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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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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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是勞倫斯?A?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讀后感，基于博蘭對評判方法論的論述，對方法論的意義、方法論的邏輯、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認識。
關鍵詞：方法論；邏輯；批判
勞倫斯?A?博蘭的《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雖然是一本經濟學學科的方法論著作，該書很多內容是經濟學領域的獨有的方法論，但是，全書在與經濟學領域的不同學者、不同流派的爭論中，所運用的邏輯、批判的方法等卻是適用于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對社會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方法論的意義
方法論所涉及是研究過程的邏輯和研究的哲學基礎，或者說，方法論所涉及的是規范一門科學學科的原理、原則和方法的體系（風笑天，2006）。方法論可視為對具體方法、技術的指導哲學層面的探討和指導，但并不能直接促成產生實質性的研究成果。
博蘭在書中就分析了經濟學方法論上兩大取向：實證主義經濟學和規范主義主義經濟學，前者大都是同事實相關的分析，注的問題為描繪出“是什么”；而后者則和價值有關，要解決的問題在于回答“應該怎么樣”。博蘭還從“工具主義”，“約定主義”，“歸納主義”三種不同的觀點對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進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論往往可能出現爭論和對立,比如“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等等的對立，在社會學領域，具體表現出了孔德以降的整體主義的、實證的社會學，以及韋伯以降的個人主義、人文主義的社會學。所以，方法論決定了研究的視角，規定了對一些問題的基本命題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學術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蘭提到的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拒斥經濟學方法論一樣，中國社會學界似乎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國內每年發表的社會學相關的論文怕是數以萬計，但是幾乎沒有研究方法論的，對具體的方法、技術的創新、改進、深化的論文也鮮有公開發表的，大都是針對具體的問題的調查、研究，或者對西方已有的社會學理論的辨析。從學科教育來看，當前我國大學教育對方法論幾乎是忽視的，在社會科學教育中不僅是學生而且大多數的導師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對現有理論的了解與掌握上，對于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則大多輕視。中國的方法論也許都避而不談、存而不論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學為指導就概括了。有學者認為我國社科領域對方法論的忽視“造成了對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只有一種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難從西方學者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們所獨有的后設思維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國內學術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創造力的困境。”（劉瑩，2005）
二、方法論的邏輯基礎
單就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編排來說，在正式展開他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論述之前，專門對方法論的邏輯進行了辨析，體現了邏輯的重要性。博蘭在書中說經濟學試圖成為實證的科學，社會學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試圖使社會學科學化。科學的兩個支柱分別是邏輯與觀察，所以談方法論，不能避開先討論邏輯上的合法性。科學研究的邏輯屬于科學哲學問題，回答的是“經濟學如何才能夠成為科學，或者從何種意義上經濟學才是科學”的問題（李增剛，2004）。
科學研究要運用歸納和演繹這兩套基本的邏輯體系。歸納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通過對大量現象的觀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結論。演繹是從一般原理或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解釋具體的事件或現象。這兩種方法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卻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但是歷史上的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往往是對立的，其實在博蘭的書中，對不同學術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兩套邏輯的方法論的對立。
在《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中，博蘭對“最大化假說”的批判、對波普爾的澄清、對新古典動態學的模型的批判，也進行了大量的邏輯論證。博蘭所運用的邏輯基礎就是他在本書開篇部分所講到的“歸謬推理法”與“歸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論據是符合邏輯的，則在任何時候，任何一項結論若是假的，則你的假設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實的”，通過一項結論的虛假性進行論證，以駁斥其假設的真實性這樣的利用論據的方式被稱為歸謬推理法，反之，歸真推理法從假設到結論、向前“傳遞”真實性。博蘭通過對弗里德曼的那篇論文分析，強調了這兩個邏輯的重要性，他說“明確識別論據的兩種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論的批判，倘若認為能被運用于歸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論據，則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歸真推理法，那就會犯嚴重的錯誤”，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對合取型論據、析取型論據極其結論進行邏輯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以及能夠成為科學，也就要求我們按照科學的標準，提出科學命題或假說，從邏輯上進行論證，并且不斷進行檢驗，從而形成理論。
三、關于批判的方法論
博蘭在書中對各種各樣的既成的“真理”、“事實”進行了批判，對這些似是實非的觀點進行了深刻了檢討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動態學、價值中立等，在論文第一部分甚至對“批判”進行了批判。博蘭在自己的這部經濟學方法論著作中突出“批判”,不僅書名有批判二字,而且書中很多篇章標題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書中通過20篇強調批判的論文系統說明自己的方法論的特點。他說：“對理論采取批判的觀點,是我不同于傳統方法論的核心之處。”（博蘭，2000）
對波普爾的評析在該書中是重頭戲,不妨看看博蘭是如何進行批判的。通常認為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學的“證偽主義”標準，他提出了科學發現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釋――排除錯誤――新的問題”，也就是猜想與反駁的邏輯。然而，博蘭卻對這種認識和波普爾的科學觀進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說：“我反復指出，如果他們認為波普爾的觀點可以公正地被描述為‘證偽主義’的話，那他們就是不理解波普爾。”他接著說“波普爾認為,科學的特點在于它強調批判。按照波普爾的看法,科學家竭力歡迎批判。阻撓批判是非科學的行為。”因而,在波普爾的科學哲學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證偽性,因而必須分清主次。博蘭認為,在波普爾主義中,批判是主,證偽為次。
有學者認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這么幾個問題：為什么要對社會進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據何在?換句話說，批判理論本身建立的支點是什么?它如何證明自己是理性的表達而不是偏見和意識形態?這些問題都是社會批判理論不能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弄清楚，社會批判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的合理性就總會受到人們有意無意的質疑。（伍學軍，2004）
四、關于本書的批判
博蘭給本書取名為《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是一本方法論的著作，但是本書中給人感覺有將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研究方法、視角或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進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應用”的章節里面，對具體的經濟學模型也展開了批判。有學者認為“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是兩門性質根本不同的學科，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對象是既有的經濟學知識，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或經濟事實”（周建成，2005），故，方法論學者和經濟學者之間應該是允許有一定的界限和分離，恐怕該書開篇博蘭認為主流經濟學家反感方法論也有這個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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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方法論調查分析
中圖分類號： G25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0）01－0111-04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學研究是富有創造性和藝術性的活動，方法是科學研究的工具和途徑，圖書館學研究過程也與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分離。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是在繼承一般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研究對象、學科性質而進行融合與發展，形成自己學科的研究方法體系。隨著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范圍的擴大、研究對象的復雜，其研究方法呈現出多樣性特點。從多個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既促進了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本文以11種圖書館學專業期刊2006～2008年所刊載論文為數據源，分析論文的研究方法，試圖總結出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規律及其發展趨勢。
1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圖書館學研究能夠準確、充分地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與規律，是圖書館學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個圖書館學的研究中對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廢，方法研究是學科研究內容的一部分。［1 ］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1年劉迅先生在《圖書館學通訊》上發表了《要重視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文。緊接著喬好勤先生在該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2 ］運用統計方法對《圖書館學通訊》等三種專業刊物1980～1981年發表的學術論文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的三層次說法，即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隨后出現了有關圖書館學方法的大量學術論文，還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圖書情報方法論》。［3 ］
從宏觀上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基本得到認同。對一般科學技術研究方法的探討，也分為三個層次，最底層是具體的技術層次，中間層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層次，最高層則是哲學層次。［4 ］圖書館學的一般科學方法，主要是指引進和移植相關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運用于圖書館研究，可分為：信息獲取方法（主要指調查法、統計法、試驗法和歷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論、新三論等）。［5 ］對圖書館學專門方法探討的文章很多，雖然還沒有統一的認識，但是普遍認為文獻計量學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圖書館學專門方法。另外從研究的性質來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為定性和定量方法。隨著對此研究的深入，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會不斷地得到完善。
3數據來源
在數據收集中，筆者選取了11種圖書館學專業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圖書館雜志》、《圖書情報知識》、《圖書館》、《圖書館論壇》、《圖書與情報》、《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圖書館建設》、《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作為調查對象，具體統計了2006年~2008年間各期刊學術論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況。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知網，小部分數據來源于各期刊主頁。在數據統計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資料類文章，如征文通知、會議通知等（見表1）。
4數據統計分析
本文總共統計了8159篇學術論文，通過對所選的各篇學術論文，逐篇分析其篇名，個別文章查閱了摘要、正文等詳細信息，根據各科學研究方法的含義，歸納每篇論文采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并將其研究方法歸納為15小類（見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難準確判斷，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所以從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論文合計總數（8273篇）大于調查的論文總數（8159篇）。在計算各類研究方法的論文占調查總數的百分數時，是除以調查總數（8159篇），所以百分數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論分析法
運用理論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歸納與概念推理類研究，以及思辨類的學術論文。從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論分析法的學術論文共2904篇，占調查論文總數的35.593%，理論分析法是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運用主要受到學科性質和研究任務影響，圖書館學從目前來看應該屬于社會科學，而且人文色彩比較濃厚；我國圖書館界也有重理論的現象，這與國外主要以定量方法為主、重應用有很大不同。隨著其它學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問題的視角會有所變化，相應的研究方法也會多樣化。社會科學的發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過渡的過程，圖書館學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
（2）操作實驗法、調查研究法
在調查的學術論文中，運用操作實驗法的共有830篇，占到總數的10.173%。這類論文主要研究技術性的問題，比如系統開發設計、數字圖書館建設、網絡信息資源開發組織等。隨著圖書情報工作環境、研究對象的變化，圖書館學研究關于技術的內容會越來越多。
調查研究法是社會科學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調查是獲取原始數據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圖書館學研究中主要進行抽樣調查，通過問卷、網絡來收集數據資料。采用調查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一共745篇，占總數的9.131%，調查方法的運用在調查數據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說明研究更貼近實際問題。
（3）實例分析法、歷史方法
實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體的實例來介紹經驗或說明問題，論文中主要是以國內比較著名的大學或科研院所圖書館、國外有名的圖書館等為例子進行分析，對于其它圖書館的建設、信息資源開發服務起到了借鑒作用。
歷史方法主要用于論述關于圖書館事業史、人物評價、文獻學、目錄學等內容的論文，是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專門開辟了關于圖書館事業史、文獻學的專欄，歷史方法的論文在調查論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
系統方法主要是用系統的思想，從整體的角度來觀察問題，這種方法對我們認識研究起到很大作用。雖然有的文章不能明顯地看出是運用了系統方法，但是系統方法貫穿于觀察問題的整個過程。管理學方法是將管理學的方法移植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中，圖書館在機構建設、運營方面都要運用到管理學的知識方法。
（5）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比較法、經濟分析法
數理方法主要是數學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應用，是一種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數理方法的學術論文有304篇，占調查論文總數的3.726%。數學方法的運用，也說明圖書館學研究者正在試圖定量地揭示研究對象，隨著本學科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方法將繼續普遍化。
文獻計量學方法是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對文獻量、作者數、詞匯數等的定量化研究。調查的論文中運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調查論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較低。文獻計量學方法也應用于其它學科研究，從CNKI數據庫中我們以“文獻計量”為題名，可以粗略地檢索到600多篇論文，內容涉及很多其它學科研究。
比較方法也是比較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通過對多個相關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間進行比較，揭示其共同點和差異點。
經濟分析法是將經濟學的方法運用到圖書館學的研究當中，研究內容包括圖書館營銷、資源共享效率評價、紙質資源與電子資源的經費問題、資源服務的經營模式等等。
（6）控制論方法、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
明顯運用控制論方法的論文很少，調查中只有79篇。占到總數的0.968%。但是控制論的思想在很多論文中都有所體現。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種數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方法。在所調查的論文中，明確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總數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為圖書情報學科的一種專門方法，運用也很廣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為題名可以檢索到1200多篇論文。
內容分析法產生于傳播學領域，是一種客觀的量化方法，是從大量樣本進行特征識別的系統方法，具有統計性，是一種從公開資料中萃取情報的重要方法。因為它是新方法，統計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專利分析方法、社會網絡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學方法、美學方法、傳播學方法、醫學理論方法等等。
5我國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
5.1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
根據表2數據，我們可將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論分析法、實例析法、歷史方法、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比較法、經濟分析法、控制論方法，百分比總共占到61.62%；第二類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實驗法、調查研究法、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百分比總共占到26.584%。從數量來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還很小，這是由于理論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對于圖書館學的科學研究，目前來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對于具體問題，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點，用哪種方法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理論分析法是一種定性研究方法，在學科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學的數據支撐，其理論分析就顯得沒有深度和廣度。隨著學科的發展，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是發展的趨勢。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已經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法、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等。定量方法的運用使研究更精細、更科學，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釋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內在規律，從而在廣度和深度上推動學科的發展。［6 ］
5.2現代信息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大
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產生了巨大變化，與網絡信息、信息系統等有關的技術性研究論文數量會不斷增多。在表2中，操作實驗法所占比例為10.17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新技術的發展還為經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實現工具。［7 ］研究這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數據采集，以網頁形式的網絡調查、用即時通信（instant messaging）軟件（如QQ）的調查、［8 ］電子郵件調查等，這些都為更好地完成調查提供了多種途徑。隨著搜索引擎的運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務器記錄和保存了用戶與搜索引擎的交互過程，這種數據稱為使用記錄（transaction log），使用記錄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另外，計算機還可以輔助研究者進行定性數據分析等。在文獻計量學的基礎上產生了網絡信息計量學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出現了鏈接分析方法，這都是現代信息技術對研究方法的影響。
5.3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學方法、數理方法、經濟學方法、內容分析法等都屬于移植其它學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這些都說明了圖書館學研究中移植了許多其它學科的理論或方法。
在學科的發展中，一方面要具有從其它學科吸收養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為其它學科提供養分。隨著圖書館學科研究隊伍的壯大，研究者會大量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會產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當然我們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與圖書館學情報學本學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將其融入本學科研究之中，通過適當的研究方法來為研究服務。
5.4實證方法的應用
調查研究法、實例分析法就屬于實證性研究方法，從表2中的數據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來研究者也開始注重實證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獲取研究對象客觀數據材料的基礎上，通過數據分析，考察研究對象各有關因素的相互影響及其影響方式，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它是觀察法、實驗法、統計法等的綜合運用。實證研究通過實際數據分析，連接了理論與實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圖書館學研究水平、學術地位的提升。
總之，方法都不是萬能的，各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或者是有適用的條件。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結合將成為圖書館學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與新的技術將得到更多的應用。利用多種先進技術手段來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綜合多種研究方法來探討復雜的研究問題將會越來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運用將是多元化發展，合理的研究方法體系應該是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與互補，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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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影視民族志；新手英語教師；創新能力；科研
影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國外教育領域得到廣泛使用，而在國內，影視民族志很少被運用在大學英語教學研究上。但實際上，運用影視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為大學新手英語教師提供科研的路徑并且促進他們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和豐富科研成果。
一、民族志與影視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是研究特定的一組人群。
Hymes (1982) 認為民族志旨在討論和了解人們，了解他們的生活、行為和思維模式等。它是一種質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深描事件或事物、訪談及文獻研究等。同時，它也是一種解釋性的方法，根據現象解釋、挖掘內在的真理，是社會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影視民族志是以電影或各種視頻為模板，用觀察、記錄和文獻研究等方法共同探究其中的教學和文化等有理論價值的東西。Sarah (2003) 認為影視民族志是通過保留影像和視覺記錄等獲取信息的一種手段。研究者通過看、聽和感覺現象，諸如通過電影，可以探索內在的語言和文化。所有的電影、照片及藝術作品都是人類行為的產物并在一定程度上，隨人類社會關系的變化而在變化。因此Sarah (2003) 認為為了能夠理解這些產物，我們有必要使用影視民族志。這種方法也是一種描述性分析方法。Ball (2001) 認為它用來描述文化現象并使這種現象具體化和細致化。它的運用可拓寬對文化及教育現象的觀察視角和豐富研究內容。它是一種更多地被運用來挖掘影視作品中隱性文化和與教育相關的研究方法。在國外，它深受教育者的歡迎，在國內也應有它的價值舞臺。
二、大學新手英語教師的主要論文選題來源
筆者通過給寧夏大學外國語學院及新華學院的新手英語教師（教齡在5年之
內）發放調查問卷及從統計調查數據來看，大體上，大學新手英語教師的論文選題會從以下三個方向入手。
㈠ 從教學經驗的總結和提升入手
在現階段，大部分大學新手英語教師在選題寫作時，都會圍繞英語學科教學的某個點，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或值得推廣的做法的文章。這部分文章其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可操作性強，但論文題目和內容都大同小異、了無新意，常出現的論文題目如《對提高***的幾點認識》等。此類論文比較普遍。
㈡ 從書評和讀后感入手
一部分專修文學的大學英語教師更善于搜集各種文學作品或別人的書評來
分析，當作啟發和借鑒。他們挖掘作者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或作品留給后世影響等。有時，當讀完一部作品，讀者需要撰寫讀后感，對文章有深入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作者可以利用作品、書評等各種來源撰寫有針對性的，言之有物的文章，但此類文章多數缺乏新意，實用價值不高。
㈢ 從原有論文的基礎上擴展，寫更深更廣的題目
一些英語教師在原有的作品或論文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探究作品或論文的內涵，引申其內在的有價值的理論部分或顯為人知的知識，如《海明威的研究》等。探索此類題目需要教師閱讀大量的書籍并有長時間的知識的累積，這無疑給新手教師的寫作增加了難度。
以上是根據調查所得的三種基本寫作來源，除此之外，筆者想要探究一種新的科研思路，幫助大學新手英語教師從事科研創新。
三、影視民族志在科研創新上的應用
創新是一切科研成果的核心價值，是一切科學研究的主要追求。大學英語教
師需要有創新的思路，撰寫有創意、有價值的論文。為此，影視民族志為新手教師們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撰寫模式。影視民族志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個研究過程，其具體操作過程有：
㈠ 實證性研究
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們應重點搜集證據，諸如有意義，值得討論和探究的英文電影等。觀看此類電影界定需要探索的問題，如在電影《窈窕淑女》中，我們可以通過觀看影片發現其中的一些口語教學方法或理論等。界定問題之后，就需要搜集記錄數據解決問題。在記錄數據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多次觀看整部電影或電影片段并記錄電影中相關人物的對話，場景等。這些記錄被視為第一手資料，用作證明"猜測論點"的證據。隨后，整理統計分析證據，撰寫"猜測論點"，完成這一階段的實證性研究。
㈡ 文獻研究
實證性研究結束之后，教師需要做文獻研究，搜集大量與"猜測論點"相關的文獻，進一步證實自己的"猜測論點"或填補未知論點，做到論點具有理論價值，同時引用影片中的對話、場景等作為論據說明以此達到論文的客觀性。
影視民族志是一種有別于其它的研究方法。學習和掌握這種方法將可以開拓新思路，從多個視角更為客觀地研究教學及中西文化等問題。在電影中研究教學和文化，其研究結果可以更好地為現實教學服務，從而獲取更有意義的研究成果。相信在將來，更多的大學英語教師會通過使用影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提升自己的科研創新能力并為英語界做出不少的貢獻。
* 寧夏大學新華學院課題項目，編號為10XH09
參考文獻：
[1] Ball, M.(2001).Remarks on Visual Compete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ractice: The Visual Availability of Culture [J]. Image-based Research. 131-145.
[2] Brown & Gillian (1990).Cultural Valu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J]. ELT.44,1,17.
[3] 樊秀麗.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討[J].教育學報，2008，14，(3).
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范文第5篇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