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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走后門都會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應;在中國,也有不少人通過走后門來為他人服務,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作者認為,即使是社會上層的精英,基于對中國特殊國情的考慮,有時也不得不利用走后門來辦事。甚至是某些國家的重大決策,也是走后門的結果。
“走后門”是中國語言中的一個特有詞匯。當然,中國人并不是使用走后門這一詞匯的本義,而是使用它的轉義。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前門,喻指正規的法定的規則,后門,喻指各種各樣的非正規途徑,特別是指人情關系。走后門一詞以比喻的修辭方式,生動形象地描繪了中國社會上一些人不依靠正常的途徑,而是依靠人情關系加以處理的辦事方式。很明顯,在一定意義上來說,走后門既是中國當代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的反映,又是產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段較長的時期以來,中國社會上走后門現象總是屢禁不絕。筆者記得,遠在1974年即尚未結束的時候,就提出了應該制止走后門現象的問題。當時在提倡階級斗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內也曾大力反對過共產黨員走后門。那時當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遠未根絕這種現象。改革開放以后,走后門現象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腐敗的擴大。
中國社會的頑癥
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黨內制定了一系列的準則,對這一問題嚴加制止,但走后門現象一時可能稍有收斂,基本上還是依然故我,未有改觀。中國的黨和政府不斷加強反腐敗的力度,但似乎效果還不十分明顯。近三十年以來,就總體而言,走后門現象日益蔓延,積重難返,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癥。
筆者曾著文指出,走后門等腐敗現象之所以成為社會頑癥,一時難以根治,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深遠的歷史文化傳統及普通百姓的心理定勢(請見拙文《中國社會反腐敗的深層次障礙》,刊11月8日《聯合早報·言論》版)。不過,筆者想在本文中補充說明的是,除此以外,社會制度中的某些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走后門現象的發展趨勢。
有一個歷史現象也許值得注意。自從俄國在1917年推翻了沙皇,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以后,官僚集團的權力急速膨脹,沒有多久便在蘇聯形成了一個官本位體制。到了二三十年代,蘇聯社會上的走后門現象便不斷滋生,急劇蔓延。筆者曾經在大學讀書期間專門研究過二三十年代的蘇聯文學,從當時一些作家的作品來看,有不少是反映社會上走后門現象的。例如,左琴科(M.M.Zoshenko,1859-1958)的許多短篇小說,都諷刺了包括官僚主義和走后門在內的社會腐敗現象。特別是他的幽默小說,讀了使人笑過以后,不禁陷入了對當時社會體制的沉重思考。馬雅可夫斯基(V.V.Mayakovski,1893-1930)被稱為蘇維埃時代最有才華的詩人,他寫過一篇詩歌,題目譯成中文就叫《走后門》。詩中所描寫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國社會中的現象簡直毫無二致。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本質和生活的真實。蘇聯社會上一度流行走后門,應該說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當時社會體制的必然產物。有什么樣的社會體制,就有什么樣的社會現象。
通過走后門為社會服務
不過,對于走后門現象也不能一概而論,并非所有的走后門都會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應。在中國目前的社會中,也有不少人通過走后門來為他人服務,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例如,筆者認識一位居民委員會主任,這是一位小得不能再小、小得不能算官的“官”。她所管轄的社區內,有不少工人下崗失業,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困難。這位芝麻綠豆小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便利用她的一切關系,包括私人的人情關系,千方百計地向公司及其他用人單位推薦這些下崗失業工人,讓他們重新就業。這樣的走后門,確確實實解決了百姓的實際問題。在這里,走后門現象卻具有了正面的意義。
事實上,在中國,不要說一般的百姓群眾,即使是社會上層的精英,基于對中國特殊國情的考慮,有時也不得不利用走后門來辦事。甚至是某些國家的重大決策,也是走后門的結果。例如,中國著名的“863”計劃,是一個有關國家高科技發展的戰略性規劃,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脈,最早是由以王大珩為代表的一批老科學家提出來的。這些老科學家本著對國家和民族的滿腔熱愛,出于對人民和社會的歷史責任感,給當時主管全國工作的最高領導鄧小平寫信建言。為了使這份重要的信件盡快送到鄧小平手上,他們不得不利用了各種私人關系,終于使鄧小平及時地看到了他們的建議,并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略決策。顯然,如果不走這個后門,至少在時效上就會對國家的戰略決策造成影響。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社會上絕不罕見。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走后門還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但是,撇開結果不談,僅就程序來說,走后門無論如何是一種不正常現象。走后門只能是社會的變態,而不應該成為社會的常態;走后門現象之所以流行,正是說明了程序制度的缺失。而在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程序比結果更為重要,因為只有程序的正確才能保證結果的正確。而要保證程序的正確,就必須要依法辦事。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建立一個暢通而高效的辦事機制,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制度建設的基本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