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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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鑒定研究報告范文第1篇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2015〕 89號)中明確要求加強政府管理標準化，提高行政效能，以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范化、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著力點。在司法行政體系當中引入標準化管理體系，不僅能夠更好地規范工作流程、統一工作規范、明確工作要求，還能夠從制度上更好地杜絕司法行政人治化、隨意化、自由化，為司法行政工作指明工作方向，并且為司法改革在基層實踐工作提供方法。
1 司法行政引入標準化體系的現實意義
1.1 有利于促進司法行政服務管理系統化
標準化管理體系從系統的角度，對司法行政系統內部的工作以及對外的服務質量能夠形成全過程的管控，對于各種工作流程、管理規范和人員因素等提出全面控制的要求。司法行政機關按照標準化體系的建立要求建立健全管理體系，可以對司法行政工作內容和管理環節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對原有的工作情況和管理模式進行全面的審視、檢查和補充，進行流程優化再造。發現系統內部管理中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可以理順部門之間、管理過程之間的接口，使整個管理體系更為科學與完善。
1.2 有利于規范司法行政行為、提高司法服務質量
健立健全標準化管理體系，可以從根本上減少人為因素對司法行政的干擾。以上海司法行政系統開展的行政審批事項標準化工作為例，即對編制律師執業審核、律師事務所設立審核登記等在內的19項行政審批事項進行規范，明確了審批依據、審批條件、申請材料、辦理部門、監督途徑、審批職責、審批期限、審批工作流程等內容，嚴格規范了工作中的流程和審批標準，有效促進了行政審批標準化、規范化水平的提升。
1.3 有利于營造公平正義的法治氛圍
公平正義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貫主張，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著眼于依法治國與公平正義的有機統一，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對以法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全方位部署。司法行政系統進行標準化建設，不僅是人民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更體現在對高標準、高質量、人性化的司法服務需求以及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需求。
2 司法行政標準體系框架
上海司法行政系統標準體系框架由司法行政相關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和司法行政標準共同構成，二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見圖1)。
2.1 司法行政標準體系構建原則
2.1.1 合法性原則
指導司法行政的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眾多，其條款的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有待標準進行細化和落實：“承上”要求標準與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無縫銜接，嚴格在其指導下和框架下規范運行;“啟下”要求標準對上位法的要求進行梳理、對接、整合和細化，通過貫標活動保證上位規范落到實處。
2.1.2 系統性原則
系統性是標準體系中各個標準之間內部聯系和區別的體現。在編制司法行政管理標準體系的過程中，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層次上均要充分體現系統性，恰當地將司法行政管理中涉及的律師、公證、法律援助、司法鑒定、仲裁、社區矯正等相關標準安排在相應的分體系中，做到層次合理、分明，標準之間體現出互相依賴、銜接的配套關系。
2.1.3 科學性原則
標準體系的科學性包括體系編制方法的科學性和技術內容的科學性兩個方面。在體系編制方法上，司法行政管理標準體系應做到結構合理、分類科學、層次清晰;在技術內容方面，對行政管理工作中有效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歸納，確保提出的各標準項目符合司法行政管理的工作實踐。
2.1.4 前瞻性原則
所構建的司法行政管理標準體系不但應符合司法行政管理的工作實踐，還應適度超前，體現前瞻性的原則。在體系的構建過程中，應使標準成為司法行政創新成果可衡量、可操作、可改進、可復制的工具，此外還應為其他工作條線預留接口和空間，根據司法行政的實際情況與時俱進地調整，保證在每一個業務條塊中都可以根據工作需要增添標準，有效對接新標準的接入，引領司法行政標準化的科學發展。
2.2 司法行政標準體系構建思路
2.2.1 系統推進頂層設計
上海市司法局雖然已制定了系列標準，然而標準制定工作相對零散、不成體系，存在明顯的碎片化現象，亟待制定框架性、引導性的標準體系，為后續標準制定提供藍圖，保障標準化工作的有序開展。同時，應全面設計業務標準、支撐標準子體系，使二者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在標準化工作的實際開展過程中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2.2.2 標準與法律協同
法律法規規范的核心要素是規定人的權利義務及其責任，規定的內容通常比較原則，針對性弱，一般缺乏具體的量化操作指標;標準不直接規范權利義務和罰則，違反標準的法律責任應當由法律法規規定。標準可規定具體的指標、方法和要求，可對法律法規的實施進行細化。對于司法行政標準化工作的開展而言，尤其應理清標準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標準對法律條款的承接、細化作用，利用標準配套法律共同規范司法行政工作。
2.2.3 服務于司法行政總體建設目標
司法行政標準化建設應以司法總體建設目標為導向，強化標準化工作意識，強調全員參與，加大宣貫培訓力度，在思想意識層面將標準化工作與司法總體建設目標相結合;將標準化工作融合于政府“三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工作，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在開展司法行政標準化建設的同時，保證服務于司法改革大局，落實于司法行政重點工作。
3 司法行政標準化工作推進路徑
3.1 轉變思想，樹立標準化工作意識
3.1.1 健全標準化制度
準確把握制度建設的內在規律，深入理解行政審批服務、公共法律服務、公益法律服務等綜合法律服務窗口各項工作的不同特點和屬性。建立統一、完整、科學、實用的標準化工作制度和機制，構建具備決策、協調、推動標準化工作的組織架構，做到機制責任和權利清晰，確保規則和程序明確到位，如在司法局系統內構建標準化工作領導小組及標準化辦公室，為司法行政標準化順利開展提供組織保障;制定標準、實施管理辦法，為標準化工作有序開展提供機制保障。
3.1.2 加強標準化宣貫
圍繞綜合司法行政系統各項職責分工，由上及下、集中精力抓好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司法鑒定、法制宣傳教育和人民調解等工作的標準化宣貫，充分運用中心組學習、研討會、專題講座等多種形式。同時，理清法律與標準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標準對法律條款的承接、細化作用，利用標準配套法律承擔業務標準、支撐標準等行政職能，積極探索工作對接模式，建立健全縱向服務完整、橫向功能延伸的銜接機制。
3.1.3 強化隊伍建設
要梳理標準化職能崗位要求，采取專兼職標準化工作崗位設置，嘗試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由第三方提供標準化服務，以充實司法行政系統標準化隊伍。要加強標準化工作培訓，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基礎和專業深化培訓機制。對司法工作人員加強標準化基礎知識培訓，加強已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企業標準的宣貫培訓，形成人人學標準、事事用標準的良好氛圍。要完善標準化工作激勵機制，補貼待遇、年終評優應適當考慮標準化工作人員，以增強標準化工作人員的積極性。
3.2 有的放矢，厘清司法行政標準化對象
3.2.1 執行矯治標準化
上海司法行政系統開展標準化建設和管理，首先應用于執行矯治工作，如對社區矯正、監獄和戒毒場所等強制執行工作進行標準化規范，嚴格執法流程和標準，規范程序、堵塞漏洞，強化執法指引，有效提高執法水平。監獄已經率先開展了執法標準體系建設，并就獄務公開標準化申請了上海市標準化試點項目。
3.2.2 法律服務標準化
針對法律服務的類別，司法服務行業管理的對象包括律師、公證、法律援助、人民調解、司法鑒定、仲裁等工作。上海已開展公證行業、民事法律援助、法醫臨床司法鑒定等領域的標準化示范試點建設，應鼓勵和引導，積極打造司法行政綜合法律服務窗口。
3.2.3 法治宣傳標準化
探索法治宣傳層面引入標準化手段，從信息公開出發，將標準化和信息化相結合，引入模塊化、系列化、組合化等標準化形式，從形象導視系統出發，通過系統、規范的視覺識別形象設計，形成系統、規范、美觀的行政服務視覺形象。
3.2.4 不適宜標準化的司法行政事務
標準化主要針對現實問題或潛在問題確立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條款，除了上述明確可以被標準化規范的對象外，某些事項不適宜用標準來規范，例如起草司法行政法律規范由《立法法》規定，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因為有理論性、研究性和創新性，也不適宜用標準來規范。
3.3 頂層設計，明確司法行政標準化工作的推進步驟
3.3.1 綜合思維、頂層設計
構建包含矯治工作、法律援助、司法鑒定、律師管理、公證服務、司法考試管理等業務職能的司法行政標準體系。在推進司法行政標準化時宜利用“大標準”概念、系統工程和綜合標準化的理念，應與司法行政管理中的檔案管理、文件管理、職能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事項管理等規章制度有機結合，形成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規章制度、標準等共同組成的“泛標準”體系，充分發揮法律法規、標準規范的協同作用。
3.3.2 優化流程、形成模式
將標準化思維應用于司法行政業務工作管理，運用簡化、統一、協調、優化等標準化原理，對重復性的司法行政管理和業務服務活動建立標準，實現規范化操作，梳理提供司法行政服務的職能和職責，優化服務流程，從而提升司法服務效率、縮短服務提供時間、提高司法服務的水平和質量。此外，不同區域之間司法服務提供水平存在差異，不同業務類別之間司法服務提供類別也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一個標準化模式，應借助系統工程和綜合標準化的思維和理念，結合具體區域或業務類別的實際情況，建立適合本區域、本業務類別的標準化模式。
3.4 注重實效，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標準化作業模式
3.4.1 適度超前、創新發展
促進司法行政標準化與司法行政理論創新、應用創新相結合，將司法行政先進管理理論、管理模式轉化為管理標準和操作規范，提高標準的科學性、技術性、前瞻性和引領性，使標準成為司法行政創新成果可衡量、可操作、可改進、可復制的工具，此外還應分析驗證司法行政管理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借鑒國外司法行政管理先進經驗和模式，引領司法行政標準化的科學發展。
3.4.2 績效導向、持續改進
司法行政標準化建設并非一勞永逸，應建立司法行政標準化反饋和評價機制，對司法行政標準體系建設、重大工程實施、關鍵標準研制推廣等工作的實施效果進行反饋和評價，及時對司法行政標準體系、運行機制、標準內容進行修訂和完善，形成司法行政標準化持續改進、良性循環機制。
司法鑒定研究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工程造價行業競爭力
1．工程造價行業的概念
工程造價行業是指從事建設工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及投資估算、工程概預算、結（決）算、招標標底和投標報價的編審、工程造價審查（核）、工程造價司法鑒定、造價咨詢服務、計價依據和信息的編制與管理、工程造價控制與管理等活動的總稱。
2．工程造價行業中存在的問題
2.1業務范圍狹窄
當今，大多數造價咨詢公司只局限于房地產項目、公共建筑項目、一般廠房建設項目等常見的建筑類型服務，并且也只限于預算編制和結算審核，一些較高端的資訊服務如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全過程的工程造價咨詢服務涉及的較少。同時，由于造價咨詢服務內容不具有專有性，一些在這方面很占優勢的設計院、設計顧問公司、招標公司等也能做該方面的內容，因此造價咨詢公司面臨著很大的競爭壓力，有被替代的危險。
2.2從業技術人員整體素質較低
一方面，我國工程技術人員的技術經濟觀念和造價控制意識淡薄，使得造價管理人員的素質難于提高。另一方面，工程估價行業人員入門門檻較低，又沒有建立起工程造價行業由于質量問題造成客戶的經濟損失的賠償制度，因此造價行業的市場可信度受到質疑。
2.3行業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監管力度不夠，導致市場較為混亂。工程估價行業除了市場準入有一定的規定外，估價相關法律責任的規定不全，使得地方難以依法加強監管。
2.4不正確的套用定額
隨著科技發展，新結構、新工藝、新材料以及一些特殊的施工方法和施工方案不斷出現，造成目前定額缺項較多，使得一些不了解具體的施工方案和施工方法而隨意補充缺項的現象產生。造成工程造價的結果偏離實際，誤差較大。
3．提高工程造價行業市場競爭力的探討
3.1確定工程造價的影響因素，通過提高或降低其影響因素來提高工程造價準確性
從影響工程估價精確度的因素來考慮影響工程造價準確度的影響因素。建筑工程必然牽涉到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因素。風險是有關具有嚴重后果的小概率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會導致因承包而帶來的額外的高額費用；而不確定是有關較可能發生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能被合理地預測到，而無法確定其確切的大小。因此不確定的因素決定造價的準確程度。工作和環境引起的不確定性因素大致包含項目類型、項目規模、項目地理位置、市場狀態、可利用信息的可靠程度、造價師的能力、項目周期、緊鄰環境和外界環境中的價格變動、可利用資源以及抵達現場的交通條件等。本文主要從項目類型、項目規模、造價師的能力、信息可靠度和市場條件來考慮。
1)項目類型。工程項目中的不確定因素與建筑類型和施工方法有關。根據研究表明，非建筑承包合同的造價精確度要比建筑承包合同的高。
2)項目規模。一些學者根據平均定律認為大規模項目中忽略誤差的概率高于小型項目。并且大型項目具有比小型項目更高的潛在不確定性，這些都說明大型規模比小型規模的準確度低。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估價的準確度與項目規模存在著積極關系。
3)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工程造價的從業人員是工程造價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載體。造價的精確程度與造價師的專業技能水平對等。
4)信息可靠度。造價精確度隨著可供用于預測的信息量增加而提高：(1)更多的用于項目預測的信息，特別是對建筑承包合同，這樣能減少不確定性因素(2)利用更多的價格信息減少成本數據的誤差影響。
5)市場狀況。研究表明：造價中的變化因市場狀況有偏差，在景氣年份的造價要比在不景氣年份中做的偏高。
3.2合理的降低工程造價
工程造價的影響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從現場考察、施工方案選擇、施工階段管理、竣工驗收角度來合理降低成本。
1)進行細致的現場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內容包括當地的經濟發展、地理環境、地貌、氣候條件、勞動力資源等，要是進行國外工程，現場考察還要包括當地政局、稅收政策、機具租賃、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確保不確定因素盡量減少。
2)選擇合理的施工方案。施工方案是影響工程估價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編制各階段的工程造價時，套用的指標、定額、費用標準都應與選定的施工方案相適應。
3)加強施工階段管理。項目施工階段是資金投入的最大階段，雖然這階段影響工程造價的可能相對少些，但真正形成工程實體主要是在這一階段。(1)做好圖紙會審工作。圖紙會審工作一方面能發現施工圖紙存在的問題并在施工前加以解決，另一方面也能減少因圖紙錯誤造成的返工，簽證費用。(2)審查優化施工組織設計方案，從中選出最能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方案，從而降低造價。(3)合理確定材料與設備價格。工程建設過程中材料設備費占很大的比重，約占總價直接費的70%，材料設備價格的高低對工程造價的影響很大。(4)加強工程質量管理。避免出現“質量后遺癥”，增加工程量，提高工程成本。(5)保證按時完工，減少工期延誤損失。
司法鑒定研究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學證據；弗賴伊規則；多伯特規則
中圖分類號：DF7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074(2011)05-0101-05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立項課題(08SDJ8200032)
作者簡介：莊 琳(1969-)，女，江蘇新沂人，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刑偵系副教授。
一、弗賴伊案件
(一)背景
1923年，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審理弗賴伊案件中，被告提供了自己通過進行“心臟收縮壓測謊”的測試來證明自己無罪?？胤椒磳⒃摐y試結果作為證據使用，地方法官采納了控方的主張，裁定費賴伊二級謀殺罪罪名成立。費賴伊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哥倫比亞地區巡回法院在審查“心臟收縮壓測謊”結論是否可靠時，法官認為弗賴伊案中的心臟收縮壓測謊的發現、發展及試驗結果，尚未獲得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普遍認同，支持了地方法院的觀點，駁回了上訴，維持了原判。[1](P1013-1014)
弗賴伊一案所確立的“普遍接受”規則，核心在于科學專業領域對該技術的“廣泛接受性”，如果該技術為科學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則該科學證據可以被采用；反之，則不具有可采性。有資格判斷科學證據可采性的主體，不僅包括那些本專業領域內的科學專家，也包括那些相關科學領域的科學專家。
（二）弗賴伊規則的理解與適用
按照弗賴伊規則，確定一個具體的科學技術是否獲得業內普遍認可需要兩個階段：（1）首先明確科學技術所屬的專業領域以及相關的科學領域；（2）確定該技術或原理是在相關科學領域得到普遍接受。隨后在1976年5月，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在審理“People v.Kelly”案件中指出，在對提交的聲紋證據的可采性審查中，既要檢驗普遍性和可靠性，還要檢驗專家所依賴的科學程序的正確性。[2](P294-296)由此確立的“正確程序”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普遍接受”的標準。
然而，在后來的一些判例中，法院對“普遍接受”的理解逐漸產生了分歧。加利福尼亞上訴法院在“People v.Guerra”案中表達了這樣的見解，如果一項科學技術的應用被所屬專業領域的多數成員承認就滿足了科學證據的準入要求，這種解釋對“普遍接受”的程度降低到最低，即不需要科學界內的觀點完全一致就達到所屬領域內“普遍接受”的標準。還有法庭把“普遍接受”理解為無異議，而事實上任何科學技術領域都存在困惑和質疑。[3]
弗賴伊規則對科學團體認知的遵從，使科學家在提供證據的關聯性和正當性方面發揮了工具性的價值，反過來也挑戰了司法的權威性和裁決性。[4](P778-779)但是弗賴伊檢驗的標準具有很高的一致性，這給司法實踐帶來操作上的便利。以至于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被法院所樂意采用的重要因素。在20世紀中葉法官引用弗賴伊規則的判案數量比二戰前高出四倍。[5](P715-722)
（三）弗賴伊規則的評論
弗賴伊規則實際上是證據科學性認知和司法可操作性之間作的一個平衡。隨著科學日新月異的進步，“普遍接受”標準作為判斷科學證據是否可采的質疑在不斷上升，特別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了猛烈批評。
有學者認為弗賴伊規則太過保守，不能有效接納新科學證據。由于領域的交叉和細分，新的科學技術和原理傳播速度很難讓相關專業領域內的科學家短時間內達到普遍認可，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被普遍接受的技術和原理喪失其科學的真理性，該規則實際上影響了新科學技術的及時應用，不適應時展的需求。[6](P240-241)不同的法官常常對同一種專家證據產生不同的看法。這實際上擴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給了法官可以選擇的借口，因為法官可以自我判定新科學技術在該科學領域是否達到“普遍承認”。[7](P875-881)似乎最終的判斷權又回歸到了法官手中，這樣做的結果是法官重新介入到了自己陌生的科學領域。[8](P595)
弗賴伊規則在法庭實踐中，會造成原告方舉證成本高昂，實際上使雙方當事人處于不平等的保護地位。弗賴伊聽證會不僅需要消耗大量的費用，還常常耗費大量的時間，迫使原告方常常選擇放棄。例如,1987年在加利福尼亞圣地亞哥針對DNA檢測前的血液比對方法是否科學而舉行的弗賴伊聽證會,由于專家之間的分歧較大,遲遲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最終聽證會整整持續進行了一年的時間。[9](P180)
二、多伯特三部曲
（一）多伯特案件
多伯特夫妻的兩個兒子生下來肢體有殘疾現象，由于多伯特太太在懷孕期間服用了防孕婦嘔吐的藥物本滌汀（Bendection），懷疑由此而致，于是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藥物生產商進行賠償。圍繞著本滌汀是否導致兩個孩子的先天殘疾的根本原因，原告、被告雙方都聘請了強大的專家陣容出庭作證。
美國地區法院認為，原告方所提供的從本滌汀與肢體先天殘疾存在統計學的關聯、活體動物的本滌汀致殘研究以及本滌汀化學結構三個方面的專家論證沒有建立在流行病學界所普遍承認的研究方法，與事件之間形成不了因果關系，成為不了科學證據。相反，被告方提供的專家證人提供了公開發表的論文以及對13萬人的科學研究報告。這種以流行病學界普遍承認的方法和學理為基礎的研究表明，沒有測量到本滌汀與肢體先天殘疾存在相關性，屬于典型的科學證據。原告拿不出流行病學的相關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法院裁決原告敗訴。
原告向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1991年12月，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根據弗賴伊規則認定原告方專家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服用本滌汀和胎兒發育缺陷存在統計學上的關聯，不屬于科學證據，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
原告對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依然不服，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審查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所依據的弗賴伊規則是否與現行的《聯邦證據規則》存在不適應的問題。1993年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美國地區法院對該案科學證據采納問題上的立場。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的法律意見書中闡述道，根據美國1975年《聯邦證據規則》立法的背景和該法典第402條和第702條的法律條文的行文中，并沒有將某一理論的“普遍接受”性作為法庭采納的充分必要條件。[10](P2786)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面對專家科學證言，審判法官必須一開始就依照《美國聯邦證據規則》104 條（a）來審定專家所提供的證言：（1）是否能幫助陪審團理解證據或者裁斷有爭議的事實，是否已經能夠被科學理論所檢驗；（2）理論或技術是否經歷同行審議并有公開出版物發表；（3）就一項特定的科學技術來說，法院通常應當考慮已知或可能存在的錯誤率，并且考慮是否存在對該技術操作進行錯誤率控制的標準；（4）供演繹用的科學原理或研究方法在其所屬的專業領域里是否為科學團體所承認以及接受的程度。[11](P202-203)
（二）1997年Jonier案件
Joiner是一名電工，主要工作是維修變壓器。1991 年Joiner被診斷出患有小細胞肺癌，懷疑是由變壓器的制冷劑含有的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所引起。第二年，他了相關的公司，主張由于自己在工作中接觸了PCBs 及其衍生物是導致自己得肺癌的直接原因。一審法院根據多伯特規則對Jonier遞交的專家證言進行審查，發現證明PCBs導致其得癌癥的證據不具備可采性，并作出了原告敗訴的判決。
在上訴庭審中，第十一巡回法院的法官了一審判決，認為“聯邦證據規則的規定傾向于采納專家證據，而不是排除，所以我們在審查初審法官的排除裁定時要運用更嚴格的標準?！闭J為本案法官在審查專家證言時濫用自由裁量權。
案件送到了最高聯邦法院。最高聯邦法院否決了上訴法院的裁定，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最高聯邦法院在裁決書中旗幟鮮明地表態，地區法院在一審中有權判定專家提供的證據是否具備可采性，上訴法院不能地方法院對科學證據可采性的認定，除非地方法院濫用自由裁量權。[12]
Joiner案件澄清了多伯特檢驗的兩個重要方面。首先Joiner案件使得法庭不但可以審查專家運用的方法論，而且可以仔細審查專家的推理過程的可靠性，法庭可以自由地推斷在客觀材料和表達的觀點之間是否存有較大的出入。其次，Joiner案件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審理案件的法官排除特殊的科學證據不屬于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三）1999年的Kumho案
Kumho案是一起民事案件。原告Carmichael在1993年7月6號駕駛一輛小型貨車正常行駛時，因汽車后右輪胎突然爆胎導致翻車，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傷的事故。Carmichael于1993年10月將Kumho輪胎公司和經銷商作為共同被告告上法庭，以輪胎本身存在瑕疵導致事故為由要求得到賠償。提供的證據是由機械工程師Carlson出具的證言，他從技術的角度排除了可能因輪胎的老化和歷史磨損造成爆胎的可能性，證實爆裂完全是因為輪胎本身存在質量問題。
一審地區法院認為Carlson的證言更多的依據的是技術而非科學，法庭在對照多伯特規則四個標準來檢驗Carlson的方法論時發現，即不能滿足“公開發表的出版物”又沒有“相關科學團體認可程度的評價”，于是否決了Carlson證言的可采性而準許被告的請求作出簡易判決。
原告不服。當案件移送第十一巡回上訴法院后情況有了轉機。上訴法院認為，多伯特規則適用的對象僅局限于依賴科學原理進行推演出的推論的科學證據而對依靠經驗和技能作出的專家證言無效，該案不能用多伯特規則來審核，必須在聯邦證據規則第702條框架下重新審理，從而撤銷了地區法院的裁判。
案件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要求確認多伯特規則是否對“該案工程師證據的可采性”有效。聯邦最高法院的看法是，要想準確地區分專家證言是依據科學原理的推演還是根據經驗和技術的判斷不僅異常困難，而且也很難操作。多伯特規則，不但對以科學知識為根據的專家證言有效，而且也適用于以經驗技術和其他專門知識為基礎的專家證言。[13](P1167-1176)
Kumho案件的判決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將多伯特規則的應用范圍拓展到帶有技術性但又不屬于科學知識的專家證言，進一步降低了專家證人的準入門檻，使專家證人的范圍從科學家擴大到工程師，完成了多伯特規則三部曲的發展。
三、美國科學證據采信標準的判例給我們的啟示
（一）法官的“守門員”的職責
科學證據具有理解上的超越性，這是因為得以形成證據的技術手段或是其所蘊含的科學原理，都屬于特定領域的專業技能或知識體系，只有該領域的專業人士才能得以知悉，普通公眾靠著日常知識是無法理解的。這使得科學證據的采信過程形成了一種技術堡壘，成為與社會大眾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最終只可能是少數專業人士的話語權。[14]
陪審團直接來源于普通民眾，而職業法官所具備優勢僅限于法律知識，對于證據的審查僅僅依據邏輯與經驗法則，就科學證據所體現的超越性，職業法官與普通民眾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優勢。[15](P736)在多伯特規則之前，美國聯邦法院一直適用弗賴伊原則來判斷新興科學證據的可采性問題。但弗賴伊規則過于嚴格和保守，實施起來難以應對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不同的法官對同一種科學證據的可采性很難達成一致性看法。[16](P941-943)
與過去不同之處在于，多伯特規則改變了審點，弗賴伊規則注重的是對科學家是否普遍接受某一項技術進行評估，現在則要求法官對技術本身是否具有有效性展開審定。[17](P212-234)毫無疑問，對法官而言，“普遍接受”替代了對所舉證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實際分析，這使得職業科學家替代了法官成為訴訟中裁判科學證據的主體，法官面對訴訟中的科學問題無所適從，不僅有違法官工作的本質，而且也不利于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各自利益，實現司法公正。特別是有的科學證據涉及的往往不是一個科學領域。法官放棄自己的職責而讓專家確定科學證據的可接受性是不妥的。[18](P913-915)
正因為此，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多伯特三部曲，在多伯特案件中賦予了初審法官審查科學證據的可靠性和關聯性的職責，并基于“科學方法和科學程序”的特點對評判科學理論的準確性提出了四條具有靈活性的標準。多伯特規則標志著法官重新回到了科學證據的裁判席上，但同時也給法官角色設定了模棱兩可的定位，畢竟法官有其專業的局限性，更為精通的仍然是法律而非科學技術領域。但是多伯特規則進一步強化了法官的“守門員”的職責，對專家證據的實證性檢驗過程提出了強化，過濾掉不可靠的專家證據。
（二）科學證據的可采標準更加寬松
事實上，多伯特規則并沒有給評判科學證據的可靠性提供一個終極的標準，美國的司法實踐傳統上對大多數類別的專家證言可采性抱著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放任的傾向在美國聯邦高院從多伯特案件開始的連續三次針對專家證據的可采性標準的裁決以后似乎更加明顯。對多伯特三部曲的嚴格解釋最終形成成文法，成為《聯邦證據規則》702條的修正性法典。[19](P351-357)
科學證據的可采性標準的設計目的是減少偽科學的運用和對科學的誤用。在法庭上對證據的科學真實性的追求和在實驗室里對科學真實性的追求有著價值取向的差異。迅速和終結爭端是法律設置的目標，司法對證據判斷標準存在明確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因此，在設立法律上判斷科學證據的標準時，必須在對證據的科學性的價值追求和對法律解決爭端的價值追求之間取得某種平衡。在這點上，多伯特規則表現出較高的柔韌性和彈性，對個案可以進行逐項分解進行可靠性分析，使可采性認定更加寬松，不必達到普遍認同的程度，只要專家給與了認可就可以采信。
多伯特規則的自由標準為眾多新科學證據打開了法庭之門，讓法官有機會重新審視爭論已久的法庭技術性，對筆跡分析、DNA檢測等普通法庭科學，輕而易舉地達到審查標準而得到普遍的運用，就是一度為法庭所排斥的的測謊技術也終于逐漸擺脫爭議和懷疑的態勢。1995年6月，第十五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Posado案件審理中，三名涉嫌犯罪的被告進行了測謊檢驗，法庭認可了測謊結論的科學性審查符合《聯邦證據規則》與多伯特規則。此外，1995年新墨西哥州聯邦地區法庭在審查Galbreth逃稅案件中，完全運用多伯特規則，認為對被告所進行的測謊所依據的理論是可靠的，技術人員是合格的，測試過程是正確操作的，其結果有利于審判者認定案件事實，承認測謊結論具有證據的可采性和可靠性。[20](P229-230)
參考文獻：
[1] Frye v.United States,293 F.D.C.Cir.1923.
[2] People v.Kelly，163Cal.App.3d,1976.
[3] Howard Coleman and Eric Swenson.DNA in the Courtroom[M]. Washington: Gene Lex Press Seattle，1994.
[4] Judge Harvey Brown.Eight Gates for Expert Witnesses.36Hours.Law.Review,1999.
[5] Bert Black et al.,Science and the Law in the Wake of Daubert: A New Search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72 Tex.L.Rev.1994.
[6] Fredric I.Lederer, Resolving the Frye Dilemma―A Reliability Approach,26 JURIMETRICS J.1986.
[7] Philip H.Dixon,Recent Developments,64 CORNELL L.REV.1979.
[8]Bert Black,A Unified Theory of Scientific Evidence,56 Fordham L.Rev.1988.
[9] [美]霍華德•科曼，艾利克•史威森，法庭上的DNA[M].何美瑩,譯.臺北: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10] 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13 S.Ct.1993.
[11] Lawrence Kobilinsky,Thomas F Liotti,Jamel Oeser-Sweat,DNA Forensic and Legal Applications,John Wiley & Sons.
[12] General Electric Co.V.Joiner522 US.1997.
[13]Kumho Tire Co.,Ltd.v.Carmichae,l 119S.Ct.1999.
[14]梁玉霞.論司法鑒定權威脅的程序保障[J].中國司法鑒定,2006(1).
[15] [美]羅納德•J•艾倫.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M].張保生,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6] Bert Black,Improving Judicial Gate-keeping: Technical Advisors and Scientific Evidence,110 Harv.L.Rev.1997.
[17] Larry Kramer(ed.).Reforming the Civil，Justice system [J].New YorkUniversity Press，1996.
[18] See Paul S.Milich,Controversial Science in the Courtroom: Daubert and the Law’s Hubris,43 Emory L.J.1994.
[19] David E.Bernstein & Jeffrey D.Jackson,The Daubert Trilogy in the States,44 JURIMETRICS J.2004.
[20] Michael J.Saks,The Aftermath of Daubert: An Evolving Jurisprudence of Expert Evidence,40 JURIMETRICS J.2000.
Case Analysis of the U.S.Scientific Evidence Principles
ZHUANG Lin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Jiangsu,Nanjing 210046,China)
司法鑒定研究報告范文第4篇
在人們討論西峽和舞鋼現象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醫療服務的市場化和引入競爭機制，對于解決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這一觀點盡管很有見地，卻可能并不代表時下的主流意見。
最近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就對醫療服務的市場化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問題的根源(指醫改的不成功)在于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他們擔心，市場化后的醫院只青睞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并且，市場可能還會出現一些畸形的需求。比如曾被媒體報道過的由某些醫生“地下”組成的職業醫生監督團體，專門幫助那些在醫院里被宰怕了的患者，在求醫過程中監督醫生以防其牟取利益。當然這些“地下醫生”也不是白干，患者要把原本可能被宰掉的錢掏出―部分給他們。從患者的方面考慮，這總比既多花了錢又惹一肚子氣好多了吧；再比如如今多被媒體貶斥的“醫鬧”，雖被形容為以“敲詐”為能事，然而還是有不少患者直言不諱地說，為了讓院方把咱的錢“吐”出來，也是沒法子才出此下策的。
拿什么安慰你，我的女兒
曉 月
剛剛11個月大的女兒發熱了，體溫39度，把我和她爸嚇壞了。這可是她出生一來第一次生病啊!看著孩子熱得紅彤彤的小臉，我倆頓時麻了爪兒，輪流抱著小家伙，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真羨慕朋友珍。她常年在荷蘭居住，說在荷蘭她們家人大小有點不舒服，一個電話家庭醫生就來了，不管嘛情況，人家幫著處理。多好呀! 我也打電話，當然不可能是給家庭醫生，是找小孩奶奶。奶奶急慌慌地喊，“快，還等什么，快送醫院呀!”
對，送醫院!我家周圍好幾家大醫院，去哪家好呢？我沖口而出，“兒童醫院。”孩她爸使勁搖了搖頭，“還是去那家中醫院吧。我同事說，兒童醫院看病的小孩太多，相互傳染，本來很小的病，有可能給傳染嚴重了?！?/p>
那好吧。我倆抱著孩子，很快來到中醫院。這里總是摩肩接踵人滿為患，好不容易排隊掛上號――我們毫不猶豫地掛了個最貴的兒科專家號。跑到專家門診一看，門口已立著5、6位，都抱著孩子長吁短嘆的。我探著腦袋往屋里看，但見那女專家頭發斑白，戴著金絲邊眼鏡，十足的專家相兒，一看就讓人信賴，心里這才放松了一些。
終于輪到我們了。專家問了幾句，拿出聽診器聽。孩子不自在地哭了起來?！膀烌炑伞！睂＜颐嫔珖烂C地說，一旁實習生模樣的年輕大夫趕緊開了個化驗單遞給我們。
“好像就是感冒．還――驗血嗎？”我低三下四地問道。我知道，大夫―般很膩味患者提異議。
“感冒也分好多種，必須驗。下一個?！睂＜夜挥行┎荒蜔┝?。我們趕緊抱孩子出來，交化驗費，去驗血。當銀針扎到孩子的嫩指上，少不了又引來一通大哭。好在化驗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拿給專家一看，說還就是感冒，病毒性的。
“輸液吧!”這位看上去德高望重的專家不由分說地下了治療方案。一邊的實習生趕緊在電腦上輸入指令。
“就――直接輸液嗎？她長這么大，連一粒藥都沒吃過，是不是先吃藥看看？”我嗑嗑吧吧地問道。
“病毒性感冒如果不輸液的話，可得發熱好幾天啊。你想清楚了，到底輸不輸液？”女專家皺著眉頭，我似乎有點兒讓她生厭了。
我和孩她爸目光交流了一下，看得出，他跟我一樣，很嘀咕。
“你們快下決定，到底輸液還是不輸液。后面患者可等不及啦!”專家催促道。這時又一個剛剛驗過血的小孩也抱了進來，孩子家長把化驗單遞給專家，迫不及待地問，“有事嗎?”
“感冒，病毒性的。你先等等吧?！睂＜覠o比權威地說。
我和孩她爸根本沒有商量的時間了，“輸吧?！焙⑺痔撝曊f。
又是一通劃價、交費，170多元換來兩個小輸液瓶。我們抱著孩子來到了住院部輸液室。下面發生的一幕幕現在回想起來還讓我們心驚肉跳。
由于孩子太小，根本沒法在胳膊上扎針，只能在腦門上扎。兩個護士―個提瓶，一個扎針，命我壓住孩子的四肢。粗粗的跟大人用的一樣的銀針往孩子的額頭血管上刺了下去，孩子狂哭大喊。一針下來，不行，扎偏了。拔下來，換個地方，再來，孩子哭得險些岔了氣。還是不行，又扎偏了。再拔下來。兩個護士嘀咕著：“孩子太小了。這么小的孩子，不過是個感冒，干嗎非要輸液呢？”
我強壓著哭音，說，那專家讓輸液的。
她倆相互看了一眼，不好再說什么了。其中的―位取來一把剃須刀，按著一直嚎啕大哭的孩子，把她額頭及腦右側的頭發刮了，孩子當即成了陰陽頭。
于是第三次扎針。這下總算扎對了。小東西完全受驚了，暴怒，暴哭，我不得不使勁按住她。她以無比隙恐的眼神看著我，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落了下來。
這一切還沒有結束。輸液不到5分鐘，孩子嘴里噴出大口大口的東西，是頭一天的食物、水等等，瀑布一樣。我嚇壞了，同病室里的人飛快跑去叫來護士，護士立即換了另一瓶藥水。
這時，孩子的奶奶趕來了，她看見孩子的腦袋上因為錯扎而起來的兩個大包，還有那狗啃式的陰陽頭，哇地哭出聲來。孩子看奶奶這樣憐恤自己，好像這時候才見到了真正的革命親人，以無比熱辣的、哀哀的眼神看著她奶奶，哭得更兇了。
護士走了過來，看孩子反應太激烈，只得把針頭拔了下來，說你們還是先回家觀察觀察再說吧。就這樣，我們拋下了藥瓶，給醫院貢獻了2百多元錢，懷著比來時更深的惶惑，回家了。
孩子自此一頭扎進她奶奶的懷抱里，一連好幾天再也懶得搭理我和她爸爸這倆大惡人。
孩子繼續發著高熱。
這時我接到了朋友珍的電話，她前幾天剛領著小寶寶從荷蘭回來。我把領小孩就醫的情形跟她說起來。還沒講一半，她就帶著哭音了，一迭聲地說：怎么能這樣？怎么會這樣？太恐怖了!這在荷蘭是不可思議的，稍有常識的兒科大夫都應該知道，小孩發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發熱不到39度一般都不會管的，過了39度，甚至39．5度，才可能給藥吃的。還好，我這次從荷蘭帶了10粒兒童退熱丸，你拿去吧，不是口 服的，是從孩子小屁屁里塞進去的――這么小的孩子，口服可能會傷她的胃。在國外，吃藥尚且這么謹慎，更何況打針了!還從沒聽過，一上來就給輸液的。這不瞎胡鬧嗎？――這時，電話那邊，傳來珍的婆婆的聲音：還不是為了多掙倆錢!現在的醫院啊，連孩子都黑，唉！
我們取來珍的藥丸，給小家伙塞了進去．半個小時以后，孩子的熱退了。
無形的手有形的手
佳 音
1
關于就醫故事，隨便截住幾個路人，就能采來一堆素材，無須任何裁剪。
經歷總是如此波折，感覺總是似曾相識。
難怪早就有明眼人指出，中國這幾年醫改所推行的市場化是偽市場化――一旦相關的調控機制缺失或錯位，那些為數不少的鑲著公立牌匾的醫院光天化日之下就能義正詞嚴地宰你沒商量，因為他們要創收呀!
北師大教授顧昕說，要是游戲規則不合適的話，公立醫院坑起病人來比私立醫院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游戲規則好的話，私立醫院、營利性醫院照樣可以承擔起社會責任來。所以，他倡導有效管理下的市場化。這對眼下尚處于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中國尤為重要。
2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行政性壟斷下的偽市場化，卻簡單地不加深入分析的把罪名戴在了市場化的頭上。哪里不是公立醫院壟斷著，它們在抬高門診費、藥費和住院費――根據對一些大的綜合性醫院收入情況的調查，可以發現看病花錢最多的地方，主要是門診費、藥費和住院費，而所謂非公醫院不都是瞄著它們嗎，又有幾家的醫療價格能高過它們？
據調查，從1995年開始，門診費、藥費和住院費這三架馬車的奔跑速度就比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要快多了，可以說，老百姓的醫藥費差不多都摞這兒了。
別的國家和國內諸多行業的許多實踐，為我們解決行政性壟斷問題早就提供了方向性的樣本。與早期資本主義發展不同，在現在的發達國家，壟斷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眾所周知，美國多次分拆形成壟斷的企業，近年的案例是微軟，它在業的一企獨大，靠的是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可一旦微軟出現行業壟斷苗頭時，比如將自己的副產品和其權威產品視窗軟件捆綁銷售，美國的司法部就要將其分拆。再以國內電力企業為例，山東的許多民企都建有自己的小火電廠、小電網并向臨近企業供電，打破國家電力部門的壟斷。從理論上講，小規模的電力企業在價格上肯定競爭不過國有大型電力企業，可人家的電價硬是低于國家電價!――雖然這樣做有違國家規定。另據《大河報》報道，由于對供電部門的服務和價格不滿，河南登封市煤礦老板董桂范自建電網和變電站，并把從當地民營小電廠購買的電一起低價賣給當地其他煤礦，生意越做越大。對此，壟斷與打破壟斷誰優誰劣、怎樣打破壟斷，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可以想見，一旦醫療行業引進合理的市場機制，真正應擔心的反倒是那些在行業壟斷背景下暢享壟斷利潤的人們。在西峽縣，當人們還沉浸在民營的豫西協和醫院帶來的低價服務時，縣人民醫院卻愁眉難展。在豫西協和醫院許多價格下調后，縣人民醫院一些價格也被迫相應下調。加上一些單病的限價，縣人民醫院收入大幅下降。據該院提供的數據，從2月以來，已經有7個科室不能按時發出工資。
3
關于醫改，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顧昕說：醫療服務市場化本身不是病，醫生唯利是圖也不奇怪，關鍵是要找到相關制度來約束他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找―個第三方購買者；另外，應該有效地整合現有的醫療資源，節約改革成本。比如現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醫保機構和中心，衛生部有新型合作醫療服務體系，這些設備和人員都可以有效利用起來，沒有必要另建一套。所以說其實只需要很小的成本，就可以實現全民醫保。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的意見相反：由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使之成為全民福利，當然是非常好的狀態，但福利越好，對國家來說則是包袱越重，目前中國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就因為投入不足，非常脆弱，再要政府全面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難度相當大。
同樣，對于醫改中如何對待市場化，也有截然相反的態度。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是這樣的態度：如果簡單地認為市場化就能解決效率問題，那我告訴各位，這個思維太過膚淺。正是由于市場化，中國的醫改正面臨嚴峻考驗。迷信市場化將會毀了醫療改革，也會毀了教育――窮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會被剝奪?！夺t療衛生綠皮書》第一主編杜樂勛則說：把中國衛生領域出現的問題歸于市場化過于簡單化和絕對化，缺乏可操作性和針對性，醫療改革既要政府主導又要利用市場機制的方向沒有錯，錯在力度不夠大，不夠堅決。
意見與看法針鋒相對，解決的辦法也是各有自己的一套藥方，于是就有了所謂英國模式，德國模式或美國模式之爭。但不管哪種模式，都得結合中國的國情。曾教導我們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能你調查了萬國的模式，但就是沒弄懂中國的模式。要真正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恐怕需“兩手并用”，即運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進一步提高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運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扭轉衛生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提高衛生服務公平性，探尋政府介入與市場競爭有效結合的新路。
當大家還在為“什么是醫療市場化”、該不該在醫藥行業實行市場化爭論的時候，可能你沒意識到，這些爭論本身，就是市場化推動的結果。
偏方治大病，不是相聲的相聲
姚 芳
在大家眼中，我是“山窩窩里飛出的金鳳凰”――不但能考上天津的大學，還能在天津找到不錯的工作，這在老家十幾年也出不了―個。老家彭橋村是豫西南的―個偏僻的自然村，很窮。張伯是我們的鄰居，除了種田，他還有一手修鞋的手藝，村里人都很喜歡他?？捎泻靡魂囎?，張伯的修鞋攤子沒擺出來了，大家只好把穿壞的鞋送到張伯家里，這才知道他病了。―連幾天右半邊的肚子疼，疼得直冒冷汗，也吃不下飯。到鄉里的小診所看了，大夫說可能是痢疾，開了點兒消炎藥?？沙粤艘膊灰姾?。
就這樣，挨了三四個月，實在忍不住了，張伯在兩個女兒的再三勸說下去了縣醫院。醫生的初步診斷認為，張伯的病跟消化系統有關，做完B超后，確診為膽囊結石。
“這是啥病啊，礙事不？”張伯問醫生。
“您的反應比較強烈，這是好事，發現的及時。有些人得了病都沒感覺，反而耽誤了。現在如果手術的話，問題不大。”醫生說。
“手術得多少錢??？”這是張伯最關心的問題。
“像您這種單一的結石適合做腹腔鏡切割手術，手術費2千左右。剖腹手術也可以，要大些，大概3、4千。再加上住院費和藥費……”
“成，我們知道了，”還沒等醫生說完，張伯就打斷了他的話，“過兩天，我們再過來?！?/p>
一聽說治病要幾千元的費用，張伯叫上女兒出了診室，這回任憑女兒再堅決也拗不過張伯了，父女推推搡搡地出了縣醫院的大門。
確實，幾千元的治療費用對于年收入才八九百的張家來說確實是個天文數字，再怎么樣，張伯也 不會把錢用到看病上，更何況，他拿不出這么多錢。
張伯從縣城回來以后，就很少提生病的事，看上去像是好多了。
再后來，隔三差五的，張伯家就會飄過來一陣陣燉肉的香味兒。一次，見面問起來，張伯的老伴兒說，有人告訴個偏方，說是吃豬蹄能治膽結石，雖說總吃怪貴的，可要是真能治病怎么也比到醫院開一刀花幾千塊錢強多了。
幾個月過去了，大家見到張伯的次數越來越少，但是，我家的人在院子里干活的時候，經常會聽到隔壁傳來張伯的聲，而且這聲音一天比一天頻繁。
后來，張伯的女兒告訴我，張伯腹痛的癥狀越來越重，豬蹄的偏方并沒起到它傳說中的作用，家里人看不過去，硬是把張伯拉到了縣醫院。又進行了繁復的檢查之后，醫生告訴他們，張伯已經是膽囊癌晚期了……
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張曉|
醫改是當下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相關部門正式承認醫療改革失敗，對老百姓是個利好消息，因為只有決策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失誤，才能作出進一步的改進，也才有可能找到改革的正確方向，最終達到讓老百姓能看得起病的目標。
有消息說，醫改小組曾比較青睞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的英國模式。但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均提出異議，其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議德國模式，而衛生部也提出了不同意見。接下來，醫改小組成員詳解新方案，稱新模式為英德美混合物。最近，衛生部又稱醫改不會效仿別國模式，目前無詳細方案。
造成政府部門在進行醫療制度改革時隨意性過強的原因是體制的滯后。從目前衛生立法的現狀和相關法律、法規實施的情況看，衛生領域的一些基本的原則性、剛性問題還沒有用法律加以明確，關于健康權利、義務和責任的規范分散在各個單行法中，缺乏統一性，而且現行的法律、法規之間缺乏協調，有的甚至存在沖突。
另外，實際環境的不同也會讓這些外國模式來到中國后水土不服。以美國模式為例，目前美國人均年醫療費用為5000美元左右，而現在中國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同樣，英國和德國的醫療模式也是在社會財富積累到很高程度上實行的。國際上評價很高的英國模式，被認為是歐洲最成功的醫療保障體系，也經歷了許多坎坷和積累后逐步完善。這其中包括社會財富的積累，全社會的高度市場化，以及隨之建立起來人的觀念、道德等。1948年7月5日，當總理阿特立向全國宣布醫療政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不能相信這是真的，不相信天上真的會掉下餡餅，結果第二天，3830萬人口的英國竟有約70萬人找醫生看病，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英國民眾逐漸才接受這樣一種觀念：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是以抽取較高的個人所得稅(約20％o)為保障的。
通過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到，我們十幾億人的經濟規模才剛剛超過德國幾千萬人的水平。而以目前國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群眾收入水平差距較大、農村醫療發展滯后、社區醫療剛剛起步等情況看，在全國范圍內上述哪種模式都難以實行，如果硬要照搬，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無論是哪國的先進模式都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持，按現在的醫保支出算，平均每人每年得花銷1000元：13億人，那就是1．3萬億，就是去年國家財政收入的43％，如何負擔得起？如果無法實行，那么無論制定出多么誘人的方案，也只能是空中樓閣。
醫改與百姓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關，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醫改方案的出臺，必須要經過充分調研，慎之又慎。眼下各個相關部門“智囊團”不停爭論改革模式，不僅誤導人們的注意力，也忽視對醫改更重要問題的探詢。
和國外相比，中國人口要多得多，情況也復雜得多，制定政策則更需慎重。如果一味地效仿外國模式．在究竟采用哪國模式這個問題上糾纏，忽視醫療衛生事業的本質屬性，仍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來搞，那么誰能保證這次醫療改革，不會變成相關部門空許的一個好前景？
美國模式
就醫療體制而言，美國是發達國家陣營中的另類，它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提供某種程度的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和經濟制度一樣，美國醫療體制也是以高度市場化為主要特征，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費用過高。從整體看，美國醫療體制以私營為主，醫療消費以個人為主。例如，醫院以私立醫院、私人診所為主要形式，醫生以家庭醫生為主，病人不管出現何種病癥，首先需要到自己的家庭醫生那兒看病，再由家庭醫生決定是否轉到專科醫生那里。大多數65歲以下的美國人，依靠的是私人醫療保險．這其中包括團險――公司為員工集體購買的保險，參加家庭保險，或是直接購買個人醫療保險。
美國聯邦政府在整個醫療體制中的作用只是提供部分醫療保障機制和資金，以公立形式為老年、病殘、窮困和失業人口提供醫療保障，另外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規范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制。
醫療費用過高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大難題，國民的醫療開支不論是絕對值還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都居各國之首。由此造成美國的醫療保險費用也貴得令人咋舌，最便宜的醫療保險每人每個月至少也要花費大約200美元。比較好一點的保險計劃每年動輒上萬。正常情況下，高額的保險開支主要由雇主支付，雇員本人也要擔負比較少的―部分費用。表面看上去，這是公司的一項優厚福利，但羊毛最終出在羊身上，醫療保險費用上漲快，成為近年來美國雇員工資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巨額的醫療保險開支，也成為壓在美國企業身上的一座大山。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型公司，有半數以上的CEO會提到他們的苦惱是給員工買保險。比如在通用汽車公司，每生產一輛汽車，就得付出1500美元的員工醫療費用，這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上述這些雇主和政府的保險計劃大約能覆蓋約2．5億的美國人，但還有幾千萬人不在其列，比如那些小公司的雇員和自由職業者，一些公司和政府部門的合同或臨時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員的保險福利。這―部分人中大多數買不起昂貴的保險，有的買了非常便宜的保險，等到生病時發現根本不頂用。
在醫療保險為前提的就醫體系下，就診后的醫療費用由醫療保險組織向醫療服務機構支付。在這一過程中，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以及對醫療服務的管理極大程度上左右著醫療體系的效率。由于缺乏統―協調管理，這種體制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和嚴重的公平缺失。
英國模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建立于1948年，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與完善，已經成為英國福利制度中的一項特色工程。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旨在為英國的全體國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在英國，不論是億萬富翁還是身無分文的流浪者，只要有需要NCY支持的，都能得到相關服務，在整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中，衛生部是最高決策和管理部門，負責統籌規劃英國的整體醫療發展藍圖，負責醫療服務戰略制定和管理。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覆蓋面非常廣泛，集醫學科研、食品安全，全民醫療保健、兒童保護以及對老年和殘障人群的關懷為―體。支持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資金82％由政府財政撥款，12．2％出自國民保險稅，其余部分來自社會及慈善機 構的捐款和少量的非免費醫療收入。
英國實行的是醫藥分離制，除牙科收取少量治療費外，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下的醫院門診基本上不收費，約85％的處方藥免費。兒童、孕婦、一年期的哺乳婦女、60歲以上的老人、低收入者和欠發達農村地區人群一律享受免費醫療。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雖然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歐洲最大的公費醫療機構和世界最好的醫療服務體系之一，但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轉診看病等待時間長。不少患者為了及時得到治療只好選擇私立醫院，近13％的公民購買個人醫療保險。
二、非正常開支過高。近年來，向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提出各類醫療事故索賠的案件不斷增加，2003年理賠金額高達40多億英鎊，且以每年12．5％的速度增加。
德國模式
德國現行醫療保險體制以法定醫療保險為主，私人醫療保險為輔兩大系統組成。根據法律規定，收入在一定界線以下的人有強制性義務，在250個法定醫療保險公司中選擇一家參加保險：而收入超過該標準的人可以自由選擇加入法定醫療保險或私人醫療保險。
德國法定醫療保險體系的中心原則是團結互助、社會共濟。參加法定醫療保險者保險費由雇員和雇主各付一半，按照一定百分比從工資中扣除。繳費基數設有封頂線和保底線，即超過封頂線的部分不再征繳，工資收入在保底線以下的可免除繳費義務。兒童原則上跟隨父母名下，不需要繳納保險金。政府每年根據情況對封頂線和保底線的標準進行調整。保險費取決于投保人的經濟收入，收入多者多繳，少者少繳，無收入者不繳，但投保人享受的醫療服務沒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