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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摘要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
關鍵詞:中國哲學史;哲學史;范例分析
AbstractthisarticletakeoutsideHuShi,FengYoulanandthemarquisthehutacademicachievementasthemodel,thereasonwhichtheanalysis“theChinesephilosophyhistory”thedisciplineformsaswellasaffectsitsdevelopingprocesscertainkeycharacters.Theentireelaborationindicatedthatispreciselythemodernwesternlearningimpact,arousesChinatostudythehumantoevaluatethetraditionalvaluetheenthusiasm,thusmakesthephilosophyhistorytostudyintoattainsthisthoughtdiligentlytoaskstudytheway,simultaneouslyalsocausestotraditionalacademicevolutionrewritingagain.
keyword:Chinesephilosophyhistory;Philosophyhistory;Modelanalysis
前言
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1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后,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偽及價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生時代的社會狀態?!吨袊軐W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學術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合的表現。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的方法辨別偽經,后來發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偽的名義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浀哪康脑谟谝烧鎮问菫槠涓闹频男袨樵燧浾摗K恼瘟龊髞碓谛挛幕\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