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發展現狀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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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總體上是比較完善的，但存在諸多缺陷與不足，如環境侵權構成要件的規定有矛盾;精神賠償、“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賠償”等沒有規定;損害賠償責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受害人救濟的途徑和保障存在不足等等。文章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完善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完善

1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的現狀

在我國，有關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法律制度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則》、環境基本法與單行法之中，此外，民事程序法中亦有規定。

1986年的《民法通則》對各種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作了原則規定，其中第124條、第107條、第134條、第123條、第130條、第83條等都與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有關。

在環境法中，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范相當豐富，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42條之規定:1982年通過，1999年修訂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第92條，此外，1984年通過、1996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過、1995年、2000年兩次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過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過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與《環境保護法》相似的規定。在自然資源保護法方面，《森林法》、《草原法》、《土地保護法》中也有相關規定。在民事程序法方面的主要規定有: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54、55條規定了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同樣適用于環境侵權的民事訴訟。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3項之規定。

2對現有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的評價

2.1可取之處

第一，民事基本法、環境基本法、環境單行法和民事程序法等有關法律對環境侵權民事責任作了不同層次的規定，可以說，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已經比較嚴密了，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體系已基本形成。

第二，無過錯責任原則規定的比較徹底，不論是作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則》，還是作為環境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抑或各環境單行法，都貫徹了無過錯責任的立法原則。

第三，鑒于環境侵權的復雜性，環境基本法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訴訟時效作了有別于普通訴訟時效的特別規定，其訴訟時效比普通訴訟時效長1年。

第四，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責任方式，不僅規定了事后補救性質的損害賠償，也規定了事前預防性質的侵害排除，且兩者可以合并適用，避免了德國、日本等國家對損害賠償與侵害排除割裂開來。

2.2缺陷與不足

第一，關于環境侵權的構成，《民法通則》的規定與《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不協調，根據《民法通則》第124條的規定，環境污染侵權須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為前提，而《環境保護法》及各單行法的規定并無此要求。

第二，關于舉證責任轉移，因果關系推定規則，立法上沒有做出規定。

第三，關于損害賠償范圍與責任承擔的方式方面，立法上對環境污染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未作規定，實踐中對因環境污染侵權造成的精神損害，法院一般也不認定，這與國際人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潮流不相符合，對受害人來說也不公平。

最后，關于受害人救濟的途徑和保障也存在明顯不足。

3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的建議

3.1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方面

3.1.1刪除環境侵權以“違法性”為前提之規定”我國《民法通則》在規定環境污染侵權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又明文規定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作為加害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前提。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時應當刪除《民法通則》第124條關于“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這一前提和要件。

3.1.2損害結果的認定不應局限于“現實發生”的損害。由于污染物對人體等的影響是長期緩慢的過程，當在人體中積累的有害物質尚未達到致人損害的程度即未發生損害時，受害者是無法舉出損害事實的證據的。在現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損害結果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無損害則無侵權責任可言，這樣明顯對受害者不公，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在現有科技水平之下，能認定污染物質將在人體內或環境中積累并必將危及人類正常生存條件的，應予以排除危險。

3.1.3在因果關系確定方面：①明確規定因果關系推定制度，靈活運用因果關系推定方法，鑒于環境污染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十分復雜，不易查明和認定，為了提高受害人求償的成功率，及時有效地保護受害人合法權益，在我國的環境立法中應當明確規定因果關系推定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經驗還不十分豐富，相關理論還不夠深入的情況下，應以平衡社會利益，確保社會正義為價值指導，使用多元化的方法實行因果關系推定。②舉證責任倒置并為受害者舉證提供公力救濟，舉證責任分配的正確與否，直接關涉當事人訴訟命運，考慮到環境污染侵權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著所排廢物的種類、數量、性質、遷移轉化途徑和規律、致害機理等，而且其工藝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離證據近，容易取證的方便條件，而原告(受害人)卻不易接近證據，因此，在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國外立法、司法普遍實行了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規則，我國有關的司法解釋也確立了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仍須進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確。

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意味受害者就不需要舉證，受害者仍須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損害事實舉證。當發生污染環境侵權事件時，通過環境、醫學等方面的技術檢測、調查等查明受害狀況和原因，取得有關證據材料，對受害人的保護是極為重要的。

3.2環境侵權的民事責任承擔方面

3.2.1適當拓寬損害賠償的范圍眾所周知，損害賠償的目的在于彌補受害人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因此賠償應以實際損失作為確定賠償數額的標準，就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而言，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項損害:①環境要素或場所恢復費用。②人身潛在損害。③精神損害。④生態損害”考慮到其鑒定、量化的極端困難與生態利益的公共性質，一般不宜通過私法途徑給予救濟。

3.2.2細化排除侵害的構成與方式鑒于排除侵害對工商業活動的打擊過大，對其運用應當嚴格慎重，一般只能適用于連續性、反復性及不可恢復性的侵害，且應當進行嚴格的利益衡量，以兼顧產業的發展與公眾權益的保護。環境侵害的排除應綜合考慮地方經濟發展和居民健康同良好的環境正當要求之間的利益平衡。在進行侵害排除的利益衡量時，應把居民環境權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為了彌補由于對排除侵害的救濟方式可能對產業發展的不利，有的國家提出了“中間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的救濟制度。后來又出現了代替性賠償制度，即用賠償來代替排除侵害。這種不是一概禁止的中間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制度協調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因此，我國的立法有必要通過立法確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賠償(即代替性賠償)”等過渡性質的責任制度，以便法院或執行機關通過對有關利益的比較權衡而對各種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靈活運用，從而更好地兼顧各方利益。

3.2.3責任主體具體化現代社會中，環境侵權者尤其是環境污染的致害者大多是企業，在我國環境法中，環境侵權責任方往往被籠統地被定義為“有關責任人員”，“有關單位”。作為致害方的企業往往將環境損害賠償轉移為成本支出，從而削弱了損害賠償的懲戒作用，使企業職工不重視環境保護；同時，也無法將責任落實到人，實際上，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的有關人員也不同，既有可能是侵權單位的領導違法指揮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具體操作人員違規操作所引起的。因此，應視具體情況做出相應的規定，盡可能在法律條文上將責任落實到人，從而引起侵權方的足夠重視。

3.3環境侵權責任的社會化方面在一般情況下，環境侵權的實施者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或經濟集團，有能力承擔賠償責任。然而一旦發生重大的工業污染，核泄露事故時，巨額的賠償數額有可能致使侵權者破產或關閉，這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基于此，有必要將個人對損害的責任分散于社會承擔，即環境責任的社會化制度，從而實現損害賠償的社會化。

3.3.1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對有可能出現侵害方或受害方的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且因果關系復雜的環境侵權，國外如日本、德國設立了環境損害賠償基金。我國應設立這一制度，并可考慮通過征收排污費，環境資源補償費的辦法設立賠償基金，只要發生污染事故，即可由該基金代為賠付，然后再向侵權人追償，其實，我國在某些特定方面也在實行這一制度。

3.3.2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環境損害責任保險是指保險人依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向第三人支付賠償金的一種財產保險類別，環境損害責任保險的優越性在于不僅減輕了侵害人的經濟負擔，而且有利于維護受害人的利益。在國外，如美國就對有毒物質、廢棄物的處置實行強制責任保險制度。此外，歐盟成員中的芬蘭和瑞典也確立了這一制度。而且環境損害責任保險在各國都分強制責任保險和任意責任保險兩種。基于此，我國也有必要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具有我國特色的責任保險法。

3.4環境侵權的民事救濟的保障和途徑

3.4.1授予受害人的咨詢權和責任鑒定請求權環境侵權發生時，及時取得有關證據材料，對受害人提起訴訟至為重要。然而，環境污染侵權作為工業化的產物，往往涉及高科技，而受害人又多為沒有此類技術能力和專業知識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對工藝流程、專業技術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證活動，因此，立法明確授予受害人對加害人或有關國家機關就有關機器設備、使用原料、排放廢棄物的種類、數量、性質、遷移轉化規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詢權，或向當地環境行政管理機關的責任鑒定請求權就十分必要。

3.4.2擴大我國環境侵權之范圍目前，依我國《環境保護法》第24條規定，我國環境污染的侵權僅限于排放廢水、廢棄、廢渣、粉塵等9種，而對光污染、廢熱污染并沒有明確規定，而且我國也尚無鑒定光污染和廢熱污染的手段和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對受害人的環境權益難以提供有效維護。為此，從立法上擴大我國環境侵權范圍刻不容緩。

3.4.3其他，確立環境侵權仲裁制度作為一種靈活、經濟的糾紛解決機制，仲裁在國外及國際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中都有其運用。我國《仲裁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一般都關涉財產權益，把環境污染侵權糾紛解釋為“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一種并無不可。我國立法應加以明定，由于環境侵權過程的復雜性、長期性、隱蔽性，有必要增加最長訴訟時效的期限;放寬環境侵權訴訟起訴資格條件的限制，借鑒國外的經驗，構造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等等。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版.

[2]曹明德.《環境侵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版.