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 關于我國農村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的思考 城鎮化進程中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城鎮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探析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及路徑選擇 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城鎮化發展歷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遮談 我國農村城鎮化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城鎮化背景下小產權房存在的法律困境及解決途徑 論當前新城鎮化的解決對策問題 城鎮化背景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探索 淺談城鎮化視閾下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問題 我國農村家庭城鎮化問題及對策探析 淺談我國實現城鎮化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縱論我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義務教育 我國城鎮化存在的問題與出路 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淺析我國城鎮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淺談我國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09-12-10].
[3] 徐玉斌.完善農村走教制度,構建教師共同體[J].河南教育,2008(11).
[4]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中央政府網站,2014-3-16.
[5] 2009年華商報鄉村教育調查報告:走向“空殼”的鄉村學校[N].2009-11-14.
[6] 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58).
[7] .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好教師―同北京師范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的講話[EB/OL].2014-9-9.
[8] 雷萬鵬.城鎮化進成中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J].全球教育展望,2014(2).
在談及西部地區當前面臨的問題時,胡俊生分析認為,西部地區在快速發展的10年間,最大的問題就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胡俊生說,在這10年間,西部12個省市有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事業長足進步,如四川、內蒙古、寧夏的發展。有的則依然比較十分落后,而且基礎設施薄弱和經濟發展滯后的狀態并沒有多大改善,如貴州、云南,甚至包括陜西的一部分地區等。
造成這些落后狀況的原因除了投資因素之外,最主要問題就是開發層次很低,尚處于初級階段,由此也引發了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西部地區的資源開發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目前,退耕還林大有成效,但覆蓋面還不夠大,鞏固已有成果還需持續性努力。
西部資源富集地區的資源開發,國家與地方、群眾利益分成不當,政策需要調整,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的開發。
城鎮化進程中引發的土地糾紛不斷,失地農民的利益補償,轉移就業安置及社會保障問題較多,需進行專題調研,制訂方案。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進程也存在著目標指向及政策導向上的某些矛盾沖突,值得認真研究。因此,繼續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應是西部大開發未來10年中一個長期的艱巨的工作和任務。
胡俊生表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農村教育迅速走向衰落,城鎮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現行教育政策、經費投入卻忽視了這樣的現實,隱憂甚多,而最近媒體做的一個鄉村教育調查報告也反映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就業問題,鑒于西部地區工業(如鄉鎮企業、縣辦企業)底子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能力有限,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何去何從,事關重大,必須從長計議為他們尋找出路。
胡俊生認為,西部地區必須從根本上再用10年時間努力改善西部的人居環境、投資環境,把恢復生態繼續作為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根本點抓下去。
胡俊生表示,西部地區的發展應是全面的開發,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經濟開發的層面。針對西部地區在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問題,胡俊生表示,西部地區尤其是地方政府應順乎民意,以主動積極的姿態穩步推進農村教育的城鎮化。政府可按照遵從民意、政府引導、先易后難、逐步推進原則,以縣為單位把教育資源逐步向城鎮和縣城集中,集中財力,修建縣一級的教育園區。而農村教育城鎮化的近期目標是實現“農村初中縣城化”、“農村小學鄉鎮化”;長遠目標是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
胡俊生建議,國家尤其是西部地區對基礎教育投入還應進一步加大力度,并且應堅決糾正以往的亂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規劃,集中使用。而且今后的主要投向是對擴大縣城中學等教育資源的經費投入,解決“農村學校吃不飽,縣城中學吃不了”的難題。
關鍵詞 河南省 市民化 困境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5.05.090
Analysis of Dilemma of Promoting Citizens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ransfer in Henan Province
YUAN Jingj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citizens is the core problem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wo yua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to the cities and towns and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town in He'nan Province,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ransfer of capital shortage caused by the people of ability poverty, urban and rural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n the lack of empowerment, government power is not restricted to transfer the realistic dilemma. These problem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Key words He'nan Province; citizens; dilemma
城市化作為與工業化相伴隨的社會結構發展方向,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即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從河南省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轉變的現實情況來看,目前市民化的主要障礙在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貧困、賦權不足、政府助力不夠,這些問題對目前直接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府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內涵
從字面意義上看,“農業轉移人口”中的 “農業”泛指第一產業,它與“人口”搭配反映該群體的農業戶籍身份,而“轉移”指的是這一群體通過就地轉移或者異地轉移的方式實現從農村到城鎮的空間地域轉變。農業人口的大量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進行二元經濟結構改造的核心問題。城市化作為與工業化相伴隨的社會結構發展方向,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成為農業人口轉移的根本出路。2012年,黨的十將“新型城鎮化”作為國家重大戰略部署,陳鴻宇教授認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鎮化”,不僅要讓農民在脫離農村之后實現地域轉移和職業轉變,更要讓他們在進入城市的過程中實現身份轉換,最終能夠融入城市,在就業方式、人居環境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因此,人的城鎮化的意涵在于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它指的是職業農民或者戶籍農民接受現代城市文明的各種要素,發展相應能力,學習并且獲得市民資格,適應城市,并且具備市民素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農業轉移人口而言,它包含居住地點、生活方式、職業觀念、社會身份的轉變;對于國家而言,它標志著社會資源在國民中重新分配,并且預示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整合。
2 河南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現實狀況
河南省是傳統農業大省,《河南省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至2012年,河南省三大產業結構由19.3:48.9:31.8轉變為12.7:57.1:30.2,八年間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6.6個百分點。據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相關專家估計,2012年我省農業剩余勞動力達到3200萬,2013-2014年將達到峰值。從轉移途徑上看,農業轉移人口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被動轉移,因為承包地、宅基地被征用而迫使失地農業人口轉為城鎮人口。二是主動轉移,在農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作用下,部分農民為求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主動外出進入城鎮,這類農業轉移人口以農民工群體為主流,2013年年底河南省農民工數量達到2600多萬。按常住人口計算,2013年河南省城鎮化率達到43.8%,但若按照戶籍人口計算,河南省社科院的《河南社會發展藍皮書(2014)》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河南省城鎮化率只有26.6%,有將近1635萬是農民身份的市民。如果參照中國社科院估算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率為40%推算,目前河南省完全能夠享受市民待遇人口的完全城鎮化率只有33.48%,有近千萬已經進入城鎮但沒有受到城鎮市民待遇的農業轉移人口。而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這一群體的規模將會繼續擴大。
由此看出,河南省面臨巨大農業人口轉移壓力,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進程并不順利。第一,農業轉移人口存量大,目前有約1000萬的農業轉移人口已經常住于城鎮,但缺乏市民能力未能獲得市民資格享受市民待遇,處于半市民化的狀態;第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比重較低,僅有四成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的轉變;第三,農業轉移人口增量驚人,根據河南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到2020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0%,屆時將新增1100萬左右農業轉移人口。這意味著未來六到七年,河南省要完成2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3 河南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現實困境
3.1 農業轉移人口資本要素短缺造成其市民化能力貧困
借用布迪厄的資本理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資本由他們擁有的能夠以物化或者活的勞動形式而占有的各類資源而決定,主要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反映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高低。
農業轉移人口的物質資本主要包括該群體的總收入和固定資產擁有狀況。從筆者對新鄉市郊、南陽市郊失地農民的走訪情況來看,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土地征用后收入大幅下降,鄭州大學對河南省失地農民調查數據也顯示,超過八成失地農戶家庭的總收入低于同期河南省城鄉居民平均水平。根據河南大學教授馬進舉教授《河南省八百行政村農民工調查報告》統計,2010-2011年56.5%的農民工月收入低于1500元。而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依附于土地的固定資產,其弱流動性和價值不確定性也加重農業轉移人口物質資本短缺的狀況。農業轉移人口的人力資本指的是該群體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帶來財富增值的體力與智力形態的資源,表現為個體的知識儲備、勞動技能、健康狀況以及對環境的適應程度。《河南省八百行政村農民工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河南省農民工群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5.5%,而入職后,僅有32.7%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因此,人力資本“先天積累”和“后天形成”的不足導致農業轉移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受限。社會資本由農業轉移人口從社會網絡、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中得到的資源來決定。筆者在走訪中發現,農業轉移人口社會網絡趨同性明顯,相對封閉,政府對失地農民安置以原拆原建或整村搬遷的集中安置為主,農民工以親友、同鄉聚居為主,生活遇到困難多數求助于移出地的初級關系網絡,參與老鄉會等地緣關系網絡的意愿高于工會等業緣網絡,因而難以與城鎮老市民社會網絡形成互動,產生交集。這樣就造成農業轉移人口不僅難以將他們在鄉土社會中形成的“原始社會資本”替換為進入城鎮之后的“新型社會資本”,而且也無法從城鎮市民社會網絡中獲得額外收益。
農業轉移人口的資本占有不足反映出其市民化能力貧困,在朝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人力資本困境造成他們職業轉換能力有限,物質資本匱乏又降低了其在市場競爭環境下承受風險的能力,社會資本不足則制約其在城市的融入程度,這些都成為阻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內在瓶頸。
3.2 城鄉制度壁壘對農業轉移人口賦權不足
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每個公民因為其平等的公民身份而在社會共同體內被平等地對待。在經濟發展落后的年代,我國確立了優先發展城市的戰略,1958年通過的《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我國城鄉分治的人口管理模式。從此以后,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壁壘將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城鄉群體的公民權利存在明顯差異。時至今日,這些歷史形成的,現在仍有效的,對資源分配顯失公平制度壁壘對農民賦權不足,是造成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困境的重要因素。
就戶籍制度而言,其早已超越了其原本證明身份和提供個人信息的基本職能,嵌入其中的各種與之匹配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才是戶籍的價值所在。近些年來,一些公共資源豐富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不斷收緊落戶政策,嚴格的戶籍準入制度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在完成地域和職業轉換后,由于無法取得城市戶口而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之外。社會保障方面,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到的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權利明顯滯后。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為例,2013年河南省確定的市民低保底線為每年3600元,農民低保底線則只有每年1800元。而與制度化、普遍化的城鎮職工參加社會保險相比,目前農業轉移人口參與社會保險狀況卻呈現出碎片化、零星化的狀態。碎片化指的是缺乏統一標準,個人承擔自繳部分吃力;零星化指的是參保比例不高,2010-2011年,分別只有28%和40.4%的農民工參加了參加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最后,由于當前關于土地所有、經營、使用、流轉、征用、補償等土地制度的缺陷未能有效保護農業轉移人口在農村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用益物權、集體經濟產權,使得農業轉移人口不但無法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甚至還可能損害他們在放棄土地權利的權益補償。由此看來,我國現行的城鄉制度壁壘增加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提高了市民化的門檻,是阻礙該群體成為市民的又一障礙。
3.3 地方政府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助力不夠
在市民化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使用角色理論進行分析,這種分析工具雖能解釋農業轉移人口緣何在實現職業、身份轉變后還不能扮演好市民角色問題,但也有可能含混地把市民化的障礙單一引向角色認同、思想觀念等主觀原因,從而忽視政府肩負的責任。事實上,地方政府助力不足也是造成市民化進程滯后的重要因素。從城鎮化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在晉升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下明顯更熱衷于“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目前在官員晉升錦標賽中,考核標準過度依賴地方經濟績效,將農業轉移人口的土地用作城市建設,既能為產業發展拓展空間,又能拉動區域產業投資維持GDP增長。在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通過預算內財政收入彌補財政缺口的壓力日益沉重,以土地城市化為載體獲得土地出讓金就成為增加地方財政最便捷的方式。另外,市民化實際就是公共服務和公民權利均衡化的過程,它要求政府改變對農業人口投入不足的狀況,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同時河南省市民化壓力地區差異明顯,2013年全省只有鄭州市是凈流入地區,省內跨市流動人口中的60%流入到鄭州,由于缺乏成本分攤機制,地方政府難以承擔如此龐大的公共開支。
4 結語
【關鍵詞】城鎮化;社工服務;農民工
隨著廣東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產業轉型,廣東珠三角地區不斷推動著城鎮化水平的穩步前進。城鎮化進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機制,壯大城市經濟實力,有利于工業化的發展。城鎮化提升農業,帶動農業,富裕農民,加快農村的快速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格局,但是,城鎮化的發展為經濟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一些矛盾和問題:
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城市規模的擴展,城市周邊農村的一部分農業用地也會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被征用,必然會觸及一部分群體的利益一一那些靠被征用土地為生的失地農民。另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也必然會推動二、三產業的發展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量的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給失地農民提供了進城務工的機會,城市農民工的數量在城鎮化進程的背景下迅速增加。然而,農民工作為一個介于城市與農村的群體,他們也有著城鎮化進程帶來的尷尬感受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些社會問題。這些有城鎮化所帶來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照顧同時也需要作為專業人員的社會工作者的介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加快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建沒,民政部門工作會議上提出促進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進程都充分說明了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建設具有的積極作用,廣東農村的城鎮化進程需要社會工作者的介入,以維護城鎮化背景下社會的和諧。
一、社會工作者向失地農民提供就業培訓與心理疏導
農民生存與生活的保障是土地。但是,城鎮化的發展使農民的土地被征用,農民失去土地的保障,轉身由農民身份變為城市居民身份,可失地農民無論從生活上還是心理上都不能一下子適應這種轉變:原有耕地被征用,由于既沒有資金與更多的謀生技術,失地農民失去了生活保障;從農民到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與潛在的農民意識未能同步轉變,這便造成了身份與意識之間的沖突,而這可能會導致他們在城市的生活中表現得無所適從。
身處城市邊緣地區,沒有合適的工作,失地農民難免會被城市主流生活所拋棄,文化水平的低下,也會導致他們與社會快節奏的生活相脫節,被棄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形成自己的群體亞文化。社會工作具有促進人的發展的功能,社工可以充分發揮專業特長,為失地農民提供具有針對性的人性化服務。從社工扮演的角色上來看有以下幾點:第一,服務提供角色,了解失地農民的心理和社會需求,提供心理上的支持。社會工作者運用小組或者個案的工作方法,幫助失地農民調適岡失去土地而帶來的心理上、生活上的不適,提供有關正確處理身份、意識轉變壓力的應對技巧,對有情緒障礙的失地農民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詢服務。協助他們做好與城市居民和當地政府的聯系和溝通,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對象不僅是失地農民本人,還涉及到失地農民的家庭,運用家庭治療法,解決他們的心理壓力問題。社會工作者相信每個人都是有潛能的,不僅幫助失地農民解決生存問題,要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優勢,欣賞自己,發揮他們的潛能,發展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提高社會適應的能力。第二,引導者角色,授予技能培訓,幫助失地農民發現自身的潛能,指導其制定合適的職業發展規劃。失地農民一般是在文化水平或者技能上有所欠缺,社會工作者要根據社會工作的個別化原則,幫助每一個失地農民選擇適合他們的技能培訓,教授各種工作技巧,幫助他們首先解決生存問題。社會工作者還要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成為政策的倡導者和推動者,為失地農民爭取社會保障,從政策上保障和維護他們的社會福利。
二、農民工群體需要社會工作者提供維權增權服務
城市化進程推動了城市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與建設者農民工貧苦的生活處境相對比,使得農民工成為備受關注的群體。從一定意義上講,城鎮化過程實質上是農民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是他們融入城市文明的過程,是農民生產、生活方式轉型的過程。亟待專業社工的介入。第一,改變農民工的弱勢地位。首先要改變農民工經濟地位的低下。農民工經濟地位的低下一是由于其農民工掌握的謀生技能有限,二是工作單位對他們的工資待遇較低。社會工作者可以以指導者的角色介入,根據個別化原則和自決原則,幫助農民工制定培訓計劃,提高他們自身素質,幫助他們爭取應得的利益,提高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增強知法、懂法、用法的意識。第二,豐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農民工自身所處工作環境缺乏相應的文化設施,而社區的文化、體育設施也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形形的培訓和講座也沒有針對他們的,工作之余,他們的業余生活非常單一。社會工作者應以組織者的角色介入,以小組工作的方法,根據他們不同的興趣、愛好、特長幫助他們組織各種文化活動,培養他們的組織能力以及發揮他們的自身優勢的能力。第三,促進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平等的享有城市發展成果。農民工的工資偏低和工資拖欠,各種社會保障不能很好的得到落實。社會工作者應以策劃者和協調者的角色介入其中,幫助農民工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和權益,協調農民工與城市環境的關系,維護他們的利益。
珠三角的城鎮化進程在加快,在這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是不能被忽視的,這些矛盾和沖突的解決需要社會工作者的介入,以專業的理念和專業的方法,運用專業的技巧,在不同的問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幫助以農民工為主的弱勢群體解決問題,并對他們進行增能,促進他們的參與城市生活的意愿和能力。
參考文獻
[1] 廖瑞曉,胡慧敏.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及其解決對策[J].科技廣場,2006(9).
[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C].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關鍵詞:工業化;城鎮化;耕地保護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芻議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問題
收錄日期:2014年3月4日
一、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現狀
工業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是推進現代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主要地位的過程,國際上衡量工業化程度,其中一項主要經濟指標是城鎮化比率。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其表現為農村人口居住地點向城鎮的遷移和農村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向城鎮的轉移。城鎮化的過程也是各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其發展過程經歷三個階段,初期、中期及后期。我國已經經歷了初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30%以下)。自1996年,我國城鎮化比率達到了30.48%,當年城鎮人口37,304萬,農村人口85,085萬。自此,邁入了工業化的中期發展階段。(表1)
從表1可見,我國自2000年開始,城鎮化比率逐年提高。直至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51.27%,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60%左右。這表明,中國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標志著中國城鄉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由幾千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發展為以城鎮人口為主的分布格局。從而說明我們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30%~70%之間),此階段特征為工業基礎已經比較雄厚,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工業快速發展已能夠為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城鎮化發展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圖1,數據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有關數據整理計算繪制而成)
既然,我國已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時期,從國外的經驗教訓看,這個時期也是耕地減少最快的時期。耕地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源、公共資源和約束性資源,數量有限且不可再生,所以保持一定數量的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因此,我國政府向來重視耕地保護,2011年8月23日,同志就加強國土資源管理提出了“三個最嚴格”和“四個切實”的要求,也分別于2011年7月20日和9月2日提出“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但當前我國耕地保護的現狀并不樂觀,隨著城鎮化及工業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不僅耕地數量不斷下降,耕地質量、耕地環境也沒有得到明顯改善,耕地流失現象未能得到遏制,使得耕地保護與城鎮化、工業化矛盾日益突出。
二、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存在的問題
(一)城鎮化加快進程中,耕地數量持續減少。中國是農業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尤其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隨著城鎮化比率的上升,我國有限的耕地資源被不斷占用,耕地面積逐年下降。2002~2010年10年間耕地總量由2001年的19.14億畝減少到2010年的18.26億畝。其中,耕地大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有:第一,違法、違規建設占用大量耕地。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大量的建設征用土地已經成為我國土地面積減少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城鎮建設中,土地利用一般是粗放型的,受近年產業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產業園”、“產業區”集中出現,各地普遍在城鎮搞新區、產業園區,有些地區經濟實力不足,使得很多項目擱置,導致大量耕地占而不用。而且部分項目是地方政府鼓勵支持,開發的成本相對比較低,地價相對比較低廉,因而在建設過程中鋪張浪費,出現耕地被浪費的現象;第二,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城鎮需要大量勞動力補充。首先,農業生產帶來的收入具有不確定性;其次,我國農業現代化程度低,基本還是靠天吃飯。雖然中央近年出臺了取消農業稅、各項補貼等惠農政策,希望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由于市場因素的影響,惠農政策沒有得到最佳的體現。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業用地閑置浪費。
(二)耕地總體質量偏低。2009年12月24日國土資源部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國耕地質量等級調查與評定》顯示,我國耕地根據自然條件、耕作制度、基礎設施、農業生產技術及投入等因素綜合調查與評定,把我國耕地評定為15個等別,1等耕地質量最好,15等最差。全國耕地質量平均等別為9.80等,等別總體偏低。
近些年來,我國的耕地質量普遍下降,其原因包括自然因素,如水土流失使土壤養分流失,土地沙化降低了土地的肥力;人為因素則包括耕種方式不當,耕地占補不平衡(占優補劣,耕地質量總體下降),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占用。其中,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飛速發展是導致耕地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一,工業和城鎮發展的過程中,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會占用大量的優質耕地,比如城郊的良田、菜地,土壤肥力高,熟化程度相對較高。但是,為了尋求占補平衡,補充的耕地往往分布在耕地條件較差地區的荒地,或者是廢棄的宅基地,在質量上很難和占用地相比;第二,由于農村中大部分青壯年進城務工,留在農村的通常是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勞動力明顯不足,缺乏對耕地保護和管理耕地的能力,從而導致土地肥力下降,土層變薄,蓄水保肥能力降低。這些原因都致使耕地總體質量下降。
(三)耕地環境惡化。近年來,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加快,為廣大農民帶來實惠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回避的耕地污染、生態環境污染問題。中國耕地質量調查報告顯示,污染土壤已經占耕地的1/5,即全國有20%的耕地受工業“三廢”和農業污染。“三廢”是指廢水、廢氣、廢渣。如果農民利用工廠污水灌溉農田,會造成土壤的污染,土壤本身的養分受到破壞,降低產量,更甚者危害農作物的生長。工廠排放的廢水中若含有大量重金屬元素,不但危害牲畜的健康,更有可能損害農民自身的身體健康。廢氣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硫,隨著工廠的排放,進入土壤,使土壤酸化。同樣,危害農作物及人畜的健康。還有廢渣,常常會釋放出有毒物質,污染土壤。
除了“三廢”污染,農業污染也不容忽視,如化肥、農藥、家畜糞便通過降水或者排水灌溉時產生地表徑流,土壤滲進水體,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根據邊際報酬遞減規律,過度使用化肥會降低土地退化,反而降低產出。
三、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耕地保護的對策
(一)控制城鎮外延增長,促進土地集約利用。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中期發展階段,今后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所以我們應對土地進行節約利用。第一,嚴格實施耕地保護政策,耕地保護意義重大,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耕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衣食之源,而且為農民的生存承擔著社會保障功能,同時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第一個寫進法律的基本國策。因此,要對農民加強耕地保護的教育,大力提高農戶的耕地保護意識,實現耕地的可持續利用;第二,要科學合理地利用和規劃土地的使用。在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用地時,杜絕浪費土地和侵吞侵占的行為。通過輿論監督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保證其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待耕地保護問題,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杜絕可能滋生的腐敗現象;第三,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限制城市的無序擴張。首先,近一步明確和完善新《土地管理法》,完善土地監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使土地再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減少一切不合理現象。
(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耕地產出潛能。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耕地保護為生態環境的建設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強調的耕地保護不僅僅是保持現有耕地面積的穩定,更重要的是在現有的數量下,提高耕地的質量。追求沒有質量的數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首先,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耕地的使用永遠存在著矛盾,保護耕地勢必就容易阻礙城鎮化的進程,同樣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勢必導致耕地的減少。因此,我們要尋求一種全新的耕地保護模式,從而有效地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占補平衡”和“先補后占”就是耕地保護的核心內容,耕地占補平衡是新《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而先補后占是指在建設項目占用耕地之前,建設單位先履行補充耕地的義務。補充耕地任務完成后,建設單位方可占用耕地。所以,全面實行“先補后占”,對土地整理復墾開發工作有著深刻影響。筆者認為,實施耕地占補平衡與推進土地整理復墾開發工作是“兩位一體”的事情,是應對耕地資源緊缺、人增地減長期趨勢不可逆轉形勢所擬訂的政策組合中不可缺少的兩個重要環節;其次,盡可能控制工業“三廢”帶來的影響,推廣新的技術,對廢物進行合理有效的回收處理,爭取變害為利。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數量,使其符合國家規定的排放標準。還要合理使用農藥和化肥,盡可能少的使用,確保土地的養分。對已經被嚴重污染的土壤要采取妥善的處理方式,盡可能使損失降到最小。
(三)探索和實施我國特有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探索和實施我國特有的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穩步發展模式,必須嚴格執行和落實土地政策。首先,重視嘗試利用有利于耕地保護的市場機制變革,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市場交易,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通過市場機制,促進土地開發和利用。土地資源是有限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對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價格必然上升,地價較高,自然會阻礙非農土地增加的速度和規模,在某種程度有利于對耕地的有效使用,減少土地浪費和重復建設,最終實現市場優化配置土地資源;其次,我國地域遼闊,地域之間差異較大,東部沿海地區土地資源稀缺,但土地利用相對比較合理。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土地資源相對比較豐富,但土地的利用開發相對無序。所以,不同區域采取不同的土地利用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顯然,政府不應該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不同地區的耕地保護狀況,而應該采取互補的方式,用不同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完善耕地保護;最后,建設“綠色GDP”制度,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耕地之間的可持續發展。綠色GDP這個指標,是在GDP的基礎上扣除對資源、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后的余額,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經濟“凈”增長的概念,能更好地體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若能將此指標作為一項硬性指標加以實施,可以促使政府重視資源環境建設,有利于耕地資源的保護,減少土地違法現象。應該說,綠色GDP體現了經濟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程度。
主要參考文獻:
[1]吳天君.耕地保護新論[M].人民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