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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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經濟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生態園區
一、循環經濟的含義
循環經濟是運用生態學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通過清潔生產、市場機制、調控等方式,組織成為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在生產生活中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旨在最終實現環境、資源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運行模式。循環經濟的內涵和目標可以從技術和經濟兩個層次界定。技術層次，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在生產實踐中，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相融合，減少單位產出的資源消耗，最高效率地節約使用資源；在經濟層面上，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機制。需要把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稀缺的、社會大眾共有的自然福利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利益分配。
二、循環經濟的特征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的發展觀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的系統觀。循環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循環經濟觀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
二是新的經濟觀。循環經濟觀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不僅要考慮工程承載能力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三是新的價值觀。循環經濟觀將自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產觀。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念是要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在生產過程中要求遵循“3R”原則：資源利用的減量化（Reduce）原則、產品的再使用（Reuse）原則、廢棄物的再循環（Recycle）原則。
五是新的消費觀。循環經濟觀提倡物質適度消費、層次消費，在消費的同時要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
三、各國循環經濟發展趨勢
（一）日本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循環經濟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紀初，提出“環境立國”戰略，即創建循環型社會的國家目標。消費者報廢電器時應支付廢舊家電收集、再商品化等有關費用，廢舊電器經過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產。資源循環利用率如空調為78%，電視為73%，冰箱為59%，洗衣機為56%。日本力爭資源回收率達100%。從家電中回收的玻璃、銅、鋁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產品。
（二）德國
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德國始終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國就制定和頒布了《廢棄物處理法》，1996年又頒布《循環經濟和廢物管理法》，確立產生廢棄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擔治理義務以及政府與公民合作三原則。家庭廢棄物利用率從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業，95%的礦渣、75%以上的粉塵和礦泥，以及至少有2000萬頓廢舊鋼材被重新利用。，廢棄物處理成為德國經濟支柱產業，年均營業額約410億歐元，并創造20多萬個就業機會。
（三）美國
美國1976年就制定和頒布《固體廢棄物處置法》。2003年，美國城鎮產生的廢棄物為5.5億t，回收利用率達到40%。在各種廢棄物回收利用率中，紙張為42%，軟飲料塑料瓶為40%，鐵制包裝為57%。
（四）歐盟
歐盟實施的家用電器回收辦法，規定商業界必須回收90%的廢棄電冰箱及洗衣機，并將此類大型電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產利用。在個人電腦方面其回收比例則按產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國政府要求應有85%的包裝廢棄物循環利用；奧地利法規要求80%回收包裝材料必須進行再循環處理或再利用；丹麥政府規定所有廢棄物要有50%進行再循環處理。
四、目前循環經濟的幾種發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
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耐用性等。發明這種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產廢棄物減少了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70%。
（二）園區模式——又稱為卡倫堡工業園區模式
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耦合關系，使一家工廠的廢棄物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內各企業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或副產品作為自己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生產量，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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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DSD——回收再利用體系
德國的包裝物雙元回收體系（DSD）是專門組織回收包裝廢棄物的非營利性中介組織，最初由95家產品生產廠家、商業以及垃圾回收部門聯合組成，已有1.6萬家企業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做標記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業進行清理、分揀再進行循環利用。
（四）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
日本在循環型社會建設方面主要體現三個層次上。一是政府推動構筑多層次體系；二是要求企業開發高新技術；三是要求國民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不要鄙視垃圾，要把它視為有用資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類存放就是資源。
五、國外循環優秀案例及經驗借鑒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態園為例介紹。
（一）園區簡介
為解決大量消耗能源、資源而產生的垃圾排放等越來越多的環境，北九州市以建設亞洲的“國家資源及環保產業基地”為目標，以振興再生資源利用產業為主，制定了生態工業園基本規劃。工業園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態園的代表。園區分為實證區和循環工業園兩個區域。
（二）循環經濟實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環保產業擁有合理的環境管理體制及安全的高新技術，由企業、大學及政府部門組成的“北九州環境產業推進會議”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環境政策與產業振興政策相結合的獨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點實施措施有四個方面：（1）建設循環使用及舊零部件再次使用產業園區；（2）充分利用現有的產業基礎設施，新產業；（3）創辦新能源技術產業、超微納米等新一代環保產業項目；（4）加強人才培訓。
此外北九州通過規劃合理的功能區布局來更好的貫徹實施循環經濟的理念，具體功能區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設立北九州市生態工業園區中心：是開展環境的基地，舉辦以市民為主的環保知識講座，舉辦環保技術相關研修、講座，推廣環保技術。（2）環保企業聚集區：通過各企業的相互合作，把環保相關企業發展成為廢物排放為零的資源循環基地。（3）響灘再生使用區：市政府場地租給企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環保項目，地方中小企業充分利用自己獨創的先進技術和先進工藝，開展各種再生使用產業活動。（4）環保研發中心：企業、政府、大學聯合起來將進行最尖端的廢物處理技術、再生使用技術的研發。本九州生態產業園利用作為工業城市積累起來的技術和人才、工業設施及企業、研究機構、政府、市民建立的，將振興產業與環境保護兩大政策有機結合成功實現了建立獨具特色的地區政策的工業園區，其成功經驗對我們建立循環經濟示范區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六、國內發展循環經濟建議
發展循環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最重要和最現實的選擇。結合我國國情發展生態園區循環經濟可從以下幾點試做努力：
1.創新機構，保證循環經濟深入發展。成立循環經濟建設領導小組結合區域實際狀況，從引導和促進的角度出發全面推進區域循環經濟工作。
2.綠色招商，促進第二產業生態工業發展。通過產業鏈、產品鏈和廢物鏈的構建與完善，資源和廢物的減量化等措施，大力發展生態工業，改善投資環境。根據生態工業系統建設需求和市場機制有選擇地進行主題招商和綠色招商，重點發展補鏈企業，形成多產品多鏈條的生態工業網狀結構。
3.集約使用，提高資源使用率。注重資源的集約化使用，無論在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達到較高水平。
4.重視，引領靜脈產業生態工業發展。可利用高新技術發展海水淡化以解決淡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投資興建垃圾發電廠，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煙氣凈化處理發電的同時保護居住環境；完善區域水循環系統，建立以污水處理廠為主體的中水回用系統，節約用水的同時滿足企業對中水的需求。
5.加強信息建設，構建生態工業信息平臺。建立固廢資源信息網，便于企業之間進行固廢資源交換與再利用的信息溝通，為生態工業園和循環經濟建設搭建信息平臺。
6.注重生態教育，建設綠色學校。生態文化建設從孩子抓起，各級學校開展環境教育，在相應課程中增加環境保護知識，把生態教育納入學生的素質教育內容，從小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自覺性。
[1]林慧岳.基于循環經濟區域創新活動[J].辯證法研究，2006，（2）．
[2]于萍.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J].天津科技，2004，（6）．
[3]許江萍.循環經濟：從理念到實踐[J].科技投資，2006，（8）．
[4]江翔.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循環經濟[J].華東經濟管理，2005，（3）．
經濟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經濟倫理；藏族；傳統文化
近年來，關于人類的另一種倫理——生態經濟倫理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倫理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一種被時代賦予新內涵的倫理觀。這種倫理有其產生的行為根源，是人類對自身行為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對人口、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渴望。藏族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態經濟倫理，對保護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導向意義，從藏族傳統文化的視野剖析生態經濟倫理，對于更深刻理解生態經濟倫理及其內涵有一定的意義。
一、生態經濟倫理及內涵
自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關于發展觀念上的爭論。而其后的《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著作，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是對“理性經濟人”、“帕雷托最優”、傳統發展觀的挑戰和革命。
針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頻頻發生，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始終處于對自然的“主宰”地位，而無視自然的生存權利，直到人類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人類的環境意識才被喚醒，生態運動由此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生態經濟倫理。
早在1923年A.施韋茲曾提出尊重生物的倫理學（《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在他的倫理學中，道德的基本原則：“善就是保護生命和發展生命，惡就是毀滅生命和妨礙生命”；人對其周圍的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后來，A.萊奧波爾德從生物倫理學發展并提出《大地倫理學》（1993），提出了兩個決定性概念：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概念，應擴大到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第二，道德權利概念，應擴大到生命和整個自然界，賦予它永續存在的權利。
生態經濟倫理是適應當代人類發展的生態經濟的新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倫理。這種新經濟倫理熔鑄了生態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生態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環境文學、環境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科的豐碩成果，代表了當代人類從道德視角審視和關注人—社會—環境關系所達到的一種新的道德視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把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終極道德關懷，體現了人類在生態危機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不斷追求道德文明的執著和智慧。生態經濟倫理基本特征是：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特殊性，生態經濟倫理關系的獨特性，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特別性。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導向、調節、效率、教育、激勵的功能。生態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是：第一，生態經濟倫理強調環境憂患意識的重要性。第二，生態經濟倫理追求平衡、和諧的道德境界。生態經濟倫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于協調、統一的狀態。具體來說，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尊重和維護地球生態平衡；其次，生態經濟倫理呼吁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自覺維護人類經濟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平衡各種經濟協調手段。第三，生態經濟倫理的根本價值觀是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對傳統農業經濟倫理思想和工業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可以歸結到一點上，這就是它崇尚一種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道德理想。其實，生態經濟倫理所關注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經濟倫理，生態經濟倫理既具有一切社會道德現象共有的一般本質、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道德現象的特殊本質、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
藏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主要是表現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能，知識傳承的功能，對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構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傳統的功能，以上這些功能都集中體現于藏傳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規定：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話、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基本囊括了人類的美德。松贊干布根據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個法典，即二十法規，二十法規對規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藏傳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視角是在普度眾生的前提下，世間萬物在無貴賤、高低、優劣中平等生存、發展，根據你在前世的修行進入輪回。藏傳佛教的核心在于“善”，這種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貪欲與非理，緩解了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追求一種社會和協、穩定的發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與傳統文化的相溶性，構成獨特的以精神世界為依托的藏族傳統文化。這種藏族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下轉第189頁）（上接第190頁）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過程。如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三因說”作為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基礎，奠定了藏族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三因說”體現在藏族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與人的三因相統一。藏傳佛教認識論強調的是：“自然生存環境與生命主體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萬物諸法無我，自他不二；自然萬物依據各自業力，互為輪回轉生，同為一體生命鏈上的環節；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互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萬物的統一性、同一性和整體性。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人與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與環境是共同發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對對自然的損害，反對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動物。在藏族人眼里，沒有任何動物是絕對壞的，由此出現“羊要放生、狼也可憐”家畜與野生動物共生存的景觀。在藏族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生共存的現象不勝枚舉，但本質是人類要尊重自然。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層面上看，藏族傳統文化已經原生性的含有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并且這種倫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從未曾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而是藏族傳統文化代代傳遞和積淀的結果，這種傳統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引導，使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千百年來能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
法國社會學家佛·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共同體文化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創造了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文化，這種生存文化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其生活方式都是這種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類對自然的尊重。這種對自然的禁忌，構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理念，如對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將神山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禁忌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邊堆放臟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還有對土地、對家畜、對鳥類、獸類的禁忌，及打獵的禁忌。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類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時，也必須考慮到對自然權利的維護；其核心是不能觸動自然界，保護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平穩發展。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純粹為牟利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之上的節儉、適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節制、適度、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態脆弱、地質復雜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和生產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在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保護自然，愛惜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經濟倫理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生存，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來依據其生存環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農耕文化，但這兩種文化的表現方式卻統一在藏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中，即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愛護它們。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的生存需要，是一種萬物皆有平等生存權利的境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這種珍視自然生命的內涵，是人類尊重自然的結果，在此人類只充當適應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當然，這種境界并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生態經濟倫理，但其中包含這種元素的存在，并且影響著每一個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盡管從這點上來看，這種思想對于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從產生作用的面上來看，卻是關乎我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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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一)金融危機的沖擊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推動又好又快發展”作為2009年的工作重點。
(二)“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國儲蓄——投資轉換率低；其次，中國的投資率過高；再次，中國的投資效率低下。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以內需促增長
根據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是消費、投資和出口。具體到我國目前的現狀而言，以內需促進增長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機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儲蓄—高資本—高投資—高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
1.“消費-增長”模式的理論基礎
筆者以凱恩斯消費函數進行說明，首先，看該函數的三個假設：第一，關于邊際消費傾向的假設,即人們每多獲得的一元收入，會用于消費的比例或數量。其值在0到1之間，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是消費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費對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決定儲蓄的決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響儲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個假設的基礎上，凱恩斯消費函數常寫成：C=a+bY。其中，C是消費，Y是可支配收入，a為自生消費，是一個大于0的常數，代表即使當時沒有收入也會進行的消費，b稱為邊際消費傾向，其數值在0到1之間。）
2.以內需促增長的現實必要
在人民銀行近一次居民儲蓄調查結果中，列前幾位的儲蓄動機分別是：教育費(19.8%)、養老(13.6%)、買(建)房或裝修(12.9%)、防病、失業或意外(l1.1%)、購買大件耐用消費品(10%)，而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卻不到5%。
2、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當前面臨金融危機的嚴峻現實和經濟增長必須轉型的困境下，我國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抓住機遇，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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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和弊端顯露
客觀地說，二戰以后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東亞經濟圈的自發形成，的確帶動和促進了東亞地區在戰后的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在這個自發形成的經濟圈中，日本已經成為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四小龍”已向中等發達經濟體邁進，泰國、馬來西亞等也步入了準新興工業國之列。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的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勢，特別是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傳統東亞“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開始集中顯露，目前東亞地區正處于一個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省與重新定位的關鍵時期。
1.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
東亞經濟的傳統雁行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垂直型分工為主的國際產業轉移與傳遞體系，其建立與維持的前提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差異性與層次性。但是，這個前提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10余年處于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于“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以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落，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進行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地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并行的產業與經濟板塊。總之，由于領頭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趕上，東亞傳統“雁行模式”必然逐漸式微。
2.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顯現
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暴露與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東亞發展中各經濟體在資本、技術市場上對于日本與美國的過度依賴。傳統雁行模式下，東亞各個發展中經濟體一方面依賴于區內外先進國家（主要是日本與美國）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其自身進行產業轉移與傳遞，另一方面東亞洲各個發展中經濟體（除中國大陸外）由于內部市場的相對狹小，又必然依賴于外部市場需求（主要是美國）對其產業發展進行支撐，這種很強的依賴性是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本質與特征所決定的。因此，在傳統“雁行模式”中，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具有“進口對日依存，出口對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隨之也就帶來了傳統模式在運行中的脆弱性與波動性。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匯率波動與市場需求等原因，美國對于東亞產品的進口規模開始下降，這成為1997年東亞金融（經濟）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減少了其從東亞地區的進口和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對于東亞經濟的發展和危機后的恢復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2)區域內部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在傳統垂直型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中，處于相同和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的國家如中國與東盟諸國之間，東亞四小龍以及四小龍與日本之間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這就帶來了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壓力與矛盾。以東盟與中國的競爭為例，由于雙方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雙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電子產品出口方面的競爭有加劇之勢。本地區同一層次國家之間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上的雷同性和競爭性，對于東亞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增長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可能帶來一種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局面。
(3)傳統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二戰以后，傳統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組立和東亞經濟圈的形成，是各國企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考慮到地緣相近與文化相親的優勢，以投資與貿易相互循環的形式自發形成的。這種自發性固然顯示了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有著堅實的基礎，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擴大。例如，日本由于經濟蕭條的影響，在農林產品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增強，中日貿易摩擦有加劇的趨勢。2001年4月23日，日本農水省對中國大蔥等3種農產品的進口實行200天緊急“設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從中國進口所有家禽及禽類產品。中方則針鋒相對，對日本產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空調3種進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別關稅。以上事例說明，由于傳統東亞經濟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傳統經濟依存關系的東亞各個經濟體之間繼續保持較高的貿易壁壘，而且無法通過制度性的途徑避免發生貿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時解決貿易摩擦，這些弊端都嚴重阻礙了東亞地區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三、“后雁行模式”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如上所述，目前，東亞地區傳統“雁行模式”逐漸式微，傳統雁行分工體系的弊端開始暴露，那么，如何對當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國際分工的態勢進行判斷與定位呢，筆者認為，比較符合實際的提法應該是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正處于“后雁行模式”時期。
所謂“后雁行模式”時期，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目前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特別是東亞的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等國以及中國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傳統“雁行模式”仍然會在相當大的范圍，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東亞地區有繼續存在的條件與基礎，而且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特別是相對落后的國家（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目前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日本，四小龍、東盟諸國與中國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正逐漸增強并最終會占據主導地位；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本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相應地，建立在東亞地區未來的這種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國際分工體系基礎上的發展模式，與雁行模式相對，更是可以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各國之間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的“群馬模式”。
面對東亞“后雁行模式”時期的現實，當前東亞各國（地區）的任務無疑是采取措施，盡量避免現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區域經濟發展順利走進新的“群馬模式”時代。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有必要改變東亞地區傳統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贏，以互惠防俱傷”，加快推進以制度性合作為特征的東亞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具體說來，積極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在以下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
1.可以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保證未來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
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也是區域內各國（地區）取消或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的貿易自由化過程。東亞地區在過去10年中，區域內貿易有所增長，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貿易自由化協議與安排，因此只能進行功能性的經濟合作。以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之間的區域內貿易為例，2000年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韓三國間直接投資水平更低，2000年，韓國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比例分別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8.3%和2.0%，而韓國與日本間相互直接投資也均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1.7%。因此，東亞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將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潛力極大地釋放出來，可以緩解乃至最終擺脫目前東亞各經濟體對日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的過分依賴的不利局面。特別是對一些經濟較為發達而對外部市場依賴性又較強的東亞經濟體，（如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等）來說，擴大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與投資更是明智之舉。隨著中國經濟的屺起，國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預見，其吸納東亞產品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國內保護主義的障礙，向東亞其他經濟體開放其國內市場。總之，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區域內各國（地區）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潛力將會得到深度挖掘，從而保證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發展。
2.可以化解區域內各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競爭性矛盾，實現區域內經濟的共同發展
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區域內廣泛開展產業專業化分工與重組，從而化解當前的不利競爭局面。以中國與東盟為例，假設A和B兩種均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且都具有規模成本遞減的特征。區域經濟一體化前，在中國與東盟都生產A、B兩種產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競爭。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或者進行區域內協議分工），對于A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中國，對于B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東盟，這不僅可以化解雙方原有的不利競爭局面，而且各自專業化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還可以使A和B兩種產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向區域內外的出口。總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促進區內專業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實現區域內各國（地區）經濟的共同協調發展。
3.有利于降低投資成本，避免重復投資，為跨國企業在本地區構建新型的國際生產網絡體系創造更為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