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轉學教育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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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興盛(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60年代末)

轉學教育興起于美國社區學院的前身———初級學院。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美國的大學適齡入學青年人數猛增,大學面臨著招生、教學、住宿等方面的巨大壓力。同時,由于美國中等教育的發展速度過快,造成大批進入高等院校學習的青年缺乏大學學習所需的知識與能力,因此美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整體比較低下。為提高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術水平,同時減緩壓力,篩選優秀學生進入大學深造,一批曾經留學德國的著名學者如哈珀等人,提出學習德國的大學教育模式,把大學分為兩個部分,一、二年級稱為初級學院,三、四年級稱為高級學院。初級學院提供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在課程學習結束后把學生適當分流,一部分在知識、智力等方面有潛力的學生轉入大學的高級學院深造,另一部人則終止學習,在社會上謀求其他出路。

初級學院的創建方式還包括把一些規模小、質量差的四年制學院進行降格,砍掉三、四年級只保留一、二年級,或者將一些高中的學制延長兩年,提供相當于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為進入大學做好準備。①初級學院在當時創建的初衷,就是充當四年制院校的“減壓閥”與“過濾器”,為之緩解入學人數過多的壓力、篩選與輸送優秀的生源,轉學教育也因此成為初級學院的主要職能。盡管當時初級學院也為無法升學的學生提供終結性質的職業教育,但因職業教育普遍不受人們重視,因此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埃爾斯(Eells)193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被調查的279所初級學院平均大約有69%的學時是用于學習轉學課程,轉學課程內容為通識教育課程,以現代外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為主。②

轉學教育在初級學院的職能體系中占主導地位,還與當時初級學院的辦學定位與辦學規模密切相關。盡管教育界曾經就初級學院的定位問題,提出過三種不同的觀點:中等教育、中等后教育與高等教育,但最終初級學院的領導人達成共識,將初級學院定位為一種新型、服務于社區且不同于傳統四年制院校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嚴格的學院水平的課程,其范圍與深度相當于高級學院頭兩年的課程”③。初級學院將自身的辦學層次定位為高于中等教育與中等后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以便爭取更多的生源和財政撥款。

而且,當時的美國高等教育處于從“精英”向“大眾”的過渡時期,初級學院因為具備學費低廉、離家近、學制短等特點,成為很多美國民眾實現高等教育夢想的起點。初級學院大多數學生認為,只要能通過初級學院的轉學教育進入四年制院校深造,獲得本科學士學位,他們就仍有可能在畢業后找到“專業性強或高級管理工作”。

他們期待初級學院是“真正的學院”而非“手工訓練作坊”。④初級學院的定位無疑迎合了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的訴求。提供學院性質的轉學課程是初級學院保持自身學院地位的基石,學生的成功轉學率也是當時評價社區學院好壞的主要依據。此外,在社區學院發展初期,學院規模小、經費不夠充足。從辦學成本的角度來看,轉學教育的成本較職業教育相對要低許多。職業教育需要昂貴的設施,如醫療器械、汽車修理車間、焊接設備等,而且還需要配備專門的教師。而各種學術課程可以共用教室、桌椅、黑板,英語、數學、歷史等科目,甚至可以共用教師。兩類教育這種強烈的反差使早期的社區學院傾向于轉學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的高等教育邁入了大眾化階段。為了應對美國民眾持續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聯邦政府將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職責賦予美國初級學院,并將其更名為社區學院⑤,以體現其具有既能向大學輸送學術優異的學生,又能服務于當地社區、培養社會熟練工人的綜合職能。盡管社區學院順應時代與社會的需要發展了職業教育、社區教育等其他職能,但由于經濟的繁榮,四年制畢業生處于就業的“黃金時期”,總體供不應求,因此轉學教育仍然是這一時期社區學院的主要職能。從轉學教育的修讀人數和轉學率來看,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主修轉學教育課程的學生比例穩定在75%左右,轉學率大約為33%。⑥

二、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衰落(20世紀70年代初~20世紀80年代末)

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繁榮了半個多世紀的轉學教育在社區學院中的地位逐漸衰落。就全美范圍來說,主修轉學課程的人數不斷減少,從1973年的近43%下降到1980年的30%,到1985年則降到5%~15%⑦。轉學教育在這一時期出現衰落,主要是因為美國社區學院辦學定位的轉型與轉學教育自身的問題所導致的。

(一)美國社區學院辦學定位的轉型———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學院。

美國學者卡拉貝爾(Karabel)指出,這一時期美國社區學院發生了其發展史上最根本的變革———從提供傳統的轉學教育的學院轉型為根據市場信號提供靈活多樣的職業教育為主的學院,以培養學生作好準備適應生活、順利就業,在短時間內獲得經濟成本的最大收益。⑧這種“轉型”引導社區學院的發展以職業教育為主,側重于滿足企業與經濟的需要,如合同培訓、小企業的策劃以及協助和承擔當地的經濟規劃等。

社區學院辦學定位的轉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起美國經濟長期衰退與就業領域的變化。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的主要就業崗位為零售業推銷員、出納員、股票操盤手等半專業人員就業崗位。在就業排行榜的前15位工作類別中,只有“經理與管理人員”需要學士學位。①對于21世紀70年代的四年制院校畢業生來說,“下降的薪水,稀缺的工作機會、黯淡的職業前景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新現實”②。就業領域的錯位導致大批四年制院校的畢業生失業,他們不得不重新回到社區學院學習各項技術以度過難關。這使得美國人對長期以來的堅定信念產生了懷疑:學士學位能否確保畢業生找到高薪的工作,而具有更強的賺錢能力?以上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公眾,包括家長與學生對于轉學教育的看法。

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把“獲得學士學位”放在求學目的的第一位,而把就業放在第一位。主修轉學課程的學生人數大量減少,而主修職業課程的學生人數在不斷增加。據調查,社區學院主修職業課程的學生人數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42·6%上升至80年代初的62·5%。③而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危機、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導致農業與重工業領域的工人大量失業,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對信息業、服務業領域半專業人才的需求持續增長。半專業人才的工資提高很快,有時甚至高于專業人員的薪水。美國聯邦政府為解決國家的經濟危機與就業問題通過了一系列的法案,如《職業教育法案》《綜合就業與訓練法案》,以及《工作訓練伙伴法案》等④,社區學院因其職業教育而獲得了一定的資助份額。這些因素促使社區學院的領導人調整社區學院的辦學定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切合社會需求的半專業人才。

(二)轉學教育自身的問題

轉學教育在這個階段自身也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教學模式單一、生源質量不佳、與中等教育和大學教育的上下銜接不足等。這些原因導致轉學課程的學習人數下降。

轉學教育在社區學院發展初期成本低的優勢在這個時期轉變成了劣勢。傳統意義上的轉學教育以通識教育為主,只要有桌椅和黑板,教師與學生通過閱讀、思考和對話就可以進行,教學模式比較單一。而相比之下,職業教育因為各類撥款而獲得大規模的發展。職業教育配備了車間、設備,與工商業聯系緊密,還有豐富多彩的就業實習。相比之下,轉學教育似乎更像“紙上談兵”,既無法激發學生的興趣,也爭取不到教學設備與贊助資金。

這個時期美國的基礎教育改革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導致美國基礎教育的整體質量滑坡。在美國17歲的青少年中,約有13%的半文盲,少數族裔學生的半文盲比例高達40%。⑤社區學院由于開放入學政策與民權運動的影響,大量學術基礎差的高中畢業生,包括少數族裔學生涌入社區學院,社區學院不得不為這些學生開設大量的低于學院水平的補救課程。而轉學課程屬于學院課程,為了保證學生在四年制院校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對學生的學術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諸如文學、歷史等學科要求學生進行廣泛、大量的閱讀。薄弱的學術基礎使許多學生對轉學課程“望而卻步”。

轉學教育與中等教育、大學教育的銜接也存在問題,處于“上不通,下不達”的尷尬境地。四年制院校與社區學院在有關轉學學生的信息、轉學課程內容以及對轉學學生的期待方面交流不夠,四年制院校往往不接受社區學院的轉學課程,大學教師也不愿意與社區學院的教師就課程問題進行協調。社區學院轉學課程的教師很少與高中相關學科領域的教師交流,他們既缺乏向高中畢業生宣傳轉學課程的熱情,也不熱衷于招募那些很有學術潛力的高中畢業生。社區學院的工作人員更愿意強調社區學院在就業方面的特色與優勢,而不是宣傳轉學教育。⑥

三、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回升(20世紀90年代至今)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社區學院的轉學教育逐漸走出了七八十年代的低谷,呈回升趨勢。據統計,2001年全美社區學院轉學到四年制學院的轉學率為36%,2002年社區學院希望“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的學生比例高達88%。目前公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中,30%~60%的學生來自社區學院;全美社區學院的轉學學生大約占30%。①轉學教育地位的回升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和國民素質的需要

近年來,美國各界就轉學教育問題達成廣泛共識。學生根據自身需求自由選擇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并在美國各級各類高校間順利流動,可以整體提升美國國民的素質。而美國國民的素質與國民經濟發展緊密聯系,高素質的人才是吸引投資和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美國學者認為,盡管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是美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與美國國民的高等教育層次仍有待提高。社區學院是美國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力軍,但是社區學院中無論是獲得副學士學位還是通過轉學獲得學士學位的人數,都遠遠低于美國的高等教育總人數。這不僅不利于美國的繁榮與發展,也會影響美國的國際競爭力。②美國各州將轉學教育作為高等教育決策與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各級各類高等院校也加深了彼此間的交流與學術伙伴合作,力求實現“無縫對接式教育”(seamlesseducation)。③此外,州的立法機關和高等教育理事會也推動了轉學政策的實施,轉學從個別院校行為發展為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行為。④

(二)學士學位與個人經濟收益直接掛鉤

隨著美國科技的迅猛發展,各類職業中高新技術含量的不斷增加,學士學位重新成為通向成功的“敲門磚”。接受學士學位水平的教育既可以滿足社會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也可以為個人帶來不菲的經濟收入。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BLS)的統計,1998~2008年期間,美國要求個人具有學士學位的工作崗位從17379萬增長到21596萬,增幅為24·3%。從個人的經濟收益來看,學士學位的經濟收益使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高收入的機會幾乎增加了3倍,可躋身于個人收入分配的前40%。⑤

(三)實現教育公平與社會穩定

美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尤其是近年來因為移民潮等因素的影響,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中少數族裔學生的比例在不斷擴大。由于四年制院校的學術標準與錄取標準的持續拔高、學費的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學生,尤其是家庭貧困的少數族裔學生,選擇社區學院作為他們低成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和獲得學士學位的起點。僅2004年,全美社區學院的拉丁裔學生比例就達到67%,黑人學生為47%。⑥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家庭背景、經濟狀況、語言障礙等原因,少數族裔的學生與白人學生無論是學業表現還是獲得本科學位方面,兩者的差距都比較大,而且這種差距呈不斷增加的趨勢。這既有悖于美國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也有可能導致少數族群的邊緣化,不利于美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特別是“9·11”事件之后,增進各民族團結、增強美國的凝聚力、解決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問題,更是日益引起美國各級政府與教育界的重視。要縮小少數族裔學生與白人學生的成就差距,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美國就必須加強社區學院的轉學教育,尤其是幫助更多的少數族裔學生實現成功轉學并獲得學士學位。這也是他們通過轉學教育提供的“第二次機會”,取得與白人學生同等的學業成就和平等的高薪就業機會的理想途徑。正如美國“學術與轉學教育委員會”所言,“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敞開機會之門……經由社區學院轉學進入四年制學院或大學,是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關鍵所在”。①

四、對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分析及啟示

綜觀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發展與變革,我們發現,轉學教育的發展歷程,實際上也是美國社區學院在高等教育競爭機制下積極地謀求生存與發展的歷史。在初級學院時期,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高等教育領域爭得一席之地,初級學院必須將自身定位為新型的高等教育機構,才能得到各級政府、四年制院校和美國民眾的認可與支持,承認初級學院是“真正的學院”、“人民的學院”。在這種情況下,初級學院必須發展轉學教育,即提供相當于四年制院校一、二年級的轉學課程,“充當通向四年制學院的跳臺”,才能獲得學院地位。②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經濟繁榮與四年制畢業生的賣方市場行情,確保了轉學教育在美國社區學院職能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而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美國本科生就業市場疲軟、半專業人才的市場需求增加的情況下,社區學院及時調整了辦學定位,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職業教育,轉學教育的衰落成為必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各界對高等教育的質量問責、少數族群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的關注與高學歷人才就業市場的再次繁榮,轉學教育獲得新的歷史發展機遇,在社區學院職能體系中的地位再次回升。美國的社區學院也正是在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需求、不斷調整辦學定位和主導職能的過程中,在競爭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中站穩了腳跟,并獲得長足的發展。目前,美國的社區學院已達到1200所,學生總人數超過1100萬,占全美所有大學生總人數的一半。

其次,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興衰起伏,凸顯了美國社區學院的市場需求導向。市場需求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主要環節之一,它反映在高等教育領域,主要是指社會對高等教育所培養的人才的需求以及個人對所接受什么樣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市場需求調節高等教育機構的性質、結構和特點,也調節高等教育機構的人才培養過程。美國的社區學院以就業市場需求為其發展的風向標,呈現出強烈的市場需求導向。當社會經濟繁榮、科技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就業市場對高學歷人才有大量需求時,轉學教育就成為社區學院的主導職能。而當社會經濟發展處于低谷、專業人才就業市場疲軟、半專業人才呈賣方市場時,職業教育則成為社區學院的主導職能而導致轉學教育發展低迷。

第三,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變革折射出美國的多元文化。美國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多元文化的國家,美國的高等教育與美國文化的關系極為密切。社區學院的轉學教育的發展歷程中始終貫穿著美國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為核心的共和文化以及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的“實用主義”文化。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本質在于,以轉學為跳板,為美國中下層子弟提供“第二次機會”進入四年制院校深造并獲得學士學位,以謀求與富家子弟平等的學習與高薪工作的機會。這是美國“民主”、“自由”、“教育機會均等”文化的具體反映。但同時,轉學教育的興衰也受到美國的“實用主義”化的影響。當四年制院校畢業生就業前景暗淡時,出于功利、實用的考慮,社區學院的學生更傾向于職業教育,轉學教育衰落;而當社會對人才的學歷層次要求提升、學士學位成為就業機會的“敲門磚”時,社區學院的學生則青睞于轉學教育。這些無不體現出美國“實用主義”的文化色彩。

最后,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的發展經驗,對我國的普通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的專升本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啟示與借鑒作用。從美國社區學院轉學教育地位回升的發展趨勢來看,美國目前關注的不僅是高等教育的普及,更注重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即提高全體國民的高等教育層次。我們國家目前也已經邁入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要求求職者或在職人員具有本科學歷或學位。這使得許多高職學生以及在職人員出于求職或晉升的原因,面臨將學歷層次提升到本科的壓力與需要。因此,我國的普通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的專升本教育存在發展的契機與空間。

我們應繼續扶持專升本教育,合理規范其發展規模,提升專升本教育的質量,以滿足人們的繼續教育需求和社會的需要。從教育機會均等的角度來看,美國社區學院的轉學教育為家庭貧困與少數族群的學生提供了“第二次機會”,使他們與四年制院校的本校學生享有同等的獲取高等教育優質資源和高薪工作的機會。我國的高職院校中也有一些來自“老、少、邊、窮”地區的貧困學生,或原本學術基礎好,但由于高考發揮失常而不得不選擇高職院校的學生,轉學教育可以為這些學生中有志于升學深造的學生提供“第二次機會”,最大限度地挖掘他們的學術才能,減少學業優異學生的流失,從而為我國高等教育健康、有序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