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公訴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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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辯論和法庭調查原為審判程序中的兩個階段，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將其合二為一。法庭辯論是指在法庭審理中，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圍繞犯罪事實能否認定，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應否負刑事責任，應負怎樣的刑事責任等，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各自意見和相互辯論。這里著重論述由公訴一方和辯護一方在法庭上就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證據、認定的罪名和罪責，以及適用刑法條款等諸方面所進行的論證與反駁。法庭辯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協助法庭進一步查清案件事實性質和罪名，準確適用法律，正確判處，保證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答辯，是對公訴一方而言。所謂答辯是指公訴人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和理由作出的回答與辯駁。“回答”，是指公訴人針對辯護人提出的商榷性意見所進行的說明和解答。“辯駁”，是指公訴人針對辯護人提出的錯誤觀點所進行的據事論理的反駁，以澄清事實真相，維護事物的本來面貌。

所謂即席答辯，是指公訴人在法庭調查辯論階段，針對辯護人當庭提出的辯護意見和理由，作出的回答和辯駁。也就是說，當辯護人發表辯護意見后，公訴人必須立即作出反應，即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和理由是贊同還是反對。即席答辯這一特點，反映了即席答辯的難度性。這種難度主要表現在“緊、高、嚴”三個字上。所謂“緊”，就是即席答辯的時間非常緊迫，沒有更多的思考時間。辯護人發表辯護意見和理由之后，公訴人就要立即作出答辯，不允許遲疑。所謂“高”，就是對答辯的內容要求標準高。公訴人在法庭上即席答辯是有規范要求的，絕不是信口開河，隨心所欲，愿說什么就說什么。公訴人的即席答辯，必須依據事實和法律，回答問題要入情入理，反駁對方要有確實證據。這樣才體現出國家公訴人的形象和執法者的尊嚴。所謂“嚴”，就是對答辯的內容要求嚴謹，針對性強。也就是說，公訴人在進行答辯時，必須緊緊針對辯護人的辯護觀點作出具體回答，要求答辯觀點明確、理由充分、論證準確、語言精練、表述恰當。

即席答辯確實難度很大，但并非高不可攀。它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積累經驗，就會逐步認識、熟練、掌握它。要搞好即席答辯，應當把握住以下幾點：

一、即席答辯必須依據法律

在法庭辯論中，公訴人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即席答辯，其根本目的是協助法庭查明案件性質和事實，依法對被告人作出正確判決。基于這一目的性，公訴人即席答辯的基本依據是我國的刑事法律。檢察機關憑什么把被告人交付法院審判？憑的是國家刑事法律。比如：我們指控王某犯有搶劫罪，那么王某是否真的犯了搶劫罪？以什么作標尺呢？得依據我國刑法第263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規定來確認王某的行為是否構成搶劫罪。在法庭辯論時，辯護人有可能就王某是否構成搶劫罪的問題提出與檢察機關相反的意見。那么本案的公訴人在即席答辯時，就要依據我國刑法第263條的規定，詳細論證王某搶劫罪的事實與證據。

怎樣依法答辯呢？這是個實踐性問題，尚無法定概念和規范。因為即席答辯的前提，取決于辯護人的即席辯護。由于案件不一，辯護水平不一，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即席答辯有其規律性。從廣義上講，依法即席答辯的含義是指公訴人在即席答辯時，必須在我國刑事法律規范內進行，不能超越法律，不能違背法律。從狹義上講，依法即席答辯的含義是指圍繞適用法律準確性問題進行答辯。也就是說，辯護人所提出的辯護意見，均屬適用法律問題，公訴人的答辯必須依據具體法律規定予以答辯，闡明適用法律正確性的事實和根據。這里僅就狹義上的依法即席答辯問題，談談淺見。

對被告人適用法律是否正確，其實質是關系到被告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應負怎樣的刑事責任問題。這種類型的辯護，常見的大體有以下五種情況：

1、對于罪與非罪比較接近的案件，或比罪與罪不易區分的案件，辯護人往往提出情節顯著輕微不應認為是犯罪；或者提出認定罪名不準，引用法律條款不當。遇到這種辯護時，公訴人的即席答辯就要根據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構成的理論，以及刑法分則中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具體講明犯罪的特征及此罪與被罪之間的界限，通過法律論證折服對方。所謂法律論證，就是通過深刻論述有關刑事法律規范，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所在。在論證時，切不可就法律談法律，應與具體案情結合起來，論證要充分、透徹，有說明力。

2、對于斗毆導致故意傷害的案件，辯護人往往把被告人的傷害行為說成是防衛過當，以減輕被告人的罪過。對于這類辯護意見，公訴人在即席答辯時，就要從論證刑法第17條正當防衛的法律概念入手，聯系案件實際，具體論證不是正當防衛的根據和理由。一般來講，公訴人應從三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證：（1）從起因上論證：正當防衛是由不法侵害行為引起，而不得不采取防衛行為；斗毆傷害案件，是由于雙方為某一爭執而引起的相互毆打造成的。（2）從目的性上論證：相互斗毆的雙方，都有侵害對方身體的故意，以達到解決某一問題的目的；正當防衛則沒有不法侵害的故意，是在正遭受不法侵害的緊急情況下的自衛行為。（3）從行為性質上論證：斗毆傷害，相互斗毆的雙方都是主動進攻對方，借以制服對方；而正當防衛，防衛的一方對不法侵害的一方所實施的“傷害”行為是制止性的自我保護行為。如果能從上述幾個方面依法答辯，就能有理有據地區分開正當防衛與斗毆傷害的界限，有力反駁辯護人的錯誤觀點。

3、對于共同盜竊案件，辯護律師往往對各被告人盜竊數額的認定問題提出按個人分得數額適用法律條款，判處刑罰。對這類辯護意見的答辯就應按照刑法總則中共同犯罪的理論，和分則中第264條、第265條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進行法律論證。重點抓住以下幾點進行依法論證：一是從共同犯罪理論概念上具體論述清楚。共同盜竊犯罪案件，各被告人的行為是彼此聯系，互為條件的，對于盜竊數額結果的發生，是各被告人行為總和造成的。二是從刑法第264條、第265條立法原意上具體論述清楚。“盜竊數額較大”、“盜竊數額巨大”的基本概念是“盜竊數額”，并非是“分得數額”。三是從兩高《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上具體論述清楚。對于盜竊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盜竊的總數額依法處罰；其他共同犯罪的主、從犯，按照參與共同盜竊的總數額依法分別處罰。四是從刑法第61條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規定上論述清楚。“應當根據犯罪事實、犯罪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決定刑罰。五是從司法實踐上嚴肅指出，若按分得數額適用刑法條款決定處罰，對于盜竊次數多、分贓數額少的就不易打擊。如果公訴人能從上述五個方面作出論證，那么對辯護人的“按分得數額定罪處罰”的辯護意見，就是強有力的反駁。

4、在某些案件中，辯護人常好以“初犯、偶犯、一貫表現好”等，為被告人作從輕處罰的辯護。對這類型的辯護，公訴人要作具體分析。如果被告人確實是初次犯罪，犯罪情節并不嚴重，辯護人的從輕辯護理由又不過分，公訴人可以不予答辯；如果被告人雖然是初次犯罪，但屬嚴重刑事犯罪，情節惡劣，危害后果嚴重，辯護人從輕辯護的理由又有些過分，那么公訴人就有依法答辯的必要。公訴人應從三方面進行論證：①從刑事立法上具體闡明。對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問題，我國刑法明確規定“表現好”、“初犯”不是法定從輕處罰情節。②從執法原則上具體闡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論證執法必嚴的重要性。③從治安形勢上具體論證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如果公訴人把上述三個內容論證清楚，結合案情講得適度，辯護人是難以對答的。

5、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辯護人經常將主犯往從犯上辯護。對這類辯護的答辯，公訴人應從詳細論述我國刑法第26條、第27條主、從犯概念上入手，緊緊聯系本案的事實，予以答辯。在論述從犯法律概念時，一定要把“次要作用”、“輔助作用”的具體含義分別論證清楚，不要就概念講概念，也不要混為一談。要分別展開，展得適度。所謂次要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參與實施了部分犯罪活動，具體罪行較輕，情節不嚴重，沒有直接造成嚴重后果的。所謂輔助作用，一般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沒有直接參加具體犯罪，只是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創造條件，排除犯罪障礙等。

在論述主犯法律概念時，對集團案件一定要把“組織”、“領導”的法律概念特征和事實論述清楚。對一般共同犯罪案件，要把“主要作用”論述清楚。在具體論證時，一定要把案件事實緊密地結合起來，用主犯的行為事實證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要作用。在對這方面問題答辯時，注意講法與講事實不能脫節。

二、即席答辯必須把握證據

公訴人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所進行的即席答辯，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犯罪證據的立與否的相互論戰，從而澄清事實，明辨是非，保證公訴案件的正確審判。所以，公訴人的即席答辯，除了把握住法律這個準繩外，還要把握住犯罪證據。因為，犯罪事實是否成立，決定于犯罪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公訴人在即席答辯時，從運用犯罪證據角度，應當注意作好以下幾點：

1、作好舉證。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犯罪，靠的是已獲取的確實、充分的證據。然而辯護人對案件事實、情節等方面，提出的全部否定或者部分否定、個別否定，均離不開檢察機關認定犯罪的證據。面對這樣的辯護，作為公訴人來說，就要理直氣壯地列舉各種證據論述犯罪事實、情節的客觀存性。有的公訴人在法庭答辯中，之所以答辯的不夠有力，甚至被律師牽著走，其中一條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對方提出否定意見和理由的情況下，不敢于或不善于論述卷中客觀存在的證據，放棄了主動權，丟掉了自己的優勢，變主動為被動。所以，作為公訴人來講，首先要有自信心。從戰術上講，辯護人是以點否面，公訴人就應當以面否點。有些案件，公訴人的答辯很不力，甚至被人認為法庭辯論我們“敗了”，可判決結果我們“勝了”，其原因就在于公訴人沒能把案件的客觀真實的犯罪證據講清楚。

2、作好質證。有的辯護人，由于種種原因，在為被告人進行辯護的時候，常常出現節外生枝，離開案件事實證據而自圓其說。對于這種以假亂真的無理辯護，公訴人就應采取質證的方法予以徹底揭露，進一步論述證據的客觀性、相關性、合法性，揭露辯護理由的虛構性。

3、作好駁證。在一些較復雜的疑難案件中，由于多次查證或對被告人多次訊問，造成各種證據材料多、被告人口供多，從而出現證言材料之間及被告人口供不盡一致，存在一些差異。對這類案件，辯護人在辯護時，往往從卷中摘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言材料和口供作為反駁指控犯罪的證據。對辯護人這種以證據否證據的辯護手法、公訴人要認真做好駁證，從論述證據的“三性”入手，闡明檢察機關認定被告人犯罪證據的客觀性、相關性、合法性，具體剖析辯護人所列舉的證據非客觀性和不可使用性，徹底駁倒辯護證據的可證明性，對“以證否證”的辯護手法，如果公訴人在即席答辯中不徹底揭穿，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證據就要受到沖擊和干擾，特別是對旁聽群眾會產生錯覺。就會形成各持己見，雙方均有理的局面。公訴人應當清楚“不破不立”的道理，假的不揭穿，真的就立不起來。

綜上所述，加強對訴訟證據的研究、充分運用法律理論是搞好公證即席答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即席答辯要有良好的公訴素質

所謂公訴素質，就是公訴人在法庭上的心理條件和業務條件。公訴人的公訴素質如何，直接關系到公訴的成敗。所以，加強對公訴素質的自我培養和提高，是搞好即席答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公訴人在法庭辯論中，應當切實作到以下幾點：

1、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狀態。即公訴人必備的心理素質，概括來說就是：心不膽怯，有敢為真理而戰的精神；胸有成竹，有敢于取勝的信心。這兩個條件至關重要。有的公訴人在出庭之前，就患了“恐庭癥”，一上庭就頭發暈、眼發花、耳發鳴。這樣一個心理狀態，怎么能搞好即席答辯呢？有的雖未達到這種程度，但也是心情緊張。公訴人出庭心理狀態不佳，就會影響對辯護意見的思考，難以作出有理有據的答辯。

2、頭腦要清醒，思維要敏捷。因為法庭辯論中，公訴一方與辯護一方處于面對面的辯駁交鋒之中，其特點是時間緊迫、答辯嚴謹。當辯護人發表辯護意見之后，公訴人需立即做出反映，而且要求所答辯的內容必須符合事實和法律。所以公訴人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敏銳洞察庭上各種動向，為即席答辯作好準備。

根據出庭公訴實踐，公訴人在法庭上必須切實觀察、掌握三種情況：一是掌握被告人的供述情況，看與審查起訴時的供述有無變化，在什么地方發生了變化，什么性質的變化，及時考慮采取應變措施；二是掌握辯護人詢問被告人情況，分析辯護人的辯護意圖，為即席答辯作好準備；三是細心靜聽辯護人發表辯護詞，掌握其辯護的基本觀點和內容。公訴人如能切實觀察、掌握上述三個方面情況，就為即席答辯贏得了主動權。有的公訴人即席答辯之所以不夠有力，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觀察、掌握庭上情況，庭上信息沒及時反饋于公訴人的頭腦之中，因此當庭情況發生變化的時候就不知所措，造成被動。

3、掌握答辯范圍，注意答辯技巧。在即席答辯時，公訴人首先應明確和掌握答辯的范圍，即什么問題應當答，什么問題不必答。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早有規定：即“對認定事實、證據、罪名、罪責及適用法律等方面有分歧時必須答辯；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枝節問題可不予答辯。”根據這一點范圍，一般有六種情形必須予以答辯。即：歪曲和否定事實的辯護；對罪名的確立提出異議的辯護；對適用法律條款提出分歧意見的辯護；曲解政策、法律和法令的辯護；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從輕、減輕、免除刑罰的辯護；把客觀條件說成是犯罪主要原因的辯護。那么，什么樣的辯護意見可不予答辯呢？根據高檢的原則規定，下列情形可不予答辯：與本案無關的辯護；與公訴人無原則性分歧的辯護；屬于學述爭論方面的辯護；對起訴書提出正確批評意見的。

所謂答辯技巧，一般是指答辯的方式和方法。公訴人在即席答辯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技巧問題：

（1）突出答辯重點，抓住主要矛盾。在法庭上，被告人、辯護人圍繞犯罪事實、證據、適用法律、定罪和量刑問題，提出許多辯解和辯護意見，其中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如果公訴人能抓住這一關鍵性問題，予以有力答辯并取得成功，其它次要性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2）答辯論點要明確，論據要充分。公訴人確定答辯重點之后，就要確立好答辯論點：緊緊針對辯護人的辯護觀點，不能偏離；清楚表明所要反駁的問題，不能含蓄；要與起訴書的觀點一致，不能出現矛盾。答辯論點確定之后，就要條理出有說服力的論據來予以證實論點的正確性。論據有兩個方面，即：犯罪證據和法律規定。這樣公訴人的答辯就會充分有力。

（3）注意論證方式的邏輯性。公訴人在法庭辯論中，有時答辯不成功并不是答辯觀點不正確，也不是缺乏充分論據，則是論證方式不妥，不符合邏輯。所謂論證方式必須符合邏輯，是指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證明確定的論題，使論題與論據之間的聯系符合邏輯推理的原則。所謂邏輯推理，指按照事實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憑主觀愿望隨意解釋，亂說一氣。只有各種論據和論點之間具有內有邏輯聯系，才能得出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結論，才有說明力，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