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歐債危機;危機原因;啟示

    過去的2011年,是內憂外患多種因素繁雜交織的一年。 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主權信用危機惡化,歐美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充斥市場。整體來看,歐債危機是中國外部經濟面臨的一場重要危機,怎么應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探究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之前,我們先簡單談一下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1、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將債務杠桿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政府聯手利用公共財政的“再杠桿化”掩蓋了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化”。但是這種掩蓋是暫時性的,自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人們最常想起的詞語就是“高赤字”。

    2、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歐元區經濟政策結構不平衡

    歐元區現階段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然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常年的不對稱性使得各項矛盾和問題得以積累。在08年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之下,矛盾開始暴露,直指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貨幣一體化為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資平臺和競爭優勢,但是由于經濟狀況的差異而形成的不對稱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些優勢。另一方面,歐元區簽訂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并沒有完全遵循最優貨幣區的要求,各國的實體經濟結構不盡相同,這樣更容易遭遇“不對稱沖擊”的影響。由于各成員國經濟周期不同步,歐元的誕生也未能顯著縮小這種差異。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無法也不可能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從而增加了危機蔓延的可能性。

    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歷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著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隨的則是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缺乏一種活力,并且在財政支出上遠高于非高福利國家。不得不說,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歐債危機給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出來。歐美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由于中國的經濟主要還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

    (一)導致人民幣“升值”

    最近在歐債危機的沖擊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資產,隨著美元走強,人民幣也跟著升值。從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被升值”還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

    (二)影響中國對歐洲國家出口

    由于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企業如果用歐元和英鎊收匯,則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此外,由于歐系貨幣貶值,歐盟對中國動出口將會增加,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可能會繼續下滑。

    (三)外匯儲備縮水

    歐元和英鎊貶值,將使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出現縮水。我國防范外匯資產的縮水問題,必須采取動態的資產管理模式,即不僅需要關注投資的收益,也要關注匯率變動帶來的資產價值變化,以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四)投機資本流入可能增加

    現在人民幣對歐元和英鎊升值,歐元和英鎊投機資本流入同樣可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因此防范走弱貨幣如歐元和英鎊等資產的流入。

    (五)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對中國的外需影響較大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恢復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外需短期內繼續承壓。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不能太樂觀。因為首先,我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觀”,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財政入不敷出;其次,當面臨經濟下行是,政府刺激計劃會使財政負擔加大,可能造成通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所以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注重轉方式、調結構,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的局面警示我們不能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出口是我國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該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拉動經濟更好更長效的動力。此外,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

    (三)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四)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范于未然

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it an exogenous shock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analyze banks' disclosure responses to this shock. Using a sample of 164 European banks between 2009 and 2011， we examine the between annual report （risk report） disclosure and loan loss provision. It shows that European banks increase the length of the annual report from 2009 to 2011， in particular the risk management section. Meanwhile， banks tend to reduce the loan loss provision in this period. As for the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length of the risk management report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loan loss provision.

關鍵詞： 貸款損失準備；信息披露；歐洲債務危機；歐洲銀行

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formation disclosure；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European banks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5-0008-05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歐洲債務危機對歐洲的金融市場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對歐洲銀行業這種以信用為經營基礎的行業而言。一方面，銀行作為債券持有者而遭受直接損失，也可能因為傳染相應而間接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市場的不確定性也讓投資者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從而使得投資者尋求獲得銀行的風險屬性等更多財務信息，例如貸款損失準備，甚至要求當前銀行提高信息的精確度等。但銀行會選擇何種方式增加信息披露，會有一定的靈活度。與此同時，銀行增加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承擔成本的，那么就會結合其利潤以及盈利情況進行綜合考慮。一方面銀行可能會增加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同時為了銀行的利潤考慮不變或者減少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另一方面銀行也可能會增加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向外界傳遞自身良好的風險抵抗能力，而不再增加年報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

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發展越來越劇烈，影響的范圍、領域越來越來廣，歐洲的金融市場在此危機中也受到波及，且呈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從而動蕩不已。而歐洲銀行作為金融體系中核心，其受到的沖擊自然不言而喻。歐洲債務爆發之前，由于對國家債券具有傳統的偏好，歐洲各個銀行都持有一定的債券，隨著債務風險的發展，不管希臘等國是否真的違約，還是變相違約，都會造成持有債券的歐洲銀行的損失。在此情況下，歐洲銀行出于各種考慮可能會改變其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此外，受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投資者對歐洲金融市場的信心收到了打擊，并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尋求獲得銀行風險屬性等更多的信息。而銀行為了打消投資者的顧慮和懷疑，必然會采取相應的措施，比如銀行的信息披露有所改變等。因此本文以歐洲債務危機為論文的研究背景來研究歐洲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與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分析在此次債務危機爆發前后歐洲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情況，歐洲銀行信息披露的變動情況，以及銀行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相關關系，具有以下意義：

①揭示此次歐洲債務危機對歐洲銀行產生的影響，對銀行防范類似危機具有長遠的意義。

②揭示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的關系，為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債權人、顧客、政府、監管機構等）更充分了解歐洲債務危機下銀行的所采取措施的動機。

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信息披露以及貸款損失準備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的探討，而對銀行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甚少，本文將信息披露變動以及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本文認為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之下，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可能存在依存關系。本文將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兩者聯系起來，而不是單獨研究信息披露或者是單獨研究貸款損失準備，這可能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銀行經營管理者有動機通過財務會計信息向市場傳遞其未來業績表現良好的信號，信號傳遞可能是銀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影響因素之一。張瑞穩和張靖曼（2013）實證研究研究了中國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與信號傳遞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發現，銀行的管理者會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比例對外傳遞信號：當管理者預測到銀行未來將會有持續較高盈利時以及銀行的利潤未來將會大幅增加時，他們會提高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水平，以此向外界傳遞企業盈利穩定以及前景良好的信號。蔡逸軒（2009）以存貸比率為信號傳遞動機的替代變量，構造了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動因模型，結果發現我國上市銀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時存在明顯的信號傳遞動機。陳許東和何艷軍等（2014）研究發現貸款損失準備作為銀行重要的管理指標，銀行在考慮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時首先以其財務穩定為主要目標，并借助貸款損失準備的比率向外界投資界傳遞信號。

Leuz&Schrand（2009）以安然事件會研究背景來研究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的財務信息披露增加了，同時這些增加的公司信息反過來又減少了公司的資本成本。Verrecchia （2001）研究發現當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投資者能夠更好地了解和評價公司，從而會有效改善公司未來流動性從而達到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的效果。李明（2001）也提出了類似的結論，認為信息披露會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Diamond&Verrecchia（1991）認為，現在資本市場是不完善的，公司和外界投資者之間是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的，而信息披露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Healy&Palepu（1993）提出，公司向外部投資者披露信息的程度對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有重大影響。并且在2001年他們研究又發現，財務報告和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部投資者提供公司治理和績效情況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司有一定主動披露公司信息的動機。周慧（2005）認為信息披露表現了管理者的真正動機，公司管理者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會主動與投資者進行信息交流。Botosan（1997）認為公司進行信息披露有強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在對資本成本和自愿性披露的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事，發現兩者之間成顯著的負相關系。Piotroski（1999）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認為每個公司的管理者都會想要增加公司的資本價值，而增加額外的風險披露可以此種效果。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對貸款損失準備和信息披露進行了研究。在貸款損失準備研究方面，國內外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是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貸款損失準備與盈余管理的關系、貸款損失準備與信號傳遞的關系。而關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國內研究的成果較少，而國外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就較為豐富。通過前文的介紹可以發現關于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積極后果。影響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為：銀行規模（Chow &Wong- Boren，1987）、財務杠桿（Jensen，1986）、盈利能力等。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有兩個方面：一是降低資本成本，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改善公司未來的流動性，從而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可以有效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達到降低資本成本的效果；二是向外界傳遞良好信號。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界傳遞的一個信號，當公司披露的信息越多，即向外界傳遞這樣的一個信號：公司的業績很好，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所以公司會選擇披露更多的信息。

雖然很多學者都研究了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影響因素、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但很少有學者將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直接研究。本文認為歐洲債務危機為背景下，將銀行信息披露和貸款損失準備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本文研究了銀行信息披露和貸款損失準備的變化情況，以及銀行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相關關系。

3 研究假設

歐債危機的爆發對銀行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一方面銀行作為歐洲債券的主要持有者會遭受直接損失；另一方面債務危機的迅速爆發與蔓延，使得投資者對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產生質疑，開始尋求獲得銀行的風險屬性等更多的財務信息，例如貸款損失準備，甚至要求當前銀行提高信息的信息的精確度等。在此情況下，銀行的信息披露會如何變化，其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比率會如何變化，以及這兩者的變動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依存關系。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在此之前已有學者研究表明影響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的因素有兩個：其一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公司出于其自身利潤的考慮，為了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讓公司的利潤不會顯得那么糟糕，會更傾向于降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率。其二是信號傳遞。此外，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的關注度增加，對銀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根據委托理論，銀行外部的投資者有權通過銀行的信息披露來了解其經營情況，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和信號傳遞理論，銀行必然會向經歷歐洲債務危機打擊的投資者傳遞信號好。由此可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由于市場投資者對銀行財務報告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產生質疑，作為歐洲國債首要持有者的歐洲銀行可能會考慮選擇增加其貸款損失準備。同時銀行也可能選擇增加其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的內容，以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的假設：

信息披露變動和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可能存在一定依存關系。即，如果銀行已經選擇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那么，它可能就不愿意再通過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來反映其財務狀況；反之，如果銀行減少貸款損失準備了，那么，它可能就會選擇通過年報（或風險管理報告）來反映其財務狀況。

4 實證分析

4.1 數據采集與描述

本文以2009-2011年間的歐洲銀行為基礎，從中提除了那些未采用IFRS會計準則和會計年度不是結束于12月底的銀行。在此基礎上，選取2009-2011年均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的銀行為研究對象，共計164家，樣本選擇共涉及到34個歐洲國家，基本覆蓋整個歐洲地區。銀行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均來自于各個銀行的的官方網站。其它財務數據來自于Thomonson Reuters數據庫。本文選取銀行2009-2011年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作為本文研究的數據來源。手工采集了2009年和2011年各個銀行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的頁數數據，相應的手工收集了各個銀行在年度報告中所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數據。在統計貸款損失準備的數據時，重點關注了其貸款損失準備中具體是針對那些風險資產而計提，以及不同的風險資產其計提比率之間大小的比較。同時也重點關注年度報告中對貸款損失準備的政策以及對其變化的解釋與說明，同時側重分析了各個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主要是針對那些類別的資產所計提的，以及各類資產計提的比率多少以及其變化方向以及其變化程度。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對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與貸款損失準備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多元回歸模型如下：？駐AR1109（？駐RISK1109）=？琢0+？琢1？駐LLP1109+？琢2LASSETS09+？琢3MTB09+？琢4ROA09+？琢5LEV09+？琢6？駐LASSETS1109+？琢7？駐MTB1109+？琢8？駐ROA1109+？琢9？駐LEV1109+？著

其中？琢0為常數項，？琢1，？琢2，？琢3……？琢9為各自變量系數，？著為誤差項。

本文對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具體結果見表2所示。

從表2中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部分的披露均大幅增加。年度報告的平均長度從2009年到2011年增加了10.9%，而風險管理部分的平均長度增加了17.7%。鑒于年度報告的增加可能只是由于風險管理部分增加而引起的，但結果并非如此。當從年度報告長度統計中剔除風險管理部分的頁面數量時，結果仍然顯示年度報告增加了10%的頁數。這些統計結果表明，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所帶來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問題，引起了歐洲銀行年度報告的頁數增加，同時也引起了風險管理部分的頁數增加。

從表3統計數據也表明，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計提的貸款順勢準備減少了。貸款損失準備的平均值從2009到2011年改變了13.4%。同時從表3中也可以看出從2009-2011年期間有111家銀行減少了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而且貸款損失準備減少了30%-60%的最多，同時在0-30%和60-90%的銀行個數相當，占比也加大，相比之下，只有53家銀行在此期間增加了貸款損失準備。

4.2 回歸分析

在表4的多元回歸結果中，分別檢驗了因變量%ΔAR1109、%ΔRISK1109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A）列的檢驗結果顯示，未加入控制變量變化量時以及在加入控制變量變化量時，貸款損失準備百分比變化（ΔLLP1109）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年度報告頁數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成負相關關系，即銀行的年度報告頁數增加了，同時貸款損失準備反而減少了。（B）列得檢驗結果顯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的變化量，貸款損失準備百分比變化（ΔLLP1109）都與貸款損失準備（ΔLLP1109）負相關，在加入控制變量的變動百分比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銀行風險管理報告頁數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程負相關關系，即銀行風險管理報告頁數增加同時貸款損失準備減少了。從而，我們可以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出于盈余管理的考慮會更傾向于減少貸款損失準備，以方便進行利潤平滑，修飾自身的營業利潤。但由于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的增加，以及為了向外界傳遞良好的信號，銀行會增加信息披露。可見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成負相關系，與預期一致，假設得到驗證。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

銀行規模（LAAETS）與信息披露變動負相關，但顯著水平很低。表明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規模的大小是否與銀行信息披露有關還有待檢驗。所以，規模越大的銀行，信息披露變動不一定減少或增加。

成長性（MTB）與風險管理報告頁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負相關，但其與銀行年度報告頁數變化并不顯著，表明成長性更好的公司可能更傾向于向外界增加風險報告，消除外界對其風險管理能力的質疑。

盈利能力（ROA）與銀行年度報告在5%的顯著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同時與風險管理報告也分別在5%，10%的顯著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銀行越愿意增加信息披露，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可能有能力負擔的起由于信息披露而產生的成本，另一方面盈利能力好的公司這樣做更容易獲得外界及投資者的信任，便于企業的發展。

財務杠桿（LEV）與信息披露變動負相關，但顯著性水平較低，可能是銀行作為特殊的公司，其經營業務主要為存貸活動，資產負債率比其他業務的公司的普遍高，因而資產負債率與銀行信息披露變動還有待檢驗。

其中銀行規模和財務杠桿與信息披露變動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受到歐洲債務的沖擊，銀行出于動蕩之中，所以其回歸結果可能和以前學者的結果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由于作為一個特殊的行業，其主要的業務為存貸款，相比較一般的公司而言，其資產負債率都會很高，因而也可能導致財務杠桿在其中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此外我們沒有發現Lasset09、LEv09和因變量存在顯著關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歐債危機這段動蕩期，不管是大銀行還是小銀行，他們改變披露政策主要是來自于外部市場的沖擊，而自身的一些財務特征（如債務、銀行大小）并不能對其信息披露有顯著的影響。

5 結論

本文選取2009-2011年164個歐洲銀行為研究樣本，使用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來是的百分比變化來衡量銀行信息披露的變化，使用多元回歸模型研究了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關系。在對164家銀行樣本進行統計性描述時發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銀行的年度報告和風險管理報告都出現大幅增加，同時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則呈現減少趨勢。實證檢驗了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銀行信息披露變動與貸款損失準備變動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銀行的經營業績受到銀行，出于利潤的考慮，銀行更傾向于降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但面對外界對銀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同時也為了向外界傳遞一個良好的信號，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吸引投資者的投資，銀行普遍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相繼增加了他們的年度報告長度以及風險管理報告的長度。同時本文通多對控制變量的分析也發現成長性更好以及盈利能力更好地銀行更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以此來展示企業良好的實力，向外界傳遞良好的信號，吸引投資準則投資。而銀行的規模以及財務杠桿與信息披露的變動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即銀行無論規模是大還是小，財務杠桿是大還是小，其對信息披露的變動的影響都不大。

參考文獻：

[1]周慧.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為有效嗎？[J]經濟學（季刊），2005（1）.

[2]蔡逸軒.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會計政策選擇動因實證研究[J].會計之友，2009（11）：59-60.

[3]陳許東，何艷軍，張鎮疆.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動機――基于中國商業銀行的實證研究[J].投資研究，2014（10）：4-16.

[4]張瑞穩，張靖曼.關于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實證研究[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4（8）：53-55.

[5]Botosan， C.A. 1997.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Accounting Review， 72（3）： 323-350.

[6]Chow，Chee W. and Adrian Wong- Boren.Voluntary Financial Disclosure by Mexican Corporations[J]. Accounting Review，1987（7）：533- 541.

[7]Diamond， D.， and R. Verrecchia. 1991. Disclosure， liquidi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The ournal of Finance 46：1325-1359.

[8]Jensen.Michael C. Agency cost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323-339.

[9]Healy， P.M.， K.G. Palepu， and A.H. Sweeney. 1999. 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485-520.

[10]Leuz， C.， and C. Schrand. 2009.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firms responses to the Enron shock. NBER Working Paper， 14897.

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國經濟體制不健全，加之計劃經濟轉軌和4萬億投資的拉動，地方債務劇增。這些債務規模巨大、監管乏力，一旦由債務風險轉換為債務危機，政府，銀行，企業，公眾等利益相關者都將受到影響。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特點；成因分析

Abstract：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for our country hasn''t been building up completed, coupled with plans to pull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4 trillion investment, local debt surged.These huge debts are Lack of supervision, the government, banks, businesses, the public will be affected once the debt risk change into the fact of debt crisis.

一、地方政府債務的特點分析

1.規模巨大。

由于現在的預算體制中很多應該列入的項目沒有列入，各級地方政府抓住這一漏洞巧立名目舉債。再加上地方缺乏行息披露機制，同時財政狀況屬于機密問題，政府一般不愿意公布因此誰都無法準確的測算出地方政府的負債到底有多少。這些制度上的缺陷為顯性、隱性債務的發展提供了溫床，特別是隱性債務。

2.形式多樣。

有據可查的地方政府債務，其形式呈現了多樣化的特點，既有糧食企業的虧空，公益企業救助，還有和政府有直接隸屬關系的國企虧損，下級政府財政缺口等。同級政府間存在債務，甚至跨區域政府間也存在債務，涉及的主體也是多個層面的，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人民大眾都有所涉及。這其中有顯性可統計的債務，也有隱性債務。這些債務成因也不盡相同，有市場淘汰而形成的債務，也有政府擔保形成的債務，還有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社會福利和救助等等。

3.擴散性強。

不同級別間政府在債務的規模和內容上都不一樣，越是級別低的政府債務問題越是突出，特別是市縣兩級。由于現行的體制是，上級政府對下級負責，一旦低層次的債務發生危機，上級政府必然要承擔起下級政府的債務清償責任，從而產生蝴蝶效應，最終引發債務危機。或者由于高層政府大量的科教文衛事業，養老金、扶貧資金支出任務安排到下級，負債也就隨之轉移到了下一級政府。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市場化程度也不一樣，因此引發危機后處理危機的能力也不一樣，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償債能力越弱，引發危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地方政府債務的成因

1.體制成因。

（1）《預算法》規定地方財政不準許發行公債，地方政府融資受阻[1]。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各個渠道融資。例如通過設立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變相融資，利用政府擔保融資，利用地方信用融資，還有通過向國際間組織借款融資的。這些融資渠道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風險，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需要自行承擔這些或有負債。

（2）自從90年代我國實行分稅制度改革以來，國稅收入不斷增加，相比之下地方稅收比例不斷減少。中央財權大于事權，而地方事權大于財權，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有大量的經濟任務，卻存在大量的資金缺口的問題，因此地方政府才會通過各種渠道舉債[2]。

表2.2 中央與地方財政自給能力系數[3]

年份 中央財政 地方財政

1979-1993 0.773 1.060

1994-2002 1.508 0.606

1995 1.630 0.620

1996 1.700 0.650

1997 1.670 0.660

1998 1.506 0.649

1999 1.396 0.617

2000 1.267 0.617

2001 1.491 0.595

2002 1.566 0.542

（3）目前我國的融資體制不健全，雖然按照區分了不同的主體，范圍，渠道，對融資進行了一定規范，但是我國現在的融資資主體并沒有實現真正的多元化，很多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實際上在為政府部門融資，而后資金被政府部門挪用。對于哪些融資主體可以進行哪些范圍的融資，相關的法律并沒有規定。同時，在融資過程中各方風險意識淡薄，責任沒有在合同中明確。

（4）由于經濟體制改革仍存在很多問題，政府與國有銀行、國企之間的關系比較曖昧，國有銀行、國企在很多方面有政策的優惠。政府也利用國有銀行和國企的優勢進行融資。國有銀行尚未完全市場化，其運營諸多方面受到了政府的干預，同時，國有銀行也存在內控不完善，風險意識淡薄，操作不規范，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負債。另一個方面我國農村金融也缺乏必要的監管，市縣級政府的舉債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的約束。

2.歷史和現實原因。

（1）計劃經濟時代，社保的支付方式以收付實現制為準。收付實現制的問題在于：只計算了當前會計年度實際發生額，由于年限短，很難對中長期的債務進行計量，對于長期的項目投資，還有社會保障金制度，都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管，從而增加了這部分負債的風險，而中長期債務一般數額巨大，一旦發生危機，很難有效的進行控制。

在進行市場經濟改造之后，社保采取建立社保基金的方式，社保基金的繳納方式采用個人繳納、企業繳納、政府繳納相結合的方式，對于政府來說，需要從財政中拿出一部分自己投入到社保基金中去，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所需的保費資金數量非常龐大，按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來看無法完全滿足。資金的大量缺口客觀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

（2）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市場受到影響，為了抵御金融危機以及經濟危機，國家提出了4萬個億的投資項目，其中1/4左右的資金需要地方政府自籌，這樣也加速了地方政府的賣地和舉債行為。

參考文獻：

[1]地方政府或有負債的形成原因與治理對策；安秀梅；當代財經 2002(5)

[2]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癥結與矯治; 馮一飛; 理論學習（山東）2011(10)

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系統重要性；銀行；指標評估法

2008年發生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緊隨其后，2009年末，始于希臘的國家債務危機逐漸演變為整個歐元區的債務危機，進而發展成為制約并影響歐洲乃至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場“債務颶風”。在這些接二連三的世界性危機中，這些“大而不能倒”的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表現直接影響著危機的發展。

一、含義

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各國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各大金融機構的表現也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界出現了一個嶄新的詞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但其實質卻是金融界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即“大而不能倒”問題。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更是引起了人們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熱烈討論。連續的國際性金融危機使得這個問題在橫面與縱面都有了較大程度的加深。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闡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銀行被定義為，在全球范圍內居于重要地位并承擔了關鍵功能，其倒閉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損害并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關鍵性銀行。簡而言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銀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主要由于其規模、復雜性、系統性關聯等因素，如果無序倒閉，無論在整個金融體系還是實體經濟運行都將帶來顯著性的破壞

2011年11月，G20首腦峰會正式公布了由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制定的《處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政策方法》。幾乎同一時間，巴塞爾委員會（BCBS）也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方法及附加資本要求》，并公布了首批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巴塞爾委員會稱其會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加強監管，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機風險，國際金融治理措施也將在隨后的八年內逐步走向全面實施。

二、指標評估方法文獻綜述

由于系統重要性銀行在全球范圍的重要地位，銀行系統重要性的評估顯得尤為重要。國內外學者采用設置指標、運用金融網絡模型、協同風險模型、尾部函數相關模型等評估銀行的系統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對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評估標準和方法的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

指標評估法具有獨特的評估優勢，不僅可以對銀行現行的系統重要性來源進行追蹤，也可以對銀行系統重要性的發展趨勢進行預測，正確識別系統重要性銀行，以實現對其的差別監管。因此，大多數國內外學者對其研究，將其不斷優化。

2009年，金融穩定理事會頒布了“評估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系統重要性指引：初步考慮”，認為識別單個銀行系統重要性的三個關鍵準則：代表表內外風險暴露頭寸，即規模；代表其他銀行提供相同服務的困難，即不可替代性；代表該銀行倒閉時對金融系統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即關聯性。

根據2011年7月19日巴塞爾委員會的公告，巴塞爾委員會擬使用指數法來衡量銀行的系統重要性，指數由反映銀行規模、相互關聯性、替代性、全球活躍性和復雜度五方面12個指標構成。這種方法考慮的因素更加全面，更加突出單一金融機構對金融體系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影響，更加反映金融機構之間的連接程度，更能找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見表1）

中國銀監會頒布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認為中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評估主要考慮復雜性、關聯性、規模、可替代性等指標。

張強和吳敏（2011）認為我國商業銀行國際業務有限，因此暫不考慮全球關聯性指標。他們根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評估指引 》和《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僅從上市銀行關聯性、可替代性、規模、復雜性4項指標評估我國銀行的系統重要性。（見表2）

巴曙松和高江健（2012）結合中國銀行業的實際情況，利用可觀察的銀行指標，對G-SIBs 評估方法進行了修改，去除跨境業務指標，建立了識別中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指標法。文中還指出，若對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不能進行有效評估，則會產生識別不足或過度識別前者會降低監管的有效性，后者則會增加金融體系的成本。（見表3）

龔明華、宋彤（2010）綜合分析了目前全球識別系統性風險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并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就逐步健全我國有效識別和評估系統性風險的方法和建立指標評估體系提出了相應的措施與建議。

三、結語

當前并不能精準地對銀行的系統重要性進行評估，因此監管當局應結合各方面信息對其進行識別。FSB曾在《評估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系統重要性的指引》中指出，監管當局對銀行的系統重要性進行評估時，應以指標法為主，同時結合各種方法、信息進行相應的監管判斷，從而精準識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參考文獻：

[1]BCBS，2011.“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彭鋒.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風險度量與監管[J].中國金融，2012（3）.

[3]巴曙松，高江健.基于指標法評估中國系統重要性銀行[J].財經問題研究，2012（9）.

[4]毛奉君.系統性金融機構監管問題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1（9）.

債務危機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最優貨幣區理論 東亞貨幣一體化 歐洲貨幣一體化

引言

最優貨幣區或稱最適貨幣區（Optimum Currency Areas ）這一概念，由蒙代爾（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適貨幣區是指這樣一種最佳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盯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固定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最適貨幣區理論試圖闡明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才適合組成貨幣聯盟，或進行貨幣一體化。根據該理論實行單一貨幣會給成員國帶來諸多利益：一是實行單一貨幣，可以節約大量的兌換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經濟與貿易的發展，提高市場透明度，促進經濟一體化。二是在單一貨幣區和貨幣聯盟區，成員國可以節省外匯儲備，減輕中央銀行調節國際收支的負擔，消除匯率波動，降低金融風險。三是穩定物價，維護經濟穩定。在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指導下，歐盟于2002 年在12 個成員國統一啟用了歐元，開創了國際貨幣的新紀元。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優貨幣區理論為基礎，首先，從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條件出發，嘗試性地從生產要素流動、經濟開放度、產品多樣化程度、通貨膨脹率、經濟發展水平結構的相似性以及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程度這六個判斷標準來分別分析東亞主要國家的情況。然后，進一步分析了歐洲貨幣一體化存在的問題。最后，說明東亞貨幣的合作是否可行。

東亞貨幣一體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產要素流動性

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在他的論文《最適度貨幣區理論》中提出，組成最優貨幣區的條件和該地區的要素流動程度有相關性。

1.勞動力流動性。東亞各個國家或者地區在語言、文化、以及民族構成方面的差異遠大于歐盟各國之間的差異，地理疆域也更為廣闊。東亞各國家或地區也并未像歐盟那樣將鼓勵區域內的勞動力流動提上日程，也沒有打算建立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甚至國與國之間的出入境簽證手續也比較麻煩。因此，東亞地區內的勞動力流動性非常低。除此之外，歷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礙著區域內勞動力的流動。

2.資本流動性。相比較于勞動力流動性，東亞國家或者地區間資本的流動性要強一些，但各個經濟體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大。通常來說，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經濟體，其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資本流動性就越高；反之，金融發展水平越低，資本流動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國香港與新加坡均是地區性金融中心，其與外界的資本流動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雖然資本項目早已經對外開放，但仍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公司進行了繁雜的限制。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經濟體，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時間比較晚，金融管制比較多，資本項目對外開放程度仍然比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重創的國家或地區，都再度對資本流動實行更為嚴格的監管。

總體上來說，東亞地區內，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比較低。

（二）經濟開放度

羅納德·麥金農（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爾的基礎上提出，經濟開放度是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認為經濟開放程度越高，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貨幣合作區的建立。東亞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情況差異很大，但是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對外開放度還是比較高的（見圖1）。例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其對外開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更是高達300% 以上。另外，韓國、菲律賓的對外開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見“東亞四小龍”及東盟大部分國家基本上屬于開放經濟體，對匯率變動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穩定匯率的需求，并進行地區貨幣合作，這對建立最優貨幣區是有利的。但是存在兩個阻礙，一是作為亞洲經濟大國的日本，因為該國經濟相對較封閉，其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潛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動力和積極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響。二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其對外開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趨勢（見圖2），這將導致中國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中國和日本積極配合與參加的東亞貨幣合作能夠取得成功。所以，推進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慮。

（三）產業結構與產品多樣化程度

1.產業結構。東亞地區各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因而產業結構差別也較大（見圖3），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服務產業所占比重較大，而老撾、越南等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農業所占比重較大。

2.產品多樣性。彼得·凱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是產品多樣化程度，如果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對稱沖擊的能力就越強。東亞各國中，除中國、日本等少數經濟體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外，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則主要集中在某些類別產品的生產上，比如電子或電器產品、紡織品、石油產品等，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多樣化程度也相應比較低（見圖4）。因此，東亞各國在抵御外部非對稱沖擊的能力方面較弱，進而不利于建立區域貨幣聯盟。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的巨大差異性以及一些國家或地區產品多樣化程度比較低，都使得東亞地區容易受到非對稱沖擊的影響，不利于建立固定的匯率制度。因此，這些國家或地區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會降低，區域貨幣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進一步考究。

（四）通貨膨脹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貨膨脹率相似性作為判斷最優貨幣區的標準，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和匯率波動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各國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存在一定差異。如果區域內各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趨于一致，匯率波動將趨于消失，因此會更有利于組成貨幣聯盟。然而，東亞各國或地區之間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見圖5），根據哈伯勒和弗萊明的“通貨膨脹率相似性”的衡量標準，東亞現階段不利于實施東亞貨幣一體化。

（五）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性

從理論上而言，假如來自外部的經濟沖擊對貿易區內各國或地區影響是對稱的，那么貿易區內的各個經濟主體就能夠采取同樣的或者類似的貨幣政策予以抵消，這樣各國就不需要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然而衡量沖擊是否對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否相當，經濟結構是否具有相似性。歐共體形成貨幣聯盟的過程中，就伴隨著各國人均產出的趨同，因此需要考察東亞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從表1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上，特別是人均GDP這項指標，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從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將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國的經濟體制多元化、經濟結構差異較大所導致。因此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東亞各國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將會不同，這就會不利于東亞地區貨幣一體化的建立。

（六）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將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認為，在一個貨幣區域內，各個國家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與資金流動情況有關，尤其與缺乏長期證券的自由交易有關。國際金融一體化是通過對外貿易比率（貿易總額與GDP的比值）、對外投資比率（對外和外來投資總額與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標來體現。

東亞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并不高（見圖6），除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比較高以外，其余的東亞國家或地區大部分限于國內。雖然日本有幾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從整體上看，其金融一體化程度也不高。同時，東亞各國或地區對資本的流動也進行了嚴格限制，相當部分國家的資本項目還未完全開放。亞洲的美元市場也不太發達，可以看出資本在東亞區域的流動性不高。此外，東亞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也有差異，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日本則是單一匯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實行的是聯系匯率制度，馬來西亞實行的是單獨浮動匯率制。因此，東亞各國在這一指標上，并不具有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條件。

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現實缺陷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統一

在歐元區，貨幣政策統一由歐洲中央銀行實行，但是財政政策并未統一，財政政策依然由各個國家獨立制定。歐洲的貨幣政策以通貨膨脹率變化為依據，采取一刀切的形式，這種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的貨幣政策卻不能針對性地解決個別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而導致對該國經濟的不利調解，那么當該國國內經濟出現問題時，就只能借助于財政政策，而過度依賴于財政擴張來刺激經濟發展，將最終導致該成員國巨額的財政赤字和政府的債臺高筑（見圖7）。例如，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低迷時，為了抑制本國經濟的衰退，貨幣聯盟區以外的國家，可以通過搭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對經濟進行調節，歐元區國家則只能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支出以及減少稅收等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當歐洲央行統一制定的貨幣政策和該國的財政政策不協調時，會使該國經濟陷入困境，導致公共支出過度膨脹，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進而出現債務累積和債務危機，例如歐債危機的爆發，就是因為政策的不協調導致政府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狀況不平衡

歐元區內各成員國雖然都屬于發達國家，但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存在著巨大差異。首先，成員國間經濟總量存在著巨大差距（見圖8），通過對比可以明顯看到，歐元區四大核心成員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經濟總量占整個歐元區的76.86%，而其他國家所占比重較小，其中希臘占2.65%，葡萄牙、愛爾蘭只占1.82%。其次，產業結構方面，德國和法國等歐元區的核心國家產業結構比較完整，而歐元區諸多小國產業結構卻相對單一，并且其支柱性產業均是容易受到經濟危機影響的周期性產業。歐元區國家之間這種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經濟結構的差異性，導致歐元區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周期上出現不一致，進而各國所需要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調節措施和力度也不同，這使得歐洲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難以平衡。

（三）監督約束機制和救助機制不完善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里規定了兩項加入歐元區的重要標準：一是區內各國都必須將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債務/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歐元區國家對如何執行這一規定未達成統一意見，并且也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尤其是違反條約的懲罰措施，導致違反條約的收益主要由違約國獨享，而造成的惡果卻由整個歐元區的國家來承擔。歐元在1999年正式啟用后，貨幣政策就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歐元區成員國就只能運用財政政策調控本國經濟，一些經濟狀況相對較差的國家由于過度使用財政政策，使得本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違反歐洲聯盟條約規定的國家沒有被處罰，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使得德法在內的歐元區核心國家，為了刺激本國經濟，也過度使用財政政策，使得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大幅增加。同時，歐元區成立時為了規避成員國的道德風險，歐洲中央銀行并不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并且規定成員國之間除了自然災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時也反對成員國向任何國際機構尋求救助。這個規定對成員國雖有一定的震懾力，但是一旦該國遭遇經濟危機，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時機，使得該成員國的經濟危機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員國，導致市場恐慌情緒蔓延和危機的不斷惡化。2009年底希臘債務危機發生時，希臘既不能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救助，也得不到歐洲中央銀行和歐元區其他國家的援助，最終引發了這場波及歐洲多國、嚴重影響歐盟經濟發展并引發人們對歐洲貨幣一體化質疑的歐洲債務危機。

結論

本文從兩個層面對東亞地區目前建立貨幣一體化的可行性進行否定，一是基于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分析了東亞地區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條件，得出目前東亞國家或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差別較大，勞動力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非常低，經濟對外開放程度迥異，產品多樣化程度較低，通貨膨脹率差別較大，這些指標都不符合最優貨幣區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東亞貨幣一體化還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現實缺陷，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監督約束機制的缺失，導致目前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引發了人們對歐洲貨幣一體化的質疑，甚至對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產生了質疑。

因此本文認為，東亞各國在不滿足建立最優貨幣區條件以及最優貨幣區理論還存在很多質疑的情況下，盲目建立東亞地區最高形式的貨幣聯盟是不明智的。

參考文獻：

1.Mundell·R·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61，VOI.51（4）

2.Mckinnon，R.I.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9

3.Kenen ·P·B.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n Eclectic View[M].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969

4.J.M. Fleming.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J].Economic Journal，1971

5.黃梅波.最優貨幣區理論與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分析[J].世界經濟，2001（10）

6.張彬.基于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東亞貨幣一體化可行性研究[J].區域金融研究，2011（4）

7.李曉.東亞貨幣合作為何遭遇挫折？[J].國際經濟評論，2011（1）

8.蔣俊賢.歐洲債務危機的反思及其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啟示[J].西南金融，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