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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鎮歷史文化保護不能就保護論保護,也不能停留在對遺產的有限展覽上,而應結合現實環境,“保護下實現利用,嚴管下進行開發”,實現“保護與利用的平衡”。宏觀上,全面統籌鎮域歷史文化遺產,以鎮域自然空間為依托,以桑耶鎮宗教文化為根基,將遺產保護與地區發展結合起來,實現“大遺產”保護的構想。局部上,不僅針對遺產本體的保護,而且包括遺產環境的保護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保護”,貫徹“整體性”保護思路。在保護與發展過程中尋求平衡點,保護是基礎。桑耶鎮是“藏源文化的窗口”,擁有第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并且古鎮肌理保存良好,有大量居民生活于此。因此保護過程中應避免南京夫子廟保護改造中的“去舊建新”行為,也不能走成都“寬窄巷子”保護更新中將原居民全部遷出的道路。生活于此的居民是對當地文化的直接展示,而古鎮的肌理是文物保護單位賴以生存的基礎。在保護過程中應尊重當地的風俗民情并對重要民居進行保護修繕;為避免人口要增長對古城古鎮的保護產生矛盾和形成巨大壓力,分散人口至古鎮周邊的新區。在保護與發展過程中尋求新的平衡點,是要在不損失歷史建筑的基礎上,兼顧其它使用功能。利用是街區發展的“觸媒”,歷史街區將以商業服務功能為主,居住功能為輔。如同上海的田子坊,“在保護促進利用,因利用強化保護”,通過功能置換疏散歷史街區部分居住人口。桑耶鎮應在保證“街區尺度不變,民居形態不變,街坊風貌不變”的基礎上對歷史街區進行利用,最終實現“風貌得以保護,文化得以延伸,環境得以改善,居民得以實惠,經濟得到發展”的目標。
2.桑耶鎮歷史文化名鎮保護措施
(1)整體保護①自然環境要素保護主要包括鎮域地形地貌的保護和鎮區周邊自然山水格局的保護兩個層次。從鎮域來看,高山連綿不斷,北為掉瓦日那山、南為哈布日名山,整個地勢北高南低。而桑耶鎮區則位于鎮域南部,地處藏南谷地,是雅魯藏布江中游串珠狀寬谷地的其中一處。這些獨特的地形地貌成為孕育桑耶鎮各類歷史文化遺存的溫床,要求保護鎮域范圍內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個歷史文化核心保護片區周圍,嚴禁大規模的開山采石,不得人為更變已有山體輪廓,保護已形成的自然生態格局和大地景觀環境,維護境內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觀,嚴禁亂砍亂伐,慎重處置各類旅游區的開發開放。同時,保護桑耶鎮區內幫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觀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視線通廊,進一步整合城鎮、寺廟與山脈、水系及田園之間的關系,優化“谷口型城鎮”的環境特色,強化“山—寺—城”相輔相依的傳統空間建設思想,形成以山為景、以寺為核、以水為界、以林為底的整體模式。在此景觀格局范圍之內進行城鎮建設,應保證自然環境的歷史狀態,控制機動車輛的通行,控制建(構)筑物的建設規模和建設高度。②城鎮空間格局保護為了保護獨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續其城市發展脈絡,對城鎮空間、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鎮組成要素進行分解和剖析。從空間布局來看,城鎮主要分布于兩山一河之間,在澤桑公路的交通牽引之下,圍繞桑耶寺呈現出不完整的扇狀布局形態。從街巷肌理來看,澤桑公路東段、澤桑公路西段和艾瑪龍公路形成以桑耶寺為中心的放射狀格局。同時,由于地處谷地,城鎮內部道路多較為平直。現狀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陽日照的影響以南北向布局為主。綜上所述,桑耶鎮隨著歷史的變遷與發展逐漸形成了“扇形+格網”狀的雙重空間發展格局。尊重桑耶鎮在歷史長河中積淀下來的城鎮發展格局,保留城鎮生長骨架,保護城鎮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盡量減少對老鎮區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質、體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與歷史風貌相協調,對于嚴重影響歷史風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時,建議與老鎮區性質、風格不相符的新鎮或新的功能組團在一定的保護距離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壞原有的城鎮格局和空間景觀。(2)桑耶寺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范圍: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東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澤桑公路。保護文物單位的原真性。嚴格保護桑耶寺、康松桑康林兩個歷史文化保護單位,具體措施為加大技術、資金投入,保護歷史文化街區文物保護單位的原真性,保護其作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護歷史環境的整體性。貫徹“整體性”保護思路,保護整體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實現歷史文化保護單位以及遺產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標志性地位。對桑耶寺進行保護性修復,并對周邊環境進行重點保護和設計,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為全城標志性景觀節點的地位。要求周邊建筑環境與桑耶寺協調統一,高度以不超過烏孜大殿高度的1/2為宜。
3.結語
一、“茶馬古道”的定義、主要路線與歷史概貌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范圍內。筆者以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并不處于茶馬古道的主干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唐蕃古道”,主觀上是想擴大茶馬古道的包融性。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這一特定歷史概念乃至在開發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赤都松贊(676~704年)在位時吐蕃已出現茶和茶碗,稱“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且對不同種類的茶已有所區分和了解,并且還提到一本記載如何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書,名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國史補》也記載,唐德宗時監察御史常魯出使吐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處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這條記載恰好可與《漢藏史集》的記載相印證。常魯入蕃時間是建中二年(781年),較之赤都松贊執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據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見聞錄》記載,唐時飲茶風氣的形成與佛教禪宗的流行密切相關,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而唐時漢地佛教對吐蕃影響最大者正是禪宗,吐蕃時佛教所發生的最大僧諍一“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顯宗(漸悟派)之間的紛爭。(4)所以,茶之最初傳入吐蕃很可能與禪宗向吐蕃的傳播有關,也就是說,是禪僧們到吐蕃傳法的同時也將飲茶習俗作為一種“坐禪不寐”的技巧傳到了吐蕃僧眾之中。《漢藏史集》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又記吐蕃“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5)這段話能說明這一點。但從“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的記載看,吐蕃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其飲用者主要為佛教高僧和貴族上層。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
不過,漢、藏之間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的大規模開通與興起應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潰以后的分裂時期。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為此造成了藏區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模茶馬貿易的興起。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有學者估計,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6)宋代還“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7)從而保證川茶向藏區的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元代銷往藏區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僧俗首領和對其優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8)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達賴喇嘛請求在云南勝州開展互市,以馬易茶,得清廷許可。(12)云南銷往藏區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時規定,云南商販所販茶葉每百斤為一引,由戶部頒發茶引3千,各茶商向麗江府申領引票,經中甸、阿墩子(今德欽)進藏售茶。(13)因當時普洱茶受到藏區歡迎,今中甸、德欽的藏族商隊每年有馱馬300~500匹到西雙版納運茶,銷往昌都、拉薩等地,稱“邊銷茶”、“蠻裝茶”,每年約3000擔。(14)茶葉還是清廷饋贈藏族上層的重要物資,如清廷每年賜達賴茶5000斤,班禪2500斤。由于清代茶葉輸藏規模擴大,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市鎮迅速興起和繁榮。雍正時置打箭爐(今康定)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15)使邊茶市場由雅安碉門深入到藏區,從此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乾隆時,松潘也發展成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邊茶集散地,“人漸稠密,商賈輻輳,為西陲一大都會”。(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爐霍等集鎮也都因茶葉集市和轉運而迅速興起和繁榮。特別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為川藏茶路與滇藏茶路的交匯處,又是川藏南、北兩路入拉薩匯經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為“口外一大都會也”。(17)從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別形成了由雅州、碉門越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爐的“小路茶道”和由滎經、黎州(漢源)越大相嶺、飛越嶺至打箭爐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芒康、貢覺、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爐經乾寧、道孚、爐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薩的北路茶道。但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薩的單邊行程(借助畜力情況下)一般均需3~5個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漢、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的重要經濟聯系,并一直延續至民國末。
二、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特點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19)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20)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匯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22)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23)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24)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25)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26)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27)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28)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29)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茶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30)
三、開發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筆者認為,當前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至少有以下三個意義:
一、茶馬古道可成為發展藏區旅游的一個黃金品牌和黃金路線。
當前藏區人民要求發展的愿望非常迫切。這種迫切的發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個藏區聯合舉行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主要動因。且從藏區的實際來看,旅游業可能是藏區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會協調發展的產業。發展旅游對于藏區社會至少有兩個最直接的好處:一可促進開放,開放可促成觀念的轉變與更新;二可促進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電力等)建設和對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這兩點乃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區發展旅游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即藏區的范圍太大,地域遼闊,藏區各地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又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各地都僅僅強調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就勢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難以發揮藏區在旅游上的整體優勢,也很難使藏區的旅游資源對外形成強大影響和輻射。因此,我認為,從“茶馬古道”這一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路上切入,讓“茶馬古道”成為藏、川、滇藏區實現旅游發展的一個整體戰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對于有效發揮藏區各地的優勢和特點,構建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和輻射力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藏區各地各具特點的人文與自然等旅游資源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馬古道”就是一根線,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連起來,將一顆顆單一、分散的珍珠變成一串美麗的項鏈,從而構建起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與品牌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茶馬古道獨具特點的旅游資源已顯示出其旅游開發前景無限廣闊。事實上,今天已經成為旅游熱點并仍在急劇升溫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兩地,都只是茶馬古道分別在云南藏區和四川藏區的兩個起點而已,它們率先成為旅游熱地絕非因為其旅游景觀在茶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內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前景來說,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與四川康定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馬古道開發對弘揚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知名度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個旅游品牌,更是一個文化品牌。茶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僅記錄了千百年來藏族人民不畏艱難險阻,孜孜不息地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相抗爭的民族精神,也記錄著藏族人民的開放意識,記錄著漢、藏人民源遠流長的情誼與歷史關系。所以,茶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足跡,也是中華民族寶庫中一份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開發和宣傳茶馬古道這個品牌,既是宣傳藏民族的歷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與中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緊密關系與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此外,茶馬古道沿線本身即是一條展現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樣性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地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展示藏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點,宣傳和弘揚藏族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拉薩以享譽世界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景觀而馳名中外;日喀則以歷代班禪主寺扎什倫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則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擁有塔爾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點而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區則因地處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交通相對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區中一直偏低,其經濟發展程度在藏區中也相對滯后。不少對藏族情況較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區。與川、滇藏區相接的昌都地區則因地處之最東部、又遠離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較低,其經濟發展條件也相對不利。在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地區發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開放之程度。而開放的程度又顯然與該地區的知名度即是否對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關。由于茶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區正是處于橫斷山脈地帶景色壯麗的昌都和川滇藏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的知名度,加快這一相對滯后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茶馬古道的宣傳及開發利用有利于增進漢、藏民族團結和維護藏區穩定。
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千百年來,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藏民族同祖國大家庭緊緊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傳和開發利用茶馬古道,在今天對于密切漢、藏關系,增進漢、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航空、火車、公路等現代交通手段的開辟,茶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從前,昔日人背畜馱、“連年累月,絡繹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復了。但是,今天歷史又重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開發茶馬古道來發展旅游,通過旅游來溝通藏區與內地、藏區與世界來促進藏區的開放與發展,也促進漢、藏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聯系與溝通,從而讓茶馬古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煥發其加強漢、藏聯系與漢、藏團結的紐帶作用。因此,開發茶馬古道其意義遠不止于旅游一項,它對藏區社會發展各個方面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更為廣泛和持久。
鑒于茶馬古道開發在當前對促進藏區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茶馬古道”應該是一個大思路、大手筆,需要有一個高起點的定位。也就是說,要把茶馬古道開發提高到加快藏區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來考慮和認識,而不能單單將它定位在旅游開發的層面(雖然不能否認旅游層面的操作將是茶馬古道開發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茶馬古道作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獨特的文化品牌,作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它的涵蓋及其對藏區發展所具有的現實和潛在意義與作用要遠遠超過了旅游開發層面。因此,從更高的目標著眼,如果我們能通過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與利用,讓茶馬古道成為一條與“絲綢之路”齊名的享譽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對于藏區的發展和弘揚藏族優秀文化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茶馬古道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不僅將使之成為我國西部一條絢麗多姿且極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發展的茶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1)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
(2)李肇:《國史補》下卷。
(3)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
(4)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見注(1),第143~145頁。
(6)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7)《宋史·黃廉傳》。
(8)(9)《明英宗實錄》卷177、291。
(10)《續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開發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會普查隊:《貢覺縣發現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會文物普查隊:《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掘石棺葬》,載《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文管會文物普查隊:《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以歷史文化資源為導向的規劃方法:規劃對古鎮山水格局進行整體保護,理山順水———村落的空間關系,保證古鎮所依托的外部環境與古鎮相協調,同時對古鎮的原始空間形態加以控制,避免破壞古鎮生態環境和整體風貌,體現“天人合一”的傳統理念.挖掘傳統空間元素,構建文化古鎮入口空間.規劃范圍內,復原傳統文化古鎮元素,如山水格局、特色建筑、園林、文化景點、米市碼頭、河道空間、牌坊等,通過挖掘古鎮的傳統文化元素,對其進行保護和傳承,以體現歷史文化古鎮的地域特色.
2古鎮歷史建筑保護與傳承
實踐證明,正確的保護理念與科學的保護方法是歷史建筑保護和傳承的前提與保證.歷史建筑重在永續利用,只有充分發揮和利用歷史建筑的空間價值,才能體現出歷史建筑的核心價值.另外,歷史建筑面廣量大,應該根據其不同的現實情況,制定不同級別的保護與利用措施.從以往古鎮保護案例中吸取經驗,從規劃層面的空間要素、天際線等角度,以及建筑角度對建筑細部、建筑立面類型、環境要素等多方面深入思考.歷史文化建筑改造應保證其形式、高度、體量、飾面材料以及建筑色彩、尺度、比例上與古鎮建筑風貌協調.舊建筑的適應性改造再利用,不論其空間價值如何,歷史記憶價值的保留和營造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出發點.許多時候,這種歷史記憶價值遠遠大于空間使用價值.
3案例分析
為深入探索和了解建筑理論的實踐性,以運漕歷史文化名鎮綜合開發項目實踐為例,探討古鎮歷史文化建筑規劃與保護設計的特點.
3.1古鎮概況
項目選址于馬鞍山市含山縣運漕鎮,項目規劃用地位于裕溪河畔北,地塊范圍內包含運漕酒廠原址以及酒廠東側至幸福街西側的部分民居.方案主旨:一方面以保護歷史文化為根本,改善古鎮人居環境為基礎,以提升功能為導向,力求將項目打造為安徽省旅游名片,成為體驗“最安徽”傳統文化的代表,成為安徽的“城市會客廳”.另一方面提升古鎮環境品位和城市美譽度、關注度,打造特色的古鎮名片,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共贏.
3.2總體規劃
3.2.1古鎮“梳式”規劃格局運漕古鎮民居,從單個民居來看,顯得有些擁擠和凌亂,但從總體看,卻又顯得錯落有致,協調統一.古鎮鼎盛時期,全鎮有36條大街、72條小巷,與臺、樓、廟、閣、坊等建筑交相輝映,構成“過街木樓石板街,青磚小瓦馬頭墻”的優美畫面.粉墻、青瓦、馬頭墻、磚木、石雕,以及層樓疊院、高脊飛檐等和諧組合,構成了運漕古鎮建筑的基調。
3.2.2總體規劃布局本地塊原始街道由幸福街、灣巷、五福和巷、徐家巷、以及橫向的西大街和沿河路組成了獨具風格的“梳子形”街巷文化.經過前期調研、分析,本區域西大街、幸福街、保留的老酒廠建筑之間基本保留了原有村落縱向街道的“古鎮梳式肌理”.以保護古鎮的肌理為核心,新建街巷尺度服從古鎮的肌理,形成協調的城市空間結構.規劃參照運漕古街巷的布置原則,結合運漕老街原有的尺度與空間格局,保持原有街巷的尺度感與空間感.重要節點位置,通過“情景再生法”恢復本地塊原有的五福和葷館、洪義泰等代表性商號,將其打造成運漕古鎮的標志性啟動區域。作為古鎮的主要展示面———街巷空間景觀,是由建筑、街、綠化、水等元素,結合古鎮生活、社會交通等功能而形成.規劃設計的著重點是反映建筑風格、地域特色的歷史街巷以及古鎮原本的空間肌理.空間肌理:不僅是古鎮歷史文化風貌的視覺關鍵性因素,也是古鎮空間組織及構造形態的體現.空間肌理的理解有兩個方面:
(1)空間肌理在建筑布局上,可理解為圖底關系;
(2)空間肌理在空間尺度上,可理解為各個元素組成的空間結構.傳統小尺度街巷與組合院落式樣建筑群,因內部單元的屬性變化的組合變化形成了街坊構成特點:內部巷道曲折,而陸續加建的房屋,較為自由,平面肌理帶有自由化傾向.與建立豐富的動線相伴而生的策略就是開放空間.在舊建筑中,其原本的空間特征、結構邏輯、材料肌理等均需要在開放的空間內明確呈現,故在設計中,設置多景觀廣場,以保證空間具有足夠的開放度,植入休息、展覽等功能.空間視線:傳統古鎮街巷中,人們在運動中觀察景物的要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滿足,“隔景”、“對景”“、障景”“、夾景”、“框景”等建筑和景觀手法多有運用,不僅增加了街巷的趣味性,而且加深了空間的內涵感,體現了“空間增值”的特點,古鎮村落曲折的街巷空間,造就了街巷空間的光影變化,給人以美輪美奐的空間想象.輪廓線:坡屋面、馬頭墻、斗拱翹角、裝飾木構件等,在構成街巷空間景觀中,這些元素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坡屋面與馬頭墻的輪廓線,在視覺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層次感、節奏感、韻律感.古鎮整體憑借坡屋面與馬頭墻的交相輝映,一個完整的古鎮印象基調由此確立。
3.3建筑設計
歷史文化建筑街區的建設采用原始街巷尺度復原,整體上以民居建筑尺度為基調,聚合的小體量的采用,歷史街巷空間肌理的縫合,以錯動的建筑手法強化建筑空間肌理,使之向整個古鎮空間肌理平緩過渡,相映相融。立面控制街巷空間重點從三維立面出發,以再現古鎮歷史風貌及生活氛圍.主要體現在:各個節點的空間肌理設計和古鎮街巷基礎設施以及一些裝飾木構件上.修復街巷空間,維護組成古鎮傳統歷史文化風貌的各種要素,如坡屋面、馬頭墻、沿街立面、水體、駁岸以及裝飾構件等,以保證各種元素相互之間的協調關系。注重建筑第五立面———屋頂設計屋頂改造采用古徽州傳統的四水歸堂形成,采用四邊坡屋面向中心傾斜,采用輕巧的屋面瓦以及輕鋼支撐以減輕屋面荷載.歷史文化街區力求與原有建筑群相似,自然融入到整體環境中,坡屋頂以古鎮民居重疊往復的屋頂為原型,進行錯動變化,采用折線連續的坡屋頂,形成與古鎮空間肌理一致的屋頂景觀。
4結語
同時,在如今日益同質化的傳媒競爭中,在傳媒營收渠道單一的現狀下,如何開發內容資源,如何開拓盈利路徑成為構筑傳媒業競爭優勢和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西方的傳媒跨國公司也在經營中得出必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運作”的結論。開發本土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獨特的傳媒內容,不但能在品牌攀附、傳播影響、優質客戶開發、主營業務延伸上都占得先機,而且有可能通過開發。建立傳媒產業鏈,引發盈利的乘數效應。這樣,不僅能凸顯其的特色,打造核心競爭力,而且能開發新的盈收渠道和盈利模式。總之,歷史文化資源的傳媒內容開發不但會實現傳媒內容的開拓,獲得新的盈利渠道,而且會成為推動一地文化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主要助力。
歷史文化資源的傳媒內容開發可以從以下開發的思路中得到啟示:
文化歷史資源的影視內容的開發
從立體的、系統的角度,歷史文化資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為二個層面:物質層、思想制度層、文化心理層,影視劇頁是多種文化要素的綜合體。因此,文化歷史資源可以為影視劇綜合利用。成功的影視劇能使文化歷史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創意之下,將歷史文化資源用影視的方式呈現出來。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娛樂公司從網上獲得了中國云南祿豐的侏羅紀恐龍化石,以及轟動世界的河南西峽恐龍蛋的資料和圖像,受到極大啟發,攝制出科幻巨片《侏羅紀公同》,獲得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商業利潤,上演31個星期后國內票房收入達3.4億美元而海外票房更達破記錄的5.3億美元。又如,數年來,傳媒界投入巨資,陸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拍攝成電視連續劇和電影等,獲得成功,深受觀眾好評,不少國家向我國購買版權,不僅獲得豐厚的經濟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紹宣傳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聯合攝制的41集大型人文風情叢片《火之舞——告訴你一個楚雄》,用電視這種科技手段搶救和開發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書式的大展示以及與國際影視接軌的藝術手法,舉起了文化傳承的火炬,展示了一個地區的民族文化景觀,將“博物館”辦到了電視熒屏上。它在我國宣傳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成功的嘗試。
其二是利用電視的影響力度大,受眾數量多、啟動成本低、傳播速度快的特點,依托電視平臺成功把歷史文化資源與市場開發結合起來。例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就是以《論語》、《莊子》為資源,借助《論語心得》、《莊子心得》這些大眾化的解讀為策略,不僅創造出令人羨慕的收視率,獲得很好的廣告效應,打響欄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歷史資源的旅游業開發時,積極把文化歷史資源開發與電視業內容的開發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歷史文化資源與電視業密不可分的資源共享、互利共贏模式,可算做另一種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與南京市電視合開辦了全市第一個電視專題旅游欄目“邊走邊唱”;與南京電視臺新聞中心聯合在南京早新聞中開播《南京旅游頻道》。二、文化歷史資源的出版內容開發
盡管當前大多數地區對于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還主要停留在旅游業和工藝品生產方面,但人們已經意識到,出版內容對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比旅游和藝術表演廣闊,它使千里之外的人們直觀、形象、真實地了解客體,可以表達較深刻的思想和體驗。所以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出版內容開發可以延長其開發的產業鏈,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圖書出版內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圖冊、畫冊、字帖等圖書,常常是圖書市場的“長銷書”,銷量穩定、持久。毋庸置疑,這是一種歷史文化資源圖書出版內容開發是可以考慮的路子。但更難能可貴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運用自己的創意和繪畫技藝的結合對中國古代先哲思想的開發。
孔子、孟子、莊子、佛陀以及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家,是古代文明留給今天的一筆燦爛財富。它們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紙張上,流傳了千百年。由于內容艱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書面語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語言也發生了極大的差異,所以現代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可以直接閱讀。20世紀80年代,中國臺灣漫畫家蔡志忠采用現代漫畫的形式,創造性地解釋了古代孔子、孟子、莊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讓今人與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對話。他把中國古代繪畫的樸實大方與現代漫畫的浪漫調侃結合起來,用現代人都能理解的繪畫語言,深入淺出,幽默風趣地表達了古代東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畫作品使當代年輕人能避開艱深隱晦的文字,在輕松愉悅中了解中國古老文化。他的漫畫集以19種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總銷售量達3400萬冊,被稱為亞洲藝術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畫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內容。文化歷史資源的音像出版內容開發,市場廣闊。音像制品《中華泰山》、《云南風光》、《納西族古樂》、紅色經典《紅太陽》、黃梅戲《女駙馬》、《天仙配》、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鋼琴協奏曲《黃河》等均受到不同層面消費者的歡迎。
不僅可以單項開發,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華風氣象影視集團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視角,第一次真實而詩化地再現了徽州美麗的山水和精細雅致的人文景觀,全方位地詮釋了這方華夏名區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橋、書院、戲曲、繪畫、醫學、工藝、商幫、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號,這些極具感染力的視覺形象,不僅呈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現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倫理準則,同時還揭示了這些文化遺存背后蘊涵的內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走遍中國》播出后,獲得了較高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被稱為“笑話王國”的山西萬榮縣,在政府的支持下,斂力于開發萬榮笑話音像內容產品的案例尤為突出,值得借鑒。如縣委宣傳部、廣播電視局聯合錄制的萬榮笑話光髓,選用本縣笑話大王柴振剛、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擔當演員,選擇縣內農家院落、打麥場或田野為外景地進行拍攝,地方特色濃,笑料百出,十分暢銷。相聲大師侯耀文主講萬榮笑話的專輯,傾倒全國億萬觀眾,”2001年其笑話產品“銷售額高達500萬元,獲利325萬元。”
三、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內容開發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新媒體日益走進千家萬戶,文化歷史資源的新媒體開發不但為文化歷史資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臺,而且能實現其新的價值。例如,南京市將南京的文化歷史資源搬上網絡,創建了金陵旅游網等網絡宣傳平臺。2007年,“網上游南京”網絡虛擬旅游平臺也通過了專家評審。
不但歷史文化資源的網上開已成氣候,游戲開發更是火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記》衍生的網絡游戲就有《大話西游》、《夢幻西游》、《快樂西游》等多款主流游戲,受到了市場的追捧。
面對文化歷史資源開發的大潮,筆者認為首先要實施“產品模仿”戰略,直接借用創新者的成功經驗是成功的捷徑。
安全問題作為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更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關鍵在于如何處理“保持歷史風貌完整性”與“保障街區安全性”之間的矛盾。強調一方忽視另一方都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不負責任或者是對歷史文化、對遺產的褻瀆。所以當前最重要的是結合歷史文化街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制定具有實際操作性的防災、減災方案,力求真正做到既充分保護街區的歷史風貌完整性,又有效消除街區的各類風險隱患,為人民的生命財產提供保障。就目前所知,歷史文化街區的安全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1消防
1.1.1建筑防火
建筑單體的結構、材料、修建年代、完好程度等,均影響該建筑的安全等級和相應的修繕保護措施。
1.1.2生活防火
日常生活中存在引發火災或不利于逃生、疏散的安全隱患,如私拉亂接電線、使用“熱得快”等不安全電器等。
1.1.3消防設施
按照國家關于消火栓的布置要求,“室外消火栓的間距不應超過120m,保護半徑不超過150m”考慮到歷史街區房屋密集且大多防火等級較低,“室外消火栓的間距應縮小至80m左右,布置在路邊或較大的建筑庭院中。”
1.2抗震
抗震主要考察建筑單體的結構、材料和質量狀況等,對抗震等級較低的建筑進行適當修繕和加固。另外,違章的建筑往往存在結構不穩定、材料性能較差等問題,因而抗震性能通常較差,震災發生時容易坍塌造成人員傷亡。對這類建筑應該予以拆除,并加強監管,禁止任何形式的違章建設。
1.3疏散
老街區中經常會有違章設置的商業廣告牌、居民私自堆放的雜物等,它們擠占疏散通道,會成為逃生避難以及消防車通過時的障礙。因此,在街區的安全保障工作中,務必要確保疏散通道暢通。
2五大道街區現存安全問題
本文重點關注的五大道街區,其用地功能以居住為主,兼有少量辦公、商業、教育用地。除居住功能外的其他功能均成點狀分散分布,沒有完整功能片區。其中居住建筑多為里弄式住宅和獨棟花園洋房,兼有少量后期建設的4層集合住宅。洋房建筑多為一般保護,有少量重點保護及特殊保護。建筑以2-3層磚木結構居多,大多采用自然的石材或磚作建筑材料,多為建國前建設。目前大部分建筑主要作居住辦公用。從街區肌理來看,五大道街區整體呈現較明顯的低層高密度的歷史街區空間形態特征。但目前,大量臨時性建筑已破壞了該街區傳統的建筑密度結構,因此,對空間的梳理——去掉現狀中臨時建筑和隨意加建部分,提升空間環境品質,是未來的保護控制中應注意的。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五大道街區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2.1建筑單體方面
2.1.1建筑結構、材料等防火性差
五大道街區內老建筑普遍采用磚木結構,后期建設新建筑普遍采用磚混結構,兩類建筑相互臨近,分布交錯復雜、總體耐火等級低。建筑材料以石材、仿石材為主,墻體多為古褐色清水磚墻,不易燃、耐火性較好。但主要構件如梁、柱、檁條、椽子、樓板、門窗等多為木制木構件,耐火極限低。
2.1.2建筑老化
以磚木結構為主的傳統住宅建筑年代久遠,建筑折舊率相對較高,對自然和人為破壞免疫低下,大多不同程度發生物理性老化,如結構破損、腐朽、設施陳舊。盡管五大道街區的建筑多屬保護建筑,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保護政策未完全具體實施,雖然主要沿街建筑多有進行修繕加固,但是地塊內部一些居住院落仍舊破敗失修,再加上各種無序改建、加建、拆建,使得許多傳統建筑面目全非,有的已成為危房。
2.1.3建筑質量
該地塊內建筑大部分屬于產權私有、或私家居住、或雜居居住的院落。對于私有產權的建筑,因不同的經濟條件和生活需求,建設方的不統一,資金投入不同,建筑保護的相關知識不夠,造成了目前改擴建建筑質量參差不齊、反差較大的情況。
2.2疏散體系方面
目前,該區域內聚集了行政辦公、商務、商業、文化娛樂、教育、居住等眾多功能,這些功能的相互重疊干擾,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人員密集,疏散困難的問題。
2.2.1疏散通道
該區域的疏散通道主要由地塊周邊的城市道路構成,道路通行情況和質量良好,可以滿足疏散需求。但是由于歷史街區本身低層高密度的特點,建筑之間間距偏小,所以現狀可用作疏散的街巷路較為零散,不成體系。另外街巷疏散道路本身較窄,隨意加建的臨時建筑和隨便堆放的雜物造成道路不通暢,難以達到避難疏散要求。狹窄的街巷也大大妨礙了消防車輛的抵近,普遍只能采用人工滅火方式,增加了火災的危害性。
2.2.2疏散場地
根據城市抗震防災規劃標準,“緊急避難疏散場地用地不宜小于0.1hm2,服務半徑為500m,固定避難疏散場地不宜小于1hm2,服務半徑為2-3km。”由于歷史街區自身的局限性,其內部大面積的開放空間較少,道路情況復雜,所以根據具體情況,將“緊急避難疏散場地的服務半徑定位200m,固定避難疏散場地的服務半徑定位500m。”五大道街區可以用作避難疏散場地的開放空間主要有民園體育場和睦南公園等,作為固定避難疏散場所基本可以覆蓋整個五大道街區。但是缺乏緊急避難疏散場地,從服務半徑來看也不能覆蓋整個地塊。
2.3公共管理方面
2.3.1違章建設
有些居民為拓展使用空間,在建筑外墻之外私自建設單層磚房,這種違章建筑結構簡單、材料簡陋,防火性能和抗震性能都很差,若有災害發生極易造成人員傷亡。另外,這種“搶地盤”的做法嚴重縮小了街巷的消防通道寬度,不利于消防車的進駐和滅火救援工作展開。
2.3.2堆放雜物
老街區內的巷道往往較窄,但存在多處私自堆放的雜物,使通道的通過性進一步降低。一旦有險情發生,將阻礙人員的逃生疏散。這些雜物中還包括木材、塑料、垃圾等可燃物,本身就構成了火災隱患。
2.3.3私拉亂接電線
該街區電氣線路敷設較早,承載力有限,并且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化,而居民私拉亂接電線的行為卻屢見不鮮。若電氣線路的用電荷載超過其最大承載能力,會造成過載發熱,極易引起火災。
2.3.4居民安全防災意識
五大道街區中居民具備較強的防災意識和日常防災常識,對災害發生時的逃生知識也有所了解但不夠全面;對街區疏散通道較為熟悉,但普遍對滅火器的使用方法感到陌生,缺乏關于急救的培訓。
2.4消防設施
現狀的消防栓按照80m服務半徑不足以覆蓋整個地塊,且分布不均,不滿足消防要求。
3五大道街區安全問題改進思路
3.1建筑整改
通過對區域內建筑的年代、質量進行綜合分析,確定區域內非保護建筑的整改措施。保留區域內大部分建筑,拆除少數建筑質量差的建筑。修繕已是保護單位的建筑,維護其傳統風貌并加強建筑質量;非拆除的建筑應對其主要構件進行耐火防火處理,以減少木制構件的火災隱患。對于墻體老舊破損的建筑應進行建筑修繕,防止建筑損毀材料脫落傷人。
3.2完善基礎設施
按照服務半徑80m的布置原則,盡量選在路邊或較大的院落內增添消防栓,使該地段所有消防栓的服務半徑疊加起來能夠覆蓋整個地段。
3.3完善街區綜合防災體系
3.3.1功能分區調整
面對地塊內違章建設不斷、物質環境破損和生活品質低下等狀況,應對地塊進行功能調整,合理的調整服務設施、商業設施的位置,引導疏散人口以解決目前人口密度過于集中導致的消防安全隱患。對地塊功能進行重新調整,將人流較為集中的商業、辦公、公共服務設施設置在易于疏散的位置,相對人口密度較低的洋房作為私人住宅。
3.3.2適當位置添加防火分隔
考慮街區建筑的布置,設置防火墻等防火分隔物,選擇適當分區方式,將整個區塊劃分為若干個防火單元,防止火災的蔓延。采取在木質門窗外包金屬、清磚、石塊等其他耐火材料的方法對分區處門窗進行處理,有效保護其傳統風貌。
3.3.3劃定消防分區
恢復和疏通被周圍居民占據或廢棄的街巷道路,拆除違法建筑、清除雜物,結合綠化植物等開放空間,將區域劃分為若干個“消防安全分區”。單獨隔離特殊保護的歷史建筑,保證與周圍建筑有相當距離,同時利用周邊開敞空間配置符合一定服務范圍的“消防安全分區”的疏散場地,提高安全保障。每個安全分區內至少配有一個消防栓,并按一定半徑配備手持滅火器和相關標志。
3.3.4清理消防通道
對歷史街區違章建筑和部分無保護修繕價值、耐火等級低的建筑進行拆除;清除影響防火間距的障礙物;處理防火間距不足的地下電氣管線。疏通街道小巷,保持疏散通道的暢通;設置緊急消防專用通道;提高支路、小路的通行能力。
3.4加強街區公共管理
3.4.1加強監管,確保疏散通道的暢通
拆除歷史文化街區內違章占用街巷空間的建筑和商業標志,清理私自堆放的雜物,加強日常生活中對此類違章行為的監察管理,確保各級疏散通道暢通。如可由居委會派專人,或居民推選的防災安全志愿者定期檢查轄區內的各個疏散通道,一旦發現違章建筑或雜物立即追查來源、限期清理并對相關責任人進行一定程度的懲處。
3.4.2規范電氣管理
首先,整改歷史文化街區內老舊的電氣線路,拆除居民私自違接的電線電纜,設置漏電保護開關。其次,規范使用者的用電行為,禁止使用具有較大火災隱患的電器,嚴禁私拉亂接電線;嚴格管理商業場所電源。第三,加強監管街區內電氣的使用,由專人負責,定期對轄區內電氣使用情況進行檢查,發現違規行為立即更正,并對相關責任人進行查處。
3.4.3嚴格控制火源
嚴格管理街區內一切火源以及各種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玩火;控制煙花爆竹的燃放;規范居民的燃氣使用;規范煙民的吸煙習慣等。
3.4.4強化火災探測與報警系統
通過火災智能探測裝置及時發現火災,通過網絡化的報警系統及時將信息通知居民、游客、消防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從而迅速、有效地控制火勢,將可能發生的災害降至最低,保障居民和游客的生命財產安全。
3.4.5加強宣傳教育
結合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的自身特點,開展有針對性的安全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居民和各類使用者的防災、減災意識,并使之具備一些基礎的逃生、急救知識。借助人民群眾的力量及時消除各類安全隱患或有礙逃生疏散的行為;增強街區居民的防災意識和災害發生時的應對技能,將災害可能導致的損失降至最低。充分發揮社區綜合管理小隊、居委會和老年活動小組等民間組織的作用,依托其多種社區活動,開展消防宣傳,普及救火設備使用、震災避難所、逃生通道等知識。
4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