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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是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工會面臨的現實問題,全社會都應當提高對這項工作的認識。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是協調勞使關系的需要,是迎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需要,也是深化經濟制度改革給工會提出的新課題。對于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工作,有來自政府官員方面的誤解,又有來自業主方面的誤解,甚至還有來自員工方面的誤解。推動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工作要注重“軟環境”方面的工作,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工會和中國工會的新理論并在全社會廣泛宣傳這些理論,使社會各界了解工會認識工會支持工會,工會也應當加強自身建設塑造良好的市場經濟新形象充分而有效地發揮工會的作用,順利推進工會的組建工作還需要協調好工會與黨組織、政府部門、業主及其組織和員工的關系。工會對非公經濟組織中員工進行組織意識和權利意識教育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工作。組織工會首先要尊重員工的意愿:阻攔員工組織和參加工會是違法的行為,強迫員工參加或組織特定的團體也同樣是違法的行為。組建工會工作堅實基礎還是在于員工的意志。
關鍵詞:非公經濟組織工會組建
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經濟改革明確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以后,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開始產生;中共黨的十五大明確了經濟制度改革的市場價值取向,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共同發展,一度甚至提出“國退民進”的口號,非公有制經濟名正言順地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在中共黨成立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又明確這些從事非公有制經濟的業主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4年修憲確定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非公經濟一往直前飛速發展。研究中國憲法的修改歷程,不難發現,二十五年來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非公經濟組織不斷被從桎梏中解放出來,沖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基礎,迅猛發展逼退全民企業的過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企業總數中所占比例不足30%,而非公有企業則到達70%以上,某些地方公有企業不足10%;隨著公有企業“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性改革措施的實施,這個比率差距還在拉大。非公有企業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目前公有企業員工不足6000萬而非公有企業員工號稱2億多,據最新報道,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有1.5億之多,他們幾乎都集中在非公經濟組織。深化公有企業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布局,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健康發展和完善“資本和技術參與分配”的制度,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職工隊伍發展壯大,內部結構、分配方式、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工會工作對象和范圍出現了新的情況和特點,密切同職工群眾的聯系,把廣大職工更好地組織起來,保持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統一,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工會必須有在非公經濟組織組建方面有新的作為。
一、提高對非公有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意義的認識
中共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全面推向新世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公有企業和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和控制的主體作用,但是,非公經濟組織和員工數量卻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四分天下有其三。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國家職工與國營企業的關系了,因此,必須加強對非公經濟組織工會組建工作意義的認識。
第一,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協調勞使關系需要
所謂勞使關系就是一般稱之為的“勞資關系”,我國在中共八大以后習慣稱之為的“勞動關系”,即員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權利和義務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所謂公司制股份化的現代企業制度中,由于資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經營企業而企業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所以,“勞資”或“勞動”這樣的概念已經都不能反映這種社會關系的本質了,于是,國際上流行起了“勞使關系”這個概念,也就是勞動力的“所有者”與其“使用者”之間的勞動權利和義務關系。這個概念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現代企業制度的特性。
在中共黨的八大前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見憲法序言),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完全被消滅掉了。幾十年來,非公經濟在我國一直被作為非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批判,愈加強化了人們的這個意識并使之登峰造極。因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勞使關系的認識,勞動者的思想深處仍然有著“剝削和壓迫”的雇傭觀念。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勞動關系”被稱作“勞資關系”而在公有經濟組織中則是“勞動關系”,這一度成為某種政治的界定。同樣,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管理者,其心態也是復雜的。加之他們缺乏對這類企業的管理經驗,諸如此類的思想心態必然導致“勞使關系”的復雜、緊張甚至對立。
雇傭與被雇傭的思想心態使勞使關系處于矛盾對立的狀態,其結果往往是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約了企業的發展。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發展,勞動爭議也大幅度上升尤其是集體爭議案件幾乎是成倍增長。在我國勞使關系中的人權問題,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當中。工傷、死亡、職業病,童工、污辱女工、監禁勞動,工作超時、拒發延長工時費、拖欠工資、不繳納保險費等等侵犯人權、違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現象,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多有發生。在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中有相當多的員工其工資收入達不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其勞動強度則是最大的。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的現象也是存在的。發生在惠東的一家非公企業惡性拖欠工資導致罷工,保安開槍打傷員工,老板攜款逃逸。這個事件可謂典型之極。即便是在那些所謂規范管理待遇優厚的大型外資企業中,員工的勞動強度也是較大的,員工很少有人格和尊嚴上的平等感,白領“疲勞癥”已經是普遍存在是現象。“有賺錢的時間沒有花錢的時間”,這是非公有制企業所謂待遇不錯的員工之生活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決定的勞使關系如此緊張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資本血腥積累的事實,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如此緊張對立的勞使關系就必然導致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健康發展,還有可能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那么,有什么辦法可以調適這個矛盾使其健康發展呢?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最近200多年的歷史證明,把員工組織起來才是化解這個矛盾對立的最好辦法。如果說在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工會是團結勞工與資本家進行斗爭的產物,那么,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工會則擔當起了協調勞資關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諾基公司的美方代表十分看重中國工會的作用,為妥善處理勞使關系,主動向工會建議建立集體談判制度的機制;中國一汽集團公司下屬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與外資合資時,都把組建工會和簽訂集體合同作為首要的條件之一。中國非公經濟發展近20年的經驗證明,有工會組織且充分發揮其作用,勞使關系就可以調適到一個和諧健康的狀態,工會的存在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助于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迎接經濟全球化的需要
無論愿意與否,全球化已經來到了我們的身邊,尤其是經濟的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載體是企業的國際化即跨國經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開始邁進了世界貿易組織的門檻,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越來越被各國承認,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我國政府已經對全世界承諾中國市場全面對外開放。經濟的全球化迫使中國的勞使關系不能不與之相適應。發達國家的員工和不發達國家的員工對全球化經濟的認識有著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實質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對無情的剝削。對于不發達國家的員工而言,往往政府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作為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的一個籌碼;而對于發達國家的員工而言,資本向不發達國家的轉移直接的一個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業或迫使其降低工資要求。美國勞工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抗議活動是最典型的例證。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挪威、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幾家工會組織,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向中國工會呼吁制定聯合的工會對策。經濟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資本國際化聯合起來的一種表現。那么,歷史告訴我們工會是順應雇主組織的產生而產生的即先有雇主組織后有工會組織。同樣道理,如果說資本的國際化聯合是不可阻擋的,那么,工會的國際化對策也就只能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必然——無論人們、雇主或政府喜歡不喜歡。對于我國而言,在外商投資企業全面建立工會組織則是迎接經濟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隨著公司社會責任即SA8000標準在全世界各國的發展,勞工的權益保護尤其是勞工的團結權,將越來越引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及企圖成為跨國公司的各國企業的關注,工會是勞工團結權的具體形式,組建工會必將成為一種潮流。
隨著我國經濟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兌現向世界貿易組織做出的承諾,我國勞使關系的調適的手段也必須遵守國際規則。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原始會員國,我們有責任成為履行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的模范。員工的團結權是實現其應當享有的勞動權利的基礎,建立集體談判制度和調適勞使關系三方原則等等,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工會組織。因此,建立工會組織不僅在外商投資企業是必要的,對于內資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國憲法賦予了公民的結社自由權,據此勞動法規定了勞動者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工會法規定工會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護。由此可見,經濟的全球化、資本的國際聯合及企業跨國發展,要求我們不得不按照國際慣例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建立新型的勞使關系即全面成立工會組織,建立資本、政府和工會組成的“三方機制”調適勞使關系。
第三,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深化經濟制度改革給中國工會提出的新課題
按照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要求,中共黨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國全面改革的戰略,中共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調整經濟結構布局深化經濟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的主體作用表現在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上,在保證公有制對國民經濟控制的前提下,公有經濟的數量可以少一些;不僅如此,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應當是多樣化的,鼓勵和引導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按照中共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深化公有企業改革有進有退的總體部署,公有經濟企業在競爭領域要逐步退出。由此可見,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將會得到大幅度的發展。有的地區已經實現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多數的目標,有的城市正在為實現非公有企業達到70%的目標而深化公有企業改組改造:主輔分離、股份化改造、出讓公有股份、關閉一批公有工廠、破產一批公有企業等等。
調整經濟結構布局深化經濟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工會工作提出了挑戰。中國工會幾十年來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幾十年來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工會工作的原則方法和理論。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基礎正在發生質的變化。面對70%以上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70%以上的員工就業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新格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在不足三年的時間里,號稱15000萬會員的中國工會一度減少至不足9000萬,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會會員恢復至1.34億。與此同時,就職于各類企事業單位及機關的員工從1.8億增長至2.5億。據估計2004年工會可組織的對象達3.00億,而工會會員2003年則又下降至1.20億左右。公有企事業及機關單位越來越少,其員工數量也越來越少,工會組織率不斷滑坡,在改制后的企業有些雖然還保留工會的招牌卻沒有了工會專職工作人員,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會組織。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幾乎都是迫于某種壓力而被動地成立工會組織,工會組織的發展遠不及非公有經濟組織的發展速度。非公經濟組織的工會組建率不足10%,其中還要相當多數是老板工會或老板娘工會,工會成為一種擺設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面對這樣的形勢,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加強工會的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為中國工會的一項現實的問題。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到,人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其社會性,社會生活即群體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要組織起來才能戰勝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會組織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諸如同鄉會等打工者組織就可能進入,員工中非正式組織就必然出現且會伴隨著勞使矛盾的加劇而膨脹起來,也不排除其他反社會的組織利用勞使關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
二、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存在的若干誤解
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成立工會,有來自各方面的誤解如工會無用論、工會麻煩論、工會負擔論、工會分權論、工會收費論等等,所有這些論調都嚴重地阻礙了工會的組建工作。
第一,來自政府官員方面的誤解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的最大阻力應當說是來自政府官員對工會的誤解。在他們看來經濟建設是最大的中心,經濟建設為中心當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員卻存在這樣的論調,認為工會是阻礙改革、影響開放、妨礙引資、制約發展的力量。
在公有企業改造的過程中,工會被“改革”掉了。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簡”機構,還能夠把工會的牌子保留在“黨群辦公室”已經是不錯的了。再者,“國有”企業已經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國營工廠”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員認為強調保留或建立工會是對“非公有股份”資產所有權的藐視。個別政府官員甚至聲稱,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工會“搗亂”。由此,在一些改造為非公有獨資的經濟組織中,工會消失了且很難重新組建。在私營企業組建工會,這些官員則聲稱,有“侵犯私營企業主權益”之嫌,嚴重挫傷了企業主發展經濟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在外商投資企業組建工會,這些官員則認為是破壞招商引資改革開放之大計,唯恐嚇跑了海外來的資本家。
第二,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業主方面的誤解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業主方面的誤解是工會組建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一種觀點認為,工會就是帶動員工共同鬧事與資本所有者對立斗爭的團體,成立工會無異于為自己安置了一顆定時炸彈,因此,畏懼工會進而由衷地抵制組建工會。這樣的觀點在內資私營企業主和來自一些工會力量比較強的國家和地區的如韓國等投資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觀點認為工會是企業的麻煩,成立工會無異于作繭自縛,由于有了工會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獨自決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工會是負擔,成立工會就不得不按照規定提供辦公場所、安置有關人員、還要撥交經費,這無異于瓜分利潤。也要個別的企業如柯達公司,他們認為成立工會是無意義的,因為公司已經為員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公司對員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個人的發展都有充分的考慮,總之工會能夠做的公司都已經做到了,工會沒有存在的必要。還要更特別的,在公司內部成立了“員工俱樂部”,公司為員工俱樂部提供所有的幫助和支持,所謂“員工俱樂部”可以發揮工會組織的一切作用,其實際就是工會,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對把該公司的員工組織納入“中國工會”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