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社會調查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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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會調查制度，因其順應了國際社會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發(fā)展的一般趨勢，同時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客觀規(guī)律，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遵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司法被認為是當下司法改革的先驅，其中社會調查制度也一直得到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不僅“兩高”在司法解釋中對上述制度作了規(guī)定，許多地方的法院、檢察院也紛紛出臺了有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規(guī)范性文件。然而，如果認真反思此項制度，我們發(fā)現(xiàn)仍然有許多基礎性的問題有待探討。

社會調查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下稱社會調查制度)，又稱為判決前調查制度或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家庭環(huán)境、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tǒng)評估后，將調查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制度。從制度設計來看，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在于體現(xiàn)了對未成年人進行矯正和救治的態(tài)度，同時體現(xiàn)刑罰個別化理念。因此，社會調查制度原則上應當針對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開。然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該項制度的操作出現(xiàn)了異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調查制度的啟動往往只是針對輕型刑事案件，這種案件選擇性適用使該項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實踐運用過程中，該項制度往往客觀上變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義下遷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輕刑化的工具。

2.社會調查階段不明確、調查主體不明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應當在哪個階段展開?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程序實行的是縱向訴訟構造，在不同的訴訟階段由不同的機關主導訴訟的進行。同時，我國奉行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二為一的審判結構，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離。因此，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可以并存于立案、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執(zhí)行各個階段。

事實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guī)定》的出臺，在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廣泛開展了社會調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guī)定》第十條中對此有所規(guī)定。實踐中，昆明市盤龍區(qū)的“合適成年人”模式也將社會調查提前到立案偵查階段。

根據(jù)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社會調查主體分為四類，即公訴人、辯護人、法院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的人員或其他社會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四類主體均有存在，且具體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區(qū)檢察院是由檢察官自行開展調查，同時引入心理咨詢師開展心理調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實踐中都是委托被告戶籍地司法局承擔社會調查工作;河南省蘭考縣法院則由法官自行調查;有些基層法院則委托陪審員進行調查。

上述做法對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實踐路徑，有其合理性，但客觀分析，卻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維習慣的不同，律師的調查可能更關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對其不利的因素;公訴人的調查則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對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調查雖然比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數(shù)有限，且自查自判有違中立的地位，難免有“先入為主”之嫌。

3.社會調查報告過于程式化，論證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體制度設計中希望通過規(guī)范社會調查的內(nèi)容和設置社會調查報告的格式，使社會調查報告能夠具有相對的規(guī)范性和統(tǒng)一性。然而，從具體的調查報告來看，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調查報告過于程式化，同時報告對被告人的描述過于簡略，具體分析不夠，調查結論和調查依據(jù)之間欠缺邏輯論證。

完善社會調查制度的構想

1.明確社會調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調查的制度設計在于充分考慮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實現(xiàn)刑罰個別化理念，那么就應當擴大社會調查制度的范圍，將其適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時，又要防止將該項制度異化為對未成年人盲目輕刑化的工具，要審慎考察社會調查報告，中立對待社會調查報告的結論。

2.明確社會調查制度的主體，充分發(fā)揮法律診所教育的作用。

從目前司法實踐來看，社會調查的主體多元，實踐中存在調查主體欠缺中立性、專業(yè)性的問題，同時調查主體的經(jīng)費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調查的深入開展。尤其是針對目前未成年人異地犯罪的案件，社會調查出現(xiàn)執(zhí)行難的情況。另一個問題是，由于公檢法三機關在不同訴訟階段都有可能進行社會調查，因此一方面調查報告難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資源浪費。建議在司法行政部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前服務機構，安排專門的社會調查員，負責有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調查工作，撰寫社會調查報告。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和發(fā)揮法律診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國法學會診所教育委員會的會員單位超過100家，全國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診所，在校的法學專業(yè)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作為未來的法律人，具有開展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天然優(yōu)勢，同時也是其社會實踐的最直接和最無制度障礙的司法實踐方式。因此，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和法律診所教育體制有機結合，是解決社會調查主體人員不足、經(jīng)費短缺的一個有效模式。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調查協(xié)作網(wǎng)的呼吁和建議。

3.社會調查的程序應當提前展開。從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各地規(guī)定社會調查的時限普遍不超過十天。很顯然，如此短的時限也導致社會調查難以深入細致，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難以保障。因此，有必要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同時調查主體不由司法職能部門而由專業(yè)機構完成，這樣不僅能為調查的質量提供時間上的保障，而且能為偵查機關是否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客觀、準確的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