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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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會學論文范文第1篇
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獨立的，它的發展始終受到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二是文化絕不是由物質簡單派生出的從屬現象，它有自身獨特的結構與發展規律，文化生產也是一種社會的、物質的過程，它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生產是一種不斷制造和產出意義的過程（即文化生產是一種表意的實踐活動）。要準確把握文化的社會學性質，必須抓住以下環節：
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另外，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造，這種創造不僅表現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發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展規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現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展的影響。
2．霸權（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構形方法，對文化社會學研究來說顯然還不夠，必須進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樣態。對此，威廉斯采取了與一般把文化納入意識形態研究不同的思路與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識形態問題的，甚至文化處于意識形態之外；意識形態是指相對正規的、被清晰表達出來的關于意義、價值與信仰的體系，而文化則相對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規的、不完整的關于意義、價值等的思想意識；意識形態影響的范圍比較狹窄，而文化影響的范圍則相對廣泛，它幾乎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他認為，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財產、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導致文化的差異與權力關系。對這種差異與權力關系最好的解釋方式就是“霸權”。由于統治階級掌握著社會財富，在社會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必然在社會中處于霸權地位。不過，霸權不等于強權。他說：“葛蘭西對‘統治’（主導）和‘霸權’作出了某種區分。‘統治’體現為直接的政治方式，體現為緊急時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壓強制手段。而在更為通常的情況下，它卻是一種由許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組成的復雜關聯體。至于‘霸權’（根據不同的解釋），則或是指這種關聯體，或是指作為這種關聯體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動的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滲透在人們生活的全過程，并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想用一種精神力量統攝所有領域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來，霸權的影響力不完全在于強制人們接受，更在于通過自我確證讓人們自覺接受，并以此付諸行動從而實現人的社會化過程。因此，霸權不是一種統一的總體力量，不是一種系統或結構，而是一種由種種彼此分離甚至完全不同的意義、價值和實踐適當組合而構成的復合體。依賴這些從根本上體現特定經濟現實活生生意志（從廣義上講，即政治意志）的意義、價值與實踐，霸權就完成了組構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功能。由于現實生活是發展的，總會出現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權也呈現為一種流動的過程。它隨著新領域與新因素的出現不斷發展自身，并在與對抗因素斗爭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嘆地說：“在復雜的社會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難的部分是試圖在霸權的那種能動的、構成性的但也是發生著變化的過程中把握霸權本身。”②3．主導文化、殘余文化與新興文化。有霸權自然就有對抗與斗爭。為了更好地說明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威廉斯提出主導、殘余與新興三個概念。威廉斯認為，在對文化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分析中，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時代”概念，這個“時代”可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等來表征，與此相對應的分別是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時代文化是對不同時代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整體的反映，體現的是一種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可以從總體上影響相應時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時代文化過于抽象，若僅僅停留于此，就會失去對不同時代具體階段文化特征特別是對文化發展具體過程的把握。要想具體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認真分析不同時期文化主導與殘余、新興的關系。所謂殘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過去，但卻一直活躍在當前文化過程中的事物；它既是過去的某種因素，也是現在的有效因素。殘余在社會中存在，不僅因為它是作為傳統的組成部分對文化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威廉斯認為文化發展是離不開傳統的），更因為任何社會中總會存在一些用主導文化術語無法表達或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它們往往會保留殘余文化及相應術語。這就決定了殘余文化與主導文化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由于殘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導文化無法涉獵的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取代了主導文化（至少在殘余文化涉及的領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主導文化存在對立關系。但主導文化對殘余文化這一特點十分清楚，它總會設法滲透或收編殘余文化。威廉斯認為，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特別是當主導文化在某一特定時期存在明顯缺陷時，殘余文化的作用就會凸顯。人們會因為主導文化沒有很好解決，而殘余文化卻可以解釋某種現象，進而對主導文化產生質疑，并由此對殘余文化產生一定認同。盡管如此，威廉斯仍認為真正代表文化發展方向并對主導文化產生重大威脅的不可能是殘余文化，而是新興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種現實的社會結構中（尤其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總是存在著某種適應于文化過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導的或與主導對立的因素的社會基礎。在理論核心論述中，有對于這種基礎中的一類所作的精彩的闡發：某一新興階級形成了，新階級的意識覺醒了，并且就在這種形成和覺醒中，（通過現實的過程）新的文化構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興起了。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這種興起在文化過程中顯得格外突出。”①不過，在威廉斯看來，僅看到新興文化的階級基礎還是不夠的，還要看到新興文化可能產生的社會領域。跟殘余文化類似，新興文化首先產生的領域往往是那些主導文化沒有涉獵或無法確認的領域。在威廉斯看來，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經驗領域，越是滲透力強的主導文化，問題會越多，暴露的矛盾會越尖銳。這樣反而刺激了新興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當然，新興文化的發展之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它最終會發展壯大并代替主導文化，成為未來社會的新主導文化。威廉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同其他時代一樣）里，新興文化實踐的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它同客觀存在著的能動的殘余文化實踐一道，構成了未來的主導文化必要的復雜因素。”②
文化社會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高職英語教學；社會文化能力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1．《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化社會學論文范文第3篇
青年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已納入西方學者研究的對象，隨著青年研究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種種關于青年的理論模型。了解這些理論，對我國正在發展中的青年研究事業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本文按照西方青年研究大體發展邏輯，簡介青年文化學和青年社會學研究的主要理論。
一、青年文化學理論
青年文化學是把青年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利用文化人類學知識對其進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亞文化發生發展業起作用的規律。首先用文化人類學觀點對青年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M•米德，繼后按文化學模型進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頓、卡丁納等人。他們認為，青年期不單是一種生理一心理現象，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現代社會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現，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文化類型，社會發展的復雜程度，以及社會在不同年齡組之間所確定的差異和從一個年齡組向另一個年齡組過渡的方式。在文化不發達的社會里，如薩摩亞群島的原始部落群里，幾乎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青年期，人們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機”，也看不到與青春期到來相隨而生的戲劇性變化。當代社會文明不僅促進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斷提前，而且社會文化適應過程的復雜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長。因此，人生歷程上的漫長的青年期，是當代社會文明的必然產物。他們認為，青年是社會世代結構關系中的一代人。世代關系是一種文化關系。在傳統社會里，社會文化緩慢演進，上一代人把傳統文化自然而然地傳給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會文化的加速度發展，世代間傳統的文化傳遞過程產生了障礙。上一代人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齡群體所代替。青年群體成為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長和發展可以不再依賴于成人據優勢的社會主導文化，而越來越仰仗青年自己創造的文化，即所謂青年亞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進一步把人類社會世代關系歸納為三種文化類型。即成人楷模型、業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謂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會和宗教、意識形態團體的文化。在這種文化類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傳統，從過去吸取權威，所謂業存文化，是指文明社會里的兩代人各自從自己同齡人那里吸收文化。兩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會;所謂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變成了社會文化權威。上一代人只有反過來向青年學習才能適應社會。六十年代以來，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科學技術為主體的新文化面前，兩代人被拉到同一條起跑線上。長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詞。青年人正在贏得尚不為人所知的新的權威地位。他們處處用青年楷模文化來理解社會的未來。今天，沒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樣理解、經驗和吸收人們眼前所發生的如此迅猛的變革。他們指出，社會文化類型的演變，與世代之間的“鴻溝”相關。所謂代溝，本質不在于代際間生理、心理上的差異，也不在于某些社會和政治行為方面的區別，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異，其核心在于價值觀方面的分歧和沖突。米德認為，代溝是普遍存在于人類世代關系中的文化現象。局部的代溝現象，以前就產生過，如農民出身的父母與其在城市里長大的子女之間;外來移民與其在居住國長大的孩子之間，一次大戰前無優無慮地過著舒適生活的一代與在歐洲希望之火熄滅后走進生活的青年之間;受過嚴格宗教教義熏陶的人與擁護現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間，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來，代溝已經不再是發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長與他們孩子之間的感情問題，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美國的反戰運動，西德的抗議示威，法國的巨大，英國的憤怒的一代，類似事實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數越來越多，反叛者的年齡越來越小。代溝已經由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分歧、隔閡，發展為彼此的對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鴻溝。米德等人認為，當代之所以出現代溝這樣世代間的文化對立狀態，其深刻根源在于社會高度技術化。現代技術提供給人們足夠的物質享受，但都以犧牲家庭為軸心的傳統生活方式為代價。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流動日趨高頻化。家庭的根基在社會流動中動搖起來;技術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獲得信息的電視，提供了不必再依賴父母就可生活好的電冰箱、洗衣機、汽車等設施，提供了形形的社會服務機構，產生了各種色彩的交際圈子，從而瓦解了家庭成員相依為命的傳統關系;與技術進步相關，青年的經濟獨立愈益受到社會贊弩業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輕而易舉地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從而逐漸淡漠了對父母的依戀情感，知識爆炸，技術更新，往往使兩代人都處于零點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競爭中，青年比老年有著天然的優勢。上一代人對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將越來越不可能，企圖駕馭自戰，超越社會的青少年，與總愛回憶過去的父母之間越來越缺乏共同語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終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青年社會學理論
青年社會學把青年作為社會結構關系中的一個年齡群體進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規定性，探究青年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規律。青年社會學融合了關于青年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運動之后獲得蓬勃發展。但是，由于青年社會學一開始便面臨著解決社會青年間題的緊迫任務，著重于對策性應用研究，所以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較系統的青年社會學理論體系。現將對青年研究影響較大的幾種青年社會學的微型理論簡介如下:
(1)父權衰落說這是社會學學者G•門德爾等人用以解釋不同年齡群體在社會結構關系中權威地位變化的學說。他們認為，遠古社會，包括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社會，父親擁有絕又的權威地位，父輩靠親緣關系和宗法專制取犯‘棄輕人的崇敬、依附和服從。而在社會經濟迅速變革和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動搖為特點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父親的權威性日趨衰落。以血緣關系和宗法專制為基礎的人與人，特別是代與代之間的結構關系分崩離析。價值、道德、傳統、習慣也受到空前的侵襲。家庭的傳統關系瀕于瓦解，親子的情感關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斷受到強烈的“親緣危機”的威脅，而不再受父親富有有權威性的教育和保護，這就構成了一個“反專制的社會經濟范疇”一一青年。
(2)新社會化理論這是社會學學者TH•齊黑等人用以解釋青年群體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地位和作用變化的一種理論。他們認為，當代社會的迅速變革使父母不再成為青少年社會化過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傳統地位和作用將由青年同齡群體取而代之。社會的高頻流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使親子間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接觸越來越少，大量的時間和空間留給了青年同齡人作交往，技術統治加官僚統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應付變化不定的現實，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確對待生活。父母為了掩蓋自已對變革著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質上的最大滿足，把子女引向“消費主義”的歧途，以補償對未來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帶來的精神貧困。這樣做的結果，越加使青年人對成人的生活模式產生信任危機越加對自己的雙親持懷疑、不信任、批判的態度。既然成人不能滿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會自己如何適應社會變革，那末，精神饑餓和貧困的青年就只好實行“自戀主義”，把自我以及與同齡人的交往放在首位，從而用同齡人所倡導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當代青年社會化是在本質上有別于傳統人社會化的一種新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過程，除了形成一個無限威脹的青年“自我”以外，還更快地滋生著對成人的不滿、嘲笑、鄙視、抗議和反叛。
(3)邊緣化理論這是L•羅森馬耶爾等人用以閘述青年在各年齡群體結構關系中的特殊地位中的一種理論。他們認為，青年在正式獲得成人的全部權利和義務之前，處于一種“過渡”地位，既一種“不完全狀態”或“零點”。現代青年既失去了童年固有的依附、被保護狀態，又不能真正參與社會，發揮成人作用。現代青年在實際享有的權利與其可能擁有的權利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他們只能占據介乎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中間地位”。這種地位使青年產生不安全感、無保障感、受排斥感和社會邊緣感，以及機會和權利的不均等、不公正感。持這種理論觀點的學者認為，當代青年的懷疑、迷惘、傍徨、反抗、恐懼、逃避，以及種種異常行為，如吸毒、崇拜暴力、結伙群居，蒙昧主義的神秘活動，自甘墮落和犯罪，等等，都是邊緣化理論的實證。
文化社會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合理化；價值理性；工具理性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征。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并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通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系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運行規則。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為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為，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在韋伯看來，不能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為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并無關系。韋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置了一個倫理規范，實際上這種規范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后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并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通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為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于人們專注于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于鉆研，并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為“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秘化、儀式化的運行機制。“因信稱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秘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會拒絕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為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通過巫魅和圣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并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祛魅”的偉大之處在于其指引人們將信仰和理想最終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于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于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復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義
雖然路德等人并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奮斗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于他們強調“因信得救”，并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天職觀”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并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后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為方式聯系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對于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為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并不能因為擁有財富而過驕奢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斗，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導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為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著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韋伯實際上并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為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對于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術界對于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于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現的價值沖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祛魅”使宗教的價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復存在。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系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為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于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于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后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行為準則。人們因為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為的理解發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們陷入一種官僚的、以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著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并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么，為什么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于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為行為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為“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后來卻因為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為”和佛教的“輪回”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于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3］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文化社會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學生會 文化建設 人文關懷 和諧氛圍 精神傳承
[論文摘要]學生會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代表著集體價值取向和精神理念，是整個學生會的靈魂所在。我們必須加強學生會文化建設，學生會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為學生會持續發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持久動力。
學生會，作為一個高校學生組織，在服務同學，高校建設方面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學生會，作為一個學生組織，其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對其職能的發揮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為加強學生會自身建設，就必須建立健全學生會組織的文化機制，也就是學生會文化建設，尤為重要。
一、學生會文化的涵義及其建設的必要性
說到學生會文化，不能不提企業文化。組織文化的研究始于企業文化。上世紀80年代初，首先由美國管理學者開創并倡導了對企業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當時面對日本經濟迅猛發展造成的壓力，美國人經過對日本企業管理方法的研究發現，后者更加重視企業的軟管理，即注重企業中的文化因素，注重樹立全體職工的共同價值觀念和發展理念。從而形成企業強大的向心力，進而間接促進了企業發展。因此，有人指出，企業文化是一種信念與心理的力量。
學生會文化所體現的文化理念，行為信條，是可以總結成文的。以下是摘錄的某高校的學生會文化理念：
學生會概念：“管理型組織、學習型組織、服務型組織、行政型組織”
學生會會訓：“團結 務實 創新 高效”
學生會宗旨：“一切為了廣大同學，為了一切廣大同學，為了廣大同學一切”
學生會精神：“否定自我，追求完美”
學生會作風：“今天的事不等到明天”
學生會發展目標：“實實在在學生會，全心全意為同學，一言一行樹榜樣，時時處處是學習”
學生會服務意識：為學校服務，為同學服務，為自己服務
學生會工作作風：“踏實、團結、高效”
學生會個人工作目標：“于工作中追求快樂、于工作中追求收獲”
以上內容，條理清晰，內容全面，可謂簡約而不簡單。這些成文的學生會文化理念值得借鑒、學習。
二、學生會文化建設的措施和途徑
（一）剛性的學生會制度建設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作為一個學生組織，學生會必須有自己的行為準則。這是學生會工作得以有序開展的前提和保障。首先，學生會管理制度應包括一部完善的《學生會章程》，用以明確學生會的部門設置和部門職責。另外，還必須有《學生會值班制度》《學生會例會制度》《學生會物品管理制度》《學生會獎罰制度》等一系列相關的配套規章，通過這些規章的共同作用，使得各個部門每名成員都明確自己的職責、義務，明白自己開展工作的原則和目的。各項規章制度確立后，最重要的是落實到位。沒有執行力的法律只是空文，沒有落實的制度只能是擺設。為了確保學生會工作的順利進行，在日常的工作中必須實行過程控制，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依，尤其學生會干部要以身作則，督促學生會成員按照制度，規章開展工作，從而形成集體習慣，進而表現出更大的合力來，共同推動學生會的工作向前發展。所以說，剛性的制度建設，是學社會文化建設的基礎。
（二）加強人文關懷，構建和諧氛圍
學生會，歸根結底是一個學生團體，因此它離不開人際關系這個現實問題。如果沒有人文關懷，勢必會使學生會之間的人際關系發生扭曲要么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遠冷淡，團隊松若散沙；要么造成爭名奪利，助長官僚作風。這都與學生會建立的初衷背道而馳，都是學生會建設的大忌！強調人文關懷，就是強調要“以人為本”，要求尊重個人、重視個人、關心個人，創造一個輕松愉快的工作氛圍。這一點在學生會建設中易被忽略，然而意義卻舉足輕重。
在學生會中，尤其學生干部，更要推行、貫徹人文關懷。在對每名學生會成員的理解上，不僅僅把同學們看作學生會利益的勞動者，還要把他們作為學生會的主體對待，充分體現其主人翁精神。不論上下級，在日常學習工作中，遇面時要主動親切打招呼，生活中別人有困難時更要積極幫助。在學生會，大家不光是同學，同事，更應該是彼此信任的朋友。只有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讓學生會同學感到溫暖和諧的工作環境。
（三）增進相互信任，打造高效團隊
對于一個團隊，合作是第一要義。但事實證明，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其獨立的想法，有著獨立的行為方式和個人情感，即使對同一事物的評判標準也不盡相同。作為學生會的成員，往往每個人都有過人之處。一群有才干的人聚在一起，競爭就不可避免，可且也不應避免。但是，必須清楚的是，個人的技能總是有限的，個體總是有缺點的，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憑借一個人的力量完成。所以學生會的成員必須樹立這樣一個觀念：是“我們”在完成任務，而不是“我”。這就意味著，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其成員必須真誠的敞開胸懷，虛心的承認自己的弱點或者過錯，真誠的認同別人的長處，而非嫉妒。嘗試著說出“這是我的責任”，“是我做錯了”，“這方面你比我強”，這都是增進相互信任的步驟。因此，相互信任是相互容納，相互幫助，相互扶持的情感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合作與競爭，才是造就高效團隊的有力保障。
一個學生會，如果達到了和諧、高效團隊的要求，那么在工作中可謂是所向披靡了。
三、學生會精神的傳承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學生會每年都會有干部的換屆選舉，都會有招新納賢。在每次的新老交替中，學生會的工作在完成交接，學生會的精神也在完成交接。通常說的學生會工作要一屆一屆往下“帶”，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交接過程中，學生會干部起著重要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從經驗來看，一個部門部長對部門新成員的影響，包括價值取向和行事方式，往往比輔導員老師的影響更直接，更顯著。因此，學生會干部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地維護學生會各項規章。繼承并發揚學生會精神，是學生會文化傳承中最有效的辦法。這是一種看不見的文化傳承，除此之外，物化的文化傳承同樣起著積極有效的作用。
四、學生會文化建設中應注意的事項
首先，要全面、正確的認識學生會文化的涵義，學生會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切實行動起來，推行學生會的文化建設。
其次，杜絕盲目照搬，流于形式。學生會文化建設的工作必須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開展，要理論聯系實際，實踐補充理論。日積月累，逐步完善，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把其他現有的學生會文化照搬照抄。若是這樣，就失去了文化建設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