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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占明某師范學院體育與其他專業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比較[J].中國學校衛生.2005.26(7)
[4]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0.72
[5]彭業依.從“杜梅達爾”現象看中國大眾音樂文化的現狀與發展[D].湖南師范大學.2011
【關鍵詞】申報;戲曲訊息;市場運作;受眾心理
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產物,戲曲藝術長期在其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所創造的文化環境中自在發展,待到以現代文明姿態出現的《申報》等現代媒介的出現,二者無可避免地有了交集。當我們今天已經認可大眾傳媒領域已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一切以受眾為中心時,19世紀70年代誕生的《申報》在當時早已將這一原則運用自如,從其刊登的戲曲訊息和戲曲市場的運作可見一斑。從觀眾的觀劇角度來研究戲劇的文章亦有之,而對于《申報》所承載的戲曲信息,除了一些整理性的書籍外,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戲曲廣告、海派京劇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問題。本文選擇《申報》這一大眾傳媒,力圖通過其承載的戲曲訊息和市場運作,以受眾心理為角度,觀照報紙同它的讀者的關系,借以思考《申報》成為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的原因。
一、大眾媒體的受眾心理內涵
人的心理活動是豐富多彩極其復雜的。研究受眾心理,首先要了解受眾,弄清受眾的內涵和特點?!皬膫鞑W的角度講,受眾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是整個單向傳播模式中的一個重要因素?!?①廣義的受眾泛指信息的接受者。狹義的受眾則是大眾傳媒傳播過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包括圖書報刊的讀者,廣播的聽眾、電視的觀眾和網民。本文討論的是狹義上的受眾。顯然,受眾對傳播信息的反映是一個復雜而完整的心理過程,但從某種便于理解的角度來說,受眾心理是受眾對傳播信息主觀的、能動的反映?!妒鼙娦睦碚摗返淖髡邔O平根據系統論原理及認知心理學的信息加工原理,將受眾心理看作一個由心理動力系統、心理選擇系統、心理接受系統和心理反映系統四部分構成的完整的心理系統。如下圖:
具體而言,大眾傳媒下的受眾心理主要包含以下五個方面――獲取信息心理、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娛樂消遣心理、強烈的參與心理。而另一方面,從大眾媒體自身的視角來看,受眾擔負著兩種不同的角色:一是服務對象,一是銷售對象。“前一種角色,受眾與傳媒的關系表現為受眾特定的需求指向以及傳媒對此種需求的滿足與引導。后一種角色,作為銷售對象的受眾,是傳媒創作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資源?!?②在傳播領域,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以“傳者”為中心轉向了以“受者”為中心,以“受者”為中心就意味著必須把研究的視角轉向受眾。受眾有怎樣的需求?如何才能引起受眾的廣泛共鳴?《申報》作為伴隨著近代上?,F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傳媒,從一開始便立準了目標,很好地把握了它的讀者。
二、《申報》戲曲訊息與受眾心理
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刊,是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創辦的一份近代意義上的報紙。為舊中國創辦最早、歷時最長(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停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其創刊時期,中國傳統的戲曲藝術已經扎根于上海大都市,并逐步成為大眾文化的典型代表。大眾媒體和大眾文藝似乎在一開始就存在著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關系。大眾傳媒從演員、觀眾、劇場和劇本的角度分別進行描述。受眾可以有所選擇和有所側重地從容感受戲曲每個要素的魅力,還可以借助大眾傳媒發表自己的看法。
從根本上講,作為現代媒介的《申報》與代表傳統文化的戲曲可以說是兩個相對獨立甚至是互相對立的個體,二者之所以能夠建立起聯系,市場中的受眾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報紙的讀者和戲園的觀眾是《申報》與戲曲市場這一對應關系的消費主體,也可以說是紐帶上的“鈕扣”。其關系如下圖:
當然三者的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確實存在著角色轉換的問題,暗合了傳播學中的某種循環。首先,因為戲曲訊息來源于舞臺實踐,傳播者應是戲院方(戲園主、戲曲演員等),相對而言,《申報》的主筆則是接受者;其次,當《申報》戲曲訊息被刊載發行,流通于市,讀者是《申報》戲曲訊息的接受者,《申報》主筆的身份發生轉移,轉換為訊息的傳播者。再者,市民大眾通過閱讀《申報》戲曲訊息,進而走進戲院觀看戲曲演出,成為戲曲演出的受眾,傳播者是戲院方。最后,市民觀眾在欣賞了戲曲演出之后,若對之作出品評,并刊載于《申報》,市民觀眾又轉換為戲曲訊息的傳播者。
《申報》創刊伊始即登載有關京劇的文章,對戲園、角色扮演作即時性評論??莾热莸幕绢愋椭饕校簯蚯侣劇蚯鷱V告和戲曲評論。三者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它們在《申報》中往往是以相互關聯的身份出現的。首先嗅到戲曲舞臺演出訊息的是時效性最強的新聞板塊。隨后這些舞臺訊息會被以廣告的形式告知大眾,待到舞臺演出告一段落,戲曲評論文章會大量出現。下文將從這三個方面對受眾心理的把握進行一一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