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音樂文化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本文著重論述音樂產業各行業分析及促進民族音樂繁榮的可行性：

一、音像制品行業

1.行業描述與現狀

音像制品行業是以磁帶、唱片、CD、VCD\DVD等有形實體為載體制作音樂產品，經過音樂創作、錄音、加工、設計、包裝、批發、運輸，以物流的方式到達連鎖店、零售店等銷售終端，最終銷售給消費者。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音樂演出市場的日益紅火、數字音樂狂潮的來勢洶洶，使得傳統唱片業受到了巨大沖擊。據國際唱片工業協會（IFPI）數據指出，網上傳播盜版音像制品每年給音像行業帶來至少50億美元的損失。盡管唱片業不斷改進經營方式，力圖降低成本、縮短周期，但效果甚微。

2.行業特點

音樂產品分類全而細，能較大范圍兼顧消費需求。如根據消費人群各個欣賞喜好的歐美流行音樂、日韓流行音樂、港臺流行音樂、大陸流行音樂、歐洲古典音樂、中國民族音樂（古琴、二胡、古箏等）；根據生活需求（特定目的）的車載音樂、養生音樂、胎教音樂、幼兒教育音樂；這些人群在購買音像制品時，都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如作為興趣愛好收藏、或者特定需要。消費者可能會因為對某音樂類型、音樂風格、某一明星或者某一首曲子的喜愛程度來購買，這種消費具有購買的特定性、穩定性和持續性。但是，音像業產品制作層層環節、煩瑣工藝，使得產業鏈出現制造成本高、運作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等諸多弊端。

3.音像制品行業與傳統民族音樂聯系的思考

筆者認為，發行商在音像制品發行內容上多偏向城市消費人群及青年，針對鎮鄉消費人群的音像制品發行力度不夠。在廣大的鎮鄉村，勞動人民更需要符合他們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與娛樂的音樂音像制品。偌大的音樂產業銷售市場，音像公司不能只把眼光盯向城市消費群體、年輕人消費群體。應當積極努力拓寬鎮、鄉、村市場，挖掘土生土長在民族民間的音樂，制造農村消費群體喜愛的音樂產品。同時，傳統民族民間音樂更可通過與音像制造業的結合實現商業化生產，發揮其有效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二、音樂商業演出

1.國內市場演出

(1)行業描述與現狀。國內市場的演出，主要有流行音樂演唱會、各交響樂團、民樂團的演出。據統計，上個世紀90年代初，北京音樂廳的結算演出費由1993年的12萬元增至2000年超過1000萬元。2007年12月22日國家大劇院的開幕國際演出季從開始到4月6日，總計演出120場，音樂類的比例獨占鰲頭。

（2）行業特點。音樂產品的內容具有選擇性，行業運作模式不同與音像業。消費群往往具有一定的音樂鑒賞能力，具派生音樂產品商品價值的延續性和可再生性。如炎黃風情文化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在推出《炎黃風情》交響組曲時，逐步開發《炎黃風情》系列動漫產品、新媒體繪畫、雕塑、服飾、工藝品等產品；流行音樂的粉絲們也會因為鐘愛某歌手或明星而購買其代言的非音樂類商品。

（3）國內演出行業與傳統民族音樂聯系的思考。從商業演出內容上看，每個劇場的演出內容不可能只有歐洲音樂，否則音樂產業必由單一演繹走向歧路。從觀眾消費角度來看，音樂文化是各民族特有的表達方式，因文化審美觀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音樂風格，只有多領略各民族音樂，才能體會音樂世界之美。如2006年國家大劇院上映的開幕演出季中，國內劇占的比例為67％。因此，筆者認為，在現場演出和劇場演出中，民族音樂同樣可以找到發展之路。民族音樂的宣傳推廣，應當做文化產業而不是娛樂產業，突顯其文化價值，利用消費者的文化價值欣賞與認同派生其商業價值，同樣可以制造追“民族風格熱”，派生“民族文化”內涵的非音樂商品。

2.國際市場演出

(1)行業描述與現狀。國際市場的演出是由承辦和經營演出業務的專業公司組織的面對國際音樂市場的演出。如中國對外交流演出公司、中演文化娛樂公司，負責接待來華演出的外國藝術團、組和藝術家，并提供各項管理與服務。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和經辦中國表演藝術團、組和藝術家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既承辦官方文化交流項目，又經營商業性演出活動，通過交流為國內外演出經營者及藝術團體創造了良好經濟效益。

（2）行業特點。音樂產品多具有民族性和代表性。行業定位準確，在針對國際市場挖掘利潤空間的同時，旨在弘揚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內容題材選擇不如音像業、數字音樂市場廣泛，節目質量篩選精于國內演出市場。

（3）國際市場演出與傳統民族音樂聯系的思考。國際市場演出是民族音樂做大做精的巨大推動力。在海外市場，開發我國傳統的民族藝術，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音樂和文化，才是在國際音樂市場演出實踐中一張制勝的王牌。正如2008年“北京音樂與藝術市場現狀及發展態勢高層論壇”中，某一國際演出公司老總談到其公司成功經驗時指出，在國際演出市場，他們公司主推原生態民族民間劇目和中國古典文化劇目。認為只有把民族點與國際接軌，吸納我國各民族音樂文化，才能使我國的音樂產業在世界性的獨特語義系統內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當然，做好“民族化”品牌的同時，也要注重商業化運作，找到國外觀眾認同的文化的切入點。

三、數字音樂市場

1.行業描述與現狀

數字音樂市場不同于傳統音樂產業行業。它是以數字信號方式傳輸、以網絡為載體，有電信運營商、數字音樂服務商、技術開發商加入的新興并快速崛起的行業。如手機鈴聲、彩鈴、MP3、無線音樂等。據易觀國際的《中國唱片業年度綜合報告2006》，2006年我國音樂產業市場規模達到138.2億，無線音樂118.9億，互聯網音樂1.17億。數字音樂市場的產值已遠遠超過傳統音樂產業。它的出現，對于其他傳統音樂產業行業，是個巨大的顛覆和挑戰。

2.行業特點

音樂產品極其豐富、復制性強；消費者選擇自主、消費價格低廉；消費市場多元化（用戶選擇音樂種類的多元、音樂資源分享的多元）；發行成本低廉、銷售方式高效快捷、商業反饋機制快。

3.數字音樂市場與傳統民族音樂聯系的思考

消費者對浩如煙海的數字音樂市場中產品的選擇，除了個人喜好，也會按“新、奇、特”標準，篩選個性另類的音樂商品。而生產商和銷售商為了吸引更多類型的消費者，盡力充實自己的音樂產品庫，由此，以民族音樂為內容的音樂商品，在流行音樂占據半壁江山的音樂數字市場中擁有一定份額。但是，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百度音樂、雅虎音樂等數十個音樂網站上搜索“民族音樂”時，給出鏈接的民族音樂都是由琵琶、古箏、竹笛、二胡等樂器演奏的器樂曲，各民族民歌作品甚少。即使有，也是耳熟能詳的民歌，這說明開發商對民歌種類的挖掘力度不夠。民族音樂的挖掘與整理、繼承與發揚，保護其類型多樣化，應該引起業內業外的重視。利用民族音樂多元化這樣的豐富資源，開發以“各個民族音樂”為內容的音樂產品，足以實現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雙贏。

參考文獻：

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一、電影音樂與電影之密切關系

電影音樂是專門為影片創作、編配的音樂,是電影綜合藝術的一個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是一種新的藝術體裁。通常,音樂與畫面的結合關系分為音畫同步和音畫對位兩種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音畫同步,即用音樂來復述、強調畫面的視覺內容,音樂與畫面的情緒、節奏一致,視聽統一。隨著電影藝術的發展,人們逐漸不滿足于用音樂直接表現畫面的情緒、氣氛,由此產生了音畫對位的結合方式,即音樂所表現的情緒、節奏、主題等與畫面中所呈現的情緒、節奏、主題等截然相反,通過對比,反襯,烘托出畫面的內容。這種結合方式有利于音樂從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使影片具有更豐富的內涵。

從電影音樂與電影的關系來看,它們之間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不管什么樣的電影音樂,對其進行評價,并不是以音樂的音響效果為標準的,而是以是否體現了影片的總體構思為準繩。電影音樂首先應該是屬于電影的,它的存在和發展都必須符合電影的觀念和需要,無論是主題創作音樂,還是資料性音樂,都必須與影片風格統一,與敘事節奏相輔相成,與電影其他的元素相匹配。電影音樂的結構形態語言以及長度,都必須由電影的要求來決定,而不能離開影片孤立地強調音樂的表現性和完整性。總之,電影音樂必須是為電影的整體要求服務,并自然地發展和分寸適當地存在。只有設計自然,在審美主體不知不覺中起作用的電影音樂才是電影音樂的上乘之作。

二、電影音樂具有對人物文化傳統的表述功能

在電影藝術中,音樂和視覺影像時時刻刻都在描繪著特定民族的風俗、信念與習慣,傳達著知識、藝術、道德與法律的信息,暗示著一種歷史的與人文的氣息。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人都會有形或無形地受到自身民族文化習慣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一個民族的文化具體表現為一種特有的生活方式,一個群體的心靈狀態、習慣與性格特征,是一種物質上、知識上、精神上的生活狀態的整體顯現。作為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整體,文化包括觀念形態和行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規范,它是信息、知識和工具的載體,是一種從學習中得到的行為方式,也是所有的社會成員共有的。因此,一部影片對人物文化傳統的表述實際上是對一個民族集體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表述。

電影音樂對人物文化傳統的表述往往是以音樂主題的方式實現的。音樂主題是影片音樂的“核心”部分,是描繪人物形象最突出、最富于樂思的旋律與節奏。美國電影理論家邁克爾?拉畢格在《影視導演技術與美學》中說:“一種特殊的管弦樂法或特殊的音樂節拍貫穿整部電影是由角色、場合或情緒所設定的。”電影音樂對人物形象的描繪不是理性的詮釋,而是感性的刻畫,是通過感性的節拍、旋律、節奏以及不同器樂音色的特點來描寫人物文化傳統與性格特征的。在電影音樂中,不同的樂思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與立意,不同的樂器擁有不同的地域色彩與特性,這種旋律的立意與特性不僅能夠突出人物情感和性格的特質,也能為某些場面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文化與民族的氛圍。例如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導自演的影片《廊橋遺夢》中,導演在兩個主要的場景里通過收音機傳遞出來的、有聲源的意大利歌劇音樂交代了女主人公弗蘭西斯卡的出生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物的興趣、品味,并通過歌劇音樂刻畫出主人公內心那種多情浪漫的性格特點以及她美好的個人理想與沉悶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使影片中這對男女之間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的發生具有人物性格上的依據和可信性。

總之,一個完美的電影音樂主題的靈感應該首先來自于電影故事文化內涵的啟發,來自于電影人物所處的文化環境和性格的影響,應該展現人物的文化傳統、性格特征與行動發展的脈絡,突出一個民族集體的、一個人物個體的心理與情感變化的軌跡。

三、電影《甜蜜蜜》的個案分析

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今天，當我們聚集在一起舉行中日音樂國際比較會議之際，我們很自然地就會以崇敬的心情懷念田邊尚雄、林謙三、岸邊成雄、瀧遼一、王光祈、楊蔭瀏、常書鴻、黃翔鵬等中日音樂學界的前輩，是他們以遠大的學術眼光、科學的研究方法、辛勤的學術勞動，開辟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這一方沃土，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學術領域，創造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將中日音樂比較研究推向了一個，在此，我們謹對他們的學術貢獻和學術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對于前輩們的學術貢獻，我曾經在拙文《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其展望》中做過初步論述，在此從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新發展》為題，對現狀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國福州舉辦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來，已歷時18年，每兩年一次的盛會識新朋會舊友，話學術敘友情，如今已迎來第十次聚會。作為18年歷史的見證者，我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人才成長、學術發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從事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者人數逐年增多。學術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結構較為合理的學術梯隊。

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研究人才才能促進學術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記得當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福建師范大學召開的時候，參會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召開時，出席會議者達78人，其中中方學者52人，日方學者26人。如果說研究者人數的大幅增加，只是從“量”的方面體現了研究隊伍壯大的話，那么，從老中青研究者學術論文研究議題的擴展、內容的豐富、水平的提高，就更體現了研究成果“質”方面的超越。由此，我們就可以增強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學者，蒲生鄉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張前、陳應時、俞人豪、孫玄齡、增山賢治等人如今都已成為研究成果豐碩、學術造詣深厚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優秀學者。例如：蒲生鄉昭《日本古典音樂探究》、張前《中日音樂交流史》、陳應時《中國樂律學研究》、王耀華《三弦藝術論》、《琉球御座樂與中國音樂》等，都已經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頗具影響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呂錘寬、趙維平、周耘、馬達等，當年的青年學者，經過18年的研究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經驗，創造了優秀的學術成果，已經成長為成熟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者。他們中出現了眾多的優秀論著。

這18年來，出席歷屆會議的許多研究生導師，都將自己的博士生、碩士生帶來參會，使這些學生在學術交流和實地音樂考察中成長，甚至于在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里尋找學位論文的題目，由此出現了周耘、劉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孫寧寧、劉銀貞、許志斌、王翠、毛丫、長嶺亮子等人的博士學位論文或較為優秀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術成果，得到學術界的肯定，有些已經成長為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后兩類的中青年學者絕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學位，接受過比較嚴格的學術訓練，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具備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寬厚的基本知識，專業起點比較高，我們相信，經過不斷的持續努力，他們一定能夠取得學術質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內容——傳統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領域屢有開拓。學術成果豐碩，研究水準不斷提升。

縱觀18年來的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史學、樂譜學、樂器學等傳統學術研究領域，不僅得到了繼承，并且不斷深化。

對中日音樂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邊尚雄、岸邊成雄和瀧遼一等先生在上世紀前半葉開創、后半葉得以發展的學術領域。自1995年以來，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各種刊物中，都有為數眾多的有關本領域的文章。例如，趙維平、賀星、張前、袁靜芳、蒲生美津子、平間充子、蒲生鄉昭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古代在宮廷音樂、催馬樂、雅樂與唐代大曲、雅樂與燕樂、樂曲《放鷹樂》、《蘭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楊民康、管建華、塚原康子、葛西周、過本香子、新掘歡乃等人的諸多論文，將研究視域從古代轉向近現代、當代中日音樂交流史和交流現狀。其中，周耘、楊長安的某些論文直接將視域投向當今音樂生活，起著以研究來參與和干預現實音樂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學者林謙三先生是對遺存于日本的中國古代樂譜進行解讀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譜的研究》、《琵琶譜新考》等眾多論文為該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這18年來的各種刊物上，也有許多學者發表了關于該領域的研究論文。如：陳應時、應有勤、澳大利亞學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別發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說”為新的節奏翻譯方法，或者對“掣拍說”進行論證和爭議，這都有利于將古譜的解譯研究引向深入。

對于中日兩國樂器的歷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謙三曾有《東亞樂器考》等、三谷陽子有《東亞琴箏的研究》等、東洋音樂學會曾出版《琵琶音樂研究》等，成為成果頗為豐碩的傳統研究領域。近十八年來，與琴、箏、琵琶相關的研究領域也有了新的進展，新出現了俞人豪、閻林紅、符麗琴、林月里、楊寶元、余明、朱佳、何麗麗、余丹紅、鄭瑞貞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傳統箏音樂的歷史與形態、箏人、箏曲演奏技巧、傳統箏的樂律體系、箏曲結構與藝術特點，琵琶的樂器學問題、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譜、中日琵琶音位發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發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與中國琵琶的流派等進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不斷有新的論文出現之外，中國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的尺八專題研討會和近年來出現的新論文，都正在將該領域的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應有勤、王建欣、鄭榮達、趙維平、劉正國等人的論文，對中日尺八的歷史及形制異同、正倉院藏樂器尺八、賈湖遺址出土的“骨龠”與日本尺八源流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雖然見解頗有歧義，但是都在認真探索，將中日尺八關系的研究逐漸引向深入。

還有學者以樂器壁畫為基礎在從事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區考察壁畫中的音樂繪制情況，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樂關系的傳統研究領域之外，近十八年來，在音樂形態、樂種比較、宗教音樂、音樂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較大的進展。

在音樂形態研究方面，陳應時、鄭榮達、吳國偉、胡企平、劉富琳、裴雅琴、金城厚、莊永平、馬塞達、呂洪靜、修海林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音樂的樂律、宮調、旋律特點、音樂結構等作了論述。

許多論文對明清樂、琉球音樂等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樂研究方面，出現了鄭錦揚、徐元勇、樋口昭、錢國禎、楊桂香等人撰寫的有關明清樂源流、曲目、樂器、樂譜等的研究論文。在琉球音樂研究方面，王耀華、呂錘寬、劉富琳等人的論文，分別對琉球御座樂的復原研究、《福壽歌》、《鬧元宵》、《四大景》、《一年才過》、《天初曉》、《清江引》、《急三槍》、《紗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證、日本琉球音樂對中國曲調的受容、變易及其規律性、琉球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受容變易的三種類型、臺灣北管樂與琉球御座樂之比較、組舞·能·中國戲曲之比較等進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樂關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豐富，研究漸趨深入。出現了周耘、巖田郁子有關黃檗宗聲明諸多方面研究。楊民康嘉雍群培關于中國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樂比較研究、新掘歡乃對嚴密流詠歌、日本聲明進行研究等的許多論文。

中日音樂教育的比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來引起較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既有上世紀初日本音樂教育對中國音樂教育的影響研究，也有對中日音樂教育現狀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比較研究，涉及中日音樂教育歷史、大中小學各個層次的音樂教育、課程標準、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出現了張前、汪毓和、王安國、馬達、馮蕓、尾高曉子、孫玄齡、伊野義博、趙琴等人撰寫的相關論文。

三、研究方法——經歷了以文獻學為特色、比較音樂學方法的運用.到重視實地調查、“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再到電子計算機的開發利用、多視野多學科多方法結合的變遷，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探究創新。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上個世紀的前半和中葉，田邊尚雄、林謙三、岸邊成雄等老一輩研究家，有著扎實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因此，在他們的研究中，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為他們得心應手的重要基礎。尤其是岸邊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過程，實際上就是音樂史料學學科建設的過程，用東方所特有的豐富的典藏文獻來為當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同時，他們也以開放的心態運用歷史意識、實證方法，用世界音樂的視野來研究日本音樂。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的一批中國音樂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國的國際友人的支持，能夠走出國門，到國外去進行實地考察，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深入現地調查，不僅研究音樂的特點，而且追尋產生該音樂特點的文化緣由，也就是“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內人”“局外人”雙視角相結合的方法、多學科多視域相結合的“多重證據法”等，推動了中曰音樂比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進入本世紀以來，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開拓。例如：在運用文獻研究法時，不僅運用一種語言的文獻，而且同時對兩種或者三種以上語言的相關文獻進行考查，使資料更為全面，論證更為充分，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更為可靠。如蒲生鄉昭《外國人對早期三味線的記錄》，除了運用日語文獻之外，還運用了中文、葡萄牙語、英語等多語種文獻資料，以探尋早期三味線的蹤跡。

又如：實地考察，不滿足于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考察，而是像《亞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樣，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亞、中國、日本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對用狀聲字來記錄打擊樂的口唱歌、鑼鼓經這種記譜形式進行綜合比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將視野投向音樂研究中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類似性的計算機處理》一文中，介紹了他與坪井邦明、松島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開發的處理旋律類似性的“歌詞音列法”計算機軟件及其運用。矢向正人在《計算機對長唄譜的認識》一文中，報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計算機記錄長唄譜的實驗結果，他開發了名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電子計算機軟件，該軟件既能記錄長唄譜，也能記錄其它傳統音樂的樂譜，而且還有開拓國際標準的傳統音樂記譜法的廣闊前景。

綜上所述，18年來，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代表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在蓬勃發展。人才輩出，正在形成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合理的學術梯隊：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和深化，研究水準不斷提高；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在2007年9月的第七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經有人提出：我們如何超越音樂學大師，如何突破“后岸邊成雄時代”、“后楊蔭瀏黃翔鵬時代”。我認為，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有危機感和積極向上精神的體現。但是，由于音樂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學術研究成果具有傳承性和積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對前一代成果的補充和豐富，我們的職責是，繼承優良傳統，爭取更大奉獻。只要我們齊心協力，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進，是一定能夠把前人開創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不斷推向新的境地，迎來一個又一個新的學術研究。到了那個時候，卓越研究成果的問世，杰出研究人才的出現，就成為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模式

課題：本文系黑龍江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課題：“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研究成果。課題編號：GBC1212104

民族音樂學也被稱作人類音樂學，19世紀后伴隨著民歌文化的發展而誕生，是對具體文化背景下的音樂進行研究的學科。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傳統音樂理論學科，民族音樂學涉及國內外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音樂文化，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研究價值。隨著民族音樂學在高校音樂教育中的普及和推廣，其已經成為了深化音樂理論研究的基石。培養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型人才，彌補了音樂專業理論文化知識的教學通常只是點到為止的缺憾，符合我國建設知識型社會的構想。

一、培養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的意義和目的

（一）意義

1.對學生而言，培養其民族音樂學理論研究的能力，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理論研究素養，同時也為學生的理論創新創造了條件。

2.創建新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的培養平臺，可以使民族音樂學專業的“教”與“學”之間的交流變得更便捷、高效。教師不再只是教，學生不再只是學，而是真正做到“教學”的融合，從而實現信息社會的“教學相長”。

3.以培養理論研究型、創新型人才作為終極目的，并在此基礎上創建一套全新的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可以為國內其他專業乃至整個高校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提供借鑒。

（二）目的

1.通過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音樂學專業學生的理論研究能力和就業競爭力。

2.通過師生雙向互動的理論科研，創建一套針對民族音樂學課程的系統的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

3.培養專業的研究型人才，有效地提升學術論文的撰寫質量，增加學術論文的發表錄用率。

二、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培養的方法

研究型人才培養分為過程培養和論文寫作兩個方面，過程培養是論文創作的基礎，而論文創作是過程培養的最終目的。

（一）研究型人才的過程培養的方法

1.理論聯系實踐，引導學生在實踐中提升理論研究能力

研究型人才的培養不應只浮于理論層面，而是應與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迸發出思想的火花，從而深入挖掘出民族音樂學理論最深的涵義。高校應與民族音樂研究機構建立人才合作機制，構建教學實習基地，定期組織學生（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到教學實習基地進行系統的實習，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同時，教師也要結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帶領學生進行課題調研，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而使教師的研究課題更具實用價值和學術價值。

2.改革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優化知識結構

進入新世紀以后，教育部要求高校進一步優化教學結構，同時高校學分制的改革也要求高校應明確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及規格。在這樣的環境和趨勢下，要想創造培養研究型人才的條件，高校應對民族音樂學相關教學內容和課程進行改革，整合課程類目，強化民族音樂學各方面知識的相融性，從而使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設置更有利于研究型人才的培養。

3.鼓勵高水平學術論文的撰寫

在民族音樂學教學中，教師可以在課后通過布置課外作業，讓學生主動專研某一課題。學生通過搜集、查閱各種文史資料，在分析、闡述并提出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大范圍地涉獵了世界民族音樂的各個領域，拓展了自身的學術思維，提高了分析和總結能力，為撰寫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另外，實施本科生導師制，這樣可以使教師能夠更加密切地指導民族音樂學專業的學生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其研究水平。

4.建設高水平的科研師資隊伍

建設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是培養優秀科研人才的前提，民族音樂學涵蓋的知識面非常廣博，需要教師首先應具有高水平的教育背景，其次要具備深厚的學識和高尚的人格。只有這樣才可以在教學中為學生呈現精彩絕倫的講授，反之庸師平淡的說教方式則會大大降低學生的專研興趣。而民族音樂學師資力量的配備，平均年齡應在30-40歲之間，學術隊伍應從助教、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呈梯隊遞進，碩士以上學歷為最優，這樣一支知識結構優化、富有開創性的中青年教師隊伍才是培養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的骨干力量。

（二）論文寫作的方法

1.擬定論題

民族音樂學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這就需要研究者能從中挖掘出具有探討價值的關注點，選定金子般的題目。研究者應明確論文寫作的目的，即通過觀點的論述來推動研究進程，從而解決現實問題。大而寬泛的問題可控性低，只有細小的問題才具有可操作性，因為只有具體的問題才能夠通過有限的內容表達清楚，從而使論文達到字字有據、句句有理的標準。

2.資料查閱

資料的查閱講究“精、準、全”三個要素，查找思路是否精確到一個特定范圍、選定的資料是否準確切題決定了文獻資料的搜集效率。學生只有在課內外多閱讀，積累足夠的知識量，才能在進行論點選定時結合頭腦中的知識量，對資料進行思路明確的搜集和判斷。同時，數據搜集的全面性也能對論文創作起到有理有據的輔助作用。

3.整理大綱

在整理大綱的階段，教師應鼓勵并引導學生慢慢地調整思路，逐漸捋出邏輯順暢、前后關系合理、結構完整的大綱來。

4.論文寫作

撰寫論文的方法包括演繹和歸納兩種。演繹就是指從一般到特殊的表達，歸納則反之。論文結構應層次分明，主次分清，尤其對于獨到的個人見解，應進行重點和透徹的闡述，從而使論文結構更加清晰，更富有創新性。

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的培養對于推動民族音樂的發展進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構建和完善當前我國高校民族音樂學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模式，利于學生理論創新能力的提高，利于高校音樂教學的發展，更利于我國知識型社會的構建。因此，我們必須注重從過程培養和論文寫作兩個方面來培養民族音樂學專業學生的理論研究能力，從而促進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

傳統音樂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一個民族音樂學者對學科前景的思慮

像往常一樣，大多數論文宣講都是報告自己近年的學術研究成果。然而，在第二天的大會研討中，美國加大洛杉磯分校提姆西·賴斯（Timothy Rice）教授卻以《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為題發表講演，對民族音樂學的走向表達了自己深切的思慮。他在回顧了從越戰時期到目前的全球一體化和經濟衰退始終處于亂世的45年研究生涯之后感慨地說，大概只有15年的研究相對而言是有成效的。他于是提出了“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是否要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對音樂本質的理解是否能夠對那些問題重重的地方有所幫助”和“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如何影響我們對音樂本質的理解”三個關鍵問題。他的結論是：

第一，在社會和經濟總體上不平等的條件下研究音樂會導致民族音樂學家們重新思考他們的研究方法，從而把知識結構從縱向轉至橫向，而橫向知識要在各社區及社區音樂家們都處于平等的伙伴關系前提下創造；第二，民族音樂學家對音樂本質的認識和對音樂在人類社會中的能動作用的理解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幫助社會教育項目和政策的創新；第三，行動的>中動在實踐上有賴于社會語境，而民族音樂學家們在自己國家工作所產生的沖動應該比在國外更強烈i第四，人們可能利用音樂做好事，也可能利用音樂做壞事；第五，在有麻煩的地區從事音樂研究已經引起了對某些民族音樂學家們所聲稱的音樂自身可以改變和建設新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理解的懷疑；第六，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音樂研究可能促使民族音樂學家們朝向那些音樂仍在實踐著、音樂的本質仍是可以認知的聲音領域作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說，這種進步可能引導我們走向另一種民族音樂學；第七，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的音樂研究可能對縮小我們的領域中現存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裂痕有所幫助：第八，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的音樂研究可能引導我們走向有關音樂本質的新理論，而新理論的“鍛造”，正如安東尼·西格爾所說，只能出自于“行動的坩爐”。

眾所周知，賴斯教授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敢于向權威挑戰，并且在上世紀90年代成為西方民族音樂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用含蓄的話語所提出的尖銳問題和有前瞻性的看法代表了嚴肅的西方民族音樂學家們對民族音樂學研究目前所處的困境和今后走向的思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可能不會像賴斯教授這樣“候鳥”般地發聲。他這種始終保持著學者的批判精神和社會良知的品質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在小組發言中，筆者聽到國內學者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保護和發揚的關注。質疑之聲集中在兩點：第一，近期在舞臺上表演的“原生態”音樂是否真正原生態，或者在質量上是否能代表某個原生態藝術；第二，國家認證的“非遺”品種和傳人是否被地方把持變為旅游資源，而真正創造和繼承這種遺產的普通人群卻與他們的傳統音樂生活剝離，得不到關注。據筆者看，我國近十年來所進行的“非遺”申報和保護工作成果還是相當可觀的。處于社會邊緣的地方音樂和少數民族音樂從幾乎自生自滅到“非遺”遍地開花是一個成績巨大的起步，有了這個起步才可能優化提高。質疑的第一點是個“如何做好”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當然要從學術角度爭論，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行動。例如，對“原汁原味”的保存應當通過立項的方式組成由民族音樂學家為核心的專業化攝制組在源頭采錄樣品，制成具有公共產權的音像產品，形成定格，藏之于民。而原生態音樂在民間的保存，則應當允許和鼓勵一定程度的加工，成為舞臺表演藝術，參與旅游文化的競爭和國際巡回演出。否則，沒有發展，就不可能存活。當然，“加工”的方法可能良莠混雜。這次大會的第二場音樂會，是來自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院昆明藝術職業學院表演的云南多民族原生態歌舞專場《彩云之南》。看得出來，這場演出的策劃者和編導是從舞臺表演的需要出發精心篩選節目的。每一個節目代表一個民族或地方的歌、舞、樂精華，總體安排上又有體裁形式的相互配合，情緒上起伏跌宕，從始至終扣人心弦。歌、舞的伴奏只用幾件民間樂器，毫無添加；舞蹈和多聲部合唱有一定編排，但動作和唱法絕對原生態；服飾也有為舞臺整體形象需要的加工搭配，但絕無矯揉造作。在舞臺上，我們看到老翁老婦，也有娃娃；有“非遺”傳人，也有正在學歌習舞的學生。從包括幾百名國內外民族音樂學家在內的觀眾反應上看，這場演出在四場音樂會中最震撼人心。這樣的精彩演出相信在其他地區也有。這證明如果把原生態音樂打造成感人肺腑的經典性舞臺藝術精品也是一條通途。至于質疑的第二點，也正是賴斯教授所說的音樂可能用來做好事，也可能用來做壞事。這是在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所以，他意識到要改變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把縱向的理論研究和橫向的應用研究結合起來，并且要積極行動，以期對時代的進步產生正面的影響。

迎頭趕上的中國學者們

作為國際會議的東道國，上海音樂學院為會議的組織和服務做出了極大的努力，而直接受惠的是國內學者。這使得各大音樂院校、地級的音樂院系甚至自由學者和研究生們都有機會參會宣講論文。這是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繼2004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召開的第37屆世界大會之后的第二次，可謂機會難得。總的來說，我感到中國的民族音樂學者們正在意氣風發地迎頭趕上，宣講論文與國外同層次論文比較毫不遜色。

年輕學者們大多就自己的課題描述一個民間曲種或一種音樂現象的個案。其中，青島大學音樂學院祁慧民的《五音戲音樂發展軌跡研究》給我的印象深刻。她描述了一個地方曲藝小班子如何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傳統劇目走向衰亡的大趨勢中崛起，終于脫胎換骨，發展成有聲有色的大戲的成長過程。通過她的描述，我們了解到山東五音戲的崛起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一是最初的五人（山東話“人、音”同聲）執著地在自己承傳的傳統上不斷吸收其他劇種的長處發展壯大，特別是在唱腔和劇目上豐富出新，同時廣納人才，表現出十足的自信、自立精神。從演示的音像看，他們的形式是傳統的，觀念是現代的，未必成熟，但不保守，具有潛力。這是五音戲能夠崛起的內因。其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劇團能夠借助國內一流專家的協助提高舞臺表演藝術質量和擴大演出面。這是外因。這個課題抓住了現時社會的脈搏，敘事簡明清晰，在文化承傳和戲曲發展兩個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表現出作者的學術眼光。盡管在限時的宣講中我們不可能看到五音戲發展軌跡的全部細節，也沒有聽到作者對這個發展過程更深入的理論性探討，但如果繼續追蹤下去，加深機體解剖式的綜合研究，可能是一部有助于民族音樂發展的力作。

中年學者的論文表現出了研究的深度。如香港中文大學Tse Chun Yan教授的論文《古代中國音樂的半音五聲音階：歷史音樂起源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半音五聲音階”的概念來解釋用“三階”理論很難厘清的半音變化現象，是企圖超越歷史上的正統觀念而以當代的實證研究重新解釋傳統音樂理論的可喜進步。美國Kenyon College（肯楊學院）的韓梅博士的論文《“聲”和“音”：傳統中國箏的美學體現》提出箏演奏的右手撥弦產生“聲”而左手按壓產生“音”的看法，是對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聲、音語義分離論”的一種延伸，也不啻是一種佐證。但“聲、音語義分離”目前只是一種說法，是否可成定論，還需要從漢語語義、音樂史學和文獻學等方面繼續論證。華中師范大學臧藝兵教授結合師范專業的論文《鋼琴教育和暴力：中國鋼琴教育中兒童受暴力現象研究》觸及的也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橫向論題，應當引起重視。上海音樂學院趙維平教授的論文《由敦煌琵琶譜的解釋引發的對古代音樂復原的思考》回顧了古譜破譯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難以超越的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議。在大會第三場音樂會《東亞之夜》的后半場，首演了上海音樂學院葉國棟教授的新作《唐朝傳來的音樂》。這部為亞洲樂器群（古琴、玄琴、牙箏、三味線、三弦詩琴、杖鼓、3篳篥、2笛子）、女聲合唱、管風琴和4管交響樂隊而作的音響宏大、構思精細的交響曲引用了畢鏗譯譜的唐樂《酒胡子》作為主題和交響發展的素材。據作曲家考證，這個譯譜是“具有唐朝音樂特征而遺傳至今的”（引自節目單）。我們從交響曲中部由遠而近的主題陳述中也確實聽到了比早期譯譜更加順暢的古樸曲調。這說明，盡管國內的古譜學研究步履艱難，從世界范圍看，古譜破譯還是有進展的，并且得到了應用。畢鏗的譯譜為什么相對較好，值得我們深思。

在大型學術會議上由資深教授帶領研究生或青年教師參會是～種傳統。來自不同國家的這種團隊一般把論文集中在教授主持的課題之下，從不同角度強調同一個主題。如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圣教授的團隊把論題集中在朝鮮音樂傳統中的“神明”觀念；福建師范大學王耀華教授的團隊在《旋律結構、族源與移民》的題目下論證了用“腔音列”形態分析作為移民遷徙和族源認證依據的可能；臺灣國立大學的團隊則把焦點集中在內地不太熟悉的作曲家周蘭萍的工作與生活軌跡上。東亞國家由于文化語境差別在國際交流中有巨大的語言藩籬，適當地組成團隊參會不失為一個過渡性的好方法。

觀念和方法的更新

通過這次大會，筆者認識到更新觀念和方法，使我們的闡釋在國際論壇上表達得更有說服力，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是我們應當重視的改進方面。人們常常誤以為生吞活剝時髦的詞語或跟著國外某個時髦潮流跑就是觀念和方法的更新，其實不然。沒有學術定力和敢于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更新”的追求可能顯得很幼稚。比如，同是以“樣板戲”為研究對象，香港浸信大學John Winzenburg的論文《“樣板戲”音樂戲劇實驗：以（長城）為例》和美國肯塔基大學Yawen Ludden的論文《將理論納入實踐：于會泳及其現代京劇（杜鵑山）》從舞臺表演和音樂本體研究出發，探討其繼承、革新和融合的經驗。但也有脫離具體分析，僅以西方歷史學家的觀念為“準繩”做泛政治化的評論。兩相比較，哪個更具建設性，更有利于音樂文化的積累，是很清楚的。

在研究方法上，進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用最現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使我們的學術成果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應作為我們的目標。在這方面，丹東市文化局劉桂騰研究員的文獻片《諾敏河的降神人——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薩滿祭祀儀式音樂》率先邁出了可喜的一步。這部30分鐘的HDV高清晰文獻片的全部素材由包括主持者在內的兩名攝像者于2009年8月在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尼爾基鎮西博榮村拍攝。鏡頭角度的選擇、畫面的轉換、景深的調配、音響的清晰度等都令人滿意。后期制作也相當專業化。這部影片記錄達斡爾族薩滿降神儀式，包括主祭大薩滿、升級薩滿和培訓薩滿三個人物的神靈附體過程，從清晨曰出之前到日落之后，時間相當長。那么，如何在現場抓拍足夠的素材和如何通過剪接使所有的細節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展示，就是關鍵。另外，對一個宗教儀式的記錄必然牽涉到人物、器物、事件和樂舞等方面，如何分配鏡頭也需要精心構思。據筆者的粗略印象，此片對樂器、祭器、服飾的介紹多用短鏡頭和短鏡頭推拉組合。片中的人物是分主次的，以大薩滿和陪祭薩滿的長鏡頭為主，但在大薩滿冗長的一句體歌宣唱中用音像分離的辦法穿插信眾頂禮膜拜或其他事件的場景。對祭祀過程的記錄按順序從日出之前樹“托若”（魂靈通天神樹）開始，經過祭敖包、備祭、祭天、神靈附體、信眾酬神祈福、祭牲，到傍晚祭黑羊結束，交代得十分清楚。劉桂騰在影片放映前有一句令筆者震驚的話，說他把這部文獻片看成是一個民族音樂學家對研究對象的不同于文字版本的“轉述”。這就是說，音樂民族志的學術文獻片是一種用音像手段表述的學術研究成果。在目前高清晰錄像機比較普及的情況下，以經過錄像技術訓練的民族音樂學家團隊協作錄制準專業的田野調查現場實況，會大大提高我們在國際會議上的表達效果，也有益于對民族音樂志資料的保存積累。據筆者看，這部影片還可以在保留所有鏡頭的前提下再剪接得更干凈、精細一些，效果可能更好。畫面下方的文字提示很簡潔，不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但由于沒有配音解說，信息量顯得不夠。對不了解薩滿文化的觀眾來說，如果把儀式的主要項目包括薩滿宣唱的歌詞大意都用簡約的中英文字幕顯示效果可能會更好。片頭畫面深邃，字體莊重，有文獻片的嚴肅感。但標題出現兩次，似無必要。如果第一次出現長度加5-10秒，刪除第二次，可以給觀眾更充裕的時間閱讀引言。田野文獻片的好處是只要現場素材抓拍得好，后期制作可以反復修改、精益求精。在我所見的此類影片中，曼特爾·胡德1964年在加納用8毫米單機采錄和制作的黑白電影《會說話的阿通龐神鼓》在攝影、編輯和解說等各方面都是典范之作。中國民族音樂學者能夠奮起直追，令筆者刮目相看。希望劉桂騰先生對此片再做錘煉并將經驗與大家分享。

意外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