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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需要激勵,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勵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管理原理”。通過激勵可以把有才能的、組織所需要的人吸引過來,并長期為該組織工作。從世界范圍看,美國特別重視這一點,它從世界各國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專家、學者。這也是美國之所以在許多科學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謂科技道德的激勵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發、鼓勵科技人員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夠誘發他們發明創造的欲望,促使他們通過目標、理想、準則、評價的體系,在科技活動中明辨方向,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自覺地為國家和人民多做貢獻。科技道德激勵,它主要不僅滿足科技人員眼前物質上的利益,而是滿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來調動他們的科研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員的需要引導到獻身科學、勇于創新、為民造福、為國爭光的執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們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勵功能的實現機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由社會掌握運行,作用于被激勵的科技人員,對被激勵的科技人員來說可稱為道德激勵功能的外在社會機制,它包含著道德理想、道德榜樣、道德評價三個構成因素;另一類是由被激勵的科技人員自身掌握運用,進行自我激勵,對于被激勵的科技人員來說可稱為道德激勵功能的內在心理機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責任感、榮譽感、成就感這些人們內心隱藏的道德行為激發器。道德激勵功能的社會機制是實現道德激勵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勵功能的心理機制是實現道德激勵功能的內在基礎。
一、理想的激勵
理想反映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凝結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種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為激勵人奮進、催人奮起、敦促人們不斷追求的動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員獻身精神的強大動力。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說:“理想是指路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而沒有方向,就沒有生活。”[1]理想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是人們從現實出發,對未來目標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貫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奮斗的力量源泉。一個人如果沒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將毫無價值可言。
科技人員從事科研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和消磨時間;不是為了夸夸其談,嘩眾取寵;更不是為了金錢和權勢,以滿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學的最終的目的是為人類造福。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科學技術為人類造福的方向同實現人類崇高理想——********目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獻身科學應該自覺地把自己所從事的科技事業同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使科學技術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從而把科技工作者的個人理想同人類的崇高理想融為一體。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實現個人理想的正確途徑。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業的必要條件,是激勵科技人員在科研活動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業是實現道德理想的載體,是道德理想付諸行動的具體實踐。理想與事業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過一定的具體事業的成就來實現,而任何事業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導下進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更明確地選擇行為模式和行為路徑。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員內心,變成堅定的信念,從而更自覺地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動如果沒有理想的鼓舞,就會變得空虛而渺小。”[2]在他看來,理想對人具有一種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會主義科技道德理想對科技人員的激勵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轉化為科技工作者的內在精神素質,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社會主義科技道德理想的確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學的明天,鼓舞他們奮發向上,激勵他們攀登一個又一個科學高峰,取得一項又一項重大的科研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獲得科研成果的科研過程,就是一個精神變物質的辨證過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勵才能發揮作用。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知識付諸科研活動,并達到預期目標,道德理想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動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樣的激勵
道德榜樣是道德理想的具體化,他們相對集中地體現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認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與完善的社會道德風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體性、實踐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點。因而,學習道德典范人物是確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徑。
科學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時,也在追求人類自身的進步和發展。在探索自然的奧秘的過程中,也在給人類樹立崇高的理想榜樣,激勵著人們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縱觀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學家或發明家,他們的道德品質也往往是后人欽仰學習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質也是為人們交口贊譽的。許多女大學生都把居里夫人作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猶如蠟燭,為他人點燃光明。正如科學泰斗愛因斯坦所說:“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社會就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3]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科技人員的道德教育中,樹立優秀的道德楷模,對培養科技人員的道德品質有很強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說服力。有一位醫學獎金獲得者描述他極力想要達到由H·戴爾和丁·亨德森所樹立的極高的成就標準時說:“兩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偉大典范,兩人都是崇高的個人,使你不得不為他們所感動。你更加勤奮地去工作,因為你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他們。”[4]478德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奧托·奧柏格在回憶他的導師時說:“一個年輕的科學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巨人所進行的個人接觸。”[4]478許多年輕有為的科技人員都以老一代優秀科學家為榜樣,從他們那里獲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養的水平。
道德榜樣的激勵功能,還表現在被激勵的科技工作者對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羨、仰慕之情,驅動自己的心靈不由自主地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達到與對方的精神世界合而為一。在道德榜樣的激勵中,道德認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為中介,通過心理距離的不斷縮減和高尚靈魂的反復浸潤、潛移默化而逐漸實現的。
一個好的榜樣往往就是一部光輝的人生縮影,一股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鏡。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5]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從無數前輩科學家的榜樣身上汲取豐富營養,構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為之奮斗。
三、道德評價的激勵
道德評價是人們對科技人員的道德行為所作的一種善惡褒貶的判斷。它是人們社會道德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范圍之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道德評價,雖然不像法律那樣具有強制作用,但是,有時在法律無法達到的地方卻能發揮巨大威力。人們常說的“眾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超過法律的力量。其影響之深,為法律所不及。
道德評價是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對科技人員的職業道德行為給予褒貶,如樹碑立傳、科學研究中以發現者的姓名給定理等冠名的傳統等,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科學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會輿論、傳統習慣的激勵外,政府部門、企業、團體、科研單位,也應依據職業道德規范和相應的管理制度對科技人員的職業道德行為給予評價和賞罰,對于作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記功、授予榮譽勛章,以此作為對他們能力的嘉獎。國家表彰“兩彈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吳文俊的科技業績,是激勵科技人員的重大舉措。
道德評價不僅對道德行為給予肯定和激勵,也對不道德行為進行譴責和懲罰。獎勵可以產生正面引導激勵的功能,使科技人員有成就感、光榮感,增強保持榮譽的內在動力。懲罰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轍。只有褒貶得當,獎懲合理,正強化和負強化同時起作用,才會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員的道德責任心和榮譽感,增強道德修養,從而促進他們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來,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員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嚴肅處理了學術界出現的一些道德失范行為和腐敗事件,起到了積極的教育和震懾作用。由此可見,道德評價能夠激勵人的上進心,調動人的積極性,鼓舞人的創造精神。國家科技部正在著手研究修改科技評估體系和獎勵辦法,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為科技評估在很大程度上起著對科技人員的行為導向作用。
四、責任感的激勵
有人認為,科學研究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興趣和好奇心,這固然是激勵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奧秘的因素。但是我們認為,只有把個人興趣和好奇心融入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之中,才更顯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責任感。
科學家的責任感首先是,在科學研究中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力求預見自己的發明創造可能產生的消極后果,并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對人類生存造成威脅,對人類生存的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時,應該主動地加以調整或停止實驗。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當中國的科學家在美國的實驗室進行核酸人工進化研究的時候,隨著研究的進展,科學家發現這類研究很可能會在短時間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厲害的病毒危害人類生存。出于科學家的良知,科學家毅然中止了這項研究。
其次,科學家所進行的科學研究要對社會負責,要考慮到社會的效應。今天,科技發明創造對于人類有著如此強大的影響,以至對人類的生存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對他們的活動在社會上所產生的后果漠不關心是不可能的。科學家對社會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問題擺在科學家甚至那些似乎離知識的社會效果最遠的數學家的面前,這絕不是偶然的。作為科技創造的主體的科學家是否應該為科學研究對人類及社會環境造成的后果承擔責任?前蘇聯著名科學家謝苗諾夫曾經指出:“一個科學家不能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純粹的生物學家或純粹的社會學家,因為他不能對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況變好還是變壞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學家有責任把掌握的科學技術用于為人類的利益服務,防止科學技術被濫用;對科學技術應用的社會后果表示關切。愛因斯坦說:“如果你們想使你們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需要,愛因斯坦曾建議美國研制原子武器。戰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對原子武器。前后兩種態度,都是出于對人類、社會安全的考慮,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體表現。這種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無疑影響了原子科學的發展。道德因素是保證科技成果不被濫用的重要條件。
第三,現代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科技工作者對人類未來承擔責任。為此,要求我們必須從全球的未來的角度慎重選擇有利于人類未來發展的課題進行探索;要求我們對自然界承擔責任,承認自然界對于人類的價值和意義,保護自然資源,防止生態環境惡化;要求我們對人類整體和平與發展承擔責任,要對人類的共同命運與前途負責,使科技活動真正做到趨利避害,造福人類。
高度的思想覺悟和道德責任感,會使科技工作者把人類的命運和祖國的前途,與自己所從事的科學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激發出一種力量,為了科學的振興、民族的崛起、社會道德的不斷進步和人類全面發展而努力奮斗。
五、榮譽感的激勵
所謂榮譽感,是指個人履行義務之后受到社會的贊揚、肯定,從內心獲得一種價值認同和感情上的滿足。科技人員取得了某項或某幾項科技成果的優先權、專利權,受到社會對自己勞動成果的尊重和褒獎,并由此而產生個人道德感情上的滿足和自豪感。這種榮譽感能提高他們對自我存在的價值的認識,增強他們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覺心,激勵他們以更大的熱情進行新的發明創造,為社會為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總理青年時代曾寫道:“榮譽感可使有為之士益奮其勇氣,以達聞達;不法之徒思考其過失,以補前衍”[8],揭示了榮譽感的自我激勵作用。
榮譽感表現為真正的動因,它激勵科技人員奮發向上,鼓勵他們去做對公共福利有益的事。榮譽是道德的衛生,對榮譽的追求首先推動著意志去發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動著它去獲得社會的德性。我們不能設想那些偉大的業績可以在沒有對榮譽的強烈的愛的情況下被完成。假如科學家在科技活動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精神和科學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一般來說,對科技榮譽冷若冰霜,對別人真誠的尊重無動于衷,這絕不是清高,而是倫理心態不正常的表現。
具有榮譽感應當是科技工作者的優秀品質。那么,應該怎樣對待榮譽呢?從根本上說,科學事業是社會的事業。尤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體心血的結晶。離開了集體,個人將一事無成。個人的榮譽來自集體的共同奮斗,是集體榮譽在個人身上的體現。科技工作者應當把個人榮譽歸功于人民和集體,看做是社會和集體對自己的鼓勵和更高要求。社會和集體應當支持、鼓勵科技人員建立功勛和爭取榮譽,并且對個人榮譽感和自尊心予以保護和尊重,使之成為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精神力量。
正確的榮譽感,不僅把個人榮譽同集體榮譽相聯系,而且與謙虛是密切聯系的。科技工作者經過奮斗取得了成就,此時最需要的不是驕傲,而是謙虛。一個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會和集體給予自己的科學榮譽,并能在榮譽面前,以真誠的謙遜想到自己的不足,虛心學習其他人的長處。這樣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還不能得到社會公認和應有的榮譽時,也不改初衷,仍然埋頭苦干,繼續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義務。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榮譽只能照亮過去,不能照亮未來。任何已有的成就和業績,與未來整體事業相比,終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榮譽當作自我炫耀的資本或供人欣賞的裝飾品,而是當作新的起點和新的動力。在榮譽面前,只有抱著謙虛的態度,才能理智地面對未來,開拓前進,從而在科研中取得豐碩的成果,為社會和集體爭取更大的榮譽。
六、成就感的激勵
成就感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它是激勵科技人員追求卓越、實現目標、爭取成功的內驅力。哈佛大學的麥克萊蘭認為,有強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將事情做得更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們追求的是在爭取成功的過程中克服困難、解決難題、努力奮斗的樂趣,并將目標的達到視為最大的幸福。他們并不看重成功所帶來的物質獎勵,而在乎從工作本身獲得很大的滿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個人潛力、實現了個人價值時所產生的成就感。
在這種成就感的激勵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極強的行為動機,驅動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標,甚至可以不計甘苦,廢寢忘食,只問耕耘,不求回報。他們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獎懲,而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獎賞。“自我獎賞”是一種強有力的行為動機,屬于本能欲望的性質。常見這樣的現象,在一項科學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貢獻的參與者常常為論文署名、獎金分配爭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貢獻的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9],卻冷靜地自置一旁,無欲無求。
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10],意思是說,只有修養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達到與道合一、物我兩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脫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質感官享受、把為國家、人民乃至為全人類服務當作科技活動的準則,才能在科學上大有建樹,并完滿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正是像愛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樣不計名利、一心追求科學真理、為人類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為科學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達爾文那樣,尊重科學事實、不畏****、不迷信權威的人,才能在科學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諾貝爾那樣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學的碩果。
古往今來,那些改革生產工具,在科學技術上做出貢獻的人,一般都是具有為人類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學真理是一項極其艱巨、復雜的勞動,只有不畏艱險,勇于在崎嶇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愛因斯坦說過,對于一個科學家,人們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發明創造,寫了什么著作,而忽視了他對人類更為重要的貢獻是他的無私奉獻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質。但正是這種精神和品質,才推動他們為人類作出貢獻,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姚曉靜.名人名言錄[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73.
一、課堂提問的重大意義
1.課堂提問是變相的考勤,有利于控制課堂秩序,提高學生到課率。逃課是所有高校面臨的問題。逃課率高原因很多,有學校課程設置的原因,有教師授課過于僵化的原因,有大學生自由散漫、自律性較差、對思政課不重視等原因,也有教師不考勤或考勤次數少的原因。思政課一般都是合堂教學,學生多,任課教師不可能每次都全部點名考勤,只能采取抽點的方式,或通過臨時考試、布置作業當堂交等方式來考查學生到課情況,使某些學生產生了偶爾逃課也不會被發現的心理。此外,學生的“團結互助精神”也使得“替答到”現象普遍存在。因此,變化考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逃課現象。課堂提問就是一種變相的考勤方式。老師的隨機點名提問,使學生對自己這堂課能否被提問成為未知數,自然不敢輕易逃課,也避免了“替答到”現象。當然,這種提問方式的覆蓋面相對較小,但由于這種方式的或然性,在保證到課率上還是有一定效果的。2.課堂提問有利于集中學生注意力,鞏固教學內容,溫故而知新。課堂提問分為課前提問、課中提問、課后提問三個環節。課前提問一方面是對上次課內容的復習,加深印象,增強教學效果,另一方面是對新課的過渡。課中提問有利于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及時把學生的聽課情況反饋給教師,強化聽課效果。課后提問是對所學知識進行鞏固復習,及時掌握學生學習情況,評價教學效果。3.保證經常性的課堂提問,對學生的學習心理產生暗示效應,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自覺性。現在的學生自尊心很強,自我意識突出,課堂提問恰恰利用學生愛面子的心理,促進其加強學習。所以,保證課堂提問的頻率,會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提高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保證學習效果。
二、以學生為主體,巧妙設計課堂提問環節
課堂提問的目的是對學生知識掌握程度的考查,所以要始終圍繞學生展開,在提問方式上要有所創新,巧妙設計課堂提問環節。1.課前提問。課前提問包括兩類,一類是認知記憶提問,這是對已學知識的復習鞏固;一類是新課導入。設計這類提問,一般在新課開講之前,時間最好控制在10分鐘內,問題以2-3個為宜,抓住課程的重難點有的放矢地提問。課前提問設計的題型可以多種多樣,包括以下幾種。(1)直接回答型。如上次課講授了法律的基礎理論,這次課可以直接提問什么是法?法律的本質是什么?這種提問簡單易答,既幫助學生復習鞏固,又能夠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以及對新知識的渴求。(2)案例回答型。教師出個案例,讓學生進行簡短的討論分析,從而復習舊知識,提出新問題,達到溫故知新的目的。(3)視頻導入型。教師通過播放簡短的視頻,讓學生發現其中反映的問題,成功導入新課。如:在教授社會公德之前,播放一段不文明行為視頻,讓學生發現問題,指出不良現象,提出解決方案。2.課中提問。課中提問是課程進行中教師根據上課的內容及學生的聽課情況進行的提問。課中提問一方面是及時考查學生對所講內容是否掌握及掌握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是教師控制講課節奏,集中學生注意力的必要措施。課中提問要講究提問的有效性,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提問的針對性。一方面要針對課程內容的重點、難點,另一方面要注意因材設問與因才施問。例如:讓學生結合所講內容,就某個案例、某個社會現象、某段視頻資料進行討論分析,發表自己的見解,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表達能力等。(2)提問的變相性。抓住知識點設計問題,變相考察知識點。例如:講到憲法,提問:“憲法中規定既是權利又是義務的是()?”該題要求學生注意自行歸納總結,否則就答不全面。(3)提問的多樣性。同一個知識點可以設計選擇題、填空題、判斷題等方式提問,也可以組織學生討論。例如:上例也可以設計成選擇題:下列既是權利又是義務的是:A.勞動權B.受教育權C.休息權D.選舉權。提問時,教師要注意抓住時機,及時評價,鼓勵學生。(4)提問的結合性。提問的結合性是課堂提問的重中之重,也是思政課教學改革的亮點。教師設計的問題要求做到“三結合”:結合學生的興趣、結合學生所學的專業、結合客觀形勢。例如:在講授職業道德時,根據不同的專業,結合現實案例設計問題,組織學生展開討論。針對2014年4月16日韓國“歲月號”客輪沉船事故,通過播放視頻,在課堂上展開職業道德大討論。讓學生思考作為船長,他的職業道德應該是什么?在船只遇險時,船長應該怎么做?同時提出“同學們所學專業的職業道德是什么?”。在給財會類專業學生上課時,引導學生認識到財會從業人員遵紀守法、誠實守信、不做假賬的重要性。對商貿類專業學生,強調愛崗敬業、踏實肯干,把熱情服務群眾,奉獻社會作為出發點和立足點。通過這種課堂提問的設計,讓學生認識到遵守職業道德的重要性,從而提高職業綜合素質。3.課后提問。課后提問是在講完本次課后,針對重難點進行復習鞏固,注重問題的實踐性、思考性,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思維能力。例如:在講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章節后,可以通過列舉實際事例,讓學生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行分析,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聯系起來,從而提升學生的法律素養。同時,通過布置作業,將課堂提問的功效延伸下去。作業的形式要求豐富多彩。例如:撰寫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調研報告,愛國主義演講稿,社會公德情況調查,撰寫心得體會等。課堂提問是高校教學中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是高校思政課教學改革的重要突破點。本文通過對課堂提問環節的巧妙設計,改變以往陳舊的教學模式,相信會強化思政課的教學效果。
作者:盛雪梅 單位:山東經貿職業學院
論文摘要:通過抽絲剝繭的分析,康德發現,普通人類的理性能夠在日常行為中找到規定他“應該做什么”的根據或法則,康德將其稱為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識。在這一分析中,康德全面分析了行為與義務、愛好的關系,并指出一個普遍必然的道德的行為,不可能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并且當一個義務要求的行為出于義務,該行為即具有道德價值。
或許是由于表述方式,或許是語焉不詳、神秘難解,康德關于道德價值的論述,歷來議論紛紜,誤解甚多。人們似乎認為,康德在這里表達了這樣的立場:如果行為者在實施一行為時帶著“愛好”,那么,該行為就不可能有道德價值;相反,似乎只有如席勒所說“試著去厭惡它們(愛好)”并“帶著反感去做義務命令你的事情”,行為才是有道德價值的。然而,康德真正堅持這種明顯地違背我們日常道德觀念和道德直覺的觀點嗎?他未曾明確指出的出于義務的行為與有道德價值的行為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了使一行為具有道德價值,該行為應如何構成?康德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論述其意圖到底是什么?
解決上面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的語境中,去了解康德實際說了什么,他意圖說些什么,還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細致探討康德道德價值論述的完整意蘊。
一一如康德在其知識論,尤其是《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綜合判斷”,意在解決知識如何能普遍必然為真的問題,在其道德哲學中,康德也著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為道德的。康德對后一個問題的解決,是分兩個層次的分析來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識的層次,從常識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行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為者的何種心理狀態才具有道德價值,以確定使行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價值的內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層次,通過對作為實踐的先天綜合命題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說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狀,即一方面自給法則,一方面服從道德律,使得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為的道德價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關于此一問題的常識層次。
在這里,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說“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對此,康德區分了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中的“普遍必然”的情況。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據以發生”的規律所具有的性質,在此意味著其在統計學上對規律涉及的所有個體均必然有效。這是一種對“普遍必然”的常識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應該據以發生”的規律所具有的性質,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慮那些使它不能發生的條件”,這即意味著我們在道德哲學中來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時候,不能從常識的角度來理解,而必須按照康德此處的立場來理解。
從前述內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萬物應該據以發生但卻未必會發生的事情。據此,可以說此處的“普遍必然”不是從統計學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的意義上說的,它意味著只要一個人擁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沒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會承認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這里,也許人們經常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而“大眾的觀點”也許認為“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們理智健全,并能夠利用它來反思我們的行為,我們就會發現,把“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普遍開去將會是自相矛盾的,它將會導致諾言的不可能。康德對此總結說,無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類理性就足以發現這一點。
從而,康德在這里強調了道德視野中“普通理性”與“大眾觀點”的區別。雖然兩者都無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區別也很明顯:普通理性的發現帶有普遍必然的性質,卻未必能得到大眾的接受;大眾的觀點能得到眾人的接受卻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從日常的道德知識出發,發現“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義,不是依據“大眾的觀點”,而是“普通的人類理性”。然而,在康德看來,什么樣的行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呢?質言之,什么樣的行為是無條件善的呢?
二在康德看來,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是這樣的:只要我“這樣去做”,我的行為就一定會具有道德的內涵或意義,而無論這樣做能否帶來符合我預期的后果,或大眾是否贊同。質言之,它是無條件善的行為。然而,這種無條件善的“這樣去做”具體該當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規定(determine)的行為。康德說:“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這個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設想有其他什么東西是無條件善的。”由它規定或激發的行為,必然是道德的行為。
不過,康德并未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而是轉而討論善良意志之無條件善的根源:這根源不在于它所實現的結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質言之,即與之相伴隨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導它的是正確的基本原則。因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運氣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實現其意圖,最后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這意志也有其價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實現的目的,僅僅提供了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練的人們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薦它或決定它的價值。當然,善良意志的“無條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實現的意圖,這并不意味著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圖,而只是說決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愛好的——目的或意圖,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
然則,由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沒有明確地指出來。不過,他此后接著探討“盡管處于某些主觀的限制和障礙之下、卻包含著善良意志概念”的“義務概念”,我們可以設想,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就是義務。從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就是由善良意志規定的行為,就是受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規定的行為,質言之,就是由義務規定的行為。
問題是,什么樣的行為可以算作是“義務規定的行為”呢?
康德通過行為與義務、愛好的不同關系,探討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為由義務來規定”的問題。盡管康德在后文中表達了“出于義務就是由義務規定”的態度,但是,對“出于義務”的探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通過分析行為的違背義務或合乎義務、無直接愛好或有直接愛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們與“道德價值”的關聯。具體而言,這兩大類分四種情況,與道德價值各有不同的關聯:
(1)對于被認為是“違背義務”的情形,康德認為可以把它排除,因為盡管它對這個或那個意圖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與義務相沖突,而)不會發生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問題。
(2)對于“合乎義務”的行為,康德又根據其與愛好的關系,分為“合乎義務但行為者并無直接愛好的”和“合乎義務且行為者有直接愛好的”兩種。
①對于合乎義務而行為者對之無直接愛好的情形。由于行為者同時受其他的(例如追尋自我利益的)愛好所驅動,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義務來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無欺”的商人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商人誠信買賣是合乎義務的,且他對誠信買賣一事無直接愛好,促使他如此行為的是其他的動機(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義務來誠信經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為之合乎義務受制于外在的環境和條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動機導致的行為沒有道德價值。
②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有直接愛好的行為。康德認為,此種情形下,因其同時合乎義務和帶有直接愛好,很難看出行為者是否出于義務而行動。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圍之內行善、確保自己的幸福以及愛我們的鄰居等行為,盡管它們都是合乎義務的,但是,由于一個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對之有直接的愛好,我們很難確定他到底是受義務規定還是受愛好規定,因而很難確定這些行為是否是“出于義務的”。質言之,由于這些行為的動機都來自行為者內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沒有直接愛好、純粹由外在的“利益”來促動的情形,很難辨別到底是義務,還是愛好規定了行為,亦即,由于這兩個動機都對行為者產生了促動的作用,故而到底誰主誰從、誰是動因誰是一般的動機,很難辨明。
③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曾有直接愛好但卻違背自己的直接愛好的行為。引文有所改動這是顯見的“出于義務”的行為。正是由于辨別合乎義務且有直接愛好的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極度困難,康德才過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說出下面這些話——“正是在這個時候,再沒有什么愛好來刺激他,他卻自己從這要命的麻木中解脫出來,沒有任何愛好而僅僅只是出于義務采取了這一行動,這時他的行動才首次有了價值”、“不是出于愛好、而是出于義務來增進他的幸福,并且正是這樣,他的行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價值”,展示出行為出于義務的顯而易見的情形。
康德這種過分強烈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是造成席勒及后來很多人誤解的原因:這些表達似乎給人這樣的印象——必須違背直接的愛好,才是出于義務而行動,它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條件,從而只要行為帶有任何一點直接的愛好,它就不是出于義務,而哪怕它合乎義務,它也沒有道德價值。
于是,問題便是:是否只有當人們完全排除掉愛好之后,行為才由義務來規定、才具有道德價值?當一個行為出于義務時,它能否同時出于愛好?質言之,一個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的行為,有無可能?它意味著行為能否同時把義務和愛好作為其“規定根據”(determiningground),而與“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定”相區別,后者指的是合義務行為“出于義務動機做出”、“而這時行為者還具有對該行為的非道德關切”的情況。同時,也產生了‘出于愛好的行為缺乏道德價值的根據何在”的問題。對此,芭芭拉·赫爾曼是這樣來回答這一問題的:“它被描述為僅僅是‘幸運地’碰上了某種對的事情;它所觸發的行為準則被說成是缺乏道德內容。”對于后者則有如此解釋:行為者缺乏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的恰當關切。因而,“要一個動機是一個道德的動機,它就必須提供行為者對他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一種關切”。但是,這一問題的解決,同樣只是回答了“一個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必須具備什么”的問題,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為有資格成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問題。
三從表面上看,康德前述過分強烈的言論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愛好,行為才由義務規定、才具有道德價值”。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透過字面意思,嚴肅地而不是隨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達的真實意涵,就會發現,康德過分強烈的表達,其意圖實際上是為了讓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種情形下行為出于義務”,為了凸顯“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強調的首先是一般所認為的“只有出于義務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的觀點,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層意思;其次,這種排他性也意味著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是義務,而不是也沒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義務的行動不能伴隨著愛好、不能產生人們期望的結果,而只是認為,愛好、人們期望的結果等,作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副產品”,盡管可能對行為的產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并不構成行為的規定根據。綜合起來,這種“排他性”意味著“僅僅出于義務,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或“一個行動要有道德價值,當它是出于義務動機而做出的”“的觀點,即“出于義務而行動”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充分且必要條件。因而,我們很難說,要使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就必須完全排除愛好,甚至必須“帶著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個人在實施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時,他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著關切,且正是由這種關切才實施了這一行為,該行為就是有道德價值的行為。
為什么說“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的規定根據”具有排他性?根據康德道德行為的規定根據,指的是決定一個行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原因,它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加以考察:從客觀上說,只是“道德法則”;主觀方面,則只能是行為者的“自律”。當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識”這里,康德并沒有探討道德行為客觀的規定根據;而對于“主觀的規定根據”的探討,則顯得較為復雜。康德提供了可能成為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因素,包括好處或利益、人們期待出現的結果、愛好、對幸福的追求,以及“義務”等。從對人們日常行為的觀察可知,好處、期待的結果、愛好、幸福等可以和“義務”一起,在主觀上促使一個合義務的行動產生。由此產生了“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定”的問題。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為解決此問題,提出了“戰斗一嘉獎”和“合格報告”兩種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的道德價值的觀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說明道德價值就好像對一個戰勝了巨大困難(比如成功抵制了強有力的偏離義務的欲望的誘惑)的人的贊賞,亦即道德價值僅僅是對戰斗勝利的嘉獎。康德對道德價值觀念的重要論述,出現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個“友好的”道德價值觀念:“一個合義務的行動要有道德價值,‘只要對義務的尊重是在場的,并且有這一點就已足夠[產生合義務的行動],即使(如碰巧發生的那樣)其他動機也是在場的,而它們自己也許就已經足以產生合義務的行動’。”赫爾曼指出了亨森的觀點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見:“當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時,非道德的動機(incentives)可以是在場的,但是它們不可以是行為者在行動時的動因(motives)。如果行為者的行動是出于義務的動因,他的行動就是因為他把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看作是選擇的根據”。不僅如此,赫爾曼還根據康德對行為的分類,強調了“義務所要求的行為”這一限制條件,對一個行為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性。‘并參考該者洼’赫爾曼對于亨森的修正,強調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愛好、幸福等,可以作為動機,但不能作為動因,即不能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而能成為動因的就只有“義務”或“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需要指出的是,赫爾曼并未否定亨森把“義務”的動因當作道德價值的充分條件的觀點,而只是從動機與動因的區分中,突出了“義務”與其他因素相比,在決定一個行動的道德性時的決定性意義,它排斥了諸如利益好處、愛好、期待的結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可能性,而只承認“出于義務動因”作為唯一決定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為的根據。
在此,我們還應該再思考一個問題,即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它究竟有無道德價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以“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是否可能”為前提。這個問題即是說,一個行為能否同時以義務和愛好為動因。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出于義務的行為伴隨有愛好,就可以斷言該行為既是出于義務又同時出于愛好?顯然不能這樣認為。因為“出于……而行動”表達的是促使一個行動產生的規定性根據、決定性的原因。也許,大眾的觀點能接受“義務”和“愛好”共同為有道德價值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但是,在康德看來,“出于義務而行動”、把義務和善良意志當作行為準則,從而敬重法則,把“所有的質料原則都拋開了”。質言之,在康德看來,義務作為行為的“動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因,但卻未排斥諸多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機。甚至可以斷言,任何作為動因的實踐原則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時容納其他的原則作為動機。從而,對于康德來說,“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是不可能的,而問這樣的行為有無道德價值,本身就提錯了問題。超級秘書網
安貧樂道“,博施于民而濟眾”
如何對待物質財富,如何看待貧富、貴賤,這是最能反映一個人道德品行的。孔子非常重視對學生“財富觀”的教育,要培養君子,就要形成好的“財富觀”。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因此,孔子認為追求財富是由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人人都希望得到物質財富。子貢問孔子:“貧而無陷,富而不驕,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述而》)孔子教育學生,作為君子,不管在什么樣的物質條件下,不要為物欲所惑,要做到“安于樂道”,安于清貧,保持一種淡定的心境。孔子也不否定通過一定方式獲取物質財富,但要求學生:不要刻意追求物質生活條件,要安于清貧,固守正道,隨遇而安,淡泊明志。孔子把“財富觀”問題上升到人生觀、價值觀問題。在物質與精神上,孔子認為精神是首要的。孔子曾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季氏》)孔子教育學生:人的一生,不能只是貪圖享樂,還需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要像齊景公那樣“藏富于室”不如像伯夷、叔齊那樣“立德于世”。在這基礎之上,孔子把“財富觀”和“政治生態”聯系起來,主張“節用而愛人”,“周急不繼富”,“博施于民而濟眾”的境界。學生進入中學這個階段,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已經開始大量地接觸金錢,方式多為現金,現金也就成為他們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媒介,學生充分認識到金錢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排斥和金錢的接觸。因此,對學生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教育顯得很重要。在中學教育上,專門設立財富觀教育的課程顯然是不現實的,更為實際的做法是在原有教材和課程中有意識地整合財富觀教育方面的內容,在各科教學上滲透這一教育內容。開展一些課外活動,加強學生財富觀教育的實踐性和親歷性。同時,教師不僅僅學習經濟概念和知識,更重要的是要給學生傳授積極向上的金錢觀和價值觀。
誠實守信,“君子周而不比”
孔子很重視交友,他把“結交朋友”、“以朋友講習”列為德育教育的一項中重要內容。他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也;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季氏》)在交友上,孔子主張要選擇具有仁德的人,只交君子,不交小人。他還進一步指出,不與奸佞小人交往,不與沒有具備“仁德”的人交往,不與基本主張不相同,思想觀點不一致的人相處。他認為,要正當地與朋友交往,除了修煉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素養外,還要注意兩點:一是要“忠”,即誠懇、忠實;二是要“信”,即堅守信義。與人交往要忠實、誠懇,真心實意地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當然交往也要講正氣、講正義,要堅守正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同時,正常的交往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分寸,也需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因此,孔子從儒家學派“積極入世”的重要主張出發,對學生進行人際交往問題的教育與訓練。他強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處理人際關系問題上,應該以“仁德”為本,做到誠實守信,“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堅守做人的“正道”,用高尚的品德情操形成對周圍人群乃至整個社會的積極影響。在中學教育中,培養學生健康的交友是實現教育目標的一項重要教育策略。因此,學校對學生進行正確友誼觀教育,把友誼觀教育作為學校德育的一項內容。教育學生確立正確的交友目的,端正交友態度,克服見利忘義等不良社會風氣及一些錯誤友誼觀對學生交友心理的影響。教師要善于發現和引導學生集體中的友伴群。加強學生人際關系指導,強化性生理和性心理教育。創造健康的校園文化,樹立積極向上的校風,形成良好的學校人際心理環境。當前中學生誠信教育內容過于陳舊,只局限于個人“修養篇”,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誠信教育內容。因此,學校要營造良好的校園誠信氛圍,有針對性地結合社會現狀和本校實際充實、完善誠信教育內容,進行主體性道德教育,拓展和創新誠信道德教育的途徑和方法,積極倡導科學的人文精神,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約之以禮“,恥其言而過其行”
孔子的德育教育突出強調人的道德修養要落實到日常行為習慣上,在重視“知”的同時,更加強調“力行”。“知”的目的在于“行”。他強調“以約失之者,鮮矣”,必須用“禮”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學而》)主張君子語言少一點,謹慎一點,行動快一點,敏捷一點。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說,說出的話就一定要做到,寧可多做少說,先做后說。他認為君子要言行一致,忠實淳厚,端莊嚴肅,彬彬有禮。在對學生進行良好行為習慣教育與訓練的過程中,孔子十分講究這種行為訓練的科學性、有效性。在孔子看來,人的道德品質與他的行為舉止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因果聯系。因此,中學教育提倡學生修身應當從身邊事、平凡事、眼前事做起,從文明說話、文明行路、文明乘車、文明用廁等事情做起。道德修養就體現在每個人的舉手投足之中。身邊的每一件小事,都能折射出文明素養,折射出道德風貌。培養自身高尚的人格修養,當然應該有個高標準的道德目標,但是也應該要有具體、細致的階段性目標,否則無從下手。修身不是一句大話、空話,修身應該從力所能及的小處做起。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學生往往在“小事”上存在著榮辱觀模糊、知行不一的情況。如在“大事”上才有榮辱之分,在“小事”上無所謂榮辱之別,可以“隨意”一些,甚至為所欲為。實際上,小事情維系著大榮辱,從人的細小行為中可以窺見他道德品質的高下。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培養高尚的道德品質要從小事做起,應善于在日常小事上明辨是非、區別善惡、分清美丑。
論文提要:會計職業道德是對會計工作人員應當具備的品德做出規范,以指導和約束會計人員正確處理會計工作。本文分析我國會計人員職業道德現狀,并提出相應對策。
會計職業道德是指在會計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體現會計職業特征的、調整會計職業關系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加強會計人員職業道德建設是當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做好會計工作的基礎和前提,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途徑,是整個會計行業生存發展之根本。
一、我國會計人員職業道德現狀
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中,廣大會計人員愛崗敬業、恪盡職守、廉潔奉公、堅持原則,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毋庸置疑,我國會計職業道德建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
1、會計造假。一些會計人員職業道德意識薄弱,不能夠遵守職業規范,不能堅持原則,直接或間接參與偽造、變造、篡改、隱匿、毀損會計資料,編造虛假會計賬簿、會計報表等,對外提供虛假的會計信息和經濟指標,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決策,擾亂了社會正常經濟秩序。
2、違法亂紀,牟取私利。某些會計人員抵擋不住金錢誘惑,采取收入不記賬、虛報冒領、偽造、變造支出單據等違法行為,侵吞國家和集體財產,或利用職務之便利,貪污、挪用公款,,侵害國家和集體利益。
3、違背執業準則,弄虛作假。少數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人員,不嚴格遵守獨立、客觀、公正的職業道德準則,對明知有重大錯誤和舞弊的會計報表出具不恰當的審計報告,欺騙廣大投資者。
造成以上表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上的,又有客觀上的。主觀上,會計人員道德素質偏低,一些會計人員缺乏必要的會計職業道德知識,對遵守職業道德沒有清醒的認識或者是沒有足夠的重視,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客觀上,一是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在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了弄虛作假、哄騙欺詐、偷稅漏稅、等一些違背誠信的不良現象,使部分會計人員心理失衡,也參與到弄虛作假的行列中。二是受執業環境的影響。目前,我國會計職業道德的法律規范不完善,對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缺乏具體的懲治措施,而對堅持原則,嚴格遵守職業道德的會計人員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救濟制度,使一些會計人員迫于單位領導脅迫,參與會計造假。
二、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必要性
1、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解決會計造假和會計信息失真的需要。會計造假有自身的因素,也有社會因素,有政治原因也有經濟原因,雖然解決會計造假不能僅僅靠會計個人力量。但是會計造假主要發生在會計工作中,主要是會計行為,在解決會計造假中,會計人員必然是主要力量。只要會計人員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堅持原則,嚴守職業道德,就能遏止會計造假和信息失真現象,因此在目前會計造假和信息失真嚴重的情況下,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2、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全面提高會計人員素質的重要措施。一個高素質的會計人員應具備“德、能、勤、績、公、廉、儉”等七個方面的素質。會計人員有足夠的專業技術水平、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執業的基本知識固然很重要,但由于會計工作的特殊性,會計還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會計職業道德是會計管理工作好壞的關鍵。因此,加強會計人員職業道德建設才是最重要的,會計人員具備了良好的職業道德品質,才能真正做到誠實守信、愛崗敬業、堅持準則、廉潔奉公、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作風嚴謹、艱苦樸素、大公無私,而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全面提高會計人員素質的重要措施。
3、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樹立會計行業良好社會形象的需要。由于受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利益的驅動,以及社會上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少數會計人員弄虛作假,貪污腐化、大吃大喝、鋪張浪費,嚴重損害了會計形象,降低了社會對會計的信任,會計行業的發展遇到很大困難。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迫在眉睫,會計人員只有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會計行業才會有良好的工作環境,社會對會計行業的看法才能改變,會計的形象才會改善,會計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是會計行業良好發展的根本。
三、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對策
1、加強會計職業道德教育。會計人員職業道德水平的高低,關鍵在于教育。開展會計職業道德教育是培養會計人員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堅定的職業信念、規范的職業行為不可缺少的環節。會計教育不能僅限于傳授業務技能與知識,更重要的是要灌輸道德標準和敬業精神。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把職業道德教育融進每一名會計人員內心,增強每名會計人員履行職責和道德義務的自覺性,樹立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培養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恪盡職守、清正廉潔的道德品質。超級秘書網
2、會計人員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職業道德素養。會計人員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是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關鍵,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主要靠會計人員自身努力。一個會計人員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道德修養的程度,會計人員要通過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改造、自我提高,把職業道德原則轉化為自己的職業道德品質,形成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在會計職業活動中,客觀公正、精心理財,扎扎實實做好會計工作,不斷用職業道德來規范自己的會計行為,實現職業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