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經濟生活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高中經濟生活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高中經濟生活論文范文第1篇

下面是求學網小編收集的經濟法課程體驗式教學，歡迎閱讀!

《經濟法》課程是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基礎課之一，本課程的開設，旨在通過對經濟法理論及其實際應用的研究和學習，使學生系統掌握經濟法的基本理論、基本制度、基本原則，培養學生運用經濟法理論和知識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分析和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的能力。其教學方法、教學質量對于實現獨立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為了使《經濟法》教學與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相適應，使經濟法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增強法律實踐能力，尤其對獨立學院的學生而言，運用體驗式教學法無疑是比較恰當的選擇。

一、獨立學院學生的群體特點以及與經濟法課程性質的矛盾

(一)基礎知識相對薄弱，自我管理能力差

獨立學院普遍都是三本招生學校，其招生對象的三本性決定了學生的知識水平與學習能力的參差不齊現象特別嚴重。從客觀上看，一些學生高中的基礎知識總體表現比較差，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相對較差，課堂學習效率不高。從主觀上看，獨立學院的部分學生整體上學習目的不夠明確，學習態度不夠端正，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和自信心，沒有涉獵課外知識的積極性。

此外，獨立學院的部分學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差。正因為一方面學習基礎不扎實，另一方面又缺乏良好的學習習慣和飽滿的學習熱情，獨立學院部分學生上課不專心，課后不自習，遲到、曠課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家庭條件比較優越，自我意識強烈

由于三本的學費較高，這就使得進入獨立學院學習的學生家庭條件普遍較好，生活優裕。由于家庭條件等因素的影響，部分獨立學院的學生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個性張揚，而承受壓力和挫折的心理能力可能與一本、二本的學生有所不同，同時在遵守紀律、團隊合作等方面意識較差。

(三)思維活躍，綜合素質高

在學習基礎薄弱、自我意識強烈的同時，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在社會適應能力、表現力、交往能力上優勢突出，綜合素質較高。大部分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有過接受特長教育的機會，思維敏捷活躍，具體表現為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強，對事物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同時愿意在課堂上積極發表自己的觀點，動手能力強，敢想敢做，富有靈感和較強的主觀創新意識[1]。

上述提到的獨立學院教學對象的獨特性與《經濟法》的課程性質產生了較大的矛盾。《經濟法》課程性質要求學生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學基本理論作為基礎，而經管類各專業的學生在學習《經濟法》時缺少必要的法律基礎知識，對法學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的理解有一定的困難。因此，老師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對法學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作一定的闡述。由于獨立學院大多數學生對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的輕視比較常見，導致學生認為《經濟法》課程教條、機械、需要死記硬背，從而產生抵觸情緒。在《經濟法》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的學習過程中他們往往感到不易理解，難以掌握，更不用說運用相關理論分析和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法律問題。

二、獨立學院教學要求與經濟法課程傳統教學方法的矛盾

重視實踐性教學、注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被認為是獨立學院教學的特色，而大多數獨立學院教師仍然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在實踐性教學方面的改革存在著一定難度。

盡管《經濟法》這門課程在各獨立學院的經濟管理專業幾乎都有開設，但真正開展《經濟法》實踐教學的學校寥寥無幾。在獨立學院理論教學實踐中，普遍存在著一味移植母體高校教學方法的做法。目前，很多獨立學院在本科生的《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只是為了完成教學大綱中規定的講授內容，教學以老師講、學生聽的填鴨式講授為主，對應用教學關注太少，缺乏對學生實際掌握知識與技能的關心，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做得不夠。學生只能被動接受書本知識，過分注重繼承、重復前人經驗，其獨立性被嚴重削弱，這嚴重影響了獨立學院理論教學質量的提高。事實上，經濟法的許多法學理論、法律條文都是從社會實踐中抽象出來進而又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因此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法學理論及法律條文的解釋層面上，更重要的還在于學會運用這些知識去分析和解釋實踐中存在的社會問題。

三、體驗式教學法在獨立學院《經濟法》課程教學中應用的必然性

(一)體驗式教學

所謂體驗式教學，就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根據學生的認知特點和規律，通過創造實際的或重復經歷的情境和機會，呈現或再現、還原教學內容，使學生在親歷的過程中理解并構建知識、發展能力、產生情感、生成意義的教學觀和教學模式。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不同于以傳授知識為主的傳統的教學模式，通過教師主導，學生主體的形式，讓學生在真實或虛擬的環境中通過體驗去感知、理解、領悟、驗證教學內容，使學生在獲取知識的同時做到觀念、判斷、技能的自主形成于與主動掌握。

教育學專家發現：使用傳統式的教學方法，學員在課堂中僅吸收10%30%的內容，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遺忘，而親身體驗的互動式學習采用最科學的多重感官學習法。使學生通過親身體驗獲得自己的經驗，從而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思考和提升。

(二)體驗式教學法在獨立學院《經濟法》課程教學中應用的必然性

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承擔著管理者所需要的法律知識傳授和法律素質培養的任務，因而課程涵蓋所有與市場經濟運行有關，以及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法律知識內容，具有極強的綜合性。作為一門不同于經濟系列課程的法律學科，如何在教學實踐中既保留《經濟法》的特色和理論體系 ，又能與其他經濟學科相互銜接，融為一體，讓學生能夠融會貫通，運用自如，是在教學中需要不斷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沒有接受過法學的系統教育，對于高度概括、抽象的法律規范往往不易理解和掌握。要使《經濟法》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增強法律實踐能力，尤其對獨立學院的學生而言，運用體驗式教學法無疑是比較恰當的教學方法。

四、體驗式教學法在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中的應用

(一)案例教學

《經濟法》課程離不開案例教學。《經濟法》課程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單純的法律條文十分枯燥，但結合適量的案例則會使教學內容豐富且生動，易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有利于培養學生分析、表達及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為他們今后的就業提供一個練兵場所。因此，案例教學是《經濟法》教學的一大特色。但如何組織好、運用好案例教學值得思考。以下是筆者多年從事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案例教學的體會。①在案例的選擇上盡量是與經管類學生所學專業如會計、旅游、金融等相關聯的案例，例如案例中的當事人是會計、導游或銀行的工作人員，以增強案例的吸引力，也容易為學生接受和掌握。②在案例的表現形式上，盡量圖文并茂，如采用錄像教學，教師選擇典型案例，集中給學生放錄像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樣學生比較容易融入到案例的發展情節中去，輕松愉快地學習了知識而且印象深刻。目前電視、網絡上有關法律問題方面的錄像資料很多，為教師提供了較大的選擇空間。③在案例的選擇上應是對實際情況、法律現象的客觀描述，其基本內容必須是現實生活中的案例，而且因當事人可能不經意的違法行為給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后果嚴重，能給學生帶來震撼。④案例應適應教學目標的需要，必須能夠說明問題。其中應含有人們易混淆的觀點，如法律與道德、情理等的混淆，也可能是對不同概念、不同法律主體、不同法律行為等的混淆，這些問題可以用直接的方式提出，讓學生思考、分析、解決，也可以用間接的方式提出，通過引導，讓學生深入思考來發現問題。

(二)主題辯論教學

經濟法律規范具有適用背景的復雜性，即由于社會經濟現象千差萬別、紛繁復雜而使準繩的采用極為難以把握，很容易出現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問題。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對經濟法的理解和適用具有極大的可辯性。法學從其產生到現在就是在學術爭鳴的歷史征程中成長起來的，因此辯論式教學理應在經濟法教學中占據一席之地。根據本人的教學經驗，具體的操作方法是：由教師根據課程內容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國內外經濟生活中有爭議性的問題，由學生自由組合五人一組，給學生一周的時間準備，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收集資料并進行整理，課堂上由組長發言，闡述己方的觀點并與其他小組進行辯論，再由教師對部分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見加以點評，并請部分學生參與交流，最后每一小組寫出書面的辯論報告。在此過程中同學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培養了學生的團結協作，又能鍛煉學生的分析能力和搜集資料的能力，既有一定的理論高度，也具有實用性，效果很好。主題辯論教學需要注意的是辯論的話題不能太難且是學生感興趣的問題。

(三)模擬教學

模擬教學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機會，在一個逼真而沒有實際風險的環境中去體驗、練習各種技能，可以訓練學生靈活地運用課程知識的能力，學生在逼真的情境中也能夠將各種知識及時整理。結合《經濟法》這門課程的特點，在有些章節的部門法學習中，很適合搞模擬教學。例如筆者在給獨立學院經管類學生講解《公司法》這一章時，曾組織學生模擬組建有限責任公司，將學生分成小組，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完成任務，每個小組模擬設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而如何設立公司，設立公司需要什么條件、準備哪些資料，這將會迫使學生查閱大量資料、請教老師、與同學探討，這樣既可以使學生獲得初步的實踐經驗，又可為學生的日后實際工作打下基礎。

(四)角色分配教學

角色扮演法是體驗式學習的一種方法。學生在教師所設計的場景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以當事人的身份身臨其境地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種類似游戲般的體驗，促進學生能深刻地體會法律知識，可以說是一種寓教于樂的最好方式。教師在其中的角色則是以客觀的局外人的立場出現的，主要的作用有根據教學內容設計場景、提供背景資料、點評總結等，可見在角色扮演法中，教師是學習過程的組織者和促進者，學生才是真正的主體。 筆者以《合同法》為例介紹角色扮演教學法在其課程中的具體應用：訂立合同。目的主要是要求學生掌握合同訂立的兩個重要的階段：要約與承諾的法律效力。情節有：設計若干名學生代表分別代表買賣雙方，對教師所給素材中的合同主要內容進行洽談。學生洽談的內容一定要體現要約和承諾，然后請其他的同學就洽談過程所體現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和點評。教師主要對學生分析和點評的觀點進行評價和總結。角色扮演教學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角色扮演教學法的主角是學生，可選擇學習能力強和探知力強的學生來擔當主角，但對其他未直接參與的學生教師一定要兼顧，這樣才會充分調動全班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增強教學效果。

五、體驗式教學法在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教學應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對教材內容作適當取舍

《經濟法》課程涉及的法律、法規眾多，目前，獨立學院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的教學計劃一般在四十課時，在教學中不可能將全部的條文一一介紹清楚。因此，教師必須針對獨立學院經管類學生的特點，有選擇、有重點地加以介紹。

(二)注意傳統課堂教學與體驗教學的關系

體驗式教學不同于傳統的學習，它既彌補了傳統知識體系的缺陷，又自成一體形成新的知識、技能體系。體驗式教學法應該得到提倡，但是不能忽略了課堂本身的規律和要求，體驗教學活動更不能代替課堂教學，顛倒主次。

(三)需要加強教師的組織、引導能力

體驗式教學對教師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在教學中經常會遇到一些隨機性的突發事件，教師必須不斷積累實踐經驗和理論涵養才能勝任此教學法。需要教師能充分地了解學生的想法，要具有豐富的臨場指導經驗和較高的技能水平等。

(四)考核學生的方法可以多樣化

閉卷考試可以加強學生對所學知識的記憶，寫論文可以多查資料擴大知識面。在體驗式教學模式中，教師可綜合運用多種考核方式，注重對學生的及時評價和合理評價。

高中經濟生活論文范文第2篇

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

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