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反思對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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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廣播電臺作為納粹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和幫兇，對于希特勒政權60多年前的對內法西斯暴政和對外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皆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德國廣播電視系統建立伊始，原則上一直奉行的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和工具論的指導原則。上個世紀20年代初，魏瑪政府郵政部和內政部共同宣布設立廣播電臺，并組建了廣播協會。1921年，魏瑪共和國郵政部門所屬的電臺在柏林首次用無線電技術轉播了國家歌劇院的“蝴蝶夫人”。1923年10月29日廣播電臺正式開播。被稱為德國廣播之父的漢斯·布雷道夫工程師，曾任魏瑪郵政部國務秘書，他在1919年所作的講演“作為全民娛樂及教育工具的無線電技術”中，首次提出了“廣播”的概念。首播四周以后，柏林已有467位聽眾，一年以后人數增加到10萬，收聽費為每月兩馬克，這一規定一直延續到1969年12月31日。在各地的聽眾俱樂部里，愛好者通過耳機來欣賞這一“世界奇跡”，以后石英礦石收音機被晶體管所取代，而且有了干電池和揚聲器。1926年聽眾增到100萬。

當時的廣播機構不是依照議會頒布的法律成立，而是以政府的方針、政策為辦臺指導思想，廣播在一開始還未和出版業一樣，享有《魏瑪憲法》第118條所規定的自由權。魏瑪政府希望在全德建立一個中央電臺，但是此項計劃由于技術原因未能實現，他們不得不將整個國家劃分成若干廣播輻射區，每個區的直徑為200—300公里，在每一個區的地理中心設一個電臺，由此相應地產生了各個區域的廣播協會，當時的技術條件決定了廣播文化的狀況。德國聯邦制下的各州的特點，恰好又適應了這種劃分的辦法。盡管戰后“多元廣播結構”的確立無疑直接歸功于納粹政權的瓦解和中央集權式的國家電臺系統相應解體，德國目前廣播電視多樣化并存的形式，還是應該追溯到當初的這個創辦時期。[i]

當時的廣播方針由國家制定，并且通過各種監督機構和文化參議行使控制權，所有的新聞節目（地方性的除外），必須先由無線電技術服務公司接收，服務公司中有政府官員、執政黨的代表以及出版界的人士。政治性的節目時段多錄播政府的官方文告，也有一部分現場直播。中央控制廣播的形式一直延續了下去：所有的地方廣播協會都統一歸屬國家（帝國）廣播協會，其中郵政部代表國家控股（占51%的股份）。各州感覺到自己這方面的權限被大大地削弱，因向中央提出了文化主權的要求，最后中央和地方就“調整廣播方針”達成了一致：廣播不能為某一個政黨服務，必須嚴格保持它的超然地位，必須中立。然而，終歸還是由黨派組成政府，政府有權規定意識形態背景彰顯的節目內容和形式，或者阻止某一節目的播出，實行的是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ii]

如果說，魏瑪時代實行的是集權（非極權）式的廣播管理體制，那么，納粹時代則是用文化專制取代了魏瑪有限的對電子媒體文化的寬容政策。這一轉折始于1932年6月1日。政府開始將每晚廣播的半小時作為政府宣傳政策的時間（此時廣播已擁有350萬聽眾）。私人的廣播協會被強制吊銷會籍，廣播監督理事會被解散，由內政部的國務委員來接替工作。1933年1月，新任命的帝國內政部長威廉·福利克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作的廣播講話，只有巴伐利亞電臺敢于拒絕轉播，他們的理由是：只為政府而不為一個黨派作宣傳。1933年3月5日的帝國議會選舉結果對納粹黨不利，內閣于3月11日決定成立宣傳部主管對人民的“啟蒙和宣傳”工作。一天以后，帝國總統馮·興登堡簽署了這項法令，又過了一天，這項法令開始生效，廣播即隸屬于這個新的宣傳部，納粹第二號人物約瑟夫·戈倍爾任部長。對戈倍爾來說，新聞業是所謂“公眾時代”的典型傳播媒體，廣播被他看作第三帝國的一種“合適”的傳播工具，用以控制人民大眾。1933年版9月22日，在戈倍爾的指使下設立了帝國文化協會，宗旨是：“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iii]下設“帝國廣播協會”等七個分會。實行強制會員制。協會的指令和決定具有法律效力。此“協會”已不能與魏瑪時代的“文化協會”或“廣播協會”同日而語了。希特勒的意思是要讓意識形態宣傳取代大眾媒體文化。他認為奪取政權，組織工作尤為關鍵，而宣傳是組織的基礎：“宣傳的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地為自己的主義招攬信徒”。因此，“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iv]那個時代流行一句口號叫做“元首下令，我們緊張”。用于當時的廣播政策，可以說，全體德國人應該聽什么，不應該聽什么，都必須由希特勒的個人好惡來決定。納粹極權專政統治下的媒體文化的確是荒蕪的。當時的國社黨黨員、作家漢斯·約斯特的話語真實表達了法西斯對“文化”的態度：誰要和我講文化，我就想掏出左輪槍。

貫徹希特勒的宣傳、灌輸政策的組織措施是：德國境內各個廣播電臺的領導人相繼被黨衛軍逮捕，并送進了柏林附近的集中營，10%以上的廣播工作人員，特別是編輯、共產黨員、社會員以及猶太人都被解雇，帝國廣播協會控制了地方廣播協會所有的股份，地方電臺成了帝國電臺的分臺，而帝國廣播協會又成了宣傳部的附庸。帝國廣播協會監督電臺經理的工作，這些經理表面上擁有節目的制作權，但實際權力卻控制在納粹黨的黨棍手里，負責廣播新聞的電臺業務也受制于帝國宣傳部新聞局。短短幾個月之內，納粹就將廣播業有效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廣播作為宣傳機構被納粹認為是“一種最重要的形成大眾思想的工具”。至此，自由的多元輿論頻譜被扭曲了的新聞宣傳所取代，對政府提出公開批評的人會立即遭到秘密警察的拘捕。至于尚存極少的一部分相對比較溫和的廣播方針，也不過是由于內政部、外交部、宣傳部以及其他一些納粹高級官員為爭權奪利而忽略的“空間”而已。消息性節目受到了限制。封鎖信息是納粹統治的手段之一。德國民眾在二戰期間消息是相當閉塞的。而信息恰恰是公眾形成思想觀點的重要基礎。官方信息渠道被封鎖的同時，小道消息肆虐，有一些甚至是戈倍爾自己杜撰的。無數老百姓成為假新聞的犧牲品。[v]，而娛樂性節目被放在了首位，而猶太藝術家及其作品、爵士樂在當時都被認為是消極的，因而都在被禁之列。所有的廣播內容都必須符合納粹關于人和社會的思想，且必須經常轉播游行、集會以及納粹舉行的各種儀式和活動。關于希特勒和其講演不是作為客觀的消息來傳播，而是被神化了。此時大眾化的收音機投放市場，納粹領導人將降低收音機銷售價格和收聽費作為一項重要戰略計劃來實施。納粹的一位高官，時任國防經濟與軍備局局長的托馬斯將軍曾嘲笑戈倍爾“妄想用收音機匣子打敗英國人”。[vi]然而，正是戈倍爾這個梟雄不僅看到了“大眾牌接收機”所具有的強大的政治鼓動功能，而且還窺視到了其后面極大的受眾市場。在將廉價收音機作為其宣傳工具的同時，貪婪的戈倍爾也利用這個薄利多銷的產品，以及從他控制的各類媒體中，侵吞了數以千萬計的馬克。他所管轄的宣傳部每年的黑金就達兩個億。[vii]

廣播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導火線。[viii]在黨衛軍軍官海德利希的操縱下，由監獄囚犯裝扮成波蘭人，演了一場萊維茨電臺遭到波蘭襲擊的鬧劇。[ix]正是以這個借口，德國發動了對波蘭的侵略戰爭。一天以后，第三帝國國防部頒布了“關于采取特別措施的命令”。國家社會主義早就將廣播納入他的宣傳系統，通過短波和長波對國內外的德意志人進行納粹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同時納粹政權十分懼怕國外的電波進入德國。因此，在1939年9月2日，納粹政權頒布了一項命令，該命令第1條規定“禁止收聽外臺，違者判處監禁”；第2條規定“傳播外電新聞者，判處監禁，以至死刑”。納粹統治時期的廣播內容除戰事新聞外，主要有音樂會，如瓦格納歌劇實況[x]，后期增加了防空警報。1945年5月7日，納粹外交部通過廣播電臺宣布投降。

戰后，關于重建德國廣播電臺的任務和性質，占領國未達成一致的意見。美國堅決反對德國廣播業國有化，郵政系統對廣播設施的專有權被取消，1947年的一項法令宣布“美國軍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分散報業和廣播業對公眾思想的影響，并且禁止政府對這些行業的直接干預”。在三個西戰區中，占領國對廣播的控制權保留到1955年。廣播事業的管理權限交還德國人后，各政黨和聯邦政府開始了對廣播方針的首次修正工作，1956年的方針規定了廣播理事會僅僅由各州議會決定，而管理理事會中應有州政府的首腦和部長參加。[xi]

和廣播相比，電視在當時的影響非常有限，不能和廣播相提并論，而且其發展歷程也是斷斷續續的。自1928年對視頻技術的一系列試驗和1934年試播后，德國在1935年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擁有一套定期的電視節目，在柏林每周三晚上從20點30分至22點播出電視節目，公共電視收看俱樂部相繼成立，奧林匹克運動會第一次通過電視直播。節目內容不斷擴大，不過和廣播相比（德國當時在歐洲廣播聽眾是最多的），電視并不具有吸引力，盡管也出產了一種大眾收視機，并已普及電視技術，但是戰爭開始后，批量生產停止了，電視業的發展因而也中斷了。戰爭結束后，1950年1月25日西北德意志電視臺開始試播，并于同年的圣誕節正式開播。黑森州電視臺和巴伐利亞電視臺以及其他一些電視臺也相繼開播。

戰后德國廣播電視通過英人Sir尤格林爵士，引入了BBC的辦臺模式，并加以改造。核心是：既要避免商業化，也要防止國家化。當代德國廣播電視臺的宗旨即在于通過傳播信息、寓教于樂，實現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權。對此國家應盡可能少地干預。另一方面，與報業新聞自由不同，廣播電視業需要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分配頻道，才能得以興建和運作。由于這個原因，廣播電視報道自由作為一項基本權利，在憲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廣播電視報道自由的實現，不在于一個社會里，左中右印刷媒體不同聲音頻譜相互辯難所形成的“交響”，而在于廣播電視臺內，從節目宗旨到節目內容宏觀決策的多元機制。德國電子傳媒的這一特色，值得我們實施新聞改革的時候加以留意。此外，德國廣播電視作為一種重要的大眾傳媒手段，在于加強民族凝聚力、政治向心力以及引導大眾走向更高的境界，而不是做群眾的尾巴，從而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盡管中國和德國歷史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對這一理念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以反思。

注釋：

[i]「德」布雷多夫研究所編：《國際廣播電視年鑒》，諾莫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59頁。

[ii]「德」布雷多夫研究所編：《國際廣播電視年鑒》，諾莫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59頁。

[iii]「美」威·夏伊勒著：《第三帝國德興亡》（第1卷），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342－343頁。

[iv]「德」克利斯蒂安·真特納評：《我的奮斗》（節選本），李斯特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頁。

[v]參見「德」埃伯哈德·耶克爾：“希特勒和德國人”，載于：迪特利希·布拉赫等主編：《1933－1945的國家社會主義專政》，特羅斯特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706－734頁。

[vi]參見「德」埃伯哈德·科爾普：“白色恐怖的機器——納粹系統鎮壓和迫害機關的功能研究”，載于：迪特利希·布拉赫等主編：《1933－1945的國家社會主義專政》，特羅斯特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07－316頁。

[vii]「蘇」德波林主編，上海外國語學院西俄語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9頁。

[viii]「德」布雷多夫研究所編：《國際廣播電視手冊》，諾莫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59頁。

[ix]詳見「德」舒倫堡著：《舒倫堡回憶錄——納粹德國的諜報工作》，群眾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3頁。

[x]希特勒對瓦格納的著迷令人困惑。是因為尼采的緣故？人們通常以瓦格納音樂風格與尼采的超人哲學的某種呼應來解讀希特勒的“美學”心理。但尼采對瓦格納的頹廢卻是嗤之以鼻的。（「德」尼采著，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81－318頁）。而尼采本身不但不是德意志國家主義者，反而到是一個反德意志種族主義者，而且并不避諱自己的“非德國”傾向。（參見陳鼓應著：《悲劇哲學家尼采》，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01－103頁）。或許是由于瓦格納本人的若干反猶思想和克里斯瑪情節？

[xi]「德」布雷多夫研究所編：《國際廣播電視手冊》，諾莫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