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開車論文：刑法中危險開車的立法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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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飛解添明單位：上海大學法學院江蘇司法警官高等職業學校

二者在主觀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危險駕駛僅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醉酒駕駛的行為或者在道路上追逐競駛行為；而通過駕駛機動車沖向密集人群這種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實行模式則要求行為人不僅對行為性質有所認識，更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存在著希望或者放任這種意志因素。綜上所述，危險駕駛罪在客觀成立標準上要求行為人實施了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主觀上對自己的行為性質有所認識，雖然可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但尚未達到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所要求的“嚴重后果”或者危險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危險駕駛罪對結果存在著一定的寬容度，輕微結果可以吸納在形式犯的規定中。但當行為人對危險結果有所認識，并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時，就可以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嚴重后果”沒有較好地履行結果預見義務和結果避免義務時，可構成交通肇事罪。

危險駕駛罪的效果與本質

對于危險駕駛罪，在設立之初理論界就存在較大爭議。無論如何，危險駕駛罪入刑至今，已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一）立法的社會效果已經初步達到據公安機關統計，2009年1月至8月，共發生交通事故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駕車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駕車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1］。根據公安部網站的信息，僅2010年上半年全國一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99282起，造成27270人死亡，116982人受傷，直接財產損失4．1億元，其中酒后駕駛發生的交通事故3262起，造成了重大的人身傷亡與財產損失［2］。《刑法修正案（八）》一經實施，就嚴厲查處了一批醉酒駕車的行為人，由此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根據公安部交管局統計，2011年5月1日至5月15日，全國共查處醉酒駕駛2038起，較去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處136起，較去年全年日均查處數下降43％。全國因醉酒駕駛發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受傷人數同比分別下降37．8％和11．1％。北京市自2011年5月1日至5月15日共查處酒后駕駛505起，較去年同期下降82．2％；浙江共查處酒后駕駛1100起，較去年同期下降77．2％；山西共查處酒后駕駛205起，較去年同期下降26．8％；上海共查處酒后駕駛665起，較去年同期下降55．8％［3］。當然上述統計數字只限于被查獲的情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通過上述數字的比較仍然可以看出，刑法中設立危險駕駛罪已經從根本上遏制了絕大多數人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念頭和欲望，從而達到了保護公共安全的立法目的。（二）嚴密了酒后駕車的責任體系我國刑法中的危險駕駛行為由追逐競駛與醉酒駕車兩種行為構成。飲酒后駕車的行為根據其程度不同，可以分為飲酒后駕車和醉酒駕車兩種。前者的行政責任規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而后者的責任規定在《刑法》第133條，需要追究刑事責任。2011年4月22日修訂、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條規定：“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6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因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再次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10日以下拘留，并處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飲酒后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處15日拘留，并處5000元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十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后，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飲酒后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可見，《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規定的醉酒駕車行為的責任是通過空白規范的方式，以刑法作為追究的根本標準。醉酒駕駛機動車應該且僅能追究刑事責任，完善了醉酒駕車行為的責任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醉酒駕車的行為人不需要區分其情節是否嚴重，一律應以“危險駕駛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三）形式犯的立法價值逐漸顯露危險駕駛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兩種具體的行為：一種是醉酒駕車的行為，一種是追逐競駛、情節嚴重的行為。對于后者是情節犯的性質，學界沒有爭議。相反，對于醉酒駕車構成的危險駕駛罪的性質，學者們存在著不同的爭論，較具影響的大致有以下兩種觀點：危險犯說和行為犯說，二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并不在于既遂標準的不同，而在于成罪的機理不同，雖各有用詞不當之處，但其中含義亦可理解。危險犯說的觀點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具體危險標準說與危險擇一標準說。如有的學者認為，立法的規定是基于對公共利益的保護，而危險駕駛行為所危及的公共安全就更涉及公共利益的保護問題。因此，可以考慮將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醉酒駕駛、吸毒后駕駛、嚴重超速行駛違規（如闖紅燈）等行為規定為危險犯［4］。其中，嚴重危及公共安全的判斷標準為發生惡性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只有具備了發生危險的概率，才能認定該類犯罪的存在。這種觀點可以稱為具體危險說。還有學者認為，根據危險犯的相關理論，危險駕駛行為，既可能是抽象的危險犯，也可能是具體的危險犯［5］。我們不妨稱這種學說為危險擇一說。行為犯的觀點也可以分為形式犯說與情節犯說。持形式犯說的學者認為，“醉駕”并無所謂嚴重與否，因為其作為行為犯已經有明確的入罪標準。持情節犯說觀點的學者認為，在結果犯的情況下，行為對合法權益侵害的程度主要取決于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而在行為犯的情況下，由于沒有造成危害結果，因而行為犯對合法權益的侵害主要取決于行為本身的實施程度。而行為犯的充分實施需要一個過程，其過程進行程度是指行為從著手進行到現實侵害合法權益有一個發展過程，其中有量上的分析，因而情節是否嚴重是衡量該罪成立的標志。通觀以上兩類四種觀點，只有純粹行為犯也即成立形式犯的觀點是可取的。雖然對于行為犯是否在刑法中存在國內有少量學者持不贊同的看法，認為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只有結果犯，沒有行為犯［6］346。但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這可以通過犯罪客體的觀點得以論證。當某種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客體是不可衡量或者沒有衡量必要時，刑法將該類犯罪設定為行為犯。只有某種犯罪行為直接侵犯了物質性客體且具有衡量必要時，刑法才把結果作為考查犯罪成立或者完成的標準，設立為結果犯。持前述觀點的學者顯然混淆了刑事立法中所堅持的社會危害性標準和司法中所應堅持的犯罪構成標準，是刑事法治必須為實質法治的一種錯誤傾向。危險駕駛罪所造成的危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所要求的危險固然可以通過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來進行區分，但對于抽象危險的司法界定仍然是無據可循，理論中也無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入罪認定只需考查是否滿足了行為的構成要件，而不需要以造成實際損害的結果來衡量。反觀刑法的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只需要存在著駕駛人員的醉酒狀態和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就應當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不需要考查其行為是否已經對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或者行為人主觀上的惡性在客觀上通過情節得以體現。從這個意義來講，不法的意義并不限于行為給法益造成某種實際損害結果的無價值，同時也決定于具體構成要件的行為的目的性、主觀意圖和其他特征等，也就是行為本身的無價值［7］73。

對危險駕駛罪的立法展望

危險駕駛罪入刑以來引發了廣泛的爭議，為了限制該條的適用，平息各方面的紛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各級法院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的構成條件，2011年5月1日后，各地公安機關已陸續查獲了一批醉酒駕駛犯罪嫌疑人，很快將起訴到人民法院。而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要與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銜接。2011年9月14日，公安部下發了《關于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要從嚴掌握立案標準，對經檢驗駕駛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醉酒駕駛機動車標準的，一律以涉嫌危險駕駛罪立案偵查；醉駕人為逃避法律責任，在呼氣酒精檢測后逃脫的可以呼氣酒精含量為立案依據；醉駕者被抓后再次飲酒，經檢測血液超標一樣立案。雖然各個司法機關都在做出相應的解釋或者立案標準的界定，但這本身并不足以彌補成文法抽象所帶來的空隙。目前，對于危險駕駛罪中的“追逐競駛、情節惡劣”中的情節惡劣沒有做出相應的司法解釋。期待在今后的司法解釋中，對“情節惡劣”進行如下的解釋：（1）曾因超速駕駛受到兩次以上行政處罰，或者受刑事處罰后又超速行駛的；（2）超過道路限速一倍以上的；（3）多人超速競駛的；（4）多次追逐競駛未經處理的；（5）因追逐競駛致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后果，但尚未達到構成嚴重犯罪標準的；（6）其他情節嚴重的情況。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危險駕駛行為的種類僅限于醉酒駕駛與追逐競駛兩類行為，雖然對公共安全的保護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但仍有保護手段不足之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道路上可能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的行為還有以下種類：（1）吸食后駕駛機動車輛的；（2）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3）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4）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5）嚴重超載駕駛的。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已經把醉酒駕駛行為作為形式犯、把追逐競駛行為作為情節犯規定在刑法中，與其行為相適應的吸毒后駕車、明知安全裝置不全等的車輛而駕駛的行為可以規定為形式犯，無駕駛資格駕車、超載駕駛可以作為情節犯，規定在未來的刑事立法中。根據現行刑法的相應規定，對于多次因危險駕駛罪而被處刑罰的人，無法按累犯從重處罰。《刑法》第65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和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而根據113條的規定，危險駕駛罪一罪最高只能判處6個月拘役，因此，對于因危險駕駛而受到刑罰處罰的人再次危險駕駛時，無法根據累犯這一法定情節從重處罰。當然，為了適應反復多次實施危險駕駛的人的刑罰要求，也沒有必要徹底改變刑法中關于一般累犯的構成要件，可以采取用特別再犯進行相應替代即可達到上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