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保險對農業現代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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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建亞（2009）認為農業機械化是現代農業的生產力基礎，是農業現代化的較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推進農機政策性保險，對于增強農機戶抗風險能力，提高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推進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意義重大。
農業保險對農業現代化的作用首先體現在其對農業產業化的影響，虞錫君（2005）認為農業保險對農業產業化的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分散農業產業化風險，促進農業產業化組織整合，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任燕楠等（2010）也認為，農業產業化與農業保險之間存在一種聯動機制，農業科技創新、產業化及成果轉化需建立以農業保險為主體的農業風險控制體系，而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則改變了農業保險參與的組織結構。此外，樊增強等（2012）認為，農業保險的健康高效發展能有效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綜上，現有的研究有的側重考察農業保險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單向作用，有的盡管是研究雙向的互動作用，但基本局限于兩者之間互動作用的某些方面。本文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雙向綜合分析農業保險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的全面關系，并揭示出：這種全面關系的本質是農業保險與農業現代化之間客觀存在的“四階段”互動機制，并呈現“累積向上”的運動特征。
二、農業現代化重塑農業保險發展環境和基礎
（一）農業現代化改變傳統農業風險環境1.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主體的保險意識。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農業生產主體為分散的農戶，生產和種植規模較小，預期收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出于農作物生產成本的考慮，也由于經營者理念、素質等諸方面的局限，缺乏農業風險分散意識。與之相反，農業現代化生產的特征是：市場化決策，較傳統生產方式，固定資產投入多，生產規模大，市場風險放大，出于規避風險的權衡，現代化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保險的需求更為強烈。2.農業風險水平提升，影響范圍更加廣泛?，F代農業生產方式使得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和土地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農村土地流轉和剩余勞動力轉移，必然要求農業的適度規模和專業化經營，并導致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集約型發展方式使風險更為集中、高價值農產品生產者所承擔的風險水平上升。同時，由于農業發展模式趨于一體化，農業風險關聯度增強，不但包括農業生產過程中研發與生產的風險，還帶來了加工、儲運及服務等部門風險，最終導致整個生產鏈均成為風險承擔主體，從而使得這種風險范圍更廣、規模更大、強度更強。3.農業風險管理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在傳統的生產環境下，農業風險管理主要通過農戶聯合、專業農業組織互助合作以及公共救助等方式來解決，范圍較小、水平較低而且非常態化。而這與農業現代化條件下現代農業發展極不相適應。現代農業要求實行農業風險的社會化、常態化、專業化管理。尤其在農業市場國際化的形勢下，農業風險的管理應該面向全球市場、運用符合WT0規則的方式和手段，以維護國家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制度，是國際上認可的是農業支持政策。
（二）農業現代化重塑農業保險市場發展基礎1.農業現代化改變農業保險的需求主體：農業風險承擔主體由分散走向集中，有利于農業保險開展。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作為自然人的單個農戶是農業風險的承擔主體。農戶往往集農業生產、投資和經營等職能于一體。在現代農業生產條件下，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農業生產主體由分散向集中的轉變，改善了農業保險參與主體的組織形式；各種農業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業投資發展公司的籌建，使農業的生產、經營、投資職能有不同的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一般是具有非人格屬性的法人主體，這些“法人主體”有專門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管理團隊，風險管理意識強，有明確的投保意識，構成了新形勢下的農業保險需求主體。農業保險需求主體由單個自然人向法人轉變，有效降低農業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有利于農業保險的大規模開展。2.農業現代化通過多種路徑改善農業保險市場供給。首先，農業現代化經營模式加強了農業生產主體之間的合作，在一個產權明晰的現代化組織內部，委托機制的存在使得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明顯提高，降低了農業保險市場中的“道德風險”，有效解決農業保險供給的一大難題；其次，農業現代化生產主體的多種實現形式構成農業保險的組織載體，例如，“龍頭企業+農戶”、具有現代產權制度的農業生產經營公司等現代化組織可以成為農業保險的良好實施載體，從而有效降低保險成本。
三、農業保險是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保障
農業保險是我國農業市場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國工業經濟和社會資源反哺農業的有效方式之一。面對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現代農業迫切要求建立制度化、規范化的農業風險保障機制，利用社會資源補償災害損失。
（一）農業保險政策是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發展支持政策農業保險制度是各國政府扶持農業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傳統的農業支持政策以農產品價格補貼和災后補償為主，這種補貼政策在短期內有效，但是長期來看，對農業的發展是不利的。隨著我國農業市場的逐步開放，農業“綠箱政策”的必要性愈益凸顯。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作為一種國際公認的“綠箱政策”，它把政府災后不確定的補償轉變為災前對農業保險的規范性補貼，為農業生產者提供安全穩定的生產經營環境，政府對農業保險市場的干預更有效率。
（二）農業保險促進農業現代化組織利益機制的形成農業現代化組織構建的關鍵是形成農業企業、中介組織及單個農戶之間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而農業保險制度在這一機制設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在投保以后，農業保險保費由農業企業、中介組織、農戶共同承擔，收益和成本有合同約定，從而構建了一種現代化組織與農戶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其次，當遇到自然災害或者市場沖擊時，農業保險能發揮作用，有效降低農業企業及農戶的損失，從而穩定了農業生產主體的收入水平，保障了農業生產主體的再生產能力；再次，由于災后農業保險的穩定功能，農業生產經營各環節受到波動較小，農產品加工、銷售、服務不至于嚴重脫節，再生產得以順利延續。
（三）農業保險是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有效路徑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形勢下，農業保險除了傳統的財政補償、穩定收入等功能外，還對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改善了農業生產和經營主體的信用條件。有農業保險作保障，農業生產趨于穩定，經營者的收益保障程度提高，這種狀況有利于改善農業和經營主體的信用條件，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為農業生產擴大規模拓寬融資渠道；其次，現代農業與其它產業、農村與城市的互動性、關聯性增強。農業生產主體收入的提高可以直接促進對工業品、服務等的消費。農業保險通過保障農業生產主體收入的穩定來促進農業相關產業的穩定和發展，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
四、農業保險和農業現代化的互動機制
農業保險和農業現代化存在一種互動機制。這種機制可從農業現代化推進農業保險和農業保險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兩個方面進行闡述。其中，農業現代化推進農業保險的機制主要包括提高農戶的保險意識和投保能力，以及為農業保險提供有效需求和供給的組織基礎。農業保險對農業現代化的促進作用主要為農業產業化提供保障，兩者之間的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第一階段：作為市場經濟下現代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農業保險是社會其他部門支持農業生產的一種制度安排。農業保險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投保率低，這固然與很多因素相關，但不可否認，農業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分散農戶經濟規模小、收入水平不高、投保意識低等問題。通過重塑農業生產主體組織架構，利用各種有效途徑將農業保險市場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成為推動農業保險的內在動力（見圖2）。第二階段：在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新型農業生產組織的出現，農業保險意識的提高，農業保險開始為初步走向產業化的農業生產主體分散經營風險，在保證農業企業和農戶收入以及應對自然災害中起到基礎性作用。虞錫君（2005）對浙江省的調查表明，在參加農業保險的主體中，產業化經營主體的比例明顯高于小農戶；有保險欲望但投保無門的比例，產業化經營主體高達70%，而小農戶只有35%，說明農業產業化經營主體有較強的保險意識，而小農戶則相對缺乏這種意識。但此階段發展還處于較低水平，無法代替財政補貼政策在應對災害中的作用。第三階段：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深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了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從而改變了農業保險的組織基礎，進一步提升了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同時，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起了農業生產主體之間的合作機制，在一個產業化組織內部，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大大提高，成員之間形成了多種形式的相互約束和監督機制，有效降低了農業保險中的道德風險，農業現代化帶動了更好水平的農業保險。第四階段：當農業保險與農業產業化實現在更高水平上的結合時，農業保險不再是一項投資大、風險高、收益低的行業，而是能通過保障農業新技術研發和產業化獲得較大利益的投資領域，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其中。此時，農業保險取代農業災害財政資金補償，以災害風險補償為基礎，以農業產業化風險保障為主導，成為驅動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第一資本要素。需要強調的是非農業保險與農業現代化之間互動機制的四個階段性運動過程符合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遵循互動基點漸次提升、互動能量正向集聚、互動作用逐步增強的“累積向上”循環路徑。
五、結論與政策思考
（一）結論農業保險和農業現代化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互動且這種互動遵循“累積向上”的循環路徑。農業現代化通過改變農業生產組織及其載體、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主體收入水平，進而提高農戶對農業保險的認知水平、現實需求及實現能力。總之，農業現代化改變了農業保險發展的基礎。農業保險通過向農業規模化生產、面向市場提供風險資金支持，向農業生產技術和農產品深加工技術革新提供風險保障，進而保障農戶的收入水平，提升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條件，促進更高水平的農業現代化。
（二）政策思考要實現上述互動存在三方面的障礙：一是政策障礙。當前施行的農業保險政策對農業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的補貼力度小、覆蓋面小，不能從實質上改變農業和農業保險本身的弱質性；二是主體障礙。農業現代化進程慢，農村土地流轉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農業保險所呼喚的具有非人格化屬性的法人主體短期內無法形成；三是資源障礙。由于無法取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投入回報，目前尚無法集中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向農業保險和農業領域。1985—2010年的25年間，我國農業保險與農業生產保持密切關系，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系數為0.82，①但這25年間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占社會總保費收入的平均比重不超過2%，工業經濟領域產生的社會財富并未有效地流入農業領域。消除這些障礙需要在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上做出多方面的調整：一是優化農業保險政策，以《農業保險條例》的施行為契機，切實加大各級財政和有關部門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力度，通過制度化的補貼措施大幅降低農業保險成本，提高農業保險的市場競爭力；二是以推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改革勇氣和熱情，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生產，加快農業的產業化進程；三是建立健全農業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機制；四是建立農業保險的再保險制度，用市場的手段化解農業保險自身的風險。
作者：曹衛芳單位：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