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問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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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第1篇
關鍵詞：增加；農民收入；途徑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04018202
1 引言
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但對怎樣才能增加農民收入,不少人只從農業著手,認為只有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加強農業生產、流通就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但筆者通過對廣東省高州市農村的調查分析發現,要增加農民收入,應在不放松農業生產的同時,不斷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增加第二、第三產業的收入,才能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高州市是粵西人口大市(縣級),2010年戶籍總人口超過170萬人,也是農業大市,農村人口達140多萬人,曾被譽為“全國水果第一縣(市)”。
2 高州市增加農民收入途徑分析
來自非農收入的增長已成為拉動農民增收的最重要因素,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加快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增加非農收入。據對高州市農村住戶調查資料分析,農民來自非農收入(以下所稱收入均為當年價純收入)不斷增加,增長速度較快,所占比重增大,已成為拉動農民收入增長的最重要因素，見表1。
2.1 高州市農民收入比重分析
“七五”期間,隨著開發性農業的發展,高州市農民農業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9.7%,農業收入的比重大于非農收入的比重,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農業收入拉動,農業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1.9%,而同期非農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只有8.1%,比農業收入貢獻率低83.8%。這一時期,在農業收入的拉動下,農民收入有了比較快的增長,年均增長達12.2%。到了“八五”期間,農業收入增長還比較快,年均增長仍達到17.2%,但來自非農的收入增長更快,年均增長高達34.9%,致使農業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到42.6%；而非農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上升到57.4%,比農業收入貢獻率高14.8%。“八五”期間,在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的雙輪驅動下,農民收入增長很快,年均增長達到23.9%,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而到了“九五”期間,由于農業生產從“短缺”變為“過剩”,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加不大,年均只增長4.5%,比“八五”期間下降了14.5%。而非農收入增長較快,已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體。這一時期農業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到21%,而來自非農收入的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已大大超過了農業,達到79%,比農業收入的貢獻率高58%。非農收入的增加確保了農民人均純收入仍有較快的增長,年均增長仍有9.9%。“十五”、“十一五”期間,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主要靠非農收入拉動,非農收入的貢獻率保持在78%以上,但由于非農收入增長不快,年均只增長6%,以至這一時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4.8%。
2.2 高州市農民收入結構分析
在農民收入結構中,來自農業的收入比重在逐年下降,而來自非農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上升。這也符合產業結構演變規律。可以預料,按經濟發展規律,這種趨勢仍將持續下去。對此,我們應進一步分析,尋找非農收入增長的亮點,挖掘農民增收的潛力。
通過進一步調查分析發現,在非農收入中,農民從企業得到的勞動報酬收入、運輸業收入、商業收入增長最大,占農民收入的比重也很大。“九五”期間,高州市農民從企業得到的勞動報酬收入的增長額占了整個農民收入增長額的85.5%,成為拉動農民收入增長的最直接因素。因此,加快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促進農村農業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發展工、商、運輸業,發展勞務經濟,同樣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也體現了廣東省現正在推行“雙轉移”(產業和勞動力轉移)的正確性。據調查,高州市大力發展勞保手套加工業,農村婦女入廠不離鄉,從企業得到的勞動報酬增加,農民增收效果顯著。
從調查分析可見,轉移農村勞動力到第二、第三產業,增加非農收入是農民增收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各級要抓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培訓,使其有一技之長,適應新的工作。同時要注意作好引導工作,多舉辦招聘會,用工推介會等,增加雙向選擇的機會,既解決企業招工難問題,又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難問題。
3 結語
農業收入增長放緩,拖慢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要增加農民收入,也不能放松農業生產,要力促農業增產增收。“九五”期間以來,由于農業生產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長放緩,甚至減少,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八五”期間,高州市農民農業收入年均增長17.2%,農民收入年均增長23.9%;“九五”期間,農民農業收入年均增長只有4.5%,比“八五”期間下降了12.7%,農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也相應下降到9.9%,下降了14%;“十一五”期間,農民農業收入年均增長4.8%,農民收入年均增長5.9%。由于農民農業收入仍占農民收入近4成,農民農業收入的增減仍對農民收入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要增加農民收入,也不能放松農業生產。只有農業增產增收或不減收,農民收入的增加才有基礎,否則,此長彼消也難以增收。要確保農業增收,現階段應重點穩定種植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產品質量,推行標準化生產,樹立品牌,增強市場競爭力；調整種養結構,向優、特、珍、稀方向發展。同時,各級政府應加大支農力度,搞好農田水利建設,保護好耕地,管理好農資市場,通過落實中央的各項惠農強農政策,確保農業增產增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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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業補貼;農民收入支持
一、文獻綜述
農民增收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從文字上講,農民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獲得務農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的緣故,中國語境中“農民”的含義要豐富得多,不僅要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必須要具有農業戶口,兩者缺一不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當代部分農民也可以不必從事農業生產,但是要成為農民仍然必須具有農業戶口。也就是說,農民在中國不是一個職業稱謂,而是一個身份的標識。基于農民的身份,每一個農民有一塊可以永久無償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權,可以比較自由地擇業而獲得多項收入。因此,國家統計局對農民收入設計了一個特別的指標: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是指被調查農民純收入之和除以被調查人數。“農民純收入”是指農村居民每年從各種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包括四個部分: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人。不過,既然被稱為農民,務農是其家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關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產生,各級統計部門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一規定,根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推算而得。“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農民,是指農村常住戶。農村常住戶指長期(一年以上)居住在鄉鎮(不包括城關鎮)行政管理區域內的住戶,以及長期居住在城關鎮所轄行政村范圍內的農村住戶。戶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戶也包括在本地農村常住戶范圍內;有本地戶口,但舉家外出謀生一年以上的住戶,無論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農村住戶范圍內。
農民收入計算中包括沒有變現的部分。在農民收獲產品之后,統計上就算做了收入;農民自己生產的產品自己消費,糧食、蔬菜等,統計口徑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場價格計算收入和支出;對農民的收入,統計口徑不僅要算現金收入,算實物收入,還包括副產品。例如:小麥收割完,小麥要算收入,麥秸也要算收入;養雞養豬養鴨,雞豬鴨要算收入,糞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機肥。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費的,因為每一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個經營主體,必須自己為自己墊付生產費用。
目前,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對根據現行測算方法得到的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表示懷疑和批評,探討農業生產發展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文獻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堅、王敏分析了國家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民純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黃永興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技術就農民純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定量分析;何秀榮發現了發展農業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在遞減,但沒有實證的支持;王細芳選取中國糧食生產區之一的湖北省為案例,圍繞農民增收分析了“種糧熱”給農民增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其他農業活動則沒有進行研究。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農業和農民問題,筆者試圖從農業生產角度探討農業生產的發展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為進一步從制度層面鞏固農業基礎地位提供經驗證據和智力支持。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處理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第3篇
關鍵詞：糧食生產核心區；農民收入；收入結構
中圖分類號：F014.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9-0024-04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糧食安全始終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正常運行的基礎，同時，增加農民收入又是關系到農民利益，影響農業穩定、糧食安全的重要方面。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達到52.6%，農村人口還占到將近一半的比重，因而如何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又維護糧食安全，是解決三農問題面臨的突出方面和戰略任務。糧食生產核心區的農民的收入問題，更是直接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也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和難點。近年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臺了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的意見和措施，一方面，穩定了糧食生產的大好局面，實現了糧食生產的“九連增”，對于農民收入的提高也起到了明顯的支持和促進作用，使得農業農村得到較大程度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糧食生產的進一步提升面臨瓶頸制約，農民增收所面臨的問題非常突出，尤其是糧食核心區農民收入的增長形勢更嚴峻，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因而，必須針對糧食生產核心區農民收入的現狀進行分析，建立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機制，以進一步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鑒于此，本文以糧食生產核心區商丘市2003—2012年的數據為樣本，對當地農民收入的結構現狀和增長進行系統分析，找出存在的突出問題，并提出相應的促進農民增收的措施。
一、糧食生產核心區農民收入現狀
商丘市作為農業大市，近年來，糧食產量節節攀升，成為國家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和保障區，成為河南省乃至全國的糧食生產核心區。如果說河南省是中國的“糧倉”，那么黃淮四市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原糧倉”。從2006年起，商丘市糧食年產量一直都在110億斤，而全國一共有19個省轄市糧食年產量超過100億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商丘市糧食產量的波動直接影響到河南省的糧食產量，直接影響到河南省的糧食安全，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
（一） 農民收入總體現狀
與糧食產量的穩步上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該市農民收入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止步不前，相對于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河南省全省收入水平都較為滯后，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這樣的收入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利于糧食產量的穩定甚至提高。
從表1可以看出，商丘市農民絕對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較快，從2003年的1 556元上升到2012年的6 426元，使得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根本的轉變，與商丘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相比，差距雖然有一定的縮小，但是變化較為微小，根本不能改善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現狀。與城鎮居民收入的比值從25.76%，僅僅縮小到2102年的35.09%。從絕對收入差距來看，收入差距不僅僅沒有縮小，反而在進一步拉大，從2003年絕對差距4 485元擴大到2012年11 886元。所以，相對于城鎮化居民收入的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相當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同時，與河南全省的農民人均收入相比，商丘市農民收入始終落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從相對差距來看是逐步在縮小，從2003年的69.59%縮小到2012年的85.39%。但是，絕對收入水平卻是逐步在拉大，2003年絕對收入差距為680元，而2012年的絕對收入差距就擴大到1 099元。這說明商丘市農民收入相對于全省農民收入來看，依然有較大差距。
（二）農民收入結構現狀
從農民收入結構構成來看，主要包括四部分：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表2所示為2003—2011年商丘市農民收入結構分布。
從表2可以看出，從2003年以來，在農民收入結構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始終是家庭經營收入，其次是工資性收入，然后是轉移性收入，最后是財產性收入。雖然從2003年以來收入結構所占比重位次沒有根本變化，但是各種收入來源所占比重卻發生明顯變化。2003年家庭經營收入為1 802元，到2011年家庭經營收入為2 823元，增長了1 021元；工資性收入從2003年的363元，增加到2011年的2 505元，增長了2 142元，增長的幅度遠遠大于家庭經營的增長幅度；2003年工資性收入僅僅相當于經營性收入的20.14%，2008年相當于69.57%，而到2011年就上升為88.74%。財產性收入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由于支農惠農政策的加強，農民獲得的糧食補貼、種子補貼等等也是逐步上升，但是在2011年也僅僅達到232元。從上述收入結構可以看出，構成農民收入結構的最主要的是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雖然家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依然是最大，但是從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來看，工資性收入無疑是貢獻最大的。
二、糧食核心區農民收入滯后原因分析
（一）第一產業比重太大，非農產業滯后
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農民收入較高的地區，都是第二三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第一產業所占比重較小的地區，因而，農民的收入來源更多的是來源于非農產業。但是在糧食核心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一般都是比較大，并且下降的趨勢較為緩慢，而非農產業所占比重較小。如表3所示，在2002年以前，三次產業的生產總值比例始終是一二三，2003年之后才變成二一三的結構，從2007年之后，生產總值的比例才穩定為二三一的結構。這說明，商丘市非農產值所占比重上升相對比較緩慢，而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下降較為緩慢。2011年商丘市的第一產業比重還高達24.1%，非農產值比重為75.9%。而同一時期河南省的第一產值比重僅為13%，非農產值為87%；全國2011年的第一產值比重僅為10%，非農產值比重高達90%。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與河南省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商丘市第一產業產值比重都過高，而非農產業產值所占比重都過低。商丘市的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糧食核心區生產總值比例結構，這是農民收入較低的經濟結構客觀原因。
相對于第一產業生產總值所占比重，商丘市在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卻居高不下。由表4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始終是最高的，在2009年之前，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一直高于50%。在2011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依然高達45.2%，而第一產業產值所占比重僅僅為24.1%。由此可以看出，過多的從業人員分配過少的產值很難讓農民收入提高，這也是家庭經營收入，尤其是經營收入主要來源于第一產業的農民收入提高緩慢的主要原因。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過高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帶來農業資源稟賦的減少，很多地區農民人均土地不足1.2畝，同時還有很多干旱、半干旱以及受污染的耕地，這都導致農業勞動率提升的困難。
（二）城鎮化水平低
對于糧食核心區的農民來說，收入滯后的一個突出的原因是糧食核心區城鎮化水平低，其結果是過多的勞動力資源只能滯留于農村，過多的從業人員從事產值較低的第一產業，勞動效率低下，結果影響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對于農業的發展、糧食產量的提升，都帶來較為顯著的影響。由于二三產業的發展需要集聚效應，因此城鎮化水平較低不利于非農產業的發展，進而經濟缺乏活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滯后、漫長，結果是二三產業發展滯后。2011年，全國城鎮化率為51.3%，河南省城鎮化率為40.6%，而商丘市的城鎮化率僅為31.5%。城鎮化水平較低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非農就業機會減少、城鎮建設不足，因而農民就近就地轉移的進程就被拖延，甚至用戶籍來阻礙農民的進城，導致的結果是農民進不了城；同時，由于土地流轉的滯后，農民又與農村的聯系割不斷，最終的結果是過多的農業勞動力滯留在農村、農業，外出的農民工也是在城鎮與農村之間周而復始地流動，嚴重制約了農民的增收。
（三）農民自身的局限性
根據商丘市統計局對農村住戶2011年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商丘市大部分勞動力都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在被調查的2 650個勞動力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人數僅僅為727人，占比僅為27.43%。在被調查的勞動力文化程度構成分布中，不識字或者識字較少的農民為206人，占比7.8%；小學程度的為444人，占比為16.76%；初中文化程度的為1 606人，占比為60.6%；中專以及中專以上的一共127人，占比4.78%。從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農村住戶的農民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及以下；同時，由于參加專業培訓的比例較低，因而其收入水平很難短期大幅度提升。由于被調查的農戶缺乏專業培訓，文化程度低下，在選擇就業地點時，被調查的2 650人中間，在鄉內就業的達到1 910人，占比72.08%；由于本地非農產業發展滯后，因而當地就業的勞動力很難獲得較高的收入。同時，由于農民自身素質的不高，導致農民意識觀念落后、市場意識淡薄，一些農民寧愿收入較少，也不愿意嘗試收入較高的農業生產的調整。
（四）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依然存在，糧食生產效益低
近年來，由于人工成本的上升和農藥、化肥、種子等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以及電力、油料等能源價格的上升，糧食生產正步入高成本時代，糧食種植成本大幅度提高，農業比較效益下降。據河南省農調隊連續5年（2007—2011）對糧食種植成本與收益的資料分析統計顯示，小麥的生產投入的各項費用都在大幅度地提升。
由于生產成本的上升和天氣異常情況的影響，幾年來小麥的收益出現波動的態勢。2007—2011年，小麥畝產值增加193元，增幅35.7%，年均達到7.9%。但是，如果扣除成本，再減去種糧補貼，實際上種植一畝小麥的平均收益僅僅增加60.9元，年均僅增長6.8%。小麥收益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成本的增長，而農民該種經濟作物或者外出代工所帶來的收入要遠遠高于種糧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就打擊了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提高。
（五）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到目前為止，農業的生產依然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主，尤其是糧食主產區，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緩慢，農產品價值鏈條沒有形成，分散的農民依然只是“初級”農產品的生產者，并不能從農產品深加工和市場流通中獲得增值的分配，因而處于價值鏈條的末端，被動接受市場的調整，從而不能真正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在市場價格波動過程中，農民對于市場的反應總是最為滯后，農民只能被動地受市場價格波動的擺布，在價格上漲的時候不是最大的收益群體，在價格下跌的時候卻是受損最大的群體。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
維護糧食安全，必須保證糧食核心區糧食產量的的穩步提高，這就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制約種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采取綜合措施，標本兼治，形成糧食核心區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穩定機制。
（一）提升糧食核心區城鎮化水平，減少農民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相對差距逐步拉大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農民過多，尤其是糧食核心區農民所占比重居高不下，導致農業勞動效率低下、農業增產增效緩慢。所以，要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只有減少農民，減少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數量。這樣，才可以提高農業勞動效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減少的農民的出路就是從事非農產業。而城鎮是二三產業集聚的地方，所以需要加快城鎮化的發展，提高糧食核心區的城鎮化水平，以產興城、以產促城，結果就會把大批的剩余農民就近轉移到城鎮從事二三產業，使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進一步增加；同時，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利于糧食的穩產增產。提升城鎮化水平、發展非農產業需要注意幾點：第一是需要統籌城鄉發展，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政策，為各類經營主體創造平等的經營環境。目前，中國在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很多方面實行的還是“一國兩制”的城鄉差異的傾斜的政策，造成城鄉的差距依然在擴大。為此，就需要實行城鄉統籌的發展政策，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在提升城鎮化水平的同時，還需要進行新農村建設，形成二者相互協調發展的格局。第二是必須盡快去除農民進城的各種障礙，為農民向城鎮轉移創造各種有利的外在條件，尤其是在住房、教育、醫療等農民切身利益的方面進行積極探索，使得農民出得去、進得來、留得住。三是必須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推進城鎮化水平。由于糧食核心區的城鎮化總體水平比較低、中心城市的規模小，輻射帶動能力有限，因而必須提升中心城市的規模和輻射帶動能力。另外，中小城鎮的規模較小，體現不出規模效益，這就需要有選擇地加強中心城鎮的建設，提升中心城鎮的集聚能力，提升二三產業對于城鎮的支撐能力，這樣才能吸引農民就近就地轉移。為此，就需要放開戶籍制度，出臺有利于農民就近轉移的各種政策措施；同時，調整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使得那些愿意種地、善于種地的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從農業生產中獲得收入的增加。
（二）加強農民的組織合作，延長農業產業鏈
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是制約農民經營收入最主要的原因。農戶生產規模小，限制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產品商品率的轉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先進技術的采用和推廣，因而需要從根本上提升農民自身體育風險的能力和相互之間的合作能力。從提升農民自身能力的方面來看，需要有序流轉土地，增強農民家庭經營的規模效益，培養職業農民，逐步形成農業生產種植的職業化；與之相同重要的是，發展農民之間的相互合作能力，支持、鼓勵發展類型的各種專業合作社，增強農民在市場上的談判能力。由于農民家庭經營的大部分都局限于種植業，和農業相關的加工增值環節農民都得不到，因而需要發展糧食核心區農產品加工業，讓農產品加工業一頭連著種植業，一頭連著工業。這樣，既可以發揮糧食產區的農產品優勢，又可以發展與糧食加工相關的非農產業，在提升農產品價值環節的同時，又吸納了農民的就地轉移就業。
（三）調整農業結構是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關鍵
農林牧副漁各自所占比重及其相互關系構成了農業結構的基本特征。對于糧食核心產區來說，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所占比重“一頭獨大”，其他的如林業、漁業等所占比重較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農民收入的提高。為此，就需要加強農業結構的調整，改善第一產業的相互比重關系。第一，要因地制宜，突出優勢、發展區域化有特色的農業產業，有針對性地發展當地種植業和養殖業，搞好產業的區域化優勢，突出地理品牌優勢，實現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的種植和養殖。第二，優化農產品的結構。把農產品的品質安全真正的放在首位，提升農產品本身的市場競爭力。由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農產品的結構必須依據市場的需求作出相應的調整，真正發展優質、高效、安全、綠色、環保、低耗農業。只有這樣，才可以提升農產品本身的競爭力，才能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第三是相關職能部門需要發揮服務職能，真正做到農業服務體系的社會化，為農民的農業增產又增收提供專業的指導。
（四）加強國家政策對于農業的傾斜政策是提升農民收入的重要方面
第一，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尤其是和農民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的投資應該成為投資的重點領域。這樣，一方面可以縮小城鄉基礎設施的差距，同時也為農民增加收入創造條件，提升農民的生產能力。第二，對于和農業相關的水利、土地治理等增加投入，提升農業生產的基礎技術水平。第三，是對于農業從業者的傾斜支持，重點支持產量大戶，加大產糧重點地區的資金投入。為此就需要深化財政投入機制、金融支農機制改革、真正形成對于糧食核心區財政金融重點傾斜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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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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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Shu-qin1，2
（1 Industry and commerce Administration college，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olitics and Law，
Wuhan 430073，China；2 Shangqiu Normal college，Shangqiu 476000，China）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第4篇
二、調查經過
根據統計口徑，農民收入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構成（具體內容附表）。根據這四項包含的具體內容，逐一向被調查農戶提問，把農戶的回答記入表格相應的欄目中，通過電腦錄入匯總數據，得出調查結果。
三、調查顯示的農民收入的特點
1、工資性收入中，打工收入為主，而打工收入又主要以外出打工（本鄉以外）收入為主。鄉內打零工人均收入614元，占工資性收入的14.6%；鄉以外從業收入人均3548元，占工資性收入84.6%。
2、家庭經營收入中，主要以糧食蔬菜瓜果銷售為主。糧食蔬菜瓜果銷售收入人均660元，占家庭經營收入69.5%；畜牧家禽銷售收入人均209元，占家庭經營收入的22%；漁業收入人均53元，占家庭經營收入5.6%；林業收入人均28元，占家庭經營收入2.9%。
從上述情況看，被調查農戶的現金收入主要是工資性收入，這塊收入占到了農民現金總收入的78.4%。家庭經營收入只占到總收入的12.5%，其他占9%左右。這表明，當前農民收入主要以打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
四、調查數據的可信性及對全縣農民現金收入推算結果
五、合理建議
1、加速推進城市化，大力發展二三產業，擴大農民本縣打工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一方面為農民開辟更廣泛的就業門路，另一方面方便農民工照料家庭。
2、切實做好土地流轉，大力發展農村集約經濟。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最基本要素，靈活有效的流轉機制，農業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優化，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效途徑和必然趨勢。切實做好土地流轉，大力發展農村集約經濟，培育糧食蔬菜瓜果、畜牧家禽、林業、漁業大戶。
3、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研發短平快項目，快速增加農民收入，短期完成農村原始資本積累。
4、加強對農民的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是一項農民增收的基礎性工程。
5、積極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和救助工作
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農民收入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005-01
一、農村勞動力教育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
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與農民收入的增長有很大的相關性。根據對相關農業調查結果的分析顯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農民收入有重要的影響，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勞動力的收入水平較高，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業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收入水平也較高，在文盲較多、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地區，農村勞動力的收入水平很低。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影響收入水平的高低，但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勞動力收入也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地區農民收入是保障教育發展的前提，收入低的地區無法保證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而收入高的地區則可以較好的保證受教育的程度和時限，使農村勞動力有一個較高的受教育水平。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影響的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從而對農民收入造成影響，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養好的農村勞動力很少從事農業生產，占農業生產比重較低，大多進入第二、三產業發展，收入較高；而未受過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事較低級的農業生產，影響了收入的增加。
二、農村勞動力培訓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
我國農村勞動力培訓與農民收入的增長有很大的相關性。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是農村勞動力繼續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高農業生產力和加強農村勞動力的技術與經營能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從而極大地影響著農民的收入。目前我國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程度不是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民收入的增加。相關資料顯示，有過培訓經歷的農村勞動力收入一般要高過未接受過培訓農村勞動力的收入，無論從事的是否為農業生產，農村勞動力的培訓都有益于生產效率的提升，從而增加農民收入。沒有培訓經歷的農村勞動力在生產經營理念和科學技術應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從而制約著收入的增加。有過培訓經歷的農村勞動力更加傾向于在企業和服務業等非農領域創收，而沒有培訓經歷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只能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培訓與否也影響著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的就業，從而影響著農民收入。有過培訓經歷的農村勞動力，在就業觀念和就業能力上更有優勢，在就業方向的選擇上表現明顯，他們大多有能力選擇規范嚴格素質較高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就業，自主選擇性較強，不用依賴通過各種關系來找到就業機會，他們有能力選擇就業地區，可以選擇經濟發展環境好、交通便利的中心發達地區就業。培訓使他們增強的就業能力、提升了自身素質，有著廣泛的就業選擇空間，這就更加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收入的增加。反過來，農村經濟的繁榮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會有力的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工作，經濟發展的越好，農民收入越高，就會更加重視培訓工作，就能通過勞動力培訓持續地提升勞動生產經營的效率，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步伐。所以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有利于農村經濟長期繁榮發展和農民收入增加，應當加大培訓的力度和深度，不斷提高培訓的能力和水平，使農村勞動力的整體培訓水平產生質的飛躍。
三、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與農業發展其他關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加強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有利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從而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在經濟學的視域下，農民收入主要決定于農業的勞動生產效率，進而對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力的水平產生影響，在其他因素（如土地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從而增加農民收入，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與否和提升程度，有賴于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培訓程度，所以，加強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就可以積累農村農業的人力資本，提高農村農業人力資源的效率，提升農業生產的效率，保障農民收入增加的基礎。
加強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有利于加快調整農業經濟結構，從而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一段時期以來，我國農業經濟面臨著發展的瓶頸，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國內市場的農產品供應和價格也不穩定，農民收入有下滑的趨勢，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迫在眉睫。這其中既有農業自身的問題，但更主要的是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培訓程度較低、農民自身素養水平偏低造成的，這是因為沒有必要的知識水平和素質能力，就不能準確的分析判斷市場需求，市場預見能力差，同時缺乏組織對應市場生產農產品的能力，更加沒有運用優質農產品生產所需技術與知識的能力，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緩慢而又艱難。所以，我們要不斷加大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的投資力度，為提升農民文化科技水平、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增強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奠定堅實基礎。
加強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有利于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進程，從而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加。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之一是提高農民的非農業收入，農村剩余勞動力城鎮化后的就業是農村勞動力的雙向選擇，這樣的機制造就了不管是城鎮就業還是農業內部的就業都需要有必備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相關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能力越高、素質越強，越傾向轉移，就業機會和空間越大，收入也越高。同時，城鎮化進程也需要農村勞動力素質與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民轉化為市民，關鍵在就業，這要取決于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的程度，農村勞動力整體知識水平和能力素質是決定由農民變為市民的關鍵。素質提高了，能力增強了，既容易就業，有了生存基礎，又可以融入城鎮，有了發展空間。所以，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周逸先，崔玉平.農村勞動力受教育與就業及家庭收入的相關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