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一、當前農民工外出從業情況
二、農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態勢
為解決金融危機給農民工帶來的就業困難，市委、市政府及時出臺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實引導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加大了返鄉農民工的培訓力度，將農業部門的陽光工程、統戰部門的溫暖工程、扶貧部門的雨露工程、科技部門的星火工程、勞動部門的技能就業計劃統籌起來，采取招標定點、政府采購的形式，實行項目化運作。同時，積極組織定點培訓機構主動下鄉鎮、進社區，靈活設點辦班，對需要培訓的返鄉農民工進行專業技能、法律法規、政策知識和維權等方面培訓，為農民工再務工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打下了良好基礎。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千方百計為返鄉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務工提供崗位，主動加強與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勞務對接，爭取務工崗位，成效顯著。
三、返鄉滯留農民工再就業情況
四、我市農民工再就業存在的一些問題。
1、缺乏有效的就業信息服務平臺。沒有與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與農民工相匹配的就業市場，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農民工就會盲目就業，甚至無法就業。從6月份的有關數據來看，近八成的農民工為自發外出打工，政府和中介組織不到10%，由此看出我市在關注本地或外地企業的用人情況，及時就業信息，有效地把剩余勞動力安置到位、輸送出去方面做的還不夠。
2.外出務工人員技能素質與現實需求差距大。調查表明，近七成的勞動力沒有受到過專業培訓，且有的年齡偏大，文化偏低，外出后只能做些粗活、臟活、累活，而相對收入又很低。農民工參加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對技能培訓的認識不足;二是短期行為，急需掙錢;三是農民工對培訓的質量和培訓后就業的愿望不能有效得到滿足。
3、農民工有創業愿望急需創業扶持。一些農民工反映通過多年的務工有了一部分資金積累，也認識到金融危機不是幾個月所能好轉的，他們總希望在家鄉特別是依靠土地有所發展，但從事種植業、養殖業，規模小了很難有盈利，大了資金又難以周轉。受項目和資金的雙層影響，其創業之路較為艱難，急需政府在政策、項目和資金方面給予扶持。
五、做好農民工再就業工作的幾點建議：
1.建立多種農民工務工信息平臺。
目前農民工流動的組織化程度很低，大部分農民工外出是一種自發的行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會和親屬網絡，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盲目性，增加了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成本。除了農民工個體利用社會網絡自發外出務工的模式外，勞務市場、經紀人制度、地方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模式均可以發揮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場導向為基礎的多元化務工信息交流平臺，將農民工組織起來，將來自企業和市場的就業信息，通過政府的渠道，與農民工實現信息共享，使其能夠應對市場變動的風險。既可以達到政府促進就業，避免農村剩余勞動力浪費，還可以利用市場信息引導農民工正確的自主擇業，有利于實現政府、農民工、企業等多贏的局面。
2.發展有效的農民工培訓、輸出模式。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要解決農民市民化問題，必須弄清農民人口現狀，找到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面對巨量農村人口，單純的大城市化或單純的小城鎮化，都難以解決問題，“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選擇。
當前中國農民人口結構的幾個總量特征
農民人口城鄉結構
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億：根據公安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數據，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521萬人。
全國鄉村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6.3億。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鄉村人口6565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則鄉村人口中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62820刀人。
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6億、2011年全國農業戶籍人口88521萬人，減去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62820萬人，則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701萬人。
鄉村人口結構
全國鄉村常住人口中農民工為1.3億，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以及絕大部分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常住鄉村，為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而絕大部分在“縣外省內”以及“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常住城市，為城市常住農業戶籍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鄉外縣內”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的20.2%，約為3204.3萬，本地農民工9415萬，總計12619.3萬農民工常住鄉村。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農民工（全部為16歲及以上，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中16-20歲的比重為6.3%。若16-20歲的人口比重按年齡平均分布，則16-18歲的比重約為3.78%，19-59歲的比重約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民工為12142.3萬人。
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37836.5萬人，減去19歲及以上的鄉村常住農民工12142.3萬人，則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的19-59歲的勞動力）為25 694.2萬人。
.全國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為283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鄉村人口中的非農業戶口人數約為2836萬人
城鎮農民人口結構
常住城市的農民工為1.3億人。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縣外省內”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重為79.8%，約12658.7萬人。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有30%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有70%在地級市、縣級市及建制鎮務工。
常住城市的非農民工農業戶籍人口為1.3億人。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 701萬人，那么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就為12658.7萬人，則常住城市的不屬于農民工的農業戶籍人口為13042.3萬人。
城鄉農民素質結構
城市常住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6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10%。
根據2011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62.9%，小學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比重分別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農民工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79.8%），外出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即近90%城市常住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
農村常住勞動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5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3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約為52.44%，比外出農民工低約10%；高中程度的比重為12.05%，與外出農民工相當；中專程度的比重為2.93%，比外出農民工低2.87%；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2.41%，比外出農民工低4.59%；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30.17%，比外出農民工高18.5%；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的界定，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結構可以近似反映出鄉村常住勞動力（即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的文化結構。
城鄉農民年齡結構
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2011年末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約為1.08億，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齡老年人增加更為迅速，到2009年底，鄉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萬，占鄉村老年人總數的11.3%。
鄉村15歲及以下兒童約為1.3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11年中國鄉村0-15歲的人口比重為20.22%，則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中，0-15歲的人口總量達12702.2萬。根據全國婦聯課題組測算，鄉村留守兒童（0-17歲）達到6102.55萬。
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約為4億。測算方式見本文“鄉村人口結構”部分。21-40歲的鄉村農業壯勞力約為1.2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全國鄉村人口中21-40歲的人口比重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18286.9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本地農民工中21-40歲的比重為41.8%，外出農民工21-40歲的比重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中，21-40歲的農民工總量約為6277.8萬人。因此，2011年全國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21-40歲的壯年勞動力為12009.1萬人。
城市農民T超過80%在40歲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比重達到81.8%，40歲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國12658.7萬城市常住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10354.8萬人。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2303.9萬人.
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幾個判斷
巨量農民亟須市民化
全國8.8億農業戶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國民待遇，但現階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鎮常住的2.6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其中，我國現有的12658.7萬“縣外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特別是3279萬“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就業能力，其子女也已長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鄉村，但大部分沒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強烈。
另外，若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約60%，城鎮常住人口將達8.5億人，則2012-2020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達1.6億人（每年新增鄉村轉移人口約1800萬），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雖然其兼顧農業生產，但已在非農產業就業，文化素質、就業能力較強，市民化條件較好，市民化的要求較為迫切。
農民工文化結構與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雖然農民工比農村居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對城市市民而言，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較低，與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較大。2011年全部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僅為23%，特別是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達20.5%，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0%，城鎮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3.6%；全部農民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僅為5.3%，而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24.3%。我國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低，就業穩定性差，極大地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農業生產力文化素質10年間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鄉村智力資源嚴重外流，導致鄉村全職農民整體文化程度長期處在較低水平。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39%，而根據筆者測算，2011年全國35.6%的鄉村全職農民的文化素質仍停留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業生產者文化素質10年來改善微小。
農業生產尚未出現空心化、老齡化現象
近年來，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鄉村地區青年人大量減少，個別地區出現“撂荒”現象，但從全國整體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離去目前并沒有導致我國農業生產的“空心化”（即大面積鄉村無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勞動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201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79億畝，而2011年全國19-59歲的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為25694.2萬人，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為7.89畝、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6.53畝，另有1-3億常住鄉村的農民T可以兼顧農業生產，鄉村現有農業勞動力數量完全能夠支撐我國農業生產與糧食生產。在土地面積不增的情況下，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生產也未出現“老齡化”。雖然我國鄉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國鄉村地區仍有1.2億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壯年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僅為17畝左右。
鄉村老齡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開展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老齡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齡人口撫養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較可行的戰略抉擇
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沒有空間
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是一種倒u形關系，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閾值后，城市生產就會走向規模不經濟。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城市人口規模達到150萬，其規模經濟完全消失。而我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人口規模已經遠超過最佳規模，雖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規模效益，但在整體上與理想城市規模相比，已經大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經達到或超過土地資源承載極限。據《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的研究與測算，京津冀地區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力可達17080.75萬-1901.07萬人，最大人口密度可達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達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經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經達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6立方米，遠低于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標準，屬于重度缺水。我國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基本沒有空間。
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市民待遇，處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農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狀態，也說明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遇到“天花板”。
小城鎮化帶動農民市民化長期徘徊不前
小城鎮由于定位、布局、體制等問題，資源、產業、人口等難以集聚，形不成規模經濟和城市功能。長期以來，我國小城鎮產業規模較小，產業結構簡單，就業崗位缺乏；重視工業輕視商業，往往“有城無市”，沒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和發達的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較為薄弱，生產效率與生活質量較低。這些問題致使我國小城鎮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對農民市民化的帶動作用不大。2002年我國鄉鎮企業解決了1.33億鄉村勞動力就業，而到2011年我國在鄉村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工還是1.3億。這說明，近10年來，小城鎮化基本沒有帶動農民的市民化，難以承擔城市化的任務。
“中城市化”可能是帶動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針對我國2.6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鎮、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常住鄉村兼顧農業生產、2.3億鄉村老人與兒童尚需照顧的農民人口結構，在我國大城市化基本沒有空間、小城鎮化非農就業無法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轉向以中等城市為主體的“中城市化”戰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強縣城為基本單元，以建制鎮為支點，建設分布式城市網絡，淡化縣級行政功能，優先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統一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利用200個左右中等城市和縣城已有的成熟基礎設施與發展空間，低成本吸納中等城市既有和從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農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逐步減緩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問題。加強建制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農民工以及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等在市鎮落戶定居，實現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服務聚集。小城鎮化是城鄉分離的，小城鎮僅具半城市功能。與小城鎮不同，作為中城市化的支點，建制鎮是市鎮，即與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體的，二者不是行政聯系，而是產業分工協作的統一經濟區。
需要說明的是，“中城市化”戰略與“市管縣”、“省管縣”是完全不同的。縣域經濟社會從本質上說，是城鄉分割的，而且以傳統農村為主。“市管縣”、“省管縣”雖然重視縣域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在城鄉分割的框架下強化縣級行政能力，因而無論是市還是省，對縣域經濟社會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戰略一開始就打破縣域框架，弱化縣級行政能力，走市鎮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子。縣在“中城市化”戰略中只是一個地理或區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適度規模有利于充分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利用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教育科研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開展城市建設，低成本解決住房等生活問題，大幅度減低農民市民化與公共服務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據生產生活需要，規劃和發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公共交通為主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弊病與規模不經濟。
推進“中城市化”的幾點建議
把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資源與產業基礎，發展各具特色的高度專業化新興產業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長性、高增長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縮小中等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業吸引力與就業容納能力。
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綠色產業，推廣清潔、低碳、高效的生產技術，打造一批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宜居宜業的高品質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為主導，市、鎮經濟社會一體化布局，形成一批工業鎮、農業鎮、商貿鎮、服務鎮等。
圍繞城市需求發展第三產業
大力發展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等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網上交易平臺等現代化商業設施，推動現代商貿服務業的發展，活躍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城市消費，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質量。
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改善城市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增長質量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齡化、“124”的家庭結構（即一個孩子兩個中年人四個老人）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等帶來的養老、家政、醫療陪護等巨大服務需求，引導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與社區服務行業向規模化、專業化方向發展。
推動農業生產公司化
在培養職業農民與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公司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公司性質的現代農場、農莊、農業園區、農業合作社、農工商綜合體等，推廣生態種養模式，建設綠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農業轉變。在公司化的基礎上，農民收入逐步實現工資化。凡是實現收人工資化的農民，無論是務工還是務農，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農民實行超前免費中專教育
針對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難以在城市穩定就業、無法在城市長期生存的狀況，實行農民免費職業教育政策，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青壯年農民附加3年免費中等專科職業教育，保障農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與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結構。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跟蹤調查”顯示，在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有穩定受雇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的平均外出時間為283天，比未接受過的平均外出時間多出16.6天。
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限制的基礎上，以推進基本公共社會福利的均等化為突破口，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重點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確保農民工及其子女能夠平等接受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這可能是李師傅最后一年在北京干活了。
李師傅今年64歲，老家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農村。早在上世紀90年代，李師傅就來到北京開始了打工生涯。直到前年，由于年齡太大，他開始干起環衛工人這份工作。由于用人單位擔心員工年齡太大容易出問題，把年齡上限定在了65歲，這也就意味著，李師傅明年就不能繼續干這份工作。
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6894萬。如果將50歲以上的農民工視為高齡農民工，其比重達到15.2%，絕對數量達4100萬。
而國家統計局4月29日剛剛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比重上升至17.1%，絕對數量高達4685萬人，接近4700萬。如此龐大的群體，其生存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問題，都值得社會高度關注。
現狀：想干重活多掙錢，但身體吃不消
如今的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是上世紀90年代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年輕時，他們多從事建筑等重體力勞動。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與體力的下降，他們不得不另謀生路。
李師傅年輕時做過飼料廠工人、裝修木工等四五種工作，掙得都要比現在做清潔工多。如今，李師傅每個月拿2100元工資，工作單位管住（與其他11名工友住在一間屋子），但不管吃。
對于目前的境況，李師傅并沒有太多抱怨。在他看來，到他這個年齡，只要能掙錢就已經很不錯了。“我也想干掙得多的活，可是人老了沒人愿意要”。今年過年，為了拿到全額工資，他甚至都沒有請假回老家。
因為得了腰椎間盤突出癥，3年內做了兩次手術，家住安徽阜陽的農民工老張，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他還是盼望著，未來能到外地或當地的建筑工地上去打工。“在那里干活一天就能掙好幾百元錢，比做其他活劃算多了。”
然而實際上，老張的愿望很難實現。由于他今年已經50多歲，加上身體不好，幾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拒絕了他。現在，他只能在家附近的汽車站幫長途客車司機拉客，拉到一個人能賺上十幾二十元錢。旺季的時候，老張一天能賺兩三百元，淡季的時候，也就一百元左右。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教研室主任郭偉和教授指出，學界一般將農民工群體細分為第一代農民工（高齡農民工就屬于該群體）和第二代農民工（或稱新生代農民工）。兩個群體雖然都被外界視為農民工，但是在人生理想、社會期待、工作態度上有著很大的不同。體力勞動量很大且工作環境比較惡劣的建筑業和一些低端服務業，如今已經很難招到第二代農民工，只能靠吃苦耐勞精神相對更強的第一代農民工來填補這個空缺。但現實中，第一代農民工的年齡越來越大，已經開始難以承受重體力勞動。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近年來建筑業、采礦業等重體力勞動工作的工資一路上漲。據媒體報道，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多年來，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等“體力型”行業收入水平較高。尤其是建筑業一直排在前列，且增幅高于各行業平均水平。數據顯示，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的月均收入，從2009年的1625元已經漲到了2013年的2965元。
未來：養老、醫療是最擔心的兩大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對于未來的生活，大多數高齡農民工并沒有太強的信心。他們只是希望在眼下還能干活的時候，盡可能地多工作、多賺錢。
李師傅告訴記者，明年回河北老家后，趁著身體還能干，他打算重操舊業――種地。他說，在農村生活其實花不了多少錢。家里的老房子收拾收拾還能湊合住。最怕的就是生病。如今，就算是感冒等小病，去醫院隨隨便便也要花上幾十上百元。萬一身體有了大毛病，還得去大醫院，就要花更多的錢，不但自己承受不了，也會給孩子們添麻煩。
李師傅有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大兒子一家在北京擺了一個賣早點的小攤，二兒子在北京郊區一家鍋爐廠打工。對于以后的養老，李師傅覺得順其自然就好――自己能掙錢就盡量不給子女添麻煩，實在干不動了，也只能靠孩子們。“孩子們沒讀什么書，掙的都是辛苦錢，也掙不了多少”。
和李師傅選擇回家種地不同，安徽的老張告訴記者，他寧可整天在外面打小工，也不愿意回家種地，因為種地實在掙不到錢。老張說，現在，他每天在外拉活，妻子也在村里的火紙作坊打工，幫人家疊火紙。雖然工作很臟很累，但一天也能掙個百十塊錢。
老張有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都已成家，全部在江浙地區打工。談到未來，老張表示，他和妻子還能干十幾年，自己的生活不是問題，說不定還能攢下一些錢，養老盡量不麻煩孩子們。
一些高齡農民工在發愁養老、醫療問題，另一些卻仍在焦慮孩子的成家、買房等問題。
老家在河北承德的許師傅在北京一個建筑工地上班。馬上就要年滿50歲的他，19歲就開始出來打工，在工地上干過小工、木工、鋼筋工、塔吊司機等多種工作。他告訴記者，由于項目經理擔心出事故，今年春節后，工地上50歲以上的工人大都被辭退，已經不剩幾個了。
他說，近幾年像他這樣接近50歲的工人，很多都在為給孩子買房的問題發愁。因為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農村里流行男孩必須要在城里有套房才能結婚。如今，一套縣城的房子隨隨便便就要幾十萬元，為了給孩子湊這份錢，父母們必須在外面打工掙錢。
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博士后黃斌歡認為，在當下，純粹務農已經很難掙錢并維持體面生活。高齡農民工這一代人已經不太可能純粹靠回家種地來解決自己的養老和醫療問題，他們必須通過其他辦法找錢。
郭偉和在研究中也發現，許多高齡農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要給自己掙養老錢。“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長條件而奮斗，老了還要自己存錢養老，真是讓人非常心酸”。
誰來填補高齡農民工留下的空缺？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曾指出，如果將50歲視為高齡的標準，出現大量高齡農民工并不奇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勞動力可以進城，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留下的職工幾乎是清一色的青年農民工，這種城鎮企業用（農民）工年輕化的趨勢持續了近20年。
他分析，2004年爆發了全國性的民工荒，背后并非是缺乏農村勞動力，而是缺乏勞動生產率高的青年農村勞動力。在當前狀況下，雖然農民工的工資連年增長，但這樣的工資水平對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落戶的新一代勞動者來說，吸引力仍不夠，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未來會回到農村的勞動力（高齡農民工是典型代表）愿意工作。所以說，以高齡農民工應對民工荒已經成為事實，高齡農民工就業將會成為一種新的常態。
許多調查研究已經指出，當下高齡農民工多從事勞動條件艱苦、勞動強度較高的第二產業或低端服務業，而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從事的。即使高齡農民工目前還能繼續工作，但他們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時，誰來填補高齡農民工留下的空缺？
郭偉和指出，從我國的人口結構來看，未來我們將面臨勞動力缺乏這一嚴重問題。要應對這一問題，除了延遲退休等制度性手段，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應該是讓年輕的勞動者、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獲得體面的勞動條件和勞動權利，讓他們獲得歸宿感和認同感，激發他們身上的創造力。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應屆大學畢業生 農民工 收入
后危機時代，失業率居高不下，且有上升之勢，就業問題成為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在中國，一個統計數字將剛畢業大學生和農民工這兩大主體聯系在一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公布：“剛畢業的大學生與農民工收入逐步趨向一致，水平在1400元/月人民幣左右。 ”各大城市的調查數據顯示，招聘單位給兩者的工資范圍趨同，在成都有經驗的青年農民工和剛畢業大學生求職者的月平均工資水平差異約為200-300元。目前他們收入水平接近的現象成為網友、專家和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有人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不如以前值錢了；有人質疑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有網友提出疑問：每年花那么多錢培養大學生的目的何在呢？大學生與農民工工資趨同是否合理呢？等等。面對以上諸多疑問，本文通過多角度地分析全國100多個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提供）、麥可思2009-201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數據，以期找到導致農民工和應屆畢業生收入趨于一致的真正原因。
原因一：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決定對農民工需求大于大學生
1.按行業分組的供求狀況
從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對2008-2010年行業勞動力需求統計數據看，81%的企業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和建筑業。其中，制造業和建筑業的用人需求占第二產業需求的94.4%；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用人需求占到第三產業用人需求的75.2%。
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截止到2009年6月底對農民工從事的行業的調查統計，位于前五位的行業正好集中在用人需求量較大的制造業（37.9%）、建筑業（18.3%）、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1.7%）、住宿和餐飲行業（8.1%）、批發和零售貿易業（7.5%）。國務院研究室最新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農民工在我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中占52%，在加工制造業中已占到68%，在建筑業中占80%，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支撐我國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2.按文化程度分組的供求狀況
從2008-2010年“用人單位對求職者文化程度要求”的統計數據看，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例最高（占38%，其中對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約為57%），其次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對大學、碩士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最低。國家統計局在《2009年農民工監測報告》中指出，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多數，比例為76.5%，農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在提高，因此，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職者以農民工為主體。
從供求狀況對比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人倍率從2008年4季度的0.89上升到2010年2季度的1.09，說明農民工的就業情況轉好；職高、技校和中專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說明他們供不應求，就業情況一直很好；而大專和大學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說明大專和大學學歷的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一直是供大于求，就業情況不好。
3.按技術等級分組的供求狀況
2008-2010年“用人單位對技術等級無要求”的需求量占總需求人數的49.5%，占有較大的比重；有技術等級要求用人需求排前兩位的是初級技能人員和技術員，需求比為18.7%和10.5%。從供求狀況對比看，各技術等級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其中技師、高級技師和高級工程師的崗位空缺與求職者比例較大，企業對有一定經驗、掌握初級技術的農民工需求量很大。統計局在《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中顯示，有一半以上的農民工參加過簡單的職業技能培訓，其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中有74.02%的人都參加過職業技能的培訓，有近三成的農民工擁有專業技術證書，其中，擁有初級證書的占59.43%、中級證書的占34.45%、高級證書的占6.12%。
通過以上三組分類的供求數據看出，中國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特別是掌握一定技能的農民工）的需求大于剛出校門毫無工作經驗的大學畢業生，農民工在就業上有較大優勢。中國是公認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實力和世界聲望和農民工分不開，據統計在發達地區GDP的增長中，有1%是農民工人口流動貢獻的。
原因二：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產生的影響大過農民工
對金融危機前后全國主要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人員分類供求狀況和趨勢分析發現，外來務工人員（以農民工為主體）所占比重最大但呈平穩下降趨勢，由2009年1季度的40.2%下降到2010年2季度的34%；新成長失業青年占總人數的21.5%，其中應屆高校畢業生所占比重最大（41.1%），且求職人數呈上升趨勢，2009年1季度應屆高校畢業生占總求職人數的8.8%，比2008年4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7%、1.8%，截止到2010年2季度比例又增長2.8%，可見應屆高校畢業生求職人數在不斷攀升，就業壓力加大。
大多數農民工采取兩棲的生活方式，農民工具有較強的鄉土情結，再加上回鄉投資、子女上學等因素，勞動力回流情況比較明顯，有一定積蓄后就返鄉的農民工比例占39%。據國家人社部統計數據，我國1.5億農民工中，受金融危機影響，全國約2000萬失業農民工返鄉，占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3.3%，截至2009年6月底，15097萬外出農民工中絕大多數已找到工作，國際金融危機對農民工的影響不大，有不超過3%的農民工還在尋找工作，總人數在420萬左右，暫未就業農民工中28.7%是由于“收入低，主動辭去工作”，接近50%是由于“剛出來打工，還沒有找到工作”或“企業關停、裁員”而暫無工作。
大學生的就業情況卻不容樂觀。眾所周知，現在的大學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隨著全國各大高校不斷地擴招，大學生激增，據測算，不考慮2009年新增的611萬大學畢業生，歷年積累的就有近100萬畢業生需要解決就業問題，人力資源市場仍然是供大于求，大學生就業矛盾突出，就業率大大降低。圖1對“211”、非“211”和高職高專三類院校2006-2009屆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就業率/非失業率進行了統計，看到從2007屆到2008屆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均出現下滑，其中本科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降幅最大，到2009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雖有小幅回升，但仍低于2007屆的水平。
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產生的壓力遠比農民工大，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生對工作和待遇期望較高，另一方面不像農民工有返鄉務農的退路可選擇。因此，部分大學生迫于生計，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身價選擇較低崗位的工作，工資待遇就會較低。通過對“211”、非“211”及高職高專院校2006-2009屆本科生畢業半年后的月薪進行了比較，看到2007屆到2008屆大學畢業的月薪呈下降趨勢，本科院校大學畢業生月薪下降最為明顯，降幅分別為14%和11%，2009屆三類院校畢業生月薪均有回升，其中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的月薪增長最多，明顯高于2007屆（1735元），而本科院校畢業生月薪卻仍低于2007屆。
教育部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針對2008屆畢業生的就業首選調查結果顯示：在回答“對試用期后的工資的預期”的問題時，大部分大學生的選擇范圍在1500-4000元，占了總數的67%；選擇3000元以下的占到54%，有80%的大學生表示：可以接受到小城鎮及鄉鎮單位就業，說明在競爭激烈的就業環境下，基層就業已經在大學生的就業過程作為一種選擇。相比較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收入，調查中沒有技術等級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970元，技師則可達到1400元以上。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表示，近幾年農民工就業的工資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使一些企業經營困難，相應的縮減了一部分的工資水平，但是總體上農民工工資的水平沒有降低很多，月平均工資水平在1400元左右。
原因三：崗位勝任力是企業擇人的重要標準
1.學歷不再成為就業初期的競爭優勢
在許多行業，特別是制造、建筑、居民服務、住宿餐飲等行業學歷已經不是唯一或重要的擇人標準，它們強調技能水平和經驗，勞動力市場各種技術等級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說明企業對持有技術資格等級證的求職者需求大，而且是供不應求。某市人才市場有關負責人明確表示，“工資的多少與勞動者是大學生身份還是農民工身份沒有關系，只與崗位有關。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與勞動者能否勝任某個崗位沒有關系，尤其是某些技術性崗位，學歷高不高是工資的信號，但是，這個信號常常可能失真。勞動者在一個崗位創造的價值才是決定工資的基本因素。”據某市就業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進入人力資源市場招聘的企業月工資標準皆是依據崗位劃分，待遇范圍在800-2000元。但是，某些技術要求特別高的崗位，工資標準常常超過3000元、4000元，甚至達到6000-7000元。
2.剛畢業大學生的實踐工作能力不如農民工
目前絕大部分崗位不需要高學問，而需要特別能吃苦和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在這方面，農民工占優勢。農民工基本上是初中畢業就步入社會，經過七八年的打拼，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有數據表明“在制造業中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而大學生則一直生活在學校的“象牙塔”中，不僅工作難找，即使找到工作能力又非常有限，很難適應崗位各方面的需要。一些大學生為了能早日就業，不得不拿著大學文憑后又去上職業專科學校，目的就在于學上一技之長便于就業，從圖1中看得出高職高專院校就業率大幅上升，且連續四年與非“211”本科差距縮小，百分點差距從2006屆到2009屆分別為7.2、6.3、3.8和2.2，在同樣的經濟形勢下高職就業率提高較快。
3.農民工有著農民特有的吃苦耐勞的特性
農民工能吃苦耐勞，能忍受許多艱苦的考驗，這一點大學生是無法企及的。因為大學生大多數是80后和90后，在家中是獨生子女，從小就受家庭和學校的保護和寵愛，嬌生慣養，一直是一帆風順，練就是一身好吃懶做的本領，這樣的大學生不要說工資比不上農民工，就連工作也很難找到。但是，大學生與農民工工資趨同并不是說知識無用，而是暫時沒有用的地方，這也與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不無關系。其實，大學生的起點還是比農民工要高。大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其掌握的知識更全面，可塑性強，可能全面開花；而農民工則可能在某一領域的技能特別突出。也不是大學生不如以前值錢了，由于剛畢業大學生不可能一開始就從事管理或較高層次的工作，只能先從基層做起，從小事做起，因此，按同工同酬原則，大學生所獲得的工資報酬就相對較低。
總之，應屆大學畢業生與農民工收入趨于一致不是一個簡單和單純的現象，借助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數據我們看到，它是由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和企業內部擇人標準等多方面的因素導致的。在這個“1400元/月”收入數字背后引出一系列值得我們關注、思考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產業升級方向和路徑選擇、農民工素質提升以及向產業工人轉變、保障農民工權益和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政策的落實、高校教育體制的改革、大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技能的培養、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政策和措施、大學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建設的改革等等。這個數字同時也提醒大學生認清當前的就業形勢，重新對自己的價值進行審視和評價，放下身價，從基層做起，從小事做起。適當地在求職路上受點挫折，也不失為一種鍛煉，能夠磨練意志和耐力，培養其在人際交往和逆境中生存等各方面的能力。
參考文獻：
[1]中國就業http：///
[2]麥可思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咨詢網 http：//.cn
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民工荒;產業轉移;原因;對策
一、“民工荒”概況
國內從2004年開始就出現了比較全面性的民工荒,一直持續到金融危機以后。國家統計局的分析報告指出,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分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19.4%和22.6%,分別比上年下降2.4和7.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報告》)。不僅廣東、福建、浙江等農民工輸入大省出現“民工荒”,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傳統農民工輸出省份,也出現了農民工大量短缺的現象。“民工荒”這一現象似乎與我們印象中的就業難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不由得讓人想探明為什么在名義上擁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我國卻頻頻出現民工荒的現象。本文就從發生在今年年初的民工荒問題入手來淺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和變化。
二、“民工荒”成因分析
首先,現在的農民工追求的不僅僅只是工資待遇的問題,更加在乎自身權益問題。具體來看,首先工作時間遠高于相關法律規定,調查結果顯示,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另外,從2007年開始,農民工每月、每周、每天的工作時間均值都在增加。其次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也沒有得到滿足,現在一些農民工有了基本的醫療和養老,但五金就很少了,如住房公積金等幾乎都沒有。甚至在基本的勞動合同簽訂上,近六成的農民工沒有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2009的數據顯示,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總人數的42.8%。
其次,用工荒顯現凸顯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力結構出現了兩頭小中間大的局面。一方面,企業需要大量的生產一線的普通工人,企業對普工的需求量大,但由于其工作特點是工作強度大的簡單重復勞動,企業往往賦予其的勞動報酬偏低,且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差。另一方面,企業愿意用重金聘請是高級技術人才,不愿對低勞動成本的普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這樣就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調,有專家認為這形成了對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逼現象。
第三,東部地區的優勢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在政策的引導下東部沿海城市的工業化發展迅猛,農民工們不遠萬里到東部地區尋找就業就會。轉眼到了2009年第三季度全國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月均收入為1455元,環比增長2.5%;中西部地區分別為1389元和1382元,環比分別增長3.2%和4.3%。東部地區為1422元(國家統計局《2009年第三季度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情況》)。很明顯,在工資待遇上東部地區已經喪失了優勢。加之近年來,由于政府不斷推出惠農政策。
三、解決“民工荒”的對策建議
(一)政府方面
1.為農民工提供教育機會,改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中,51.1%的外出農民工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訓。這不僅導致農民工就業面縮窄,也不利于我國企業產業升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開展教育工作時,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使更多的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再教育,這樣可以滿足企業產業升級對于中高級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可以幫助農民工拓展就業市場,提高生活條件。
2.加快城市化進程,完善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
為了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應該修改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為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證。首先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消除差別待遇的前提;其次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另外,制定諸如最低工作水平,限制一周工作時長上線,安全生產工作條例等法律法規,保障農民工工作的基本權益。
(二)企業方面
1.東部地區企業加快產業升級,中西部地區企業做好產業轉移承接工作
“民工荒”的出現對于企業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東部地區企業應該抓住這個機遇,憑借區位優勢、資本充足,積極做好產業升級工作,重點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將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內地。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技術創新,以更多的自動化設備代替大量勞動力投入。同時,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生產和生活成本都日漸增高,中西部地區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逐漸明顯,加之隨著中西部地區交通網絡、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區企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端制造業的產業轉移承接的條件日漸成熟。這樣一來可以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不用跨省就業而在省內就業帶來的便利和消除就此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2.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改善工作環境條
企業應該不斷改善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資本運作效率和生產效率,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水平,提升企業的競爭水平和市場占有率。與此同時,適當增加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以滿足生活成本上升而導致的對工資水平上漲的剛性需要,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吸引更多勞動者以滿足生產需要,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于企業不斷發展。除此之外,企業還應該注意改善工人生產工作環境,工作環境的好壞不僅關系到勞動者積極性的高低,而且也關系到一個企業是否能夠更好的吸引到足夠的勞動者。
參考文獻:
[1]蔡.“民工荒”現象:成因及政策涵義分析[J].開放導報,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