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鑒定人質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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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庭審方式要求訴訟雙方擁有相同的訴訟權利，保障雙方平等的訴訟地位，特別是保障被告人的的訴訟權利和基本人權。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確規定了我國刑訴法的基本任務是:“……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護被告人的訴權是現代庭審方式改革的重心。根據上文的分析可知，鑒定意見在認定被告人犯罪事實和對被告人正確定罪量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鑒定人出庭質證制度一方面能夠確保被告人的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也符合直接言詞原則的要求。按照大陸法系學者的解釋，直接審理原則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在場原則”，即法庭審理時，法官、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必須出席參加庭審活動，當事人在精神上和體力上均有參與審判活動的機會;二是“直接采證原則”，即從事法庭審判的法官必須親自直接從事法庭調查和采納證據，直接接觸和審查證據。證據只有經過法官以直接采證方式獲得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4］直接言詞原則是現代庭審方式改革的特點之一，鑒定人出庭質證不僅能夠使鑒定意見的形成過程得以全面闡釋，而且能夠使訴訟雙方充分參與到訴訟過程之中，這樣才能使合議庭成員全面了解案件事實，避免“輕信”鑒定意見而導致誤判。直接言詞原則要求任何證據都必須有相應的解釋和說明，而司法實踐中，鑒定人或因害怕打擊報復、路途遙遠等合理原因，或因受有指使等非法原因而拒不出庭，導致一個鑒定意見單獨遞交給法庭而不加以闡釋，成為了“啞巴證據”。現代庭審方式改革要求雙方訴權對等，其中就包含了質證權的對等。在庭審過程中，訴訟雙方會對不利于己方的證據產生質疑并要求提供證據的一方進行解釋說明。在一個刑事案件中，如果控方提出一個鑒定意見但卻沒有加以有效的證明、沒有經過充分的質證，這樣無異于使辯方“無從辯護”、“難以反駁”，而法庭一旦對鑒定意見加以采信，這必將導致就這一證據在質證環節上剝奪了辯方的質證權利。由此可見，現代庭審方式改革勢必要求鑒定人出庭并對其所作的鑒定意見加以闡釋，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訴訟過程的程序正義，特別是保障了被告方的基本權利。
鑒定人出庭質證制度能確保鑒定意見具有可采性
證據的可采性是英美法系的概念，我國并未采取這種說法，也尚未確立相應制度，理論和實務界長期以來并未對證據的可采性問題給予高度的關注。但隨著司法實踐的開展，特別是在刑事司法領域出現的愈來愈多的所謂“非法證據”，證據的可采性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問題逐漸的引起了司法部門和立法機關的重視。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這兩個證據規定，是我國首次使用“非法證據”這一概念。在2012年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的第五章中，也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據的可采性問題主要回答了什么樣的證據能夠被法庭采納、如何審查、何種證據不適格等問題，即一個證據材料只有在法庭審理階段經過充分的質證和詢問，才具有證據資格，這樣的證據才能夠正確客觀的反映案件事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鑒定意見作為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的8種證據種類之一，其是否能夠成為法庭定案量刑的根據，是否符合證據可采性的一般原理，存在異議。在司法實務中，“自偵自鑒”、“自檢自鑒”的問題仍然廣泛存在，在庭審過程中，鑒定人往往向法庭遞交一份書面的鑒定書，并不對其具體的鑒定過程進行解釋說明或者接受法官和當事人的詢問。這就難免使人們對鑒定書的客觀性、真實性和科學性產生合理懷疑，“沒有完善的對各方都具有公示力的可采信標準的指引，面對自己完全陌生的知識領域，當事人根本無法對鑒定結論進行基本的價值判斷和有效的質證，法官也無法正確把握衡量鑒定結論真實性的標準并做出正確的事實認定”［5］如果一個證據的真實性都無法確保，其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就不言而喻，而法庭一旦采納這種證據，則后果不堪設想。鑒定人因為掌握科學知識，往往導致人們認為其出具的鑒定意見書的科學性居于真實性、客觀性之上，對其審查時常流于形式。但是科學性并不能代替真實性和客觀性。如果鑒定意見是偽造的，又沒有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經過充分的論證和質詢，那么這種不適格的證據就沒有被排除到訴訟程序之外。“司法實踐中的取證方式違法性是導致錯案的直接原因，通常當事人在案件審理時傾向搜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避免對法庭認定事實不利的證據，這給法官在庭審時認定事實和審核證據造成困難。”［6］由此可見，鑒定意見是否真實合法，應當被加以充分證明，即實質證明，而證明的最好方式就是讓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
本文作者：金巖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