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學中實踐法律觀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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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法律觀的提出

法學理論作為一門“實踐性的學問”，為部門法學、法律實踐的各運作環節提供原理性的指針以及理論基礎，其所提供的一切抽象的原理并非先驗給定的、單純通過思辨就可以捕捉的東西，而是本來得自于對具體生動的法律實踐以及法的形而下現象的反復體認。有的學者認為實踐性法學應該“第一，關注實定法，并把法學理論研究奠立在部門法學以及其他相臨學科的堅實基礎之上。第二，以問題為中心和起點，而不以宏大理論構造或創新為出發點。第三，注重對具體的法律現象的研究。”從經驗的中國問題出發，如何結合中國現代社會文化背景，同時又能從世界的眼光反映出問題的普適性，有的學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法律觀——實踐法律觀，“力倡先踐行法律，以反對有法不依，于是，對法律的忠誠感，法律教義學的方法，缺一不可；再在踐行中反思法律，以反對法條主義，這要兼具法哲學的批判和創新精神；最后形成新的法，達至合理的秩序。

實踐法律觀以踐行法律，應對中國成就法治的特殊使命，以在踐行中反思法律，滿足世人追求恰如其份的創造之普適要求。”轉型期的中國，特殊的國情已經成就并將繼續成就新學派的特殊作為。對于學者們積極參與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與政府、社會各階層聯手共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正在形成“法治實踐學派”。“第一，以法治為研究對象而形成求真務實的學術傳統；第二，研究緊扣中國的法治實踐，并與政府、社會各階層共同推進中國法治發展；第三，不是津津樂道于一味的批判，而是更多地強調建設，特別是致力于探索中國特色的法治模式；第四，具有國際視野，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融會貫通，不存偏見，吸收人類一切有價值的法治研究成果；第五，在民眾參與還不那么充分的轉型期，這一派學者對中國法治的發展將發揮尤為重要的作用。概而言之，中國法治實踐學派的特點是：它的背景是中國的；它的內容是法治的，它的視野是國際的，它的方法是實踐的。”

法學理論教育中實踐法律觀的培養

（一）嚴格遵循現行法律

法學是一門職業知識體系，不是通識。所以對法學教育而言，首先應該讓學生認識到現行法律具有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反映的是國家現實政治權力，所以法律職業人尤其是法官在處理法律案件時，無論喜歡與否，都不能像社會學或文學家那樣，用一種超越實在法的立場來批判質疑法律，而應該對法律采取一種認可的態度，法律職業者必須基于“內在的觀點”嚴格遵循實在法的規定，不能偏離所處時代正在發生效力的法律進行思維，不能像政治家、倫理學家那樣預設一切現行法都是惡法，用道德的甚至政治的評價來代替法律的評價。當然法律人對法律都有個人的價值判斷，也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判斷和想象變成空想，就必須把實在法作為法律人思考的起點與平臺，不能像文學家一樣用夸張語言修辭表達情感，而必須按照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專業要求，用理性的法言法語表達意見，讓法律人以及社會民眾都認可接受你的解決方式。對此拉倫茨有精辟的論述，“假使法學不想轉變成一種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歷史哲學，或者以社會哲學為根據的社會理論，而想維持其法學的角色，它就必須假定現行法秩序大體看來是合理的。”

（二）重視社會歷史條件

要樹立實踐性的法律觀，那么在法學教育中，除了學習法條和概念，同樣應該重視探討法條背后的社會歷史根源，探討制定法在中國社會中實際運作的狀況以及構成這些狀況的諸多社會條件，把法律話語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考察。因為司法活動發生在特定的社會認知背景當中，而社會認知背景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處于不斷流變之中。我們不能超越歷史，只能接受歷史的規訓。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在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司法活動時，必然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要求，所以法學教育在定位為職業知識傳授的同時，也應該重視現行的社會歷史條件。司法活動作為法律職業人的專業認知，呈現一種個體化的特點，但是司法活動面對的又是社會現實的具體實踐，而且其本身也是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必須以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作為運作的基礎。不同的個體如何能夠對特定的認知對象達成共識，正是置身于共同的社會認知背景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和可能，但是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會因為對社會認知背景認識的程度不同而被加強或者減弱。況且正如阿列克西所說，“法官作為裁判者總是以‘人民的名義’判決的，他就不應該對以其名義做出判決的人民的確信采取無所謂的態度。”對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著名學者哈貝馬斯也從語言學角度進行了解釋。他認為每個個體都可以看成是某種特別語言共同體的一員，他們要成為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必須融入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個體在交往融合的過程中，同時兼具著個體性和社會性。社會化的相互作用內在蘊含著主體個性化的動力，而以相互理解為目的日常語言的使用就像一種媒介，促使社會化的主體向性得以顯現。所以盡管法律界強調的是司法活動的職業性和專業性，強調法律職業共同體使用特殊的法言法語表達觀點，但是法律職業者身處特定的社會認知背景，也應該“融入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讓案件的判決體現出與社會公眾大體一致的知識背景和經驗傳統，這樣的司法活動才能獲得認可與接受。

（三）實踐性法律觀的思維機制

實踐性的法律觀正視司法認識的思維機制本身的特殊性，力求在法教義學框架之內探討案件的解決之道，把學術理論資源運用到具體的司法運作過程中，畢竟案件是實踐性的，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理論上疑難案件與簡單案件的區分標準，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一個具體的案件。正如法教義學強調的“現實問題的有解性”，不論一個案件是多么的疑難或新穎，只要它是“法律的”，法律教義學就必須給出一個“適當的”解答。

1．司法認識是一種歷史性的思維司法認識并不是對案件事實本身進行直接的認識。因為案件事實發生在過去，法律人不可能超越歷史以感知的方式從經驗上還原案件事實，從這個角度受說司法認識是一種歷史性的思維活動。歷史學家認為歷史認識的特點在于我們不能改變歷史，只能通過歷史證據，比如文獻、古跡、文物等確定過去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實。確定歷史事實需要人們批判性的認識，區分證據的真偽。同樣在司法認識中，案件事實作為被認知的對象也是過去發生的事實，要認識案件事實的真相必須通過接觸證據，認識證據，然后通過推論來認識。但證據是靠當事人、律師等人員收集，進而由勘驗人員、鑒定人員加工，只是事實的再現，并不是事實的本身。并且訴訟雙方都想贏得訴訟勝訴，在審判中提供的往往都是有利于自身的證據，這使得來源、獲取本來就復雜的證據更為復雜化，這也需要司法人員對案件證據的真偽進行甄別、推理，盡量深化他們認識的程度，提高判決結果的正確性。從司法認識結果角度來說，與其他歷史認識一樣，司法認識也是一種逆向性推理，從結果借助證據進行回溯。而且司法實踐中，因為收集證據必然是按各方一定的傾向性進行開展的，所以收集到的具有法律意義的證據也是有限的，司法認識的結果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一定的或然性。如柯林武德就認為，不可能用科學的精確性那樣強制性的力量證明任何歷史的論證，它們至多只是許可性的，歷史推論決不是強制性的，從來都不可能導致確鑿性，而只能是或然性。但是司法認識與純粹的歷史認識不同，歷史認識即使有所偏差，一般也不會對社會現實生活產生直接的利害影響，司法認識卻直接影響著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2．司法活動要在一定時限內得出確定的結論司法認識雖然屬于一種歷史認識，但又有其特殊的特征與規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它是一種具有時限性的認識。西方有句法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法律明確規定了訴訟的期限，案件久拖不決會引起社會各種矛盾。同時司法資源在中國當下還具有稀缺性，不能為了查明具體個案的真相耗費過長的時間。因此正義的時間維度要求法律職業者在盡可能提高認識結果準確性的同時，也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對案件做出最終的結論。司法運作過程包含多重因果關系。法律條文內涵的確定性是具有爭議性的，進入法律程序的事實和客觀真實也存在著差異，具有或然性，其他政治關系、社會形勢、法官的心理狀態、法律素養等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具體個案的判決結果，從這個角度說法律的確定性是相對的。其表現在：在時間上，法律在一個時間段里是確定的，但是超出了某個特定的時間段，法律又不具有確定性；在空間上，對于一某個點，法律不具有確定性，但是在一定的區域內法律的含義又是穩定的，可以成為人們行為的尺度。只要在法律允許的區域內，判決結果都應該視為是公正的。只有承認這種相對確定性的存在，才能正確評價判決的合法性、合理性。當然隨著法律的不斷發展，其確定性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雖然我國現行的法律仍然把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作為最高衡量標準，但是也在制度上承認了司法活動的局限性。比如訴訟時效制度的設置，受到侵害的權利人在法定的時效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當時效期間屆滿時，法院對權利人的權利不再進行保護；而對于不能在特定時間用法律規定的方式證明已經發生的事實，法律就視為沒有發生。把司法認識限定在法庭特定的時空、證據之上，可以在制度上為案件的判決結果提供了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據。

3．司法認識的過程融合多方主體的論證現代意義上的司法活動都是在多主體之間展開，這個過程融合了證成、證偽以及交叉重疊的論證活動。負舉證責任的一方對證明對象的證成，要受到對方當事人對其證偽的制約，也就是說圍繞特定事實的論證，利益相關的當事人可以對論據進行質疑、詰難，或者對對方當事人所要證明的命題直接證偽。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種證成與證偽的論證并存在司法活動中，有助于揭示論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更好的辨明真偽、查清事實，做出公正的判決。

作者：梁燕妮單位：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