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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于2007年組織有關專家制訂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對非英語專業英語教學提出了三個層次的要求。翻譯教學作為大學英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達到以下最低標準:遇到熟識的題材,能利用工具書完成漢英互譯,且譯文基本忠實原文,其中,漢譯英達到250字/時,英譯漢達到300單詞/時。[8]然而,目前大學英語教學重聽說讀寫,輕翻譯,使得翻譯教學面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一)外部問題1.CET4和CET6指揮棒的作用。四六級考試出現翻譯題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難度較小,因此沒有得到教師和學生的足夠重視。[9]久而久之,在四六級考試指揮棒的誤導下,教師不愿多花時間和精力教翻譯,學生也缺乏學習翻譯的主動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進行了改革,首次將段落翻譯作為一個專門的題型進行考查,翻譯材料選材廣泛,牽涉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確了翻譯教學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必將推動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研究和發展。2.缺乏專門的翻譯教材。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未為非英語專業學生訂購專門的翻譯教材。非英語專業學生多數只有讀寫和聽說教材,教材很少對翻譯理論和技巧進行系統的講解,翻譯部分基本以課后題的形式出現,且多是簡單機械地鞏固已學的詞匯,因而并不能稱之為翻譯。
(二)內部問題1.教師方面。一是很多大學英語教師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欠缺。他們未系統學習過翻譯理論知識,而且畢業就從事教學工作,實戰經驗不足,因此翻譯教學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給學生提供有效的指導。二是教學方法陳舊。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多以教師為中心,但教師很少給予理論指導,而是偏重詞匯、語法和翻譯技巧的講授。課堂上,教師一般要求學生做口頭翻譯,或給出譯文讓學生自己檢測,但學生的翻譯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較大提高。此外,課后翻譯作業也往往強調無語法和詞匯錯誤,很少關注語篇連貫、邏輯清晰等因素。2.學生方面。一是對翻譯不夠重視。很多學生認為聽說讀寫是關鍵,翻譯無關緊要。因此,在翻譯學習中,部分學生缺乏興趣,處于被動地位,從不主動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語用意識。很多學生片面地認為翻譯就是字對字、詞對詞的轉換,因此只要掌握語法和詞匯就足夠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異,如果只重視語言形式的對應,翻譯出來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樣,在不同的語境中存在一詞多義現象,需要學生多積累、勤思考,才能譯出準確的譯文。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不足之處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譯理論對其進行指導,從理論高度設計出合理的教學體系刻不容緩。
二、語用翻譯理論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解釋力
作為一種專門研究語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論,語用學不僅關注說話者對信息的傳達,還關注受話者對信息的理解和轉化。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既關注譯者理解原文的過程,也關注譯者在譯文中表達原文意義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兩者具有共同的關注對象。[10]正如呂俊所說,語用學與翻譯結合,讓譯者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理解翻譯中的問題,從而為翻譯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指導。[11]將語用學理論,指示語、語用預設、會話含義理論、言語行為理論等引入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將從一個新的角度為教學提供指導,從而克服以往教學中的各種不足。
(一)指示語與翻譯教學言語交際涉及兩個過程,說話者對信息的傳達和聽話者對信息的理解,指示語在這兩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根據語境、說話者、受話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稱與所指的關系,同時注意文化、社交的適當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據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譯時若將其作為他人處理,譯文將與原文相悖。指示語的意義離不開語境,教師應啟發學生關注語境的意識,切不可過分注重字面意義而造成譯文對原文的偏離。
(二)語用預設與翻譯教學語用預設對翻譯過程有重要影響。從翻譯角度看,預設對語境具有敏感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能堅守以前實踐中形成的預設,而應該考慮到當前的語境因素,形成恰當的譯文。例如看到game這個詞,譯者首先會利用之前形成的預設將其翻譯為“游戲、比賽”,但是在新的語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從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應當譯為“博弈論是有關策略的科學”。
(三)會話含義理論與翻譯教學會話含義理論要求翻譯時,譯者始終忠實于原文的會話含義。具體說來,合作原則對翻譯規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準則規定譯者不得毫無根據擴充或節減原作內容;質的準則表明譯者應忠實傳達原作信息,切忌錯譯、亂譯;關聯準則強調譯者應注重兩方面的關聯:原文上下文的關聯和譯文與譯文讀者的關聯;方式準則規定譯者用精煉清晰的語言傳達原文內容,不允許隱晦難懂。[2]但是,有時為了修辭的需要,說話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離合作原則,從而產生言外之意。在此情況下,如果原文背離了合作原則,譯者翻譯時也需要相應地背離,至于語用意義則留給讀者去推理,譯者無需代勞。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東西。B的回答明顯背離了“量的準則”,因為其傳遞的信息顯然不足,語用意義是B不愿意告知A相關信息。翻譯此對話時,譯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應把乙的話直譯過來,切不可畫蛇添足。
(四)言語行為理論與翻譯教學言語行為理論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努力透視一定語境下的言外之力,進而用明晰或隱晦的方式構造表達同樣言外之力的譯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動,從上下文信息可知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樂的美好想象。“m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別翻譯為“挨家挨戶收垃圾”、“搭上幾句話”,從而將原文的意圖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五)禮貌原則與翻譯教學禮貌原則提出了交際者應遵循的六條小的規則。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們對禮貌的領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中國人被夸獎時,很自然地會回答:“慚愧,慚愧!”如果直譯成“Ifeelashamed”,英美讀者將稀里糊涂;如選用歸化策略意譯為“Thankyou!”,則變得規范地道。禮貌原則對翻譯教學的借鑒意義為:教師課堂上應適時引導學生弄清中外表達禮貌方式的差異。分清哪些禮貌信息是原文的重點,因而譯文中必須很好地體現出來;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譯會讓讀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選用異化策略,而后者多選用歸化策略。
(六)關聯理論與翻譯教學假設S是譯者對原文的解讀,T是譯文讀者對譯文的解讀。根據關聯理論,成功的翻譯應是T=S,但是實際翻譯中譯者是沒法做到這一點的。[12]翻譯要考慮兩個層面關聯性的對應:原文和譯文的關聯以及原文讀者與譯文讀者的關聯,尤其后者是譯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譯文讀者付出較少的努力獲取與原文讀者一樣的語境效果。為此,教學中,教師不僅要引導學生把英語學習當成認知過程,還要鼓勵學生尋找關聯,并把此當做學習的目標。[13]例如,翻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句話,譯者不僅要通過認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義———化詞匯的形象與語用含義關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傳達出來,將讓讀者無法理解。所以,譯文應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譯出來,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順應理論與翻譯教學從順應理論出發,可從以下三個維度解釋翻譯過程,即譯語要順應語境關系,順應語言結構,順應翻譯的動態過程,且這一過程是有意識的。[2]語境關系順應強調,譯文讀者有著與原文讀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規范等,因此翻譯時要選擇順應譯文讀者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的表達。語言結構順應強調,譯語與原語在語碼、語體、詞匯等方面存在差異,翻譯要選擇符合譯語語言結構的表達。動態順應強調,譯語不能只順應語境關系或語言結構,而應實現二者之間的動態順應。
三、大學英語翻譯教學體系
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學體系是當務之急。結合目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不足,在語用學翻譯理論指導下,現提出如下教學體系。
(一)豐富理論知識,提高實踐水平傳統重詞匯、語法和翻譯技巧的教學方法已經無法滿足翻譯教學的要求,刻板的教學方式容易讓學生產生厭倦情緒。為了更好地駕馭翻譯課堂,教師必須先提高自身的理論和實踐水平,即扎實的翻譯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水平缺一不可。為此,教師應做到以下兩點:首先,成立翻譯研討小組,每周至少開一次研討會,互相交流翻譯教學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論修養。其次,積極尋找機會,從事翻譯實踐工作,豐富實踐經驗。
(二)傳授語用知識,增強語用能力語用學研究如何通過語境來理解和使用語言,脫離了語境,翻譯這種輸出型活動的正確性和得體性就無法實現。所以,教師在翻譯課堂上應有意識教授學生語用知識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說,語用能力或知識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師不僅要強化學生的語言能力,更要有意識培養他們的語用能力,鼓勵他們在翻譯中自覺掌握和運用指示語、語用預設、會話含義理論、關聯理論等語用翻譯理論,避免產生誤讀和交際失敗。例如,公司每年生產10萬只玩具。譯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譯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師可啟發學生關注語境因素。根據順應翻譯理論,為了得體,譯文需要追求語境關系順應。如果是日常語境,譯文1較為合適,但如果是商務場合等正式語境,譯文2則更合適。其次,創造合適語境,組織互動式活動,通過反復練習達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這個單詞可有不同的含義。教師可引導學生自己創設語境,如在等車的場合,“Imissthebus”,表達的是“錯過”的意思。
(三)輸入文化知識,提高跨文化意識翻譯過程中,文化差異不容忽視。在運用禮貌原則、關聯論、順應論等理論指導翻譯時,譯者必須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合理采用歸化和異化策略。首先,教師應積極向學生輸入西方文化知識,并與中國文化進行對比。其次,鼓勵學生課下看一些英文讀物或電影,要求以讀書報告的形式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最后,啟發學生用目的語思考,發展學生的移情,引導他們主動去了解西方的文化,從而避免母語的干擾。例如,“望子成龍”,直譯過來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這一譯文無法為外國人接受,因為龍雖在中國是吉祥物,在國外卻被視為兇惡殘暴之物。根據關聯翻譯理論,譯文要能使譯文讀者在付出較少的努力的情況下得到一樣的語境效果。所以教師可引導學生用歸化的方法翻譯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檢測語用文化知識,規范評價尺度測試形式和內容易影響包括翻譯教學在內的語言教學,但是語用知識和語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識等很少出現在外語測試中。為了更好的評價學生的翻譯水平,并用評價結果來指導翻譯教學,在考試中應加入語用社交等方面的內容,檢測學生語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例如,可給出原文,讓學生在各種語境中選出或給出準確的譯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題,讓學生分析其中的文化沖突。
四、結語
論文關鍵詞:交際翻譯理論,吳歌,諧音雙關語
1. 吳歌中的諧音雙關語
吳歌是指吳語地區包括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滬等太湖流域地區的同屬一個語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謠。吳歌中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即喜用諧音雙關語,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相當普遍,歷史稱之為“吳格”。使用最鼎盛的兩個時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時期文學藝術論文,《子夜》、《歡聞》、《讀曲》等數百首,都是這一類歌謠。其中《子夜歌》凡四十二首,半數使用了諧音雙關語。如:“崎嶇相怨慕,始獲風云通。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后兩句即系諧音雙關語。“玉林”、“石闕”關語為“碑”,又“碑”之諧音為“悲”;又如:“今日已歡別,合會在何時? 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關語為“棋”,取其諧音為“期”。其它諸如“春蠶易感化, 絲子已復生”(“春蠶”關“絲”諧“思”);“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芙蓉”關“蓮”諧“連”)都是這一類諧音雙關語。而在《讀曲歌》八十九首中,幾近三分之二是用了諧音雙關語的。如:“打壞木棲床, 誰能坐相思?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論文格式范文。”(“三更”關“夜”,“石闕”關“碑”諧音“悲”,“書”關“提”諧音“啼”。) 又:“非歡獨慊慊,儂意亦驅驅。雙燈俱時盡,奈何兩無由” (“雙”關“兩”, “燈盡”關“無油”諧“無由”)。更有諧音雙關語加嘆謂構成歌謠的:“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可見諧音雙關語在當時的民歌中運用十分廣泛。而且同一諧音雙關語在多種曲調中反復出現, 某些意象關系相對固定, 比如“芙蓉”關“蓮”, “方局”關“棋”“, 黃蓮”關“苦”,“石闕”關“碑”等等,說明其時諧音雙關語運用已經格式化,成為一種相當圓熟的歌謠語言表達方式。吳歌中之諧音雙關語,體現婉轉細膩的情感特征,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傳情,以隱寓意,曲折詭譎,撲朔迷離,聽眾的思緒須得拐幾個彎才能真正領會其本意,是這一時期吳地歌謠的重要標識。
明代吳歌十分豐富,也喜用諧音雙關語。如劉效祖《鎖南枝》之“瞎蟲蟻逃生,實撞著你線索。”等,然實不多見。唯近現的天啟崇禎年間馮夢龍之《山歌》,諧音雙關語俯拾皆是。馮系江蘇吳縣人,對吳格諧音雙關語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吳地方言寫兒女情長,成就極其偉大,是吳歌史上難得的好歌詞。請看幾首用諧音雙關語寫就的短歌:[1]
脧
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諧“脧”) 里來。
等
姐兒立在北紗窗,分付梅香去請郎,泥水匠無灰磚(諧“專”) 來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別
滔滔風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開舡。挾絹做裙郎無幅(諧“福”) ,屋檐頭種菜姐無園(諧“圓”) 。
舊人
情郎一去兩三春,昨日書來約道今日上我門。將刀劈破陳桃核,霎時間要見舊時仁(諧“人”) 。
值得注意的是,馮夢龍運用諧音雙關語似乎更活,有的經過擴充令節奏更加活潑。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筍出頭再吃你逐節脫,花竹仿子繪竿多少班(《作難》)。”又:“好似黃柏皮做子酒兒,呷來腹中陰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腸(《思量》)。”另外,諧音雙關語大都用在短歌中,長篇山歌如《籠燈》、《門神》等卻很少見。這或許說明諧音雙關語最適用于獨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對此問題已經作了大量的鉤沉考索的工作論文格式范文。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將《吳聲歌》中所用之諧聲字概括成兩大類.第一類, 同聲異字以見意者, 如以上詩所引“藕”為配偶之“ 偶” , 以“ 芙蓉”為“ 夫容” , 以“ 碑”為“悲” , 以“ 題”“ 蹄”為“ 啼” , 以“ 梧”為“ 吾” , 以“ 油”為因由之“ 由” , 以“ 棋”為期會之“ 期” , 以“ 堆”為“ 涕” , 以“ 箭”為“ 見” , 以“ 籬”為“ 離” , 以“ 博”為“ 薄” , 以計謀之“ 計”為發髻之“ 髻” , 以衣裳之“ 衣”為依舊之“ 依” , 以然否之“ 然”為燃燒之“ 燃” 。第二類, 同聲同字以見意者, 如以布匹之“ 匹”為匹偶之“ 匹” , 以關門之‘ 關”為關念之“ 關” , 以消融之“ 消”為消瘦之“ 消” , 以光亮之“ 亮”為見亮之“ 亮” , 以飛龍之“ 骨”為思歸之“ 骨” ,以道路之“ 道”為說道之“ 道, 以結實之“ 實”為誠實之“ 實” , 以曲名之“ 散”為聚散之“ 散” , 以藥名之“ 散”為聚散之“ 散” , 以曲名之“ 嘆”為嘆息之“ 嘆” , 以曲名之“ 吟”為之“ 吟” , 以“ 風”波“ 流”水為游冶之“風流” , 以圍棋之“ 著子”為相思之“ 著子” , 以故舊之“故”為本來之“ 故”等。此外, 還有以二字聲音相近而諧聲以見意者, 如以“星”為“ 心” , 以“ 琴”為“ 情”之類皆是[2]。王運熙先生《六朝樂府民歌》中的《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將諧音分成“同音異字, 同音同字,混合”三類加以論述, 同時還論述了六朝時期普遍使用諧音雙關語的社會風氣, 并由此上溯到《詩經》與《史記》, 論述了雙音諧字的歷史淵源, 頗為詳盡[3]。可以說, 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 已成為歷代研究者的共識。
2.交際翻譯理論(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即“譯者應該將原語文本的語境意義(contextual meaning) 以其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都容易為譯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準確的傳遞出來。”在交際翻譯中,譯作所產生的效果應力求接近原作,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 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交際翻譯把翻譯的重點轉移到原文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在譯文中再現的過程和結果上來。在交際翻譯中,譯者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寫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來,譯者有權力糾正或改進原作的邏輯關系, 用優美的語言替代原文中晦澀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復和冗長之處, 修改或闡清術語。譯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實錯誤和筆誤, 將腳注中的內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際翻譯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 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合符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 并且還能產生和原文一樣的語勢[4]。
3.諧音雙關語的翻譯
諧音雙關是一種文字游戲, 利用字或詞語的語音條件, 使某些字或詞語在特定的語境中具有雙重意義。它具有一明一暗雙重涵義, 具有能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用一種語言文字形式表達雙重意義的功能。這種修辭格是利用詞義根本不同的諧音詞來構成雙關, 表達兩層不同的意思, 借以使語言活潑有趣, 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 或借題發揮, 旁敲側擊, 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英語和漢語雙關在格式上和修辭作用上雖然大致一樣,但由于兩種語言的語音不同和表達方式不同, 英語雙關譯成漢語或漢語雙關譯成英語時, 中外譯者幾乎都有捉襟見肘之感, 難以找到理想的翻譯。但是, 筆者認為以交際翻譯理論為指導, 可以實現諧音雙關語的恰當翻譯。下面以筆者曾參與編譯汪榕培教授主編的《吳歌精華》(英漢對照)[5]一書中處理諧音雙關語的例子來論述。
交際翻譯理論認為,譯者應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 使譯文不論是在摘要回到譯作的讀者這個中心上來。而《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編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文學藝術論文,否則,中外讀者往往會不知所云。事實證明,我們的翻譯為吳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傳作用,因為吳歌已經越來越少的人知曉它了,正因為此,國家已于2006年把吳歌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下面來看書中幾例:
例1: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子夜歌》)
譯文:I love my charmingsweetheart all the more/ 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見梧子”,“梧子”諧音“吾子”,即“女方所愛的男子”,這里我們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man)兩層意思都翻譯出來了,同時文學藝術論文,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個詞me押韻,整首詩形成abab的韻式。
例2:朝登涼臺上,夕宿蘭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蓮子。(《子夜四時歌》)
譯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 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 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諧音, 指被女性所鐘愛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儀容的意思。“蓮”諧“憐”, “蓮子”即“ 憐子” , 譯成口語就是“ 愛你”論文格式范文。這首歌曲顯然是女子的口吻, “ 乘月采芙蓉”者, 乘月會情郎也,“夜夜得蓮子”者, 即每個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愛的機會,這兩句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在翻譯這首詩時,我們同樣把它的兩層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譯出來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里來。(《山歌·脧》)
譯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 fish won’t escapefrom the mesh, / So you won’t escape from 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shuttle, / So love 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絲”、“思”諧音,“眼”雙關“網眼與人眼”;“梭”諧“脧”,又與前文“眼”相呼應。馮夢龍有贊語道:“眼上起,梭里來文學藝術論文,諧音雙關語最妙,俗所謂雙關二意體也。”此詩原文只有四行,但譯文卻有六行,因為我們把最后兩句所隱藏的諧音雙關語也譯出來了。因為譯文的讀者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譯成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 And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們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覺咦立冬,/風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麥牽來難見面,/厚紙糊窗弗透風。”(《久別》)
譯文:In spring, 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 whole year. / “It’s hardto see 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you,” I’ll say to my dear.
在這首《久別》中,最后一句“厚紙糊窗弗透風”意即“沒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句背后的諧音雙關語翻譯出來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 you文學藝術論文,讓讀者一目了然。
4. 結語
總之,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 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相當普遍。但是在把吳歌翻譯成英語的過程中,這種諧音雙關語給翻譯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最后我們根據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原則:“譯者應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 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并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 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合符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而我們編譯《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事實證明,我們的翻譯為吳歌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參考文獻:
[1]馮夢龍等.明清民歌時調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3]王運熙.六朝樂府民歌[M].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4]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2.
[5]汪榕培等.《吳歌精華》(英漢對照)[M]. 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3.
關鍵詞:大學英語 翻譯教學 教學現狀 課程質量 提升
隨著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聯系的加強,世界逐步走向一體化發展。中文、英語作為世界上兩種影響力較大的世界通用語言,作為單一母語國家的我們必須加強外語能力的學習。雖然,英語的學習和母語的學習不太一樣,但是終歸是語言的習得,都有相同之處。我們要同時掌握這兩種世界通用語言,大學英語的翻譯教學則顯得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從英語教學大綱里就可以明顯發現出翻譯的地位并不高,對具體的翻譯教學并沒有提出很高的要求。在目前,大學里的四、六級英語等級考試中,翻譯題型的分值也不大,只在5%左右。工作、生活上的需要,要求高校學子逐步提高英語水平,尤其是聽、說、讀、寫等綜合性英語能力,翻譯成為越來越重視的項目。我們從主要從當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現狀出發,發現英語翻譯教學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并針對教學技巧、發法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一、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問題
1.滯后的教學模式。社會、教育的發展,要求我們不斷進行新的課程改革,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目前,大學卻不同于中小學,沒有了升學的壓力,擔子貌似小了不少,但是相應的配套改革卻沒有做得很好。大學教學氛圍相對輕松,翻譯基于課時較少的課堂,而且是以教師為中心。作為學生而言,能力缺乏很大的鍛煉,既沒有氛圍也沒有訓練的時間,導致學生對大學英語的翻譯教學喪失了基本的興趣,久而久之,英語翻譯的教學質量得不到有效提高。
2.翻譯理論知識不牢固。具體的教學實踐需要強有力的理論去指導,那么作為翻譯而言,同樣需要良好的翻譯理論去保駕護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翻譯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很多高校在這些方面做得不夠,教師在進行大學英語的翻譯教學時,很少向學生進行翻譯技巧和理論的講解,最多的就是直譯法的講述。直譯法的過多運用,就算掌握再多的詞匯和語法,翻譯也會顯得沒有生氣。
當然,目前困惑最多的就是,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系與結合在哪兒,很多大學生都搞不明白,面對翻譯,他們很多人就會手足無措。大學英語的翻譯教學首先是課堂的教學行為,掌握好基本功之后我們才能逐步地深入實踐。在學生學習一開始,就灌輸英語翻譯是跨國文化交際活動,這無形擴大了翻譯的范圍,加強了學生自身的壓力。
3.大學英語測試的局限性和教材編寫、選擇存在的問題。學生學學英語從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通過英語四、六級考試,為考試而言造成的后果就是啞巴英語的廣泛存在,在英語能力上的運用非常少,然而這就是中國英語教學存在的常態。目前大學英語教材的教材編寫、選擇也存在一些問題,大學英語教學普遍沒有基礎翻譯理論,方法和技巧涉及也很少。課后習題也只是加強單詞和語法的理解,針對翻譯能力的訓練非常少,就算是翻譯題,也不是真正是為了提升學生的翻譯能力。教材對英語翻譯針對性訓練做得不夠,基礎是達到大學英語四級水平,較高的是專業英文文獻的翻譯,現在我們連基礎的都沒有達到,更高要求的實現更是望塵莫及。
4.沒有關注漢、英語法與表達習慣上的差異。中外文化存在很大差異,在語法與表達習慣上也存在很多不同。在長期母語學習氛圍的熏陶下,在學習外語時,我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漢語習慣的影響,翻譯就會顯得有些別扭。比如說,我們說“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經常翻譯成“good goodstudy,day day up”,當然這句話的翻譯還說的過去,雖說也是完全按照中文語法習慣來的。有的句子翻譯可以說是徹底扭曲,要是外國人看到完全就是不知所云,“街上人山人海”,作為中文思維的我們就會想當然的以為是“on the street 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乍一看沒錯,一個個單詞對應地非常正確,但是卻完全不符合外語思維。這個句子里沒有謂語,前面的介詞短語onthe street和后面people沒有任何連接詞就放在一起,正確的應該是“The street wascrowded with people”。
二、翻譯的方法與技巧
1.理解詞義的轉化。中國文化博大精神,中國語言也不例外,詞語活用,詞義范圍的轉移特別是在古文里就會經常出現,因此我們分在分析具體句子時,要結合語境,不能脫離語境單獨分析。比如說,“今天我花了十塊錢”和“我們家后面中的花真好看啊”這里面的兩個花詞性就不同,前一個是動詞,意思是用,花費,后面的那個花就是名詞。在英語中也是一樣,have a rest,rest本來是名詞,在這里卻轉化成了動詞。在英語中,詞類轉化的情況通常有名詞、介詞、形容詞、副詞在翻譯時轉化為動詞,“She is out”,直譯就是她是外面,但是讀起來有點別扭,應該翻譯成,她出去了,把副詞“out”翻譯為了動詞。同樣的,“She is up”就翻譯成她起床了。
2.中英對比法。中文里句子成分和英文里大多一樣,都有主語、謂語、賓語,在英語里也會出現倒裝現象。在what引導的感嘆句中就會出現,“What a beautiful girl she is!”正常語序是“She is a beautiful girl”兩者都表達了一個意思,女孩很漂亮。前一句用的是倒裝式的感嘆句,表達的語氣更深,后者則顯得十分平常,沒有深意。
三、總結
作為新世紀復合型人才我們需要掌握翻譯技能,更好地掌握這兩種世界通用語言,翻譯能力是英語能力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翻譯技能的提升能為我們今后求職打下良好的基礎。最為普通高校而言,英語教學要從當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現狀出發,找準相應方法,努力提升翻譯教學課程質量。
參考文獻:
[1]褚雅蕓,大學英語教學中提高學生翻譯能力的模式探討[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1)
一、文言文翻譯的要求
翻譯文言文要做到“信、達、雅”三個字。“信”是指譯文要準確無誤,就是要使譯文忠于原文,如實地、恰當地運用現代漢語把原文翻譯出來。“達”是指譯文要通順暢達,就是要使譯文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及用語習慣,字通句順,沒有語病。“雅”就是指譯文要優美自然,就是要使譯文生動、形象,完美地表達原文的寫作風格。
二、文言文翻譯的原則
在翻譯過程中,必須遵循“字字有著落,直譯、意譯相結合,以直譯為主”的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在具體翻譯時,對句子中的每個字詞,只要它有一定的實在意義,都必須字字落實,對號入座。翻譯時,要直接按照原文的詞義和詞序,把文言文對換成相應的現代漢語,使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如果直譯后語意不暢,還應用意譯作為輔助手段,使句意盡量達到完美。
三、文言文翻譯的失誤形式
(一)不需翻譯的強行翻譯。在文言文中凡是國名、地名,人名,官名、帝號,年號、器物名、度量衡等,在翻譯時,可以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不用翻譯,因為這些詞一般都無法與現代漢語對譯。如: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
譯成:晉國侯王和秦國霸主包圍鄭國,因為鄭國對晉國無禮。
(二)以今義當古義。有的詞語隨著社會的發展,意義已經變化了,有的詞義廣大,有的詞義縮小,有的詞義轉移,有的詞感彩變化,有的名稱說法改變。因此,要根據原文的語境確定詞義,且不可以今義當古義。下面幾例翻譯均是不妥的。
1、是女子不好……得要求好女。《西門豹治鄴》
譯成:這個女子品質不好……應該再找個品質好的女子。
2、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蘇武傳》
譯成:使者聽了很高興,按照常惠說的來辭讓單于。
3、(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譯成:老虎咬斷驢子的喉嚨,吃完驢子的肉,才到樹林中去。
4、先帝不以臣卑鄙。
譯成:先帝(劉備)不認為我卑鄙。
這四句翻譯均犯了以今義譯古義的毛病。例1的“好”屬于詞義擴大。在古代是指女子相貌好看,而現在指一切美好的性質,對人、對事、對物都可以修飾限制。譯句應改成“這個女子長得不漂亮”。
例2的“讓”屬于詞義縮小,在古代漢語中既可以表“辭讓、謙讓”之意,又可表“責備”之意,而現在只用于“辭讓、謙讓”的意思。譯句中的“辭讓”應改為“責備”。
例3的“去”是詞義轉移,由古義“離開某地”的意思,后來轉移為“到某地去”。意義完全相反。譯句中的“才到樹林中去”,應改為“才離開”。
例4的“卑鄙”屬于感彩變化。在古代這個詞是中性詞,指地位低下,見識淺陋。現在是貶義詞,指人的行為或品質惡劣。譯句中的以今義當古義,應改為古義。
(三)該譯的詞沒有譯出來。例如:
以相如功大,拜上卿。
譯成:以藺相如的功勞大,拜他為上卿。
譯句沒有把“以”譯出來,應當譯成“因為”,也沒有把“拜”譯出來,應當譯成“任命”才算正確。
(四)詞語翻譯得不恰當。例如: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譯成:不愛惜珍珠寶器肥田沃土。
譯句中把“愛”譯成“愛惜”不當,“愛”有愛惜之意,但在這個句子中是“吝嗇”的意思。
(五)該刪除的詞語仍然保留。
例如: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譯成:從師學習的風尚也已經很久不存在了。
譯句中沒把原句中的“也“刪去,造成錯誤。其實原句中的“也”是句中語氣助詞,起到舒緩語氣的作用,沒有實在意義。在翻譯時,完全可以去掉。在文言文中有些只表示停頓、湊足音節,或者起語氣作用的助詞,或者起連接作用的虛詞,它們沒有實在的意義,雖然在原文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翻譯時,因為沒有相當的詞可以用來表示它,應該刪除不譯。比如表示判斷的“者”和“也”或“……者也”“者……也……”,在翻譯時應該從譯句中去掉,并在適當的地方加上判斷詞“是”。
(六)省略成分沒有譯出。文言文中,有的省略成分沒有必要翻譯出來,但也有的省略成分必須翻譯出來語意才完全。如:
權以〈〉示群下,莫不響震失色。(司馬光《赤壁之戰》)
譯成:孫權給群臣看,沒有誰不嚇得改變了臉色的。
句中的“以”后面省略“之”,指代曹操的書信,而譯句中沒有譯出來,應該在“孫權”的后邊加上“把曹操的書信”,語言才顯得清晰完整。
(七)該增添的內容沒有增添。在翻譯時,有時為了文句符合現代漢語習慣,必須增添一些內容,才算恰當,如:
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
譯成:現在劉表剛剛死亡,兩兒子不團結。
在數詞“兩”后邊加上量詞“個”,語氣才顯得流暢。再如: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譯成:因此,先主劉備就去拜訪諸葛亮,總共去了三(次),才見到他。譯句中在數詞“三”后加上量詞“次”字。
(八)無中生有地增添內容。一般說來,文言文翻譯必須要尊重原文的內容,不能根據個人的好惡增添一些內容,以至違背原文的意思。否則,就會造成失誤,例如: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譯成:很多人在一起走,肯定有品行高潔,學有專長,樂于助人并且可以當我老師的人在里面。
譯句中的“品行高潔、學有專長,樂于助人的人”原句中沒有這個內容,是翻譯者隨意加進去的,應刪去,才符合原句的意思。
(九)應當譯出的意思卻遺漏了。沒有把全句的意思說出來,只說出了一部分意思。例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譯成:孔子說:“學習后要復習,不也是很高興的事嗎?”
譯句把“時”的意思漏掉了,應該在“復習”前加上“按時”二字,才是意思完整的譯句。
(十)譯句不符合現代漢語語法規則。在古代漢語中,有一種倒裝句,這種句子在翻譯時,一般說來,要恢復成現代漢語的正常句式,例如:
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譯成:尋找人可以出使回報秦國的,沒有找到。
這個句子翻譯的不妥,因為原句是定語后置,在翻譯時必須把定語放回到中心詞前邊,正確的翻譯是:
尋找可以出使回報秦國的人,卻沒有找到。再如: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
譯成:蚯蚓沒有爪子和牙齒的鋒利,筋骨的強壯。
關鍵詞:翻譯研究;翻譯教學;研討;中國譯界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theSummerSymposiumonTranslationinBeijingandthetopicsdiscussedatthesymposium,whichincludethenewapproachesof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talsodiscussesthemainproblemsin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nChina.
Keywords: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ionteaching;Symposium;Chinesetranslationcircle
盛夏時節,來自全國翻譯界和教育界的約170名莘莘學子與24位名聞遐邇的翻譯家和教育家匯聚于北京中國人民軍事科學院,進行了一場幾近軍事化的學術對壘和教學切磋。在短暫的十天時間里,學員們蓄勢待發,情緒高漲,教員們則“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種與傳統的學術研討和教學模式大相徑庭的新路向,給中國翻譯和教學界注入了一種新的理念。
一、關于翻譯研究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這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據此,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容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另有少數各行各業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