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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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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小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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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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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 就業 教學改革 研究現狀
大學生就業的相關理論
就業理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認識深化和不斷發展的過程,大致分為三類:傳統就業理論、凱恩斯就業理論和現代就業理論。
(一)傳統就業理論
傳統就業理論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B.Say)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傳統理論認為,在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下,完全競爭市場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不會出現“非自愿性”的真正失業。因此,傳統就業理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干預要素市場調節,這種觀點在現實世界顯然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就業理論
經濟學家凱恩斯從理論上否定了市場價格機制會自動調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認為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會就業平衡經常處于一種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拉動需求,以實現促進生產、提高就業的目的。
(三)現代就業理論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并存的現象。“滯脹”現象引發了對凱恩斯政府干預理論的批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失業問題與30年代有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量失業,而是一種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失業。為此,提出應實行積極的人力政策,重視對勞動力的再培訓,完善就業服務,以及通過多種綜合治理政策增加就業需求。
國內關于大學生就業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
(一)大學生就業特征研究
1.群體特征。作為一個受過較長期教育的特殊群體,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受個體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表現出如下特征:首先,與大專生、技校生相比,大學生在知識的深度、廣度和技能的熟練程度等方面優勢明顯,有些大學生在校期間就有一定工作經驗或參與實際項目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求職有很大的幫助。其次,在考慮未來發展方面,與高中畢業時相比,大學生有了更多的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對職業發展有一個相對長遠的規劃,因而求職目標更為明確、心態也更成熟。最后,隨著我國高考制度對學生年齡限制的放寬,還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就業問題上需要考慮家庭、婚姻等生活上的現實問題,受婚姻家庭等牽絆的壓力較大,這也限制了他們在就業去向上的一些選擇。同時,由于投入了較多的教育成本,大學生的就業期望值比較高,這主要表現在:對單位性質、薪水待遇、工作崗位、專業的對口度、就業區域等方面要求較多。
2.個體特征。大學生對自身認識定位不足,在求職過程中存在著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學生總是拿身邊同學的就業標準來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單位非常適合自身發展,但因與他人選擇的單位做不必要的比較后,也會彷徨放棄。事后卻又后悔不已,導致一些畢業生落聘。第二,自負心理,一些大學生認為自己是社會中的高層次人才,所從事的工作也應是社會中高層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從基層做起。這種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學生擇業就業時“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誘因。第三,功利心理,許多大學生把追求優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業發展機會、社會人文環境和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區作為自己擇業的首選目標,對縣以下和西部地區則持漠視態度。在國家需要、發揮個人專長與獲得高收入、高社會地位之間存在兩難選擇時會不知所措。
(二)大學生就業現狀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對大學生就業的整體形勢分析。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需求旺盛,從長遠來看整體就業形勢好,如屈百達(2004)通過對中美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指出美國的大學生就業己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近幾年大學生失業與滯后狀況加劇,越來越多的新畢業大學生不得不從事低層次簡單勞動。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的大學生就業情況要好得多,不過某些學科、專業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現就業難的苗頭。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近年來隨著高校本科畢業生普遍性就業難的問題日益浮出水面,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
2.關于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和行業流向的研究。寧小華(2002)指出,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呈現出兩個傾向:其一,在學校所在地就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廣東以及東部發達地區就業的大學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區就業的大學生相對比較少。另外,在行業流向上,大學生的就業單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學歷層次的金融單位為主,國有單位依然是大學畢業生的主要吸納單位。但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非國有單位就業已經逐漸成為今后的趨勢。
3.關于大學生擇業觀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大學生擇業和擇業期望值都比較高,而且他們的年齡較大,已經是成人,有些還存在婚姻、家庭問題,因此擇業心態也更為復雜。還有學者指出,當今大學生擇業觀出現了趨于功利化的現象,許多人對功利標準的追求強于對事業發展和社會貢獻的愿望,過分突出自我,片面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忽視對社會的貢獻,注重經濟效益,缺乏遠大的理想和奮斗目標。
(三)大學生就業市場研究
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近年來我國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變過去“統包統分”的分配體制為“由政府調控、市場導向、學校推薦,學生和用人單位之間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由此確立了大學生就業市場。王春莉(2007)指出,大學生就業市場看“實力”不看“標簽”,即用人單位越來越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在選用人才時不單要看學歷和身份“標簽”,更要求應聘者具備企業所需要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目前大學生就業市場存在主體發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資機制不健全、運作不規范等問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發揮市場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個人因素,由于自身學習周期的加長與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學歷層次的進一步提升,致使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就業期望值比較高,從而影響到個人就業。第二,學校因素,重視專業教育,忽視思想教育;忽視與用人單位的聯系,缺乏必要的就業指導,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學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價值觀會對對大學生的擇業觀產生較大影響,一般來講,家長文化程度愈高,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會因素,社會因素主要是指國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進就業或者人才流動方面所制定的方針政策,以及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大學生就業所造成的影響。
(五)大學生就業政策建議研究
關于就業政策建議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問卷調查、個人訪談等實證研究,通過對部分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的基礎上分析其影響因素,給出相對應的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論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如紀軍、楊鷹(2008)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出大學生就業難的幾個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六)大學生自主創業研究
“以創業促就業”的大學生就業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學生具有“心理素質趨于成熟;社會閱歷豐富;擁有一定的啟動資金;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等優勢條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經驗,高層次人才的創業將成為我國提高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競爭能力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國外高校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教學改革措施
(一)英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英國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一直走在國際前沿。他們研究得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形勢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個體影響因素方面,所學專業是影響大學生就業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專業的就業差異非常顯著。專業對進入工商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影響不如對學術單位的影響大。其次,所就讀的院校也會影響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如牛津、劍橋是英國傳統的名牌大學,其大學生就業前景比其它大學好得多。大學生所獲得的學位級別與其就業機會也有關系。再者,大學期間所學的學位課程實用性較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適應面就廣。
(二)美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美國的大學生教育體現為多元化的培養目標,與培養目標多元化相對應,美國大學生培養模式也是多樣化的,主要有專業式、協作式和以課程學習為主的教學式三種。專業式適用于培養教學科研型及其他高層次人才;協作式適合于應用型、開發型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而教學式則適合于專業學位教育及研究生課程教育。三種模式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多樣化需求。此外,由于現代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日益緊密,加之市場競爭加劇,使得大學同企業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強,美國一些高校改革大學生培養模式,把教學、科研與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培養工商界所需各類人才,畢業后直接進入其合作企業中就職,或與企業界建立教育聯合體,合作培養研究生。斯坦福大學就是通過與市場、企業緊密協作,創造了“硅谷”奇跡,成為高科技時代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日本的大學也敏銳地意識到,在21世紀,人類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科學技術與人類之間的接口問題,單靠對科學的探索和高新技術的開發是不夠的,還需要對人類社會普遍意義上的理解和人文社會科學新思想的支撐,因而探索并創造了一種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壘的跨學科教育,并在日本東京大學成立了社會工學研究生院。該院以“創造人類與科學技術協調發展的社會”為理念,以“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群”為研究對象,以“新的理學”、“新的工學”為特色,創設了新的專業與課程體系,著力于新領域開拓。總之,該院畢業生輸送到社會中,已不僅僅限于謀取一個職位,而是能夠通過其理念與研究方法,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為全球作貢獻。
結論
從上述研究內容來看,關于我國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相關的綜合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方面為主,對大學生就業缺乏系統性、邏輯性與前瞻性的認識。雖然也對個人、學校、社會三方面作了分析,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思想教育工作者關注的是大學生擇業觀念的變化;日常管理者關注的是大學生培養質量與就業的關系;就業指導工作者關注的又是如何改進和加強對大學生的就業指導等。事實上,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把大學生就業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并提出總體對策的重要性。從長遠來看,及時深入地研究和解決大學生就業中的問題,科學地提出應對方法,不僅對于做好大學生就業工作、促進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充分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刺激本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等方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大學生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非常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屈百達,白瑞林.美中理工科研究生就業對比及其啟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1)
2.寧小華.“極點”對大學生就業地區流向的影響[J].中國大學生就業,2002(8)
1.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東方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阿爾泰諸語言專家楊虎嫩(JuhaJanhunen)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多次到我國內蒙古鄂溫克族生活地區,對莫日格勒鄂溫克語和敖魯古雅鄂溫克語進行了實地調查,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用英文撰寫了《滿洲里地區通古斯鄂溫克語》一書,于1991年在赫爾辛基出版。楊虎嫩教授在書中主要對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語音系統、詞匯特征以及有關形態結構進行了描寫、分析。該書由緒論、語音、詞法、形態變化、特殊詞匯等內容構成,還附有參考書目、縮寫詞、詞匯索引等。他認為,莫日格勒鄂溫克語有6個長短元音和17個輔音。據楊虎嫩教授分析,莫日格勒鄂溫克語是受布里亞特蒙古語影響較大的一種語言,莫日格勒鄂溫克語的許多語音成分同布里亞特蒙古語的語音系統存在相同之處,盡管如此,該語言還是保留著自己原有的語音特征。該書的中心主要放在對莫日格勒鄂溫克語的語音結構系統的分析方面。楊虎嫩還發表了《鄂溫克語的未來》等學術論文。
2.日本語言學家福田昆之于1988年出版了其撰寫的《日本語和通古斯語》一書。書中主要討論了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通古斯諸語同日本語的基本詞匯間存在的共有現象及語音對應關系和語義關系,同時還論述了有關語法形態結構方面存在的共性。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日本語跟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滿―通古斯諸語屬于同一個語系之學術觀點。
日本北海道大學的津曲敏郎教授和東京外國語大學的風間伸次郎副教授在1988年至2004年間,多次到鄂溫克族生活區進行實地語言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語音資料和話語資料。尤其是1988年夏季津曲敏郎和風間伸次郎對索倫鄂溫克語和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調查,1993年和1996年津曲敏郎對伊敏河流域的索倫鄂溫克語、莫日格勒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溫克語的補充調查及對敖魯古雅河流域的雅庫特鄂溫克語的調查,2004年風間伸次郎對伊敏河流域索倫鄂溫克語的補充調查等,有著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
在豐富的鄂溫克語調查資料基礎上,津曲敏郎教授和風間伸次郎副教授等在日本用日文撰寫出版了《索倫語基本例文集》(津曲敏郎、風間伸次郎、朝克,1991年)和《通古斯語言文化論文集》(黑田新一郎、津曲敏郎,1991年)兩本書。《索倫語基本例文集》將索倫鄂溫克語的基礎對話內容跟日語做了對照,還闡述了語法形態變化的基本成分。《通古斯語言文化論文集》對我國鄂溫克語的基本情況和使用狀況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此外,日本學者先后發表了《通古斯語的類型和差異》(津曲敏郎,1990年)、《關于通古斯諸語及相關語言的所有式和讓步式》(津曲敏郎,1992年)、《通古斯諸語言以及文化》(津曲敏郎,1995年)、《日本滿通古斯諸語研究概況》(津曲敏郎,1995年)、《滿通古斯語言文化研究的新進展》(津曲敏郎,1996年)、《關于鄂溫克語敖魯古雅方言》(津曲敏郎,1997年)、《近代化和語言變異――以通古斯諸語為例》(津曲敏郎,1997年)、《從通古斯諸民族的發展看現代化以及語言變異》(津曲敏郎,1997年)、《中國的通古斯諸語言》(津曲敏郎,2003年)、《關于通古斯諸語言方位名詞》(風間伸次郎,1993年)、《通古斯諸語言基本名詞》(風間伸次郎,1997年)、《通古斯諸語言基礎詞匯里的動詞和形容詞》(風間伸次郎,1998年)、《關于通古斯諸語言的確定賓格》(風間伸次郎,1999年)、《關于通古斯諸語言表示讓步的后綴》(風間伸次郎,2001年)、《關于通古斯諸語言動詞使動態的形態變化》(風間伸次郎,2002年)等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討論了我國鄂溫克語的語音、語法、詞匯及方言的有關特征。但是,他們的研究重點主要在鄂溫克語的語音和詞匯方面。
同時,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者的鄂溫克語研究成果也比較重視,如津曲敏郎教授編輯出版了《朝克著英文索引本》(英文版,1993年),為西歐學者使用《鄂溫克語基礎語匯集》帶來了很大方便。另外,日本北海道大學承擔的日本文部省的《中國鄂溫克族語言文化研究》項目(1988―1994年)的科研成果《鄂溫克語三大方言基本詞匯對照集》(朝克,1995年)以及《中國通古斯諸語基礎詞匯對照》(朝克,1997年)等,先后用日文在日本小樽商科大學出版。
或許受到以上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日本的東北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北海道大學、大阪外國語大學、筑波大學、神奈川大學、京都產業大學等紛紛立項研究鄂溫克語言文化。例如,由日本東北大學成澤勝教授主持的《古代通古斯研究》(1998-2001年)、筑波大學丸山宏教授主持的《索倫鄂溫克語言文化調查研究》(2003-2004年)、北海道大學津曲敏郎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資料分析研究》(2003年)、大東文化大學中島干起教授主持的《索倫鄂溫克語口語研究》(2003-2004年)、神奈川大學佐野賢治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言文化宗 教研究》(2002-2004年)、東京外國語大學風間伸次郎副教授主持的《鄂溫克語話語資料整理及分析》(2003-2004年)、大阪外國語大學鹽谷茂樹副教授主持的《蒙語和鄂溫克語等共有詞尾研究》(2003-2004年)、京都產業大學池田哲郎教授主持的《通古斯諸語和東亞諸語言》(1997―1998年),等等。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公開發表,例如《通古斯諸民族及其語言》(朝克,2002年)、《鄂溫克語及會話》(中島干起、朝克,2005年)、《蒙語及鄂溫克語等的共有詞尾》(鹽田茂樹,2004年)、《鄂溫克語會話資料》(風間伸次郎,2004年)等。《鄂溫克語會話練習冊》的“前言”中闡述了鄂溫克語和鄂溫克族人的基本情況以及鄂溫克語語音體系,“會話”部分包括問候語、家庭日常會話、旅游會話、住宿會話、用餐會話、購物會話、就醫看病會話等內容,“附錄”中有鄂溫克語元音和輔音基本結構與特征、鄂溫克語元音和諧現象與特征、鄂溫克語音節及詞重音特征、鄂溫克語詞匯特征、鄂溫克語語法形態變化特征、鄂溫克語特殊名稱特征等內容。
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北海道大學、東洋文庫、九州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千葉大學、大東文化大學等還先后開設了“鄂溫克語”、“通古斯諸語言”、“中國通古斯諸語”等課程和講座,以培養面向21世紀的全新一代鄂溫克語研究人才。
3.在韓國,語言學專家、學者用韓國文先后出版了《韓語和通古斯語的語音比較研究》(金東昭,1981年)、《蒙古語與通古斯語的關系》(金芳漢、金周源、鄭堤文,1986年)等學術著作,對我國鄂溫克語的語音系統、詞根元音交替、構詞類型和系統、詞干及其詞綴關系、詞法結構及句法結構等方面進行了科學分析。尤其有價值的是,韓國學者對鄂溫克語同韓國語以及蒙古語的語音和語法結構進行了比較研究,這使人們對于韓國語和鄂溫克語之間存在的各種關系有了較客觀而科學的了解和認識,使韓國的鄂溫克語研究事業有了新內涵和新發展。韓國漢城大學著名的阿爾泰語言學家金周源教授曾對鄂溫克語及其方言做了調查,并發表了一些相關的學術論文。
4.蘇聯民族語言學家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對蘇聯境內的鄂溫克語展開田野調查和理論分析工作,但在他們撰寫出版的有關滿―通古斯諸語言的論著中也有涉及我國鄂溫克語的內容。例如,蘇聯語言學家戈爾切夫斯卡雅(B.久Gorchevskaya)于1959年用俄文出版了《通古斯語滿語動名詞概論》一書,其中涉及了我國鄂溫克語動名詞。蘇聯著名通古斯語言學家蘇尼克(O.P.Sunik)在20世紀70-80年代撰寫出版的《通古斯諸語滿語名詞研究》(1982年)等書中,對我國鄂溫克語的相關詞匯結構和語法結構特征做了較系統的分析,指出鄂溫克語與其他通古斯語之間存在發生學方面的諸多聯系。雖然蘇聯語言學家主要圍繞其境內西伯利亞地區的通古斯諸語進行研究,較少涉及中國境內的通古斯諸語言,但他們對包括鄂溫克語在內的我國通古斯諸語詞匯學及形態學的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5.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的東方語言學家羅杰瑞(JerryNorman)教授,美因茨大學的語言學家本青(JohannesBenzing)教授,加州州立大學語言學家格林伯爾教授、林賽和李鳳祥等,先后在相關學術論著中不同程度地研討過我國鄂溫克語。例如,《論通古斯諸語言》(本青,1955年)、《關于滿語有關詞源問題》(羅杰瑞,1992年)等文章都涉及到我國鄂溫克語。加州州立大學語言學家林賽和李鳳祥等在20世紀后期還到我國通古斯諸語區進行過田野調查,在此基礎上發表了《重覽北方通古斯諸語的分類――鄂溫克語與鄂倫春語比較》(格林伯爾、林賽、李鳳祥,1999年)一文。美國的滿學研究英文刊物《喜鵲》(Saksaha)以及《東方文明社會》等刊物也刊登過一些關于我國鄂溫克語方面的學術論文。
綜上所述,國外學者對我國鄂溫克語所進行的研究從19世紀50年代初起,迄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走過了一條從小到大、從局部到全面、從語言資料的田野搜集和整理到理論分析與研究的艱難的科學發展之路。其成就主要表現在:(1)收集和整理了不同時期的語音、話語記錄等大量的第一手語言資料,這些資料十分珍貴。(2)撰寫、發表了鄂溫克語以及有關鄂溫克語方言、土語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論著。(3)培養了從事鄂溫克語研究的一些專業人才。(4)完成了國際性合作的關于鄂溫克語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項目,使鄂溫克語研究走向國際化,成為國際語言學界時刻關注的一門嚴肅而活躍的學科,成為滿―通古斯諸語言乃至阿爾泰諸語言和北極圈諸民族語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成為日本語言文化和韓國語言文化等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分別于2000年9月和2004年8月在我國海拉爾主持召開的《首屆國際通古斯語言文化研討會》、《第二屆國際通古斯語言文化研討會》,成為國際鄂溫克語學界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最理想的平臺,國外從事鄂溫克研究的專家、學者紛紛拿出多年研究的學術精品、學術成果、學術思想進行交流。在這兩次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涉及鄂溫克語語音、詞匯、語法、方言土語、語言接觸、語言文字的使用和傳播等方方面面的學術問題,使鄂溫克語的學術研究事業不斷發展。
英文名稱: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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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最先引進漢語的時期可追溯到古朝鮮。但因缺乏歷史史料,在韓國,能作為依據的漢語普及史料應該是從朝鮮時代開始的。根據記載,1393年在韓國首次成立了司譯院,以此向人們進行漢語等外國語教育。漢語教育是從1945年國立首爾大學成立中語中文學系后開始的。開設正規中國語教育課程的早期大學有韓國外國語大學(1954)、檀國大學(1954)、成均館大學(1955)、高麗大學(1972)、淑明女子大學(1972)、延世大學(1974)、嶺南大學(1976)等等。
自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各大學如雨后春筍般紛紛開設了中語中文學系,90年代與中國語相關的學系紛紛進入韓國各大學。 就此韓國的關于中國語言文學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二、韓國學會以及論文
目前,韓國的學會有韓國中語中文學會 、韓國中國學會、中國文學理論學會、中國文化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研究會、 中國語文學研究會、 中國語文學會、 中國人文學會、中國學研究會、 韓國中國小說學會、 韓國中國語言學會、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等等。
各界學會都紛紛發表學術論文,關于漢語特殊句式的“把”字句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最早時期為九十年代,從論文的題目中,可感知韓國的研究。學位論文有:《“把”字句研究》(樸建榮 1994 博士論文);《“把”字句研究》(裵得成 1994 碩士論文);《高等學校漢語教學中的“把”字句教授-學習方案》(劉信惠 2005 碩士論文);《“被”字句和“把”字句的比較以及轉換研究》(金株珍 2006 碩士論文 );《關于韓國語格助詞+名詞句轉換為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的研究》(李昌延2006 碩士論文);《現代漢語“把”字句和賓語前置文的比較研究》(鄭姬卿 2006 碩士論文);《“把字句”研究》(張志勛 2007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使用條件研究》 (周希豐, 2007 碩士論文 );《<紅樓夢> “把”字句研究》(鄭周英 2008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研究》(鄭香彩 2008博士論文);《“把”字句形成和類型》(柳賢姬 2008 碩士論文 );《第七次教育過程中高等學校漢語教材中的“特殊句型”分析》(鄭賢穎 2009 碩士論文);《高等學校漢語教材中的“把”字句教授方
案》(金來源 2009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的客觀性,主觀性研究》(趙卿煥 2009 博士論文);《韓國高中漢語教育特殊句型與指導方案》(車正鎮 2010 碩士論文);《“把”字句技能和意義研究》(白秀珍 1993 中國學);《“把 NP”的活用意義》(以“把”的主題表識 技能為中心/張泰源 1996嶺南中國語文學會);《漢語處置句和動詞的結合樣相(1)》(李鎭英 1997 中國人文科學);《漢語處置句的起源》(漢語處置文의起源/李鎭英1997 中國學論叢);《漢語處置句變遷(2)》(李鎭英 1998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通過<訓世評話>看漢語語順:以“把”字句為中心》(李義活、樸鍾淵 1998 假托利大學校外國語文學硏究所);《漢語處置句和動詞的結合樣相(2)》(李鎭英 199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中國方言中出現的處置句現象》(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科學);《漢語處置句變遷研究》(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學會);《“把”字句歷史演變研究》(把字文歷史演變硏究/張泰源 2000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老乞大>中出現的“將/把”字句的語法化研究》(金光照 2002 中語中文學);《輕動詞假設與漢語“把”字句的語用結構分析》(金光照2003 中國言語硏究 );《語義分析的“把”字句再考》(申芝言 2003中國言語硏究);《“把”字句小考》(崔載永 2004 外大中國硏究所 );《“把”字句信息結構中 NP2的地位分析》( 金艷姬 2005 中國硏究所 );《<老乞大>處置句的“把/將字”研究》(李秀珍2006 中國學);《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將”字句考辨》(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將”字句考辨/趙春利、梁萬基 2007 中語中文學);《韓國學生“把”字句習得狀況分析》(林載浩 2007 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硏究會);《科技翻譯中“把”字句處理機制》(樸在勝 2007 中國硏究);《否定成分后置式“把”字句小考》(趙恩瓊 200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把”字句信息結構研究》(金世美 200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這些論文出處是韓國最有知名度的“國會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教育學術情報局”等網站。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但目前為止的“把”字句主要論文都呈現在此。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