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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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范文第1篇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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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范文第2篇
（一）解放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適度規模與職業農民理論與政策層面的宏觀思路與決策，在具體落地的時候往往演變成學術研究上的實證命題。生態農業發展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張思光從張家口生態農業的現狀入手，認為當前張家口生態農業應當依托現有的區位優勢，在維持和提高農業生態功能的前提下實現收益最大化。其中可能的思路包括：一是減少工商資本注入，控制適度經營規模；二是促進農民職業轉化，從農業的相關生態收益中增加收入。對于適度經營問題，王珊珊基于農戶調研數據的排序因變量模型得出，較大規模農戶化肥碳排放程度較高，而中等規模農戶施有機肥可能性較高。由此可知，不同規模的農戶由于行為方式的不同而帶來不同的生態結果，所以農業適度經營具有生態經濟的經驗基礎。王建華基于山東、江蘇、黑龍江100個行政村中的986個農戶樣本，通過因子分析法得出農戶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戶規范施用農藥行為意愿的影響最大，即務農經驗與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因此，農業生產規模與農民職業化是實現生態農業乃至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抓手。對于農民職業及轉化問題，張藕香運用安徽省農戶調查數據，采用多分類Logistic模型得出，農民職業與收入“雙重”分化存在代際差異，而導致這一差異的原因在于非農就業比、從業資質、文化程度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根據這一結論，政策的著力點應當重視促進農民在農業內部的分化，使之從業更加專業化；同時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加服務業對農民分化的拉力，并從體制機制層面進一步消除諸如戶籍、土地等制度，在放活農地經營權的同時，賦予經營權的合法地位，為農民穩定從事規模經營，發展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現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支持。
（二）進一步改革生產關系
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機制如果說生態農業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外在表征，那么市場機制則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李建琴通過構建轉型時期農產品價格管制的理論博弈模型，并通過蠶繭、煙葉、糧食、豬肉四種產品價格管制的案例研究，指出農產品價格管制凸顯了公平與效率目標的兩難選擇。農產品價格管制不僅導致經濟效率損失，而且導致利益分配不公。同時，打破區域壟斷和行業壟斷，進一步放松或取消計劃經濟時期沿襲的舊的價格管制，同時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建立科學調控的長效機制，是農產品市場化進程中轉型國家必然面對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2014年12月17日，國家煙草專賣局放開烤煙、白肋煙、香料煙等各品種、各等級煙葉收購價格；除此之外，2014年政府啟動了大豆與棉花目標價格的試點，都是積極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積極舉措。農產品市場機制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系統，其中包括諸如市場出清機制、信息傳遞機制等若干有機構成，這實際上也對相應的政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政策的系統性與完備性。例如，張永強提出的農產品交易的標準化問題，這也是農產品期貨市場合約交易的前提條件，不僅如此，農產品標準化問題還是一系列市場交易的前提條件，諸如農超對接、農產品拍賣、生鮮農產品電子商務等。再如，佘朝霞等提出的信息機制問題，通過對北京、兩地1744個觀測樣本的回歸分析，發現不完全信息導致了更多的食物消費過程中的浪費行為，即對就餐餐廳越不熟悉的人浪費越多，與他人一起就餐比一人聚餐的浪費量多。因此，在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過程中，相應的政策配套必須要考慮更多的細節問題。
（三）小結
農業可持續發展強調維持代間均衡與代際均衡的重要性。從生產力層面，勢必要求勞動者、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之間的和諧統一，這也促使在我國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生產規模的適度性與農業生產者的協調性，例如王顏齊提到的土地規模與農業雇傭生產之間的協調一致；從生產關系層面，“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為一個政策的主導型框架，相關的配套政策及細節問題應當是進一步改革的著力點，此外包括相應的組織關系變革，如胡勝德對黑龍江綜合性合作社的案例考察，也需要引起重視。
二、開放條件下的糧食安全新戰略
（一）國際經驗的借鑒
2014年，美國參議院通過新農業法案《食物、農場及就業法案》。對于該法案，彭超認為，美國新農業法案的重點內容在于改革收入補貼和強化農業風險保障，實際上，收入補貼與農業保險共同構成了保障美國農民收入的“安全網”。該法案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一是必須繼續堅持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二是科學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三是完善糧食市場調控政策；四是健全農業保險制度；五是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齊皓天從美國農作物收入保險的具體操作入手，提出我國農業政策的調整思路應從直接補貼和價格支持向收入支持方向轉變，農業保險應逐步成為農業支持的主要手段。農業保險的方式既可以把政府管理和市場化手段結合，又可以讓農業保護和WTO規則相容，可能是未來農業支持政策改革的主導方向；而我國現在的農業保險存在的問題是我國農業信息化的滯后，還沒有建立起開展農業保險所必備的面積、產量、價格等數據的動態化、可視化、信息化管理條件。隨著新型網絡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等的飛速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應當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措施。除政策層面的經驗借鑒之外，操作層面的實踐經驗同樣有所裨益。例如，王剛毅對比了美國日本生豬產業鏈的情況，認為我國生豬行業集中度提升的主要障礙在于土地約束、政策風險與人才瓶頸。陳風波則通過梳理美國農業經濟學科中Agribusiness的教學內容演進，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隨著我國農業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包括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的建立，農業全產業鏈Agribusiness研究必將推進，具體包括農產管理、農產品營銷、農業企業管理、供應鏈管理、質量安全管理、農業產業組織等。
（二）中國實踐的嘗試
在廣泛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更應當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具體道路。大豆作為我國進口量最多的農產品，其國際價格決定備受關注，林大燕考察了1995~2012年我國大豆進口價格波動與來源之間的關系，通過穩健標準差回歸得出，多元化的進口來源，特別是因為南北美洲大豆收獲時間的差異，顯著降低了我國大豆進口價格的波動幅度，作為一個農產品貿易凈進口國，需要慎重選擇進口來源及農業走出去的對象，重點關注和培育與現有進口來源國具有較大季節互補性且尚未充分開發的具有生產潛力的國家和地區。從引進來的角度，農業開放既包括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又包括農業投資的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農產品市場已是全球最開放的農產品市場之一，與此同時，除種業之外，我國農業投資幾乎完全放開。陳龍江根據種業相對競爭力的測算結果，提出整體種子市場開放不足，在當前情況下，可適度提高種業對外開放水平，堅持分類推進，區別對待，有保有放。應繼續嚴格控制大田作物中三大主糧作物種子的市場準入，掌握轉基因種子開發經營的控制權，收緊種子科研的政策。從走出去的角度，農業開放既包括農產品出口，又包括農業對外投資。現階段，國內農業生產的相對稟賦優勢逐步削弱，農產品出口相對弱化，而農業對外投資方興未艾，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鄒文濤以我國熱帶作物橡膠“走出去”為例，指出在當前農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統籌規劃與相互協調，企業間沒有形成組團參與國際競爭的合力，導致競爭激烈，內耗嚴重，尤其在東南亞地區。為此，在海外投資戰略中，如何實現投資整合，提升投資效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三）小結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需要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方針，但是這一新戰略并不排斥對國際經驗的借鑒及中國實踐的嘗試。盡管國情差異甚巨，稟賦條件不同，但現有的發達國家農業經驗及開放歷程可以給我國以諸多啟示，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通過我國的實踐，探索出一條符合我國實際、解決我國問題的開放道路。
三、總結與討論
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范文第3篇
1.1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專業能力較低，整體素質不高
在農業技術推廣的道路上，存在的問題是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能力問題，他們普遍并沒有很強的專業知識，在科技、管理以及技術人員方面的人才都比較欠缺，這就直接導致了農業技術推廣中遇到問題卻很難解決的現象，直接影響了農業技術的推廣。
1.2農民的文化程度較低，對農業技術知識接受力低
實施農業推廣的主要地區基本都在農村，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較低，但人口數量反而很多，這就造成了人多資源少的情況。由于農民本身的文化程度和專業知識缺乏，對很多現代化的種植技術不了解，接受的速度緩慢，就導致了農業技術推廣的困難。
1.3對農業技術推廣的認識不到位，項目上缺乏必要的支持
農業技術的推廣工作應該貫穿在整個農業生產當中，是一個長期不間斷型的工作。對于這樣的工作，應該給予項目和工作人員一定的資金支持和補助，物質上的保障才能決定工作的進展情況和效率。但是，在農業技術推廣的實際過程當中，資金的支持很難到位。比如農業技術人員的待遇，很多有著20多年工作經驗的技術人員現在的月工資還不足2000元，生活上難以保障，工作的開展就必然會受到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所以，如果重視農業生產，想要讓農業更好地發展，更好地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應該給予工作人員和技術設備等在資金方面的保障。
2我國農業技術推廣存在的問題
2.1農業技術推廣的經費嚴重不足,推廣的技術手段落后
新的農業技術的推廣，要在試驗、示范以及推廣這3個方面都付諸行動，這些行動的最基本支持就是資金的支持。事實上，推廣的經費非常短缺，在科研、教育、推廣成果以及技術人員的工資等方面都存在著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
2.2管理體制不健全，方法不靈，機制不活
現有的管理體制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來的、以政府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主導的、從中央到鄉鎮的5級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這種體系使得各部門各自為政、難以協調，各部門都不能夠認真負責。在推廣方法上依舊采用“技術加行政”的方法，導致了推廣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確定性。內部管理制度也不健全，工作人員之間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也缺乏有效地監督。
3加強農業技術推廣，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3.1堅持統籌規劃,發揮農業技術推廣的整體效益
農業技術推廣既包括了大范圍內的整體性，也包括了小范圍內的區域性，而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整體性。農業技術是一個整體，它包括了農業機械、種植、水利、土壤等多方面的內容，想要使推廣工作獲得整體的效益，就要把這些零碎的技術統籌起來，共同發揮作用，才能達到農業技術推廣的預期效果。
3.2搞好宣傳，廣造輿論，培養農民的推廣主體意識
推廣自然離不開宣傳，因此，在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當中，一定要加強對新知識的傳播，包括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農業機械等，要善于運用網絡、電視等大眾可以經常接觸的媒體，把農業推廣的相關信息傳播給每一個人，從而提高農業技術推廣的可知性，提高其在社會當中的影響。
3.3增加政府對農業科技的投入
既然資金問題已經成為了制約農業技術推廣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要在資金上滿足其要求，加大推廣經費的投入，優化基礎設施、提高技術人員的待遇，使得農業技術推廣工作有最基本的保障。
3.4加強培訓學習，更新思想觀念，提高隊伍建設
在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當中，人的作用不能夠忽視，因此，應該多引進有專業能力的技術人員，同時要對老技術人員加強培訓和學習，讓他們適應不斷發展的科技水平和經濟水平，更新他們傳統的思想觀念，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質的工作隊伍。
4總結
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范文第4篇
可持續發展農業是針對如何為我們人類及后代提供可持續的食物和能量的供給途徑而蓬勃興起的科學領域。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是目前解決全球氣候變化、食物和燃料費用增加、貧窮國家人口饑餓、富裕國家人口過度肥胖,同時還有水資源污染、水土流失、病蟲害控制、物種滅絕等問題的關鍵所在。面對以上問題,人們提出綜合了農業學、土壤科學、分子生物學、化學、毒理學、生態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新型的、環境友好型的解決方案。事實上,在空間層次上,可持續農業涉及到從分子水平,到農場系統甚至與整個地球所涵蓋的物理過程,從時間層次上,它可以從一秒鐘,延伸至一個世紀。正因為如此,科學家利用這個包含很多部分,同時各部分之間又相互聯系的系統方法來處理科學、經濟,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從這個層面上講,可持續農業并不是一個狹小的、古板的學科范疇。與其他那些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相比較,可持續發展農業更能抓住問題的本質。
本書是關于社會學、有機農業、氣候變化、土壤科學相關綜述性文章的集合,集中了16篇獨立論文,1.社會問題,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依賴性以及可持續農業,針對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社會安全,揭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局限性,從而提倡可持續的方案;2.可持續發展農業的社會學,強調了將可持續農業和人類活動和社會發展相聯系的觀點;3.可持續發展農業相對于有機農業而言,比較兩者所涵蓋概念的區別;4.有機農業和食物生產: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及營養和質量問題說明了有機農業相比與傳統農業能生產出足夠數量和質量的產品,并且對于生態、環境、人類健康更有幫助;5.歐洲中部的可持續能量作物種植;6.磷、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7.歐洲豆科植物和根瘤菌的共同演化和遷移;8.非同位素和C13同位素標記方法用于計算土壤中有機碳維持條件;9.土壤日照和可持續農業;10.土壤方程、有機質多樣性和便捷農業;11.可持續農業所要求的土壤知識;12.回收生物肥料的堆肥處理;13.馬鈴薯金黃線蟲病和生物控制劑;14.植化相克和有機農業:15.玉米烯酮作為新的植物荷爾蒙的傳播和機能;16.農莊農業、林業學:孟加拉國一種潛在的資源。
本系列書籍的編著者Eric Llchtfouse博士出生于1960年,于1989年在Stras.bourg大學完成博士學位,1992年,繼在美國Indiana大學和德國KFA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后,他以土壤科學家的身份供職于法國國家農業研究中心(INRA)。他所作的土壤中有機質和污染物的研究,運用C13同位素標定的方法,通過對自然環境生長下玉米的長時間試驗觀察,首次確定了土壤中有機質分子的運動性質。在2000年,他成立歐洲環境化學組織(ACE),并于2003年創辦了《環境化學》期刊,業已編撰《環境化學》(Springer,2005)一書,現今任法國國家農業研究中心(INRA)《農學和可持續發展》期刊總編。
此書集中了分析目前農業的現狀、農業知識以及各種不尋常解決方案的綜述性文章。這將為科學家、決策者、本領域從業人員、農民以及政治家等各個希望建立安全農業、保證能源和食物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有志之士提供支持和幫助。
農業可持續發展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進化、適應和選擇貫穿在任何一個物種的演化過程中，這是生物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大自然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生物物種演化過程中的體現。只有準確地把握進化、適應和選擇3者的內涵，以生物進化為主線，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把人類對環境的主動適應和自然、社會對生物物種的方向性選擇結合起來，從更深的層面上理解生物的進化和在生物進化背景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堅持真正的達爾文主義和現代進化觀及當代可持續發展觀。
從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對進化論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現了2種極端現象：一是生物進化中的自然主義傾向，即忽視社會選擇的巨大作用，僅僅將生物進化歸結為自然選擇作用的結果；二是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過分夸大社會選擇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選擇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使我們必須把大尺度上的生物進化和小尺度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把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實到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活動中，保證人類的各種行為不偏離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使人類走上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筆者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探索生物的進化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旨在為生物進化大背景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奠定基礎。
1 生物進化與生物的適應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闡明了生命是進化的產物，現代的生物是在長期進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給神創論以巨大打擊，使生物學擺脫了神學的羈絆…。達爾文認為由于隨機變異的產生和自然選擇的作用，適應的變異被保留了下來，而不適應的變異則被淘汰。因此，自然選擇的過程，就是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
進化論及進化生物學的研究發現多細胞生物起源于單細胞生物，結構復雜的生命體總是源于結構簡單的生命體。據此，部分學者認為進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發展過程。生物的進化就是生物體由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前進發展過程，其中存在著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方向性，這和達爾文對生物進化這一基本問題的理解是相背的，這是人類中心說的判定標準在生物進化論中的體現。即使現代的進化觀也并未認為“進化就是革命性的進步”，而把“進化”定義為“進化是生物適應性的改變和生物群體多樣性的變化”，和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一致，在進化理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是達爾文整個進化理論體系和現代進化觀的奠基石。
適應是生物進化的最終結果。生物的進化是生物物種的趨異化過程，是生物的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的過程。自然選擇是對隨機的多種變異的選擇，大自然為選擇者，而隨機的各種變異成為被選擇的對象，被大自然最終所選擇的那種變異就得以保存下來，而同一物種中的其他變異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變異就是適應大自然的。可見，生物物種產生的各種變異，無論是變異的程度上、方向上，還是變異范圍的大小、數目的多少上，都是隨機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觀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選擇相對于物種的變異來看，卻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選擇的方向性和物種變異的隨機性，客觀上就決定了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是一種被動的過程，生物體在結構、功能上對自然的適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生物對自然的適應性總是滯后于自然對生物物種的選擇性，也就是說，生物物種對環境的適應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而不適應才是絕對的、永恒的。這就從根本上澄清了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和現代進化論所基于的客觀事實，在進化論中堅持了徹底的唯物主義，劃清了進化論和神創論的界限。
2 自然選擇與社會選擇
生存斗爭及適者生存的過程就是自然選擇的過程。除此之外，還有另外1種選擇——社會選擇也與生物的進化密切相關。伴隨著人類社會工業文明的開始，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日新月異，市場經濟和資源環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加上當代生物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來越大，表現在一些物種逐漸消失；一些物種數量急劇減少，成為瀕危物種；一些物種地理分布區域大幅度縮小；一些物種生活習性及部分性狀發生改變；不時有新品種出現等現象，表明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對生物物種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選擇作用，這種選擇稱為社會選擇。社會選擇是人類主動適應自然環境的表現和手段，是人類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好地適應自然的一種必然。從本質上說，人類的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和科學實踐活動等都是人類自主選擇的結果，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以及科學實踐活動等人類行為的發生發展和演化等各個方面都屬于社會選擇的范疇。
事實證明，現在人類社會選擇的力量的確是越來越強大，無論是對自然的改造力還是對自然的破壞力都超過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人類、人類社會本身以及社會選擇等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都是在自然選擇的基礎上發揮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會選擇是人類社會對自然選擇作用的一種應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一個典型。但社會選擇一經發生后，便有其獨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選擇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進化過程。
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的辯證關系表現在：一方面，當二者一致時，社會選擇對自然選擇起到了促進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選擇的力度、范圍、時效得以加強，而自然選擇使社會選擇的目標得以快速實現，二者互相促進，共同加速生物物種的演化。另一方面，當二者不一致時，有3種情況：①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大于社會選擇時，生物物種的演化由自然選擇所控制，社會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選擇成為了社會選擇的阻力。這種現象在人類的動植物新品種的選育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②當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時，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圍內作用，社會選擇的目標停留在研究成果階段，無法有效推廣和應用，而自然選擇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規律對生物進行著選擇。③當自然選擇的力量小于社會選擇時，社會選擇的結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體現，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體系被打破，自然選擇的方向被改變，社會選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控制著生物的演化。
2種選擇的相互作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人類社會誕生起，2種選擇過程都直接或間接地貫穿在每一個具體的物種的演化過程當中。但是，社會選擇的對象、原始材料和最終歸宿都統一在自然界當中，社會選擇無論多么強大。都必須以自然選擇為基礎。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社會選擇對生物和環境的再創造作用，同時利用社會選擇來抑制或從根本上扭轉對人類或自然界(如物種多樣性及生態環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選擇，或減緩各種對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的平衡具有毀滅性打擊的自然災害等，降低災害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力，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3 社會選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社會性選擇，是一種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選擇，同時也是人類主動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的一種機制，是一種實現長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人類的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以及現代科學實踐活動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有了正確的方向，把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主動適應都有機地統一在可持續發展這個大框架下，使人類的社會選擇和主動適應終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從而實現了人類在自己的演化歷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設計的演化模式去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本質上轉化為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大自然的自然選擇二者間的關系問題，但這種相互關系無論是從時間、空間維度還是二者間力量強弱的對比情況來看，都是不對稱的。從生物進化的時空尺度上來看，人類必須充分發揮自己所特有的主動適應力來確保社會選擇在最大時空尺度上與大自然的自然選擇相適應，人類才可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以實現長期的自主演化。
從純生物學的觀點來看，自然和自然選擇都不會支持人類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發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為這意味著人類作為一個生物學種群，將占有越來越多的物質和能量，因而會剝奪其他物種生存和演化的機會，這與生物界的演化趨勢相背離。因此，在生物進化的大背景下，人類要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還需要全人類長期的艱苦努力，還必須同時處理好進化、適應和選擇等重大問題，只有這樣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能落到實處。
綜上所述，生物的進化、適應和大自然的選擇以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都統一在生命的演化過程中。進化是生物適應自然的結果，適應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屬性。換句話說，進化、適應和選擇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生物物種演化過程中的體現，是物種演化過程中3個最重要的環節。人類的社會選擇和可持續發展必須以此為前提，才能正確地發揮作用，為人類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