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總則的時代精神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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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總則》借鑒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民事立法制度和經驗，注重吸收中華民族優秀法律文化成果，力求充分體現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精神和特色。其時代精神表現在：借鑒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規定綠色原則；將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私法化，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私法制度；適應現代民事立法從權利本位向權利義務責任相適應觀念的轉變，規定民事主體的權利行使規則；適應“互聯網＋”時代個人權利保障的需要，規定了個人信息權這種新類型的民事權利。其主要特色是：立法結構采取“一般規定＋主體＋行為＋責任”的編排體系；將弘揚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宗旨；建立家庭、社會和國家共同支撐的監護制度；開創了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分類新模式；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特別法人；對民事責任、訴訟時效分別進行專章體系化規定。在對民法時代精神與特色進一步塑造的民法典各分編編纂討論中，分歧較大，建議各分編包括人格權、物權、知識產權、合同、親屬、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八編。

關鍵詞：民法總則；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編纂；民事權利；民事立法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是我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的劃時代立法成果。作為繼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實施30年后我國民事領域的重要法律，《民法總則》以開篇之作奠定了民法典這一世紀立法工程的宏偉基石。與國外主要民法典比較，《民法總則》的體系結構、制度安排、主要條款，均反映出它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精神和特色的民事立法。《民法總則》與正在進行的民法典各分編立法合體編竣后，最終將形成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私法大典，標志著我國民法進入一個承前啟后的新發展階段。

一、民法時代精神和特色的歷史演繹

民法的歷史源遠流長。在人類法治文明進程中，先后出現的三次民法編纂運動，〔1〕無不是時代精神的反映，無不與該國的國情相契合。一部成功的民法典，往往是一個國家商品經濟、民主政治、私人產權、法律文化、哲學倫理高度發展的產物。建立在簡單商品生產與交換基礎之上的古羅馬法，是羅馬奴隸制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的反映。近代的《法國民法典》，產生于獨特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負載著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理想。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它是以“羅馬法為基礎”的“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確的規定作為基礎。……創造了像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法典”。〔2〕民法典在歐洲誕生，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與需求。

首先是自由、平等、人權思想需要借助立法予以記載和表達。啟蒙思想家宣揚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否定封建貴族專制和等級制度，為民法規定個人自由、人格尊嚴、隱私權、意思自治等原則提供了思想基礎。作為法國大革命產物的《法國民法典》，其關于人法的規定，就賦予了所有法國人以民事權利上的平等、自由，并在物權、債權、人身權的相關規定中充分體現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自然法理想。其次是維護國家主權、實現法制統一的需要。就政治現實而言，國家主權宣示和法制統一，常常被認為是近代民法法典化的重要原因。《法國民法典》的偉大成就是統一了全國私法。伏爾泰曾說，在法國旅行需要經常更換法律，就像經常更換馬匹一樣。澳大利亞法學家瑞安評論說，他的俏皮話與事實相差并不遠，法國直到1804年《拿破侖法典》頒布之后，才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整體。《德國民法典》的誕生，也與仿效法國制定一部綜合性私法大典，實現德意志法制統一和國家統一的立法使命密不可分。日本18世紀末開啟大規模法典編纂運動的主要目的，是期望通過統一法律使日本躋身于西方強國之列。第三是集中反映古典自然法學派在構建普遍適用的法律體系方面卓越的理論成果。從古典自然法學派開始，法學家們鐘情于構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制度，追求在對人類社會進行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法律體系。如孟德斯鳩、盧梭等認為，法律的對象永遠是普遍性的，法律結合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對象的普遍性，他們均提出民法制定問題。因此，正是自然法思想催生了《法國民法典》。美國學者艾倫?沃森指出：“在整個大陸法系的歷史中，民法典誕生的深遠意義，是無與倫比的。《法國民法典》的問世，開辟了一個新紀元，整個大陸法系都因而產生了深刻的變化。”

我國民法典制定四起四落的艱辛歷程，〔3〕客觀上反映了計劃經濟體制制約、政治運動影響、理論準備不足等因素使得立法條件不成熟的狀況。因此，我們采取了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民事立法方式，即先后制定《民法通則》、《合同法》、《婚姻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繼承法》、《著作權法》、《收養法》、《擔保法》等一系列單行民事法律，使實質民法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盡管有觀點認為這些單行立法缺乏民法典的體系化和邏輯結構，立法碎片化，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立法模式適應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且實施效果良好。立法機關對民法典編纂模式的擇定，充分考慮了實質民法已經基本體系化的國情。學術界曾提出三種民法典編纂模式：一是制定《民法總則》，廢止《民法通則》，不制定形式民法典；二是以現行民事單行法為基礎，以制定《民法總則》為統領，匯編各單行法形成松散型聯邦式法典；三是按照一定邏輯和體系對現有民事法律制度進行系統編排和梳理，對現有民事單行法進行全面整合、修訂和補充，制定一部既有傳承又有創新的民法典。兩年前立法機關啟動第五次民法典起草，定性為編纂，采用先制定《民法總則》，然后進行各分編立法，最終合為一部法典的立法模式，實際上采納了第三種觀點。在政治決策上，這適應了我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國家發展戰略，體現了我國新時期特殊的立法背景和條件；在立法技術上，先制定《民法總則》，牽住民法典編纂工作的“牛鼻子”，同時統籌考慮《民法總則》與民法典各分編內容的協調，在《民法總則》完成后，再進行民法典各分編的制定、整合工作，既保持了現有民事法律制度的穩定，又保證了民法典編纂工作的科學性。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精神和特色、作為民法典奠基之作的《民法總則》，開啟了我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首先，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民法應當成為建設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法律基石。民法中的人身權、財產權、當事人意思自治等制度是現代公民憲法權利的源泉，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民法中的權利平等、契約自由、公共利益原則，構成現代國家人權保障、有限政府、分權制衡、依法治國等國家治理原則的文化源泉。民法作為基本私法，以其自由、平等、公平的核心理念，以誠實信用為帝王條款統率的諸多基本原則，以人身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為核心內容的科學制度，擔負起為我國五位一體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的神圣使命。其次，民法是鞏固我國改革開放成果和基本經濟制度的“基本法”。世界上任何一部標志性民法典都是以塑造和鞏固當時的經濟發展或改革成果為要務。

我國改革開放39年的經濟發展成就，特別是市場經濟基本形成、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作用穩固、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化、經濟制度日益多元化、經濟融入全球化發展，一方面為民法作為私法基本法奠定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不斷拓展了民法進行規范、調整和保護的社會關系領域。第三，民法是我國人權法律保障不斷完善、維護個人私權的宣言書。民法是私法領域落實憲法人權保障制度的大法。法治國家區別于人治、專制國家的主要標志，就是全體公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對這些權利和自由，僅有憲法規定遠遠不夠，必須通過民事、行政、刑事、訴訟程序等一系列部門法予以具體化和落實。民法作為民事經濟領域的“權利憲章”，擔負著維護個人權利的神圣使命，通過一系列民事權利保護規則的設定，限制特殊利益集團、公權力對個人私權的剝奪或侵犯。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私人權利處于弱勢，《民法總則》加強私人權利保護的若干規定，無異于是國家維護私人權利的法治宣言。

二、《民法總則》的時代精神

自羅馬私法以來，民法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無不是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立法表達。《民法總則》借鑒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民事立法制度和經驗，注重吸收中華民族優秀法律文化成果，力求充分體現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精神。

（一）借鑒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規定綠色原則《民法總則》第9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該條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傳承我國天地人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優秀文化，在民法中確立綠色原則，構建生態時代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型關系，成為我國《民法總則》一大亮點。其一，回應了當下社會普遍關注的環境問題。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確立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十三五規劃貫穿綠色發展新理念。《民法總則》理應擔負起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促進社會和諧安定、滿足人民群眾對環境資源的新期待新要求、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歷史使命。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已深入到國家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很多民事行為的評判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平衡問題，司法機關也在不斷探索建立環境修復、懲罰性賠償、環境公益訴訟等制度。因此，綠色原則寫入《民法總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其二，體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與時俱進。傳統民事法律制度注重保護主體的人身和財產權利，忽視主體的環境性權利；注重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忽視生態價值。實際上，這是長期以來主流理論一直奉行“強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觀的反映。在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時，將人類利益看作是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尺度，造成人類對大自然無節制的征服、支配和掠奪，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綠色原則適應了可持續發展理念支配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為在民事活動中正確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提供了原則指引和制度框架，為利用私益或公益訴訟制度、民事責任制度依法制裁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奠定了法律基礎。其三，順應了國際綠色立法潮流。可持續發展原則已經載入《斯德哥爾摩宣言》《里約宣言》《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公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24個國家的憲法寫入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一些國家在其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或司法判例中確認環境權或體現保護公民環境權的內容。〔4〕近年來，德國、瑞士、荷蘭民法典修訂，越南新頒布民法典，都增加了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我國《民法總則》順應這一立法潮流規定綠色原則，實際上承認了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人格利益屬性，為民法典分編或專門立法確立環境生態領域特殊侵權行為規則，建立環境資源準物權制度、環境合同制度、環境人格權制度以及環境侵權行為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礎。在《民法總則》草案征求意見過程中，對綠色原則持異議的主要理由是，認為并非民事主體從事每一個具體民事活動都要保護生態環境。我們認為，這涉及對民法基本原則功能和作用的認識。基本原則是對民事立法制度、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的總要求、總統領、總指導，但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具體民事活動沒有例外，如單務法律行為、繼承、遺贈不符合公平原則；監護關系不完全符合平等原則、自愿原則；甚至一些商事法律行為（如票據簽發轉讓、股票交易）不能用誠實信用原則去判斷其效力等。民法基本原則作為一種應然條款，具有宣揚法治理念、引領社會法治價值、規范民事主體行為的價值導向。民法典編纂既要講求法律邏輯，又要超越于純法律技術的局限，才能使民法符合現代社會需要。（

二）將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私法化，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私法制度自然人是重要的民事主體，享有人身權和財產權等民事權利。但在《民法通則》中，人身權被置于財產權之后規定，且內涵太過簡略。《民法總則》在開篇之章“基本規定”第3條就強調，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在“民事權利”一章把人身權條款前置，并明確規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采用這種繼受于德國法院判例并得到我國學界認可的“一般人格權＋具體人格權”立法主義，既體現了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理念，又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原則下張揚私權神圣觀念，對法治中國建設具有重要價值。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在當今中國，私權觀念日益覺醒，正常的私生活秩序正在重建，私人利益間的沖突與私權利和公權力的對峙愈演愈烈，私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平衡需要一部“大憲章”來發揮作用。因此，把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這些政治哲學準則予以民事法律規范化，就是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執政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私法領域落實，讓私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最終建立起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私法制度。《民法總則》還加強了對特殊群體的人身權保護。一是遵循特別法優先原則。《民法總則》申明，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消費者等的民事權利保護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二是訴訟時效特殊起算。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三是對英雄烈士設置專門保護條款。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此外，《民法總則》超越于眾說紛紜的學術爭論，在第129條規定了民事權利的取得方式，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是針對我國私權來源的不確定性、剝奪私權的任意性，以民事主體作為出發點，為加強人們的權利安全感和穩定預期而進行的創新舉措。從法理上說，民事權利和義務產生的根據，是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的邏輯起點。《民法總則》明確規定民事權利可以依法律行為、事實行為、法律規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取得，這一方面要求民事權利的來源必須具備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說明合法取得的民事權利受法律保護。具體來說，凡是依照買賣、贈與、遺贈、互易等民事法律行為；從事智力創造活動，拾得遺失物、漂流物，勞動生產，收取天然孳息，添附，沒收，無主財產收歸國有等合法的事實行為；自然人出生、成年、死亡、下落不明，果實自落，時間經過等法律規定的事件；法定優先權等法律的直接規定；法院的判決等而取得的權利，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非法侵犯。特別是關于事實行為的規定，為自然人基于事實狀態依法取得民事權利開辟了新領域，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個人對財產的事實占有，對我國民法的物權制度、時效制度可能帶來一定的影響。

（三）適應現代民事立法從權利本位向權利義務責任相適應觀念的轉變，規定民事主體的權利行使規則現代民事立法已經超越了近代民事立法的權利本位觀念，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權利義務責任相適應。《民法總則》在第五章“民事權利”中集中體現了這一發展趨勢。其一，要求民事主體在行使權利時，應當履行法律規定的和當事人約定的義務（第131條）。權利的行使與實現，除了形成權等特殊權利外，往往隱含著特定或不特定他人的義務承擔及履行。如果僅僅強調權利，很容易淡化義務意識。法律加強對義務履行的督促，有助于減少義務主體的違約行為，免于訴累，節省司法資源。某些義務的自覺履行，如贍養義務、適當容忍義務等，則會同時實現義務主體自身合法權利。所以，《民法總則》關于履行民事義務的規定非常必要。其二，禁止權利濫用。《民法總則》第132條規定，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當事人在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時，必須實現個人利益、他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必須履行法定、約定義務。權利行使如果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目的，則其法律行為應屬無效；履行義務如不符合誠信原則，則為不合法履行，亦不發生履行義務之效力。民事主體在享有權利、履行義務時，必須對自己的違法、違約行為承擔責任，凡是在民事活動中破壞公共秩序、侵犯社會公益、違反社會公德、不講誠實信用、違法濫用權利的，應當受到民事法律的制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國家權力以強制方式進入民事領域行使征收、征用權力，也應當按等價有償原則向權利人進行公平、合理的補償。《民法總則》第117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從比較法角度看，各國立法例均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征用社會成員財產為正當行為。在我國，征收是以國家名義強制性地取得民事主體財產的所有權，征用是以國家的名義強制性地取得民事主體財產的使用權。征收是國家對主體財產權利的剝奪，其行為效力是使他人的私權被強制移轉給國家。征用是國家對主體所有權的干涉，是公權對私權的限制。因此，征收征用應當符合公共利益目的性，依法定條件和程序進行，遵守等價有償和國家尊重保護所有權原則，給予民事主體特別是個人公平、合理的補償，以穩定財產秩序和法治秩序。

（四）適應“互聯網＋”的時代個人權利保障需要，規定了個人信息權這種新類型民事權利《民法總則》第111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并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這一規定的意義在于，其一，順應了互聯網時代個人信息資源亟需法律保護的實際需要。信息資源是人類社會信息活動中產生和積累的以信息為核心的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物。在高度發達的信息化社會，信息資源已經成為新的民事權利客體。大數據收集和運用能夠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同時也使得個人的身份信息、遺傳基因信息、財產信息和其他相關信息保護面臨著極大挑戰。信息資料被非法利用，不僅給個人造成財產損失，還帶來了嚴重的人身安全隱患。將互聯網時代的個人信息納入民事權利保護范圍，既有利于促進大數據開發和利用，也有利于保護個人信息權利，對遏制目前普遍存在的侵犯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其二，符合最近四十年來個人信息保護的國際立法趨勢。個人信息保護最早源自瑞典政府1973年制定的《資料法》，隨后不少國家進行了保護個人信息資料的專門立法，如《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1980年制定了《個人數據的隱私保護和跨國界流動的指導原則》；歐洲委員會于1981年簽署和了《個人自動文檔保護公約》；聯合國1990年簽署了《個人數據自動化檔案指導原則》。上述三個國際性公約，均旨在保護個人隱私權和人權自由〔5〕，禁止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個人信息。其三，為個人信息民事保護提供法律依據。盡管對于自然人信息權的性質，學界有不同看法，如所有權客體說，隱私權客體說，人格權客體說等，但不論是何種學說，均承認個人信息可以作為商品被利用、出讓、交換，為信息主體帶來經濟利益，部分個人信息屬于個人隱私范疇，關系到個人人格尊嚴，體現人格利益，應采取民事保護手段。《民法總則》的規定，為個人信息受侵犯時的權利救濟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民法總則》的特色

《民法總則》所植根的基本國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波瀾壯闊的豐富實踐。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過了68年歷程。《民法總則》的很多內容，力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予以制度化。由此，以《民法總則》為基礎而編纂的《中國民法典》可能成為全球范圍內21世紀最具民族特色的現代化法律。《民法總則》的特色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來認識。

（一）立法結構采取“一般規定＋主體＋行為＋責任”的編排體系每個國家的民法典都具有自己的框架體系特色。比如，《法國民法典》以“人＋財產”的邏輯進行謀篇布局，其顯著特征是突出民法典的人文主義精神，高度重視私有財產制度，反映了鞏固資本主義革命成果的立法需求。《德國民法典》開創了“總則＋分編”模式，在總則部分建立了法人、法律行為制度，在分則部分將債法置于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民法對資本主義公司企業、商品流通的積極回應。我國《民法總則》采取“一般規定＋主體＋行為＋責任”的立法編排體系，是在繼承《民法通則》立法體例基礎上，結合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構建的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特點相適應的全新框架體系。一方面，這源自對我國歷次民法典編纂體系的發展與完善。1956年《民法草案》主要借鑒蘇聯民事立法經驗，分為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1964年《民法草案》包括總則、所有權和財產流轉三編。1982年《民法典》第四稿分為八編。1986年《民法通則》規定了基本原則、主體、法律行為和、民事權利、民事責任、訴訟時效、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等。另一方面，這是在立法中經過民主討論、反復比較后進行的最優選擇。2015年9月的“室內稿”（法工委民法室）只有9章，沒有民事權利、民事責任專章；2016年1月的《征求意見稿》增加了“民事權利”一章，變為10章；2016年5月的《征求意見稿》增加了“民事責任”一章，刪除“民事權利的行使和保護”一章，將“期間”和“時效”分解為兩章，共為11章；2016年12月的《草案審議稿》維持了11章，條款總計201條，但在“法人”一章增加了“特別法人”一節。一直到2017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歷次草案審議稿均維持了11章的體例結構，只是具體條文有所增減，大會期間的《建議表決稿》共207條，表決之前刪除了原第196條關于連帶債權債務訴訟時效中斷效力的條款〔6〕，最終頒布的《民法總則》共11章，206條。《民法總則》的體例結構，凸顯了基本原則為統領，民事主體為基礎，民事權利為核心，民事法律行為為主干，民事責任為保障的立法思路和邏輯，形成世界民法典編纂中的獨特體系。

（二）將弘揚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宗旨《民法總則》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宗旨，開創了核心價值觀進入法典的先河，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從世界法制史看，一部成功的民法典，往往是一個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集大成者。比如《法國民法典》的很多制度，就負載著資產階級關于自由、民主、平等、私權神圣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觀是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論成果，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有助于凝聚全社會價值共識。《民法總則》將核心價值觀作為立法宗旨，樹立了民事立法正確的價值導向，對于在全社會形成廣泛的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對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發展進步具有重要意義。《民法總則》規定的平等、自愿、公平、誠實信用、公序良俗、合法等原則，法律行為、民事責任等制度，特別是第184條“好人不擔責”條款、第185條英烈人格保護條款，不但反映了民事活動的本質和特征，也是對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詮釋，是我國民法典弘揚傳統文化、體現中國特色、區別于西方國家民法典的重要標志，有利于發揮民事法律對民事活動、公共秩序、民事權利行使等的規范、引領、保護作用，對于強化規則意識、引領社會風尚、維護公共秩序具有重大意義。

（三）建立家庭、社會和國家共同支撐的監護制度《民法總則》將《民法通則》僅有的4條關于監護的規定擴展到14條，系統完整地建立起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為兜底的監護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監護理念方面，全面體現了現代民法的人文關懷精神。一是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強化父母和其他監護人的責任意識，完善并落實不履行監護職責或嚴重侵害被監護未成年人權益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資格撤銷制度。指定個人擔任監護人的，應當綜合考慮其意愿、品行、身體狀況、經濟條件、與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聯系以及有表達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愿等。二是取消《民法通則》中的“精神病人”概念，表述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精神病人”不屬于健全理性的正常人，不具有從事民事活動所應當具有的智商和心理，但這一概念帶有一定歧視色彩，實際上是對這部分人人格的不尊重。三是適應現代監護制度發展趨勢，設定意定監護這一新的監護方式，允許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根據本人意愿確定自己的監護人，以更多地尊重被監護人的意愿和需求。《民法總則》在我國首次建立了成年監護制度。設立監護制度的目的，是彌補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行為能力的不足，對其人身和財產權益進行監督、管理和保護。許多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都設置了成年人監護制度。在我國，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因疾病等原因導致辨識認知能力欠缺的情形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社會生活中還存在智力障礙者、植物人，存在浪費成性、酗酒成性、賭博成性、吸毒成癮并欠缺意思能力的人。這些非“精神病人”的成年人應當納入行為能力受限制的范圍。為此，《民法總則》第21條將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規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第22條將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規定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將《民法通則》規定的“精神病人”范圍擴大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并納入被監護人范圍，從而使得我國監護制度向任何需要被監護的社會成員覆蓋，完善了監護的制度體系。《民法總則》增加了民政部門在監護中的有關職責。其實質是強化民政部門代表國家履行對被監護人進行國家監護的兜底責任。《民法總則》多個條文強調民政部門對被監護人的職責，比如第27條、第28條。第31條規定民政部門為指定監護人主體，還可以擔任臨時監護人。這些規定實際上是對民政部門長期以來會同有關機構在保護未成年人等合法權益方面做出有益探索的經驗總結〔7〕。未成年人不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國家是未成年人最終保護主體的理念已經得到世界各國認可。《民法總則》的規定，為民政部門代表國家通過一系列措施和程序對家庭監護、社會監護進行干預，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和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

（四）開創了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分類新模式《民法總則》將法人基本類型分為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開創了我國法人分類新模式。《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新的組織形式不斷出現，法人形態發生了較大變化，《民法通則》分類模式難以適應新的情況。《民法總則》以法人經濟屬性作為劃分依據，再輔以特別法人補充，比《民法通則》更為科學合理。這一分類將大陸法系法學理論與我國經濟制度相結合，創新了我國市場主體的體系結構，克服了其他分類的弊端，有助于針對不同類型的法人設定不同的制度和規則。〔8〕這一分類充分借鑒了外國民事立法經驗。大陸法系民法理論、立法將法人分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是為了追求共同目的而結合的具有法人資格的人合團體，既可以公益為目的，亦可以營利為目的。以公益為目的為非營利法人，以營利為目的為營利法人。財團法人是實現捐助者特定目的的具有法人資格的財產集合，收益不能分配給特定出資人，通常為非營利法人。〔9〕德國、韓國《民法典》區分公法人與私法人、社團與財團。《日本民法典》則采營利法人、公益法人、中間法人的分類模式。美國律師協會起草的《美國非營利法人示范法（1987年）》將非營利法人劃分為公益法人、互益法人和宗教法人三類。《民法總則》沒有照搬國外民法典基于公法人私法人、社團財團的基本分類模式，而是直接劃分為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營利法人以出資人獲取利潤分配為目的，以公司法人為典型；非營利法人不以成員獲取盈余分配為目的，包括事業法人、社團法人（行業協會）、捐助法人（慈善、扶貧、宗教）。非營利法人可以從事營利活動，但不能向成員分配盈余。在成立條件上，營利法人依法登記成立；非營利法人有的依法登記成立，依法不需要辦理登記的，從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資格。在組織機構上，營利法人應設權力機構、執行機構，可以設監事機構；非營利法人不一定都有權力機構，有的只有決策機構。這一分類模式有助于對我國種類繁多的非營利法人進行規范。在現階段，非營利法人既包括面向社會大眾以滿足不特定多數人利益為目的的公益法人，如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環境保護協會、保護婦女兒童組織、各類基金會等，也包括為其他非營利目的成立的法人，如商會、行業協會、學會、俱樂部等僅面向成員提供服務的互益性法人。將非營利法人定性為按照公益目的或其他非營利目的設立，禁止其分配利潤，有助于國家對其制定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規和政策，更好地規范和促進其發展。至于教育、醫療、養老等兼具公益和營利屬性的機構，應根據目的和性質進行法律區分。如果其設立是依法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就是營利法人；如果不以盈利為目的，設立人亦不分配利潤，則為非營利法人；個別還可歸入特別法人。此外，基于這一分類模式，我國對不同類型法人的成立將采取不同的管理原則，或采準則主義，或采許可主義，或采特許主義。

（五）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納入特別法人《民法總則》規定依法取得法人資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特別法人，在我國民事立法中首次承認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事主體地位，意義重大。雖然我國有關單行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所涉及，如《農業法》第44條、《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2條、《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物權法》第59條、第60條等均規定農村集體組織可以行使集體所有權，可以作為承包合同的發包方從事民事活動等，但是否可以具備法人資格則法無明文。從實踐情況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擁有大量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耕地等資源性資產，而且擁有龐大的以集體統一經營為主的非資源性資產（包括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等）。由于不具備法人資格，其財產權屬性、責任范圍、內部治理機制均 不清晰，不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范、健康發展和對其成員的權益保護，影響城鎮化推進和三權分置改革。與一般法人比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和村民自治組織往往合二為一，除了從事經濟活動外，還擔負基層行政管理職能。這就決定了不能簡單地以是否營利作為界定其法人類別的標準。因此，《民法總則》將其歸入特別法人之列。其特別之處主要體現在：1、成員身份特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應當包括在農村有常住戶口的自然人和農村承包經營戶，取得成員資格是以身份而非以財產投入為要件。2、財產性質特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耕地等資源性資產，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等非資源性資產，但不包括農民家庭或個人的宅基地及其他屬于農民家庭或個人的合法財產。3、組織機構特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機構不采用營利法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也不采用非營利法人會員大會、理事會制。4、責任承擔特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債務不得用土地等資源性資產抵償，但可以用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產生的收益抵償，不得透過法人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財產承擔責任。當然，并非所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具有法人資格。按照《民法總則》第99條第2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實際上就意味著，相當一部分不符合法人條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仍將以非法人主體形式繼續存在。但在其從事民事活動時，可以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承擔民事責任。

（六）對民事責任、訴訟時效分別進行專章體系化規定對民事責任、訴訟時效進行專章體系化規定，是我國《民法通則》開創的先例。《民法總則》繼承了《民法通則》這一立法體例，并在具體條款上又做了進一步創新和拓展。《民法總則》規定“民事責任”專章，在起草初期曾被否定，最終形成共識單列一章，反映了起草者對民事責任在民事立法中重要地位的再認識。一是我國刑法、民法和有關行政實體法都有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即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作為法律概念均已規定在《刑法》和行政法律法規中，《民法總則》專章規定民事責任，可以實現民事責任體系化，在立法層面構成我國三大法律責任制度。二是《民法通則》對民事責任進行專章規定，經過30年的法治宣傳教育和司法實踐，這種立法模式已為社會公眾和司法人員普遍接受和熟悉。人們均熟知民事責任作為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是民事權利得以實現的剛性保障。三是基于處理好民法典編纂中總則和各分編的關系，在總則中專章規定民事責任，建立這一上位概念，對民法典各分編、民事單行法中的具體民事責任具有統領、指引作用。此外，與《民法通則》相比，《民法總則》關于民事責任的規定更加系統全面，一些條款屬于創新性規定。《民法總則》規定“訴訟時效”專章，并進行了若干突破和制度創新。首先，條文從《民法通則》的7條擴展為《民法總則》的12條，將“期間計算”分離出去另列一章，設置5個條款。其次，將《民法通則》規定的2年普通時效期間延長為3年。從司法實踐來看，由于2年普通時效期間太短，很容易出現時效屆滿未行使權利而導致實體權利無法得到保護的情況，也存在為避免時效屆滿而倉促行使訴訟權利，加劇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下行周期或經濟危機時期，債務人往往需要一定時間恢復正常生產經營，但債權人在訴訟時效壓力下加速行使債權，往往造成債務人“囚徒困境”，使局部或整個社會陷入大量經濟糾紛。從境外民法典規定來看，時效期間均比我國長。如法國一切訴訟時效期間30年，契約外民事責任訴訟時效10年；德國普通時效期間30年，養老金時效等4年，17種請求權時效2年；日本債權時效10年，所有權以外其他財產權20年。因其時效期間過長，才有縮短趨勢。如歐洲一些國家，將權利保護時效期間改為2～6年；德國修改債法，將一般債權請求權時效期間規定為3年；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將時效期間區分為5年、3年、2年三類。第三，《民法總則》規定法院不得主動適用訴訟時效，并在第196條新增了不適用訴訟時效的4項請求權事項。其中特別明確了物權請求權，撫養費、贍養費或扶養費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物權如果受到不法侵害或面臨不法侵害危險時，就應當隨時允許物權人行使物權請求權。支付撫養費、贍養費或扶養費旨在維持當事人的生存生活，支付人承擔的是連續性的而非分時段義務。

四、民法時代精神與特色的進一步塑造

按照立法機構的設想，民法典編纂采用總則編加各分編的體例結構。總則編規定民法典一般性規則，各分編對各項民事基本制度做具體規定。編纂工作按照兩步走進行。第一步制定頒布《民法總則》，現已按計劃完成；第二步制定各分編，于2017年4月正式啟動。目前對民法典各分編規定哪些內容，還眾說紛紜。〔10〕特別對是否規定人格權編、債法總則編、知識產權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編等分歧較大。我們建議民法典各分編包括：人格權、物權、知識產權、合同、親屬、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八編。下面僅對分編規定人格權、知識產權、親屬、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的必要性提出分析意見。

（一）人格權應當獨立成編人格權是民事主體最基本的民事權利，與物權、知識產權、親屬權、債權等構成完整的民事權利體系，應當具有獨立地位。民法中規定人格權是保障和發展人權的內在要求，可以使憲法保障人權的規定在私法中得以落實，體現國家對國民的人文關懷。從全球來看，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人格權得到了快速發展，各國高度重視。在我國，自然人人格權形成了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自由權、身體權、隱私權、個人信息權等具體人格權以及一般人格權；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形成了名稱權、榮譽權等具體人格權。人格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如包括英雄烈士在內的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已為司法裁判所確認，并寫入《民法總則》。《民法通則》實施以來，我國在人格權保護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和成功案例。《民法總則》對人格權的規定已較《民法通則》豐富，但仍未進一步展開，不利于司法裁判。侵權責任分編雖然也可以規定侵犯人格權的民事責任，但在立法技術上無助于人格權自成體系，且侵犯人格權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構成違約責任，不能為侵權責任所涵蓋。

（二）知識產權應當獨立成編隨著各國對科技創新日益重視，許多國家紛紛把知識產權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我國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以創新型國家建設為根本目標，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在經濟發展戰略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以知識產權優勢理論為指導，不斷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我國實現經濟轉型和科學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經濟、文化、智力和人才支持。《民法總則》第123條僅僅規定知識產權的概念和客體類型遠遠不夠，而碎片化的單行知識產權法規缺少統一性協調性。因此，知識產權作為現代社會民事主體最重要的權利之一，民法典應當用專門分編予以規定。這既是民法典自身體系完整性的需要，有助于統率知識產權單行法律法規，也是民法典貫徹創新發展理念，為國家經濟、科技、文化發展提供制度支持的最好體現。客觀上有利于全社會培養和形成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促進技術創新，維護市場秩序；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確適用法律，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三）親屬應當獨立成編親屬分編應當涵蓋婚姻、家庭、收養、監護等法律制度。從理論上說，民法所規范的社會關系包括財產法律關系和身份法律關系。親屬法屬于身份法。我國傳統民事立法受蘇聯民法理論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不承認家庭的經濟職能，進而否認親屬法屬于民法組成部分，而用單行的婚姻法代替。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一方面重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倡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促進家庭和諧，培養家庭美德，建設家庭文明。《民法通則》將親屬關系納入民法范圍，承認了民法對親屬關系的調整和家庭的經濟職能。民法典編纂應當用親屬法取代婚姻法，既調整夫妻、父母子女及其他近親屬間的人身關系，又調整他們之間的財產關系。條款內容可以包括親屬、結婚、夫妻關系、離婚、父母子女、收養、撫養、監護與看護等。

（四）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應當獨立成編我國經濟總量處于世界第二位，是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與世界經濟已經融為一體。我國企業和公民與外國企業和公民之間發生的投資貿易與日俱增。我國“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將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和平發展產生現實而深遠影響。民法典編纂應當將現有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修改編入，以基本法形式回應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和“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中外市場主體的立法需求，為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提供法律制度供給，為我國法院依法準確適用國際條約和慣例，準確查明和適用外國法律，依法行使司法管轄權、裁判權，為中外市場主體提供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提供法律依據，并在全世界樹立法治中國形象。

參考文獻：

［1］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羅昆．我國民法典法人基本類型模式選擇［J］．法學研究，2016（4）．

作者：郭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